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五十年战友聚

春来草自生

　　2019年1月20日，我们12位曾在山西沁县漫水公社后泉大队插队的患难战友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聚会，纪念后泉插队50周年。缺席的有杨志栓（已去世）、徐晓芳（居上海）、王军（家有急事）。

　　这张照片是我们初二法班在离开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前的留影。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随之而来的是全国 2000万初高中在校生的上山下乡浪潮。我们当然也未能幸免。除个别同学参军或进工厂外，大部分都奔赴北大荒、内蒙古、山西、陕北、云南等边远贫困地区“接受再教育 ”。

　　1969年1月8日，我们学校的24名初二、初三的同学，从北京火车站乘绿皮慢车出发，奔 赴山西沁县。记得在火车启动的那一刹那，站台送站的亲友们哭声一片，父母在哭，兄弟姐妹们在哭，同学们在哭。我们都是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家， 自然也控制不住内心的离别之痛，车内也是哭声一片。但这些“没心没肺 ”的娃娃们，没过两站就开始谈笑风生了。
　　1969年1月11日早上，雪花漫天飞舞，沁县大地的沟沟坎坎、田野村庄一片银装。我们24名同学经过三天三夜的漫长路程，乘一辆卡车从县城出发，来到了漫水公社后泉大队后泉村，开始了我们的插队生活。一年后，有9位同学分到寺庄大队，其余15位同学继续留在后泉，度过了我们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岁月。这是我们到后泉后，22名知青与3位大队干部以“清泉山 ”为背景的照片。

　　后泉是太岳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在县城以西40华里，再往西十几里就进入沁源山区地界。村子面对一座有植被的小山——清泉山，背后和左右则全都是光秃秃的山坡，整个村庄就处在“黄土高坡 ”的怀抱之中。村子对面的清泉山下有一股清澈的泉水，夏天冰冷彻骨，冬天温暖沁肌，它是后泉的生命。

　　我们这些人还真是像光奇在文章中说的，属于“浪漫型 ”的。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我们面对的是多么贫困的生活和艰苦的劳动，对我们这些城市里长大的孩子真是一种虐待和不可思议！可奇怪的是，我们中没有一个人退缩，大家都勇敢的面对，并且克服了缺粮吃不饱，缺油没营养，农活不仅强度大，还要从零学起。没电，做事看书要点着微弱的油灯；虽有泉水，但要自己去担，洗澡洗衣都很不方便。睡觉是土炕，烧炕虽暖和，但冬天屋内冰冷。我们水土不服，浑身起了过敏疙瘩，刺痒难忍。房间里的老鼠成精， 晚上睡觉时会在你被子旁边爬过，甚至可以从房顶上掉下来，落在你的头上。真是不堪回首！很长时间才能接到家里一封信，我们基本上也是 报喜不报忧。这张照片摄于1971年，中间是大队主任吉富昌。

　　这张照片，是1970年我们集体在“知青楼”前的合影。在我们进村的第一年，大队就补贴工料，用国家拨给的安置费为我们盖了一排间二层的土坯房，共13间，一层居住，二层当仓库。建造这排“知青楼”还出现了个小插曲。有一天，大队通知各队劳力下午提早收工，吃饱点，晚上要出去干活。太阳还未落山，大伙儿就拉着几辆小平车出发去沁源，路上才知是为给知青盖房而去山里“偷椽子 ”。所谓“偷”，其实是从那里的农村大队偷买。走了十几里路就进了大山沟，天完全黑了下来。有人带着我们找到了事先伐下的松木椽子，每人扛起一根就走。扛在肩上，我们才知这椽子就是一棵小松树，足有几十斤重。椽子长，路又窄，无法换肩，压得大家呲牙咧嘴。扛出山沟后放在小平车上返回，被沁源林场的人给截住了。后经交涉，许我们先拉回后泉封存。老支书找到郑书九，让他和另外一个知青到晋东南地区知青办，申诉说“偷椽子”是为了给知青建房，让他们帮助解决问题。郑书九他们一边和人家说好话，一边“上纲上线”，说这件事不解决，就是不落实毛主席“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的指示。结果在地区知青办的帮助下，椽子被“解冻 ”,我们村盖起了当时沁县第一栋“知青楼”。

　　1969年深秋，“知青楼”落成，我们拍照庆祝。

　　我们离开后泉后，“知青楼”衰败，2005年魏光奇回村时已经半边无人居住。2013年徐晓芳回村，拍摄了这张照片。当年红红火火的“知青楼”，已是人去楼空，杂草丛生，衰败凄凉。

　　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我们能够坚持下来，并且生活得非常充实、非常愉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团结的集体，它是我们温暖的家。我们集体有8 个男生7个女生，分在3个生产队。大家虽然同校，但却是来自6个班级，各自的家庭情况也不相同；“文革 ”中“观点 ”也不尽相同。现在回想起来，这样15个人始终能够十分融洽地相处，真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后泉知青点是山西省、晋东南地区及 沁县先进集体！

　　我们到后泉后，发现这里的文化生活十分匮乏。老乡们吃完晚饭就吹灯睡觉，年轻人精力旺盛但无处打发。为了活跃村里的文化活动，我们利用歇工时间排练了一些舞蹈，话剧等。如收租院，丰收舞等极具时代特色的节目。大家每次排练时都非常动情，记得在排练“收租院 ” 时，都是饱含热泪的。每逢漫水公社或郭村“ 闹红火 ”， 演出节目，村里的老乡会随着我们一起去观看宣传队的文艺演出。有些节目还参加了县城里的文艺汇演。
　　随着对农村事务的熟悉，我们除下地干活儿外，也承担 了其他各种工作，例如，李枫、邵卫国、董援朝先后在 村里的七年制“学堂 ”当老师，郑书九、黄丽云和一位 老乡一起办起了大队豆腐坊 和猪场，杨志拴、王军、木林丽参加 过公社的“整党工作组 ”，郑书九、朱东力先后担任了大队民兵连的指导员，杨志拴当过生产队的队长，魏光奇当过生产队的保管、会计， 王雁芬在队里当了“赤脚医生 ”，用针灸给老乡治疗一些简单的疾病；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我们参与了品种 杂交的科研项目等等，为后泉大队各方面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张照片看上去我们身后的风景不错，绿水青山！但当时每天面对艰苦贫穷的生活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我们好像无暇去欣赏身边的美景。
　　吃不饱饭是我们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当时国家 实行“高征购 ”政策， 老百姓的平均口粮每年 不到300斤；我们知青 受到优待，每月44斤原 粮，但去皮去糠后只能 剩三十六七斤。那地方 种麦很少，每年只能分 上三四十斤麦子。当地 的传统作物谷和豆，又 因产量低而不符合“大 寨精神 ”，被限了产。于是，玉米和那又苦又涩的杂交高梁便成了主食。食油，每年只能分到半 斤，肉、蛋几乎等于没有。因此，我们很快便学会了老乡们的吃饭方式，每日三餐，一干两稀。几把小米，加上些瓜菜，煮成一大锅汤，开锅后下 点玉米面和高梁面的“擦疙瘩 ”。这叫“合子饭 ”。主食是定量的，每顿饭都要过秤；不够吃，下顿试着再多加水，直到可以把大家灌饱为止。如 今我们这桌饭剩了不少，特别是肉菜，大家肚子里有了充足的“油水”。

　　我们在后泉插队的时间长短 不一，1970年底木林丽去大 同当兵；1971年郑书九、王 雁芬、李枫、黄丽云到北京 外国语学院上学；王军去了天津地区卫生学校；1972年9月 杨志拴去长治鲍店农机学校学习；一个月后，魏光奇、 徐晓亮兄弟、董援朝、邵卫国也去长治“东钢 ”，只剩下刘健、杨大鹏、朱东力。1973年8月刘建也回北京上学，1974年朱东力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读书，1975 年杨大鹏最后去了长治地方铁路局。
　　这个集体无论是15个人的时候，还是只剩3个人的时候，从来没有分灶，名副其实地“在一个锅 里搅饭勺 ”，这在知青点中是不多见的。当时不论男女生，不论饭量大小，不论回家时间长短， 每个人从队里分的口粮、瓜菜都全部入伙归公，煤火费等其他费用也一律平摊，为集体干活儿（种自留地、磨面碾米和干其他事）个人误工多少也一律不计。大家从来没有因为经济方面的 问题发生过一点点麻烦。担水、做饭大家轮流，每人一周；但其他同学如果下工早，肯定会来 帮忙。吃饭是大家聚会的机会，有说有笑，其乐融融。遇事总能互相帮助，互相体谅。50年后的今天，大家聚在一起，有聊不完的往事，侃不完的有趣段子，兄弟姐妹亲情友情意更浓！

　　这是七个女生1969年在地头的合影。不满18岁的我们，清纯稚嫩， 满腔热血，但怀着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不畏艰难困苦，立志在广阔天地了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那时我们真的以为这辈子就在 这穷山沟沟里了，断了回北京的念想。在大队里，我们这些女生基本干的全是男社员的活儿，担担子，扛东西，包括“照羊”等等。

　　这里还有一张我们几个女生的照片。那时木林丽已 经离开后泉去当兵了。中间那位是长胜村的师大附中知青繆力。

　　1996年已经做了母亲的“七仙女 ”在刘建家聚会时合影。

　　2019年，做了祖母的“七仙女 ”在郑书九家的走廊里秀靓影。这些奔70的老人家比年轻时候更加有女人味道，人老心不老！

　　2019年在书九家，按照当年的排队顺序再拍一张。那天只有王军因家中有急事缺席。我们并不显老，我们“风韵犹存”。

　　1993年5月2日，魏光奇、杨志栓、徐晓亮、木林丽、黄丽云等在郑书九家聚会。聚会时木林丽说，计划不久后与先生一起回后泉看望乡亲们。

　　这张照片也是1993年5月2日在郑书九家聚会时拍的。

　　1996年秋在郑书九家聚会。

　　1993年7月23～24日，在大同当兵的木林丽和先 生、儿子回到后泉，受到乡亲们的热情接待。照片中 有李云旺、李明旺、李守恩、李天才和吉富昌夫妇。

　　木林丽和一队队长李云旺（葛赖）

　　木林丽和明旺，我们在后泉时他是民兵连长。

　　木林丽与兆清在他家中合影。兆清是三队队长，头上总戴着条羊白肚毛。那年遭毒蛇咬伤了胳膊，幸好301医院的军医在后泉送医下乡，挽救了他的生命。1993年夏木林丽看望他时，他患病在床；同年10月郑书九一行人再回去时，他已去世。

　　木林丽和儿子与李天才、吉富昌在家中合影。

　　木林丽和庆栓在村大路上合影。庆栓一直未婚，还照顾着一个弱智兄弟。

　　木林丽和葛赖老婆等老乡在村里聊天

　　紫竹院聚会（1993年夏）

　　紫竹院聚会（1993年夏）

　　木林丽回后泉，激起了同学们的“思乡之情 ”。部分同学在紫竹院聚会，商量决定于1993年10月国庆节假期回后泉。郑书九、朱东力、杨志栓、黄丽云、董援朝、邵卫国等几位同学带着两个“二代 ”抵达后泉时留影。

　　郑书九、黄丽云、杨志拴、邵卫国与李二文一家

　　站在后泉的山坡上，感慨当年插队时给这个山村带来的新气息和变化。后泉的土地虽然贫瘠，但数量不少，当时缺的就是劳动力。合作化、公社化后，国家招工、招兵、大小队干部不同程度脱产、公社办企 业、生产队办林、牧、副业， 占用了不少青壮年劳力。“学大寨 ”要求搞农 田基本建设、精耕细作，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因此更加突出。我们插队到后泉， 使得这个总共300多口人的村子一下增加了15个单身青年劳力，缓解了劳动力 缺乏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知青“楼 ”盖起来之后，村里有了生机和活力。村里的年轻人再 不会无聊的呆呆地看着对面的清泉山，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了。他们晚上常常 会来到我们房间里聊天、玩耍；记得有一年夏天还组织过“青年突击队”，晚上乘着月色往地里担两趟粪。

　　知青们在吉富昌家院内合影，前排坐着的是富昌和他老伴儿。

　　照片中有老支书李志春的三个儿子，虎小、来来和子宁。

　　在后泉“书房”教师杨庆魁家门前合影。

　　这张照片里有吉富昌、李云旺、李天才等老乡。

　　这是大家与众老乡在“八亩半 ”泉水口合影留念。石板下就是泉水口，身后是“八亩半 ”里种植的高粱。

　　与我们在后泉时任漫水公社书记的田儒及老伴合影。老田旁边是云旺，最左边是老支书的儿子青小，后面有永庆、李天才、万玉等后泉老乡。

　　刚到后泉时，我们全都真心地认为自己将在这里“插队一 辈子 ”，但1970年开始，北京的大学开始招生，郑书九等 五位同学开始离去；后来县城也陆续招工，1972年魏光奇等五位同学又离开后泉；朱东力，刘建，杨大鹏三位同学 最后撤离。无论我们在后泉呆了两年，还是四年，还是七年，大家对后泉的感情都是深厚的。社员们也都舍不得让我们走。每次都有很多人挥泪送行一直到漫水，我们也是饱含热泪，与乡亲们难舍难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不论在哪个地方，都始终与后泉的老乡们保有持着联系。

　　郑书九、黄丽云一行与老支书李志春在他家门口合影留念。老支书这时已经患上了 脑血管病，开始有些糊涂了。但看到回到后泉的知青时，居然十分清醒。老支书的儿子青小曾给郑书九打电话也说，看到知青他父亲非常高兴，身体似乎有所好转，但还是在不久于去世。这也是与老支书的最后一次留影。左边第一个是子宁，老支书的四儿子。

　　这是我们敬爱的老支书李志春。当时他就像父亲一样爱护我们，无论在思想上、劳动中、生活上都给了我们很多的 教导和帮助。在村里，他也是德高望重，是位受村民拥戴的好支书。他身穿的蓝色中山装是郑书九送给他的，拍照时一直穿着。这张照片成了最后的纪念。

　　1993年郑书九一行人告别乡亲，离开后泉去了县城，看望我们在后泉时的漫水公社书记的田来儒。那时我们都亲切地叫他老田。老田在后泉“包队”，他确实如老乡们所赞，“能说、能写、 能干 ”，与其他县、社干部不一样。他十分重视知青工作，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我们，而且支持我们积极介入村里的各项 工作，发挥我们知识青年的作用。

　　1999年底，李云旺和他儿子春亮来北京，魏光奇在家中接待他们。郑书九、杨志栓、朱东力、黄丽云、木林丽等同学前往看望，同去的还有朱东力、黄丽云的女儿，合影留念。

　　2005年“五一 ”期间，魏光奇带着妻子、儿子回到后泉，距1972年离开已是三十多年，无限的感慨一言难尽。这张是与李云旺一家合影。

　　魏光奇、李云旺与村“班子”。女性是李菊兰，村支书；最右边是老支书的孙子、胡小的儿子，村长。

　　光奇夫妇和万玉夫妇合影。

　　几个老婆婆当时正在街上晒太阳，光奇夫妇与她们拍了一张合照。前排左起：晋堂嫂、丁未大娘、儒小婶、小三婶、四怀婶。

　　2013年10月，徐晓方返回后泉看望乡亲们。这张照片中的老乡是与晓方同队的庆栓，当年生龙活虎的他已苍老了许多。

　　徐晓方和小秀林叔的儿子贵堂。

　　徐晓方在后泉时外的路标牌前拍照留念。

　　2009年1月部分同学在首师大的“ 狼山江海 ”餐厅聚会，纪念后泉插队40周年。

　　50年前郑书九就是我们这个集体的“头儿 ”，50年后，仍然是他召集大家来他家里聚会，纪念后泉插队50周年。

　　姐妹一家亲。我们在未成年的时候就离开了大城市，离开了父母和亲友，到了黄土高坡当了农民，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我们之间应该说是最亲近的人。大家朝夕相处，共睡一个炕，共吃一锅饭，共同度过了一生最艰苦的日子。因此我们这个知青点儿在沁县最稳定、最踏实，大家真心真意为后泉的发展做贡献。

　　于静是郑书九的夫人，待人真诚热情，和我们这帮后泉知青有着不解之缘。每次在书九家聚会，都是于静忙前忙后招待我们。于静永远是我们的好姐妹！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的一对恩爱夫妻！我们插队时，郑书九被指定是我们的“头儿 ”。 他确实是个当领导的料。我们这个集体之所以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仍然团结友爱，踏踏实实的在农村干了那么多年，为后泉做出重要贡献，与郑书九这个带头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他带领我们始终与大队、 公社的领导以及后泉的乡亲们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有困难有问题正常交涉，从未与当地有过任何摩擦或解决不了的问题。

　　魏光奇，初三西的老大哥。学问深，主意多，头儿一般有事儿都和他商量。他也是我们集体的笔杆子。2007年沁县组织部编写《青春的脚步》，他代表我们集体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难忘岁月：在后泉的日子里》。

　　杨志拴，他也是初三英的老大哥，也是 我们这个集体的核心人物。他为人诚恳 热情，做事踏实肯干。插队期间，他和黄丽云养的猪都是吃他研究出的发酵饲料，长的可肥可壮实呢。他为了这个糖化饲料下了不少功夫，经常在我们吃饭时去喂猪。他曾担任一队生产队副队长，对社员管理严格，对农活的要求也很高。志拴1972年9月离开后泉，去长子县鲍店农机学校（属晋东南地区的中专）上学。1993年随郑书九一行返回后泉，1997年又与董援朝一起带着一帮学生再次返回后泉看望乡亲们。 2016年因心脏病复发去世。志拴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了我们心中。志拴安息！

　　朱东力，外号“朱毛 ”，是我们这个集体里的一位活宝。他在哪里，哪里就有笑声。1973年朱东力有两个上学的机会，一个是山东大学外语系，一个是吉林大学光学系。他选择了吉大光学，录取后又通知因无校舍停招了。1974年，长治专区准备任命他为县团委书记，但东力坚持要去上学，最后县里决定让他上学,他去了清华。朱东力后来回过几次沁县，给养牛场办扶贫款,从沁县给浙江发煤,为焦化厂联系精细化工提取技术,带外商去后泉考察水源投资水厂等等，不辞辛苦，为沁县办了不少实事儿。这张照片是朱东力带着专家、企业家考察后泉水项目。

　　刘建，一点儿都没变，还是那么壮实。1972年，县知青办通知他被五机部在黄碾(长治附近)的一个坦克厂招走。 据说这次招工在全县知青中选了9个“出身好”的，刘建是其中一个。那个山沟里的厂子位置极偏，是个生产坦克履带的军工厂。 后因那年11月20日停止招工，就都叫停了。1973年春28军来招兵，在临汾是汽车兵，结果他体检血压高， 未走成。1973年8月，北外招生，刘建和王东明、刘亚中等4人去北京外国语学院上学。

　　杨大鹏是我们后泉知青最后一个离开农村的，在铁路上干了10 年后回到北京。他也是个“侃爷 ”，聚会那天嘴巴几乎没停。

　　董援朝是我们的“管家 ”，磨面碾米、粜粮换粮票、改善伙食、买猪卖猪、养鸡卖鸡蛋、种自留地和一切集体杂务，都由她安排。她这个“司务长 ” 不但要“动嘴 ”，还要动手，秋天削南瓜条、晾萝卜和胡萝卜干、用簸箕簸粮食，这一套农村妇女的家务本事，她都学会了；其他人不会，每年就是由她来干。由于她管理有方，又能够“身先士卒 ”，所以很有权威，“家务事 ”一人说了算。在那样匮乏的条件下，集体的生活能够安排得井井有条，常年不断粮、不断炊，她真是立了大功劳。

　　朱东力刘建杨大鹏三位是最后 一批撤离后泉的。为他们的坚持点赞！朱东力谈起他和刘建卖猪娃的趣事。当时我们养的母猪下了8个猪娃，一个月后每只都有10来斤，他和刘建每人挑着40斤箩筐，先在杨家铺卖了两只，12元一只，也 没还价。他们一看这么好卖，觉得可能卖便宜了，觉得每只或许能卖个十七八元。于是挑着担子往沁源走。杨家铺离后泉也就七八里路，到沁源还要再走十多几里，但为了卖个好价钱，他们一点也不觉得累。没想到进了沁源的一个村，找到老乡一问，人家只给8元，懊恼死了！还和人家争起来。老乡劝他们别费劲另找买主了，猪娃都饿的吱吱叫，卖不出去了！他们不信，又走了10里路进了一个村，人家只出6元。天色已晚，他们和猪娃都饥肠辘辘，觉得返回去卖给上一家。没想到那个老乡说猪娃瘦了，每只能给6元，如果全部买下每只5元。他们想，总不能把猪娃再担回去呀，如再饿死几只就更赔了。两人一商量就便宜卖了。回来这一路的后悔啊，早知如此，哪如在杨家铺卖个好价钱，还能早早收工回家，不用受此身体和心灵的煎熬！这件事对朱东力影响挺深的。他说后来自己做外贸出口，就掌握“见好就收”的原则，说“谈判做事情时一定要能够让步”。

　　难怪李枫能成为大教授，活到老学到老！聚会也抓住机会向能者请教关于手机微信知识。

　　黄丽云、李枫、王雁芬，她们三姐妹1971年离开后泉，作为首批工农兵学员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学习。

　　郑书九、徐晓亮、杨大鹏在书九家合影。

　　李枫、王雁芬、木林丽，姐妹们相见说不完的话。

　　木林丽、王雁芬、邵卫国

　　王雁芬、邵卫国、黄丽云

　　李枫、董援朝、刘建

　　徐晓亮、朱东力、杨大鹏

　　王雁芬、于静、木林丽

　　发几张姐妹情照片！

黄丽云、王雁芬

　　黄丽云、李枫

　　李枫、邵卫国

　　木林丽、王雁芬

　　董援朝、邵卫国

　　木林丽、李枫

　　刘建和木林丽的先生王双喜

　　杨大鹏与木林丽先生王双喜侃侃而谈。

　　刘建、魏光奇

　　木林丽、徐晓亮、魏光奇

　　黄丽云，年轻时候就有舞蹈基础，年纪大了，仍然很有范儿！

　　木林丽，也是舞蹈爱好者。

　　王军这次缺席，补一张她的生活照。

　　王雁芬,喜欢旅游，参加老年大学的走秀班、合唱班。

　　邵卫国是个文艺人才，每次演出节目，她都是唱歌、跳舞的积极分子。现在在老年合唱团还当主力呢！

　　徐晓亮、魏光奇

　　六位男神也是一个顶一个的帅！

　　六仙女这叫一个美！年龄不是问题！

　　席间，大家聊起了插队时的很多有趣的事儿。席间大家聊起在后泉时许多有趣的事，最经典的算是晓方“偷吃”一把生高粱面，刚塞到嘴里就被司务长董援朝手电照脸当场“抓获”；朱毛值班做饭煮马肉边煮边“尝”，没等煮熟骨头已经装了几大碗；光奇睡觉被老鼠咬耳朵，冬天在屋里戴着棉帽油灯下捉虱子，帽子被烤着；男生用他们的“多功能” 洗脸盆装饺子；几位女生睡觉前到“槁秸”拿上尿盆，因躲避迎面而来的男生，慌忙之中“哗啦”一声将尿盆摔碎；难得的一次吃饺子，男女生比赛等等。

　　其实，现在每每谈起这些当时认为是笑料的段子，心里是五味杂陈，不是个滋味儿。那时的日子苦啊，吃不饱，没油水，劳动强度大。但大家还是苦中作乐，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2019年1月20日参加插队五十周年纪念聚会的全体人员在北外西院餐馆二楼走廊合影。这次聚会后，大家都感到意犹未尽。之后的一周里，群里天天有上百条微信、照片。很多那个阶段的陈年旧事，经过大家的回忆，都逐渐的清晰起来了。老照片上的后泉乡亲也逐渐的浮现在了我们眼前。那段岁月值得我们去追寻、回忆，因为那段生活影响了我们的一生。鉴于大家现在已基本退休，时间比以前好安排了，加之大家很是愿 意在一起聚聚，聊聊，乐乐，相互看望，相互祝福，并且把聚会改成一 年一聚。大家还规划着再次返回后泉，看看我们当年奉献青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