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们老刘家轶事

巧姑

今年6月份，在收拾离世大伯哥刘昌新的房子时，发现了一些老照片，翻看着一张张记录着老刘家历史的老照片，仿佛时光机一般带我们穿梭回那个曾经经历过又淡忘的年代，打开了尘封多年的记忆，即高兴又心酸，曾经幸福热闹喧嚣的大家庭，随着老人们的逐渐离开、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远去。 老照片不会说话，但每一帧都提醒我们曾经有过的经历，自带旧时光的气场留下了历史的痕迹，留下了老刘家的历史和美好的记忆，这就是老照片的魅力！那些我们共有的缥缈记忆，是每个人都可以随时拿出来回味的糖。 我把这些照片归集一下，再加上我收藏的一些老照片，根据自己的回忆附上简介，作为老刘家的家谱或简史记录下来，留作纪念，也借此缅怀逝去的亲人！ 第一部分全家福篇 　　1959年的全家福，是老刘家创始者及第一代核心人物首次集体亮相。公公刘国华（1918.3.13-2005.9.2）婆婆邓玉芬（1922.3.20-2014.7）和六个孩子。后排左一老大刘敏芝（1941.8.28-2006年）右一老二刘昌新（1944.2-2023.1.7）前排左四老三刘振昌；左一老四刘延芳；左三老五刘昌海（1955.5.8-2012.7.20）左二老六刘昌江。 关于这张照片在我的美篇《婆婆老了》里有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a href="https://www.meipian.cn/2uyaqnno" rel="noopener noreferrer" target="_blank" style="font-size: 18px;"> 婆婆老了</a> 　　这张全家福拍于1973年左右，是在民主巷82号老宅门口。除了老六还小，其他人都参加工作了，老刘家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公公婆婆终于可以喘口气啦！ 　　这张拍于1981年的全家福除了老六没有结婚（已有对象，媒婆是俺）外，（大哥一辈子未婚），都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公公婆婆也升级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啦！ 　　这张1997年的全家福，第三代们都已经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啦！ 　　这张全家福拍于1998年，我位于建设西街的家中，最原始的一家六口在此合影。 曾经的岁月匆匆流逝，蓦然回首，可惜这一切都不会重来，时光也不能倒流。 　　老刘家开枝散叶，人丁兴旺，看着第三代茁壮成长，爷爷、奶奶一定乐开了怀！ 　　1999年于某宾馆 　　这张全家福照片是2000年我儿子出国留学前拍的，那时的我们还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上有老下有小，但是感觉日子有奔头，累并快乐着！ 　　儿子眼里噙着泪水和爷爷说着话，恋恋不舍，一句“爷爷、奶奶这么大岁数，我害怕此一别再也见不到了”让人破防，至今令我难忘，不愧是老刘家唯一的孙子，爷爷奶奶没白疼！ 　　2008年的全家福，公公不在了，但是第四代已经接力上了。 　　这张照片是2015年儿子回国结婚时拍的，老一辈的人不在了，但是增加了新的面孔，加入了新鲜血液，第四代也有了两个小正太！看看大家笑得多欢！ 第二部分公婆篇 　　婆婆年轻时的照片，看年龄也就是20多岁，果然是富农家的女儿，能保留下来年轻时的倩影太珍贵了。看来过去年代胶东妇女就是婆婆这种发型。 　　公公的工作照，据我所知解放后他先在公安局工作后又到侨联工作，1978年离休。 　　公公在民主巷老房子院里，可以看到后面的砖瓦房，因是红砖房，当时被街坊们称为红房子。 　　婆婆在民主巷82号老房子门口，年代不详。很有气场的老太太。 　　这个地方应该是黎明巷附近，老两口还挺年轻，应该是1996年左右拍的吧！ 　　正在思考老刘家未来的公公（2000年） 　　2003年刊登于《威海晚报》上的照片，很慈祥恩爱的老两口啊！ 　　公公、婆婆在改造后的民主巷休息（2003年） 　　2004年公公86岁生日照。家族是一棵生命大树，老人是根，老人根深儿孙才能业茂。 　　公公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地下党员，2005年国家颁给他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也是老刘家的荣耀！ 　　2010年婆婆在威海公园 　　2010年婆婆在威海公园 　　2010年婆婆在威海公园 第部分生活片段篇 　　根据老六年龄推算，这张照片应该是1961年左右，公公大约40多岁很年轻，也很帅，街坊邻居都说他像周总理！ 　　1961年，据说当年老六是老五的跟腚虫！ 　　这是在民主巷82号老宅院子拍的，还有葡萄架啊！1983年 　　民主巷82号老宅院子里，我儿子刚会走，他手扶的是电线杆吗？ 　　1984年的民主巷胡同 　　儿子他爸写了一篇有关民主巷的回忆录，刊登在2012.2.5《威海晚报》上，记录了老刘家的老宅是1958年建的公管房。 当年的民主巷相当于如今的菊花顶，名声显赫，威海机关人员和领导干部都住在这里。 　　1986年于民主巷82号老宅，老刘家第三代，小荷才露尖尖角，一个个脸红扑扑的是不是冻得，那时平房没暖气，只在堂屋里生炉子烧炕取暖。 　　1987年2月于民主巷82号老宅 　　1987.8于环翠楼门口，貌似哥哥有点害怕，妹妹很放松。 　　1987.8民主巷82号老宅，通过窗户可以看到枝繁叶茂的梧桐树。 　　这张拍于1987.11月的彩色照片，明显看出老宅的红砖颜色，红房子的称号名符其实。院子盛开的菊花鲜亮又挺拔，估计是婆婆的杰作吧！ 　　通过门帘上方的三位伟人像，回想起这张刘门女将是在民主巷82号老宅里拍的（1987年） 　　服装五厂门口（1991.5.1），那时的第三代给大哥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和精神寄托。 　　服装五厂门口（1991.5.1）当年的儿童，无拘无束，天真浪漫，少年不识愁滋味的他们如今是老刘家的顶梁柱。 　　三个吃货1995年于菊花顶山上 　　兄弟们（1996年）胜利巷18号楼301室 　　1997年刘家媳妇、刘家女儿。 　　1999年于胜利巷18号楼301室 　　1999年于胜利巷18号楼301室，大哥和侄子、外甥女。 　　婆婆、大姑子姐和媳妇（1999年） 　　2001年公公、婆婆和大哥 　　2001年儿子回国看望爷爷、奶奶、大大！ 　　2001年在我父母家，亲家相聚合影留念。 　　2002年难得的一张老刘家女主们的合影照。 　　2004年胜利巷18号楼301室 　　2004年1月大哥生日宴 　　2004年5.8老五过生日，从两个生日宴可以依稀看出，老刘家的菜谱凉拌西红柿和松花蛋是标配。 　　2004年胜利巷18号楼301室，珍贵的四兄弟打麻将影像，唉！历史只能回忆不能再现！ 　　2008年拍于小姐家 　　2008年拍于小姐家 　　2008年拍于小姐家 　　2005年胜利巷18号楼公公、婆婆老房子处，儿子回国看望爷爷、奶奶。 　　婆婆和大哥这张照片拍的真好，时间大约2008年。 　　这张照片2010年拍于小姐刘延芳家 　　2010年于小哥刘振昌家。 　　2011年婆婆过生日 　　2020年剩下的四兄妹合影 　　2021年，我们这些升级为老刘家新一代老人在“好家香饭店"相聚。 　　2023.7现在老刘家的奶奶、姥姥们！ 　　2007年，桥头大院老刘家已经坍塌的祖居，不知如今安在。从这里走出的公公把老刘家带入一个新时代！ 第四部分大哥篇 　　大哥刘昌新一辈子没结婚，没有儿女，于今年1月7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为此写了一篇《痛悼大伯哥》纪念他，详见美篇<a href="https://www.meipian.cn/4l00wzzf" rel="noopener noreferrer" target="_blank" style="font-size: 18px;"> 痛悼大伯哥</a> 　　收拾大哥房子时，无意在一抽屉里发现了一个笔记本，是老公公的日记本。我翻看着留有历史痕迹的日记本，仿佛通过时间隧道，走进了老公公生活的年代，日记记得不多，但是却记录了老公公的生活轨迹和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把一些和老刘家有关的日记拍照记录下来，让刘家后代们记住老刘家创始人刘国华光荣而平凡的一生。 　　上图标明“大事记”，介绍了老刘家主要人物的生日和属相。下图是工作简历和看病记录。 　　上图出差广州记录，看到这里我想起来老刘家一段传说，当时公公出差带的元宵回来让家人们尝鲜，因为从未见过元宵不知要煮熟才能吃，孩子们吃后都说不好吃粘牙，都吐了，只有小姐不在乎，把剩余的都吃了，还说很好吃，也没坏肚子，可能就是这次南方之行公公带回来的吧！哈哈！ 下图是公公自述简历，没想到公公念过小学，为还结婚欠的债还做过木匠，当过机械学徒，经历还挺繁杂有趣的。 　　工作简历、四清运动自我检查笔记。 　　四清运动、文革时期自我检查笔记，哈哈！公公也有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经历，那个年代每个人都必须有的一段过程，如今的年轻人想不到也不会理解的！ 　　四清运动自我检查笔记、文革记录，1994年市委组织部把公公参加革命时间改为1941年7月。 文革时期，因公公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被打成叛徒，送到五七干校改造，当时大哥还去送过饭。 　　记录的治病偏方，还标有献方人名字，应该疗效不错。 　　那时的工资虽少，但是生活还是挺殷实的。下图提到的李亲家应是我父母。 　　上图提到我的名字，领着老两口去404医院看病，我一点也不记得了。工资表很详细。 　　根据公公日记，知道了1989年2月21日，老刘家由民主巷82号搬到塔山中路4号楼202大哥处躲迁，1990年5月12日搬到胜利巷18号楼301室。这就是记日记的好处，老公公的日记不多但是重要的事情都记录下来了，给老刘家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还有一段菜谱米粉肉的制作方法，从来没见过公公下厨房的我斗胆脑补一下当时的场景，应该是公公念着着菜谱婆婆持锅上阵。 　　翻着那一张张张老照片，看着老刘家平淡而又温馨的过往，让人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脆弱。看亲人的老照片怀旧，是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情感体验。那些已经过去的日子，仿佛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然而，当我们再看到那些老照片时，那些曾经的记忆和情感瞬间被唤醒，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时代，感受到那份真挚的情感。就会想起那个年代充满乐趣和温馨、欢声笑语的大家庭。 希望老刘家子孙后代秉承优良家风，家和万事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传家贵在养善，积福即是传家，让老刘家在新的一代后浪带领下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最后把侄女刘妍2006年整理的公公的革命传奇经历呈上，作为老刘家的精神财富传承下去！ 　　我的爷爷是位英雄，那是我上初中后在学校发的《威海历史》教材中了解到的。当时教材中一共介绍了七位抗日英雄，爷爷便是其中之一，也是当时唯一在世的一位。爷爷一直都很低调，在这之前，我只知道爷爷是位普通的离休干部，即便我从书上知道后，想亲口听他讲述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他也只字不提。我曾问过奶奶，奶奶说，以前爷爷在家里开会时，她帮忙站过岗，但她并不知道爷爷究竟做什么，如果知道，她是不会让爷爷做这么危险的事。奶奶是一名家庭妇女，她也许不理解什么是民族大义，但被问到爷爷这段历史时，她布满皱纹的脸上除了庄重，还有隐隐的自豪。 爷爷于2005年9月2日病故，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1周年，也是他去世一周年，我把此文打印于此便于各位亲友转载，以缅怀他老人家。 回忆隐蔽斗争的岁月 刘国华口述张吉义整理 我是威海市侨联离休的党员干部，多年来，人们多把我看成是一个涉事回测的神秘人物。日伪时期，我在家乡干过伪保长,日寇投降后，我又在威海卫当过“公生德”商号的经理。就是这个缘故，1947年群运复查时，曾受到清算斗争，并扫地出门,1952年“三反”运动中，险些打了j我的经济“老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我又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直至“文化大革命”后，组织上才公开了我的身份。 我1918年4月23日出生于威海卫第八区(环翠区桥头镇)大院村的一个贫农家庭里，兄妹6人，我排行老三。1938年春，日寇侵占威海卫不久，我大哥刘毓舟(后改名王甫)与族叔刘忠模，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在本区各村进行抗日宣传，组织救亡活动。从此，我们家就逐渐成为我党工作人员的落脚点和碰头点。他们来时，就要我放哨，他们要召开基本群众会议，也由我来通知。 自1941年春季起，日伪军先后在江家口、孟家庄、桥头、南台和宋家庄等村筑起碉堡，派兵驻守，层层建立伪政权，村村推行保甲制，疯狂推行反动的治安强化政策。这年秋天，中共威海卫工作委员会社会部部长梁国为秘密安排我当上了村里的保长，让我以伪保长的面目出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时他交代给我的任务是:笼络敌伪人员，搜集敌方情报，随时完成党所交办的一切工作。并规定，除了特殊情况外，每逢三、八前长湾集日，在我岳父邓洪升家与他接头。 我这个“伪保长”一上任，就变着法子往桥头据点靠。当时桥头据点驻扎一个伪军小队，他们的顶头上司(中队长)梁俊逸是我的一个远房舅舅，但从未见过面。为了与他图个近乎，我就常和邓家店村伪村长于学田(因小名叫辰，人称辰先生)结伴到桥头街上一家“宝局”打麻将。这家“宝局”老板宋庭怀，外号坏脚子，是梁俊逸的狗腿子，铁杆汉奸。梁俊逸有时也来这里聚赌。我俩与他们拉上近乎以后，他们有时也约我到据点里赌。赌钱人一般是输了钱赔票子，赢了钱装腰兜里。而我却是输了掏腰兜，赢了钱还分票子。久而久之。他们都把我看成有油水又慷慨的摇钱树，岂知我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1942年5月的一天，桥头伪军据点派人告诉我，第二天有一队日军要到大院村东河淘金，让我派个当差的帮他们灶上采购蔬菜肉食等。此时，适逢刘忠模回村，经俺俩商定，由我亲去当差。第二天上午八时许，一辆军用卡车载着从威海来的鬼子兵，到了我们村东河。20余人，全副武装，配一挺歪把子机枪，再就是一些淘金工具。他们的锅灶支在河北面通往桥头村的大道旁边，厨师是个中国人。敌人派出三个士兵在离河半里多远的北山阳坡上，架着机枪、端着步枪，站起岗来，余者都在忙着架机钻探。傍晚，便全部拉回威海了。临走时，那位厨师告诉我，他们明天还来。我回村就把敌人的人数、武器、哨位等情况报告了刘忠模。第二天日军到后，照样布岗、淘金。傍晌，突然从南、北两个山头同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这一下把鬼子打毛神儿了，他们呼喊着边打枪边爬车，一遛烟地逃跑了，此后再也不敢来了。事后我才知道，这是我们部队得到情报后，精心安排的一次伏击。 6月份，我八区新任区长刘忠模不幸被马井泊据点的伪军捉去，梁国为要我大哥王甫(时任中共威海工委农救会会长)找我设法营救，于是，我先到了桥头村贵姑娘家请她帮忙。贵姑娘姓梁，小名贵子，实属风流女子。当即她把梁俊逸请到家里，我就一口一个舅地向梁说明刘是我的叔叔，没有图谋不轨之处，求他放人。梁俊逸对我说:“晚了，人已经送到上面了，你快想办法去威海去保”。这时，我想到邓家店鞠维俭在威海伪保安总队任第三大队长，他的警卫员梁德菊(墩前村人)就是刘忠模的外甥。要到威海救人只有走这个门了。于是，我便去邓家店辰先生家，请他帮忙。辰先生和我一起，又通过碑口据点伪军小队长鞠锡恭(鞠维俭的弟弟)的通融，到威海找到了鞠维俭，也见到了梁德菊。鞠维俭把我们安排在城里“益寿膏店’老板梁纷先家住着等回话。在这里得知，梁老板的弟弟梁思先是伪保安总队第二大队长王树芳的警卫员。就这样，通过他们这些人的里里外外疏通，终于把人保出来了。 刘忠模被营救出来后，思想麻痹，想在村里多住几天，办个“良民证”。不料，没出半月，他再次被捕。我和辰先生又再次到威海求鞠维俭救人。鞠对我们说，日本人已经知道刘是八路军的区长，保不了了，你们也得马上离开这里，不然也会被捕。随即他叫了一辆马车，配枪跨刀地亲自把俺俩一直送出蒿泊据点以外。半月后，刘忠模同志就被敌人杀害。 这件事的发生，我深感怪异。为防鞠维俭等人佛口蛇心，经梁国为同意，我以跑行商为名，到上海避风。两个月后，梁国为根据种种迹象判断出鞠维俭等人对我非生歹意，他命令我回来，进一步扯紧这层关系，并设法从他们手里弄些武器弹药，以资我军之需。我接受任务后，于夏季和秋季两赴威海城里，由梁纷先陪我与鞠维俭见面。第一次，梁把我领到鞠的警卫班里打麻将。在这里我第一次碰上了王树芳。鞠把王送走后便与我攀谈起来，我把来意渗透给他。开始，他表示为难，说干这事危险，后来终于搜罗了400多发手、步枪子弹给我，我把钱当场交给了他。秋天的一次交易数量很少，只搞到了100多发子弹，再就是弄些布匹等。我把所搞的子弹、布匹等，如数交给了梁国为。 　　地下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对敌。1942年秋，梁国为要我把在国民党海军安廷赓部下于维连副团长手下当警卫员的大舅子邓汝贵找来，与我们共同抗日，我把梁的意图向岳母说后，她非常支持我，于是我便搭乘汽车先抵达孙家滩，然后转道去安部的防地牟平县沐浴村。这里，城墙环绕，戒备森严，我被站岗的士兵领进司令部见于维连，他知道我是邓汝贵的妹夫后，便安排我住下。我在这里住了十多天，天天和这些丘八玩“碰球”游戏，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对邓汝贵，我则明确要他离开安部回家抗日，我回家不久，他果然趁机跑回了家，梁国为安排他在中共威海工委敌工股做统战工作。 当时，郑维屏的残部前敌总指挥王应心，在其主子覆灭后，拼凑了一支200多人的游杂部队，潜回威海城郊的田村、神道口等村活动。他们与伪保安队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经常抢劫骚扰人民群众，偷袭我抗日部队，气焰十分嚣张。为争取他们调转枪口抗日，组织决定让邓汝贵凭借老关系打入这支部队中去。行动之前，统战部徐想起找邓汝贵和我详细研究了有关事宜。一是由邓汝贵委托与其关系一分密切的桥头“聚德药房”掌柜邓汝祥(国特)，把他推荐给王应心。二是确定联络地点:市内在鲸园附近“安乐园”(经理叫王生起):市外在杨家滩村伪村长杨锡永家。杨锡永原给安廷赓当过警卫员，与邓汝贵关系至亲。三是联络人决定我以商人身份常住杨家滩村，负责与徐想起同志之间的联系，杨锡永负责直接与邓汝贵接头。这时我的直接领导人也由梁国为转给了徐想起。 我们把一切事宜都准备妥当之后，于1943年4月上旬，邓汝贵和我就到了杨家滩村，由杨锡永亲自把邓送到市内，径情直遂地千上了王应心部的参谋。邓汝贵打入王应心部队后，多者一月少者10天，给我们送一次情报。后来邓感身边没有一个贴身帮手，很是不便，提出要其爱人、我荣成某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于志敏进去，与他一起生活，共同工作。经组织研究同意，在这年夏季我们又把于志敏送了进去。这个期间，我通过邓汝贵的关系，先后在文东县城伪军处买了一支手枪，300多发步枪子弹，又在南台据点宋玉洲处买到步枪子弹200多发。 1944年2月7日(阴历正月十四)上午8时左右，于志敏急匆匆来到杨家滩村告诉我，邓汝贵利用正月十五元宵节放假的机会，收藏了手枪15支、子弹千余发，还有部分手榴弹，要我们的同志必须在十五日晚12点，准时到威海城后北沟村西，以三掌声为联络暗号，对上暗号就跟进去取枪，假若暗号不对或内无反应，就马上后撤，她再三叮嘱，元宵节过后，枪就要发下去了，这次机会千载难逢，万不可失。我这时已来不及向上请示了，便告诉她:行。你马上回去告诉邓汝贵按计划行事。我送走了于志敏，便直奔张家山村徐想起处，把情况汇报后，需要我即刻到阮家口村找我青年中队的张越同志搬兵。见到张越，我把徐写的纸条交给他，并扼要介绍了情况，张越同志精心挑选了12名同志，身着便衣，内配手枪，于十五晚10时抵达杨家滩村，经过西门外到达北沟村西，准时与邓汝贵接上了头。邓把我们领到村里一家的夹道内，他把藏在夹道阁楼上的枪支弹药全部取下后，分别由每个战士携带迅速离开市区。邓汝贵和于志敏二人也与我们一起回到了根据地。我县城市工委为此还召开了庆祝会，表扬了邓汝贵、于志敏和参加这次行动的全体战士。这次事件，给了王应心一个很大打击，其内部发生了很大矛盾，伪保安队对他们的态度也冷了下来。 1945年8月16日，我军收复威海卫城区，宣告了威海卫全境的光复。从此，我的领导关系又给转给了市公安局局长丛亚藩同志。丛局长要我以集资入股“公生德”商号担任经理为名(实际主要是公安局出资)，继续坚持地下工作。于是我便找了邓汝海、宋宗远和黄兆维等三人投股，正式对外营业。 1947年8月，国民党反动军队侵占威海卫前夕，我党政机关均转移南乡。丛亚藩局长以我曾被村里清算斗争扫地出门为有利条件，要我留下继续经营“公生德”商号。10月13日，国民党整编二十五师三二二团在山后区合庆的半月湾登陆后，在我军不断反击的震慑下，一个多月的时间，敌人始终未敢越雷池一步，后来在其兵力增加一倍的情况下，才逐渐在白天结队进入市区进行骚扰活动。 一天，“公生德”突然闯进了一伙还乡团。我打眼一看，领头的竟然是杨家滩村的伪村长杨锡永。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冷不丁使我吃了一惊。瞬间一想，毕竟我是他的知情人，谅其不敢对我怎么样。于是，便安之若素的与他打招呼。果然，他撇下其他人，约我先在南大桥上说了几句，告诉我以前俺俩办的事谁也不知道，要我放心，接着我便趁机把他领到桥北路东的“泰山园”饭馆。 原来，杨锡永曾在1944年秋季蒿泊据点拔除后，主张村里利用新春佳节之机唱唱戏，庆祝一番。这个建议被当时的凤林区政府拒绝了。尽管后来还是唱了，但却造成了他与区长的矛盾，加之在1946年春运”时，区里以其干过顽军、伪村长为由，让群众狠狠地批斗了他。不久，从亚藩要我把他领来威海，由丛把他介绍给胶东行署公安局，被派到青岛工作。开始，他还出来通报两次情况，后来就当上了还乡团。 在“泰山园”饭馆，杨锡永告诉我，他这次是被国民党委任草庙子区中队中队长，原国民党威海第七区队的阮学谨被委任为威海公安局局长，邓汝民任党部书记长，城市区区长是李洪谨。接着我们又到了城里“同聚盛”杂货铺(经理刘跃亭)，在这里，杨又把国民党侵威部队番号、人数、武器装备，以及还乡团的组合情况等，都告诉了我，并再三向我表示绝对不做伤天害理的事，还要我为他以后的退路帮忙。为了及时把情况送出去，当天晚上我便找当时在我商号内寓(做鞋)的卢云安(现在威海塑料二厂工作)作伴，到北竹岛我党活动分子苗祝英处，得知我市公安局时驻戚家庄，接着便到了戚家庄。因丛亚藩不住这里，遂又由公安局副局长王明光带路，一起赶到桥头村。当我把情况向丛亚藩汇报后，他要我回来扯住这条线，并与邓汝民挂钩，扩大工作面。我记得，当时于洲市长还说:“这样的关系花点钱也值”。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离开“公生德”仅三天时间，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变故。 事情是这样的:自我走后，每到白天，国民党军队就有一班人来我商号楼上放哨(时我军前沿阵地在塔山一带)，他们在南墙打了枪眼把枪架在上面，人坐在用枕头铺着的三屉桌上，摆下随时即可向塔山方向射击的姿势，不时的打枪骚扰，不巧我军的一个战士被其打伤，我武工队决定狠狠打击一下这伙哨兵，便由小夏率领五六个战士夜间来到“公生德”，他们把一颗手雷安设在国民党哨兵必坐的枕头底下。第二天国民党兵按时来到楼上，其中一个刚向枕头上一坐，就轰的一声被炸的血肉横飞，还炸伤了旁边的三四个。就这一声爆炸，把线给我炸断了，事情弄糟了。敌人当场把留守在商号里的会计宋宗远、炊事员黄兆维和做生意的夏正清等三人抓走了，“公生德”也被迫暂时锁上了门。被捉去的三个同事，虽然经过多方周旋，于七天后用钱保了出来，但宋宗远因被毒打、摧残严重，在保释当天就死去。打这以后，丛亚藩安排我随公安局便衣队活动(公开身份仍然是“公生德”经理)。 1948年4月10日，侵威国民党除了盘踞刘公岛的一个营以外，其余全部从海上撤走。我奉命恢复“公生德”。当时上级针对威海的复杂情况，开展了秘密清特工作。就在这时，东海专署公安处，特派侦察科长于竹范同志，带着三个“元宝”，绕道大连来“公生德”入股当小伙计。我这个经理，做买卖当老板，背地里却是他的侦察员。这期间公安局负责同志经常在这里与于交流、商谈有关情况和事宜。通过一段时间的摸查，曾先后挖出了一批国民党特务。我也于1949年3月，由公安局梁文贵和于志远二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1年，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为了捕捉当年横行在威海的伪顽军头面人物的行踪，我先后被派往上海、沈阳两市，以商人身份进行侦察活动。先于是年二、三月份到达上海，与上海市老闸区公安局第五股股长李福新(原在威海公安局工作)接上头后，住进了“同顺恒”客栈。在这里主要是侦察原孟家庄据点伪军梁俊逸的踪迹。与我同去的还有当时织布厂经理田所连，做小买卖的徐东礼和跑行商的杨润田。我们四个人在上海工作了近一年时间，查知梁俊逸是从上海逃跑了。回威海把情况汇报后，紧接着又到了沈阳。在沈阳活动年余，终于摸到了日伪时期港西区区长张云武、伪保安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王树芳和特务科科长柯玉堂等人的下落。特别是王树芳和柯玉堂，他们都隐蔽的很深。王树芳化名王席珍，住沈阳市皇姑区，时为街道负责人之一。柯玉堂化名柯兰亭，混进我东北军区后勤下属的一个电料行工作。我们经过反复核查验证，情况准确无误，便向丛亚藩作了汇报。后来，这些民族败类都被我公安部门抓获，受到了历史和人民的惩罚。 1953年春，经我恳切要求，文登专署公安处同意我离开“公生德”商号。我把有关财务、房产和尚余物资等善后工作处理完毕后，被安排在威海市人民政府工商科工作。从此，结束了12年隐蔽斗争的生涯。 1989年8月(该文摘自威海市政协1995年编辑的《威海文史资料》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