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那个给了我生命底色的人——祖母篇

葛村人

　　2021年1月为父亲5周年祭，写了《怀念那个给了我生命底色的人——父亲篇》，2021年6月为了母亲的周年祭，又写了《怀念那个给了我生命底色的人——母亲篇》，姐姐对我说，也给阿婆写一篇吧。于是，我就又有了一个任务，为阿婆写点东西。而且我决定，还是用这个标题《怀念那个给了我生命底色的人》。

　　到2023年7月17日，阿婆辞世已经40年。40年，足够漫长的一段岁月，漫长得让我已然从青年步入老年。可至今，阿婆仍然时不时地进入我的梦中。我相信，这种执着的思念源自于深入骨髓的爱。

　　我们的阿婆，就是我们的祖母。我们家是从中原一路迁徙到广西陆川的客家人。在老家的习惯里，把祖母叫阿婆。阿婆大名丘俊文，也是客家人，娘家在陆川县良田乡覃村。16岁嫁给陆川县滩面乡上旺村的祖父，也就是阿公李淞荣。我们的阿公娶阿婆时，应该已经从军校毕业，正在外从军。据说已经走出家门看了外面世界的阿公对奉父母之命娶阿婆这件事有所抵触，并不怎么回家。阿婆20岁，父亲3岁那一年，时年25岁的阿公突然失联，属于那种生死不明的情况。直至很多年以后，才打听出他已于1927年12月阵亡于广东五华。不知道当年发生于广东五华的是一场什么战斗，也不知道作为一名参加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17军团2营2连连长，我们的阿公都经历了些什么。

阿婆与父亲在老家住过的老屋

老家的池塘，阿婆当年也许曾在这里洗衣洗菜

　　祖父多年杳无音讯，阿婆只能独自一人含辛茹苦地养育独子，侍奉家婆，其艰难凄苦可想而知，但她坚强地支撑了下来。

　　当时，家里有5亩田地。因为缺少劳力，曾租给别人耕种。父亲上初中后，开销增加，阿婆就把田收了回来，自己耕种。1944年，父亲中学毕业。因正值抗日战争，加上家境也确实不好，父亲曾动摇了读书之念，回到家乡谋了一个小学教师的职位。父亲的五伯父资产颇丰，听说了此事，就表示愿意资助。阿婆也鼓励父亲继续读书。父亲于是着手备考，并于抗战结束后，考上了有公费资助的中山大学师范学院。

　　作为一个没读过书，也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农村妇女，阿婆最了不起的一点在于始终把儿子上学当作天大的事。再苦再难，也坚持供儿子求学。得益于阿婆的坚韧好强明事理，父亲没有像许多类似境遇的农家子弟那样为生计辍学，而得以成为那个年代家族中读书最多最好的人。父亲时常感叹，“如果没有母亲的坚持，我的人生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阿婆还以自己的品德秉性深深影响着父亲。父亲一生勤勉努力正直忠厚。在中山大学就读期间，父亲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并曾担任中山大学下属3个学院的党员、团员及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与地下党组织联络的总联络人。他掌握有关人员名单，负责上传下达，组织开展相关活动与工作。党组织为什么选择党龄并不长的父亲担任此职？父亲的几位老战友告诉我们：“你父亲为人沉稳坚定，当年是很有威信的”。而父亲的这些秉性都能从阿婆身上找到根源。

1952年， 28岁的父亲英姿勃勃。我们一直觉得他长得像阿婆

1949年7月，因为要躲避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围捕，父亲奉命撤退到解放区，先后任解放军粤赣湘边区纵队东江教导营的副连长、连长。从阿公的国民革命军的连长，到父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连长，这应该算是两代人的一脉相承了吧。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上世纪初期中期，为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努力。
　　广州解放后，父亲被分配到广州团工委工作。1950年，团中央需要从广州抽调部分广西籍的共青团干部回广西组建广西团工委（团区委的前身），父亲于是回到广西工作。也就是在做共青团工作期间，父亲与母亲相识相恋。他们于1952年结婚，从此有了我们家。
　　1953年的端午节，父亲把阿婆从陆川老家接到了南宁。阿婆当时46岁，此后，她一直生活在南宁，再没有回过老家。

1953年，刚到南宁时的阿婆，那年阿婆46岁

　　在我们家，阿婆有儿孙绕膝，不再孤苦，却仍然辛苦。她全权操持家务，一手将姐姐、哥哥、我及妹妹带大。从1953年到她去世的1983年，30年间，不论是风调雨顺、还是风雨飘摇，阿婆始终是我们家的重要支撑。同时，她也成为我们兄弟姐妹4人成长过程一个重要的养育者、陪伴者和引领者。在我们的童年少年，阿婆始终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这种重要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父母。

1955年，阿婆与孙女、孙子在宿舍院子留影

1955年，阿婆与儿子、儿媳、孙女、孙子在宿舍院子留影

　　记忆中的阿婆是勤劳能干的。

　　我的父母对工作全情投入，母亲更是经常加班加点。在阿婆的观念中，“工作”至为神圣。她的儿子儿媳是要忙工作的，不可以为家务分心。父亲相对没那么忙，但在阿婆的观念中，家务事应该是女人的事，何况父亲是她宠爱的独生子？结果，我们这个7口之家，除了一家人的穿衣、孩子的学习娱乐这一类的事情由父母负责外，其他的，包括买菜做饭搞卫生照料孩子，这些家务基本上都归阿婆管。她能干而麻利，把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4个孙儿孙女接踵而至，大的到了能上保育院的年纪就送去全托，接着又要照料小的。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操持家务的难度远不是现在的年青人可以想像。没有社会服务业及各式家用电器加持助力，样样需要自己动手，还时常缺这缺那、捉襟见肘。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时期，曾经物质匮乏，光是为买到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就有操不完的心。跟着阿婆半夜出门去排长队买米买煤买菜买肉，成了我的孩童记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再往前追溯，上世纪60年代初的3年困难时期，为了不让家人挨饿，阿婆在宿舍区的后院开地种菜种红薯。而且，居然还养了两头猪，也不知她是怎么做到的。多年以后，阿婆在76岁时因为肺癌去世，父亲痛心地忆起当年为了养猪，阿婆整天烧烟煤煮猪潲，觉得阿婆得这病是因为那时吸入了太多煤气。其实，在漫长的几十年间中，阿婆终日围着煤炉子转，她吸入的二氧化碳是太多了。

1961年，全家人在人民公园留影。在阿婆的照料下，孩儿们都长得很好

　　记忆中的阿婆是坚韧刚强的。

　　文革时期，父亲与母亲都成了最早被卷入的那一批人，我们家经历了10年的动荡不安。1966年，父亲被下放。除母亲留在南宁之外，我们一家老小，带着锅碗瓢盆一路颠簸到蒙山县。半年后，因为上级改了主意，我们一家老小，又一路颠簸回到南宁。却又因为一些人为缘故，陷入居无定所的境遇。最糟糕的时候是全家被驱逐出门，无安身之处，只能投亲靠友。

1966年，全家人在下放蒙山县之前专门到照相馆照全家福

　　之后，父母被批斗、撤职、降薪。有段时间，批斗游街成为时尚。母亲被批斗，我们没看到；可父亲戴着高帽被批斗，就在我们家楼下的球场。那时，阿婆和我们只能无助而悲戚地听着一阵阵的的拳打脚踢声。批斗告一段落，父母被分别关在“学习班”劳动改造3年多。那段时间，阿婆独自带着4个孙儿过日子。为解父母思念之情，时常敦促我们给父母写信，还带着我们去照相馆照了张照片，寄给父母。在经历这一切时，阿婆变得沉默，却也表现得坚毅从容。用总能按时上桌的一日三餐，让这个家继续运转。

1969年，我们按阿婆的要求照了这张照片给在“学习班”的父母寄去

　　再然后，1972年，父母从“学习班”出来，又分别下放。父亲下放到平南县工作近6年，母亲下放到南宁糖果厂7年，1969年，15岁的姐姐下乡插队、1971年，16岁的哥哥上山到生产师。阿婆带着10来岁的我和更年幼的妹妹，住在宿舍大院边角处的两间由厨房改建的狭窄小屋里。顶着许多人冷漠的眼光，过着虽然孤寂却有条不紊的日子。父母不在，许多原来由他们承担的事也都堆在了阿婆身上。参加家长会，给我们扯布做衣服，保护我们不受他人欺负……对家人团聚的期待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光。每每临近离家在外的亲人可能回家的日子，阿婆就早早地开始储存积攒各种食物或食物供应票。记得有一次，亲戚送了我们一个椰子。阿婆非要等出门在外的家人回来了才让吃，结果直等到椰子发了芽。有多少人知道椰子发芽是什么样？我知道。

1972年，阿婆与家人的合影。那年，父母从“学习班”出来，即将下放，姐姐哥哥已经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

　　回忆这段历史，我们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庆幸我们家有一个阿婆，否则在那几年，家将不家。特别是我和妹妹，将无可依靠。那些年，阿婆真的就是我们的天。

　　阿婆是一个好强而自尊的人。现在想来，文革10年对她的最大的打击应该不是生活的动荡与艰辛，而是尊严受到侵犯。看着她引以为骄傲的儿子被批斗，承受着他人的冷落欺辱，她的内心应该是极为痛苦的。她为儿子儿媳担忧，为孙儿孙女牵挂，坚强地支撑着一个家。

1978年，10年动乱结束，全家人在南宁团聚

1978年，全家人高高兴兴地到人民公园游玩

1979年，全家人在家中合影。我们都长大了，阿婆老了

　　记忆中的阿婆是善良仁慈的。

　　阿婆不属于温柔型女性，她的生活经历决定了她必须坚强独立，决定了她的性格有一定硬度。她话不多，偏严肃，对孙子孙女管教严格，搞得我们免不了有点怕她。但我们能感觉得到她对我们的那种深厚的爱。在她的生活里，儿子媳妇、孙儿孙女就是她的全部。我们的母亲在20来岁时就失去了父母，但所有人都说她很有福气，因为摊上了一个好婆婆。阿婆每日操劳，让母亲几乎从不用为家务事操心。阿婆的家务做得麻利但不讲究，做的饭菜也偏于粗糙。好在母亲对阿婆始终心怀感激，从不嫌这嫌那，也从不去争管事权、话语权。我们没有见过这婆媳俩有过争执嫌隙。我们也从小就知道家里的老大是阿婆，阿婆的话一定要听。

1982年，阿婆与母亲在一起

　　性格并不温柔的阿婆，以善良仁厚作为秉性的底子，与亲朋好友、隔壁邻居都能友好相处。记忆中，很少见她与他人有什么争执摩擦，只见她时常热心地给予他人温暖与帮助。多年以后，我们还能从亲戚那里听到对她的感激，从老邻居那里听到对她的好评。譬如我的堂姑至今不忘堂姑丈因工伤骨折住院，阿婆时常去排长队用少得可怜的肉票买回骨头给姑丈煲汤；譬如我的表姐至今不忘80年代初，她考到广西大学读研究生，而表姐夫还在东北。有段时间，阿婆就替她照顾她顽皮的小儿子；我们家地处南宁，少不了有乡下或其他市县的亲戚或老乡来访。阿婆不论亲疏，总是尽可能以好饭好菜招待。需要留宿的，就在狭窄的小屋中设法腾出地方……

　　我们家有几家很特别的亲戚。阿公曾经与一位范姓姑娘定亲。谁知这姑娘还未过门就患病身亡，阿公才又娶了阿婆。换到别人家，李家范家应该就没什么关系了，阿婆与范家更不应该有什么关系，可阿婆和范姓姑娘的弟弟们不知怎么就成了亲人。范家几兄弟，终其一生都认真地待阿婆如亲大姐，比阿婆的亲弟弟还要认真。在南宁的四舅公、七舅公成为与我们来往最多的亲戚，在外地的几位舅公也不时登门探望。阿婆也认真地待范家弟弟如亲弟弟，与舅公舅婆们常来常往。在我们的童年少年，跟着阿婆去舅公家串门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七舅公七舅婆收入不高，家里孩子又多，曾经生活拮据。阿婆就力所能及地帮补一点。到了文革，我们家曾有几个月被赶出家门。流离失所之时，一家7口投奔的就是四舅公、七舅公和姨妈。论起来，所谓亲戚无非分血亲和姻亲。阿婆与几个舅公既无血缘关系，也没有实际的姻亲关系，却一辈子相濡以沫，不能不说是阿婆与几位舅公的善良起了作用。

　　阿婆的友善与温暖还会惠及亲友之外的人，甚至不是很熟悉的人。记得我读中学时，曾有一位同院子的年青人问阿婆借了钱买车票回家探亲，之后一直不还，见了阿婆就躲着走。节俭的阿婆很是心痛那些去而不返的钱，并不止一次为这事叹气。但她始终也没有上门讨要，因为想着那人也许有什么难处。文革末期，父亲的一位同事，一位因美丽高贵而让我仰慕的阿姨被打成“516分子”，关在我们家附近的一间屋子里接受审讯。她丈夫与她离了婚，孩子与她断绝了关系，许多人对她也是避之不及。身陷囹圄的她可能是吃不饱，隔着窗子请阿婆帮她买点糖。阿婆马上去卖了悄悄地塞给她，之后还偷偷地给她送过饼干等吃食。后来这位阿姨终是熬不下去而自杀身亡。现在想想，对她而言，阿婆的糖果饼干也许就是她人生最后的温暖了吧。

1980年，阿婆与家人在南湖边合影

　　记忆中的阿婆是大度有见识的。

　　阿婆只是一家庭妇女，但在许多事情上总是表现出很识大体、很有格局。她虽然节俭但不小气，憎爱分明但没有东家长西家短的是非。她像老母鸡般护着小家，同时对公家的事又很热心。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家里住的单位宿舍只有公共厨房、公共厕所。水费电费自然是按固定数额在工资里扣的，用电用水的多少与个人利益并无关系。但阿婆从不因此就认为这些事与她无关。晚上她会习惯地看看共用厨房的灯关了没有，共用水龙头拧紧了没有。没关，没拧紧，就自己去或派我们去关、去拧。宿舍区里有什么大事小情，她也力所能及地热心参与。她用她的行为告诉我们，当面对一件大家都有责任的事情时，不能装看不见，不能光等别人去出力而自己袖手旁观。

　　阿婆本来是一文盲，到了抗战时期，村里来了工作队，办起了识字班，阿婆才有机会学认字。她生性聪慧，短短时间就认了不少字。之后，直至晚年，她都爱读报纸。那是真的读，用一种如同吟唱般的语调朗读。她会时不时对社会上的一些事发表评论，让人敬佩地有见地。她自己能干，就很见不得别人不能干。记得她不只一次说，唉，要是我有文化，要是我赶上好时候，我肯定也是干部，我当干部肯定比他们能干。

在那个曾经让“读书无用论”影响广泛的年代，阿婆始终坚守她对读书的执念，她对于孙儿女们中学毕业就要上山下乡做农活这事很是不解和焦虑。后来，十年动乱结束，又可以通过考试上大学了，她自然高兴。1977年年末，我在仓促间决定参加中断十年后重新恢复的高考，又完全不知高考是怎么回事。郁闷得憋不往了，临近考试时不管不顾地从插队所在地回了一趟家。其实家里也没有什么人可以给我太多指导。父亲不在家，母亲也同样对高考懵懂。阿婆看出我的郁闷，决定带着我去一个在大学任教的远房亲戚家讨教。还记得是表姐小娅陪着去的，她用自行车驮着阿婆。路上，碰到一个小坑洼，已年逾七十的阿婆没坐稳，一下子背着地地摔在地上。把我和小娅都吓坏了。这么多年过去，这个场景还是那么清晰，而且一想起来就会忍不住想掉泪。

1981年，阿婆与家人参观坐落在人民公园的毛主席纪念堂并留影

　　从出生到成人，我们兄弟姐妹与阿婆相处的时间远远超过与父母的相处。耳濡目染，我们的身上确实留下了不少她的印记。

　　比如，我们也许未必都做得很好，但在心里，从来以勤快为荣，以懒惰为耻；以能干为荣、以不能干为耻；以有责任心为荣、以无责任心为耻。我们姐妹兄弟不曾大富大贵，也谈不上多么出类拔萃。但有一点不用谦虚，那就是我们到哪里都不会偷奸耍滑，都是眼里有活、心中有责任的人，而且时常因为那责任心把自己弄得很累。我们家三个知青，姐姐哥哥在农村和生产师，勤劳能干到尽管家庭成分“不好”，可别人还是觉得不让他们入党就说不过去。姐姐成为广西优秀知青代表，之后又做了县团委书记；哥哥当上了那时很让人羡慕的教师和宣传干事。我去插队，半年之后就拿最高等级的工分，被评为优秀知青组长。文革刚一结束，我和哥哥考上大学，哥哥后来一直读到博士。姐姐和妹妹边工作边读书，靠自学取得大学本科学历。在职业生涯中，我们都尽职尽责，没有让父母失望，也很可以告慰阿婆。直到今天，我自认为已经退化得很懒散了，可跟朋友出去旅游聚餐，还是经常习惯性地张罗这张罗那，被朋友鉴定为“丫头命”。

　　再比如，我们都可以自信地说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对周围的人虽然不一定有夏天般的火热，但绝无害人之心，也少与人有矛盾龃龉。

　　再比如。虽然比起阿婆，我们的人生少受了许多磨难痛苦，但也或多或少地经历了各种波折。似乎，我们的抗压能力也还行。

这张照片应该也摄于上世纪80年代，阿婆难得的打扮了一下，身上穿的是母亲托人从上海买回来的尼毛大衣

　　1983年7月17日，阿婆去世，享年76岁。

　　对我们来说，阿婆去世的时间始终是一个痛点。因为那个时间对我们家来说，是一切都刚刚开始好起来的时候。文革结束后，父母都结束了“下放”生涯，父亲调到广西教育学院工作，母亲也调到市委市政府工作。1981年10月，在田阳插队工作多年的大姐终于调回了南宁。1982年更是一个重要节点。2月，我大学毕业，成为一名中学教师；8月，哥哥大学毕业，留在大学任教；妹妹也参加了工作。至此，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算是都真正走上了社会。更重要的是，这年1月，姐姐生子。全家喜迎新一代，阿婆也升级做了太婆，喜滋滋地侍候孙女坐月子，给曾外孙洗尿布。总之，我们全家团圆，日子步入了正轨，阿婆的生活里几乎是头一次没有了必须操心忧虑的事情。可就在这个时候，她却走了。没有给刚开始有能力回报她的养育之恩的我们留下机会……

记得，就在阿婆去世前的几个月，我此生头一次出公差去了江浙一带，给阿婆买了一块绸子面料。大约是在阿婆去世前的一两个月，她老催着我赶紧用那块面料给她做衣服。衣服做好后，又专门交待要用它做寿衣。阿婆走的时候，身上穿的棉绸裤、戴的金丝绒帽子也是我买的，这让我多少得了点安慰。

　　关于阿婆，父亲在自传中曾经以这么一段文字描述：“母亲年青守寡，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成人，劳碌一生。到南宁条件稍好，又承担繁重家务，拉扯几个孙儿女。尤其是文革十年，我夫妻俩蹲牛栅，老人不但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还要独自操持这个家，为儿媳担忧，为孙儿女牵挂。为此积忧成疾，终于不治……”

1983年元旦，阿婆在家中留下她最后一张照片

　　劳碌一生的阿婆对我们确实恩重如山，我们在她的养育照料下长大，也是在她的人格人品影响下长大。所以，我在这里要再次使用在《怀念那个给了我生命底色的人——父亲篇》《怀念那个给了我生命底色的人——母亲篇》中用过的那段话，只是要稍做改动——“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往往会超出想像。祖母与父母以他们的品行为我、为我们刷了一层生命的底色。当我自己也步入花甲之年时，我发现，我还是活在这层底色里，虽然逊色，却未背离。为了这个，我应该感谢祖母与父母”。

　　阿婆去世40年了，可至今，阿婆仍然时不时地进入我的梦中。我相信，这种执着的思念源自于深入骨髓的爱……

1953年，46岁的阿婆

1962年，55岁的阿婆

1978年，71岁的阿婆

1983年，76岁的阿婆

1963年，我与阿婆的合影。那年阿婆56岁，我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