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故事（三则）

艾林

（一）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一个小厂子刚担任文书，开了几次领导班子会议，便发现，书记和厂長很容易意见相左。不共戴天的感觉。

书记五十出头，作风沉稳老练，按步就班，绝不冐险干自以为过头的事。厂长不到四十，血气方刚，聪明果敢，胆大心细，人情味特浓。

一次在门卫室，书记和李老头闲聊，我冒然进来想看报纸信件到了没，却打断了热烈的谈话声。我想返回，被李老头喊住：“丫头不走，坐下听听也好。”于是就教导我：刚到新岗位，要眼里有活，把工作干好后，还要会保护自己。书记也附和道：“对呀，保护自己很重要。”我听得云里雾里的，只是“嗯，嗯”直点头。这时，厂长进来了，说要打个电话。那时一个厂子就一部电话，在门卫室。书记起身说他有事要办，走了。我一看报纸没到也告辞了。

下午下班后，书记又拿上锄头义务劳动了，把各个门前的树窝窝锄得干干净净。我房门前也有一棵笔挺的桐树，我早把草除了，并种了絲瓜。彼时絲瓜蔓绿油油水汪汪正顺树杆往上爬呢。谁见了谁赞叹。书记可能也爱怜吧，不声不响，上了日本尿素。第二天早上我一出门，就看到那可爱的絲瓜蔓和叶子全蔫巴了。书记见了，叹口气，自言自语：“拔苗助长了！”

周六午饭后，我正准备回家，厂长来了，问我是要回吗，我肯定，让他坐。他说他家近，有自行车，让我别急，等他办完事，顺路捎我一截。我谢绝了他，推说外单位朋友约了我一道回去。

后来，又有几次，因私事厂长要给我帮忙，均被我婉拒了。

一天，厂长风风火火来到我的房间，（那时基层小厂子行政人员都是办公宿舍一间房），从上衣口袋掏出厚厚一沓钱来，放上玻璃台板。正经八百说，这是一笔公款，是厂里的私钱，不能让会计入账，又不好放出纳处。想来想去觉得放我这儿合适。我说：“多少钱，要打个收条吧？”他忙说，不用不用，“先放你这儿，随后就拿走。”我说：“那我点点数吧。”他说他点过了，他还有事，让我点完放下就行。便又风风火火走了。我就把钱数了数，十元票面三十多张，还有五元二元一元的，加起来接近四百元了。相当我那时一年的工资。

谁知这个“随后就拿走”一下子“随后”到两年后。一天，同两年前的模式一样，厂长又风风火火来了“你把那钱取下，我拿走。”我用钥匙打开抽屉锁，取掉挡板，拉开没放印章的抽屉，把那摞钱拿出，往桌子上的玻璃台板上一放，那一层细细的灰尘便在玻璃上留下了痕迹。我让厂长点点钱数，“不用了，不用了。”厂长边说边抓起那摞钱，火急火燎走了。

（二）

八十年代初，我在基层一个单位被提拔为副主任。没过多久，单位发生了一桩命案。一名年轻职工自杀死亡在邻省他的家乡。公安系统七折八拐找到我单位，让我们同他们一道去邻省处理案子。

当时我们的班子，主任一职，副主任两职。我应当位列第三。班子开会，研究谁去。正职年长，说他最近身体欠佳，晕车严重，坐不了车；副职说：“我调令已下，忙着准备交手续呢。肯定去不了。”

“那总得有人去呀！不行，我就去吧。”我貌似勇敢地自告奋勇。

不过，老领导必竟是老领导，给我指派了两名死者乡党的我单位职工为助手，使虽然比较难缠的命案，比较顺利地得到处理。

（三）

进入九十年代，我在市上衙门内捉事已经六、七年了。一天下午下班时，外部门几位同志到我单位给一位同志还一本小说《牛虻》。书放在桌子上，人却围一堆聊闲话了。这时，进来一位处级领导，我们这堆科员，全都站起恭迎。老领导人声并进：“讨论什么呀？门外都听见很热闹。”老领导一眼瞧见桌子上那本书，脱口而出：“谁在看牛忙啊？”大家都没作声。唯有我发了言：“那不是牛忙，是牛虻。”并给领导解释道：“以前我也读牛忙，还是小石（新分来的大学生）不久前把我纠正了。”领导有点不大受用，大家也都面面相觑，顿时嘻闹声全无。还是我们部门小刘机灵：“什么忙，什么虻，念什么就什么。我就念牛忙，原来给孩子就这么念的。”大家哄然一笑，了之。

事后，我们当中一位年長者说我：“你真真傻到家了。谁还敢当着这么多人面纠正领导啊。以后学着点儿！”

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七日于韩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