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把生命留在八达岭山上

张志明

差点把生命留在“八达岭”山上

回忆一次可怕车祸的经过

一、被张家口摄影家协会邀请走的评委

       回想起可能是1998年夏季，张家口市摄影家协会要举办一次摄影艺术展。除了邀请中国摄影家协会李树峰、武恒两位专家，在河北省，  还请到省摄协李英杰主席和我去当评委。就在同一时间，省人防也请我去当评委，结果我去了张家口，为此事还引起省电视白守义同志不高兴（因为他答应了评委中有我）所以白守义打电话说：“一个丑媳妇儿还想嫁两家”，哈哈。当初如果我“嫁”到人防去当评委，也不会在八达岭上遭遇这场“车祸遇险记”了。

     二、返程路上

     故事从评完作品后，我们要撤离张家口返程路上说起。

      本来我和李英杰主席应该乘火车返回石家庄。李主席要去北京办点事，这样我也倍同他走北京吧。

       张家口摄影家协会主席胡喜魁听说我们俩要走北京，除了送北京两位评委外，又给增派了一辆车。这时，张家口公安局***局长也是摄影爱好者，他主动要求，不要找车了，我去送两位主席吧。就这样，我们第二天，吃完早饭就向北京出发了。

        出发前我们知道，近一段时间，京张公路堵车严重，所以***局长想领我们走赤城县，到北京延庆县上八达岭公路进北京。绕道而行，减少一段堵车路。他提早通知赤城县公安局，让他们警车引道，把我们送到张家口、北京交界处。这点权力还发挥了作品，很快到了延庆县界，赤城县警车返回去了。

     三、习惯养成的车祸

       离开赤城县警车，***的司机，车前没有引道的了，像一匹脱开缰绳的野马，开贯了快车的他，在“八达岭”弯道上也是当仁不让。在高山上的车速，我也有点害怕，**不吭声，我只好用手紧抓车上的安全把手，听天由命吧。             

      一辆十多米长，三四米高的大货车行驶在弯道处，我们的司机还想超车，正在这时，对面来了一辆小车，我们的司机一紧张，向右一躲，大货车轰轰的两声，把我们的车和人都撞到了山坡上，山上流水沟把一只车轮也给搬掉了。这时间的残局感受，可想而知。撞车时我手抓的紧，左右撞了几下，脑袋撞在倒车鏡尖上。当初还清醒，打开车门去救司机，他那边的门开不了，他坐在座上扶着方向盘一动不动。正在这时，我们后面李树峰他们坐的车也赶到了。我们几个人合力把前后车门打开，***在车里叫李主席，他一声不吭，我喊他也是一样。这时我们把他抬下来，把车垫拿到公路上，让他躺在上面。我低下头问他时，他还是沒声音，这时从我头上往下掉血，掉到了给李主席盖的衣服上，才知道我的头也碰破了，顾的紧张，一直还没觉出疼痛。

      可能是路上有监控，正在我们紧张收拾时，警察己经赶来。不到几分钟，急救车也来了。停车后把李主席抬上车，插上氧气。隨后医生又把我的头包扎起来，还要给我鼻子插氧气管。我说不用插了，医生严肃的说：“你还不知道多严重吧？这里是脑袋”！

        四  、穷小子进医院

        救护车哇哇的不多久下了山，开進了北京沙河急救中心。医生和中摄协及前来送我们的***一块进了大厅。开始在急救中心逐科检查，这里也是先交费后检查，当时我沒带多少钱，只是评委费还在身上。这个科200，那个科80，一会就花的差不多了。李树峰评委的銭也早让李主席检查给花完了。后来还有几项，我说不查了。***说“沒关系张主席，我这里还带着錢呢”。正在这时，来了两位交警说：让我停一会检查，先做一下笔录。我这个穷光蛋总算逃脱了医院检查，和警察去聊天了做笔录了。

      五、被交警抓住了，我在撒谎！

       交警开口就问：“老先生，听说你坐在副驾驶坐上，谈谈你看到撞车时的情况吧”。我心想，不管撞成甚样，人家好心来送我们，又不是故意的，谁也不愿发生这么大的事。

        我对警察说：“我当时睡着了，咚！的一声把我惊醒才发现是撞车了”。

         警察听了哈哈大笑，说：“老先生您说谎了，您也不看看我们整天是干什么的？要是您说的睡着了，你的脑袋，撞的可不是这个样子了。根据车撞的情况，如果您睡着，您的脑袋撞不出挡车玻璃，也把您撞晕了”。我一听，谎言一下子被他们撤穿了，只好把我看到情况避重就轻的说了一遍。

       警察见我不说话了，他们也很理解我的心情，说：“就按您说的吧，反正沒出人命还好点，如果你们这车在右边被撞，肯定都掉下山了，一个也别想活，那事就大了”。说完他们让我按了个手印走了。这时我想起来也有点“后怕”。

        六、像逃兵一样的回到了家

      在沙河急救中心整整折腾了一天，一口饭也没吃上，一口水也沒喝上，医生们关心的就是检查、检查。

        天很晚了，我去病房看看李英杰主席伤情。一进门，看见他两只脚己绑在床头上，我心想这可严重了。我低下头问他痛不痛？他微声答了声“腰椎骨断了”。

我让他好好养着治疗吧，我先回石家庄了。他“嗯”了一声，我和医生说：“没事了，我要回家了”。医生瞪着眼睛说：“没事了？你还没检查完，沒确珍呢，去办住院手续吧！”。我说：“我知道我不需要住院”。医生说：“那不行，我们要为你负责，必须住院”。我坚持不住，提起包就走。医生说：“不住院，你得签字，留下字据，二战在一张纸画了两下，就记住不需要住院几个字。随后我拿起包，画了一下，按了个手印，就和司机出门走了。

       当时往火车站送我的是现河北省摄协主席杨越峦的弟弟，他们听说我们出了车祸，是专程从石家庄来看望李主席的。

       司机把我送到北京西客站。一问当天的火车全部发走了。我俩又掉头往北京六里桥长途客运站。到达后才知道最后一班车到石家庄晚十点发车。我让送我的司机义。返回沙河去吧，怕他晚了不认识道，另外和我一样，一天了还没吃饭。这时，我自己提着包进了售票大厅。大厅里的旅客见我头上包着纱布和纱网，筋疲力尽的走进售票大厅，这一眼，那一眼的看着我。我买好车票离发车还有一个小时。于是，我就去卖饭的地方想吃口饭。六元銭一份，土豆菜，一个冷馒头。拿到饭桌上先吃了口土豆菜，咀里苦的咽不下去了，看见那个馒头更沒食欲，放下饭菜我就去候车室候车了。

        上车后坐在座上给儿子打了个电话，说了撞车事，让他晚12点去客运接我一下，随后就睡着了，一直到到了石家庄客运站我还坐在车上没醒，儿子，女儿都去接我，等人家其他客人都下完了，他们还沒见到我，这时司机让他们上车来看看，是不是他们要接的人。当他们叫醒我，我一点也动不了啦，这就是说明人的身体己经到了极限。他们把我抬扶下车。回到家门口又缓过劲儿了，自己也能上四楼了。到家了，也不想吃饭。第二天，一觉醒来，才知道身体也不能动了，整整躺了两天，第三天又去参加河北省女摄协举办影展开幕式，一伙女同胞们见我来了，都跑过来高兴的慰问“好人一生平安啊”！这一安慰几十年又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