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古观音堂（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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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尔 山

大同城西十五里之古观音堂，寺庙虽然不大，但因初创年代十分久远，又争议多多；相关传说云翳诡谲，且莫衷一是；碑志记载林林总总，却各表千秋；特别是寺内观自在菩萨丈六圆雕石像与八大明王站姿石刻群像，雄奇巨壮，高古独特，不仅来路蹊跷，而且创无断代，近年越来越受到文旅界以及学界的关注。且因观音堂地处武周山浅近，在地理上属于云冈石窟一个组成部分，石窟研究院2022年度提出，拟对观音堂进行全面细仔的古迹遗存调查及研究，以期建立起系统而真实的基础资料档案来，从而使相关的研学活动有所依凭，有所成就。受张焯先生所托，我于当年5月上旬，带领一个九人小组入寺展开寺庙调查【注1】。

下文是调查小组在观音堂寺建、造像、宗教法脉、朝代兴废等几个主要问题上的关键性认知。分论题目为（一）“因像而寺”论点之确立 （二）“飞像西来”传说之调查 （三）“辽金寺建”史争之辨析 （四）“八大明王”体系之疏理（五）“本堂历史”源流之刍议。

（一）“因像而寺”论点之确立

观音堂准确的座落位置，在云冈峪口内武周川北岸的山坡上。寺中清顺治八年碑上记：“庙创於拓跋氏，迄今兴废洊臻”【注2】。意思是，此地在北魏拓跋氏时代就有寺庙，到现在已不知几度兴废了。2020年在这个山坡上出土了北魏的石灯（残），这说明清碑的推测并非妄断。不过，“洊臻”之余的观音堂，早已不知拓跋氏的项背了。

佛教向以因缘论世，万物皆同。今天我们可见之观音堂，也被赋于了一段奇缘：观音堂对面之山，称水门顶；下临之河，称武州川。武州川水自西向东而来，到达水门，转向东南。夏水滂沱，飞流疾下，迂迴不迭，泛滥成灾。当此之时，山前穿越武州要塞，西出塞外的西口大道，便遭阻绝。相传寺东河水转弯处，恰当要冲，有一巨石，形似蟾蜍。于是，山下民间盛传是巨石所化蛤蟆精作怪。如此代代相传，世世相因，不知过了多少年月，忽一年夏六月，又遇洪水漫滩，天上忽现观世音菩萨丈六金身，携左右胁侍，八大明王，自西天飞来，落于水门顶山上。从此，蛤蟆精之患消弥了。为了礼颂和拜祭菩萨镇妖消灾的圣迹，人们在山下建起了观音堂，专祀大士。这是一个充满神异色彩的故事。所不同的是，大同观音堂的故事不仅流传在民间口头上和传奇故事中，而且还记载在地方的史志中和刋刻在寺院的碑石上。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同清代以前四种地方志书，即：明正德张钦《大同府志》、清顺治胡文烨《云中郡志》、清乾隆吴辅宏《大同府志》、清道光黎中辅杨霖《大同县志》（还有一部明万历三十九王承爵撰《大同府志》遗失），对于上述观音堂的因缘故事都有繁略不同的记载。在观音堂现存的十五通碑碣中有四通最关键的碑石上（即：明万历三十五年陈所学碑、明万历四十八年吴伯舆碑、清顺治八年佟养量碑、清道光二十三年孙缵绪碑），也都简要刊刻了故事的始末。

这八处记载，按时序简要分述如下（祥见本书崔晓霞文《观音堂碑碣门额钟铭通覧》）

①明正德《大同府志》（1515）载：观音堂：“在府城西十五里，金重熙间修。相（像）有飞来佛，国朝宣德三年修”。【注3】



明正德《大同府志》所载观音堂条（卷四p70）



②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碑载：“云中城以西越十五里之遥，有观音古刹，流传原地名蝦蟆石湾，怪物数扰害其间，民用不宁，道路阻塞。金重熙年之六月又九日，忽大士现丈六金身，偕左右菩萨明王从秦万佛洞飞住水门顶山头，从此妖魔降灭，地方宁谧。父老聚族而议，山势峣屼，不便修庙貌，请得移平地便。旋蒙神显灵异，顿徙坦途。繇是大众鸠工立寺，每逢六月之十九日，遐迩男女，顶礼朝谒，肩相摩於道。”【注4】

③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碑载：“（观音）堂去城十五里，地名蝦蟆石湾。金重熙年间，大士忽现金身，偕左右菩萨明王，来自秦之万佛洞，住水门顶山头而降众魔。寻以地方祷请，移驻山下而堂成矣。”【注5】

④清顺治八年（1651）碑载：“大同西距十五里蝦蟆湾，旧有观音菩萨及十大明王像。叩之，土人云，像自秦之万佛洞飞来，缘此地妖孽为害，岁響而至，祟即寝灭，斯非千万亿化身以声闻大觉者乎！”【注6】

⑤清顺治《云中郡志》（1652）载：观音堂：“城西十五里。金重熙间建。传有一尊飞来佛。明宣德三年修。（卷三P149）【注7】

⑥清乾隆《大同府志》（1782）载：观音堂：“府城西十五里佛字湾，辽重熙六年建。明宣德三年修。万历三十五年重修，提学副使陈所学记，碑存壁间。小碣书大士降妖事，户部分司吴伯舆撰，代宗朱廷（弓＋隹）刻石。”（卷十五 P318）【注8】

⑦清道光《大同县志》（1830）载：观音堂“在城西十五里佛子湾。辽重熙六年建，明宣德三年修，万历三十五年重修，提学副使陈所学记，碑存。壁间小碣书大士降妖事，户部分司吴伯舆撰，代宗朱廷（弓＋隹）刻石、石屏二、上刻《心经》及天启丙寅知县王象云款识。”（卷五P109）【注9】

⑧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碑载：“云郡城西十五里观音堂者，盖古刹也。刹东湾有石，形似蝦蟆，旧传物曾作祟，居民被扰，非一日矣。忽灵感大士发大慈悲，偕诸菩萨十大明王于金淳熙间自西秦万佛洞降临，现像山巅，妖乃降伏。人民顶感移像于兹，遂建寺焉。”【注10】

上列志书和碑石的记载虽然相互之间存在一些，诸如祥略不同：正德府志只记24字，而万历三十五年碑则记140多字；名号有异：正德府志、云中郡志称“飞来佛”，其余志、碑则直称观世音菩萨；纪年不符：多数碑志、记故事发生于“金”，而乾隆府志、道光县志则记为“辽”；细节各别：有的称菩萨自“西秦”来，率“十大明王”，有的则只言“秦”和“明王”，不提所来方位和明王数量；等等问题。但所述灵异事端之始末和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即：观音法驾西来，住水门顶山头，降妖弥灾，民感而建寺。除此之外，客观地看，这些历史记载还具有上限较早，历时较长，撰写人层次较高的特点。首记的《正德府志》，撰成于1515年，迄今已有五百多年。撰修者张钦是明正德进士，任御史时曾因在居庸关持剑阻拦朱厚照化妆出关而名噪当时，他官大同时的职衔是“奉使为钦官代藩坐镇大同府”，这是一个兼管代王藩务及大同军政的钦差大臣。所撰《大同府志》，名列《四库全书提要》。《中国地方志词典》【注11】称其“资料搜罗极为宏富，考证也较精确，体例亦尚周备，甚合方志之体，不愧名著”。其他的修志者如胡文烨、吴辅宏、黎中辅，也都是进士出身，府、县正堂；撰碑者如陈所学、吴伯舆、佟养量，或为名声显赫的封彊大吏，或为才噪一方的饱学之士。因此，任何一个研究者都无法漠视这样一个所谓的神异故事，而把它仅仅作为是无足轻重的俚俗琐淡甚至是“迷信”糟粕，而弃之不顾。

以现代人普遍的科学水平和认知能力（包括僧俗两界），恐怕现在谁都不会相信，真有观音菩萨率领胁待、明王从西天飞到大同武周山水门顶来降妖这样的事情，但是故事背后从古代一直传达至今的文化信息则是无人可以否定的。当我们剥去传说充满神异的外皮，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故事的本质是：

第一，大同古观音堂不同于寻常的寺庙，它是一个因像而寺，先有石像，后建殿堂的“飞像之寺”。

第二，所谓“飞像”，是指在历史的某个时间点上，因某种宗教原因，像从大同以外的某个佛教圣地或丛林中直接搬来，以弘扬佛教的某种崇拜方式或传播某一法脉。

这二者，其实不是我们该不该承认的问题，而是五百年来写在志中、刻在碑上既不容回避又无法绕开的问题。众所周知，就佛教的传播而言，自有像期始，佛像的驾迁和佛经的传译，既是正常的也是必须的。东汉永平所谓“汉明感梦，白马西来”之说，实际上摄摩腾、竺法兰二僧带到中华来的不光《四十二章经》，还有释迦牟尼佛白毡像（据《冥祥记》《高僧传》）。这被认为是佛教东传中国之始。而今分供于西藏拉萨小昭寺和大昭寺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和十二岁等身像，则被认为是公元七世纪由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大唐文成公主将佛教传入雪域高原的标志性法物。还有辽太宗耶律德光把幽州大悲阁白衣观音像移到辽祖发祥地木叶山，则被认为是契丹族皇室以佛为家神的宣示。至于1129年（南宋建元三年）十一月，金完颜宗弼（兀术）率军渡长江，下建康，破临安，最后掠“杭州旧天竺寺观音大士像，及玉帛图籍尽航而北 ”，于燕京（今北京）玉河乡，建观音寺供奉（明《帝京景物略》），则是金朝掀起“观音崇拜热”的发端。大同古观音堂法像西来，虽然不是这一层次上的大事件，但也是佛教传播过程中，无数佛像搬迁事件中，具有某种宗教意义和明确目的性的一桩。我们或许无法掀开其“降妖镇水”故事后面的谜底，但我对于“飞像西来”事实的存在，毫不怀疑。

基于上述的考虑，我们把这次调查研究最基本的指导思想确定为：将观音堂造像和寺建分开，各溯其源。

（二）“飞像西来”传说之调查

大同观音堂这组“观音、协侍、化身、护法加八大明王”组合石雕究竟来自何方？堂内石碑从明万历三十五年陈所学起，给出的大致方位是“秦”或且“西秦”（見第一部分志碑之引文），出品地曰“万佛洞”。

在陈所学之前，明正德进士大同知府张钦撰写《大同府志》时，只说观音堂“像有飞来佛”，并不曾言其从何处飞来。到了陈氏所书碑文才有了“从秦万佛洞飞住水门顶山头”的情节，而且“佛”也变成了实指的“观音菩萨”，还加进了左右胁侍和明王。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陈所学先生在无中生有搞空穴来风。陈所学在明万历时是一个很有些名气的文化官员，正直而有善政之声。他曾任福建右布政使，浙江左布政使，山西巡抚，以及明朝工、戶二部的尚书。早年任分巡冀北兵备道、监视宣府大同武闱和山西提学使等职时，曾在大同履职四年【注12】。他书写这篇碑文，不是为了记述观音堂的建设或修葺事项，而是受代王府龙子龙孙们的多次相邀，专为观音堂树碑立传的（碑文：“众王孙来求为记述始末，垂示永永，业已心许……”）。细读碑文可知，他为此是做过一番研究的。首先，他把“飞来佛”，确定为“观音”，并加进了胁侍、化身、护法和明王，这是经过了实际观察的，所谓眼见为实（碑文：“余备兵云中四载奇，不时从二三君子瞻谒其下”）。其次，每年的六月十九日观音堂下已形成了固定式的祭祀庙会，“遐迩男女，顶礼朝谒，肩相摩於道”的热闹状况也是他亲眼所见。他是根据民间传说的故事完善了观音像来源的细节（碑文：“时久事湮，勒石漶灭不可考”，“所传即未谂尽确，而大士之方便拯救刹那显化，政其慈力悲仰之昭彻，处理或有然者”）。从这段自叙看，在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时候，陈所学本人似乎还能看到一些观音堂的古碑石，只可惜多已“漶灭不可考”。至于坊间“所传”，他也承认这不一定是确切的说法，但观音的慈力悲仰他和所有人都是持信的。陈所学碑称：飞像来自于“秦万佛洞”，这是他在416年前，经过对残漶古碑和坊间传说综合考量，所得出的最终“结论”。今天的人们，完全可以质疑其确切与否？但不能抹杀它的存在。事实上，观音堂飞像西来之说，不仅始自于兹，而且影响甚大。如其后万历四十八年的吴伯舆碑，记载的是吴伯舆等在宣府和大同履职的一众进士出身的军旅文人寒冬腊月在观音堂溶雪煮水，饮酒赋诗的情景，此碑亦文亦诗，格调清雅，在论及观音堂来历时完全引用了陈所学的说法，“大士忽现金身，偕左右菩萨明王，来自秦之万佛洞，住水门顶山头而降众魔。”

万历三十五年陈所学撰碑（局部）



自陈所学提出飞像自于“秦”之后，过了236年，这个“秦”，又被改为“西秦”。实现这一改动的是清朝道光年间大同当地的一位善士，名孙缵绪【注13】。孙缵绪也是一位奇人，他和他的父、祖，在观音堂长期耕种“福田”。自嘉庆十六年至道光二十三年达三十一年之久的时段中，观音堂历经六次修葺、增建、彩绘等，都是孙缵绪在奔走募化、精心组织及鸠工施办。他的募捐活动甚至感动了赐黄马褂御前行走阿拉善和硕亲王玛哈巴拉父子出银襄赞【注14】。孙缵绪在他委托同城儒学训导李泽所撰的《道光二十三年碑》文中，对前人所记观音堂来历作过两处修改，均关乎这座寺庙的历史，这是其中之一（另一处将在下文中陈述）。对“西秦”于“秦”这一字之增，孙瓒绪善士究竟出于何种考虑？当时他的手头是否有充分的证据？今天的我们已不得而知了，但对于今天我们的调查而言，范围明显的扩大了。“秦”之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太久远而宽泛了：有春秋战国之“秦”，有秦始皇大一统之“秦”，有五胡乱华时符坚的“前秦”、姚兴的“后秦”，还有孙缵绪说的这个“西秦”。

道光二十三年孙缵绪碑（局部）



无论是“秦”，还是“西秦”，对于我们的寺庙调查而言，指归性终究只有一个：即首先要认定或者否认观音堂造像是从域外移来的。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如何破题呢？我想到的办法是，邀请地质部门的专家参与，先对观音堂石像的石质岩性作出科学鉴定。

关于观音堂造像的石质鉴定

观音堂调查小组先后两次邀请地质专家到观音堂实地以及佛字湾（观音堂所在地现名）云冈石窟周边进行现场勘察，采集标本进行实验室分析等。第一次，2022年6月20日，参加的专家有山西省地质勘查局217地质队副总工程师张永兴等三人，同煤集团地质处原处长、总工程师刘胜。第二次，2023年5月20日，参加专家有张永兴副总工程师、大同市原南效区地质勘探局局长单学毅。以上五位专家长期从事大同市及周边的地质勘探工作，阅广而资深，对当地的地质成因、地层结构、岩石岩性及胶结物源非常熟悉。经他们鉴定，最终的结论是：

①大同观音21躯圆雕石像，按岩质岩性分为二组：A组，观音菩萨主像1尊、胁侍菩萨4尊、明王8尊、护法2尊、菩萨化身1尊，共16尊。B组，接引菩萨1尊、供养人像4尊，共5尊。

②A组，第一次鉴定结论：石像岩石定名为“长石石英细～粉砂岩”。实验室描述：“风化面呈灰黑色，稀盐酸清洗后呈浅灰色。细粒——粉粒结构，块状构造。碎屑分选性较好，矿物成分主要为石英、长石、燧石（？或黑色重矿物）。石英含量大于70%、长石10%±、燧石（？或黑色重矿物）5%±。碎屑粒度小于0.5mm，呈圆状、次圆状。长石大多风化成白色粉末状。滴稀盐酸不起泡或起微泡，胶结物以硅质为主。”认为：“与云冈石窟周围出露地层岩石岩性相异，推测观音堂石像原料非来自云冈石窟周围出露地层岩石。”第二次鉴定结论：“大同地区出露的砂岩主要赋存于石炭系、二叠系、侏罗系、白垩系中，其中石炭系、二叠系砂岩以不含或偶含黑色碎屑的石英细～粉砂岩为主，而侏罗系、白垩系的砂岩则以少含或不含黑色碎屑的含砾石英长石粗砂岩为主。宏观和肉眼观测，观世音菩萨等16尊佛像的石料与大同地区出露地层岩石的岩性相异，推测这16尊石像石料非来自本地”。

③B组，“接引菩萨等5尊石像的石料与云冈周围出露的侏罗系岩石的岩性基本相似（“石英长石中～细砂岩”），推测这5尊佛像石料来自本地。”



2022年6月22日张永兴、刘胜等专家在观音堂考察



2023年5月20日张永兴、单学毅等专家在观音堂考察



非常幸运的是，观音堂造像的石质鉴定，与观音堂内碑碣的记载高度吻合。A组16像两次鉴定结果认为其石材“原料非来自云冈石窟周围出露地层岩石”，也与“大同地区出露地层岩石的岩性相异”，印证了，明正统府志、清顺治郡志、明万历三十五年碑、四十八年碑、清道光二十三碑等，关于“飞来佛”、“观音菩萨率左右胁侍、明王”自“秦”或“西秦”“万佛洞飞来”等情节，既非民间以谬传谬，也不是古代僧侣文人刻意杜撰。而B组5像的鉴定结果，也证实了，清道光十六年《宋通记碑》关于赵永清在观音堂中“清兴工并立侍各像，宜补修宜粧点处次第行之，而光明于是乎大放”的记载。这是本次调查最大的突破！

关于“观音堂石像溯源之旅”

为了确切弄明白观堂石像之来源，在当地对石像石质进行两次鉴定的中间，观音堂调查组还专门组织了一次赴域外的实地考察：即根据观音堂明碑（明万历三十五年碑）所指“秦万佛洞”与清碑（清道光二十三年碑）所指“西秦万佛洞”，参考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以东石窟寺的分布，决定考察的目的地为陇西、陇东、陕北三地。

为了保证这次考察活动能夠真正做到“出有所预，归有所获”，根据观音堂石像内在的各种特定要求，事先提出拟考察点的五个前提条件。①考察点应是秦及十六国之前秦、后秦、西秦故地上、靠近古丝绸之路和陇宁陕通往大同的古道上之石窟寺，其别称用过“千佛洞”、“万佛洞”者为首选。②宏观地质条件应为大同观音堂造像所用石“长石石英细（粉）砂岩”出露分布较广较厚地区之石窟。③观音堂主像为“丈六观音（5米）”圆雕，八大明王像亦在2.5米以上。选择能夠满足如此体量圆雕得以实现的石窟。④大同观音堂石像无论是主尊、明王，还是胁侍，都是典型的汉传佛教密宗造像。据此，应选择具有汉传密宗传统（至少是历史上受密宗影响较大）的石窟寺。“八大明王”，是一个具有明确历史标志的佛教题材。对有明王造像的石窟要给予高度关注。⑤大同观音堂石像体量硕大，单体重量达数吨，进行远程搬迁，难度可想而知。而古代陇东陇南关中等地原有为中原王朝修造宫殿采伐大木，并通过黄河及其支流进行水运的成例。据此推想石像的搬迁运输亦当以水运为主。故，石窟寺是否接近大河或大河支流？也是重要的前提条件。

依照这种设计，一个由文史工作者、考古工作者、地质工作者组成的12人团队，自4月19日始，到4月27日，对陕北、陇东、陇西的临夏炳灵寺石窟、华亭石拱寺石窟、泾川王母宫石窟、泾川南石窟、庆阳北石窟、黄陵万安禅院石窟、富县石泓寺石窟、延安清凉山石窟、志丹城台石窟、安塞大佛寺石窟、子长钟山石窟、米脂万佛洞石窟等12窟，以及华亭博物馆、泾川博物馆、合水博物馆、延安博物馆等4馆，进行了学术访问，开展了研学和实地考察。在当地学者的协助下，取得了较为满意的考察结果。

调查组考察路线示意图



观音堂考察组在陇东庆阳北石窟寺

地质考察结论：

“本次考察的12处石窟，在地形地貌上，皆依山傍水，位于临河（谷）的崖壁上，崖壁应为大的断层或节理、裂隙所致。远观，崖壁岩层以红色为主，局部呈灰色、淡绿色，均为厚层、块状构造的砂岩，偶含砾石或夹薄层泥岩。从地质年代上讲，均为中生代陆相砂岩（含砾或夹泥岩层）。石崖所处层位多相变，主要表现在颜色（红色、灰色、淡绿色等）多变、胶结物（硅质、铁质）成分不同、层理（水平层理、斜层理等）发育、碎屑成熟度不同（局部可形成厚层、块状的较大砂岩体）等。通过岩性对比，综合分析推断，延安清凉山万佛寺所在层位的砂岩与观音堂观世音菩萨等16尊佛像所用石料的岩性最为接近。还有华亭石拱寺石窟、泾川王母宫石窟、泾川南石窟寺、庆阳北石窟寺等以及富县石泓寺石窟寺院栏杆的石料的岩性也与其很相似。推测观音堂这16尊佛像石料来源于前述6处石窟所在地层之层位岩石的可能性极大。”（署名：张永兴）

综合考察结论：

关于“陇西”。狭义的“西秦”，是“十六国”时期的一个小国。即在今甘肃省以炳灵寺石窟为中心一带。这里是古丝绸之路、唐蕃古道、河西走廊通往长安以及北上云燕的重要节点，又是黄河上游古老的渡口（刘家峽）。早在十六国时代（乞伏氏建国）此地已是高僧会聚的佛教早传圣地。此后北魏西魏北周均得以延续。隋唐时代，这里佛教宏化规模更加盛大，石窟鳞次栉比。宋代佛教在这里亦得继续隆盛，但最初是宋、西夏和青唐（吐蕃政权）之多元共存局面，后来渐为青唐控制，成为一家独大。蒙藏“凉州会谈”后，则顺理成章成为藏传佛教的领地。这样的宗教历史条件：既可以使一组大型汉传密宗石佛造像被创作出来（盛唐以后），又可以使石像逃过唐武灭佛的劫难（中唐以后），而且还可在北宋后“青唐”政权控制“西秦”后，有条件“迁离”此地（金代）。就历史政治宗教的条件而言，这里成就我们“预设之可能性”确实是得天独厚的。但是，从我们目前掌握的雕刻石像的地层，岩石资料来说，则这种“可能性”又是不存在的。炳灵寺石窟一带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其所在的积石山为白垩纪红砂岩地质构造，石窟雕凿层处于厚达300米的砂岩、砾岩互层的地质体上。这与大同观音堂造像的岩石不存在相同、相近、或相似的对应关系。因此，我们只能放弃对于炳灵石窟（即西秦）的考察和研究。

关于“陇东”。陇东，地理学上为陇山之东（陇山即是六盘山）。十六国时先后为前秦、后秦故地，关中之属也。陇东当古丝绸之路北线要冲，沿泾河形成史延1600余年的“石窟走廊”。甘肃全境遗有石窟寺205处，陇东即占了一半。陇东石窟为群，第一要素是沿丝路东传的汉传佛教。其次则有赖于它的地质构造。“六盘山以东，子午岭以西，环江与苦水河分水岭以南，达溪河以北地区，主要为白垩系地层，最大埋深约400 米。该地层分布范围广，一般出露于山麓坡脚，或深切河谷之沟帮，多为直立陡坎。 出露岩层均属软质岩，岩性软松，强度低……”【注15】这就为石窟的开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不耐风化）。这次在陇东多处石窟寺发现了与大同观音堂造像相近或相同的结构岩层（石）。其中，华亭县石拱寺距地表5-10米的黄砂岩石崖上，第11号窟内西壁（一佛二菩萨高浮雕像）左胁侍菩萨头部被据掉，颈部断面与大同带来的岩样结构完全相同。庆阳市北石窟寺第222窟右侧护法天王浮雕及周围岩石结构、颜色与大同岩样极为接近。问题的焦点转移到了陇东佛教的历史能否提供观音堂造像创作与搬迁所必要的条件上了。无论是庆阳北石窟寺，还是华亭石拱寺，包括多数陇东石窟，很多都具有从十六国时期到明清久长的全景式石窟雕造史。相异处仅仅在于不同的窟，存在北魏、唐代或宋金不同的高峰期而已。如北石窟寺，主窟为北魏开凿，而崖面上唐代窟龛却占总数约2/3，并有“贞观样式”的洞窟和显庆元年(656)及四年、如意元年(692)、证圣元年(695)等纪年造像。另外，在陇东没有看到唐代明确的汉传密宗的窟龛和造像，怀疑这里遭遇了唐武宗“有选择”的灭佛。如：武周前的窟龛和造像没有被毁，而武则天证圣元年册封万岁后则既无龛也无像。因此，陇东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但因密宗的缺项，尚不能形成有说服力的逻辑链条。

华亭石拱寺石窟第11窟北魏晚期造像



庆州北石窟寺第222窟唐代“贞观模式”造像



关于“陕北”。陕北考察重点在延安市（延安一个市即有石窟寺318处）。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分别在延安清凉山石窟寺（称万佛寺）和富县石泓寺（称万佛洞）外川子河栏杆等两处发现了与大同观音堂造像岩性完全一样的岩石（川子河栏杆石料也声称来自延安）。整个陕北的地质构造：“是以灰绿、黄绿色砂泥岩为主。夹油页岩、煤层及少量火山碎屑岩的陆相地层。岩性纵横变化均较大、下部及东北部岩性粗。长石含量高。颜色浅、砂岩常成肉红色。上部及西南部、南部变细，长石含量减少，石英含量增加。颜色变深，多为灰绿及深灰绿色。”【注16】横向大致以北纬38度为界，分为南部和北部两个区，延安市的“四大石窟寺：清凉山石窟、富县石泓寺、黄陵万安禅院、子长钟山石窟，全都分布在南部。大同观音堂造像岩石的实验室描述与陜北南部岩性相吻合。也就是说，从地质上讲，陕北延安也和甘肃陇东一样，存在着观音堂造像创作和搬迁的“完全可能性”（而且这四大石窟都有“千佛洞”或“万佛洞”的称谓，都位临黄河的一级支流或二级支流）。问题的症结也在人文历史之上。陕西当地的学者，一般都认为延安石窟群的主体是“宋金”开凿，而忽略对于宋以前石窟史的研究，事实是延安石窟群很多窟在宋以前都有很长久的雕造史。如安塞大佛寺石窟，原来延伸到唐代，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再度延伸到北魏。富县石泓寺主窟第2窟，造像铭是金皇统元年（1141）和贞元二年（1154）的。但窟内有明显唐代雕刻风格的造像，基本可以认定为经过改造的唐窟。有的窟如1号窟还有确凿的隋大业，3、4号窟有唐咸通三年（862）之题记。而延安清凉山万佛洞则明确称“开凿于隋代以前，唐、宋、金、元、明、清历代皆有造像或维修”。之外，当地学界对石窟中的汉传密宗的表现更加缺少研究。事实上，在我看过的石窟寺大部分都存在密宗造像：如，子长钟山石窟菩萨的“生灵座”，黄陵万安禅院的“千手观音”，延安清凉山石窟数量众多的“十一面观音”，“千手观音”等。尤其是富县石泓寺主窟的布局就是“五方佛”加“四大菩萨”加“二弟子”，这本身就是完整的“汉传密宗供奉方式”。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特别是汉传佛教密宗实际存在的这一关键性因素，我们认为，陕北延安市石窟群较之陇东泾川石窟群，作为逻辑上的大同观音堂16尊石像的创作与迁出地，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和更强的说服力。



陕北石泓寺万佛洞毗卢遮那佛坛



事有凑巧，愿遂偶然。就在我们结束对延安清凉山石窟寺的考察与访问，准备回程时，我收到了云冈石窟专家王雁卿发来的一篇署名金瑞，关于《十大明王水陆画研究》的长文。这是金瑞修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文有大同观音堂菩萨和明王的一个专门章节。金瑞在文章中也转述了一个观音堂“飞来石像”的传说：“观音堂这个地方古时称为蛤蟆石湾，有一巨大的蛤馍石化为六尺大的蛤蟆精，经常拦住行人，吸人心肝，延安知县来到大同云冈朝佛，让大家供养观世音菩萨，最终感动观音菩萨，于六月九日带领四大菩萨，八大金刚和韦陀、伽蓝，从西秦万佛洞飞来，消灭了蛤蟆精。从此当地百姓建造观音、四大菩萨、八大明王石雕来纪念，每年六月九日举行法会”。这个故事是从何地传出的？我们不清楚；它比大同当地的传说少了观音治水的情节，而多了蛤蟆吃人的渲染，也可能是由于地域相隔的误差；但故事中凭空多出了一个“延安知县”，这个当地人闻所未闻的不速之客，与我们观音堂石像寻根之旅奇异相会于延安，这情节让人震撼。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作者金瑞有杜撰之嫌，只能更坚信我们攷攷以求的寻根之果是真实的。

（三）“辽金寺建”史争之辨析

观音堂造像溯源有了一个初步结论，紧跟着的便是这些石像搬迁时间问题。其实，这与观音堂究竟何时初建？是同一个问题。

最早记载观音堂始建时间的历史文献的是明正德《大同府志》（1515年）。其中载：观音堂“在府城西十五里，金重熙间修（卷四p70）。“金重熙间”，这个五百多年前的时间慨念，在终结明朝的历史中一直没有被质疑，中间包括受明代王府委托专为观音堂树碑立传的山西巡抚陈所学和著名军旅官员吴伯舆等。甚至到了清代，第一个倡导捐资修庙的宣大总督佟养量和清顺治《云中郡志》（1652）的撰修人清中议大夫大同知府胡文烨也都没有提出过异议。但是，在“金重熙间”这四字中确实有“埋雷”，因为在女真人立国到入主中原的120年间，所使用的22个年号中，并没有“重熙”。“重熙”是金的前朝“辽”兴宗耶律宗真时的年号。

直到清乾隆（1782年），又一任大同知府吴辅宏才发现了这一问题，他在其新修的《大同府志》中，判“金”为误置，在没有提举佐证的情况下，把观音堂始建时间直接由“金重熙”改为“辽重熙”。但是吴辅宏以年号之误而改动国号之举，并不被后人所诚服，遍览此后观音堂相关的碑石和史志记载，除了道光年间（1830）黎中辅的《大同县志》袭用了“辽重熙建”外，其他碑、志竟无一采信。尤其是观音堂内乾隆后共十块碑碣（含乾隆朝）亦无一处提及或赞同吴氏的说法。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碑。碑中载，于观音堂中兴工修葺三十一年的奇人孙缵绪，既不跟张钦、陈所学，也不跟吴辅宏、黎中辅，而是独立思考，把观音堂始建时间又由“辽重熙”，改为“金淳熙”【注17】“淳熙”是南宋孝宗赵昚的年号，与金世宗完颜雍的年号“大定”有重叠。孙缵绪的思路很明晰：即，大同观音堂始建于金大定年间，亦即南宋之“淳熙”年间。在孙缵绪看来，这项记事中作为第一信号的国号“金”是不可能被误置的。即使年号“重熙”，也并非是误置，而是同音别字之误用【注18】，是明朝官员或文士，在记录所谓虏朝（金）事件，使用汉族政权正朔记年（南宋）时，错用别字的笔误。当然，孙缵绪的改动，也和吴辅宏一样，因缺乏实锤的证据，也不被所有人认可。这样就形成了观音堂始建断代上的“辽、金之争”。这其实是一桩历史公案。

吴辅宏关于大同观音堂的记载（2007年大同地方志办公室重印版）



道光二十三年孙缵绪碑记中之“金淳熙”刻处



我们在观音堂始建问题上的着力点，按照“寺像分开”的大前提，确定了两个研究方向：一是在史志的范畴中，研究“辽重熙”和“金大定”（南宋淳熙）两个时间段上，辽朝和金朝与西京大同府相关的地缘政治、宗教情况，以及这两个时期辽与北宋、西夏，金与辽、南宋之间的外交、战事等重大事项，力求能夠在观音堂造像的转运、安置条件上，通过比较，确定更加符合逻辑的一项选择。二是对已通过石性鉴定确认的“可能”从陕北或陇东移至西京大同的五身菩萨像（主像1、胁侍4）和三身武士像（护法2、化身1），尽可能地与国内辽、宋、金石窟、佛寺中的同类造像进行多选项比对，力求从艺术风格、造型样式、表现手法上找到相近、相似、相同的可供断代的造像元素。进而确定其属辽还是属金？

第一、关于“辽重熙”、“金大定”时，晋、秦、陇地缘形势之分析

1）战云密布的“辽重熙”

“辽重熙”这个年号，在大同城建的历史上是很重要的。因为辽重熙十三年（1044），原建制的云州城，正式升格为辽之“西京大同府”，并在后朝金得到续用，一直延续到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忽必烈改西京路为大同路，时间长达244年。这是大同所谓“两朝陪都”之由来【注19】。清乾隆版《大同府志》撰者吴辅宏把观音堂的始建时间改定为“辽重熙六年（1037）”，即是辽朝将云州升格为西京大同府的前七年。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升京在即”的时段，是云州宁静祥和、百废待兴的历史时期，恰恰相反，而此时正是晋、秦、陇三角地带，上演宋、辽、西夏“三国杀”，最紧张的时期。

宋、辽、西夏三国形势图



市地方志办公室原研究员刘艾珍根据《宋史》《通鉴》等文献的记载，编制了一份这场“三国杀”相关时段的大事记：

△“重熙三年（1034）辽皇太后萧耨斤企图废掉尚未亲政的辽兴宗耶律宗真，由于皇弟耶律重元告密，兴宗发动政变成功，废立母后，迁其于上京守庆陵。

△重熙三年七月兴宗正式亲政。

△重熙四到五年（1035一1036），西夏李元昊占据夏（今内蒙古乌审旗南）、银（今陕西横山东）、绥（今陕西绥德）、静 （今宁夏银川南）、灵（今宁夏青铜峡东）、盐（今陕西定边）、会（今甘肃靖远）、甘（今甘肃张掖）、凉（今甘肃武威）、沙（今甘肃敦煌）等州。

△重熙六年（1037）五月，李元昊将洪门、石堡诸镇升为洪（今陕西志丹西北）、威（今宁夏同心）、龙（今陕西靖边）、定（今宁夏银川）四州。同时以贺兰山为中心，调集军队备战：七万人守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五万人守西平府（今宁夏青铜峡东），五万人驻贺兰山左厢之宥州（今陕西横山西北），五万人直逼宋朝鄜延路（今陕西富县、延安）、麟州（今陕西神木）、府州（今陕西府谷），右厢甘州路布防五万人，负责防御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南方也有五万士兵，负责防御宋朝环（今甘肃环县）、庆（今甘肃庆阳）、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另派遣七万士兵于今鄂尔多斯到河套一带以防御辽朝。

△重熙七年（1038）李元昊宣布称帝。

△重熙八年（1039），宋朝也全面加强了西北的防务。宋陕西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边砦排列甚密，有宋宿将刘平、赵振等把守。泾州（今甘肃泾川）、原州（今甘肃镇原）一带，壁垒坚固，屯兵颇多，尤其是戍守于这一带的蕃部弓箭手，“甲骑精强”。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南）一带，有吐蕃首领瞎毡率兵驻守，并与宋结成联盟，可牵制西夏。唯有陕西鄜州（今陕西富县）、延州一带（后置鄜延路，延州即为该路的治所）。“其地阔远，而贼所入路颇多。又寨栅疏远，士兵至少，无宿将精卒，熟谙山川形势”。担心成为李元昊的战略突破口。

△重熙九年（1040），宋与西夏暴发了“三川口之战”，战场果然在延州（今延安市）境内，故又称延州之战。三川口之战以宋朝的失败告终，西夏作为独立国的地位确立。

△重熙十一年（1042）正月，辽乘宋新败于西夏之机，一面在宋辽边界陈兵威胁，一面遣使进行外交交涉，要求宋归还原辽属北汉的领土及瓦桥关南十县之地。为了解决双向危机，宋采取以“金钱换安全”的办法，提出：辽如能令西夏对宋臣服，宋对辽在澶渊之盟时确定的“岁币”额，可“增金帛二十万，不然则只增十万。”于是，就此谈判，达成宋向辽岁输二十万金帛之协议。史称“重熙增币案”。

△重熙十二年（1043），西夏李元昊不满辽方借宋夏战争谋利，开始侵扰辽朝边境，招诱辽之部落，並向宋称臣求和，以避免两面受敌。辽与西夏的战争也迫在眉睫。

△重熙十三年（1044）上半年，辽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以应对可能发生的辽夏战争。

△重熙十三年十月，辽兴宗亲自统领十万骑兵出金肃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对西夏发起大规模进攻，辽夏第一次贺兰山战役爆发。”

刘艾珍认为，“辽在重熙十三年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本不是和平产物，而是战争的需求。在此前六、七年的时间段里，宋、辽、夏三方阴谋斗法；晋、秦、陇三角带中，剑拨弩张。如果说，在此时此地，会有一大批数十砘重的巨大佛像，从宋境或是夏境，千里迢迢，水陆兼程，穿过层层封锁，运入辽境……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注20】我在这个大事记中看到：宋夏三川口之战及前三年的箭阵刀丛之中，吴輔宏先生改定的观音堂始建之“辽重熙六年”，与我们考察的观音堂石像来路之陕北延安、富县，陇东泾川、庆阳，赫然重叠在了一起！这是一个万万想不到的悖论，却榫卯般的胶合在一起了。

2）“小尧舜”治下的“金大定”

金，于1125年灭辽朝，1127年又灭北宋。1130年，南宋高宗赵构上降表对金朝称臣。此时，金朝的疆域不仅有原辽朝统治的东北区域与漠南地区。有宋与辽长期争夺的燕云十六州。而且占据了原属宋朝领地的淮河、秦岭以北之地。上述辽重熙时晋、秦、陇的征战之地，已都归于金朝治下。十二世纪中叶，金朝进入世宗完颜雍的统治时期（年号大定），北方政局平稳，政治经济达到巅峰，史称“大定之治”，完颜雍亦被誉为“小尧舜”。

笼统地讲，金朝和辽、西夏一样，都是属于崇佛的少数民族王朝，金用战争手段灭辽、宋，但对辽宋佛教却予以恭谨继承。金初，不仅因战争毁坏的佛教寺庙得到重修甚至扩建，原有的华严宗融入密宗的法脉得到宏扬，而且净土、禅宗之临济和曹洞以及律宗在北方也获得新发展。世宗完颜雍前诸帝在各地兴建寺刹精舍，并布施币帛良田，使佛教重现高潮。在这个过程中，西京大同的佛教发展状况可谓如火如荼，尤其是密宗、净土宗、禅宗，所弘扬之观世音崇拜达到极盛境况：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在山西应县建净土寺。天会六年（1128），扩建大同大普恩寺（今善化寺），天会十五年（1137），在五台山佛光寺，建大文殊殿和天王殿。金熙宗天眷三年（1140），重修大同上华严寺的大雄宝殿，皇统三年（1143）在朔州建崇福寺的弥陀大殿和观音阁，海陵王完颜亮为弥陀殿题写匾额……【注21】。朔州崇福寺的弥陀大殿供奉西方三圣，南壁所绘观音像为密宗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高4.68米，几乎布满了南壁整面墙，是中国现存最高大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壁画。五台山灵岩寺的观音还引来印度僧人的瞻礼：据《佛祖历代通载》等记载，皇统年间（1141—1148）北印度末吽哈啰悉利（1103—1165），与其从父弟三磨耶悉利等七人，至五台山礼文殊，又于灵岩礼观音，绕观音像，旋绕必千匝而后已。匝必作礼。礼必尽敬。金世宗完颜雍对于佛教之与执政的利弊关系头脑是比较冷静的。始终把握着一个“支持而不撒手，保护但不放纵”的度。《金史.世宗本纪》记，金大定十八年（1178）完颜雍有明确诏命，“禁止民间私建佛寺”。大定二十年（1188），又重申此令，同时下勅，“积极整顿教团，禁私度僧尼……”【注22】。但是，总体看，大定朝的佛教依然是发展着的。“世宗朝，在燕京敕建大庆寿寺，赐钱二万贯，沃田二十顷。在东京创建清安禅寺，特许度僧五百员。重建燕京昊天寺，赐田百顷，每岁度僧尼十人；修建香山寺，赐名大永安寺，给田二千亩，栗七千株，钱二万贯。世宗的生母贞懿太后出家，拨内币三十万为其于清安禅寺，别筑尼院，寺建成后，又赐田二百顷，钱百万贯，寺内的童仆多达400多人，富丽无比。”【注23】

很显然，从地缘的政治、宗教条件看，金大定时期，完全可以实现一宗较大佛造像的远距离搬迁：一国之内，一些边远地区完成的具有特别宗教意义的佛造像，包括因战争、饥荒等原因破坏或荒圮了的寺庙或石窟中的佛造像，因了某种宗教需要的因缘（比如像金西京兴起的“观音热”），向着相对繁华的地域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迁运，这不仅是可能的，有时候还是必须的。至于上文提到的金世宗大定十八年后“禁止民间私建佛寺”的诏令问题，我认为：大同观音堂在始建时，就不是一座“民间佛寺”。否则，其怎么能夠实现十几尊巨型石像经行数千里的搬迁呢？在这次寺庙调查中，我们在明万历三十五年碑阴意外发现明正统十四年（1449）所记的观音堂的四至庙界：“东至蛤蟆石，东北至雷公山阳和坡，北至黄草梁，西北至竹林寺，西至□峪沟，南至水门顶山坡，东南至王家园周围”。这是一个周遭十数平方公里的大地盘，是现在观音堂占地的数百倍。这说明，在古远的历史中，观音堂原本并非是一座民间小庙。

第二、关于观音堂菩萨、武士两类造像断代问题的分析与判断

佛造像从来都是历史的产物。从经典仪轨，到实际创作，任意一尊像，无不包含着宗教的传统基因和工匠的随机发挥。而这二者又无不是线性的和单向的。即后人可以模仿和传承前人的技艺（包括思想），但前人永远做不出后人的活计来。这次观音堂寺庙调查，我们从一开始就刻意把建寺和造像分开来研究，但真正走到最后，寺、像还是要合起来的。因为当工作进行到要解决建寺的“辽金之争”问题时，就心须请造像出来说话了。客观的逻辑是：辽朝纵然有移山倒海的能力，也搬不动金代的一粒沙子。所以，研究观音堂造像初始石雕之上有无金代的个性表现，便成了解决观音堂始建“辽金之争”的关键。

观音堂内共有石像21尊，如上文中所述，根据造像的石性鉴定，有5尊（接引菩萨像1、供养人像4）为本地石材雕造，又据清道光宋通碑的记载，已确定为道光十六年补塑【注24】。其余16尊用域外石材雕造的所谓“飞像”，按造型又可分为三类：①菩萨形像5尊（主像观音菩萨1、胁侍菩萨4），②武士形像3尊（菩萨化身1、护法2），③八大明王一组8身。（本节疏理菩萨和武士的断代情况，明王的问题更加特殊一些，下文设置专论。）

1）观音堂菩萨主像及其四胁侍造型及雕刻风格

观音堂主像观音菩萨通高5.11米，为密教圣观音。菩萨方额广颐，面颊圆方，丰满鼓突，弯眉杏目，直鼻丰唇，双耳垂肩，蚕节鹅颈，颇有唐塑遗风。菩萨高束丛髻，肩披长发，头戴宝冠，冠上缠枝卷草，拱围成化佛。菩萨身姿修长，衣着华丽。上身短襦、半臂、云肩繁复，褶纹稠叠。前臂内有螺纹裹袖，半臂衣袖外翻，呈火焰状。双臂敷搭帔帛，帛带自然垂于两边，如瀑布般奔泻而下。双手置于胸前，右手作说法印，左手握空拳。菩萨挂通身璎珞，于身前呈“*”形。颈上璎珞，垂珠披散于云肩，璎珞两端各系一金色红边长带，覆于胸前，经前臂向下飘落至脚踝。下身长裙，半裙，腰布叠复，长裙拖地，宛如水波。膝盖前垂出一长带将裙摆提起，露出双脚。观音菩萨主像两侧各有两身胁侍菩萨立像，一共4尊，像高均近3米。相对两身的身姿、着装等较为相似。面相丰圆，眉毛弯弧，双眼半睁，嘴唇圆嘟，下巴突出……其相貌神态，衣着装饰等与主像手法相同，风格接近，可视为同一时期之作品。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五尊菩萨像都是全石雕成且保存完好。通体敷较薄灰泥后实施装金，局部和细节处有彩饰，至今金碧辉煌，基本可以反映石雕原貌。保持原貌，后世更改及附着物少，这是参与造型比对，进行深一步科学研究的先决条件，幸好这一组菩萨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大同观音堂观音菩萨主像



大唐的佛造像艺术，无论是雕塑还是绘画，都像是一颗大树的主干，而后来中国北方的辽朝、宋朝、金朝、包括西夏的造像，由于直接受到唐风浸润和影响，在艺术上则常常被看作分支和余绪。各个分支虽然因时间地域各別，对宗教的理解差异，呈现出各自的特色，如辽得其庄重、宋得其秀实、金得其雄华，等等。但分支与分支之间又相互渗透和借鉴，形成更为复杂的景况。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仅凭艺术直觉要确定一件艺术作品的年代，实在并非易事。云冈石窟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侯瑞，以观音堂观音菩萨等五像为“比对基”，选择样貌、冠发、服式、璎珞四个要素为比对内容，分别与应县木塔、大同华严寺（薄迦教藏殿）、天津蓟县独乐寺等辽代寺庙，晋城青莲寺、长子法兴寺、子长钟山石窟等北宋寺庙，大同善化寺、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朔州崇福寺（弥陀殿）、太原净因寺、太原不二寺等金代寺庙，共三十多处，以及美国大都会艺术馆、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森博物馆、美国费城艺术馆、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中之菩萨像（不局限于观音像）分十二组进行比对。【注25】

上：大同善化寺金代胁侍菩萨 下：大同观音堂胁侍菩萨 （面相与提裙露足细节处理）

侯瑞最后的结论：“观音堂的菩萨与宋、辽、金时期菩萨像相比较，有许多共同点，当然也因年代及地域的不同而具有差异。由于佛教艺术在各区域间的传播和中国古代艺术家历来有对艺术“传移摹写”的传统，观音堂菩萨传承了不少辽代、北宋，甚至唐、五代菩萨像的风格，同时从面相、头冠、服饰、璎珞细节上看，也出现了金代菩萨独有的个性特征，最突出的表现是：

①面部宽平，上宽下收，肌肉凹凸感不强；

②眉毛细长高挑、弯弧较大；

③高冠之中的卷草细长灵动，冠饰两侧火焰宝珠下方为圆形宝珠、上方为三簇向上燃烧的火焰；

④裙摆以长带提起，裸露双足；

⑤通身璎珞呈连网放射状披覆全身，装饰繁复华丽。

总体感觉菩萨除面相金代特证明确外，头冠、服饰、璎珞等装饰在样式上呈现的多层次和富丽感，也表现出了宋金时代装饰繁缛的特点。所以从造像风格来看，其创作年代基本可以认定为金代。”

2）观音堂菩萨化身武士造型探源及其时代特征

观音堂主像圣观音身后，面北而立一石雕武士像。像高约1.5米，束髻，绾三山冠。面部箭眉双促，额开纵目，显英武状。辮发披肩，全身甲胄，肩甲双环成锁扣而为胸甲前挡，上覆对襟批膊与护臂相连，两臂交于胸前，双手叠捧。护腹上覆对开腰裙，扎宽带。腹前横挂短刀，右侧腰悬佩剑。腰裙内着长腿战甲裙，裙前裾不知何时被凿成窍凹，凿痕历历犹在，凹中贴地补塑黑色泥质怪物，形似蛤蟆。怪物两侧复补武士一双赤足。疑改像者欲表武士摄服水妖于足下，但弄巧成拙，改后造型非骑非踏，不伦不类，极为变扭。

观音堂主像后的观音菩萨化身武士像



为了确认这一武士造像的身份和职功，云冈石窟专家王雁卿查阅了多种历史文献，以武士的“三眼”为索引，从古印度吠陀神话中的大神因陀罗，到婆罗门教的三大主神之一的湿婆神；从显密二十四诸天中的大自在天；到密宗十二天中的水天尊；从袄教的灌口水神，到道教的二郎真君；通过分析多种宗教、多个具有纵目神衹的显化现象，抽丝剥茧，最后认定：大同观音堂圣观音身后这尊“三眼”武士，就应是菩萨本尊的“应化身”。而且这尊应化身的经典来源就在于从婆罗门湿婆神到原始佛教摩醯首罗天再到观世音菩萨因“自在神性”而产生的变性和统一性之中，当然也包含了各种宗教赋于各自“三眼神”的雷神、水神、风神、北方毗沙门神、灌口二郎神、直至万能神性与观音菩萨降临武周川降妖宁波神力的一致性。王雁卿说：“湿婆已被佛教所吸收，并由观音取而代之。千臂观音是摩醯首罗的变体。观音（Avalokitasvara，或作观世音）与湿婆（Śiva）分别是佛教与印度教诸本尊的核心神祇，他们的名号、经典、宗派、教法、流布与影响等方面都存在诸多相似、相通或交错之处。比如就其名号而言，观音又名观自在（Avalokita-īśvara），湿婆被称为大自在（Maheśvara）或自在天（īśvara）。单从名号来看，湿婆信仰就含有自在、慈悲救世的意味。摩醯首罗天与观音菩萨有关，那大同观音堂观音菩萨化身形象可能受到敦煌以西的摩醯首罗天的影响，做三眼神。”【注26】我认为，大同观音堂中的这尊三眼武士在移到现在的位置时，确实为附会“降妖镇水”的故事而进行过凿改（甚至额上的纵目也是在移像时根据新的功用按上的），而且改造的工艺很差，但是，王雁卿的研究说明，搬迁者和改造者的所为，并非隨心所欲，而是秉持仪轨，有所遵循的。

除此，王雁卿还用心求证了这尊观音菩萨化身像大致的创作时间。从化身武士的甲胄讲，王雁卿经过与唐、五代、辽、宋、金雕塑及壁画、绘本武士铠甲相比对，认为化身武士铠甲“与敦煌唐代天王的铠甲有相近之处，如开襟甲、X型璎珞、腹前短刀，腰侧长剑见于敦煌第154窟毗沙门天，天王身甲在胸口开襟，自两肩环绕至胸口的X型璎珞，连接圆形护甲，腹部有双附耳式短刀，鞘室呈弧形，腰侧悬长剑”。还有“莫高窟初唐时期 322 窟西壁佛龛南侧天王在护颈下缘覆盖整个肩部及胸甲的上半部分，整体呈披肩式样，分为左右两片，披覆上绘有模仿条形甲片的横条纹，”以及“盛唐时期第194窟天王除披巾外，腹部上有圆形护脐，下有小型裈甲。也都与观音堂化身武士相同部位铠甲样式相同或相似。其中，第154窟画面上方画（观音菩萨）各种化身救度众生的场景。左上方有毗沙门天现身的形象，榜题为‘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其内容来源于《法华经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说明敦煌第 154 窟毗沙门天王像是作为观音化身在壁画中出现的。第154窟营建于敦煌陷落于吐蕃后，大致营造时间为公元800年前后【注27】。”

敦煌莫高窟第154窟观音及应化身毗沙门天王像

这遥远的年代，习习的唐风，都标志着这尊隐于丈六观音主像后并不起眼的化身像其来历并不简单。另需特别关注的是化身像头戴的“三山冠”。明代百科全书《三才图会》中收录有这种武士帽的样式。书中注释：三山帽又称“二郎帽”【注28】。王雁卿认为，“此帽式在明代典籍中称为二郎帽，且这种帽式是二郎神的标志性帽式。而其神仙卷部分收录真武而未收录二郎神的图像，说明了可能在明代之前的宋元时期二郎信仰兴盛时这种帽式已经出现。”其实三山冠这种帽式的历史非常古远。汉代画像石《周公辅成王图》中，周成王头上戴的就是“三山冠”，可见，在汉朝这种帽式已经出现，而且在人们心目中乃是王者之冠。三国时代吴国夔凤铜镜或佛兽铜镜上的佛像，因佛教初传中土采取本土化的传播方式，所以往往仿效远古神话中王者形象，也头戴三山冠。唐代李群玉《寄友人鹿胎冠子》诗：“数点疏星紫锦斑，仙家新样剪三山。”这说明，唐代“三山冠”开始流行于仙家（道士）【注29】。到了宋代，“三山冠”则已成了儒士们的喜好。明代政治家宋濂《明文衡》卷二十九《宋九贤遗像记》中记载宋儒周敦颐的形象：“濂溪周子，颜玉洁，额以下渐广，至颧而微收。然颐下丰腴，修目末微耸。须疏朗微长，颊上稍有髯。三山帽后有带，紫衣褒袖，缘以皂白，内服缘如之，白裳无缘，乌赤色。”以上文献资料说明，三山冠这种帽式，不仅出现年代久远，而且在多个朝代的华夏精英人群中普遍流行。我感觉：这身很不起眼的化身武士像所显示的文化内涵太丰富了。他所跨越的代域虽然很广远，但其艺术影响力在时空维度中的源头，则明显不在辽金，而在唐宋。无独有偶，在大同善化寺著名的金代二十四诸天塑像中也有一尊头戴三山冠的武士，即“水天（也有识为风天的）”。比对二者的帽样儿，很显然观音堂化身武士冠更接近《周公辅成王图》中的样子，而善化寺水天的帽子则与明《三才图会》的帽样相同。如果我们按照观音堂中造像石性分类，认定这尊化身像也属于金代的“飞来之像”，那他在原诞生地必有更久远的历史。

汉代画像石《周公辅成王图》的局部

明王圻《三才图会》中的三山冠帽样儿

大同善化寺金二十四诸天中戴三山冠的水天

观音堂主像、胁侍像、化身像（护法像因背甲与化身像背甲云头饰相同亦被证明为同时同组雕塑）【注30】，等八尊石像被证明创作下限为金代作品，是我们这一次调查的又一重大突破。它与张永兴工程师确定的观音堂A组像石料来自陕北的延安及富县或陇东的泾川或庆阳，加之刘艾珍对于辽重熙和金大定（宋淳熙）两个时段地缘政治、军事、宗教形势的分析，已经构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足可证明大同观音堂这座具有“飞来石像”的特殊寺庙始建于金代。

（四）“八大明王”体系之疏理

大同观音堂从造像看，就是一座密教寺庙。除了前述的圣观音主像，四胁侍、化身及护法三武士，还有一组“八大明王”。在佛教密宗的教义中，佛、菩萨与明王的组合以及明王自身按照一定的教义组合，被称为“曼陀罗”，都是大有讲究的。不同的组合出自不同的经典，反映不同的宗派思想和修持法门，更因经典译华的时间各不相同，这样就使得不同的经像系统本身就带着明确的时代标签，成为他们在中国佛教史中的基因明码。这也是我们研究大同观音堂佛造像不能不论的硬核之一。尤其明王是佛教密宗独有的偶像，研究这组明王的相关情况，更是直击硬核的方法之一（本文所涉为汉传佛教密宗及其余续，不涉藏密）。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注意到了一个非常“困惑”的问题：在观音堂前殿内，明明有八尊明王石像，但在我上文所述“地方四志”和“堂内四碑”的记载中，竟然都未出现“八大明王”的字样，多数是用“明王”二字带过，而清顺治八年碑和道光二十三年碑则更凿凿而言曰：“十大明王”，马嘴驴唇，很是乌龙。以往很多论者，都曾谈及此事，但谁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由。原国务院文化部宗教所的丁明夷先生甚至还说：“观音堂十大明王像，两列各五身，前二者后代改为天王像。”【注31】什么时候？又为什么要把二尊明王改为天王，让“十大”成为“八大”？更加莫名其妙！

其实，对于这种“困惑”，只要我们揭开了不同明王组合所标识的时间信息及其教义内涵，“认识局限”很快即可消除。汉传佛教密宗的明王组合主要有三种：

最早的组合称“五大明王”，仪轨出自新、旧两泽《仁王经》（全称《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旧译：后秦鸠摩罗什，新译：唐不空）。五大明王造像形成于开元三大士所处的盛唐时代，为密宗五智如来教令轮身，目前我国國内已无实物遗存。其仪轨曾由日本遣唐僧人空海大师（774年－835年）引入日本，后于914年（日本延喜十三年）由僧匠观贤造出药师佛三尊和五大明王一组（一坐四立）。现藏日本东京醍醐寺。奉为“海内孤品”【注32】。



日本东密五大明王木雕像



第二种组合是“八大明王”。仪轨出自《大妙金刚经》（全称《大妙金刚大甘露军拏利焰鬘炽盛佛顶经》），《大妙金刚经》译师为印度僧人达摩栖那，其在我国国内无传记可寻，从日本学僧“请来录”记载上可知其为印度译人，并且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日本承和十四年）日本国已在抄写汉译《大妙金刚经》。【注33】以此推想，八大明王造像的形成期亦在盛唐时期，但要比五大明王稍晚一些，为佛教八大菩萨之教令轮身。目前我国现有完整的八大明王造像遗物有四组（不包含壁画）：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二组（一组：“四十五尊宝函上八大明王”，871年造；二组：“捧真身菩萨八大明王”，871年造，均为“会昌法难”后重新奉安地宫时的作品）【注34】。云南剑川石窟一组，为南昭国末期到大理国初期公元900年前后雕造，是晚唐云南白族所奉密宗时的作品。第四组，便是大同古观音堂中这一组体量高大，造型怪诞的“石质圆雕站姿八大明王”了（雕造时间下文中专论）。

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捧真身八大明王（底座凿刻）



云南剑川石窟八大明王



第三种组合才是“十大明王”。这是一组佛、菩萨教令轮身杂糅的明王组合，形成期比上两组足足晚了150多年。“十大明王”出自《佛说幻化网大瑜伽教十忿怒明王大明观想仪轨经》，印度那烂陀寺僧法贤（？～1001）译。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三》载，师初名法天，北宋太祖开宝六年（973）来中国，受赐“传教大师”，奉诏译经。以此推论，十大明王仪轨译出约在1000年前后，造像当成形于北宋中晚期。目前国内的经典石雕遗存是南宋末四川密宗赵智凤在重庆大足大佛湾雕刻的十大明王坐姿像。之外，自元始，下迄明清，十大明王造型进入绘画，成为水陆画的主要题材，其名声、其形象，便广布僧俗两界了。而此时，“五大明王”、“八大明王”之造型连同他们的名号，则早已沉入滔滔忘川之中。

大足石刻十大明王



汉传密宗明王经像体系及其教义的这种历史变迁信息，说到底是数字时代给了今人的福利，古人是不可能享有的。对于那批与大同观音堂相关的明清官员、文士、僧众而言，对这种“大数据”下的时空变迁是无法知晓的。因此，西来的八尊怪诞石像真不啻天外来客，心中只有“十大明王”的他们，望“八”，而不解，除了愕然和困惑，便只有“猜测”的份儿了。这是典型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当然，“五大明王”、“八大明王”被抛入忘川，并不全是时间问题，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政治原因，那就是唐武宗会昌灭佛（840一846年），据新旧唐书载，会昌五年（845）四月，武宗李炎下敕灭佛，规定长安只能保留寺庙4座，每寺留僧10人，洛阳留2寺，其余节度使的治州共34州各留1寺，其他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其他寺庙全部摧毁，僧尼皆令还俗，所有废寺铜铸的佛像、钟磬全部销熔铸钱，铁铸的交本州销铸为农具。到当年八月，“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唐武灭法，雷霆霹雳，倾巢之下，安留完卵！两京上下，江左江右，释氏丛林，荡然无存，即便是边境，亦遭波及，难得幸免。另据《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载，山西五台山的还俗僧“多亡奔幽州”，宰相李德裕召见幽州镇驻京人员说：“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于人口。”幽州镇节度使张仲武配合朝廷说：“有游僧入境，则斩之。”另须周知，在这场浩劫中，密宗是首当其冲的，在反佛的儒家士大夫眼中，密教之“陀罗尼”，不啻旁门左道，怪力乱神，必欲除之务净。故而，“五大明王”、“八大明王”之所遗，不在地下，必在域外。1959年西安市西北隅，在唐安国寺的旧址上出土一批唐密五智如来法系的残损石刻造像，属于公元8世纪唐开元、天宝年间的作品。中有明王像六身（金刚手、马首、降三世各一，不动明王三身）。其中金刚手、降三世、马首三身均为白大理圆雕结跏趺或半跏趺坐于岩座，高70厘米以上，被学界认为是八大明王组合之残遗，并认定是武宗法难时（845年）被毁坏瘗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注35】



西安唐安国寺窖藏出土中部分八大明王像



与西安安国寺八大明王相比，大同观音堂之八大明王要幸运多了。而大同的这座小庙，不知什么因缘？竟保有此等遗物，而且是圆雕站姿八大明王，不论他们从何地移来？何时创作？我们仅以“忘川中物”亦或“劫余之物”，即可认定其是地道的海内孤品了。明清官僚学者张钦、陈所学、吴伯舆、佟养量、胡文烨、吴辅宏、黎中辅等，穿插其间，管窥蠡测，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他们的不识不懂，也反过来证明大同观音堂这组雕像确实非比寻常。

辨析不同时代不同的明王组合，必须依靠经典，以仪轨为导向。

第一、关于经典的意义。前述“八大明王”仪轨出自唐达摩栖那译师所译《大妙金刚大甘露军拏利焰鬘炽盛佛顶经》（简称《大妙金刚经》），我们的研究发现，形成这“八大”造像的完整组合，其实不光这一部经，还有其它经典的辅助，如《八曼荼罗经》（663年冬印度僧三藏那提译于长安），《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轨法》（741年不空三藏译）等。这三部经共同营造出一个曼荼罗来。通俗讲，《大妙金刚经》解决的是八大明王的义理和造型问题，《八曼荼罗经》解决的是明王在曼荼罗中的位置和秩序问题，而《佛顶尊胜仪轨法》解决的则是曼荼罗坛城中的主尊问题，三者构成一个“1十8"的道场整体。即以毗卢遮那佛为中央主尊（有以炽盛光如来或阿弥陀佛为主尊的），以八大菩萨之教令轮身（八大明王）分列四方四隅为眷属的密宗曼荼罗。这一四方八面的曼荼罗道场，在法门寺出土的二组八大明王排列方式上得到了验证。而坛城转换成石窟寺庙的供奉方式是：毗卢遮那佛居中，八大明王居佛之两侧与佛同向一字展开。这种布局又在云南剑川石窟明王排列上得到验证，这就是我们要掌握的经典要义。【注36】

第二、大同古观音堂供奉方式的非经典状况。与经典的意义相对照，现存大同观音堂这组一菩萨、八明王、四胁侍、二护法、一化身等16尊石像（不含后补的一接引四供养），显得复杂、拥挤，且非经典状况多多。首先，以观音菩萨为主尊、以八大明王为眷属的组合为密宗经典所未见，至少是在主要译华经典中无依据可寻（经典性的八大明王主尊为：毗卢遮那佛、炽盛光如来、阿弥陀佛之一）。之所以会出现观音为主尊的组合，有的学者指出，这和“观音信仰在当地的流传有关系”。如中央美院博士研究生金瑞的研究认为：“晚唐时期范琼在圣寿寺大悲院画八大明王壁画，张南本在大圣慈寺兴善院画大悲菩萨八大明王壁画。大悲菩萨即千手观音，属于观世音信仰的密教系统，是中国早期流传的杂密信仰。”【注37】这说明这种组合虽然缺乏经典依据，但却在晚唐世俗中已经开始流行。其次，殿内明王序列的位置和朝向不妥，按照明王的格位（明王亦是佛和菩萨），参照剑川石窟的范例，现在四胁侍所占的位置应当措置明王，且应与主尊同向，现在明王的站位是侍者或护法的位置。这种乱序在正常情况下是绝不会发生的，有人猜测是清以后因殿太小将就移动的结果。其三、由于明王位置错乱，导致胁侍、护法的站位也出现失序，由此引发了丁明夷等所谓“十大明王”有二身改作护法等猜测【注38】。上述三点说明，大同观音堂石像群形成现在这样的组合，一定是受到过地缘宗教思潮（如民间的观音热）左右、以及搬迁过程即时性拼合、坍塌重建移位、殿宇狭小制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恰恰从相反的角度证明，观音堂确实存在缺乏原生性统一设计的“像迁式”寺庙的诸多弊病。



大同观音堂的石像排列



第三，除了上述非经典状况，八大明王石像上还有大量的后世附着物。观音堂明王八像，除背部和腿部保留着最初石雕的原貌，其余部位绝大部分敷有包泥。腹胸部和部分上肢实施了较薄的包泥装彩；部分断残肢以泥补塑，补塑处比例于原雕严重不符，手中法器多为后代补造，极为粗糙；惟中二手结印契者一般少施或不施包泥还基本保留着原石胎的造型。明王头部全部进行过很厚的包泥重塑，最厚可达6一8厘米。因此，这组明王像严格讲已不是真正的“石像”，而是新近学者所谓的“石胎泥塑”（这次调查发现仅清朝就有五次敷泥装彩）【注39】。历史上的多次装修给了明王一个完整而复杂的现在，却也严重的扰乱了其最为珍贵的历史基因信息。使得造像早已远离经典仪轨成为“自由之神”。所以，我以为，离开石像本初的原型，围绕这群“自由之神”，煞有介事的讨论其为何时雕造？完全是无意义的。



大同观音堂包泥装彩后的明王头部和手臂



第四，比对，分析和评价。鉴于上述对于观音堂造像遗存现状的认识，尤其为了排除后世包泥装彩对造像原生信息产生的干扰（特别是要避免后世装修衍入的宋以后十大明王造型元素以及北方少数民族特征的干扰）。研究小组确定了“三重三不重”的比对原则，即：重姿（原姿态）不重面（面部），重石（原雕）不重泥（包泥），重印（原雕手印）不重器（法器）。

根据“三重三不重”的原则，我们这次调查，在观音堂八大明王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

1）明王头臂。由于《大妙金刚经》仪轨中，除了只有一尊明王明确是六头六臂六足（妙吉祥菩萨现大威德明王）外，其余均无定式。这就造成了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八大明王遗存，在头臂数量上的显著差别。剑川明王为：六头六臂六足者一尊（白密称“六足尊明王”），其余七尊皆为三头六臂（被认为是最接近达摩栖那仪轨的）。法门寺四十五宝函明王为：六头二臂者一尊，一头二臂者七尊（故被认为是自由度最大的一组）。法门寺捧真身明王为：一头二臂者三尊，三头六臂者五尊（造型可能参照了比《大妙金刚经》更早一些的三藏那提所译《八曼荼罗经》，又因其是距佛真身指骨最近的一组，所以被认为可是制作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遗存）。大同观音堂明王为：一头四臂者三尊，三头六臂者五尊。不仅符合明王以三头六臂为主的阵营结构，也与捧真身一组最为接近。

2）明王身姿。八大明王遗存，除观音堂明王外，至今尚未发现别的站姿群体。但比八大明王问世时间更早的“五大明王”体系，却给今人留下了一组珍贵的参照物。那就是根据日本遣唐僧人空海大师（774年－835年）引入日本的《仁王经》仪轨，于914年由日本僧匠观贤造出的一组五大明王（现藏日本东京醍醐寺）。这组明王一坐四立，其中有三尊站姿者（还有一尊为骑跨式），其姿态竟然与观音堂明王非常相似。特别是两组明王中的金刚手菩萨化降三世明王，除了头形、臂数、法器相异外，整个身姿，着装与赤裸比例，特别中二手结印、腰胯动态、腿足曲伸，以及半袴短裙宽带装束等等，不仅风格一致，表现手法也极其雷同。我不认为这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中日远隔东洋，即时的影响既无可能，唯一的解释是把时间拉回到大唐去，让二者都去归觅共同的艺术源头。

左：日本东京醍醐寺木雕降三世明王

右：大同观音堂石雕降三世明王



3）明王背、腿、足。观音堂八尊明王背部全部为最初的石刻原貌，除了“玩蛇”的军荼利明王（大笑明王），刻有一个厚重的蛇囊（坎肩）外，其余七尊都为裸背，颈系垂带，肩挂“U”型帔帛，腰布上沿下翻，中结双条带，臀着贴体短裙，裙摆镶联珠纹。明王身躯虽然硕大，但雕刻刀法大开大合，线条洗练，造型古朴，形简意赅。这就有力的说明这组明王的初始设计和雕凿是一体的、循轨的，而非随机或拼凑。并且，工艺元素和审美意趣亦当属于佛教发源地印度热带地域所原发，而非我国中原人之衣袴复繁，更与冰天雪地北方人的毡具皮装分马牛不相及（明王头部出现类似契丹人或女真人面相发型等，均为后世包泥后衍入的塑形，本文不论）。明王下体亦为石雕原貌，八像均穿短裤，卷腿至膝，膝及膝以下小腿全部裸露，赤足。腿足粗壮，趸劲雄健，青筋如蚓，肌腱夸张，块累毕现，刀法亦粗犷大气，遒劲有力，一派唐风，造型可追唐吴道子笔意。

大同观音堂明王背部石雕



大同观音堂明王腿部石雕



大同观音堂明王足部石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观音堂明王腿足部雕刻的艺术手法，我们作细仔区别大致有三种：一是写实的直观的表现腿骨和肌肉的力量，二是在描摹写生的基础上，把腿足的处理方法概念化，三是在处理方法概念化的基础上，形成简单的程式化的表现手法。这三种手法，其实是一个艺术手段的探索和发展过程的阶段性表现。我们惊奇的发现，在洛阳龙门石窟著名盛唐前洞窟奉先寺的力士赤裸的腿足上也表现出了这种类似的造型以及表现手法。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巧合。

观音堂明王腿足的三种表现手法



龙门石窟奉先寺力士腿足表现手法



综合上述，这次调查，充分考虑了佛教密宗明王不同组合仪轨译华的时序性，特别是注意了八大明王仪轨的演变和系统性；充分考虑八大明王经像体系形成期前后的时代特征，特别是唐武宗灭佛所造的唐密传承的断层及造像湮灭和沉寂；充分考虑了八大明王存世作品非地下即远域的状况，特别是比较了另三组明王和观音堂明王基本造型头臂数量上的异同，以及身姿与日本醍醐寺五大明王造型风格的异同；充分考虑了大同观音堂明王的自身特点，特别高度关注了其初始雕凿的原生性特点，并且发现了其与龙门石窟奉先寺力士腿足雕刻手法上的相似性。据此，我认为大同观音堂明王，应是雕凿于唐朝武宗灭佛前后（即845年前后）唐密传播（或逃离）到某个政治统治较为薄弱的偏远地区的大型石雕组像，时间上限不会超过达摩栖那译出《大妙金刚经》之时（约为九世纪初）。下限不会超过北宋法贤译出《佛说幻化网大瑜伽教十忿怒明王大明观想仪轨经》的年代（1000年前后）。这组造像为圆雕站姿，形体硕大，既非传统石窟中的摩崖造石像，更非传统寺庙中其它材料的塑形像，他是独特的，是幸存的蒙尘千载的“海内孤品”。

（五）“本堂历史”源流之刍议。

我们这次调查，除了想对观音堂的造像、寺建究本溯源外，还另有一门心思，那就是尽可能地对观音堂历代存续兴衰情况作一盘点。

我们初步酌定以金大定和南宋淳熙重叠时段的终结年作为观音堂始建的最后时间，那该寺迄今当为833年（1189一——）。【注40】在中国古代史中所历四朝，即金、元、明、清。下文依据现在手头掌握的可资研究的材料，对清、明、元三代该寺的情况分述之：

第一、世俗崇拜保障下的清代观音堂。

观音堂内碑石文字遗存十分丰富。清代石碑计有：清顺治1通，清康熙2通，清乾隆4通，清道光2通，清同治1通，清光绪2通，清宣统1通，共13通。满清入关后十帝，有七帝纪年中，在观音堂立有碑石。雍正、嘉庆年间虽无专门碑碣，但在其它碑上也有所记或相关附载（只有咸丰年号中既无碑石亦无记载）。这些碑石，按记述事项可分为三类：

一是与寺内建筑相关的募资功德记事，共8项。①复建主殿（观音殿）：顺治八年〈1651〉，功德主：宣大总督佟养量等。②修建山门：康熙五十二年〈1686〉，功德主：大同县正堂吴宗丰等。③复建后院窑殿（三真殿）：乾隆四十三年〈1778〉，功德主：居士孙符锡等。④修建洞券门顶上乐楼：道光八年〈1828〉，功德主：同城首饰行。⑤复建钟鼓楼并铸钟：道光十六年〈1836〉，功德主：阿拉善和硕亲王玛哈巴拉等。⑥新建东南角关帝殿：同治十年〈1871），功德主：同城诸商行。⑦新建西南角财神殿：光绪二十六年〈1900），功德主：大同府同知刘春藜等。⑧增建后院窟殿顶上之楼殿：宣统三年（1911），功德主：神佑堂公存利息、齐来首饰行等。这8项已经涵盖了观音堂清代所有的建筑，均可对号入位。

二是与寺中塑像、壁画、彩绘相关的募资功德记事，共6项（与上条有复式）：①观音殿水作、土作、塑作、油画：乾隆二十八年到三十年〈1763—1765〉。功德主：西口外归化城云中社、长盛荣、义盛公、义盛永等。②观音殿塑作、油画：嘉庆十七年到二十二年〈1812一1817〉。功德主：孙缵绪等。③观音殿油画：道光五年到八年〈1825一1828〉，功德主：孙缵绪等。④观音殿油画：道光十年〈1830〉，功德主孙缵绪等。⑤观音殿观音像装金、明王像装彩、接引佛供养天人补塑：道光十六年〈1836〉。功德主：宋通、赵永清。⑥观音殿油画：宣统三年〈1911〉，功德主：神佑堂公存利息、齐来首饰行等。这6项亦全部涵盖了观音堂补塑像、金装彩装佛像、以及玄关壁画、山墙壁画、北墙壁画等全部内容。（壁画部分祥见原大同大学博士研究生邓星亮专文）

三是杂类。包括寺外修桥补路、买地勘坟以及民事调解等相关功德事立碑于寺中者从略。

归纳这个单子，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整个清朝，从顺治到宣统三百余年，是世俗民众的佛教信仰保障和维护了这座寺庙。而跪拜在单子后面的是无数形形色色的善男信女，上自封疆大吏，下至草民百姓都在其中。诚如，观音堂下耕种清朝第一块“福田”的竟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刽子手”。宣大总督佟养量，曾于清顺治二年（1645）四月，率兵攻打扬州（多铎为主帅），造成了明清战争史上最惨烈的一役，屠杀平民达数十余万（史载“扬州十日”）。其后，佟养量又挥兵夺下江阴，杀得全城只剩五十三人（史称“江阴八十一日”）。顺治六年（1649）大同发生“戊子之变”后，他又和英亲王阿济格举兵镇压，发生杀害多达十万人的大屠杀（史称“大同之屠”）。然而，就在喋血尤腥的清顺治八年（1651），佟养量便在此处种下了第一块“福田”：明末，观音堂已经年久失修，坍塌漏雨，是他给了观音和明王们一个遮风挡雨的去处。面对观音之慈悲和明王之狰狞，我不明白这是宗教的威力，还是现实对这种威力的嘲弄？但我真正悟到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意谛（佟养量在大同主持修建一系列的庙观：如云冈石窟第五、第六窟前楼阁、五岳庙、劝忠祠、开化寺等，观音堂在其中）【注41】。

清顺治八年佟养量碑



第二、与皇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明代观音堂。

与清代相比，明代观音堂可供研究的材料就少之又少了。所谓的“一志二碑”（正德府志、万历三十五年碑、万历四十八年碑）除了府志中有“宣德三年修”五字可供参照外，其余所记大抵与明朝寺事无关。寺之山门外有三龙照壁一座，虽然堂而皇之，姑言“明壁”，但其实并不知何时所建。还有我在上文中谈到，明万历时，代王府的龙子龙孙们敦请山西提学陈所学为观音堂树碑立传，大同名寺大寺多了去，为何朱家独垂念观音堂这座小庙呢？凡此种种，都还是悬念。

大同观音堂三龙琉璃照壁



在这次调查中，云冈石窟博士研究生吴娇，将观音堂三龙壁与大同明代王府九龙照壁及大同明兴国寺五龙照壁，按壁顶、壁身、壁座三个部位多个选项进行了全面仔细的比对：

九龙壁座〈左）与三龙壁座（右）同类瑞兽比对

九龙壁座（左）与五龙壁座（右）同类瑞兽比对

吴娇的结论认为：观音堂三龙壁整体结构与九龙壁相似度较高。

①壁顶均采用古建等级最高的庑殿顶以及两跳五铺作的斗栱形制。②壁身龙纹、背景海水山石云气的艺术风格、处理手法更为贴切，气势、动态具有传承性，呈现了明前期的精神气质。③壁座瑞兽，九龙壁和观音堂三龙壁不仅在题材使用上相一致，而且造塑细节处理上，手法非常相似。反观五龙壁硬山顶的壁顶、壁身背景、相对简单的壁座及龙的形象则与九龙壁相差甚远。因此，观音堂三龙壁的整体表现更接近九龙壁，虽然观音堂三龙壁的建筑体量与代王府九龙壁有一定差距，但艺术风格的相似性从侧面体现出两壁可能出自同一匠人集团，符合琉璃匠人子承父业，世代相传，以及常就地捏制，就近烧造等特点。总之，从表现手法上可以看到三龙壁与九龙壁的关联性，说明观音堂三龙壁的建造时间应在明代前期。【注42】

更为幸运的是，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在明万历三十五年碑的碑阴又看到了一篇明代碑刻。碑文头行署“正统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禅宗贾菩萨壹派重修， 比丘惠安立 ，上华严寺住持惟本、云中信士张承德盥手并书”（暂定名为“明正统十四年碑”【注43 】。碑刻原文空白处加刻甚多，主次难辨，且风化漶损较为严重，经刘艾珍、崔晓霞、侯瑞、吴娇反复识读校录，析出如下正文：

“礼部为请寺额事于内府抄出，守备大同长随奉御马儿题：有大同府城西原有古观音堂一处，每年军民人等祈雨灵感。臣见得本堂年久损坏，舍己资财，雇觅人工，修理完备。缘本堂未有额名，见有僧人昌海在堂领众焚修。如蒙准题，伏望圣恩怜悯，请给寺额，就令僧人昌海住持本寺，朝夕领众焚修永为祝。圣庇民道场以图补报，便宜具本，差弟马原齎捧具题，正统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准他与做观音寺礼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拟合通行。除外，合行劄仰。本僧钦遵前去本寺住持，恪守清规，领众焚修。施行须至劄付者。”

这篇碑文记述的是大同观音堂得遇一位明朝大内显宦，布施、修缮，并为该堂补请寺额任命住持而向皇上请旨，得到恩准，又由礼部传达执行的全过程。这一事件本身以及事件所牵动的人物对于观音堂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事件本身可谓“皇恩浩荡”，而当事人马儿也是明朝中手眼通天的人物。马儿，名刘永诚（1391年－1472年），原是成祖朱棣的亲兵，赐名“马儿”，后为统兵的宦官名将，与三宝太监郑和齐名。他活了八十二岁，历仕六帝，身经七朝，恩宠不衰长达七十余年。《明史·宦官传》载：“刘永诚，永乐时，尝为偏将，累从北征。宣德、正统中，再击兀良哈。后监镇甘、凉，战沙漠，有功。景泰末，掌团营。英宗复辟，勒兵从，官其嗣子聚。成化中，永诚始卒。”《明史》卷304《宦官一》载，“土木堡之变”时他正在西陲，未能来得及救驾。“土木堡之变”发生于正统十四年（1449），与他在大同的时间完全吻合。【注44】



明正统十四年碑（局部）



对于我来说，这篇隐身于别碑之后文字，来的太是时候了！它一下子廊清了明代尘封于观音堂上的大小迷团。首先，代王府的龙子龙孙们为何在大同寺庙之林中独厚观音堂的问题，得以合理解答。因为他们隐约知道，观音堂是他们前辈皇爷爷关护过的寺庙。其次，明志、明碑，包括正统十四年碑，都只字未提观音堂前三龙照壁，但是，看过此壁的艺术家和造陶大师们都认为，从风格和工艺上讲，此壁接近于大同代王府前的九龙壁，应为明前期的作品。又因正德《大同府志》有观音堂“宣德三年修”的记载，故多认为是宣德三年造。现在看到，明正统十四年（1449）和宣德三年（1428）仅相差21年，亦在明前期中（明前期和中期一般以“土木之变”为界限）。所以我认为，在无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推论三龙壁兴工起建于明正统十四年，更加符合逻辑，合于常理。而整个寺庙前半部高筑于山坡上的台基，以及与基台相连骑跨西口大道的洞券亦当是同一时期与龙壁配套的建筑。试想：皇帝亲下御旨，为观音堂确立寺额，任命住持，礼部专责执行，而且这个寺已由皇帝的近侍守备大同的将军出资修过，此时身在大同的代王府朱家子弟、以及大同府的军政官员们难道会无动于衷吗？他们敢吗？！

我作这样的推论，还要正面回答一个必有的诘难：既然是因皇恩浩荡而建此龙壁，为何既不见之于方志又不刋之于碑碣呢？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但有中国古代史常识的学者，只要看到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这个时间节点，他们就会明白其中的缘故了。这一年三月，马儿太监为观音堂寺额事具劄向明英宗朱祁镇呈奏，并得到恩准，礼部从内府抄出圣谕，开始施行。但到了八月，明朝廷就遭遇了天塌般的祸事。英宗朱祁镇受宦官王振蛊惑，御驾亲征由大同犯边的蒙古瓦剌部也先军，结果不战而败，在回京路上，被瓦剌军包围在京西士木堡。一干随征大臣被杀，朱祁镇则成了俘虏。这便是大明立国80年后天大的国耻——“土木之变”。万幸的是，北京城中有于谦一班栋梁之臣中流砥柱，迅速做出反应，他们说服孝恭皇太后，另立朱祁镇弟郕王朱祁钰为新君，改年号为景泰，是为代宗。后，于谦等成功组织了“北京保卫战”，也先方挟持英宗北窜。若我的推想无误，此时此刻大同观音堂的感恩工程尚在建设，或者刚刚竣工。出了这样的变故，这恩还怎么感？这碑还怎么立？尽管次年朱祁镇被也先放回，又于七年后的景泰八年（1457）由太监曹吉祥、马儿（控制军队）等密谋，发动“夺门之变”【注45】，英宗复辟成功。但他本人包括整个明迋对这段不光彩历史始终讳莫如深。这就是我们看不到与此相关联任何史实记载的根本原因（2018年我受阳高县政府委托进行该县云林寺调查时也曾遇到过同样的尴尬）。此外，这个原因也同时解决了我们对于“正统十四年碑”，不磨、不毁，却又不公开立于光天化日之下的困惑（甚至此碑正文已经刻工半就，废而未用）。

第三、发生“密、禅兴替”的元代观音堂。

元朝（1271一1368），观音堂无碑无志，一片空白。但我特别关注了明正统十四年（1449）碑文首行中“禅宗贾菩萨壹派重修”（考其字形，疑为后期在原碑空白处另补入的文字）这几个字。因为“贾菩萨派”是元初兴起的一个独特的佛教派别，法统近于当时的净土、白莲、曹洞等派系，一度时期在以邢州（今河北邢台）为中心的中国北方炙手可热。后在明朝渐渐没入禅宗曹洞法系，名称亦少被提及。贾菩萨派见名于明前期观音堂的碑石之上，尽管我怀疑其是后期补入，但意义仍是重要的。这九个字，非常直观的说明，这个佛教派别很有可能就是前朝（元）观音堂僧团所崇从的法系。

贾菩萨（1194—1243），禅宗称万安禅师。金明昌五年（1194）出生于河北威县，俗姓贾，名广恩，字万安。《补续高僧传》说：广恩和尚“受具为大僧。振锡远游，参见名山老宿，精进勇猛，所过有去后之思。且戒行严谨，少言语，慎举动，三业肃然，六时如一时。”广恩和尚“曾营建净土寺”并“以庐山远公定式作白莲法会”。1231年，蒙古太宗窝阔台汗决定分三路攻宋，汉族大臣史天泽随中路进军至邢州（今邢台），其时，史天泽为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为了迅速恢复邢州一带的佛教活动，礼请广恩到邢州开元寺弘建道场。广恩和尚来到邢州开元寺后，看见建于宋代的圆照塔已经损坏，便发愿进行重修。据《德州齐河县刘宏镇报德慈恩院第一代住持旬公和尚碑铭》载，“圆照塔十三级”，1231年2月开始营建， 到1240年9月主体完工。“木浮屠极壮丽，高广可容千余人” ，“诚法界之宝宫，河朔之杰观也”， 1243年2月，来自七州四府及佛子山十四位大法师会聚于此，万安法师（广恩）登坛说法，在邢台开元寺启建首次资戒坛大会，度僧徒受足戒达千余人。另据刘百熙（元代诗人、文学家）《万安恩公塔记》载，由于过分的劳累，“宝塔之功稍成，观音之像未备”，万安于1243年10月“春秋四十九僧腊三十，以癸卯仲冬十八示寂”。万安圆寂后，曹洞宗名僧万松行秀述其行状，元世祖忽必列旨谕五路兵马大元帅史天泽立石，大都房山（今北京）刘百熙撰书碑铭。后又赐万安号“弘慈溥化大士”。赠“护国兴理大师贾法宗大菩萨”，圆照塔赐名“普门之塔”。贾菩萨由此而来。【注46】

从上述万安和尚的行状及蒙元政府推崇可以看出，贾菩萨派的佛教思想体系，对于元代山西大同地区的佛教产生影响力是完全有可能的，尤其是对观音堂这样具有观世音崇拜基础的寺庙的影响会更加深刻。金末元初中国北方动如荡板，蒙元骑兵杀人如麻，原先辽金两代极为盛行的汉传密宗三宝，虽然兰若经像未遭隳毁，但僧众中（尤其汉地）因缺乏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而变得群龙无首，或早已在战乱中风流云散。从上述贾菩萨事迹可知，元朝统治者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来解决单凭战争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此时，汉民族化程度最深、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禅宗乘乱而至了。“密禅兴替”作为一种时代宗教剧目迎合天时地利普遍上演，武周山云冈石窟、大同华严寺、善化寺，朔州崇福寺，等等，此时演得都是同一剧目。观音堂的贾菩萨应是其中较早的降临。

关于禅宗贾菩萨派在大同观音堂的法脉及其僧人行止，我们也有了一个基本认知。明正统十四年碑中刋有禅宗曹洞宗贾菩萨一派三十二代的派辈歌诀：“广重妙普，洪胜熙昌；济祖续宗，惠镇惟方；圆明净治，德行福祥；澄清觉海，了悟真常。”对照这个歌诀，我们细查在观音堂明清碑石中留名的僧人，确有不少是这条法脉中人。从元前祖师广恩（1243年圆寂）始，到获明英宗御赐寺额的昌海（1449），为第八代（“昌”字辈），延206年；从昌海师，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观音堂住持镇花（第14代“镇”字辈）修前后殿（正统十四年碑载），复延166年；从镇花师，再到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住持僧德义（第21代“德”字辈）领其师智（治）聪（第20代“治”字辈）命，再次全面修缮殿堂，则又延169年。大约在清道光年间，观音堂始有别派僧人入住，但贾菩萨派第27代的觉字辈僧人仍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碑和宣统三年（1911）碑上，留下他们的法号（觉如、觉中、觉佑）。贾菩萨广恩这一法脉，前206年，因文献或缺，我们已难知其详，而后462年，直至民国，则是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着实令人唏嘘！

作者在工作之余

综合上文五个方面的论述，云冈石窟观音堂考察小组的结论是：

一、根据清顺治八年佟养量碑的记载和在今观音堂附近发现的北魏石灯（残），观音堂所在的十里河（武州川）北岸山坡上，曾有北魏时所建的寺院。今观音堂为后世在北魏的废墟或旧址上所建的寺庙，而且经历了不止一次的兴废过程。根据对寺内15通碑碣的识读、翻译和研究，可确定今观音堂之山门、二门、观音殿、三真殿、三真殿二楼，两侧财神殿、关公殿、钟鼓楼、左右碑亭，以及跨路洞券上乐楼均为清代列朝之官员、商号和老百姓募捐资财所建。

二、根据明张钦撰正德版《大同府志》、明陈所学撰万历三十五年碑记和清孙缵绪等撰道光二十三年碑记所述“观音法驾西来”的线索，经地质部门专家鉴定：观音堂中观音菩萨、八大明王等16身石像所用石料非出自云冈石窟周边及大同本地。又经观音堂小组和地质专家联合对于甘肃、陕西古“秦”、“西秦”石窟集中地域的实地考察，初步确定陕北之延安、富县，陇东之泾川、庆阳为大同观音堂16像逻辑上的来源之地。另1身接引菩萨和4身供养人像为本地石材雕成，按寺中清宋通碑所记，考为清道光十六年时善士赵永清补刻。

三、根据将观音堂菩萨主像及4胁侍像样貌、冠发、服式、璎珞四个要素与应县木塔、大同华严寺（薄迦教藏殿）、天津蓟县独乐寺等辽代寺庙，晋城青莲寺、长子法兴寺、子长钟山石窟等北宋寺庙，大同善化寺、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朔州崇福寺（弥陀殿）、太原净因寺、太原不二寺等金代寺庙，以及美国大都会艺术馆、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森博物馆、美国费城艺术馆、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中之菩萨像进行的比对。认为观音堂菩萨类石像原雕刻虽受到唐、北宋、辽等造像艺术造型和艺术风格的影响，但同时具有明确的带有个性特征的金代雕刻艺术表现。因此可以确定其创作时间下限在金代。另对3身武士类造像中的“三眼神”进行专门研究，在确定其身份为“观音菩萨应化身”的基础上，又以化身像为导索寻找比对项，发现“三眼神”的铠甲样式与敦煌第154窟观音应化毗沙门天王以及第322 窟、第194窟天王大部或部分甲胄具有高度一致性。而这身“三眼神”所戴之“三山冠”（亦称“二郎帽”）造型更接近于汉唐时期三山冠帽样儿。据此，可以认为观音堂的3身武士像也是金代随菩萨像同来的石像，但创作时间或更早，其创作要素来源地则明显指向“河西”。

四、根据“八大明王”相关三大经典（达摩栖那译《大妙金刚经》、三藏那提译《八曼荼罗经》和不空译《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轨法》）之仪轨，认为观音堂内观音菩萨与八大明王的组合和布局并不经典。分析可能与观音堂始建时当地兴起的“观音崇拜热”有极大关系，也不排除这些石像在移动过程中临时拼合、或受殿堂狹小限制有关。这组明王上身特别是头部敷有很厚的后世“包泥”，伸展的手臂和手中法器多为“后补”。故研究工作只能围绕明王的整体姿态、裸石的背部、腿足部和原雕保存较完整且包泥较薄的中二手印契等四方面展开。经比对，这组明王之“站姿”，与日本东京醍醐寺按照《仁王经》仪轨刻于914年的“五大明王”中三身腰身微躬、中手结印、两腿一曲一伸站姿像风格非常相似。明王头、臂数量与陕西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871年造“捧真身菩萨八大明王”像头臂数最为接近。而裸石部位的雕刻与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盛唐石雕力士的刀工，不仅艺术风格相近，而且腿足表现手法从“写实性”到“概念化”再到“程式化”过渡也很雷同。因此，初步确认，这组八大明王的原石雕像，应是中晚唐时的作品。极有可能是唐武宗灭佛时的“劫余之物”。石像上包泥装彩应是在金代移至现址后历朝装修所为。

五、根据以上二、三、四之结论，结合分析“辽重熙”和“金淳熙（金大定与南宋淳熙两个年号由清道光二十三年碑拼接而成的特别“纪年”）两个时段的地缘政治、军事、宗教形势，认为“辽重熙（特指，重熙三年到重熙十三年，这10年间）”是辽、北宋、西夏三国由丧失互信、关系紧张到剑拨弩张、肆开战端的时期。在这一时段，无论是从宋地（陜北）向辽（晋北）、还是从夏地（陇东）向辽，实施一项大宗佛造像的跨国搬迁，可能性极小。而“金大定”时期，晋北、陜北、陇东，统归于金朝治下已达半个世纪，而且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时称“大定之治”。更兼其时，观音崇拜热正在北方兴起，这一佛教思潮，在金世宗“有节制发展”的政策下，逐步形成了由国家主导的模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西京通往漠北的大道上，以治理水患为由头，实现一次由官府主导的大宗佛造像的搬迁，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因此，在“辽重熙”和“金淳熙”的寺建之争上，本文坚持“金建”的立场。具体时间为金大定年和宋淳熙年重合的十六年中。

六、根据这次考察中发现的明正统十四年碑（明万历三十五年碑的背面），从而建立了明朝皇家与大同观音堂的密切关系。即：明代六朝七帝恩宠太监刘永诚（永乐帝赐名“马儿”），正统十四年三月视察宣大军务期间到过观音堂。在出自资修缮殿宇的同时，具札为观音堂向英宗皇帝申请“寺额”，请任禅宗贾菩萨派第八代法嗣昌海和尚为主持等项，获得恩准，并责成礼部执行。这样就使得观音堂前三龙双面照壁（包括观音堂前部台基和跨路洞券）在和大同代王府前九龙壁、兴国寺前五龙壁比对后初步确定建于“明前期”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明确具体年份（明正统十四年三月）的有力佐证。更因为同年九月，发生了京西“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人俘虏，国家不得已改元易主等重大“国耻事故”，也让观音堂皇恩浩荡的故事消失的无影无踪有了合理的解释。另外，在正统十四年碑上还发现了刻有观音堂“四至”的界别以及禅宗贾菩萨派三十二代派辈歌诀。前者——明正统十四年前观音堂范围宏大的界别，可成为“观音堂金代初建时即非民间寺庙”的重要旁证。而贾菩萨派辈歌诀与寺内碑石上僧侣名号的对照，则使我们基本理清了观音堂从元初由禅宗取代密宗后，一直到民国的法脉。

想起了吴伯舆在万历四十八年碑中的一首禅诗：

虚空原不繫，何起亦何降？

粘石衣金瘦，分身影叠双。

梵流泉到树，钵冷月临窗；

魔自魔天住，休言离垢幢。

观音堂小组在观音堂山门前合影



注释：

【注1】观音堂考察小组：李尔山、刘艾珍、崔晓霞、王雁卿、张海燕、邓星亮、侯瑞、吴娇、张惠宜

【注2】观音堂清顺治八年总督宣大山西兵部右侍郎佟养量所撰碑（简称顺治碑）：“……如大同西距十五里蝦蟆湾，旧有观音菩萨及十大明王像。叩之，土人云，像自秦之万佛洞飞来，缘此地妖孽为害，岁響而至，祟即寝灭，斯非千万亿化身以声闻大觉者乎！然庙创於拓跋氏，迄今兴废洊臻而法像犹存，似不能与世推移也，明矣。余自兴朝定鼎以来，戌子授简书以平逆乱，总督三云，瞻仰胜迹，见其貌倾圮而法像亦稍为风雨所侵，倘因循久之，既不能以妥神灵之威仪，而名山大观恐亦随之而堕，如是目仰而心动，在一赡拜之间，若有不容已也。遂兴念重修，为众生造福之本，以广善果，因而捐资鸠工。幸所属诸员忻然乐助，随告成兹殿。”

【注3】《正德大同府志》·十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张钦撰。张钦字敬之，号心斋。正德辛未进士，官至工部左侍郎。《太学题名碑》作通州卫人，而此书自署曰潞郡。盖通州为潞河所经也。事迹具《明史》本传。《大同府志》乃正德癸酉张钦官行人奉使代藩时所作。

【注4】此碑文为明万历三十五年山西按察使司提学使陈所学应代王府众王孙之请所撰。陈所学明代文学家、政治家。字正甫，号志寰，湖广承天府沔阳州竟陵县乾滩驿松石湖七甲咀人(今湖北省天门市乾驿镇大咀）。祖籍地今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罗陂乡。明万历八年(1580年)庚辰科十八名进士；万历十一年(1583年）癸未科殿试金榜第二甲第十三名赐进士(时年24岁)。除授刑部主事；移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任云南大举考司；浙江武林关榷务；历陞户部员外郎；户部郎中；安徽直隶徽州府知府。陈所学在山西、大同任过多职：山西按察使司提学使；山西右布政司右参政、分巡冀北兵备道、监视宣府大同武闱；加陞右布政使。后调福建右布政使；浙江左布政使；旋为山西巡抚。再后为南京户部右侍郎总督；南京粮储；北京工部尚书；户部尚书，诰授资善大夫。天启五年(1625年3月）辛酉日致仕，时年66岁。

【注5】此碑为明万历四十七年户部督饷郎中吴伯舆司饷大同与友游观音堂时所撰。吴伯舆（1557—1636年）是南宋状元宰相吴潜的第十二世孙。据《吴府族谱.卷九》记载：“公讳伯舆，字福生。生于明嘉靖丁巳年（1557）九月初九，卒于崇祯丙子（1636）十月，享年八十。”伯舆官戶部时，宣府与大同，军队实行的军户制度，早有流弊，常常兵饥饷缺，官兵屡屡闹饷，甚至发生哗变。吴伯舆到大同后，借粮发饷，迅速底定闹饷之风，军心稍安。据事后陈继儒在《宰相守令合宙序》一文中描述“宣城师每吴公繇司农（户部属官称呼）饷漕云中（大同），饥军告变，公脱身万骑重围中，得请内帑三十万以救危边”。

【注6】此碑为清顺治宣大总督佟养量撰。佟养量，清初辽东人，先世满州人。居佟佳，以地为氏。初为牛录章京，兼理义州屯事，严于课督，获粮特多。崇德八年（1643）从皇太极伐明，清兵入关后，与弟佟岱从克太原府，后又众定江南。克扬州，江阴二城有功，累官至宣大总督，兵部右侍郎。顺治六年，大同守将姜瓖叛，史称“戊子之变”，英亲王阿济格举兵镇压，发生杀害多达十万人的大屠杀，史称“大同之屠。其时佟养量就在宣大总督任上。大同城隳后，佟养量为了洗脱自己身上的罪业，陆续主持修建一系列的庙观祠楼。如云岗石窟第五、第六窟前楼阁、五岳庙、劝忠祠、开化寺等，观音堂也在其中。

【注7】《云中郡志》出于顺治九年（1652年），由时任大同府知府胡文烨负责纂修，共十四卷。戊子之变后，清廷重设大同府。胡文烨于顺治七年六月任知府。计划撰修《云中郡志》，熟知当地情况又学识渊博的徐化溥应聘并最终成为顺治《云中郡志》的主要执笔者。由于编写资料详实，文笔较好而成为中国清代地方志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注8】清乾隆年修《大同府志》署：吴辅宏修，王飞藻纂，文光校补。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刻本。吴辅宏，字冲庵，安徽歙县人。贡生。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由辽州知州调任大同知府，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调离，在任12 年。在任期间，积极筹划编纂新的《大同府志》，以继承顺治年间所 编《云中郡志》。文光，字华亭，满洲正白旗人。监生。吴辅宏离任大同知府，文光接任。

【注9】《大同县志》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清黎中辅纂修。黎中辅字濂燕，江西东乡县人，出身举人，道光三年(1823)任大同县知县。书成于道光十年(1830)。

【注10】此碑文清道光二十三年大同府儒学训导李泽撰。碑中记经理人孙瓒绪道光年间多次发心捐募修缮观音堂事，故多称此碑为“孙鑽绪碑”。详见【注13】。

【注11】黄苇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词典》中评论明张钦《大同府志》“资料搜罗极为宏富，考证也较精确，体例亦尚周备，甚合方志之体，不愧名著”。此书现存宁波天一阁，惜仅存卷五至卷十八，缺一至四卷，可谓海内孤本。另该书到嘉靖十二年（1533）左右，又有补刻本，补入嘉靖十一年以前的有关宦迹、人物及修建记，共十九处。现存于湖南图书馆。1987年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以以上两个版本为底本，誉清再版重印。

【注12】万历三十五年碑文中有句：“余备兵云中四载奇，不时从二三君子瞻谒其下。”

【注13】道光二十三年碑中记：经理人孙缵绪“之先人，效力于斯寺者良多，遂访义重修，且先捐大钱五十五千，务与是举。孙缵绪更约同人各捐己资，协力募化。经始于十七年秋起，来岁残缺，虽振而金碧未彰。延及二十二年，又各捐资募化，始得金身灿然。但正殿败瓦渗漏，急宜振新，乃工资不给，意中止矣。道光六年，孙缵绪不忍亏一篑之功，弃九仞之力，独往西口募大钱二百余千，将欲修葺。偶睹殿内栋宇几于折陷，觅财更易之际，输金已罄，而所需尤多。众方踌躇间，适和硕亲王路经展拜。见其工费弥繁，怜衔石之诚，普聚沙之惠，随捐银五十两，且携缘代化众善士大钱二百七十千零，可谓甘露双垂，慈云并覆矣。九年，工作复兴，鸠工众士同力，经营至十年秋，殿宇内外无弗改观而落成焉。始末兴工六次，共费千金。是固始事终事之力亦可以见善缘相凑，大士之灵应所感也，安得不详其事，与人而勒之石。”

【注14】玛哈巴拉，阿拉善旗第四代五任旗王，大约出生于公元1760年前后，是阿拉善旗第四代旗王旺沁班巴尔的亲兄弟。他少有志向，好读书，且颇有文采。虽然性格温柔和顺，却绵中有刚，城府很深。早年追随父兄效力军前，20多岁立有战功，被清廷赐封一等台吉，命御前行走，赏双眼孔雀翎和黄马褂，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和信赖。1804年承袭阿拉善和硕亲王，执掌旗政。1832年（道光十二年）去世，享年近70岁，在位28年。

【注15】见《甘肃陇东地区白垩系地层工程地质特性研究》（《人民黄河》第42卷第1期）作者：边义成

【注16】见《陕北地质》（2012－11一10）

【注17】清道光二十三年碑载：“郡城西十五里观音堂者，盖古刹也。刹东湾有石，形似蝦蟆，旧传物曾作祟，居民被扰，非一日矣。忽灵感大士发大慈悲，偕诸菩萨十大明王于金淳熙间自西秦万佛洞降临，现像山巅，妖乃降伏。人民顶感移像于兹，遂建寺焉。”

【注18】大同当地方言“重”与“淳”读音完全相同。误用同音别字，这在古籍中地名、人名、包括年号、谥号等使用时，属于常见的现象。

【注19】《大同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徐辉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拥有一代京华、两朝陪都、华夏重镇，京畿重地称号的大同复兴指日可待。”

【注20】见刘艾珍《关于大同观音堂始建年代之我见》

【注21】应县净土寺建于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年）（《雁同文化史话》 · 山西教育出版社 · 1990年. 作者：云波）。大同善化寺金天会年（1128年）重修（《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碑载）。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建于金天会十五年(1137年)（建筑博物馆＿中国科普博览 · 中国科普博览）。朔州崇福寺弥陀殿建于金皇统三年（1143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编辑委员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一批至第五批•第1卷）。

【注22】引自：《中国宗教通史（修订本下）》

【注23】引自：温金玉《佛学研究》2008年十七期《辽金佛教政策与律学发展》

【注24】清道光《宋通记》碑载：“佥谓慈训之煞有见地，而其人之所为事未之半而功已十全矣。不数日，得同志十八人折钱五十五千有奇。清兴工并立侍各像，宜补修宜粧点处次第行之，而光明于是乎大放。”

【注25】按样貌、冠发、服装、璎珞4项内容，每项中又列辽、北宋、金3组进行比对，共为12组。

【注26】见王雁卿文《金西京佛教概况及观音堂化身研究》

【注27】敦煌第154窟位于莫高窟南区南端崖面二层位置，是中唐吐蕃统治时期营建的代表窟，在敦煌石窟发展进程中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154窟南壁西(右)侧上绘毗沙门天王与观音菩萨【766～1221】。

【注28】《三才图会》又名《三才图说》，是由明朝人王圻及其儿子王思义撰写的百科式图录类书。于1607年完成编辑，并在1609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三卷本《三才图会》）。

【注29】李群玉（813—860），字文山。澧州（今湖南澧县）人。唐宣宗大中年间入长安献诗，得宰相裴休推荐，授弘文馆校书郎。今《全唐诗》有其诗三卷。《寄友人鹿胎冠子》是一首七言绝句：“数点疏星紫锦斑，仙家新样剪三山。宜与谢公松下戴，净簪云发翠微间。”鹿胎冠子，是用幼鹿皮所制之帽。三山，指三山帽，喻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为仙家所戴也。

【注30】观音堂还有两身护法像，其背甲的样式以及雕刻风格与“三眼神”武士背甲完全一样。故不再另作比对性论述。

【注31】冯骥才主编《大同雕塑全集》《寺观卷.序》序作者：丁明夷。

【注32】东密五大明王造像由日本佛教真言宗创始人空海大师传入日本（大师曾在中国洛阳白马寺学习，后在西安青龙寺拜汉传密宗惠果大师为师，尽得汉传佛教密宗真传。806年，回日本后初住京都高雄山寺，从事传法灌顶，后在京都东寺传法，东寺成为密教永久根本道场，“东密”名称即由此而来），五大明王信仰开始在日本盛行。这组造像被认为是空海大师再传弟子理源大师的弟子、醍醐寺第一代座主观贤于914年（日本延喜十三年）亲制（或监制）。

【注33】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19册 N0.965）载《大妙金刚大甘露军拏利焰鬘炽盛佛顶经》达摩栖那译。《大正藏》（简称）日本大正十三年（1924年）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发起，组织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小野玄妙等人负责编辑校勘，1934年印行。

【注34】见《法门寺地宫出土两组八大明王造像》（《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06期。作者：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侯慧明）

【注35】见《唐长安城大安国寺出土密教造像再研究》作者：常靑

【注36】《石钟山六号石窟：明王堂造像》（作者：董增旭）：“在汉译佛典中，只有在《大妙金刚佛顶经》中出现大日遍照如来这个佛名，此经署名“达磨栖那”译，但此经及其译者在《开元释教录》、《贞元释教录》、《续贞元释教录》以及宋、元、明代各种版本《大藏经》和《高丽藏》中均无记载。大日遍照佛是以释迦牟尼的形象出现，并且左、右胁侍为迦叶、阿难，又以大黑天神和毗沙门天作为八大明王外护配置出现，这在中国其它石窟雕刻和佛教绘画中是从来没出现过的。”

【注37】见《十大明王水陆画研究～以山西河北寺观壁画为中心》（中央美院2019届博士学位论文）作者：金瑞

【注38】见冯骥才主编《大同雕塑全集》《寺观卷.序》作者：丁明夷

【注39】这次调查发现仅清朝就有五次敷泥装彩（不含顺治建观音殿）：①清乾隆二十八年六月，②清道光十六年六月，③清道光二十三年，④清同治十年八月，⑤清宣统三年七月。

【注40】金大定：1161年——1189年，南宋淳熙：1174年——1189年；重叠：1174年——1189年，共16年。

【注41】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张月琴在论文《清代云冈石窟寺僧募化活动的分期与特征》中称：“……顺治六年，佟养量到阳和就任宣大总督时，白骨累累，见于荒野。为了加强对当地人民的控制，祝‘我帝道遐昌之意云耳’，佟养量组织官员，捐俸重修云冈石窟寺。......‘惟能出世，方能度世’，此语一出，可见佟公，一方面希望通过重修寺庙，超度亡魂，安抚百姓伤痛；另一方面，希望百姓能从战火的伤痛中走出，重建家园。直至顺治九年(1652)大同府县才复还故治，城市逐渐复兴。大同总督佟养量、大同知府胡文烨、大同总兵彭有德在复兴大同中，先后抢修鼓楼、观音堂、五岳庙、三元宫、太宁观等，同时新建劝忠祠、开化寺、皇城戏台等(《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9卷第5期第54页)。

【注42】见《大同观音堂三龙壁修建时间考证——基于大同现存明代琉璃龙壁的比较研究》作者：云冈石窟博士研究生吴娇

【注43】见《云冈石窟之曹洞宗源流考》（《大同大学学报》2018年8月）作者：邓星亮

【注44】见《土木之变与北京保卫战 》（北京出版社 · 2000：01）作者：吴文涛 

【注45】夺门之变，又称南宫复辟，明朝代宗朱祁钰景泰时期，明代将领石亨、政客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于景泰八年（1457年）拥戴被朱祁钰囚禁在南宫的明英宗朱祁镇复位的政变。

【注46】广恩禅师（1195-1243），俗称贾菩萨，为元朝著名禅师。其所传法派，在后世影响很大，号称“贾菩萨宗”。现存有关广恩禅师的原始资料主要有王思廉《顺德府大开元寺弘慈博化大士万安恩公碑》、王恽《顺德府大开元寺重建普门塔碑铭》等。



李尔山

2022年6月25日初稿

2023年7月15日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