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个70岁的工匠（二） 一一南昌八一公园共大角见闻

卢洪献

　　而“共大角”的这些“共大人”，按其实质来讲，还不能严格说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大学生。他们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生人，生在红旗下，并没有长在蜜糖里。他们度过三年国家困难时期，那种饭碗里有白菜邦、萝卜皮，但见不到几粒米的饥饿时代。在小学四五年级，一场运动让他们停课闹革命，俟到复课时已是初中的年龄。1968年在社会上散漫两年的他们，分别接到南昌二中、二十二中的入学通知，才有了69届、70届初中生的名份。刚庆幸有了学习机会，一纸号令，他们迁校到梅岭脚下的共大总校，成为了江西共大学生连的学生。第二年又迁到共大下属的农场、林场，成为农工不像农工，学生不像学生；大学生不像大学生，初中生不像初中生的“四不像”。

迁到共大总校，十四五岁的半大孩子，迎接他们的是什么呢？

1968年改名“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校的教师下放的下放，在校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到省属农场和德兴、东乡铜矿。学校空了，主要是维持学校半工半读的劳动力全部分配出去了，要解决良田不撂荒，林场不凋零的危机，又需化解了三所中学入驻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事实沉重地摆在这些稚嫩的肩膀面前：共大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传统不能丢。回顾当时的场景大概他们一辈子难以忘怀。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的葛彬教授深有感触地说：“在这块浸透前辈汗水和辛勤的圆土地上，我们开始了‘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学农生活。春天，我们浸种、育秧、插秧、耘禾； 夏天，我们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秋天，我们汇总一年的成果，打谷、晒谷、选种、归仓；冬天，我们挑粪、编筐、搓绳，修理农具，加固大堤——娇嫩的双手打满水泡，柔弱的双肩印满血痕，肌肤一层层脱皮，肌肉一阵阵酸痛。多少个白天，我们把成串的汗珠洒在田间，多少个夜晚，我们把思念的泪水流淌在枕边。”

　　学生排长卢洪献喜欢唱：“我们种的粮，我们盖的房”这句歌。将军洲是大粮仓，种粮没得说。盖房是指自己动手盖茅草房。大批的毛竹从共大大港林场运到将军洲农场，成了他们盖茅草屋的主材。粗大的竹筒是用来支撑屋子的主梁，横七竖八的几百根毛竹奇迹般地用篾条捆绑出房子的框架。然后将五公分宽的竹片，纵横交错地夹着干芦苇隔在房间与房间之间，就有了房屋的雏形。用手将泥糊在芦苇编织的墙上，待泥巴干后就成了厚实的土墙，并不美观但还耐用。屋顶全是随手拈来的干稻草，一层一层地铺盖在上面，压实后屋子就算建好了。终于有了象点样子的屋子，睡在也是用竹子架好，稻草铺就的床上，吱吱呀呀地响。搬进来时，毛竹的味道那么的清新，毕竟不用几百学生拥挤在粮库安身。

　　长年在水稻田里农作，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天三餐的定量只有1斤1两，什锦菜、腌萝卜是主餐的。繁重的劳动，整天饿得眼冒金星，一个个瘦得像黄豆芽。农忙累，但是吃饭不限量，菜也有了油荤，有肉有鱼，所以大家惧怕农忙的累，又盼着农忙的饱餐。

熊卫红对大港林场劳动如数家珍：“大港林场规定我们每人每天要完成20根毛竹运下山的任务，早上4时我们就上山，晚上8时才下山。十几里的山路，每天要跑好几趟，上坡，沉甸甸的毛竹压在肩上，头都抬不起来；下坡膝关节像针扎一样痛，只能侧着身子走。”除此之外，他们还要经受疾病的侵扰，包括血吸虫、疟疾，伤残，甚至死亡的威胁，有二位女同学在将军洲身亡。

他们到共大后，生产劳动占用了绝大多数时间，仅有的学习也是以政治学习为主，文化课少得可怜，仅有的教材只有《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两门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