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大串联

老猫逮鱼

文：张昌勤

题记

大串联是指”文革”初期，学生的一项跨地域的社会交流活动，初衷是破除封闭，开阔眼界，联系交流，后演变成一场罕见地席卷全国的盲目无序的免费旅游活动。正值读初中的我参与了这项活动，把亲身经历的往事写出来，或许能对了解和研究那段历史起到一点作用。

一

1966年5月，文革开始。那年我14岁，读初中二年级。开始是上级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批判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为了更好地开展运动，全国各地的初中以上的学校，每个班要选派”红五类”的学生到北京去参观，学校连续派出去了几批。我虽然不符合条件，但从内心里非常羡慕，渴望有一天也能够从长阳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后来学校工作组被撤走，说代表的是资产阶级路线。从北京回来的学生带回各种造反的小道消息，令人吃惊，不可思议。随着各级领导干部被批斗、打倒，学校处于停课状态，学校成立了各种红卫兵组织，学生分成了以“钢二师”为代表的所谓“造反派“和以“长工总”为代表的所谓“保皇派”，他们举着旗帜，戴着袖章，停课闹革命，整天都在忙于狂热的 “造反”活动。

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深入，各级领导机关基本瘫痪，多数领导被批斗打倒，各地各单位处于无政府状态。原来由组织选择到北京参观的活动发展演变成席卷全国的学生大串联，不仅可以到北京，也可以到全国各地。各地县乡级以上的城镇都成立了接待站，为串联的学生提供食宿等生活方面的服务，并以此项工作的好坏作为是对“革命小将”的态度问题。

1966年11月，全国学生大串联的浪潮席卷到长阳县这个偏辟山区。学生大串联交通住宿是免费提供的，所有到北京的学生吃饭也是免费的。到长阳开始大串联时，巳在开始提倡步行大串联，但还没有完全执行。

我那时年龄小个子也小，人微言轻，没有什么活动能力，别人在忙于造反时，我就回了家。爸妈都在外忙于生计，家里只有婆婆，没有书读也无所事事，就经常到清江游泳钓鱼，到河坝柳林去玩，真是浪费了不少光阴。

当我得知学生可以串联到全国各地时，我从闲散无味的玩耍中惊喜过来，迫切地希望走出去看外面的世界。最后，我说服了婆婆的阻拦，实现了自已的心愿。

二

我立即回到了学校，人人都在谈论串联的事，我们20多位中学生组成了一个步行串联的队伍。大家稚心十足，恨不得连夜出走，谁也没有设想旅途中的困难和问题。离开学校之前，我找校教导处开了张串联证，借了10元钱，第二天就随队伍出发了。

我们的目标是先到武汉市，走在前面的人打着红旗，后面排着队伍向前走，一看还蛮有组织纪律的样子。从长阳县城新码头过清江，经过叹气沟、磨市，傍晚时到宜都县城住宿，一天走了60里。第二天，从白洋过长江，到了枝江县的江口镇，夜幕降临，找到接待站住下来后，已是筋疲力尽。

江口是枝江县的一个古镇，位于江汉平原的长江边，枝江当时是湖北省的产棉大县，因此江口的小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比长阳山区显得要繁荣和热闹。晚上，接待站的大叔把我们引到餐厅去就餐，8人一桌，还蛮讲究和阔气的，桌上还有5–6个菜，其中有碗菜一片片排列的很整齐，我以为是很久没吃过的肉片，内心还有点高兴和激动，夹到碗里吃在嘴才知道是用豆腐渣发酵后做成的臭豆腐渣干。虽然有点失望，但在那年代能吃到豆制品也是难得的美食。

吃饱了肚子，大家开始思考明天的行程。同行的都是中学生，平均年龄约15岁，都没出过远门，更没有走这么远的路，已到了身理承受的极限，大家情绪低落，已没了出门时的开心和喜悦，都在思考明天怎么办，是步行还是搭车？步行肯定是走不动了，搭车的话，坐客车没钱，最后大家商量的一致意见是，明天沿着公路走，见到货车就招手，希望有好心的司机带上我们。20多人走在公路上，旗帜也没人扛了，仨仨俩俩、稀稀拉拉，前方望不到后方。后面来了空车，大家就招手示意，多数是一轰而过。还真有好心的司机停车带走了一部分人，有的随车到了荆州，有的直接到了武汉，我们的步行串联队伍就此解体，大家各奔东西。

没坐上车的人，只得沿着公路走到了荆州城。步行走长路真是太苦了，串联远没有开始想的美妙。我腿也走跛了，在荆州休息了三天后，大家一起坐车到了武汉。这是我第一次到大城市，第一次看到电车。我们住在汉口解放大道的一个接待站。待了几天以后，大家面临着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办？低我一届的熊万平等大多数人想回家，有的想去北京，我一人要去广州，意见难于统一，只能各行其是。各自通过接待站办理了免费的火车票，串联队伍再一次分道扬镳。

我拿着到广州的火车票去了汉口火车站，从这时起，成了孤家寡人。离开了接待站，生活就要自已解决，出门之前找学校借的十元钱只剩下五角，晚饭没有着落，我就用这五角钱买了一个面包吃了准备上车。那个时代火车经常晚点，听说去广州的火车在路上被造反的红卫兵拦了车，等了四个多小时还没有进站，我在站台上走来走去，十分焦急。身无分文，必须及时地到达目的地找到接待站，才不至于饿肚子。

冬天的深夜，穿的单薄，卫衣外加一件薄棉祆，冷风吹来，冻得瑟瑟发抖。后来，一辆到北京的火车进站了，我灵机一动，不去广州了，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去北京是我独行串联的第一站，接着又去了上海、杭州、福州、南昌、长沙、韶山等地，跨越了十二个省(市)，历时三个多月，有一个春节没在家过，其中的酸甜苦辣至今难于忘怀……

三

到北京的火车非常地拥挤，几乎全部是串联的学生。座位上满了，走道上，锅炉房挤的都是人，哪里都没有立脚之地。坐在车窗边的人怕冷不愿开窗，其它人因车厢里温度高，喘不过气来。我个子小，挤在人群里，满头大汗，感觉要窒息。绝望之中，我突然发现火车的行李架上是空的，这不是个好地方吗? 我就爬到行李架上，睡在上面，不仅空气好，而且还舒服。

火车真慢，时速也就三四十公里，每个小站都要停，从武汉到北京走了近四十个小时。最痛苦的是饥饿，当时属于混乱时期，车上没有乘务员和乘警，更没有餐车和零食供应，乘客只能是到站后下车购买食物。我还是上车前吃了五角钱的面包，第二天一整天没吃任何东西，下午饿得有点晕过去了。古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古人真没有说错，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饥饿的滋味。很多人停车时买回了食物，我看着他们吃，几次真想讨点，但始终没有勇气打开嘴，只能继续饿着。

又到了一天的晚上，行李架上的我，饿得浑身无力，在咔嚓咔嚓的火车摇晃中，不知是进入了昏迷还是睡梦中。浑浑沌沌中，好像在做梦，梦见的有米饭、面饭、还有菜饭，都是吃的东西……

第三天早晨，我清醒过来，火车到了长辛店站。长辛店是“二.七”大罢工的发源地，我看了电影《风暴》，早就知道这个地方。当时长辛店还是北京的郊区，离市中心区有三十多华里。我饿的实在不行了，加之我的火车票是广州，到北京出站验票时会遇到麻烦，就想不如在这个小站下车，还没有人查票。车上人太拥挤，根本无法走到车门口下车，我只得从车窗跳下去。饿了无力，跌倒在轨道旁，很久才站起来。长辛店是北京西南郊区的一个小站，客车一般是不会在这儿停的，要停的话多半是北京站没有空站台，先在此暂停等一下。下车的人只有我一个，站台周边就是旷野，没有任何人盘问，首先找到了当地的接待站，解决吃的问题。我拿出串联证，说身上没钱了，接待站同意免费。早餐供应的是馒头和稀饭，可能是饿很了的原因，一个馒头没吃完就吃不下去了。

早餐后我没有停留，继续前往北京。当时长辛店已开通去北京市中心的公交车，因为没钱，只能步行。北京的天气真冷，我没有帽子，北风嗖嗖，鼻子和耳朵冷得失去了知觉，我只得把棉袄脱了顶在头上，这样上身又暴露在外面，顾此失彼，浑身透凉，走了一段，才得到了一些缓解。走这段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经过了历史上著名的卢沟桥。1937年7月7日，日寇在这里制造了“七、七”事变，发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卢沟桥横跨在北京市丰台区永定河上，可能因为是冬季，河里没有一滴水，干枯的河床上全部是石子。桥长只有几十米，桥身和栏杆的石料均为汉白玉，十分精致。特别是栏杆上，每隔几米就矗立着一尊石狮子，雕刻细腻，栩栩如生，整个桥就是一个精美的艺术品。

大概下午2时，我到了北京市区。经打听，听说市接待站在一个叫虎坊桥的地方，我边走边问，找到了这个地方。虎坊桥接待站是一座高大雄伟的建筑，原来是个展览馆，临时用作接待站，光明日报社离这儿很近。走进接待站里，找了很久，也没有看到工作人员，据说是因最近北京市委政府的领导班子被打倒了，工作无人管了。我从一楼走到五楼，宽大的空间里，每一层地上都铺着草包垫子，住的全部是外地来串联的学生。垫子上既没垫单也没盖被，好在室内有暖气，住宿的问题可以解决，但我身上没一分钱，找不到接待站就没有饭吃。

我离开了市接待站，想到别处去找一个能接待的单位，问了几个单位别人都不接待，因为北京规定外来学生吃饭是不收费的，谁接待谁就要承担这一笔费用。这时天已经黑了，还是早晨在长辛店吃了一点，又有一天没有进食了，明天后天没着落，该怎么办？我焦虑万分。我来到了虎坊桥附近的一所中学，学校停课没有学生，有一个老师模样的人听说了我的困难，同意接待。他引着我打开了一间空屋，说可以住在里面，里面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也没有暖气，北方的冬季没有供暖是无法生存的，我婉言谢绝了他。走到门口，遇到了学校的一个校工，我跟着他走进了烧开水的锅炉房，炉子是烧的煤，屋里很温暖，当他知道我一天没吃饭时，十分可怜我，就把他带的晚餐烧饼给了我吃，我十分感激，心想工人师傅真是心地善良。

得到了短暂的温饱，以后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是我的心头之患。我权衡利弊，还是只有回到虎坊桥接待站去，起码有暖气，睡觉是暖和的。我返回到虎坊桥接待站，在楼上找了一个草垫睡下。一天的奔波，饥饿和疲劳伴随着我，停下脚步，舒展身体，感到惬意无比，在暖气的作用下，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半夜里我突然醒来，发现大厅里成排的草垫上的人一个也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到哪儿去了？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幻觉，我摇了摇头，是真的呀，不是做梦。我立刻站起来，走到窗户边，灯光下看到外面的广场上排着长队，站满了人，发出熙熙攘攘的声音，不知道在干什么。

我连忙跑下楼，站到队伍中去。每一队前面站的是军管的解放军战士，他们给串联的学生口头传达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接见北京市接待站工作人员的讲话：周总理说串联学生是毛主席的客人，要搞好接待。有的接待单位炊事员也跑出去串联了，没有人当炊事员，我申请国务院批谁，去当炊事员。在周总理讲话的感召和鞭策下，当晚北京市军管部门立刻行动，迅速地解决了来北京串联学生的接待问题。事后我才知道，是有的串联学生在北京无着落，到国务院去上访，得到了周总理的重视，我就是在最无助的时候，亲身享受到敬爱的周总理关怀和照顾中的一员。至今我还铭记在心，念念不忘。

全北京的公交车被一辆接一辆地派到了虎坊桥广场，串联学生排队依次上车，装满后直接开到北京各单位，不得拒绝。我这一车人被安排到了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街接待站。这个接待站是刚落成的一片居民住宿楼，约有十几栋，被临时用于接待串联学生。我们八人一间房，同样是地铺草垫，房里生有煤炭炉子，每层有一个服务员，专管卫生和火炉。因人太多，每餐每人发二个面包，中午供应一顿白菜汤，含有少许肉片。此时，我的饥饿危机得到了解决，在北京有了安定的生存条件。

我在北京住了半个月，办了两件事，一是给家里和学校分别发了电报，告知去向并要求寄钱。父母常年在外，婆婆是文盲，可能是哥哥回信说婆婆病危，尽快回家，我明白病危是假，归家是真。虽然串联独行，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我外出看世界的激情仍然没有熄灭，还想继续闯荡。学校会计是覃念俊老师，给我寄来了十元钱，虽然不多，但这十元钱是我的保命钱，平时是不会花的，只有在找不到接待站时才会用它。二是去了故宫、长城、颐和园等这些举世闻名的地方。每天早出晚归，什么北海、前门、天坛、西单、王府井、国子监等有点名气的地方都去过。

四

半个月后，我找接待站办好了去了上海的车票。到了上海，我住在水产学院。当时的上海，基本上没有怎么建设，保留的还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样子，街上跑的还有木制外观的有轨电车，不时发出叮叮当当的铃声，街上居民排着长队在购买每月定量供应的煤球。上海没有著名文物古迹，也没有闻名的风景名胜，除了外滩和南京路，就再也没有地方可走，我待了一周就离开了。

听说上海的城市管理水平高，我离开上海时有了切身的体验。上海火车站被上海铁道学院造反派接管了，实行了严厉地暴力管理办法，外地串联的学生被治理得服服帖帖，坐车排队站歪一点就会被拉出来，架到另外一个屋子里去，我亲眼看见一个学生出来时鼻子和嘴角还流着血，真是不寒而栗。心想王洪文的部下真是厉害。

我小心翼翼地站在广场上的候车队伍里，进候车室或进站台时，门口两边都有一个台子，一个人坐在台子的登子上，从高到低观察着每一个人，进去的人必须一手摊开串联证，一手摊开车票接受检查，居住地和车票到达地必须一致。我的车票是到福州，居住地是湖北。两项不一致，真害怕被发现拉出来，直到上了车，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火车经过杭州时，我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机会不能放过，我下车办了改签，停留了两天。杭州真是天堂，那时全国各地吃饭买食物都要付粮票，杭州在哪里都不要粮票，绝无仅有的是:街上挑担卖小吃的，随处可见,大肉包子一角钱一个，一咬油往直冒，既经济又实惠。个体私营经济在杭州并没有完全被打灭，这是在其他地方不复存在的繁荣景象。

到福州的铁路是建国后为了收复台湾而修建的。福建是个多山的省份，火车沿着闽江在山里穿行，不但走得慢，而且爬坡的时候尾部还要加个火车头推。车到南平时，已是半夜，火车停了很长时间，据说是前面的铁路坏了在维修，乘客需要下车步行。我随着众多旅客，摸黑顺着轨道步行了十多里，再换乘另外的火车继续前行，旅途的艰辛可想而知。

到了福州，住在福州政治学校。福州是热带天气，冬天里温暖如春，树木长青。住在这里不冷，伙食也不错，每天都可以吃到带鱼。我穿的棉袄也脱下来了，想在这里好好打理一下个人卫生。离家的时候没带换洗衣服，只挎了一个小包。在外本来就卫生条件差，在北京的时候与一个河北的学生睡一起，可能是他传给了我，身上长满了虱子，着热的时候就浑身骚痒，十分难受，从北京开始就一直饱受折磨。我把卫衣脱下来，抖打一遍后开始捉虱子，也不可能捉尽灭光，最不好处理的是虱卵，卫衣绒面上衣缝里到处是像比白芝麻还小的虮子，用手掐也无法弄尽杀绝，洗了后放在太阳下晒，也不能解决问题，虮子没几天又变成了虱子。要根治必须把衣服放在开水锅里煮，在外没有条件，只能继续忍受着虱子的折磨。

当时的福州，与台湾省隔海相望，是对敌斗争的前线，来这里串联的学生很少，随时可以看到的是一队队的解放军。毛主席派战将韩先楚任福州军区司令员。这里随时可以感受到战争的气氛，台湾蒋军经常派战机飞临福州上空，甚至深入到大陆内地，夜晚防空的探照灯在空中交叉照射，密集的光柱在夜空中来回移动。以往在电影里看到一幕，在这里成为真实的场景。身临其境，还真有点紧张和肃然。

对敌斗争的最前沿阵地是福建省厦门市，与台湾省管辖的金门岛一衣带水，相距约三华里，每天解放军都要向金门打炮，还有高音喇叭喊话、空飘气球传单等舆论战。这些都没能撼动我去厦门的念头，我弄了到厦门的火车票，但在火车站进站时被拦了下来，说那里是前线，任何串联的学生都不能前往，我的计划落了空。

离开福州，我去了南昌。好像是住在一个工厂里，只记得去了鄱阳湖，另外玩了哪些地方，现在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但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我在南昌火车站度过了1966年农历腊月三十的夜晚。那天，我孤身一人走在大街上，持着去广州的车票，前往南昌火车站，天上下着鹅毛大雪，街上飘着年夜饭的香味，其场景真有点与《卖火柴的小女孩》描述的相似。但我没有丝毫悲伤，唯一想的是要抓紧时间，完成最初的心愿——去广州。串联的政策越收越紧，早就在提倡步行串联，当下一千公里以内的行程不提供免费交通，需自行解决，看形势结束串联的时间不远了。

初一的早晨，我在火车上。车厢里旅客稀少，可以躺下睡在座椅上。我的车票是到广州，应该在株洲下车再转车，我想在长沙转车灵活性多些，在长沙出站的时候，检票员说我向北多坐了一段，直接将去广州的票没收了，这样我南下广州的愿望再次成了泡影。

到了长沙，离湖北越来越近，但我不想就此回家。我想去毛主席的家乡——韶山。长沙至韶山的这一段路没有一千公里，路费需自掏腰包。我原有的10元钱巳剩得不多了，我忍痛掏钱买了到韶山的汽车票。在韶山待了一天，去了毛主席故居和展览馆。返回长沙时，身上没钱了，只能步行。我是走的小路，路上的人串流不息，都是串联的学生，也不需要问路，只要跟着人流走就行了。路程大概有80公里，走了约三天，到长沙找到了接待站就睡下了，又累又饿，感觉还有点发烧，睡了一整天没吃没喝，也没人认识我关心我。第二天早晨，我竟奇迹般地好了，精气神恢复到了原样。

从北到南绕了一个圈，应急的钱也没了，串联政策巳经改变，我思考再三，回家是唯一出路。我从长沙到了武汉，在汉口坐汉宜班轮船，在宜都红花套码头下船后，到我的家乡长阳县城还有约30公里，我没钱买车票，体会到了没钱寸步难行的滋味。

来到了家门口红花套，激起了我强烈的思乡之情。说实话，出门串联三个多月，只在想看外面的世界，还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思念家乡、想念亲人。

冬去春来漫漫路，历尽艰辛把家还。我归心似箭，迈开了双腿，期待和渴望尽快回家见到亲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强烈的愿望让我精力饱满，家乡的风物让我心情舒畅。我走走跑跑，于当天晚上回到了久违的家，结束了终身难忘的串联经历。

2023年7月15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