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大，那些记忆和精神

赵良

　　——参加西北大学纪念七七、七八、七九级学生毕业40周年纪念大会及第四届校友集中返校日活动札记

七九级历史系返校人员合影

　　

2023年7月15日，我回母校西北大学参加纪念七七、七八、七九级学生毕业40周年纪念大会及第四届校友集中返校日活动，见到了许多老同学。本没有什么想说的，我如今也常常陷入“我想要说的话越来越多，但是我能说的话越来越少”的状况。但两天下来还是有些话想说一说，有些感想想写一写。

我和“西大七九之约”群

我是历史系七九级历史班的，我们班部分同学在微信上建了一个群叫“西大七九之约”，群主是张世民，返校日的信息就是在群里由组织者令狐培选发布的，并进行了接龙报名，在返校日到来之前已热烈地交流了好长一段时间了。热心的同学晒了好多过去的老照片，从一张张年轻的脸上，可以看出这是一群生涩的青年人，“尚未王化”，极为朴实单纯，身上带着那个特定年代的“青春和美丽的时光”。

我属于数典忘祖之辈，说轻点也有点忘恩负义，母校的活动从来不参加，最近的一次活动是四年前的2019年纪念七九级入学四十周年，班上还专门购买了一块名叫“琢王”的石头竖立在学校的图书馆前，我是既未参加活动，也没为购买纪念石出资。石头上的署名则是七九级历史班，把我囊括其中。这次令狐打电话督促报名参加返校日活动，我没有犹豫立刻就同意了。当然，参加老同学聚会还有一个刺激因素，2020年疫情初期还在群里和人激烈争论的老同学王涛，在2022年元宵节后突然去世，他可是我的队友——当年西大历史系足球队的主力队员啊，记得他体力充沛，踢起球来呼哧呼哧的，像狂奔的赤兔马，是一个人见人怕的“拖死牛”，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这预示了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有些人此时不见，以后可能再也见不着了。

　　七九级历史班1983年春在延安学习参观实习时合影留念

“西大七九之约”群截屏

　　昔日校园合影：从左到右依次为侯欣一、张世民、郭中波、李华、王涛、韩建设、吴敏霞。

　　部分同学与“琢王”纪念石合影：从左到右依次为李华、彭凌、赵良、郭中波、张世民、韩建设。老同学侯宗才评价此照：这张照片亮点之一是有只大熊猫（指彭凌），从色彩构成（黑白）、专用道具（竹子）、来源地（陕南）、当时所处地位（人群中唯一的女性，意为稀少）看，都对。

高血压

老同学潘阳描述当天的情形：“前天晚上把闹钟定在六点半，是为了守规矩不迟到怕人弹嫌。学校要求我们进入会场要在八点之前。算了算路途，六点半起床，是返校的最佳时间。我比闹钟起得早，大概是我多年的习惯。没想到，醒来一看时间，手机显示三点半，我只好对着黑夜长叹……”。他说的是普遍现象，返校日有一句宣传语“芳华四十载，归来仍少年”，这个时候我们和少年没什么两样，激动，颤抖，睡不着觉，和少年不一样的是高血压。

白武华、潘阳和李华在校园里合影。

　　七九级返校生所穿的粉红色文化衫

第一张合影

我也是凌晨四点钟就醒了，刷牙洗脸剪胡子，早饭吃了一个鸡蛋饼，外加一碗稀饭，然后穿上学校给七九级同学发的类似太古里“牵手门”事件男主角穿的粉红色文化衫，在镜子里反复拾掇形象，因我的住处就在边家村，离西大太白校区不远，在六点二十分左右便徒步走进了西大西门，乘坐前往长安校区的校车地点就在西门口的喷水池附近。我远远就看到外地来西安住宿在西大宾馆的同班同学一字排开在活动纪念牌前照相，便欢呼着加入其中。就此有了这次活动的第一张合影。

我奔向同学们时的情形

　　和韩建设握手。从右到左依次为马广荣、林祥军、王志平、韩建设、吴敏霞、郭中波、高越、赵良。

认出来的和认不出来的

住在西大宾馆的七名同学和先期到达的王志平、吴敏霞夫妇中，有四位同学马广荣、韩建设、林祥军、彭凌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整整四十年了。彭凌因为在群里常常晒她骑行边疆的照片，身姿矫健，形象比较熟悉；马广荣的样子没怎么变，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韩建设只是脸上的褶子多了一些，一说话我就知道他是谁了；只有林祥军是个例外，我端详半天，没认出来，这的确是个尴尬的时刻。可当吴敏霞介绍道“这是刘祥军”时，我才反应过来，纠正道：“不，应该是林祥军吧。”因班上有个同学名叫刘春祥，她把两个人的名字混到一块儿了。其实，未认出对方也没必要羞愧，未被认出者也无须神经过敏。到这把年纪了，记性不好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吗？在纪念大会现场，就有一位老同学没认出我来，我也没认出七九级考古班的陈伟，令狐说：“有人之所以认不出你，是你这么些年参加同学聚会太少了，以后要常来参加噢。”

令狐：“有人之所以认不出你，是你这么些年参加同学聚会太少了，以后要常来参加。”

喜见田旭东、老廖和考古班的同学们

在纪念照片墙前留影时我就一眼看到了同级考古班的老大姐田旭东的照片，一直没见人，到纪念大会召开前我终于见到了她，她真的没什么变化，多了几条皱纹而已。田旭东、潘阳和我是“一个巷子的”，都来自西安市湘子庙街，在过去“一个巷子的”人受到外人欺负，都要上前打群架的，情谊自然不同。我还见到了老廖（廖北远）、马咏钟、陈伟、晏新志、李雪芳等考古班的其他同学，都是整整四十年没有见到的人。考古班和我们班关系亲密，混班上课乃至混居，以至于他们班的姜捷趁机摘走了我们班五朵金花之一的孔昱，让我们班男生好生心疼了一阵儿。老廖让我感到尤为亲切，他和我都是西大历史系足球队的队员，一同征战，为历史系取得全校第二名的好成绩立下汗马功劳，看到他，我就想到他们班本次未返校的中场核心汤惠生，我们班当守门员的令狐培选，还有先行一步的中锋王涛，不由得泪眼迷离。

和田旭东、潘阳合影

和老廖（右二）等合影

同坐粟波

按纪念大会会场座次分布，我的右侧是同学郭中波、相艳、孔昱，左侧紧挨着的是七九级中文系的粟波，他也是我报社的同事。当年，我和姜冯俊，他和范惠萍被同时分配到了陕西日报社，后来我们班的党朝晖、他们班的方英文也来到报社，大家做了一辈子同事，直到退休。粟波见到我就说，你前两天写的《昆德拉的遗产“很昆德拉”》叫董惠安发我们班群里，大家都说好，说你比学中文的人都强。我说，这叫班门弄斧，草堂题诗……，但我敢，我以一个“昆粉”的身份纪念昆德拉去世，发表对文学的一些看法，说得对，大家说好，水平高，说得不对，大家会说，他毕竟是个学历史的，又不是学文学的，可以原谅！

他说我谦虚。

我继续说，你们班作家云集，彼此间互相赞美显得庸俗，亦会失衡，有不同看法碍于情面又不好表达，有时会通过赞扬一个系统之外的人来传达批评意见。

他笑笑，点点头，又显出不置可否的神情。

我问方英文为何没来？

他说，方英文这些年和同学们交往不多。他没来肯定有他自己的考虑。

我说，按理方英文功成名就，有作品，也有省作协副主席的位子，回西大那是衣锦还乡。

粟波摇摇头说，在老同学眼里那可不一定。

我说，可以理解。十几年前，我和方英文同住一栋楼里，我住二层，他住四层，你们班同学杨乐生来他们家吃糊汤面，把我也叫了上去，边吃菜喝酒，边对方英文小说发表尖锐的批评意见。方英文说，挨x的，酒肉都糊不住你的嘴。杨乐生说，嗳，你这就不对了，一碗糊汤面就想把我的嘴封上，你把我当路边尿泥捏的菩萨？

这就是和老同学的关系，谁也别想端着。

我、郭中波和我们班的两位女生孔昱（左一）和相艳（左二）。

西大校长郭立宏为老同学党朝晖拨穗、颁赠蓝田玉印

和栗波合影

张春玲老师

看到一些特定的人总会引发对早年的回忆。老师里我只见到张春玲老师，她笑眯眯的，形象变化很小，应该做奶奶（或外婆）了吧，变得更为慈祥了。她当时是我们班的辅导员老师，监督我们的生活和学习，包括督促早操，做思想政治工作。和我同一宿舍的老同学张建辉回忆说，你还记得吗？你不出早操总是赖床，张老师来到宿舍督促你起床锻炼，说你如果不加强训练，百米冠军就要叫别人拿走了。你说，我训练也是噔噔噔，不训练也是噔噔噔，跑步的频率是天生的，然后继续睡觉。张老师气得肝疼。

和张春玲老师合影

珍贵的礼物

这次新三届学生集中返校日活动给我们准备了珍贵的礼物。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学员卡片和成绩登记表。还有就是上次校庆时未领这次补领的个人蓝田玉印章。这都是人人有份的礼物。而我还有一些意外的收获。考古班的马咏钟转了我一张老照片（体育馆纪念照片墙上也有），历史系七九级集体创作的话剧《最后的晚餐》的剧照，当时我记得班上潘阳、侯欣一、郭中波和我都参与了创作，考古班是马咏钟、汤惠生，我在剧中演一个名叫“活佛”的主张“躺平”的学生角色。

剧中扮演者的确认还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左一左二左三是清楚的，分别是汤惠生、马咏钟和我，中间那个是八〇级历史班的贺川，疑难点在右边三个人，先说唯一的女角，我知道她是八〇级历史班的，姓王，毕业后分到了咸阳的彩虹厂，当时我通过《彩虹报》总编马川打听到她的地址，还去她家里探望过她，因为她是很有特点的，长得像年轻时的丁玲，但叫王什么，记不得了。另两个男的其中一人叫王韩刚，记得是八一级的，但两个人都很帅，我搞不清楚是那个人了，马咏钟断定，右三就是王韩刚，右一是谁，不知道。我们死活是猜不出来的，只好深更半夜发微信问贺川。7月18日上午贺川回信：女角名叫王军，是我们班的。右三是王韩刚，八二级考古班的，现为陕西广电工会主席。右一是我们班的，名叫李建韬。

学员卡片

成绩登记表

七九级集体创作的话剧《最后的晚餐》剧照，演员从左到右依次为汤惠生、马咏钟、赵良、贺川、王韩刚、王军、李建韬。

纪念照片墙

座谈会（一）——内部交流会

中午去玉兰苑吃过回忆餐（潘阳的描述：有鸡腿），下午进入历史学院座谈，我的失望情绪逐渐涌来。我知道，那些我希望看到的人都没有到来。当年的思想领袖没见着一个，主持办《希望》杂志的七七级中文系的沈宁，因退学风潮而名声大噪的七八级经济系的蔡大成，给我现代派文学启蒙的七七级中文系的白云涛等，全没出现。说到历史系更惨，只来了一个张毅，吕微、钟晶晶夫妇没来，范培松照个相，下午就走了，七七级、七八级总共没剩下几个人，又因为历史系被分成历史学院（即原来的历史班）和文化遗产学院（原来的考古班），在两个地点座谈，人更少了。我们班人多势众，而且保持了全勤，座谈会基本上成了我们班同学之间的内部交流。

我突然感到我们班同学都好有水平，毕竟是学历史的，每一个人的发言都把住了方向，维护了个人尊严，保持了平衡的基调，言之有物，诚恳实在。因为一个社会现实是摆脱不了的，每个人都在为评价系统而活，这个评价系统是死的，无非名利和权力而已。集中点在权力。权力意味着手握有巨大的资源。当这种资源被母校所用就会变成实实在在的业绩（对领导而言）和效益（对全体职工而言）。学校对带来效益者超规格接待无可非议，创造效益者豪横傲慢一点也可原谅。但在这样一种老同学聚会的场合却会带来失衡和伤痛。这也是有些同学不愿回来的原因。聚会永远是一首成功者和权贵的赞歌。我曾经预感这种场面——也就是这种不适的刺激是免不了的。可整个座谈会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和张毅合影

座谈会现场

座谈会（二）——强调母校对自己思想的启迪和恩泽

我们班对母校做出直接贡献的是两个人：徐晔和姚文琦，都为西大争取来巨大的政府项目，如《关学文库》就是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和西北大学联合举办的“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5年陆续出版发行以来，屡次获奖，声名远扬，名不见经传的西大出版社渐成大学出版社中的翘楚。可徐晔压根儿没来，第二天部分同学聚餐他才现身。姚文琦发言时轻描淡写，像念履历一样将其争取政府项目的事一笔带过。姜冯俊连他担任过的重要职务都不提及，只说他为母校尽其所能提供服务。曾当过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姚双年，则大谈自己是给孙子孙女请假后才来的。至于那些曾经担任过重要的干部学院和高校的书记、院长、校长、副院长、副校长的老同学们，无一吹嘘以往的业绩，只谈母校对他们思想的启迪和恩泽。这样一种座谈氛围使得来自基层的同学可以卸下包袱畅所欲言。韩建设的发言就很有代表性。他属于经历较为坎坷的，毕业后分配到铜川教育学院，工作了八年，中间曾因海南建省登岛待了三个月，热得不行又跑回铜川。后来他利用山东日照市引进人才的机会离陕入鲁，到日照又从零开始，在企业最基层的岗位做起，然后进事业单位，又成为公务员，在日照市岚山区政协副主席岗位退休，至今还在贡献余热。王宏昌毕业分配到黑龙江鸡西市的一个煤矿上，后几经辗转，下海经商，如今是个私营企业家，掌管着一家年产值几千万元的环保企业。用林祥军的话来说，我们都是普通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虽然没有做出大的成绩，但也没有犯大的错误。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是因为我们时时牢记一点，我是西大人，绝不能给西大丢脸。

姜冯俊发言

韩建设发言

座谈会（三）什么是西大精神？

我在座谈会上也作了发言，重点侧重于什么是西大精神。我说人的一生是由前二三十年决定的，后面的岁月只是一种延续。而在决定三观的关键年龄，我是在西大度过的。什么是西大精神？我举一个例子，在学校时我痴迷存在主义哲学，毕业论文干脆就写了一篇哲学论文《老子的焦虑和现代人的焦虑》。我担心通不过，有些同学也告诉我，你热衷的那些哲学，才传进来，哲学系老师都不一定懂，何况历史系的老师，这篇论文不行，建议我另写一篇。可我的学士论文指导老师刘宝才看了后说：可以。这是思想史论文，将中国古代老子的哲学思想和西方现代存在主义哲学进行了对比，言之有物，新颖别致，建议我将论文题目改为《焦虑与人类实践》，不仅通过了论文，还给了我个良好。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西大精神：开放、宽容，鼓励创新，张扬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从此以后，这一精神就成了我毕生的财富。

　　纪念大会大屏幕上打出民刊《希望》的扉页。

　　这次回来的新三届学生中不能说没有思想领袖，张维迎就是一个。这是我们班同学张世民和他的合影。

　　老同学郭中波、李华在校园里邂逅张维迎。

惊魂

下午的座谈会开得很扎实，晚上的聚餐便在下午的话题和相互祝福中交替延伸。至晚上九点方才散席。我坐校车陪老同学回市内，到边家村下车回到住处。一回来，我便洗了个澡。出了卫生间，看到手机上有令狐和王宏昌好几个电话。我忙给令狐回电话。令狐说，潘阳喝多了，不会说话，已送长安医院，问我有没有潘阳家人的电话。我说没有。他说，潘阳的具体情况可问王宏昌、袁富强，他给田旭东打电话问一下。我马上给王宏昌拨电话。王说他和袁富强已把潘阳送航天总医院抢救，你有空可过来看看。我便给我爱人打电话，叫她把车开来一同前往航天总医院。我爱人是中医大夫，怀疑是中风。因联系不上潘阳家人，她还给我备了些药，以便于我熬夜值班。等到了医院中卒中心，王宏昌说，检查结果问题不大，打了吊针，人已会说话了。我爱人问潘阳，你可是高血压？潘阳说，高过。问他平时可服用降压药？他说，服过。我爱人问，你今天测过血压吗？可否服过降压药？潘阳说，早上用电子血压计测了一下血压，不高，就没服降压药。经过这番对话，事情已经很明瞭了。过了不久，潘阳的发小，二姐、二姐夫都来了，我叫王宏昌、袁富强先回去休息，毕竟折腾一天了。我又待了一段时间，看潘阳身体渐趋平稳，也驱车回去了。

　　潘阳代表历史班发言，主题是“三讲”。

健康是最大公约数

第二天一大早侯宗才发来短信、王宏昌打来电话询问潘阳的病情。我告诉他们：一切平安。

上午11点钟，潘阳在“西大七九之约”群里发声：谢谢袁富强、王宏昌、赵良 。强昌良——是否成为我们的群训？我解释为：顽强、昌言、善良。

群里立刻掀起对潘阳的问候热潮。

潘阳发文：

昨天一天难道痴呆瓜傻了？发言语无伦次了？一根烟的工夫被袁王把我搀扶进医院，片刻语塞，我估计是被他俩感动的。袁富强的一阵电话后，在西安的中小学同学、亲朋好友，还有赵良伉俪十几人，如雪花飘到我的眼前。我和他们一一畅谈，对答如流。虚惊一场，耽误了他们的休息，从心底冒出了一种叫歉意的东西。昨天我们芳华四十载，归来是少年。今早，我休息一晚，醒来仍是老年。

至7月17日晚，令狐发文宣告返校日活动结束。对潘阳的问候和他对众人的回复也没有停止。

潘阳7月17日发的这篇文章可以为整个活动和我这篇札记画上休止符：

前天晚上把闹钟定在六点半，是为了守规矩不迟到怕人弹嫌。学校要求我们进入会场要在八点之前。算了算路途，六点半起床，是返校的最佳时间。我比闹钟起得早，大概是我多年的习惯。没想到，醒来一看时间，手机显示三点半。我只好对黑夜长叹，翻来覆去，迷迷瞪瞪，时间步履姗姗走到了六点。我刷牙刮胡子洗了洗脸，特意穿上学校发的文化衫，烧水热烧饼吃早饭，磨磨蹭蹭已经七点，急急忙忙来到了长安校园。开了一天会我心中有点厌倦，但是见了老同学我心中喜欢。中午吃了鸡腿还吃了米饭，和老同学问长问短谝了闲传。想到令狐派的工作实在不简单，能否代表各位老同学来发言，我心中七上八下有了负担。晚饭时老同学推杯换盏，嘻嘻哈哈随随便便共忆当年。送我回家的那个小伙他姓袁，没想到他把我送进了医院。王宏昌当时手忙脚乱，看医生做化验还垫了金钱。赵良携带夫人把我来看，没想到我口齿清楚，还把他媳妇看了半天。宗才兄说得对，咱们要健健康康高高兴兴走进明天。明天到底有多远，明天就是让我们再相见。

健康是老同学们最大的公约数，这里不争论，无异议，是最大共同点和最大契合度，只为了——“明天让我们再相见！”

“明天让我们再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