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特展，聚焦崧泽•良渚文明

澎澎

上海博物馆新展“实证中国：崧泽·良渚文明考古特展”已于6月20日对公众开放，作为“何以中国”系列展的第二展，本次展览聚焦距今5800年到4300年以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下游文明，为观众“探源”长三角悠久绵长的文明基因。

据悉，此次展览由上海博物馆策划主办，汇集全国19家博物馆及考古机构，以358件/组文物，90%以上为珍贵文物，1/3以上为首次亮相的最新考古成果，辅以各类复原器、标本、图解和数字化展陈手段，让观众沉浸式感知中华五千年之文明实证。

在长江下游地区，近年来持续不断的考古发现，让人们逐渐了解了开放包容的“崧泽文化”、精致灵秀的“良渚文化”。此次长三角文博机构共襄盛举，让358件宝藏文物在沪聚首，犹如几百片珍贵拼图，为人们拼贴出了一幅早在五千多年前长江下游先民所创造出的辉煌文明图卷。

展览分古国、稻作、手工业和玉器四大板块，展示长江下游史前文化艺术的魅力，呈现中华泱泱五千年文明史。

我们本想赶个潮流，开放第一天（6月20日）就去观展的。但考虑到刚上中学的外孙也需要“研学”，故预约了期末考试之后的6月29日上午。

走进展厅，我们的视线就被展厅正中的环形展区所吸引。作为本次展览的亮点之一，就是史无前例的集合了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的“五王聚会”，即来自长江下游的江苏东山村、安徽凌家滩、浙江反山及良渚古城、上海福泉山这五大考古遗址最高等级文物的第一次“大聚首”。

现场亮点频频，有崧泽文化的典型器物“人首陶瓶”，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最大和最重的凌家滩遗址“石猪”，良渚王的“三大神器”——“琮王”、“钺王”和“玉权杖”，还有史前最精美的象牙制品——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的象牙权杖……多家文博机构的“镇馆之宝”齐聚一堂。

环形展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著名“镇墓兽”。这只“石猪”体形硕大，重约88千克，采用圆雕工艺雕琢而成，线条简练但形象生动，逼真传神。

遗憾的是，此器在上海仅“出差”一个月即回安徽。

引人注目的还有这件“琮王”，良渚文化，1986年浙江余杭反山遗址12号墓出土。此次展出的玉琮是迄今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枚，重约6.5千克。这件琛王看上去“内圆外方”，但其实四脚都有圆润的弧度，且上大下小。雕绘有神人兽面纹和鸟形图案，它甚至可以旋转方式动态观看，堪称是中华民族先民创造出的一件“宇宙模型”。

同样，此器仅在上博展出20天后，即回浙江省博物馆新馆亮相。看来，文物现在越来越“吃香”了。

瑁镦组合玉权杖，良渚文化，1986年浙江余杭反山遗址出土。

石锛，崧泽文化（距今约5800～5300年），2009年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出土。

玉琮，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1978年江苏常州寺墩遗址出土。

本次上博特展的亮点之二，在于展厅中的布展能让观众更加近距离地欣赏文物，而且观众用手机都能清晰拍出文物细节。没想到，我用华为P60pro拍出的照片几乎都有美术馆画册般的精美质感。

此器为陶罐，崧泽文化，2009年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出土。

距今5800～5300年间，长江下游包括崧泽、凌家滩、薛家岗在内的多个考古学文化地缘相近，文化相同，被归为“崧泽文化圈”，也叫“大崧泽文化”。

玉斧，凌家滩文化（距今约5800～5300年），2007年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

石钺、石锛，2007年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

5300年前良渚文化强势崛起，并在浙江余杭规划建造了核心都邑——良渚古城，形成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玉为政治纽带，标识着权力与信仰的独特文明。

玉璧，良渚文化，2008年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

瑁镦组合玉钺，1986年浙江余杭反山遗址20号墓出土。

刻符陶器盖，良渚文化，2003年浙江海盐仙坛庙遗址出土。

玉琮，良渚文化，1982年江苏常州寺墩遗址出土。

琮的功用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琮是一种通天的法器，也有学者认为琮是宗教权的象征。

玉璧，亦为1982年江苏常州寺墩遗址出土。

穿行于展厅之间，不仅精美的文物目不暇接，而且展厅中还提供了当时玉器的不同种类原始材质，观众可上手触摸感受其质感。布展人性化，此乃亮点之三也。

长江下游，从崧泽到良渚文化的每个阶段都会出土大量的动物遗存。此时的家禽蓄养技术已十分普及，故在出土的器物上我们也常常能观察到一些动物的形象，猪和鹿是当时最流行的题材，可见它们在先民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此器为豚形灰陶壶，良渚文化，1960年江苏苏州堰太浦河采集。

猪形陶匜和猪形陶尊（崧泽文化），造型蛮有趣的。

鹿钺纹陶尊，良渚文化，2001年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出土。

作为得天独厚的稻作传统起源地之一，长江下游地区的水稻生产及耕作模式在崧泽、良渚时期获得了迅速发展。

展厅里，光影投射地面，逼真呈现数千年前长三角地区的“稻浪翻滚”、只此青绿的诗意场景。

分体石犁，良渚文化，2003年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

古人石犁使用方法示意图。

五孔石刀，良渚文化，1987年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

手工业专门化是早期国家控制社会资源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是文明发展的推动性因素。

崧泽时代，手工业产品最突出的是陶器和玉石器，到了良渚时代，玉石制作、制陶、纺织、漆木等多领域都取得了空前发展，专业化的生产模式逐渐凸显。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生活必需品，也是判断考古学年代的重要参照物。崧泽时代的陶器种类及数量繁多，其独特的纹样风格及多元化的装饰手法无不显示强烈的时代烙印——个性及自由。

三口陶器，崧泽文化，1960年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出土。

折角足盆干形陶鼎，崧泽文化，1984年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

双层镂孔花瓣足陶壶，崧泽文化，1966年上海青浦寺前村遗址出土。

富有当代艺术气息的“人首陶瓶”，崧泽文化，1989年浙江嘉兴大坟遗址出土。

此件呈人首三节葫芦瓶体，瓶首尤其有趣。小头人面，两眼内凹，鼻梁隆起，双耳耸立，张口若语，极具观赏性。

发展至良渚时代，陶器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显得更为精致规整，薄璧轻盈。

带盖细刻纹双阔把陶匜，良渚文化，2010年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

石钻，凌家滩文化（距今约5800～5300年），1998年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

素面半成品玉琮，良渚文化，1978年浙江余杭吴家埠遗址采集。

织机使用方法示意图。

玉因稀有而独特的矿物学属性被先民们赋予了特定的观念形态。从崧泽早期用途较为单纯的装饰物，到凌家滩、良渚为代表的向着代表身份、等级的玉礼器发展，创造了琮、璧、钺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玉礼器及其背后的礼仪系统，最终形成了一套不同阶层人群的用玉制度和礼仪规范。

可以这么说，长江下游早期文明的最重要特征就是玉器文明，开创性的礼玉制度对后世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玉钺，“宝藏”级的文物，良渚文化，1986年浙江余杭反山遗址出土。与其它考古发现的玉钺不同，其上清晰雕刻出代表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因此被业内人士誉为“钺王”。

玉琮，良渚文化，1982年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

玉璜串，良渚文化，2021年浙江余杭北村遗址出土。

玛瑙钺，良渚文化，2003年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

象牙权杖，良渚文化，2010年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此器是由上博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的，一柄巨大的象牙权杖，因其满布的花纹而被业内称为“史前最美的象牙制品”，也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尤其令人称道的是，这次展出了一件真品和一件复制品，参观者既可以清晰看到脆弱精美的象牙权杖，也能看到经修复还原的精巧花纹。

刻符玉璧，良渚文化，2012年江苏兴化蒋庄遗址出土。

玉璜串，良渚文化，1986年浙江余杭反山遗址出土。

虎首玉璜合体，最有故事的文物。

这件文物有两份说明，一侧显示其2007年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另一侧则显示1987年征集所得。原来这件文物断成两截，在不同时间用不同方式被发现，于此次上海特展上“合体”。

玉鹰，凌家滩文化，1998年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

此器造型独特，内涵丰富。双面雕刻，玉鹰呈展翅飞翔状，双翼作猪首形，鹰首侧向傲视，似与两侧兽首相呼应。

玉人，凌家滩文化，1998年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

玉人呈蹲（坐）姿态，头戴圆冠，浓眉大眼，宽鼻大耳。人物形象夸张，不失幽默风趣。

玛瑙钺，凌家滩文化，1998年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

五千多年前，神奇的北纬30度线上亮起了人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智慧的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书写辉煌，尼罗河畔吹响了古埃及征战的号角，富饶的印度河哺育着哈赤帕的城邦。彼时，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以长江、黄河为中心，先后崛起了多个区域文明，它们互有联系又各自繁荣，考古学家们将这种图景生动地比喻为“满天星斗”。“繁星”们逐步交融，最终汇聚成一颗璀璨的恒星——中华文明。

——摘自“崧泽•良渚文明考古特展”前言，作为文章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