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错过了你？

田娟华

信

———我怎么错过了你？

前几天整理旧物，竟然在一个笔记本里发现一封五十多年前的来信，没有信封，信纸的折叠处已有裂痕。信是用钢笔写在红格稿纸背面的，整整六页。字距紧凑，笔力遒劲，还有隶书的神韵。行文洋洋洒洒，流畅的笔调、丰富的引用、长篇的自由诗创作，尽显出色的文学才华。结尾落款处是他姓名字头的三个字母：GXT。立刻，这个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理工男浮现在我眼前——身穿灰色海军服，个子高高，温和风趣。他倚靠在乡村小学宿办室的办公桌前，和坐在窗边木板床上的我聊天，就像在昨天。信，我重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不就是我“长大”以后要寻觅的那类人吗？原来我们曾经相遇，我却和你失之交臂！我当年怎么就错过了你？我的心上掠过追悔莫及的痛楚。

我青春期没有爱情，原来认为是自己形貌比较丑陋，属于没人追的女性。现在看到这封信，我才醒悟过来不是这样的，是有我喜欢的人也喜欢过我的。只是，那发生在不对的时间，以致被我遗忘。那时我太年轻了，二十岁左右的年纪，我还没有谈恋爱的意识。除了心理晚熟之外，也是源于对外界的恐惧。那时的我把谈恋爱视为畏途，这种怪异心理的形成还要从我刚刚步入社会时的那场批判会说起。

我是1967年由北京第二师范学校分配到这个远郊县当小学老师的，那时文革高潮已过，但还远没结束。与我前后脚分配去的还有一个远郊师范毕业的女生，她家就在当地。她学历完整，文革开始的时候，她正好读完师范三年，不像我只读完二年级。开始我俩分在同一个村小学，住同一间宿舍兼办公室，她嗓音清亮，也喜欢唱歌。记得一个夏天的晚上，我俩坐在学校旁池塘边的大石头上唱歌：“我爱马场哟我爱马，马场就是我的家我的家，牧工最听毛主席的话，为保国防养军马，牧工最听毛主席的话，为保国防养军马，为保国防养军马……”我俩还分了二声部，她唱高音我唱低音，青春的嗓音甜润，歌声悠扬，结果引来一群老乡围了一圈，有的说刚睡下又爬起来了，我们俩就在老乡的要求下把那首歌唱了一遍又一遍……不久她调到学区中心校了。当时一个公社就是一个学区，每个村都有小学，学区有中心校。中心校有一个出身资本家的北京老高中生，到这工作八年了。他个子不矮，模样不赖，乒乓球打得好，还是单身，于是很快他俩恋爱了。但是，等待他们的不是祝福而是厄运。一天晚上，两个老员工（其中一个是外县来这工作多年的个矮貌丑的单身男老师）用手指蘸上口中唾沫，捅破他俩幽会宿舍的窗户纸，看到了二人热恋的场面：亲吻和抚摸。第二天大字报上墙，随后全学区开了这一对恋人的批判会，会上详述了他们恋爱中的各种具体动作，说资本家的儿子耍流氓。批判者龌龊卑劣的手段、无法无天的行径，竟可以假革命的名义而表现为义正词严。遗憾的是当时的我对时代泯灭人性的荒谬没有认知，也不敢怀疑。我永远记得坐在批判会教室的座位上，我心发抖、脸发烧，我无力地趴在课桌上，沉重的头无论如何抬不起来，好像被批判的是我。我趴着，想，我曾经的室友她怎么承受这奇耻大辱？我无比的恐惧，那一刻，一个念头刻在骨铭在心：“我绝不碰恋爱那玩意儿！”

这是我18岁人生的第一堂恋爱课。

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没过多久我就摊上事儿了。一天学区一位老女主任找我谈话，她姓姚，她告诉我说我们村的民兵连长想跟我好。我一听真是晴天霹雳，哇的一声嚎啕大哭，声泪俱下：“没想到他也是臭流氓！”眼泪汹涌不绝。回想这一生，眼睛里一下子流出那么多的水儿，那次是空前绝后的。姚老师被我的反应吓着了，她吃惊地指责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人家有喜欢你的权利，你也有不喜欢人家的权利，谁也没强迫你，何况他也是好青年！”

是的，他是个好青年。初中毕业回乡，是年轻的共产党员。我的同伴调走之后，破庙改的破学校就剩我一个人，他天天晚饭后过来串门儿。我对他也很热情——我对所有的贫下中农都特别热情——热情似火。那时的我是一个充满革命理想的、革命激情泛滥的热血青年，有获得过的荣誉称号为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我用毛主席提出的“两个极端”要求自己：“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但我对他仅限于聊天，至多也只是好青年之间的革命友谊，和爱情风马牛不相及。天天见面，我也没觉出来他有这么出格的想法，还和别人去说，真让我愤怒至极！我觉得这是对我极大的侮辱，也玷污了我对他纯真的友情。从此我把他归到流氓一类，不再理他，他也不再打扰我。直到三十余年后，他已经是县人大办公室主任，我早已回京，他听说我腰不好，托人带给我几条县办工厂生产的热敷蜡袋，我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同时检讨了自己当年的幼稚对他的伤害，他回信说他也一直有负罪感。

总之，那场批判会以及当时提倡晚婚晚恋的严酷的社会环境奠定了我的认知：年纪轻轻谈恋爱很不光荣。恋爱于我而言，那是遥远未来的事情。

半年之后，从北京又分配来四五个高三毕业生，很快我们就都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其中一个女生对我最好，她是清华附中大学预科的，数学特别好，特别能干，特别爱帮助人，她曾走二里地从中心校来我们村教我缝被子，她还告诉我“不读书使人愚昧”。我非常崇拜她。一天听人说她和同一批来的唯一男生谈恋爱了，我毫不犹豫脱口反驳：“别瞎说！我了解她，她根本不是那种人！”我把这个消息通报给她后说“我已经给你辟谣了”。她说“对，以后谁再说起你继续给我辟谣”。以后我依旧找他俩一起玩儿，这时总务老先生开我玩笑，说我是“电灯泡”，是“搅屎棍”，她让我“别理他们”。又过了一阵子，她跟我说：“如果真像别人说的那样，你怎么看？”我又毫不犹豫地说：“我觉得也挺好的……”这个男生英俊帅气，心灵手巧，聪明能干，刻苦朴素，正直善良，幽默风趣……我支持他俩好。现在想来，第一次她让我辟谣时还没有就范，还在挣扎。我不知道她的思想斗争是不是也因为社会阴影的笼罩，否则面对那么一个大帅哥，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后来他们24岁的时候结婚了，每周都叫我去他们租住的农民屋改善一顿伙食。再更远的后来，我的弟弟和他的妹妹结婚了，我们是一辈子的挚爱亲朋。

对他人的婚恋我并不极左，可是一到自己这儿就害怕了。本来我是和上海同济大学机电系68级的一位男生通信的，他姓付。那是文革之初大串联在上海火车站认识的，他是一个人出来串联的，我们一起到广州，住进了暨南大学。我是和班里一个最要好的同学一起出来的（我们是女生班）。坐了三天火车（大串联时火车走走停停），疲累不堪，我同学的腿都肿了，走路像甩着两根木棍。一到学校，我俩什么都不顾就在刚分配的铺着稻草的大教室里卧倒了。没想到同济付去办理了吃饭手续，同时也给我们买好了9天的饭票，还给我们送过来了。（大串联没钱可以白吃饭，有钱就给，我们一直给钱。）我同学的舅舅在广州，她经常去舅舅家，我和同济付单独聊天就更多些，交谈中我了解到他特别聪明，功课好，他的字也熟练、漂亮。记得我还和他两个人一起活动过，我们不经意间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屋子里传出音乐，沉重滞缓，旋律中有抽泣，他告诉我那是哀乐。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哀乐，此后到1976年伟人相继去世时再次反复听到。每次听到那熟悉的哀乐，我都会想起第一次听时的场景：我驻足倾听，他站在我身后，半晌，他用手指尖小心翼翼地触碰一下我的肩头，轻轻地说：“咱们走吧。”那时他21岁，我17岁。分别后，我们通信了，直到工作后，我仍然无忧无虑地和他通信。他分配到工程兵部队，不久，他在信中诉说工作环境的艰苦、生活的种种不习惯，还生病了，心情很苦闷。这时经历过批判会的我已经顾虑重重，所有的回信都是给他写大道理，无非都是听林副统帅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之类，内容单一，绝对滑不到谈恋爱的邪路上去。这时我已经调到中学教书了，往来信件被同事发现，老总务先生开我玩笑，说我是“牛皮灯笼——里亮外不亮”，意思是表面上单纯幼稚，实际上也会谈恋爱呢。虽然同事们没有恶意，但是我也不愿让别人这么看我，逐渐地就不想写信了。现在从同济付角度想，几年通信，我的信风突然从生动活泼变成千篇一律，每次收到的都是红宝书里的语录和空洞的标语口号，病苦之中也得不到应有的温柔抚慰，估计也是越来越兴味索然。几年的交往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无疾而终了。

海军的出现是文革中毛主席的指示，解放军要支左、支工、支农、对学生军训等。县驻军派来我们公社几个人，他们也管学校，也到我们村小学来串门儿。我们拥军，他们爱民，相处和谐。我记得我和他没有过频繁接触，没有过私密倾谈，也不记得有限的接触中我们都聊了什么，只记得和他聊天后特别愉快的感觉。还记得他借走了我还没看完的《何其芳诗选》。后来他没还我书就离开公社回部队了，也不记得我怎么会有他的通信地址，我只记得过了些日子我给他写信了，要他还书，于是收到了这封长信。他的文学才华、漂亮字迹让我意想不到，更让我感到突然感到震惊的是信的内容。

他说“坦白地说，我特喜欢你纯洁的心灵”，他说“想给你写信，又怕落得同济的下场”，他说“怕你对我闭关自守，我也不敢敲你心灵的门窗”……他流露的喜欢让我眩晕。他说“我比你早下界几年，经历的坎坷多些”……于是，他像兄长、像严师，帮我分析我看不清的身边的人和事，他说我读的书都是死的，书生气十足，说我对莫里哀笔下的伪君子认识不透。他把搜集到的我所有的毛病挨个数落了一遍，说我没有一定主见，回避现实，害怕斗争。说我天真，幼稚，任性，处事像个孩子，对人能从特热情到特冷淡，怕几句流言就敢果断绝交，说我清高而封建。他赞扬了清华女生“从人生的第二里程碑开始迈步”，肯定了“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人类的使命”。他揶揄我：“一接触此问题的边缘就像怕定时炸弹一样远远走开，大概准备当苦行僧，不，尼姑吧。”每数落一个问题都要告诉我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其急切让我感觉有点揠苗助长。叙述中不时地“小田小田”地叫着我，我感到他满怀恳切的关爱，这让我艰于呼吸。尤其最后一页，他为我写的长诗热情奔放，鼓励我勇敢面对生活。

至于借我的书，他说可能被他“轻装”了，他问我：“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四条执行，可以吗？”

可惜，永远没有执行的机会了，因为我没有回信。不是生气他随便丢掉了我的书，而是看过他的信后我心就乱了，甜蜜而慌乱。让心宁静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去触及慌乱之源。批判会的巨大阴影仍然笼罩在我的心头，我仍然害怕，我害怕面对更复杂的感情，害怕由此带来的未知的压力。——我辜负了他的苦口婆心。

这是我人生得到的第一封也是唯一的一封情书，我把它雪藏了五十多年。

“遇见是两个人的事，离开却是一个人的决定。”米兰·昆德拉说。

那年他27岁，我21岁。

今天客观地回看自己二十岁左右的所做作为，我不能不对自己心生鄙夷：这是一什么人哪！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又在反复读他的信了。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拿起又放下的，是他的信件；拿起放不下的，是我的忆念。禁不住一阵阵酸楚涌上心头——为我当年的懵懂，为我当时的轻率，为我无爱的青春！此刻，我多么想拿起笔，写一封回信，光明正大酣畅淋漓地谈一场恋爱——以我迟到的觉醒，弥补我苍白的青春！然而，然而，拿着这张旧船票，我还能登上五十多年前的那条客船吗？

“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

23-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