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岁月：在后泉的日子里

春来草自生

　　1969年1月11日早上，雪花漫天飞舞，沁县大地的沟沟坎坎、田野村庄一片银装。我们24名同学乘一两卡车从县城出发，来到了漫水公社后泉大队后泉村，开始了我们的插队生活。我们这些同学，绝大多数是北京外语学院附中的初中生，当时年龄只有十七、八岁。一年后，有9位同学分到寺庄大队，其余15位同学继续留在后泉，度过了我们一生中一段最为难忘的岁月。

　　图片：刚刚来到后泉村的22名知青与3位大队干部，背后是“清泉山”（1969年1月）

　　一、艰苦生活的磨练

后泉是太岳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在县城以西40华里，再往西十几里就进入沁源山区（那里有“原始”森林）地界。村子面对一座有植被的小山——清泉山，背后和左右则全都是光秃秃的山坡，整个村庄就处在“黄土高坡”的怀抱之中。村子对面的清泉山下有一股清澈的泉水，夏天冰冷彻骨，冬天温暖沁肌，它是后泉的生命。

从北京来到这个小山村，我们当时对于环境的感受，除了那股清泉的新奇之外大概就都是艰苦。刚一来时，我们分别借住在老乡家，三四个人挤一个土炕；村里不通电，晚上靠墨水瓶做的小煤油灯照明，那灯光小的真是“如豆”。如果说这些在艰苦之外还能暂时给人以某种浪漫的感觉，那么还有两件事就几乎是纯粹的“苦”，这就是劳动强度大和吃不饱饭。

　　图片：在后泉插队时我们住的“楼”，1969年盖起，2005年我回村时有半边无人住，现在经装修由几户老乡居住。

　　在后泉插队劳动，要过的第一关就是担担子。后泉非沟即坎，除少数地块可以通“皮车”（大车）和“平车”（人力小车）外，大部分地块春天送粪、夏秋收获全要靠担子挑。刚到村里时听老乡们说，开春后要担六七十斤的担子送粪到地头，一趟三四里地，我们都吓得够呛。因为我们在北京下乡劳动时，担一担水走几十米都受不了，几天后肩膀就会又肿又痛。但真像中国古话所说，“没有受不了的罪”，开春后没过多久，我们就过了担担子这一关，男生担八九十斤、女生担六七十斤，左右换肩自如，走十里八里全都不成问题。我们的同学刘健、杨大鹏、杨志拴、朱东力，都可以担一百一二十斤，完全能顶住老乡中的壮劳力。另一项“苦重”的活儿是“抓粪”。当时为了充分发挥肥料的效用，下种时要将农家肥直接“抓”到种子上。“抓粪”的方法是：脖子上挎一个装满肥料的“粪笸箩”，跟在“使犁”和“点籽儿”者的后面，一把把地向种子上抓送肥料，几步抓完后到旁边的粪堆上再撮一笸箩。“抓粪”最累的是抓羊粪，因为羊粪的成分主要是土，一笸箩羊粪可以重几十斤，脖子上“粪笸箩”的绳子恨不得要勒进肉里；最脏的是抓大粪，大粪是将人的粪便与土搅和在一起，一般很难搅匀，往往一手下去，抓起来的就是一把粘乎乎、臭烘烘的屎团、屎撅。干这种活儿，一开始真是别扭，但没过多久大家也就全都适应了。此外，“照羊”也是一件不平常的活儿。当时晋东南各地都有“卧羊”的做法，即在夜间将羊群赶到那些地势太高、担粪太难的山坡地里，利用其粪便施肥。羊群“卧地”时，要有人看护，以防止狼的袭击，称“照羊”。“照羊”的活儿不累，但夜间要睡在山地里，白天还要到大山里给“羊户”（牧羊人）送饭，在当地这种活儿从来都是男人的事。但我们的女生王雁芬、董援朝、邵卫国全都“照”过羊，是她们主动要求的，当时老乡们都觉得新鲜，因为他们从未听说过“闺女”能够“照羊”。

　　图片：我们集体的七位女同学：董援朝、黄丽云、邵卫国、木林丽、李枫、王军、王雁芬（1969年夏）

　　吃不饱饭是我们遇到的又一考验。当时国家实行“高征购”政策，老百姓的平均口粮每年不到300斤；我们知青受到优待，每月44斤原粮，但去皮去糠后只能剩三十六七斤。那地方种麦很少，每年只能分上三四十斤麦子。记得有一年，吉家庄生产队只分了一斤八两。而当地的传统作物谷和豆，又因产量低而不符合“大寨精神”，被限了产。于是，玉米和那又苦又涩的杂交高梁便成了主食（杂交高梁吃到肚里大便都困难）。食油，每年只能分到半斤，肉、蛋几乎等于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北京的“大学生”很快便学会了老乡们的吃饭方式，每日三餐，一干两稀。两稀者，合子饭是也。几把小米，加上些瓜菜，煮成一大锅汤，开锅后下点玉米面和高梁面的“擦疙瘩”。主食是定量的，每顿饭都要过秤；不够吃，下顿试着再多加水，直到可以把大家灌饱为止。夏季天长，中午一觉醒来，腹中已是空空如也，而一后晌的劳动还没开始。于是到了地里，总是由队长打头，每干一会儿便停下来拄着锄头仰天长望——前晌盼日中，后晌盼日落。四季之中情况也有不同。秋季最美，合子饭中豆角、红薯、南瓜、土豆、萝卜，花花绿绿；夏天可以“野菜和水煮”，地头休息时每人挖它一大把带回来，一半喂猪，一半做合子饭；最苦的是春天，合子饭清汤寡水。从小听“忆苦思甜”报告就熟悉一个叫作“青黄不接”的词，然而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真正对它有了体会。到了插队第三年、第四年，自留地种得好了，干活儿也学会如何省力气了，粮食竟然有了节余。1972年秋天新粮下来时，我们知青点儿还有一千多斤旧粮没有吃完。然而即使如此，每天“一干两稀”的伙食制度也不肯改变。当时我们常年不见油星儿，后沟大队油坊送货上门，可用五斤带壳的高梁换一斤油，大家也异口同声地表示坚决不换。这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一下子说不清。而仔细一琢磨，就可以明白是饿怕了，觉得只有粮食才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无形之中，我们也成了古老中国的农民。

　　二、团结、温暖的集体

　　图片：我们的集体（1970年）

　　　　图片：我们的集体（1970年）

　　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我们能够坚持下来，并且生活得非常充实、非常愉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团结的集体，它是我们温暖的家。
　　我们后泉的知青集体共15个同学，8个男生7个女生，分在3个生产队。我们这15个人，除了徐晓方（他是跟着哥哥徐晓亮一起来插队的）外，都是北京外语附中66、67届的初中生。大家虽然同校，但却是来自6个班级，各自的家庭情况也不相同；此外，“文革”中虽然同属一个组织，但“观点”也不尽相同。我当时年轻，对这些没有明确的意识，而现在回想起来，这样15个人始终能够十分融洽地相处，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在后泉插队的时间长短不一，最短的两年，最长的七年，大多数是三、四年；集体最兴盛的两年15人“全数在此”；最萧条的时候只剩下1人。但从始至终，我们始终没有分灶，名副其实地“在一个锅里搅饭勺”，这在当时的各知青点中是不多见的。不仅没有分灶，而且实行的还是“小共产主义”，即不论男女生，不论饭量大小，不论回家时间长短，每个人从队里分的口粮、瓜菜都全部入伙归公，煤火费等其他费用也一律平摊，为集体干活儿（种自留地、磨面碾米和干其他事）个人误工多少也一律不计。自始至终，我们从来没有因为经济方面的问题发生过一点点麻烦。担水、做饭是大家轮流的，每人一周；但其他同学如果下工早，肯定会来帮忙。吃饭是大家聚会的机会，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在我的印象中，集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纠纷，遇事总能互相帮助，互相体谅。记得一天晚上下工回来，大家正围着热气腾腾的一锅合子饭跃跃欲试时，做饭的邵卫国不小心把煤油灯掉到了锅里。赶忙把米、菜捞出，用水涮了好几遍，仍然煤油味呛人，只好倒掉。然而，没有一个人抱怨一声，厨房里反传出一阵说笑声，司务长董援朝下令每人发给二两粮票一毛钱，下漫水到“公社食堂”买“干馍”吃。月光之下，大路上走着我们这群年青人。天上的星，四面黑黝黝的山，一切都那么宁静，只有路两旁的庄稼沙沙作响，此外，就是我们一阵阵的谈笑声。那个浪漫劲儿，至今回忆起来仍感到是一种享受。
　　我们这个集体，也可谓是人才济济。郑书九是我们集体的“头儿”，他虽然有点儿脾气急，但热心爽快，我们都服从他的“领导”（至今我们还都叫他“领导”）。邵卫国、黄丽云、木林丽、徐晓亮是我们的文艺人才。据说邵卫国对舞台上的舞蹈表演，看一遍就能学会；徐晓亮是我们的男高音歌手，他一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声振漫水戏台，余音绕山、绕水；徐晓方是我们的“科学家”，购买优种猪、改良节能灶，都是他的事。司务长董援朝是我们的“管家”， 磨面碾米、粜粮换粮票、改善伙食、买猪卖猪、养鸡卖鸡蛋、种自留地和一切集体杂务，都由她安排。她这个“司务长”不但要“动嘴”，还要动手，秋天削南瓜条（一个南瓜削成一条）、凉萝卜和胡萝卜干（用线将萝卜干、胡萝卜干穿成串挂凉在房上）、用簸箕簸粮食，这一套农村妇女的家务本事，不知什么时候她都学会了；其他人不会，每年就是由她来干。由于她管理有方，又能够“身先士卒”，所以很有权威，“家务”事一人说了算。在那样匮乏的条件下，集体的生活能够安排得井井有条，常年不断粮、不断炊，她真是立了大功劳。
　　我们的集体有读书学习的好习惯。“文革”中“读书无用”论盛行，但由于我们当时到农村插队是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所以迫切感到读书学习的必要。到后泉时，我和杨志拴带了两大木箱的书，其他同学也带有书籍。此外还不断通过其他各种渠道找书看，如杨志拴乘县里组织知青参加“审书”之机，从县师范偷出了好几本被封借的书，如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这些书后来大家辗转借阅，均已丢失，未能归还沁县师范，在此致歉）。那几年，我们白天出工，晚上趴在小油灯下读书，往往直到深夜。我当时写过一组诗歌，反映我们知青集体的生活，其中有一首《夜读》写道：“茫茫夜，四周星，村东侧，点点灯。正襟危坐南窗下，夜读会神又聚精。赶走一天劳和累，忘却冬寒雪与风……”这是当时我们读书情景的真实写照，毫无渲染夸张。1971年9月，几位同学上大学走了，留下的同学思想上难免有波动，我们征得队干部同意组织了“自修大学”，每周三个半天不出工，读书学习。“自修大学”由徐晓方讲数理化，杨志拴讲国际形势（以《参考消息》为教材），我讲中国近代史（以下乡时带来的一本《中国史稿》第四册为教材）。“自修大学”办得时间虽然不长，但活跃了生活，稳定了大家的情绪。

　　图片：1971年秋，有四位同学将去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分别前集体合影留念。

　　当时，志同道合的知青时兴村与村之间的串联，我们与段柳、新店的知青时有来往。大家不时地聚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会餐联欢，登山击水，惬意得很。

　　图片：与来后泉“串门”的长胜知青在河湾合影（1971年）

　　图片：与来后泉“串门”的长胜知青在河湾合影（1971年）

三、深厚的乡情

几年的插队生活，使得我们与后泉老乡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听老乡们讲，1958年曾有大学学生到沁县一些村庄下乡锻炼，所以当他们听说要有北京的学生来插队时，还以为又来了大学生。但一见到我们，才发现是一些“孩孩”。他们真的是把我们当自己的孩子，我们常能听到老乡们说：“国家让你们到这山沟里来，你们的娘、大不定多么心疼呢。”从这话中，我们能体会到他们“将心比心”、“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心和情。
当时沁县不少公社、大队都有北京、天津的插队知青，而漫水公社、后泉大队的知青安置工作是做得最好的。我们后泉大队的“老支书”李志春、前后任“主任”吉富昌、李云旺以及其他大小队干部任孝孩、吉昌小、吉晋堂、李兆清、李贵文，都十分关心我们，处处照顾我们。当时漫水公社的书记田来儒在后泉“包队”（老乡们都敬佩他，说他“能说、能写、能干”，与其他县、社干部不一样），也十分重视知青工作，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我们，而且支持我们积极介入村里的各项工作。当时知青有安置费，由国家拨给接纳知青的各大队。但直至知青全部分配工作，有些大队也没有给知青盖上房子。而我们后泉，在知青到村的第一年就由大队补贴工、款，为我们盖起了13间“楼”（上下两层，至今还在）。

　　图片：木林丽与云旺（1993年）

　　图片：林丽与云旺嫂等老乡（1993年）

　　当时，老乡们的口粮少，普遍不够吃，但对我们却毫不吝啬。许多老乡家里做“黄蒸”、豆角闷面等“好饭”时，总不忘送给我们。1970年春节过后，我们十几个人从北京一起返回后泉，整整三天没有“开火”，每顿饭都被老乡们拉到他们家里去吃。一到春天，有些老乡家里就断了粮；我们由于计划得好，早上也还有玉米面“窝啦”吃。那时早上出工常常不回村吃饭，由专人将各家的饭集中送到地头儿，有些老乡的“饭”往往就是一罐子汤水。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会将用自己的“窝啦”换他们的汤水。我们集体有一个规矩，老乡家盖房、打窑时去帮工，一律回集体灶上吃饭，为他们省点儿粮食。在后泉的几年，我们从来没有过小偷小摸的行为，从未白拿过队里或老乡自留地的一瓜一菜。1972年我在一队当会计，10月分配到长治工作后没有人接手；快过春节时，我向单位请假回到后泉搞决算、分配。每到吃饭时，门口就站着好几家老乡打发来的孩子，他们一句客气话也不会说，就是两只手用力拽住我的胳膊，拉我到他们的家里吃饭。一天晚上，张敬先老汉一定要拉我到他家吃饭。我进了他那顶旧窑后，只见他搬开一个大缸上的石板盖子，在里面翻了半天，翻出两个报纸包儿，一包是一些白面，一包是一些碎粉条，他用这些为我做了一顿白面条。我当时就意识到，这是他留下来过年包饺子的东西（当时缺粮，麦收后用不了多久细粮就被吃光，各家只留一点儿过年时包饺子）。这番情义，我真是感觉承受不起啊！至今回想起这件事，我仍不免热泪盈眶。

　　图片：1993年秋六位同学回村看望老乡，在泉眼与老乡们合影

　　图片：1993年六位同学回村，与老支书李志春合影

　　图片：1993年六位同学回村时，去看望我们插队时的漫水公社书记田来儒。

　　刚到后泉时，我们全都真诚地认为自己将在这里“插队一辈子”，但几年后还是先后离开了那片土地。每个（批）同学离去，都会经历与老乡们难分难舍的感人情形。1972年10月我与徐晓亮、徐晓方、董援朝、邵卫国分配到长治一家工厂工作，大队出“皮车”送我们进城，村里男女老少几十个人一直送我们到漫水，依依难舍，挥泪而别。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不论是在长治、在河北还是在北京，都始终与后泉的老乡们保有联系。1993年，在大同当兵的木林丽回到后泉，受到老乡们的热情接待，也唤起了我们的思“乡”之情。这一年国庆节期间，郑书九、杨志拴、朱东力、黄丽云、邵卫国、董援朝等六个同学，还有他们的两个“第二代”，一起回到了后泉，与老乡们见面后彼此的兴奋难以言表。老支书李志春当时患有脑血管疾病，已经有点儿糊涂；但当看到归来的知青们时十分兴奋，那几天竟然十分清醒。1997年，董援朝、杨志拴再次回到后泉，这次是带着董援朝的儿子和他的十来个同学，孩子们要见识见识他们父辈年青时插队的地方。2005年“五一”期间，我带着妻子、儿子回到后泉，这时距我1972年离开已是三十多年了，无限的感慨一言难尽。

　　图片：2005年，笔者携妻、子回村看望老乡

　　图片：2005年，笔者携妻、子回村看望老乡

　　图片：2005年，笔者携妻、子回村看望老乡

　　图片：2005年，笔者携妻、子回村看望老乡

　　图片：2013年徐晓方回村，在村口地标牌留影。

　　图片：2013年徐晓方回村，与吉桂堂合影。

　　四、我们的“大有作为”

我们在后泉插队几年，也给这个山村带来了一些新的气息和变化。
后泉的土地虽然贫瘠，但数量不少，缺的是劳动力。合作化、公社化后，国家招工、招兵、大小队干部不同程度脱产、公社办企业、生产队办林、牧、副业，占用了不少青壮年劳力。结果，下地的人手就很紧张；而“学大寨”又要求搞农田基本建设、精耕细作，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因此更加突出。我们插队到后泉，使得这个总共300多口人的村子一下增加了15个单身青年劳力，缓解了劳动力缺乏的问题。随着对农村事务的熟悉，我们除下地干活儿也承担了其他各种工作，例如，李枫、邵卫国、董援朝先后在村里的七年制“学堂”当老师，王雁芬做过“技术员”和“赤脚医生”，郑书九、黄丽云和一位老乡一起办起了大队豆腐坊和猪场，杨志拴、王军、木林丽参加过公社的“整党工作组”，郑书九、朱东力先后担任了大队民兵连的指导员，杨志拴当过生产队的队长，我当过生产队的保管、会计，等等。知青们做这些工作，都能不辞辛苦，尽职尽责，得到了老乡们的充分肯定。
我们的到来也活跃了村里的气氛。我们一到后泉，就发现这里文化生活贫乏。老乡们晚饭后就吹灯睡觉，年轻人有精力也没处打发。一位叫金德的青年，每天没事时就坐在“汽路”旁，呆呆地看着对面的清泉山，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们知青的“楼”盖起来后，很快就热闹起来，晚上村里的年青人常常来到这里聊天、玩耍；记得有一年夏天还组织过“青年突击队”，有时晚上乘着月色往地里担两趟粪。离后泉大约10里地的石板上有一个小水库，我们知青男生女生有时一起去游泳。对此村里的中老年人一般都看不惯，打手势“羞”我们，但年青人很快就接受了，他们也与我们一起去，风气不知不觉地就起了变化。
当时沁县农村文艺生活贫乏，每逢有“宣传队”来漫水、郭村等地“闹红火”（文艺演出），老乡们兴奋得像过年，下工后走十里八里也要去看。我们到村后，很快就组织起了宣传队，排练节目在村里和地头演出，水平比公社宣传队还要高，深受老乡们欢迎。排演活报剧《收租院》时，董援朝扮演一个交租的农村妇女，老乡李汉奇五六岁的闺女“猴猴”扮演她的孩子，“猴猴”演得非常好，老乡们赞叹不已。这个小姑娘“猴猴”，就是今天后泉村的“支书”李菊兰。

　　图片：1969年9月排练节目，准备参加沁县的国庆20周年纪念大会演出。

　　李枫、邵卫国、董援朝在村里小学校当教师，成绩尤其突出。当时本地的老师有打学生的习惯，老乡们也都认为这很正常。但知青们的观念不一样，她们都能善待“孩孩”们，每次回北京，还都自己花钱买些铅笔、橡皮等文具分给“孩孩”们。“孩孩”们也十分喜欢她们。现在后泉村的“副主任”李水庆当时只有五六岁，十分倔犟，是董援朝的学生。一次董援朝因事回北京，他紧紧把住教室的门框说什么也不肯进去，一定要找“董老师”，说一定要等“董老师”回来才上学。“孩孩”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知青老师们发自内心的喜爱。家里的杏儿、桃儿熟了，他们带到学校来想送给“邵老师”、“董老师”，但又腼腆害羞，不敢直接去送，就从窗外一个个地投进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出门来看，他们又哄的一下跑散。山里的孩子真可爱啊！
　　山里孩子们的聪明劲儿，也一点不比城里的孩子差。一次，我们指导“孩孩”们排练文艺节目，练好后首先在村里表演，演出十分成功。当时的沁县老乡们，将“闹红火”看成是普通“受苦人”（称农民）根本做不了的“高级”事情。这时看到自己的孩子竟然也能像舞台上的“宣传队”一样表演，十分激动，有人甚至激动得掉下了眼泪。

　　图片：2019年回村，董援朝与她当年的“孩孩”学生们。

　　图片：2019年回村，董援朝与她当年的学生李水庆。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我们参加“一打三反”，写“小评论”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肯定也给后泉一些干部群众造成了伤害。事情虽然过去了多年，这里也还是应该向他们致歉。我想，将我们看成是自己孩子的后泉老乡们，肯定早就原谅了我们。

在我们来后泉插队的那个历史时期，一心推动“文革”导致经济和教育破坏，我们不能升学，无处就业，北京不要我们了，我们只能被“上山下乡”，经历了我们人生的一个艰难时期。然而，后泉和后泉的老乡们接纳了我们，艰苦的生活也培养了我们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精神。对于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来说，人生只有一次的美好青春永远地与后泉那片土地、与后泉的父老乡亲们融为了一体。知青们对于当年“上山下乡”生活的复杂感受，不是可以简单用“有悔”与“无悔”来概括的，其他人对此或许无法完全体会。

在后泉的那些日子，是我们的青春岁月，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岁月！

　　图片：2009年1月集体在京聚会，纪念到后泉插队40周年。

　　图片：2019年1月集体在京聚会，纪念到后泉插队50周年。

　　图片：2019年回村，与老乡合影。

　　图片：2019年回村，返回前与为我们送行的老乡合影。

　　图片：2019年回村，返回前与为我们送行的老乡合影。

　　图片：2019年回村，返回前与前来送行的李佩璋副县长、册村镇宋建一书记合影。

　　图片：2023年7月7日，沁县政协在京组织“沁县知青座谈”，我们集体8位同学出席。

　　图片：2023年7月7日出席“沁县知青座谈会”的5位女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