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永远的记忆（专辑八）

知青文苑

编者：此期美篇由程盛中杨博徐祖彬发布的三篇文稿，已由景德镇市浮梁县政协选送江西省政协，作为知青史料收集并存入历史档案库。 　　不能忘却的纪念——对景德镇知青上山下乡的回忆 作者杨博 知青和上山下乡是特定年代的特殊事物，它指的是1955年—1980年间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它包括曾在学校受过教育，然后在上山下乡这个特殊的政策之下，由政府组织的，到农村、山乡、边疆连续从事农业生产或垦荒的那批青年人。成为知青就必须由城市户口改为农村户口，城市户口所享有的各种福利和权利必须被迫放弃(不排除有极少数自愿放弃的人)。我曾是其中之一员，深知：知青岁月是艰苦的，知青生活是简朴的，知青人生是难忘的!我认为有必要和责任把她记录下来，告诉后人。现在来回顾景德镇已过去三十多年有四分之一世纪的知青历史，似应分四个时期来谈：初始期，发展期，高峰期和收尾期。一，初始期(1955年—1961年) “上山下乡”一词最早见于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但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这年的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去垦荒，11月份获得北京团市委的批准与鼓励，经团中央的推荐宣传，引起全国各地城市知青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潮。1956年９月，毛泽东为此发出指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一时期，景德镇市并没有专门组织城市知青上山下乡，仅有少量零星回乡知青自愿上山下乡。1955年12月至1956年1月，景德镇茅家畈农场（后改市委农场，现已不存在）、枫树山垦殖场和浮梁的部分乡镇接收并安置过一些上海来的志愿垦荒人员和支内青年，连同家属有4千人之多<1>。1957年底至1958年初景德镇市和浮梁县的600余干部曾下放到浮梁兴溪桥创办万寿山垦殖场，开发和建设山区<2>。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1961年），景德镇曾精减过一部分干部职工和城镇闲散劳力上山下乡。但规模不大，人数不多，影响面较小。二，发展期（1962年—1966年） 知青上山下乡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六十年代初，为了调整三年困难时期失调的国民经济，党中央决定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知青上山下乡的举措就尤显必要，成为调配城乡劳动力的重要一环而被提上议事日程。 1962年和1963年景德镇仅有个别回乡知青上山下乡，还有部分城市青年安排到枫树山垦殖场工作，1964年后景德镇的知青上山下乡才有了较大发展。在知青榜样董家耕、邢燕子、侯隽等人的影响下，1964年5月的《景德镇日报》头版上曾发表我的同学孙福修、陈淑云的公开信，带头报名申请上山下乡。这年6月30日，首批百余位知青上山下乡。其中应届毕业的优秀高中生、主动放弃参加高考的孙福修等到南安公社（今湘湖镇）兰田大队插队落户；走出设计室、奔向农村去的陈淑云等到古城公社（今吕蒙乡）余家大队落户，这应是市政府有组织的景德镇知青上山下乡之始。这年9、10月又有几十位知青到寿安公社等地插队落户，我的同学中还有人去了市罗家良种场落户，还有一些人分别去了鹅湖、三龙、万寿山。当年11月28日，景德镇又组织动员了一批城市青年到九龙山垦殖场落户，人数达三百多人。1964年10月后，市委市政府从首批下乡知青中抽调18人组成报告团，在景德镇市各单位巡回演讲宣传上山下乡。1965年的市人大和市政协会也选派知青代表列席，孙福修和陈淑云等赫然在列。1965年4月20日，景德镇再次组织动员了二百多位城市青年到坑口（今王港乡）和洪源公社等地插队落户，我就是当年去坑口公社墩口大队插队落户中的一员。1965年9月，市里还组织动员了上百位知青到洪源茶场落户，其中包括我的多位同学和校友。（孙福修在浮梁复县后，成为了常务副县长。） 1966年3月市政府决定在浮梁臧湾的午家项村成立景德镇市国营青年垦殖场，集中安置知青。筹备组由市劳动局的副局长熊仁保和市农垦局的副局长涂传庵领头，抽调两局等单位二十几名干部组成。同时调来已落户在坑口和洪源公社的一百余位知青，开始建场（我就是被抽调的知青之一）。这年的6月2日，市里组织动员了四百多城市青年到青年垦殖场来落户，使景德镇的知青上山下乡在文革前期达到了最后的高潮。“青垦”按解放军的办法分成四个连（男女各二连），下分排、班，全由知青组成，连长、指导员则由干部担任,以种茶为主。1967年4月，青垦在新平公社东江桥(今新平乡)成立东江分场，我又和二百多知青一同调来分场。这一在国营垦殖场集中安置知青的办法是个好办法，但青年垦殖场生不逢时，一成立就遇上了文革，最终于1969年下半年被解散。五百多知青全部又再下乡到一些社（场）去插队务农，其中就包括臧湾、二亭下农场和印墩下良种场等社（场），我也就是在此时和三十多位知青一道被再下放到兴田公社去的。1970年4月后，市里又从中抽调了一部分人到市程家山等林场砍伐队当了伐木工。风光一时的青年垦殖场就这样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让人不胜感慨！ 这一时期知青上山下乡的特点是：1962年以后，知青上山下乡安置工作成为国家的一项专门工作，国家开始为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发放安置费，市里还对知青发一年期优待证在生活的某些方面实行优费（如坐公交车、看电影、理发等）。上山下乡工作由市劳动局精简安置办公室负责，由家长单位和街道办事处实行动员。知青群体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的不确定性。动员对象以社会青年为主，他们的年龄跨度大，小的14岁、大的达30岁；他们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中学生较少，多数是小学生，有的甚至连小学都未毕业。这是一场完全由政府安排、受到政府控制的运动。这一时期，景德镇的上山下乡面铺得不广不深，只有浮梁等地的少数社（场）接纳过知青，而这些人大都被安置在交通相对便利的村庄，知青人数总计千余人。 三，高峰期（1968年—1976年） 1966年6月15日后随着文革的全面开展，上山下乡停止了两年。到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1968年，随着各种历史因素的转换，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就是在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降温的时候。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最高指示，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分配虽有农村、工厂、矿山，三线四个面向，但大部发往农村。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毛泽东号召，组织知青上山下乡。知青上山下乡与文革相结合，逐步演变成为一场知青“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反修防修”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群众运动。大批知青从城市涌向农村，景德镇自然也不例外。景德镇从1968年9月5日开始陆续将景德镇一中、二中、三中、四中及瓷校、茶校、电校、卫校和共大景德镇分校等学校的老三届和以后毕业的学生大都安排上山下乡，仅9月5日这一天就有2400余位老三届学生和120名首批下放干部上山下乡分到景德镇市辖所有社（场）<3>。以后一段时间陆续都有知青上山下乡，1968年9月10日下放在三龙农场的308名学生，到1969年9月有200多人转去进贤县生产建设兵团，70多人调南昌光华塑料厂。1970年1月，景德镇又有300多69届学生下放到进贤生产建设兵团。1968年是规模最大、上山下乡人数最多的一年，一直持续到1976年，年年都有知青上山下乡。 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存在诸多问题，却没有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1973年4月，毛泽东收到福建莆田县的知青家长、小学教员李庆霖“告御状”的来信。他在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们的生活困境，揭露了地方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毛泽东在4月25日亲自给李庆霖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1973年4月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研究了有关统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中存在的问题。这次会议对知青政策作出重要调整，开始纠正知青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对残害女知青的不法分子坚决予以法办。1973年8月4日，经毛泽东审阅，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景德镇市革委此时也闻风而动，开始统筹解决景德镇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打击迫害知青的犯罪行为。当年我下放的兴田公社就曾有一位大队书记和一位生产队队长因性侵女知青而受到法律的制裁。为落实中央建集体农场安置知青的指示，景德镇市于1973年11月起先后创办了朝阳垦殖场和先锋、创业等垦殖场，专门集中安置上山下乡知青。其中朝阳垦殖场接纳最多，从1973年11月27日首批1000名进场至1980年先后共接纳知青近三千名。 这一时期知青上山下乡的特点是：1968年后知青工作不再由市劳动局安置办负责，而改由专门成立的市革委五.七大军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1973年3月后五.七大军办公室撤销，又改由新成立的市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简称市知青办）负责，实际工作由学校、街道和家长单位做。当年的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就业的基本采取一锅端的办法全部上山下乡，知青工作全面开花。景德镇下辖所有社（场）都有知青的身影，这真是：任是深山更深处，知青也得务农来。为了便于管理，开始在各社（场）按毛泽东的“五七指示” 学解放军成立五七大军营部，大队成立连部，生产队成立排，由下放干部和贫下中农来管理知青。1972年后下放干部陆续回城，市里按中央指示精神重新选派优秀干部下乡任带队干部负责知青工作。这一时期，从城市下乡的中学毕业生，包括文革期间毕业的老三届及其后陆续从中学毕业的城市青年，成了知青的主体。同批下放的知青，年龄、文化程度相差不是很大。这一时期，政府继续为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发放安置费，但不再发优待证。而此时景德镇上山下乡知青总人数若按每社（场）三百余人计算（兴田公社大概就是这个数），估计全市三十多个社（场）应超过一万三千人。四，收尾期（1977年—1980年）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回收知青返城。到70年代后期，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强烈要求回城，其中全国以云南西双版纳最为出名（景德镇似乎未出现这类现象）。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问题越来越多，已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文革结束后，中央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1980年，国务院知青办提出《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明确宣布“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即不再强行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了。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宣告上山下乡即将终止的信号。1981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地也照此办理。至此，历时二十五年的全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终于宣告结束。 这一时期，景德镇依然每年都有中学毕业的知青上山下乡，由市知青办负责，总人数估计超一千人。1973年后，知青工作的重点逐步转向主要是将已上山下乡的知青以招工、提干、参军、考学、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子女等众多的名目和手段逐步收回城市。我也在1976年1月顶替回城工作。1976年3月市委成立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专门负责知青回收安置工作。1980年景德镇最后一批知青上山下乡，人数几十人。1980年后，景德镇和全国一样不再有知青上山下乡，除极少数知青在农村结婚成家生子等特殊情况外，绝大多数知青均已先后返城，历时二十五年的景德镇知青上山下乡宣告结束。随着知青的陆续回城，朝阳垦殖场和先锋、创业垦殖场也结束使命，被解散。二十多年来景德镇本级上山下乡知青人数达一万八千人左右<4>，加上1966——1970年迁来景德镇的十多家三线厂知青上山下乡及其他知青人数，景德镇上山下乡知青总数估计近二万人。而1964年景德镇的城市人口也只有十六万多，<5>，加上1966——1970年迁来景德镇的十多家三线厂的人数,景德镇的城市总人口当在二十万上下，也就是说景德镇知青人数占城市人口比应在百分之十左右。当时景德镇城区几乎家家都有子女上山下乡。国家送知青上山下乡，本是希望他们成为新型农民从而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但对他们采取的一些政策，尤其是他们的最终回城，说明了知青们始终未能融入农村的广阔天地。最后的结果是：知青作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群体，上山下乡尽管出现了知青、家长、农民和国家四个不满意，但整体还是被载入了共和国的史册让人不能忘却！也不应忘却！在那特殊的年代，浮梁人民以她宽广的胸怀接纳了近两万景德镇城市知青。景德镇的知青永远不能忘却，也不会忘却！————————— 注： <1>,见1989年版《景德镇市志略》第16页。 <2>,见1989年版《景德镇市志略》第89页。 <3>,见1989年版《景德镇市志略》第320页 <4>,见1999年版《浮梁县志》第334页。 <5>,见1989年版《景德镇市志略》第317页。 作者杨博 永恒的思念文／程盛中思念如秋水回忆似晨雾五十年细水长流绵绵的雾裏住浓浓的情愫任思念如秋叶飘到大山深处西湖的村庄依然美丽古朴酱紫色的荞麦在秋风中摇曳环绕着黛色的峰峦山谷木架的小桥跨过清浅的西河连接起村庄和风起尘扬的公路锣鼓声惊醒了沉睡的老屋热情的乡亲迎来了知青的队伍学子无奈远离了城市告别了牵肠挂肚的父母与共和国同年岁的这一輩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西河传唱着知青的故事茶宝山见证了学子的生龙活虎割荞麦挖红薯挑窑柴扛杉树细雨濛濛採春茶烈日炎炎割韬谷波涛滚滚放木排寒风习习修水库日夜发电送光明驾驶铁牛犁田土小学课堂教文化文艺表演歌又舞赤脚医生背药箱治病救人赶山路我们用汗水磨墨大笔书写青春的松柏风骨我们用知识添彩描绘出芳华的梅兰菊竹我们在空旷的田野播种希望在广阔的天地收获成熟我思念淳朴慈爱的西湖乡亲象春天阳光下歌唱的布谷用勤劳双手托起山村的未来善良延伸出对知青的关爱呵护在田边和大叔同吸一管黄烟吞云吐雾论今古油灯下和大婶同坐一条木凳穿针引线补衣服乡亲们是青山绿水知青就是水中鱼山中树学会了山里人的豁达开朗把勤劳和坚强在心里留住我思念红旗下集结的战友知青是我们共同的称呼同吃一锅饭共住一幢屋风雨兼程肩并肩艰难困苦互帮扶拿青春睹明天豪情犹在蹉跎岁月把友谊永远凝固而今你我虽已银发苍苍时常欢聚彼此拥抱祝福含泪缅怀早逝的战友继续迈进理想追求的脚步千万知青的经历已浓缩成多彩的历史知青岁月是我们永恒的思念一卷永远写不尽的情书写于2018年9月————————景德镇市纪念知青下放50周年大联欢话动前当时已退休。曾任曙光瓷厂技术科长，仿古瓷分厂厂长 作者程盛中 程盛中和他的知青战友们 有惊有险 文／徐祖彬 由于懵里懵懂突然来到远山僻壤，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劳动、生活环境状态，对我们知青来说，遭惊遇险那是常有的事，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有三次，虽然谈不上惊心动魄，至少是吓了个半死。 刚下去不久，便让我首次"领教"了个中滋味。那是一次上山砍树，当时队里并沒有要求我们知青去，但出于抱新鲜，也是出于初生牛犊的傻劲，我听说后便也背着弯刀、穿着草鞋跟着去了。队长见状无奈，只得一路叮嘱我要注意的事项，并交代两个本地的年轻人盯着我，以防我到山上后到处乱跑迷了路。 第一次来到大山深处还真是新鲜，滿鼻子闻到的都是草木的清香，滿眼看到的是遍山树木，郁郁葱葱，遮天敝日，而脚下则是荆棘籐条，枯枝落叶，很不好走。我一步不落地跟着大家抄着似路非路的小道往山上走，生怕掉了队。 到了半山腰，树已愈发多了起来，大家也就开始砍了。这次是砍杉树，我瞄准了一棵又直又壮的下刀，按照他们的交代，我先在朝山下的一侧砍了若干刀，大概接近半径的样子，然后又转身到朝山上的一侧再砍，这样大树自然就会朝山上一方倒去，最后树兜朝下，将树枝、树表去除后只要托起树兜稍稍往山下一用力，大树就顺势"哧溜哧溜"地往山下窜去，否则，人在山上杠一根大树是很难行走的。 我正按上述技巧操作着，还沒砍完，就听到"呢呀呢呀"大树断裂的声音，我正奇怪，突然山上传来"志彬，快躲开，树倒下来了!”的喊叫声，我一时吓懵了，拔腿就往山下跑，还沒跑几步，一棵壮硕的杉树便"哗啦哗啦"地擦着我的肩膀沉沉地倒在我的脚下，我顿时感到脸上、手臂上火辣火辣的。我惊魂未定，山上便窜下一个年轻人，扶着我的肩膀说:"哎哟，吓死我了，你沒事吧？"我糊里糊涂地搖摇头，又点点头，也不知怎么回答，只是一个劲地摸着脸颊和手臂。这时，队长等人也过来了，对着那人劈头盖脸地好一通骂:"你怎么搞的，都上山砍过好几回树了，还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幸亏老天保佑，如果砸到他头上你也别想活了！……"那年轻人也是吓得一脸煞白，站在那儿半天沒敢吭声。原来是他在我上方砍树，由于操作不当，本该让树朝山上方向倒的却倒反了向，这才演出了这惊天的一幕。此时我已完全醒悟过来，连忙在原地轻松地转了两圈又蹦了两下，笑着说:"你们看，我沒事，就擦破了一点皮，你们就別再骂他了。”这是我下放以来第一次遇险，后来想起有点后怕。 第二次遭险则是在我下放一年多后，此时我已是基本成熟的"农民"了。那天也不知什么原因我未出工，上午睡得很晚才起床。吃午饭后突然觉得浑身痒痒，有一种要干活的冲动。"干点什么好呢？"想了半天，看见自家的柴已不多了，决定还是上山砍点柴去吧。既成农民了，砍一担柴完全是小菜一碟，于是说干就干，马上换好衣服、草鞋、背起弯刀往山里走去。 此时已是下午两、三点钟，等我走到山坞时已将近四点了。我不敢怠慢，也沒多想什么，爬上就近的山包操起刀便麻溜地大砍起来。好在那时山上的小树挺多，我几乎未挪动什么位置，且只几袋烟功夫，便估摸着有一大担了。我又麻溜地下到山坞，迅速地把那些杂七杂八的倒棍柴砍成一截一截的，再用荊树条扭成绞子，把那一大冲小段柴火捆成两梱，中间插了一根稍粗稍直点的树做扁担，稍事休息后便起肩下山。谁知走着走着，我突然觉得脚下的路有点不像来时的路了，"是感觉出了问题，还是真的走错了？"再往前走了一段，路就越来越难走并越来越不像路了，最后竟完全沒有了路。我心里一惊:准是刚才下山时沒留神走岔了！此时太阳已将落山了，若在平地上肯定还蛮亮的，但在这大山坞里却早已沒有了一点余晖，显得既寂静又阴沉。我不禁有点焦急并害怕起来。怎么办？若往回走则是上山，且不说是否找得到原来的路，就是时间、体力也不允许了。而继续从这里下山则已无路可走，脚下全是小树丛且有很多带刺的荆棘。但总不能在这大山里过夜吧？时间在一点一点的过去，天色也越来越暗了，我的心在卟通卟通地跳着，额头上的汗珠在大滴大滴地往下淌。紧张焦虑之余，我干脆把肩上的柴往地下一扔，赶紧做深呼吸，并死劲命令自己要沉着、要冷静！还好，我大脑还算管用，瞬间就急中生智作出了决定:第一，柴肯定不要了，虽有点舍不得，但现在最要紧的是趁天黑前赶紧下山，第二，我已往山下走了这么多路，应该离山下不远了，完全沒必要往回走，如天黑了情况将会更糟，第三，自己手上有刀，可砍出一条路来，只要方向对头，应该错不到哪里去。于是，我再沒有丝毫迟疑，挥起刀就杀开一条荆路，到后来干脆不管不顾，连扑带滚地往山下直冲。还好，天还未全黑，我已冲到了山脚下。但再往下一看，却是悬崖峭壁，幸亏不是太高，估计也就2米多的样子。正想着如何下去，忽又隐隐听到"哗哗"的流水声，再又仔细一听，就在山脚下，我探下身子往下一看，原来山脚下竟是一条河！我高兴坏了，紧张、焦虑的心情立刻退去:这不正是桃墅穿村而过的小河吗？眼下正临近夏季，河水已漲得象条河了，但不管它有多深，我会水，怕什么？到了对岸，只要一直往上游走，就可回村了。心情一放松，身手也就敏捷起来，我抓住树枝藤条，身子慢慢往下探，直到脚下已完全悬空，然后一踮脚，同时一放手，身子便往远处弹飞下去，瞬间便稳稳地落在了水面上。我又迅速地游到对岸，然后就一直往上游走，走了大约2里地，朦胧中终于依稀看见平时经常走的熟悉的大路了。我嘘了一口气，这时才感到身上有点冷，并且早已饥肠辘辘了。又走了一段路，忽然看见远处有些火光点点在移动，再走近点，才发现是飘忽的火杷，其中还有几只手电在四处乱晃，并隐隐听到从远处传来的喊叫声:"志彬一一凡志彬一一，你在哪里一一"其中有一个声音特别尖、特别响，我听得出是志梅的声音，便连忙扯起嗓子回应道:"志梅姐一一，乡亲们一一，你们别着急一一，我在这儿一一"……"会师"的那一刻，志梅一个箭步冲上来，一边死劲拍打着我，一边恨恨地哭骂着:"叫你一个人乱跑，叫你一个人乱跑！我打死你，我揍死你！……"我也不躲闪，任由她一通发泄，然后笑着说:"沒事，我属龙的，命大。"大家也一起劝和着:"志梅，志彬真的沒事，赶紧回家吧，他现在一定饿坏了。"…… 还有一次惊险则是自己主动炼胆、硬着头皮与"鬼神"挑战、叫板所致，那就是到深山坞里看(读平声)野猪。 山区很多野猪，每到收获季节，尤其晚上，就有三五成群的野猪到田地里偷吃和糟贱粮食，故本地一直以来都有夏收秋收季节晚上派人到山坞里看野猪的活计。 这本也没什么，何况此前也曾去看过。但关键这次与以往大不相同。一是地点离村子很远，起码有十几里地，想中途回家几无可能；二是那个深山坞很凶险，听说早年曾吊死过人，并且还是个冤魂，甚至传说有人在这里曾看见过这个吊死鬼；第三，更遭糕的是，那天原先说好了与我一起去的小伙伴下午小孩突然发高烧而去不了了，他说准备去找队长另派一人与我去。我当时挺很犹豫的，但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咬咬牙说:"你安心在家陪孩子，不行赶紧上公社卫生院，另派人的事就不要去说了。" "怎么，你打算一个人去？！"他惊伢地看着我，不无担心地叫了起来。我非常镇定地回答道:"是的，我倒要去看看鬼是什么样子，如真能遇上，我倒长见识了。"最后我又交代他，不要去告诉别人，更不要去告诉我姐。 其实我小时候最怕鬼了，却又偏偏喜欢听一些妖魔鬼怪的故事，因住在小弄堂深处，以至于晚上回家经过黑暗处或有"鬼"的厕所时，总要闭上眼睛伏在大人的背上，生怕看到鬼。即便后来读书了，晚上从学习小组回家，也还是一路小跑，心里崩崩乱跳，有时实在不行就大声唱歌＂驱鬼“壮胆。稍长大点后，尤其到了读五、六年级，我渐渐就向无神论方向靠拢了，总在不断地质问自己:"这世上真的有鬼吗？"但还是有点将信将疑，只不过长了一点不信邪的邪乎劲，这才导致了这一次"诡遇"。 吃过晚饭，趁着天色尚早，我就扛了一把长柄弯刀和一枝七九式步枪(其时我还是武装基干民兵)向那山坞出发了，约莫个把小时便到达了目的地。此时天已全黑了，我也不知是为了给自己壮胆还是有意向鬼神宣战，突然就用双手做成嗽叭状对着大山深处大声喊叫起来:"冤死鬼一一，你今晚就出来吧一一，我不怕你一一，我很想听你说说自己的冤情一一！" 上半夜似乎没什么动静，我虽然耳朵一直在细听着，心里也一直在紧跳着，但可能是时间长了总会有点疲倦的缘故，竟也迷糊了一阵。一觉醒来，估计已是半夜2、3点了，就听到不远处的树丛中有悉悉索索的响动，我一骨碌爬起来，操着手电，虽然心跳得更厉害了，但还是壮着胆子摁着手电往那树丛中照去，只见一束雪亮的电光把那树丛照射得一清二楚，但除了看见几棵小树在瑟瑟搖曳之外，并沒有见到我想象中的白衣白褂、披头散发、伸着长舌的吊死鬼。这时我忽然想起小时曾听老人说过的一句话:"只有鬼怕人，哪有人怕鬼的？"，还有一句则是:"火焰高的人是看不到鬼的"，是不是真如老人说的，我心里有点疑惑。又过了一阵，又听到另一不远处有响动，而且哗啦哗啦地比刚才响声更大。我心里又是一阵狂跳，手电照去，这回真的看见有黑乎乎的东西在树丛中移动，我心跳得更厉害了。但随即想了一会儿，不对！这不像是鬼！难道是野猪？我也管不了许多，就按照当地人教的方法对着那里"哟荷哟嗬"地大声叫唤起来。那几个黑影对叫声似乎并不敏感，竟呆在原地不动，我又连忙放下手电，操起枪，对着那帮家伙一扣板机，"嘣一一，扣一一！"枪声在这寂静的深山里显得特别清脆，特别响亮，伴随着枪声的回响，这才听得树丛中稀里哗啦的一阵狂响，并且声音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最后终于恢复了寂静。这时我才摸了一下额头，哇，湿漉漉的，原来早已吓出了一身冷汗…… 自此以后，我胆子愈发大了起来，甚至曾发神经似的一人到祠堂里（乡下专放棺木的地方）住宿过。随后还渐渐萌生一种潜意识，原来世上有些凶险事物，你只要不怕它，它也就绕开你离你而去了。 作者徐祖彬 主编/吳麗监制/程盛中

知青岁月 永远的记忆（专辑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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