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浙东中共主要武装称谓（番号）之解读

紫气东来

杨 明

　　“浙东”是指位于浙江东部杭州湾两岸，沪杭甬（宁波）之间，东临东海、南达东阳至宁波的公路、西跨浙赣铁路金（华）萧（山）线两侧，北达黄浦江两岸地区。浙东革命根据地首先是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之一。1941年“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对新四军在华中作战的战略部署作了新的安排，明确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的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中共华中局决定开辟浙东浙西两地根据地，至1944年，先后建立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地域的三北、四明、会稽（金萧）、浦东4个地区14个县政权，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19个解放区之一。（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浙东抗日根据地》、何克希《在新四军研究会浙江分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不久，国共举行了“重庆谈判”。中共为了实现全国和平，避免内战，作了重大让步，其中包括让出浙江、苏南、皖南在内的8个解放区，将上述地区的武装分别撤至长江以北或陇海铁路以北地区。中共中央据此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留下少数骨干坚持斗争。浙东地区是迅速形成南方7个游击战争根据地中的一个，也就是在新四军浙东主力北撤后，浙东党和武装重新创建的一块较完整的游击战争根据地。这一地区地域广阔，辖四明、台属、金萧（路西）、会稽（路东）、路南、东海6个地区，涉及现在的杭州、宁波、绍兴、金华、台州、舟山6个市的大部分区域，以及丽水、衢州和上海浦东等地区。

解放战争中的浙东中共武装从人数稀少的零散小队到解放前夕整合壮大到几千人的部队，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在上级党的领导下，改变孤立分散状态，建立了统一领导机构，恢复发展了党的组织，重建并壮大了武装力量，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成为我党领导下我武装力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浴血奋战、夺取胜利的典型光荣历史，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巨大牺牲和不朽贡献。

正因为解放战争中的浙东中共武装形成的复杂性和艰苦性，所以在发展过程中有过不少称谓（番号），容易产生难辨、歧义和误读。本文试图通过考证、溯源与辨正，整理与厘清解放战争时期浙东中共主要武装称谓的来龙去脉以及个中缘由，以期对准确理解这段历史有所帮助。

“浙东人民解放军”之来由

1945年9月，新四军浙东主力北撤，任务紧急，时间仓促，中央和华中局指示：“留下秘密工作及少数秘密武器（留作民枪存在）。”对于坚持斗争仅是原则性的意见，浙东区党委来不及对浙东今后斗争和发展进行详细部署，只是任命了几位特派员，实行单线联系，而仓促成立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留守处”不久就被破坏，人员被抓被杀。受命留下的特派员仅是短枪随身，没有接到北撤通知的同志更是失去联系，队伍自动或被迫解散……显然，当时不可能有一个完整建制的武装。

　　不过，即便在如此困难险恶的形势下，各处留下的零星人员还是集结成队进行了武装斗争，如马青率领的直属中队，蒋明达组建的“诸暨人民自卫队”、蒋忠组建的“萧富人民自卫队”，周芝山、杨亦明组建的“金华地区武工队”……早在新四军浙东主力北撤一个月后，周芝山、杨亦明、金平欧组建的“诸义东人民游击队”（对外称“抗日难友团”）……1946年11月马青率队发动了“石璜缴枪”，组建了“会稽山抗暴游击队”；四明地区党组织在12月发动了“天华缴枪”……

但当时浙东区党委的总方针是“隐蔽斗争”，本来留下的人员就不多，又大量失散，国民党开始残酷清剿，党的活动趋向“秘密、分散、隐蔽”、“等待时机”，很多小型武装停止活动，解散了队伍。

1947年1月，浙东工委（中共浙东工作委员会）成立，决定由消极的“躲藏”向积极发展武装斗争转变。浙东工委先后发出了《中国革命新高潮前夕的形势与任务》等一系列指示，积极组织开展武装斗争。5月，在慈溪孔岙村召开了工委会议，武装斗争被提上日程议事，特别是“草茅庵建军”，宣布成立了番号为“三支队二大队第四中队” 的四明主力（为推动重建武装斗争，新组建的武装采用原浙东部队的番号，重新打出新四军的旗号，对外宣称是“三五支队第四中队”。“三五支队”原为新四军浙东纵队成立之前的简称，在群众中享有威望），实现从分散斗争向公开发展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随即出击三北，袭敌缴枪，武装斗争以燎原之势发展。

　　随后，被顾德欢（张瑞昌）称之为“发展游击战争较早”（顾德欢《关于解放战争时期浙东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金萧地区的武装斗争也进入新的局面，会稽、路西、金义东地区向组建武装队伍、发展游击战争方向发展。1947年2月15日，在路东（诸北）、路西活动的隐蔽武装全部到达诸西渎溪乡北家坞会合，由蒋明达宣布组建为马青命名的“路西人民救国先锋队”。据党史记载，这是新四军浙东主力北撤后由金萧（路西）地区最高上级命名的第一支正式武装。1948年1月7日马青在《金萧（会稽）地区两年多来工作总结——在中共浙东临委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大纲》中将1947年2月称为当时的金萧地区“重建武装时期”的开始。同年6月下旬，浙东工委派分工负责军事的张任伟（非工委委员）到达路西，主要任务是由他带领路东、路西武装上调。7月15日，路东的“会稽山抗暴游击队”与路西的“路西人民救国先锋队”在诸西会合，合编为一个大队，约60人。为了组建第二主力，即宣布成立“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12月进行了“开元缴枪”，这是继“石璜缴枪”后又一次大获全胜的缴枪行动，对壮大浙东武装发挥了重要作用。1947年8月，永康与金义浦两地武装在永康、缙云、武义和丽水4县的雪峰山周岭村合编为“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9月，组建了“金义浦人民游击中队”，随后进行“义亭缴枪”。

这一年中，四明、三东和台属地区除了“三支队二大队第四中队”改编成“四明人民爱国自卫总队”，还相继出现了“江南武工队”、“慈溪县大队”、“复仇会”、“独立锄奸大队”（后改编为“新四军浙东第四自卫纵队”、“舟山群岛游击支队”）、“台属武工队”等武装。

随着解放战争我军大反攻形势迅速发展，为配合解放军主力向国统区挺进，开辟新战场，建立新的解放区，上海局向浙东党委提出“正式成立指挥部或司令部，并建立分区，以分区作为独立战斗单位”的指示。1948年1月浙东临委（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并提出建立主力部队，普遍发展地方武装，开展大规模游击运动和群众性游击战争，决定将四明山地区的浙东人民游击第三支队和金萧地区的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合并组建为浙东主力武装，定名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直属主力）。至此，“浙东人民解放军”的称谓第一次出现在浙东临委关于武装的决议中。

　　同年2月，浙东临委根据金萧地区的实际情况，将金萧地区析为路东、路西和路南3个独立地区，着手改编与组建各支队。5月，浦东人民解放总队与南汇大团镇自卫队改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五支队（四明）。6月，金义浦人民游击中队与路南地区抗暴第三大队会合组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路南）。8月，第三支队抽调部分力量与台属主力武装合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四支队（台属）。9月，宣布公开由“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改称为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番号（第一支队，6月底编成，路西）。10月，颁布成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支队指示（路东［会稽］，次年1月宣布成立）。

综上所述，自1948年1月浙东临委决定将四明山地区的浙东人民游击第三支队和金萧地区的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合并组建为浙东主力武装，定名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开始，“浙东人民解放军”的称谓首次出现在浙东最高党领导的决议中。同年10月10日浙东行政公署临时总办事处与浙东人民解放军政治部通令颁发了《十大行动纲领》。

但至今查找不到有关取名“浙东人民解放军”这一称谓的文件资料，也没有看到回忆录的相关记载。

　　那么，为什么称“浙东人民解放军”而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般解释是参照华东人民解放军。1945年10月，陈毅、张云逸、饶漱石等率新四军军部及其第二、第四和第七师等主力部队北上山东，接替奉命挺进东北的八路军山东军区指挥部及其主力部队的防务，并于1946年1月奉命正式组成新四军与八路军山东部队。留守华中的新四军第一、第六师等部队则在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等的领导下，组成新四军华中部队。1946年6月，解放战争爆发后，山东与华中部队，相继连续进行了苏中、淮北、淮南、宿北等战役，削弱了国民党军在华东地区的有生力量，并迫使其提前向华东区增调了战略预备队，减轻了解放军其他战略方向的压力。1947年1月，山东与华中部队奉命合编，统一改称“华东人民解放军”。1948年8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

也有一说：是从原浙东人民游击队演绎而来。1949年3月，张瑞昌在《目前形势与整军工作》报告中说：“严格的（地）讲，我们（称）解放军是不大适当的。大军才能称为解放军，我们只是游击队，无论（从）数量、质量、配备、思想作风来讲，都是这样（指不能与大军相比）。”这也许是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概思想。

　　不管哪种推说，浙东人民解放军并未被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至于浙东游击武装的整合有否上报比浙东临委更上一级的主管领导上海局或华中局以至中共中央，目前档案资料均无此有关信息。令人费解的是：其它内容的报告却是有向中共中央请示的，如：1949年3月24日，浙东临委关于浙东情况给中央及华中局的汇报电报文、1949年3月28日浙东临委关于浙东情况向中央发了请示报告，等等，唯独没有发现有关番号问题请示上级领导的文件资料。“回山会议”前，临委没有建立电台，成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的决定未能事先请示。以后有了电台，临委将有关问题一并请示华东局，4月2日华东局指示（此电报临委7日收到）：“不宜过分强调统一集中而应仍以进行分散的有利的游击战斗为行动方针，注意保存干部和实力……”临委于10日发出关于当前工作指示，转发了华东局的电报，4月11日正式发出建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部的决定，当然是没有经过上级批准，所以有“暂时成立”4 字。不久大军渡江，杭州解放，5月18日浙江省委决定结束浙东临委的工作，也就毋需追认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纵队部的成立了。

据党史记载，1948年11月，经中共闽浙赣区委员会批准，正式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但据了解，该部队也未被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应该被认为与浙东人民解放军具有同样的性质。还有类似皖南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皖浙边区浙西游击支队等，都属于此类情况。

党史还记载，在解放战争中主要有闽粤赣边纵队、粤赣湘边纵队、桂滇黔边纵队、闽浙赣边纵队、浙东第二游击纵队、粤中区纵队、粤桂边纵队、琼崖纵队8支较大规模的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他们在南方国民党腹心地区作战，牵制了大量国军，使他们无法加入解放战争主战场，为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在配合南下的人民解放军主力解放当地后，这些游击队人员中，少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省军区的武装部队，多数转为地方工作或回原籍务农。也有部分编入野战军，如琼崖纵队约有3600人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解读“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

1948年7月底，浙东临委在向华中工委汇报的工作要点中统计，整个浙东地区中共游击武装有：

四明地区：三支浙东骨干武装约200人；五支130人；各县的武工队及民运工作等干部300人，后方机关人员100人，总计700人。轻机枪17挺，重机枪2挺，汤姆生5支，卡宾50支，步枪200余支。

路东地区：80余人。轻机2挺，步枪50余支。

路西地区：主力100人左右（六个班），地方武工队、后方工作人员等100人，共200人。轻机枪4挺，加拿大手提式1挺，卡宾2支。战斗力较强。

路南地区：地方工作与武装约100人。轻机6挺。

台属地区：52人。轻机1挺，步枪52支。东海地区：100余人。轻机枪6挺，汤姆生2支，卡宾1支，步枪80余支。

浙东党所直接领导的公开的武装工作人员约1300人。

从上述统计看，1945年9月新四军浙东主力北撤至1948年下半年，整个浙东地区我武装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与国民党展开了争锋相对的武装斗争，并取得节节胜利。但也表明，当时浙东地区中共武装繁多杂乱，分布广泛，各武装人数武器不一，各自为阵，最大弊端是缺乏统一领导。

　　1949年1月16日，浙东临委领导和台属、四明、东海等地区党政干部，浙东主力部队和部分地方武装700余人马在新昌回山会师（会稽、路西、路南3个地区因交通联系不便等原因未能参加）。25日，召开临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传达了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分析了浙东游击根据地现状，指出了浙东党和武装的优缺点，提出今后的工作计划与目标。会议不仅解决了解放前夕浙东工作的方针问题，也解决了浙东工作的领导问题，标志了浙东临委已经组建了整个浙东工作新的领导中心。

回山会师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根据会议精神，利用各地区武装集结的机会，于1月28日召开军人大会，宣布成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马青任司令员，张瑞昌任政委（至1949年4月11日颁发建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部之决定）。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下辖6个支队，形成了浙东地区的主力部队，由浙东临委集中统一领导，在随后配合渡江南下大军、解放浙东地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什么命名为“第二游击纵队”？目前有关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浙东武装的史书、资料和回忆录中，均未有提及其番号之由来。

　　我找到的唯一史料是：张凡于1985年3月12日在给唐霞村、戴震的信中说：“实际上，另无什么‘第一纵队’，只是为了迷惑敌人才这样的。”这一说法可以理解为：抗日战争中的1944年底、1945年初新四军第一师主力分两批南下苏浙后，组建了苏浙军区，下辖4个纵队，其中第二纵队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编成，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委。为了体现传承意义，借用其番号名义，起到震慑敌人，鼓舞群众的作用，故取名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事实上是没有建制的任何联系，完全是政治与宣传需要。笔者认为这一解释是唯一的、准确的解释。

为什么没有使用“第一支队” 番号

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下辖有6个支队：一支队即路西（金萧）地区的金萧游击支队；二支队由路东地区的武装改编；三支队由浙东四明地区三支队编成；四支队由台属地区的武装改编；五支队即四明地区的五支队；六支队由路南地区的武装改编。

由此得知，金萧支队即第一支队，但事实表明，“第一支队”番号从未被使用过，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杨光《路西（金萧）纪事》第十五章“中共浙东临委‘5·18’指示和一支队的成立”中记叙道：“乃先在部队干部中传达（浙东临委5·18指示），将（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整编为一支队部，再向江东、路西县干部传达。”他说自己是“6月底带了一个班上调主力时听取（临委）‘5·18’指示和汇报研究路西县工作的。这时，（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已经改为一支队部了。”他还回忆道：“一支队番号的来源，很可能是4月20日接到的周芝山信中转达的，马青的指示信被交通员途中遗失了，正是周的告知，路西工委在4月28日报告（作者注：即蒋明达、蒋忠、赵知生给马青、刘清扬、张瑞昌的信）中提出改称‘金萧支队’的请求。蒋明达7月6日给马青的报告说:‘部队编制，一支队成立。’”由此可见，尽管从1949年1月28日回山会议决议才开始正式命名“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将1948年9月15日就公开番号的“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定为“第一支队”，说明浙东临委是充分尊重路西工委的意见和路西地区的斗争地位。

　　而纵观大量史书和回忆录，“第一支队”从未被使用过，其中原因是：

解放战争后期，浙东存在多支活动的中共游击武装，十分迫切需要一个指挥中心。1949年1月的回山会议宣布建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到4月11日才发出《关于建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部的决定》（《决定》），时已接近浙东地区解放，故《决定》中有“暂时”两个字。不久，随着浙江全境解放，浙东临委奉命撤销，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自然同时被撤销番号。

“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是在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建立前改编组建公开番号的，从“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番号公布日的1948年9月15日至1949年5月22日番号撤销日，也仅半年余时间，张凡、蒋明达均未参加回山会议，等接到《决定》，金萧游击支队番号离被撤销没多少时间了。

1949年4月5日，张凡在给蒋明达（时正参加浙东临委第三次会议）转临委的信中说，成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只听传说……未获临委正式通知过。”还询问二纵司令部与金萧游击支队的关系。张凡的这一疑问是在4月11日浙东临委颁发了书面决定一周前提出的，但直至张凡于1985年3月12日在给唐霞村、戴震的信中还说：“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有没有“军”字和“游击”二字，我也记不完全确切了。”说明当时从成立到撤销的时间实在太短，加上金萧游击支队到处出击，忙于战事，也未急于领会执行这一并非必须急于执行的指示，以至日后记忆很浅。

　　据杨光《关于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编制发展简况》记载，1949年4月10日临委会议记录上有一段蒋明达的发言：“金萧游击支队本无‘一支’番号，现既（然）大家称为‘一支’，今后就以‘一支’为番号好了。”但蒋明达返回金萧地区时正处于反击国军第二○三师扫荡我根据地战斗之后的紧张环境，接着大军渡江，来不及传达改番号意见就进城了。所以，1949年4月“中共浙东临委建制序列表”上，路西（金萧）工委领导下的武装，番号仍为“金萧游击支队”而非“第一支队”。1949年5月22日，浙东行政公署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与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部联署颁布撤销番号的“达字 95 号布告”上，署名也仍是“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部”。可见，金萧地区武装并未使用过“二纵一支”这个番号。

“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和“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是同一支部队吗

毫无疑问，这就是指同一支部队，那又为什么有两个名称？

1948年9月11日，张凡、李铁峰、杨仁、梁振邦等10位同志抵达浦江马剑乡（今属诸暨市）金岗坪与蒋明达会合。15日在石门村方氏宗祠召开主力一大和路西、江东党政军人员大会，由张凡宣布“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改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支队长蒋明达，政委张凡。据众回忆记载，当时大会横幅写的是“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

据众多资料和回忆录记载，这两个称谓都用，似乎并未标准要求。比如：《达字第壹号布告》就标明“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达字第95号布告》用的也是“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众多文告、报告、通知、指示等也都称“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如1948年12月15日《告蒋军官兵书》、1949年4月27日《浙东行政公署、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部通知》、1949年2月1日由蒋明达签发的《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部密令》等；有的当年拍摄的照片文字也用“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如1949年2月摄于桐庐桑山尖的《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修械所正制造手榴弹》。笔者收集到的鲜有的一枚胸章，背面明确印着“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字样。当时印发的领导名片也都是“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如笔者收藏的蒋明达名片（影印件）这样写：“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支队长 蒋明达 浙江诸暨。”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的《中共诸暨历史大事记》第138页记载石门大会写道：“15日，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成立。”包括内文也是用“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称谓。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诸暨历史》（第一卷）第十一章“金萧支队（作者注：应为“金萧游击支队”）与金萧工委的建立”一节，也是写明“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

　　有关在石门成立大会的回忆文字，用“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和“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两个称谓都有。由此可见，或是记忆不全，但说明至少当时并未统一要求。但据张凡回忆录《忆解放战争时期的金萧支队》，明确是“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他是这样写道：“我与明达研究后决定，利用新四军金萧支队在群众中的良好影响，号召更多的人民群众参加解放战争，立即打出老金萧这面革命旗帜。9月15日，我们在浦江马剑乡石门村（现属诸暨市马剑镇）祠堂召开路西主力部队和路西、江东县党政军大会，我代表浙东临委、路西工委正式宣布：将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改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我为路西工委书记兼支队政委。”蒋明达《解放战争时期金萧地区的革命斗争》一文中也明确写“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他写道：“8月上旬，浙东临委派张凡同志带10个干部来路西，于9月15日，在马剑乡石门村祠堂内召开主力部队和路西、江东军政人员大会。他代表浙东临委和路西工委宣布：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改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张凡为路西工委书记兼支队政委，蒋明达为副书记兼支队长。”

事实上，在石门大会之前，已在内部以“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的称谓（番号）发文，如：1948年8月1日执行的《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供给制度》，还有部分战斗捷报也用“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署名，如1948年9月9日《沈坞岭战斗捷报》等，杨光《关于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的成立日期问题》一文解读：“蒋明达估计张凡等即将到达，金萧游击支队番号即可公布，因而署名为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部了。”

　　1948年5月18日，鉴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为做好迎接大军南下，解放与接管浙东各地，浙东临委（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写信给路西工委：“你处分区决用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番号，忠（蒋忠）任支队长，明达（蒋明达）任政委。” 即为浙东临委“5·18指示”。上述史实证明，1948年6月11日路西工委收到浙东临委“5·18指示”后，是严格遵照要求的番号称谓进行命名宣传的。蒋明达于1948年7月6日写给马青的信，开头就汇报了部署“5·18指示”的工作：“5月18日指示至6月11日方才收到，这指示替我们从思想上到工作上解决了许多矛盾和未决问题。因这时我率主力在江东地区，蒋在诸萧富边，沈在金义。为了等联络，开会研究指示部署，故等了多时，结果蒋牺性了，沈还未来，我和路西江东地区作了初步的动员研究，作了新的初步部署。”（《蒋明达文集》第81页）。杨光在《路西（金萧）纪事》中专门写了一章“（十五）中共浙东临委“5·18”指示和一支队的成立”回忆当时的情况，证明路西工委是雷厉风行贯彻执行“5·18指示”的。

　　而领导书信和相关回忆录多称为“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如：1949年4月5日《张凡给蒋明达转中共浙东临委的信》中写道：“再有亦是一个具体待解决的问题，即在我们称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而到浙西去活动（其实就原来金萧地区讲，亦已浙‘西’而不‘东’了），既非‘金萧’，又非‘浙东’，所以对外写标语时，我们就用一个‘人民解放军’具名，不过正式布告等当只可仍用‘金萧支队’名义……”1948年12月13日《张凡、蒋明达给中共浙东临委的信》中请示改路西工委为金萧工委时写道：“……另外，我们工委的名称现为路西工委，与路西县工委容易混淆，而这里武装称为金萧支队，故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改成金萧工委，亦请复示。”这些信中所谓的“金萧支队”都应该是“金萧游击支队”。《路西（金萧）纪事》（杨光）、《回顾金萧（路西）地区的斗争》（张凡）、《忆解放战争时期的金萧支队》（张凡）、《陈蔡战斗》（中共诸暨市委党史办）等大多是称“金萧支队”。

这些简写显然是为了方便顺口，约定俗成。即便是当时刻印发行的学习油印本《十大行动纲领》（笔者收藏），编印者也是注明“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政治处”。而2003年9月在石门举行的纪念大会上的横幅也是写“纪念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成立55周年大会”。在石门方氏宗祠前竖立的石碑碑记，题目是：“重修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成立旧址碑记”。按理，这显然是不够严谨或缺乏准确指导与审查的，但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基本是健在的当事人，也未见有人指出，再一次说明没有严格的标准规定，主要是顺口。

　　一些宣传画册都用“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如：桐庐县委党史研究室和桐庐县新四军研究会合编的《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纪念馆图片集》（2006年6月）和浦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的《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历史图集》（1995年1月）均以“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为书名。而桐庐新合所建的纪念馆名字是由薛驹题写的“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纪念馆”，同样是缺少“游击”二字。金华市委党史研究室于1997年3月由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金华人民革命史画册》第158页，图片说明词也是写成“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部”。而同一画册的“金萧支队成立”（应加“浙东人民解放军”）一章中，有的是“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大多处却直接用“金萧支队”，如：金萧支队参谋处、金萧支队政治处、金萧支队军需处（后勤部）、金萧支队部警卫排、金萧支队修械所、金萧支队后方医院、金萧支队联络总站、金萧支队文工队……

对于这两种称谓，笔者认为，还是需要有所区别，如果脱离时间背景交代，单称“金萧支队”就有混淆于新四军浙东纵队金萧支队的番号之嫌，故称“金萧游击支队”就很规范了。

　　浙东临委颁布“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番号的依据是什么

1948年5月18日，鉴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为做好迎接大军南下，解放与接管浙东各地，浙东临委（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写信给路西工委：“你处分区决用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番号，忠（蒋忠）任支队长，明达（蒋明达）任政委。” 即为著名的浙东临委“5·18指示”。

现在我对浙东临委为路西武装的改编取名“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的缘由进行考证。

根据我党我军部队番号命名原则与规律，有两种可能：一是部队番号命名通常是随党委而命，比如抗战时期的“金萧支队”的命名是依据其领导是金萧地委，故名（“金萧线人民抗日自卫支队”，简称“金萧支队”）。但是，1948年5月18日还没有金萧工委，金萧工委是1948年12月20日才由路西工委改称的，所以这个解释不完全成立。事实上路西地区也就是指浙赣铁路从萧山到金华西侧的广大地区，所以也被称之为金萧地区，加上抗战时期路西也是金萧地区所在地和新四军纵队金萧支队活动地，故取名“金萧游击支队”顺理成章。

　　第二种可能。1948年4 月 28 日蒋明达、蒋忠、赵知生（沈炼）给马青、刘清扬、张瑞昌的信中，明确建议路西武装番号改为“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信的原话是：部队番号、干部分工，我想改为：“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蒋）忠任支队长，（蒋）明（达）任政委。”

当时金萧（路西）地区是整个浙东地区最大的根据地，也是敌人清剿最残酷的根据地，更是6个支队中活动范围最广、发展最快、人员最多的地区，活动地域从萧山到金（华）义（乌）。尽管在1948年2月浙东临委将原金萧地区析为路西、路东、路南3个地区，并都建有支队一级的武装主力，但正如张凡所说：“利用新四军金萧支队在群众中的良好影响，号召更多的人民群众参加解放战争，立即打出老金萧这面革命旗帜。”（张凡：《忆解放战争时期的金萧支队》），再如上述，路西指的就是浙赣铁路从萧山到金华西面一侧的广大地区，路西工委的提议显然是基于这种思想，故将路西地区武装命名为“金萧游击支队”，浙东临委也显然是尊重并采纳了路西工委的意见。

　　有人提出，张凡回忆录《忆解放战争时期的金萧支队》中写道 “是与（蒋）明达研究后决定，利用新四军金萧支队在群众中的良好影响，号召更多的人民群众参加解放战争，立即打出老金萧这面革命旗帜”。于是在1948年9月15日“浦江马剑乡石门村（现属诸暨市马剑镇）祠堂召开路西主力部队和路西、江东县党政军大会，我代表浙东临委、路西工委正式宣布：将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改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事实上，张凡是蒋忠牺牲后，由浙东临委从第五支队抽调到路西担任金萧游击支队政委的。应该说，“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游击支队”的番号是浙东临委采纳了路西工委的意见而定下来的。

综上所述，对于“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金萧支队”的称谓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既然是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辖下的一个支队，因为“第一支队”没有使用的原因，就把“金萧游击支队”直接套用在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后面，成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金萧游击支队”，但同时出现了两个“游击”，于是就称之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金萧支队”，而事实上，这一称谓更没有正式使用过，只是鲜见于回忆文章或是言谈中。

2023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