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讲座邀请函‖漫谈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经典阅读

牧心

为繁荣文学艺术创作事业，搭建交流学习平台，提高文学创作水平，互助县文联、互助县作协拟组织开展文学专题讲座，如果您也喜欢文学、热爱创作，快来加入我们吧，这里不仅有兴趣相投的朋友，还有文学创作的盛宴！

本次讲座邀请了文学博士李生滨先生。敬请期待！

嘉宾简介

李生滨，1966年9月生于青海平安县（现为海东市平安区），祖籍南京。本科和硕士学业在陕西师范大学完成，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河南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近现代文学方向博士后。2006年访学英国，曾任教宁夏大学人文学院，现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兼任文学院教职工第一党支部书记。先后被增选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等学会理事。2016年2月被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聘为文史专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和中国20世纪乡土文学与西部文学研究，已出版《雕虫问学集》《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远去的背影：朱自清及其诗学研究》等专著8部；已发表《诗人郭沫若政治情怀和社会理想的人性阐释》《当前传记作品的写作形态和批评要求》《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的多重悲剧意蕴》《<孔乙己>的叙事人称及叙事结构》《审美的决绝情态及其诗歌意象——谈谈昌耀与西部文学》《静水深流：心灵喧响的诗意彰显——石舒清<果院>细读》《守望乡土的文学意义——以火会亮<村庄的语言>为例》《杨梓<西夏史诗>的诗学考察》《“德州草原”的悲悯书写——索南才让及其<荒原上>》等文学评论和研究文章100多篇；获《黄河文学》百期庆典优秀作者奖，宁夏第九届文艺奖文学批评与理论一等奖，银川市贺兰山文艺成就奖，宁夏大学文学社团优秀指导教师卓越贡献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六、十七和十八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及各种教育教学奖励三十余种。

会议主题

漫谈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经典阅读

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2023年7月24日 上午9：00 参观中国土族园，探秘青稞酒之源；下午2：30举行文学专题讲座。

地点：互助县纳顿庄园

参会人员

1.互助县作协全体会员；

2.广大文学爱好者，文学青年；

3.欢迎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广大教师、学生踊跃报名参加。

嘉宾作品

李生滨//郭沫若周秦诸子研究平议 ——以《十批判书》为中心

伟大的时代造就了郭沫若，使他成为了一个多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卓越人物。文学观念的近代嬗变，离不开中西、新旧之间的文化冲突，惊呼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好，还是温和地表述为“古今演变”也罢，首先需要深入观照新文学之所以发生的近代历史文化情景，其次是无法回避“五四”作家与传统文化深厚的渊源关系。鲁迅是从疏离经学正统而走向弃医从文的启蒙批判，胡适得时代之风气而倡导文学改良，郭沫若则是感应时代风潮而投身文学革命。这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直面现实的决绝选择。当然，郭沫若的选择更为激进和乐观，1925 年前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基于中国社会革命之现实而改变自我抒情的个性主义文学观，进而倡导革命文学。大革命时代风潮中南下广东参加北伐，参加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因追求革命，被迫流亡日本。在军警监视的孤寂生活里开始了自觉的学术研究，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意义，由此而开拓了甲骨文、青铜器和古代社会研究等学术领域的新境界。1945 年出版的《十批判书》，即郭沫若承前启后的重要学术著作，其文化批判的思想价值和现实关照的历史意义，应怎样评价呢？

一、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变和突进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传统的士绅文人修德立言之文学，辨章考据，致用求是，注重政治文献和历史叙事。上古文明初发与氏族社会的历史变迁，特别是春秋战国漫长而纷乱的现实斗争中出现的各种学说和思想，不论是儒、墨、道，还是名、法与阴阳，政治秩序和政治伦理自然成为许多周秦诸子研究讨论的核心问题。秦亡汉兴，“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尊儒的封建文化形态的生成与发展，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儒家经典与经学注疏的历史层积，确立和强化的是大一统文化体系和等级伦理制度。因此，儒家伦理思想与意识形态媾合的日常化，构成了中国人家国思想和社会道德的文化基础，或者说集体无意识。晚清以降，中国学术研究因为封建专制禁锢逐步消解解放，又有西学东渐的直接刺激，加上各种新的史料的发现，人文历史研究领域的新变与突进，有目共睹。尤其是新史料与考古学促进了中国史和周秦诸子研究的持久热潮。

郭沫若在古文字辨识研究和中国古代社会演进研究的基础上，讨论批判诸子的思想及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流变过程，析疑辩难，1945 年最终完成并出版《十批判书》。其议论之宏富，亦成绝响。

笔者带着至为简朴的想法，重温《十批判书》。发现年轻时的阅读只是一种猎奇，而没有历史意识，自然也少有学术史的考量。郭沫若是从小读“四书五经”的受过传统私塾教育的人，周秦诸子自然也是他幼学启蒙存储的文化基因。然而时代骤变，先是辛亥革命变天地，后是新文化运动开新潮，郭沫若焉能在时代的震荡中不受刺激。从经学本身的批评反思来说，康梁变法思想对郭沫若之影响，不容小觑。特别是梁启超引入的新史学，直接启发了郭沫若研究中国历史的新眼光。1928 年郭沫若流亡日本之后，机缘巧合的甲骨文、青铜器研究，自然来自对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研究成果的承继和发展。但从总的文化思潮考察，郭氏这部议论开张的著作离不了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语境。概而言之，其一是各种新史料的大量发现，引起了中国史学研究的进步；其二，是外来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刺激，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自我考量和历史研究的突变 ；其三，文化学术关联着家国民族的精神命脉和存亡问题，近代以来的历史研究，包括经学研究和诸子研究皆是为了特定的政治改良和革命思想张目。

以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等为代表，研究方法的鼎革拓展，促使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取得了不少收获与进步。具体而言，近代西学东渐的考古学带动近代百余年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中国的考古人用了一百年的实践，建立起了中国的一个长的历史的景象。”简而言之，甲骨和青铜器是研究中国上古文字和古代礼制的重要载体之一。古代先祖开疆拓土、演绎王权，包括生老病死等种种活动，古代文物上多有简朴而精要的刻画记录。尤其中原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和权贵，自来喜欢勒石凿碑。上古青铜器与汉唐碑石，自是历史遗存的表征符号，堪称中国特权政治与器物文化的双绝。因此，宋一代出现了达官文人雅好的金石学。学而优则仕，仕宦闲暇，或专门收藏以青铜器为主的有铭文的古器物，或搜集考释内容丰富的石刻碑文，或二者兼而有之。考证辨识，把玩揣摩，文人雅好的历史探究中首先强化了中国书法与篆刻艺术的发达。宋、元、明、清士大夫文人的历史癖和文化意趣就是这样丰富起来的。流脉深蕴，犹如鲁迅之喜欢汉画像，胡适之考证小说《红楼梦》。

从十三经注疏的集大成至清代朴学之兴盛，琴棋书画之外，文字训诂亦与文人的生命情怀粘连。

如李清照夫妇琴瑟雅玩，《金石录后序》云：“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 先秦的文字记载，从甲骨文、金文、《诗》《书》及《春秋》经传、《竹书纪年》、诸子书以至《天问》《山海经》，或叙述当时史事，或追述前人的传说，可以考证部分远古先民的生活情态和政治场景。历史叙述的建构关乎民族精神的文化认同，寻绎上古华夏先民生存活动的蛛丝马迹，自然成了人文研究的重要事项。宋、元时期，安阳一带多有青铜器出土，自然引起关注。其实，早在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殷墟的位置进行了较为确切的描述。20 世纪初，安阳的殷墟因发掘甲骨文而闻名于世，1928 年殷墟正式开始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都城建筑遗址和以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系统地展现了中国商代晚期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据专门的统计，殷墟先后出土有字甲骨约 15 万片。甲骨文中所记载的资料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也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甲骨学。甲骨最初被发现，大约是清末光绪 25 年 ( 公元 1899 年 ) 秋。国子监祭酒王懿荣 (1845-1900) 无意中在中药材“龙骨”上发现一些符号。经过考究，它们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他从甲骨上的刻画图案符号中辨出“月”“山”“水”等象形字，还找到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由此断定这是刻画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从此，这些刻有文字的甲骨备受重视，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王懿荣先后收集了 1500 多片。1900 年庚子国难，王懿荣自杀殉国。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王懿荣为甲骨文之父。1989 年秋，甲骨文发现 90 周年，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这位家乡先贤。此后，刘鹗接手王懿荣甲骨收藏并进一步收集，于 1903 年择选拓印《铁云藏龟》，第一次公开出版甲骨文资料。1904 年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等资料，又完成出版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这也是我国研究卜辞的第一部学术著作。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所列的第一部文献就是《铁云藏龟》，见《甲骨文字研究序录》。

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产物。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重视。访求最富者罗振玉，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于 1913 年精选出 2000 多片编成《殷虚书契》( 前编 ) 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后编》等著录书，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继罗振玉之后，许多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大量的考释和研究。其中，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和《卜辞通纂》代表了我国甲骨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唐兰先生在《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自序》中说，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郭沫若“博综群籍，多识古器”，而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且以考古学之属于 1948 年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存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可以考证中国文字的雏形。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发祥地以农业为基础的血缘氏族制时间很长，而且发展非常完备。氏族内部，吃穿用度，器物分配，伦理等级日益分明。而有关天时、宗族、战争以及生产的各种祭祀活动的图画、结绳或镂刻的符号化记录，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这就是甲骨文，从书法与结构“体现出它的成熟性”。1928 年 6 月在日本东京的书店，郭沫若见到罗振玉所著《殷墟书契考释》，由此开始了甲骨文研究。郭氏几乎访遍了日本所有甲骨的收藏者，掌握了大量实物资料。1929 年 8 月 1 日，其《甲骨文字研究》正式完成。从 1928 年至 1937 年，殷墟的调查和科学发掘 15 次，董作宾参加了前 7 次和第 9 次发掘。1933 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亦是公认的一部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 1500 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与器物铭文等互相校勘，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价值和意义极为重大。

20 世纪以来，考古研究之青铜器研究也是蔚为大观。在郭沫若之外，容庚（1894-1983）也是集大成的学者。容庚用八年的时间，专事商周青铜器的研究工作，寝馈其中，1941 年完成《商周彝器通考》。全书取材宏富，抉择有方，考证谨慎，图文并茂。1930 年容庚通讯录“送《金石书目》”记“郭沫若、周季木、赵万里三册”，又 1930 年“一月收入”记“郭沫若来 16”。而《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第 131 页直接标注“此得诸容庚教授之函示”。可见，郭沫若与容庚等在古文字和器物铭刻研究方面的深入交流。

毋庸置疑，在古文字研究方面郭沫若的成就堪称杰出。他还专门研究过石鼓文。唐时发现的石鼓，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石鼓文为四言诗，是中华最古老的石刻文字。因记述秦皇游猎之事，也称“猎碣”。开元年间的书法家张怀瓘在《书断》中说 ：“按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讽（一作叙）宣王畋猎之所作。今在陈仓”。他赞美石鼓书法 ：“体象卓然，殊今异古 ；落落珠玉，飘飘缨组 ；苍颉之嗣，小篆之祖 ；以名称书，遗迹石鼓。”字体在古文与秦篆之间，一般称为“大篆”，石鼓刻于秦前还是秦后，考古界无定论。郭沫若鉴定认为应是秦襄公（前 777- 前 766）时期的作品。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研究认为石鼓文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前 219 年）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至始皇三十四年（前 213）焚书令下三十日之内一段时间的可能性较大。当代学者、书法家、古文字学家王美盛《石鼓文解读》认为石鼓文作于公元前 525 年，为东周王作。主要根据是鼓文中有“吾获允异”句，与《左传》记载吻合。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肯定此说。历史明确记载石鼓“今在陈仓”之陈仓，现属宝鸡市。宝鸡市亦青铜器之乡，有专门的石鼓纪念园和大型的青铜器博物馆。检索文献可知，自 1939 年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出版，其他人的研究基本是在此基础上的部分校正谬误或修订而已。

郭沫若立足文字考古的甲骨卜辞研究和钟鼎文研究是相互贯通的。典章器物，再加诸子思想研究，充分奠定了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宏深基础。

此外，促进 20 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还有西方探险家深入中国西北的考古发现，特别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流布。1906 年，匈牙利人 M.A. 斯坦因在新疆民丰县北部的尼雅遗址发现了少量汉简。次年，他又在甘肃敦煌一带的一些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 700 多枚汉简。此后陆续有新的汉简出土，至今共发现 5 万余枚（多发现出土于甘肃）。从西汉简上可看到汉字字体从古隶逐渐演变以及草书形成的过程，从东汉中后期简上又可以看到隶书开始向楷书演变的情况，所以汉简也是研究汉字发展史的重要资料。边塞汉简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边塞地区的情况。在很多方面，西北边塞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一致的。而且边塞汉简的有些内容，如某些诏书和中央机关发的公文，本来就是面向全国的。因此无论是研究汉代的西北边塞地区，还是全面地研究汉代史，汉简都是十分重要的史料。百多年的考古搜集和考释研究，在汉代的边防设施（包括烽燧制度）、屯田制度、兵制、官制、行政制度（包括文书制度）以及汉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和阶级关系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多新的知识。几乎与汉简的发现同时，敦煌藏经洞也悄悄开启。从中国历史来说，这是研究自东汉至元朝、涵盖各朝代文明的重要资料。从西域和世界文化研究来说，这一发现为研究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当然，国家积弱太久，未能及时保护，更谈不上充分利用这些文献资料。多被英、法、日、美、俄等国探险家盗窃掠夺，流散世界各地。这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数次浩劫之一。国学家陈寅恪慨叹这是近代中国学术的伤心史。近代中国文物的流失，也形成了海外中国学（汉学）的兴起。中国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问题，在 20 世纪成为许多世界历史文化研究者聚焦讨论的问题，虽然其背后的用意和目的各有所图，但确实打开了中国历史和历史研究自我封闭的大一统观念。因而生发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

郭沫若的研究也不例外，其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第一是千年固有的“文学”研究——熟悉文献典籍的考据路径，其次是基于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新史学观念方法，最重要的是学习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思想，并与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疑古派时贤的辩驳中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路径和方法。甲骨文字和金石铭文，“在这方面，成绩最为卓著的是郭沫若。郭氏于 1928 至 1937 年旅居日本，为了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开始努力寻找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即甲骨文、殷周金文，同时注意到古代中国之青铜器。他潜心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和西方及日本近现代考古学著作，从而对传统金石学作了较彻底的批判……由此，郭氏树立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应用现代考古学方法研究中国青制器的信念。”此后“学者有所异议，有所更正，但至今学者们进行断代研究时的基本方法皆不外乎郭氏所创立的标准器法”。

如上所引，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总论部分高度肯定了郭沫若此领域的诸多成果、深远影响及学术的范式建构。可以说，郭沫若在古文字和历史文献研究中数十年孜孜以求，考论精深、见解独到、议论开阔，现世少有能匹敌者。当然，没有近代民族危机引发的文化焦虑和学术勃兴的特别语境，郭沫若也很难取得如此广博精深的成就。也就是说，遭遇西方殖民和文化侵略之外力刺激，经世致用，博古通今，离乱时代中国学术真正站得住脚的主要还是历史研究。亦可说，20 世纪历史研究带动了近代（现代）中国学术和思想的维新革命，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

二、科学理性的历史批判和学术研究的自觉与自信

讨论中国历史、文化和学术思想，离不开先秦诸子和相关的典籍。如五经之首《周易》，“由于具有理性思维的内容，终于成为中国哲学和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先声”。由此而形成的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宗教尤其是道教，关系密切。从中国文人的主体精神建构而言，又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思维的渊薮。郭沫若从新文化建设到大革命北伐途次，可见其时代精神和现实担当。少小离家，避居日本，回国抗战，其学术思想和爱国情怀，与中国古代文化渊源深厚。换言之，郭沫若一生追求文艺创造和学术研究，历史与现实情怀两相激发，以歌德自居，自我的期许甚高。学术研究，特别是历史研究需要实事求是，史料与文本作伪，又是历史遗留的痼疾。二者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学界纷扰不息质疑苛责，也反向验证说明包括史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研究中文献及文献考证的重要性。多方借鉴、检查史料，郭沫若自觉清算自己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偏颇和错误，《十批判书》以此为首篇，理性自觉尤为显豁。两周衰变，官学下移，诸子将自然认知、道德评价和人性审美融合于自己的理性思考，百家争鸣，针砭现实、议论是非、肯定美政，为天下大治和诸侯争霸献计献策。黄老主张休养生民、无为而治，墨子主张兼爱、非攻，法家却要严明赏罚、士民赴死。儒家倡导恢复周礼、仁义治天下。大乱大治，郭沫若身处的近代中国何尝不是如此。以史为镜、资治通鉴，是中国文人的一贯做法。革故鼎新、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亟需中国历史研究的文化依据。在近代政治文化思潮的现实感应中，郭沫若自觉地研究古代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文化，探寻历史走向“封建社会”的历史轨迹，既是为了印证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判断，更进一步是以阶级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张目。周秦诸子思想研究的政治意义和借鉴作用，无须掩饰。《十批判书》等郭氏著作引起世人重视和批评的原因，亦无法排除此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治学主旨。郭沫若自小聪颖好学，恰似鲁迅所谓“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 的摩罗诗人。郭沫若是深具政治意识和家国情怀的历史学家。忧患在心，其学术研究多了现实担当，行文朴实清明，少有一般学人的谨慎和畏缩不前。1917 年 6 月，郭沫若在家书中说 ：然而盛衰治乱，一切皆有天数存焉，风云紧迫，正酝酿豪杰之时，新国少年，皆当存揽辔澄清之志气也。士不可以不弘毅，郭沫若传承中国文化道统而问世、忧世、济世之学术研究，高歌猛进或沉静书斋，交替辉映，却也伴随一生毁誉。“揽辔澄清之志”，在《女神》中多自由的张扬，特别是《凤凰涅槃》之呼唤创造一个净朗、华美的新世界，显扬的就是年轻诗人刷新政治、澄清天下的伟大抱负。这是郭沫若倾向孔子人格精神和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自然升华，也是后来不怕牺牲参加北伐战争的思想基础，更是 1937 年义无反顾地回国抗战的精神支柱。

第一个时期，萌芽时期。

这在郭沫若学术自叙的文章中没有刻意说明，但其“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历史随笔，显露了重新研读“经史子集”的事实。

在新文学创作和新文化建设的文字激扬中，为了参破“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新学与旧学对举，歌德与庄子齐读，惠特曼与屈原共振。质而言之，1914 年郭沫若留学日本，接触西方文学和哲学，接受新学思想而于“五四”高潮时期自然介入文学革命。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之余，尤其是 1923 年前后，他从阳明心学上推周秦诸子，在诗意的情怀里赞美孔子、庄子、施惠等人的性格和思想。《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一文，赞扬了自己理解的孔子的思想和精神。《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一文，自然是质疑问难的翻案文章，以学术讨论的方式对这位言论巨子致敬，却也表达了几近相反的观点。《施惠的性格与思想》，知人论世，要从文献的字里行间读出自己的发现。这个时期的文章除了诗人性情的个性张扬之外，已经见出郭沫若对先秦典籍的熟悉和析疑辩难的自信了。因为不再是私塾里背诵的四书五经，而是比照近代西方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运用新学知识和理论而发抒新见。亦如成仿吾从日文翻译《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附识所言 ：“能摆脱一切无谓的信条，本科学的精神，据批评的态度而独创一线的光明，照彻一个常新的境地的，以我所知，只有沫若数年以来的研究。”创造社同人之间的评价虽有些夸张，却也说明了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胆识，以及胸襟开放的科学精神。

第二个时期，鼎盛时期。

这是郭沫若自己认定的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前后十五年”。这在《青铜时代》的《后记》中特别说明，而《十批判书》第一句劈头就说 ：“关于秦以前的古代社会的研究，我前后费了十五年的工夫，现在是达到了能够作自我批判的时候。”

众所周知，流亡日本，郭沫若不但接触到罗振宇、王国维等人的学术著作，而且还得益于日本甲骨收藏，开始了中国古代社会和甲骨文的全面研究。从甲骨文字入手的古代历史研究，鼎盛之集大成即 1945 年完成的《十批判书》。

此阶段大概又可以分为日本时期和重庆时期。日本时期是自觉应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除了理论的自觉，这个时期的甲骨文研究和古代社会研究也有学术方法上的自觉训练。重庆时期，尤其抗战后期被孤立而闲居的郭沫若，总结自己的历史研究而形成观点鲜明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特别是《十批判书》，集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于一体的批判阐释，一方面是近代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历史性总结，另一方面恰恰是直面民族出路问题而审视观照中国社会政治状况的学术建言。

简言之，在政治流亡的伤痛和屈辱中郭沫若再次捡起诸子研究，其文化批判的学术自觉，离不开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大背景，离不开中西文化交融的现代性批判新视野。甲午海战失败以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维新变法或革命图强，中国人探究中华文明和诸子思想的忧患意识更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指导组长、学科带头人高华平主持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先秦诸子综合研究》，在开题的文献综述中批评说 ：章太炎、梁启超可谓此期先秦诸子学研究的先驱。章太炎 1906 年即发表了《诸子学略说》，平议先秦诸子学说；数年后出版《国故论衡》，专论先秦诸子哲学。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中国学术）全盛时代”亦专论先秦诸子之学。此时，于北京大学主讲“中国哲学史”的陈黻宸则有《诸子哲学》讲义传世。陈氏的《诸子哲学》对先秦诸子包括老、庄、列、管、商、韩、墨、荀、以及屈原和《吕氏春秋》在内的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皆有论述，其中尤以老子思想研究值得关注。在郭沫若《十批判书》之前后，出现不少著名的先秦诸子研究学者和专著，有陈钟凡的《诸子通谊》（1925）、刘汝霖的《周秦诸子考》（1929）、陈柱的《诸子概论》（1930）、高维昌的《周秦诸子概论》（1930）、嵇文甫的《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1932）、吕思勉的《先秦学术概论》（1933）、罗焌的《诸子学述》（1935）、罗根泽的《诸子要略》（1934）、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1935）、王遽常的《诸子学派要诠》（1936）、胡耐安的《先秦诸子学说》（1936）、李源澄的《诸子概论》（1936）、郭沫若的《十批判书》（1945）、杜守素的《先秦诸子思想》（1946）、蒋伯潜的《诸子通考》（1946）、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批判》（1948）等。然就其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我认为仍应首推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和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二书。

第三个时期，延续时期。1949 年之后郭沫若完成出版了《奴隶制时代》（1952）、《屈原赋今译》（1953）、《管子集校》（1956）等学术著作，创作了《蔡文姬》（1959）等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特别是《管子集校》，1953 年 11 月至 1955 年 11 月，耗时两年，心无旁骛，用力颇多。“考史要把历史事实的现象找出来，论史要把事实现象加以评论解释。”此作以许维遹、闻一多等人的集校校释为基础，定稿 1956 年发表。这不是一个小工程，占《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八卷总体之半。如果没有深厚的古代典籍和文字考证的深厚功夫，没有静得下心来的学术情怀，很难完成。要说《管子》一书的重要性和内涵之宏富，此前有感于西学夺世而校释《管子》的颜昌峣《自序》说 ：“其书之似儒、道、名、法、兵、农、纵横之术者勿论已。若其经国远谟，微言大义伊、周之所未闻，后贤之所沾溉。其精神气烈，直注二千六百数十年，与今西欧学者数十百辈之所研讨奋发而仅得之者，后先相视，若符契然。”近代学术大家梁启超要而言之，《管子》“当作战国末法家言读之，则为绝好材料”。郭沫若集校《管子》，可见全集“文史编”之第五、六、七、八卷，校勘考释之精细，非后学我等敢望其项背。没有诗人（士人）之志，一个身处高位者很难潜心治之且至精微。

三、中国问题的文化考量：《十批判书》

学术研究的根本指向

学术工具化的“极左”思潮湮灭了郭沫若比较看重的学术研究的济世意义。但不能忘记或抹杀历史真实，历经战乱的废墟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困难重重，明朗欢乐的情绪弥漫全国。新中国建设前三十年，分管负责文化、教育和科技等领域的国家领导人郭沫若，可以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国家事务繁忙的间隙里，或因各种政治运动牵连而身心起伏之时，郭沫若从来没有放下过周秦诸子研究。1978 年去世前为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写的《科学的春天》，热情呼唤“科学的春天到来”，难能可贵的仍然是为国家为民族富强而恪尽职守的“士子情怀”。在“极左”思潮冲击和瓦解学术研究之严肃价值的大背景下，郭沫若确实有许多违心言论。这无须讳言。历史研究的文化意义从现代性来说，就是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自我考证和精神凝聚。西学东渐，新学与旧学对举之时，国学话语的形成，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内在力量的觉醒。文化复古的最新热潮里，海内外新儒家、新国学的倡导者身心皆蕴藉了文化、历史和民族的家国情怀。1924 年，郭沫若文艺思想转变的时期。诗人从翻译河上肇《社会革命与社会组织》等著作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关注中国社会现状和革命运动。“1926 年 3 月 18 日，正是郭沫若离开上海奔赴广州的日子，也是广州的‘中山舰事件’发端的一天。就在同一天，北京爆发了执政府卫队屠杀请愿民众的‘三·一八惨案’。” “之后奉系军阀控制北京，新文化知识分子、新青年群体纷纷离京南下。”也是这个时期创造社成员开始放弃个性主义的文学主张，倡导“文学革命”。革命范式下“在知识阶层中也自发地表现出对‘个性’、‘自由’的反思。抛弃自我表达转而传播革命统一的声音成为许多人参与革命后的主动选择”。郭沫若始终是感受时代风潮并坚决行动的人。“新文学”先驱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自然从不同的角度去批判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重中之重就是周秦诸子思想而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包括政治制度、道德和文化的批判反思。上承千年，当不少人为指责过于功利色彩的为人之学而肯定为己之学时，也暴露了当下学术研究的傀儡和侏儒心态。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没有现实追求的功利价值，很难走得远。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超越个人得失的价值追求，也就是说，立足自我的学术恰恰需要直面现实的问题意识和责任意识。毛泽东说 ：“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先秦历史典籍蓄积了久远的文化内容，在史官文化的奠基传承之外，先秦诸子理性精神与政治践行的理论探讨，是中国应对世界格局的丰富资源。鉴古知今，孔子依据搜集的大量上古资料文献，整理成书《诗》《书》《礼》《易》《春秋》，以教授有志之士。“三代虽亡，法治犹存。” “《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1945 年出版，两书体现了郭沫若从时代趋势研究先秦诸子的批判性视角和‘人民本位’立场。”

中国的政治文化形成从历史镜鉴和文献注疏中解决问题的传统。回到先秦历史的初衷是考证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自然会触及人类文明必然追求的自由精神和民主思想。回溯道家和儒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郭沫若发现 ：大凡在一个社会变革时代，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总要起一番理论上的斗争，即是方兴的文化与旧有的文化相对抗。中国在事实上只经过三次的社会革命。所以我们在文化史上也可以看出三个激越的时期——真真正正是划时代的时期 ：第一，《易》、《诗》、《书》所代表的一个文化的集团 ；第二，周、秦诸子 ( 孔子一门包含在里面 ) 的一个文化的集团 ；第三，近百年来科学与中学的混战。第一个“文化集团”是原始社会瓦解而私有制奴隶社会出现的变异过程中遗留的文化碎片，不无清新而斑驳的思想。而周、秦诸子是从奴隶社会发展为秦汉封建大一统帝国的激越时代的思想彰显，极为驳杂而丰富。“近百年来科学与中学的混战”则是封建专制政体和思想瓦解而要建设现代民主政治秩序的战乱时代。肯定历史的革命论之后，郭氏特别指出“大凡在一个社会变革时代，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总要起一番理论上的斗争”。郭沫若研究诸子思想是为了借鉴其政治意义和现实功利价值，凸显无疑。支可坚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理论反思中认为 ：“历史的规律总是在社会发展的特定条件下起作用，离开了这些条件，离开了由这些条件构成的具体的社会环境，它的作用根本无从谈起。而这些条件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这时规律起作用的时间、方式、结果等等，也将随之变化。历史上的种种‘实然’，固然也有纯属偶然的，多数却是规律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起作用的结果。社会条件属于客观存在，但并非只能如此，不许有任何变数。倘使社会条件中失去了某些因素或加入了某些因素，规律起作用的结果就不一样了，这也就是‘实然’之外的可能性了。中国现代如果没有革命文学的兴起，自由主义文学不会有那么高的自觉性 ；反过来，从上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文艺从属政治的问题之所以成为革命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又跟自由主义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有关。所以，探寻历史的可能性，将会加深和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对历史的规律的认识。每一个研究历史的人立足点都在今天，他们不可能只把找出这些可能性本身作为目的。”郭氏之学，非止于训诂，亦非雅玩怡情。借用颜元（1635-1704）的批评，宋儒大误，在教人静坐与读书。“天下兀坐书斋人，无一不脆弱，为武士农夫所笑，此岂男子态？”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研究，特别是诸子思想研究，置之于 1930 年代民主革命和 1940 年代民族抗战的政治文化语境，方可理解其深层用心。在联合一切力量救国强国的现实批判中，独裁和专制必然会伤害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同样妨害人民大众力量的动员。天下需要大治，解决思想问题是关键。《十批判书》极为酣畅淋漓的考证论说，其一为《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其二为《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前者，主要是言明作者穷尽史料文献的努力，自然也显示了吸纳百家的学术襟怀。上文多有侧重，以纠众多妄言虚论之凡俗之口。而《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古代社会与诸子思想研究的总结，可以说部分影射批判时局 。

“以复古为解放”，学术研究要有现实的针对性，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文化与学术，民族与个体，保守与激进，中国往何处去？这些问题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危机中凸现出来，晚清以降几代文人和仁人志士奔走呼号，以致献身。从维新改良到社会革命，如陈寅恪先生史学研究的精细和专深，非常值得肯定 ；然而郭沫若学术研究的现实追求、民族情怀更具有文化胸襟和现实担当。就独立人格和学术操守的某些方面，我们可以敬重陈寅恪甘于清贫的孤傲和坚守，但郭沫若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文化自信和时代呐喊，则能偏执地一概否定吗？1948 年胡适、傅斯年等新文学中人推荐郭沫若当选院士，怕不仅仅是学术一端，还有传统士人而来的知识分子更高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自觉。这些先驱“面对西方文化时拿来主义的宏阔胸襟，也因为他（们）在大力吸纳西方文化时所始终把持的民族立场”而彪炳史册。

与此相反，不少同病相怜、自命清高者，“家国旧情迷纸上，兴旺遗恨照灯前”，褒奖陈寅恪等学者不遗余力。郭沫若求学问道近于梁任公，有经营天下之志，并践行之。这是鲁迅所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郭沫若舍身求法、赴汤蹈火、为家国民族奔走一生，纵然被一些人所误解或诟病，“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从清华四大国学导师而言，陈寅恪与王国维近，可以说学问精微至深，然而国事危危之时，空谈却于国事无补。自我囿于书斋而难以自拔，1932 年陈寅恪撰写的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的报告里夫子自道 ：“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不忘本国文化之根本，确实是一种理性的认识，但困守于书斋而单纯“获得精神的自我解脱”，掩饰不了以学问自重的清高。而这种清高自然也流露了文人自我矜持背后的怯懦和颓废。同样，刘梦溪再次引用 1932 年陈寅恪撰写的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的报告内容：“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阐释分析说 ：“这说明寅恪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有极深刻的认识。实际上，儒学的正统地位是与治统结合的结果，如单就思想和学说而言，儒、释、道三教交错和融合反而形成诸多孔隙，使知识人士的个体精神世界保持相当的活性，无论在朝在野，得意失意，入世出世，都不难寻觅到相应的思想资源，从而获得精神的自我解脱。”才智敏慧者，殚思竭虑，读书研学可以至精微，却难以致广大。因此，有些人虽有天下之志，而上下求索的学问只能修诸己身而已。厚古薄今，“操持峻洁” 的陈寅恪遗憾于梁启超“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陈寅恪等可以做到“所谓东西文化冲突，从未在他个人身上留下任何痕迹”。“文化之于先生即使生命，又是信仰，又是终极关怀。”“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为求文化顾命而独善其身，无可厚非，可就是少了兼济天下的现实情怀。

结语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明清以降，世事蜕变，新机滋生，“‘传统’在一次又一次的诠释与使用中获得它的活力，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诠释中改变它的风貌”。晚近一百多年学术向新和社会变革的剧变中，笔者认为 ：其一，承前启后，郭沫若在近代以来的先秦典籍和古文字研究中独成一家，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翘楚，至今没有多少研究者能企及其考释思辨的丰硕成果。其二，郭沫若的周秦诸子研究建立在艰深而细致的古文字、古器物研究的基础上，且具有人文生态的本源性感受和科学探究的现代性涵养，非冬烘先生缘木求鱼、抱残守缺之“名山盛业”。其三，民族忧患与个人沉浮成就其研究的现实意义，包含了高远的政治情怀、强烈的文化意识和精诚的信仰追求。也就是说，郭沫若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包括周秦诸子研究，完全立足于新文化建设立场，是为了中国革命而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批判，指向民族独立和新中国建设。“历史责任问题关联的是历史功过，它影响着人们对如何建国这一问题的回答，以及文化人在新中国想象中的立场选择和自我定位。” 若是脱离了这样的历史语境和现实出发点，很难客观准确地把握评价郭沫若一生宏博的学术研究及其意义和价值。

（原文载自《中 华 文 化 论 坛》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