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的日子

老猫

　 奶奶来武汉时和我们的合影 武昌

1957年2月

儿时的记忆（四）

蓝色的军舰舰塔上飘扬着五星红旗，红旗上黄色的“八一”二字历历在目，一座炮塔威武地坐落在舰首，炮管昂起头时刻准备着打击来犯之敌。舰身栏杆后站着一排海军战士，战士们头戴海军帽，军帽上的飘带随风飘杨，海魂衫外套着洁白的军装，他们右手敬礼整齐划一，好似是向作者致敬。作者非常满意、非常骄傲地拍了拍手，粉削从手掌上飞舞起来。他又仔细地欣赏着整个雪白墙壁上的这艘军舰，看着这艘占满了整个墙壁上的作品，对妹妹自豪地说：“爱珍，哥这幅画咋样？”妹妹崇拜地拍着手说：“真好看！”他又胳膊肘捅了一下小胖子：“你说好不好？”弟弟稀里糊涂地点点头表示认可。作者我，得意地蹲下来捡掉下来的彩色粉笔头，妹妹和弟弟也很殷勤的帮起忙来。那年我七岁，妹妹五岁，弟弟两岁多。

1957年的春节热热闹闹地过完了，父亲背着大包小包从老院大门下了阶梯，母亲牵着妹妹的手紧跟其后，爷爷抱着弟弟，我在最后和奶奶告别，奶奶不忍心我们走，没有送我们出大门，她眼含热泪给我们摆了摆手，小姑和大哥追出大门，看着我们渐渐走远了才返身回院子，大哥没随我们去武汉，留在老家陪奶奶。其实我是不愿意离开爷爷奶奶的，只是为了坐火车才答应跟着父母走的。这次父亲从武汉回家过年是坐火车回来的，听到父亲坐火车，我也很想坐一次。我在德化街老铺时经常听到火车的鸣笛声，它鸣一声我就想看看它是什么样子，鸣一声我就想尝试坐一坐它，所以坐火车是我的奢望。节后父亲要带着母亲和弟弟妹妹去武汉，而且是坐火车，我决定忍痛割爱，离开爷爷奶奶，离开老屋，离开德茂祥好吃的糕点，去满足我那好奇的心，这是我第一次离开郑州。

“呜—呜—”一声长鸣声火车缓慢的开动了，妹妹双手捂住耳朵，吓得躲在父亲的怀里，弟弟在爷爷的腿上坐着，嘴里似乎在嚼着什么，他对火车的鸣叫声毫无反应，当我看到这宽大车厢，兴奋异常，不停地在车厢里跑来跑去。突然母亲对着我：“小勇，你疯啥勒疯？，你看人家都睡了冇（mǎo）？小心人家说你！”父亲瞪了我一眼，吓得我赶快坐在爷爷身边老实了。一静下来就感觉很无趣儿，靠着爷爷的身子，听着“哐当、哐当、哐当”有节奏的声音，眼睛强忍着、强忍着，终于屈服了，慢慢的合上了……。又是一声汽笛的鸣叫，听见标准的郑州话“汉口车站到了，汉口车站到了，请各位旅客拿好行李准备下车！”女列车员一边喊一边从车厢这头走到那头，又返回来继续提醒大家。

汉口车站站门朝东，隔着门前的铁栅栏，看到一辆辆带篷子的两轮车停在那里。出了站父亲招了招手，一个头戴毡帽身穿棉袄的瘦瘦中年男子拉着车跑过来，父亲和他嘀咕了几句，估计是谈好了价钱，他点点头转头喊了一声，又过来了一辆，他们帮助父亲把行李放在车上，然后我们分头坐在两辆车上，我和爷爷弟弟一辆，父母和妹妹一辆。我第一次坐上了不知道叫什么的车，小声地问爷爷：“爷，这是啥车？我咋没坐过？”“这是洋车，也叫黄包车。”爷爷说着又紧紧地抱着弟弟，怕冻着他，弟弟胖乎乎的不是吃就是睡，不吭不哈的心里啥都知道，就是啥心都不操。洋车夫拉着车飞快地跑着，很快就到了一条大河岸边。“咦？这河咋恁大勒？”我惊奇地问了一声，父亲说这是长江，中国最大的河流，一会儿咱们要到江那边。“咋过去勒？”“坐船！”父亲说完到码头买票去了。爷爷在路边抱着弟弟转悠，弟弟是个小吃货，总会很快发现吃的，他挣扎着指着路旁一口铁锅嚷嚷，铁锅里冒出阵阵毛栗子的香味儿。

一声低沉的汽笛声响彻云霄，妹妹“哇！”的一声哭起来，因毫无防备，吓得她只往爸爸怀里钻。弟弟只顾吃着爷爷给他剥的毛栗子对这汽笛声毫不在乎，上了大船上后，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只顾着趴在栏杆上，低头看那滚滚的长江水被轮船划过时泛起的浪花。船转了个大弯儿向江对岸开去，我突然发现这条大河上正在修建一座很大很大的桥，我指着那里对妹妹说“爱珍，你快来看，快来看，你看那是啥？”妹妹这时已放松了许多，从父亲怀里跑到我跟前，高兴地问：“爸爸，那是啥呀！”“那是长江大桥，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座铁路公路大桥，是苏联帮助建设的，就快通车了，将来通车后，我们过江就不用坐船了。”“那坐啥？”我不解地问父亲。“坐公交汽车呀，等桥建好后，上面跑汽车，下面跑火车。”父亲指着桥说。说话间轮船到了对岸，下船后继续坐黄包车到了父亲单位的家属区。电业局的家属院叫青砖宿舍，这个院内的楼房是清一色的青砖盖成的，都是三层楼，大院门朝北，路南还有一个院子，叫红砖宿舍，可想而知房子是什么颜色的了。

父亲领着我们一行五人来到最南边的一栋楼房下，说了声“到了”。这栋楼南北走向，南端紧靠蛇山，我们住一楼。父亲打开房门，好大的房子啊！这间房子有老家老屋的两间大，南墙上有一个大而明亮的玻璃窗，透过玻璃窗就能看到蛇山。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坐火车过蛇山，还看到这座楼依然存在。阳光照进房子里明亮极了，看着四面雪白的墙壁，我马上有一种要“创作”的冲动！正在我构思创作的主题和画面时，父亲对我说：“小勇，你在这里看着爱珍和小建，我和你爷、你妈去局里搬家具。”我下意识地“嗯”了一声，继续我的思路。我的“创作”开始了，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彩色粉笔。这些粉笔是我从老家带来的，是我随身携带的绘画工具。在老家时，不管街道的墙上，还是地上，只要有块儿平整的地方，我就会立即涂鸦。眼下看到这么好的条件怎能放过？在手中挑了半根蓝色的粉笔，对着那面最大的墙动笔了！一条从北到南的蓝色线条勾勒出了一艘军舰的甲板线，随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军舰、舰岛、红旗，炮塔，水兵应有尽有。正在意犹未尽时，听到门外搬东西的声音，回头一看，父亲母亲瞠目结舌，爷爷也无奈地摇着头。我兴奋得意地问他们“你们看，我画的咋样？像不像？”还没等父亲开口，母亲就跃跃欲试准备动手打我了。爷爷连忙说“他爸，再找点儿石灰刷刷吧！”“中！”父亲答应着拦住我母亲连忙说：“别动手，孩儿还小，不懂事，我看还画的怪好的，不要紧，我再刷刷就中了！”我纳闷的是，这么一幅美图他们怎么都不喜欢？我的这次即兴创作毁于一旦！如果是放在现在那就不一样了。现在家庭装修要的是个性，人工手绘墙面是时尚，是格调，有的“土豪”家家庭装修专请大师在墙壁上作画，花的还是大价钱呢！

二妹百天和姥姥在武昌的合影

1957年6月

　　一个多月过去了，我家又有了喜事儿，二妹降生了，姥姥从郑州赶过来伺候母亲坐月子，带大妹和弟弟的历史责任落在了我的肩上。那时，蛇山上的铁路还没竣工，没有通火车，山不高，我领弟弟妹妹时常在那玩儿，其实就是爬上去跑下来或者像坐滑梯一样出溜下来，弟弟听话一般会老老实实在山坡下面等着我，大妹就不一样了，天天缠着我，可能是胆小吧，我到哪儿她跟到哪儿。有一次我事先准备了一条粗粗的布绳子，爬山时将布绳一头拴在她脖子上，一头拴在我后腰裤带上，走到哪儿绳子就牵着她到哪儿，这样既不影响我玩儿，又不怕她丢失，考虑的十分完美！上山时这小妮儿很聪明，虽然绳子在脖子上拴着，她却用手抓紧绳子跟着我爬山，她很省劲哦！却累的我“哼哧哼哧”的。可是我没想到，她更没想到下山时我一跑，她就连滚带爬地被带了下来，这一幕正好被抱着二妹的姥姥透过窗户看到，姥姥急忙走到窗前大喊：“小勇，别跑了！别跑了！把爱珍勒死了！把爱珍勒死了！”话声落地了，大妹也落地了，正好落在弟弟身旁，我低头一看，拴在妹妹脖子上的布绳勒的她满面通红，两只小手紧紧地拽着绳子，不停地喘气，吓了我一身冷汗，心想幸亏拴的不紧，这小妮儿又紧紧的抓着绳子，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在此院还闯了个大祸。院里四五个七八岁大的小屁孩儿爱吹牛，想起什么说什么，看见什么吹什么。一天我拿着弹弓在院里瞎转悠，寻找射击的目标。突然看见一辆黑色的，车身锃亮的小卧车停在楼下，我围着车子转了一圈问身后的大胖子（比我大一二岁，是我父亲同事的孩子，名字记不住了，只记得外号）“这是啥车？这么好看！”“这车是外国车，可结实了，是防弹玻璃，子弹都打不透！”他用手摸了摸小车玻璃说道，我说：“又吹牛！我一弹弓就把它打碎了！”“打赌，你要能打碎我赔！”他不屑一顾的说。“你让开，看它吃我一弹弓！”说完我从地下捡了个石子装好，站在车头前，对准玻璃，拉满弹弓“啪”的一声，车玻璃“哗…”的一声，像一颗颗珍珠落了下来，落满了车头、落满了车座、落满了一地……，吹牛的大胖子瞬间不见了，其他的伙伴儿也无踪无影了，只剩下我还在那儿思考“这玻璃咋是这样，烂的像玻璃豆豆？其它玻璃破了咋是一块儿一块儿的？一阵风吹醒了我，我闯大祸了！但我没跑，好汉做事好汉当。可是结果出乎我的意料。父亲下班后并没有提起这事儿，我提着的心放了下来。出事儿的第二天，母亲给我说，局长批评了小车司机，原话大概意思是：“你司机办完事儿应该把车入库，怎么能放在院子里呢？怎么能放在你家门口呢？本身你就违反了制度，责任在你，小孩子懂什么？你不把车放在院子里，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自然玻璃破了我也没赔，那个吹牛的，说玻璃碎了他赔的大胖子几天都没在我面前露过面。现在想起来那时党的干部多好啊！

时间来到了1957年10月的一天晚上，蛇山西端连接长江大桥的桥下，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大桥通车啦！我们全家出动去看盛况，父亲左胳膊抱着弟弟，右手牵着大妹，母亲抱着已半岁的二妹。父亲告诉我，让我抓紧他的衣服千万不要松手，避免挤丢了。可是当进入人流后，潮水般的人们你挤我，我挤你，还没走到桥下，一股人潮涌来，将我和父亲分开，我立即意识到大事不好，但我非常冷静，马上去找警察叔叔，因为两岁时我被人偷了一次，那次就是警察叔叔救的我，我懂事后家里大人给我说过此事，也说有事儿找警察。这次和父亲来看通车典礼，路上我已观察了到丁字路口处有一警察亭，亭台上站着一位交通警察，如果出事儿了我就找他。事不宜迟，我返身逆流而上，从人群中挤了出来。“警察叔叔，我丢了，找不见我爸爸和妈妈了！”“你不要怕，就站在我旁边，他们一定会来这儿找你的！”警察叔叔安慰着，不一会儿，就看见我父亲抱着弟弟拽着大妹急忙地走过来，母亲也从人群中慌张地来到我面前，说：“不看了，不看了，再看俺孩儿都冇（máo）了！”

　　姥爷和哥哥来武汉在长江大桥下的合影

1958年元月

　　转眼在武昌住了一年了，这一年最忙的就是搬家，在青砖宿舍最南边的楼里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打了一块小车玻璃，勒了一次大妹的脖子。半年后搬到了这个院子最北面的二楼，这里是两间房子，一间父母住，一间我和弟妹住，而且外面还有一条小走廊。在这住的时间短，没多少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我爱劳动。那时每日三餐做饭、烧水靠的是一种桶式煤球炉，一张白铁皮卷成的桶，里面装了一个耐火材料做成的胆，胆壁竖着一条条凹凸条，几条铁棍儿横在下面，外面最下端有出灰口，构造十分简单，煤球维持的燃烧时间很短，到晚上火就自然熄灭了，第二天早上重新点火做饭，因为很多时候都是我生火，所以它的构造我很清楚。有时每天可能要生两次火，这样需要很多干柴，最好是一扎长，和筷子一样粗，生起火来煤球很容易点燃，这些柴火的来源也全靠我了。每天带弟妹玩儿时的任务加重了，带着他们上蛇山玩儿时还要捡干柴，那根拴大妹的绳子派上用场了。蛇山上有无尽的干枯了的树枝，我发动群众，让弟妹一起捡，很快就捡够了，一捆捆的小干柴被我背了回来，当然捡柴的功劳也有大妹和弟弟的了。“小勇，别捡了，别捡了！过道里放不下了！”母亲阻止了我的积极行动，这堆柴火等我们搬到马路对面的红砖宿舍都没烧完。

1958年春节前我们搬到了红砖宿舍，靠近大门的一栋楼，这房子又上了一个档次，是单元式，有厨房和厕所。但历史短暂，记得的事情是帮助母亲做过一次元宵，通过这次做元宵我才知道元宵馅是怎么放进去的。我看母亲做的元宵馅和爷爷奶奶做的月饼馅大同小异，应该是我家的传统项目，母亲把做好的元宵馅切成一个个蚕豆大的小方块儿，放在一个装满糯米粉的簸萁里，不停地来回晃动，小小的元宵馅由方变圆，把它放在笊（zhào）篱里在盆中的清水里涮上一遍，然后再放进簸萁里摇晃滚动，反复多次，元宵由小变大，像乒乓球一样大就算成功了。我在母亲的指导下如法炮制，方桌上铺面了我摇出的元宵。

在武昌的一年最愉快的一天是父亲带我们去东湖玩儿，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湖水，母亲在树下照顾年幼的二妹，我和大妹弟弟在湖边戏水，父亲在湖中畅游。中午时分，丰富的野餐开始了，最诱人的是那只野鸭，它是父亲打来的。听父亲讲，国家最大的武汉钢铁厂在青山建设，他们在那儿建自备电厂，电厂周围是一片荒芜的土地，野鸭子、野兔很多，他和长典叔经常拿着小口径步枪去打猎，我们今天吃的就是他的战利品。

　　全家在蛇山下的合影 武昌 1957年3月

　　

1958年春节过后不久，红砖宿舍的房子还没暖热，父亲从武昌分局调到了汉口的大局里去了，以至于红砖宿舍那套房是什么布局，有几间都记不起来了。大局的家属区真大，有许多栋楼房和平房，有浴池、卫生所和幼儿园。大妹进了幼儿园，我由武昌的棋盘街小学转学到汉口的航空路小学上学。局里大院的澡堂成了我练习游泳的好地方，赤条条地在水中扑腾着，浴池中溅起朵朵浪花，打在池边泡澡人们的脸上，“谁家的孩子？这么皮！”“好像是老毛家的，小男孩儿都这样！”两个泡浴者无奈地摇了摇头。大妹上了幼儿园，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她每天回家都有新歌表演，稚嫩的童声、甜美的音色、极佳的音准使我至今不能忘怀！什么“老黄牛啊，肥又大……，”“排着队，唱着歌，旅行真快乐……。”她扎着俩小辫跳着唱着真可爱！这方面她遗传了父亲的基因，父亲在郑州团市委时曾在有线广播里教过歌。我也常常听到父亲下班后，一进门就唱“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和“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搬进电业局家属大院先住进的是三间平房，一间大客厅，两间卧室，后面是一间厨房，厨房后面是一个小院，这小院儿等着我的开发。四月份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回了一些种子，我就有条理地把它们分别种下去。不久出芽、长叶绿油油的一片，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芋头，它的叶子肥大像蒲扇。在小院我还搭了个鸡鸭窝，母亲买回来小鸡和小鸭各十只，放在一起混养。毛茸茸的小鸡和小鸭从窝里出来，就跟着大妹和弟弟身后散步，一人后面一队，“嘎嘎嘎，叽叽叽”的。南方气候湿润，我们家属院后有一潭湖水，湖水旁的草地杂乱无章，我曾在那里捡到过几个杏核般大小的蛋，青色的小蛋上有点点花斑，大人说那是蛇蛋，吓得我立即扔到湖水中。潮湿的沼泽地里蚯蚓颇多，我提着小桶，拿着一把小铲领着弟妹去那儿挖蚯蚓。弟弟胆子大，敢直接拿着蚯蚓喂小鸡小鸭，大妹胆小蹲在我跟前，操着一口湖北话不停地说：“哥哥喂这个，哥哥喂那个！”指挥的我手忙脚乱。

弟弟小建是最听话的孩子之一，他胖乎乎的、白里透红。那年代，武汉的藕粉是最正宗的，是无任何添加剂的绿色食品，他几乎是天天喝着藕粉长大的，这就越发长的像莲藕小胖！院子里的人为他还编了首儿歌“胖子胖子盘杠子，杠子断了摔胖子，人家叫他赔杠子，他让人家赔胖子！”弟弟之所以听话，是他从来不哭不闹，即使是摔倒了，磕碰了，只要是不见血，他就嘿嘿一笑而过绝对不哭。另外你让他干啥他干啥，让他站在那儿不要动，他会像一尊小弥勒佛矗在那儿，一点儿不粘人，可爱好带。大妹爱珍就不一样了，除了缠人还非常胆小，怕打雷、怕闪电、怕放炮、怕小虫。不但性格有点犟，有时还有点儿小主见，所以带她出去玩儿是件麻烦的事儿。一次星期天，在母亲的命令下，我带着她俩到中山公园玩儿，由于有大妹就不能放开玩儿，一会儿她不玩儿这个，一会儿她对那个不感兴趣，人家小胖墩就没任何要求，于是我就想尽办法甩开她。想让老老实实她坐在一个地方等我们是不可能的，她会自作主张自己乱跑。正在发愁如何安置她时，突然看到一架舢板，也叫荡木，就是两条铁链子吊在一根方形长木两头荡来荡去的。我突然脑洞大开，她胆小，把她放在上面她不敢下来，等我和弟弟玩够了再来接她回家，想法很丰满，其实很骨感！于是立刻实施，果断地把她骗到荡木上，让她趴在上面，她还没有反应过来，我推了一下舢板，荡木开始荡起，她吓得喊道：“哥哥放下我，放下我！”我听着她大哭大叫声扬长而去。玩儿够了，疯够了，来到荡木前傻眼了！“人呢？妹妹呢？她怎么下来的？”吓得我看着一动不动静静的荡木发呆，小胖子抬着头傻傻的看着我“姐姐呢？”中山公园响起了“妹妹！妹妹…”“姐姐！姐姐…”的喊叫声。

我沮丧地领着弟弟回家，离家十几米远我小声地说“小建，你小心的回房子里看看，你姐回来了没有，看完后回来给我报告！”弟弟非常乖，有模有样地猫着腰悄悄地回家看去了，很快他就跑回来，一边跑还一边说“哥，哥，我姐在家呢！”毕竟是小孩儿，这么大的声音，也不怕我暴露！还好，回家后母亲只是骂了我一顿，没受皮肉之苦！我编好的说辞也没派上用场。事后听大妹说她是被一个大人抱下来的，自己走回了家，我心里默默地想“这小妮儿居然认识路！”母亲之所以没有动用“家法”，我想可能是一个不到九岁的小孩儿，种地、养鸡、养鸭还要带弟妹够辛苦的啦，母亲对我是将功补过。唉！这真是“从小卖蒸馍，啥事都经过”！

搬家是到武汉后的家常便饭，我的庄稼还没收获，小鸡小鸭还没长大，又搬了一次家，这也是我们在武汉两年来的最后一次搬家，这个家是苏式建筑，最有档次。新家在二楼，进了大门是过道，过道尽头是一间很大的客厅，紧挨客厅左手是卧室，父母和二妹住，我们住在客厅。卧室和客厅各摆放两张棕床，客厅有一张方桌和几把椅子，这就是那个年代供给制的标配，公家都给你准备好了，只需交一点点儿费用。这两间房子是咖啡色的打蜡地板，能照出人影来，我们弟妹三人来到客厅满地打滚儿，正在兴致高涨时母亲发话了“小勇，这拖地的事儿就交给你了！”这真是：放下农活当保姆！第二天保姆上任，拖地带孩子，并又加上二妹，二妹也会屁颠屁颠地满地跑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她就得到了父亲的疼爱，这小能妮儿太有眼色了，她能听出父亲上楼的脚步声，并且时间观念很好，不管她在玩儿什么，时间一到传来脚步声，她就会小屁股一扭一扭地跑到门口，当父亲进门时她已拿好拖鞋放在父亲脚下，父亲马上换好鞋抱起来亲她，她不停地躲来躲去，她怕父亲的胡子扎她，由于她的勤快，父亲给她起名小勤。二妹除了勤快，还抓着什么都往嘴里塞，一不留神就出状况！一天我正在拖地板，她不知什么时候爬到桌子上，鼓捣了一会儿就又爬了下来。等母亲发现她时，她已躺在地板上不动了，怎么叫怎么摇都没不醒，母亲问我小勤都干啥了，我说她爬到桌子上不知干什么了，母亲回头一看一个药瓶倒在桌子上，药瓶已空，母亲吃的降压片一片不剩，被二妹子一扫而空全填进肚子里了！最后进医院的整个抢救过程我不知道，一直在家里等着父母回来处置我。奇怪的是父亲抱着他的宝贝儿，母亲跟在他后面进了门，见了我什么都没说，万事大吉！

进了大门走几步右手是卫生间，卫生间里有浴缸和马桶，这是我第一次见这样高级的茅司（河南话厕所）。出了卫生间再往右走，就是厨房，通过厨房是阳台，这个阳台害苦了我，阳台的栏杆是铁艺的，好看是好看，但是小鸡和小鸭不小心就掉到楼下了。刚搬过来防范措施没做，我和大妹抓它们时非常困难，总怕把它们掉下去，尽管万分小心，还是有一只小鸭子遇难，从镂空处摔下去当时就挂了，幸亏母亲不在。我和妹妹商量好了，不要告诉母亲，一旦被母亲发现少了，就说不知道。“共守同盟”后我们偷偷将小鸭子埋葬在它的老家，就是原来平房屋后的地里，给它堆了一个小坟墓，找了一块儿硬纸壳，做了一个墓碑，上面写着“小鸭之墓，x年x月x日”。

到了夏天，武汉是中国四大火炉之一。不知在武昌是怎么过来的，可能是在蛇山下，并没感觉有多热，可是到了汉口，炙热的太阳晒了一天，到了晚上长江水都是热的，这闷热的潮气充满屋子里，风扇不起一点儿作用，扇到身上的风都是热的、潮湿的，浑身黏糊糊的无法排汗。家属院的空地成了每家必抢的战场，盛夏来临之际，抢占阵地开始，一家家一户户，搬床的搬床，架蚊帐的架蚊帐，热闹非凡，男人们光着膀子穿个大裤衩，大姑娘小媳妇儿也是汗衫大裤头，忙来忙去。一时间满院的大床小床琳琅满目。一到晚上，最苦的是大人和老人，小孩儿们躺在露天的床上，父母们个个拿着个大蒲扇，坐在蚊帐里不停地煽，煽着煽着就栽在床上睡着了。武汉的蚊子特别凶猛，隔着蚊帐咬人，母亲多次在床边被它们咬醒，整个夏天晚上没有睡过一次囫囵觉。熬过了1958年的夏天，母亲开始跟父亲唠叨，让他调到北方。父亲从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外边工作，解放初回到郑州团市委工作，三四年后支援地方建设到了电力系统，参加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自备电厂的建设，又调到武汉参加了当时国内最大的钢铁厂武钢的自备电厂建设，这次又赶上了支援大西北的高潮，刚好母亲又想回北方，就借势到了西安。

1959年4月，我们离开了武汉向西北而去，我品尝了两年来南方的生活，经历了一般孩童所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已经很满足了，当火车在郑州中转之时，当我见到了爷爷奶奶之时，我抱着他们说：“爷爷奶奶，我哪儿也不去了，我要陪着你们”！

2023年7月22日 宝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