回忆我的外公徐望之

郑期鸣

父：郑可鉴 回忆撰稿

子：郑期鸣 整理修改

一，我的外公

我的外公徐望之，出生于浙江吴兴县双林镇的一个官宦家庭。他的伯祖父、双林徐氏三十二世祖徐有壬（1800—1860）为道光九年（1829年）己丑进士，清代数学家，1858年任江苏巡抚。1860年在率军抵御太平军进攻苏州的战役中不幸殉职。

外公的父亲徐庚陛（双林徐氏三十三世祖），字次舟，附贡出身，光绪年间先后任遂溪、海康、陆丰、南海等县知县，官至江苏道员。他“恤百姓，锄强悍，折势豪”，时称“虎吏”，虽在朝野褒贬不一，但深为张之洞、李鸿章赏识，几经沉浮后为李鸿章幕僚。他白髪长髯，面目威严，后辈子孙不胜畏惧，我则称呼他为胡子太公。

（中间坐着的长者为李鸿章，李鸿章右侧站立的为徐庚陛）

外公徐望之191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科预科英文班，成绩优异，热心社会活动，为北京大学法律研究会（1921年10月23日正式成立）发起人之一。1922年大学毕业，他先后在京兆财政厅、天津县政府、河北省政府秘书处、河北省训政学院、河北省烟酒事务局财政部、河北烟酒第五区分局、山东盐运使署任职，后任山东实业厅巡察员，南京市社会局文书主任兼历史博物馆主任。在担任河北省训政学院教授期间，他根据所授课程内容编写了《公牍讲义》，1929年完成书稿，并于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时，更名为《公牍通论》。《公牍通论》在文书学和文书史研究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到1947年连续再版了8次。解放后，该书还作为档案学旧著十三本之一，在1958年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翻印。此后，该书又在海内外三度出版：1979年由东京中文出版社出版，1988年由档案出版社出版，1991年由上海书店出版。

（年轻时候的徐望之）

（1918年1月25日，由陈独秀、沈尹默、胡适、孙国璋等主编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雄辩会国语第一支部第一次集会通告》，徐望之是正组（正方）的三位辩论员之一，辩论题目为“科学与宗教之消长”）

1932 年，外公徐望之赴任中国银行烟台支行襄理，两年后升为总经理。在此之前，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因遭受火灾和管理层的矛盾纠纷，生产经营败落，债务负担巨大，无法偿还中国银行的债务。外公徐望之到任后，想方设法推进张裕酿酒公司债务危机的处理。1934年，通过法律诉讼，将张裕酿酒公司的资产抵押给了中国银行烟台支行，并亲自兼任张裕酿酒公司总经理。

在外公徐望之的主持下，一边修复厂房，更新设备，组织恢复生产，一边从海内外招聘酿酒专家。他三顾茅庐，聘请留学比利时刚刚回国发展的发酵制造化学工程师朱梅兼任副总经理，专门负责酿酒生产，开发新品。没过多久，公司很快就转亏为盈。

1936年8月，由于徐望之的积极推动，张裕酿酒公司向民国政府实业部商标局提交了《商标专用权利创设呈请书》，申报注册“解百纳”商标用于葡萄酒商品。1937年6月“解百纳”商标获准注册，从此，“解百纳”成为了张裕葡萄酒的一块金字招牌。也为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奠定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企业精神。

1941年，入侵烟台的日军霸占了张裕酿酒公司。面对日寇魔爪下的张裕公司，徐望之望洋兴叹，万般无奈，最终抱憾登上了南下的轮船。

（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公牍通论》）

（在担任张裕酿酒公司总经理期间的1940年，徐望之和酿酒专家朱梅合译《国际酒法》文章）

（山东烟台的张裕酿酒公司）

　　

在我的心里，外公徐望之的形象无比高大，完全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存在。我一直认为，外公一生的成就和最大的成功就是一本书和一瓶酒。一本书就是《公牍通论》，一瓶酒就是“解百纳”干红葡萄酒。

二，我和外公

1949年初，京津地区及周边地区解放。外公徐望之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保持着他在山东时期的开拓进取精神和对事业的认真态度，并把主要精力转移到了一个宏大的事业中来。他敏锐地察觉到民间有大量存量资金，思考着如何加以盘活，以推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此时的他已成竹在胸，准备投身兴办实业的实践之中，以实现他早年就有的实业救国的理想初衷。

而正在此时，外公的母亲（徐赓陛夫人，我的太外婆）病危，徐望之南下回上海探视陪护。时隔不久，太外婆就去世了。办完丧事，外公就把道光年间建造的、位于双林雨花庵弄的徐家老宅（现已经被辟为徐有任故居），交付给我母亲管理。双林的徐家人都称我母亲为二姐，她为人豪爽大气，公正仗义，深得众人尊敬。

1949年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上海及周边战事激烈，蒋军每天出动飞机，狂轰乱炸，城内商业凋弊，物价飞涨，学校也停了课。我父亲当时在位于上海高桥的壳牌公司上班，我在浦东的洋泾中学念高中。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父亲给我交学费，钱是用麻袋装的，要让黄包车拉着去学校的。

到了5月份，上海解放。外公和我父母商定，带着我和他的儿子、我的三舅徐仁然北上天津。其实外公在南下为太外婆治丧之前，已经计划好了在天津办厂的实施方案。之后他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大江南北，着手创办天津热水瓶厂。他说服了天津从事进出口贸易的资本家支懋熙、何作旺等人出资合作，外公自己则以非股东的身份担任总经理，支懋熙任襄理，何作旺任监理。不久以后，天津第一家热水瓶厂——生生热水瓶厂诞生了，产品商标名称定为“飞马牌”。

刚刚解放那一阵，百废待兴，工厂要复工，工人等就业。外公利用他在社会上的声望和他的关系，先后组织了八百多人到天津参加生产，不仅工程量浩大，而且工作难度也非常大。

北上天津的工人，以山东人为多，其次是上海人。不少上海的业内同行在外公的感召下，也到天津生生热水瓶工作，承担了不少关键的技术岗位的工作，色括在配料、熔化、吹胆、真空、镀银等车间，机修、煤气、装饰、制版、喷漆等岗位。工厂在短期内就逐步进入正轨，生产井井有条。

支、何等大股东也非常佩服徐望之的统筹能力与工作热诚。工厂正式开工后，工作也日趋顺利。由于质量优等、价格合理，产品上市就受到市场认可和顾客的欢迎。

进入1950年，全国绝大部分的省份都解放了。天津生生热水瓶厂也处在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各种规格的飞马牌热水瓶生产工艺日臻完善，产销两旺，职工热情高涨，股东收入丰厚。当时我在厂里当学徒工，积极工作，努力学技术，还设计了具有立体感的热水瓶外壳工艺，得了设计奖和制版奖，工资从学徒工的每月15元增加到30元。在外壳图案上，我还设计了萬寿花版式，很受消费市场欢迎。于是我又从学徒工升到了设计员，工资也增加到了每月60元，个人生活大为改善。

一天，外公对我说，热水瓶的产业链平稳单一，产品从头到尾都可以在一家工厂内完成，我们必须要考虑工厂的发展和产品的创新。于是他从天津本地请来擅长做玻璃仪器的、有一定实际经验和技术的师傅到厂里，专门成立了玻璃仪器组，让我也参加，教我学习如何做玻璃仪器。由于当时有一技之长的师傅们，普遍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影响了技术和工艺的进一步提升。加上市场上的技术配套也有限，所以产品还是面临着单一局限，只能做一些为制药工业配套的安倍瓶和疫苗瓶。能利用细玻璃管，加工一些冷凝器配套使用的冷凝管已经算很了不起了，极大地制约了工厂的发展。

又是外公利用他的社会关系，从民国时期留下的研究机构档案里找到了大量有关玻璃制品、玻璃仪器的设计图纸、文献资料等，让我好好学习研究。这段时间在外公叮嘱下的学习研究和实际工作所积累的专业知识，让我受用了一生，尤其是当我在祖国西部的开发建设、从事玻璃制品和医疗仪器的事业的几十年中，这些都成了我最擅长的专业素养。

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和制度建设的完善，天津的不少行业和工厂都成立了工会，我也加入了工会组织，成为了当时最早的一批工会会员，并积极参加了工会的工作和活动。当时的天津生生热水瓶厂作为一家私营企业，决策层明确规定厂内不可以成立工会。

作为总经理的外公，平时待人处事都比较通情达理，厂里的劳资矛盾也并不突出，所以厂内比较平静。但是由于热水瓶厂岗位众多，分工各有不同，难免存有苦乐不均，反映在工资待遇上也不尽合理。尤其是负责原材料、产品进出的装卸搬运工种，由于机械化程度和技术含量低，人拉肩扛、劳动强度比较大，工人们多次向厂里提出增加工资得不到满意答复，罢工风声越来越紧。

我作为工会会员，所以在这件事情的面前，不自觉地违背了自己的外公、身为总经理徐望之，站到了罢工的职工一方。当监理何作旺知道这些情况后，对我大发雷霆，说我们生生热水瓶厂不能成立工会，要制止这部分工人的罢工行为。何监理写信给我的母亲，说我不守厂规，与股东和管理层对着干，并告诉我母亲说要开除我的厂籍。

母亲接到信以后，马上写信给我外公，询问我的情况，外公回复说他没有同意开除我。他认为现在社会发展很快，说我政治上要求进步，能跟上时代潮流，没有什么错。还认为我这些正是我的成熟进步。外公让我母亲放心，说他知道如何对待我、更不会因此让我失业的。

外公在处理罢工和我的问题上，与其他大股东产生了分歧。由于我的考虑问题不周全和处事方式的简单，从而认为厂里这部分工人要求增加一点工资的诉求是合情合理的，厂里给出一个工资上的倾斜，罢工也就会平息了，却没有预料到因此会引起股东和管理层的矛盾分歧。事后我再三思考，选择了隐忍辞职，别无他法。

临走之前，我对工厂监理、大股东何作旺先生说：经历这次罢工风波，我已不能继续留在厂里工作了，我愿意辞职。我与工人们一起努力干了好几年，一起留过汗，体会到他们才是天津生生热水瓶厂的主人，请您善待他们。何监理听着只是“哼”了一声。我想可能他认为他也是对工厂负责，是在行使他的股权应有权利和义务吧。

随着五十年代初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外公徐望之不久也离开天津回到上海的修德新邨家里养老了，不久就于1956年病逝了，时年才67岁。据我所知，外公徐望之的丧事是由天津保温瓶厂操办的，我想，外公虽然在生生热水瓶厂没有股份，人事关系可能保留在了公私合营后的天津保温瓶厂了。外婆凌氏一直活到90多岁。和我一起随外公去天津生生热水瓶厂的三舅徐仁然，后来去了新疆。之后，各种的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家里亲人间的相互关系也慢慢地淡了、断了。

天津生生热水瓶厂在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热潮中，实行了公私合营。根据当时的赎买政策，当时生生热水瓶厂的几个大股东，作为资方人员，在公私合营后的厂里也适当地安排工作岗位。后来我到天津出差办事，专门去了一次公私合营以后的生生热水瓶厂——天津保温瓶厂，见到了以前的监理何作旺先生，他跟我说起了当年的一些故人旧事，还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当年得罪你了”，这可能算是他在向我表示歉意了吧。而我却在想，领我走上人生之路、给我诸多庇护的外公徐望之如今也已作古，提那些不堪回首的陈年往事还有什么意思呢～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七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我也垂垂老矣，每每回思当年旧事，心中仍不禁感激外公徐望之对我的提携、呵护和教诲。

说明：这篇《回忆我的外公徐望之》是我94岁老父亲近两个月来回忆并撰写的，随后我进行了修改整理补充。在此分享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