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父亲和他的战友

归零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八年抗战中

（22）“五所”治伤当政委



（一）

1943年，为粉碎日寇的所谓“蚕食”和“大扫荡”，我军针锋相对，开展了反“蚕食”、反“大扫荡”的斗争。

1943年2月－9月，李昌平在山东滨海军区后方医院治伤休养。身体基本恢复后，1943年10月被任命为山东滨海军区后勤处政治协理员，1944年7月被任命为山东滨海军区后方医院（5所）政治委员。

那时的医院，条件非常艰苦，大都设在最荒凉、最贫困的小村庄里，药品严重匮乏。重伤员的病房就是在村外隐蔽的地点挖出的一个个小土洞，轻伤员分散在老乡的家里，医务人员都着便衣。为躲避日本鬼子的扫荡，有时一天要转移几个地方。吃的也不好，有的伤员闹情绪，要求回老家去。

负伤后，李昌平的头经常痛得像炸开一样，这时，他不仅要做伤员的思想工作，还要管理好他们的吃喝。

最伤脑筋的就是安全。部队医院常常要活动在日寇、伪军、国民党顽军的“三角”区域内，随时都会有战斗发生。有时，重伤员要转移到野外，有时又要隐蔽在被挖空的坟墓里。

为了保护伤员，李昌平常常带着轻伤员乔装打扮，深入伪军出入地区。对抓到的每一个伪军都提出了约法三章，一是不要死心塌地当汉奸；二是不做坏事，不乱杀无辜；三是为我军及时通报敌情、购买药物、掩护伤员。经教育，再放回去。

以后证实，这种对敌策略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有时赶上鬼子大扫荡，重伤员转移不出去，干脆就送到伪军的据点里，送到地主富绅的家里。这种方法为我军有效地保护了大批有生力量。

王光同志是1945年3月从山东滨海军区卫生部被分配到滨海军区一军分区第五伤病员休养所任助理军医工作的。当时，李昌平既是五所的伤员，又是五所的领导。王光同志同李昌平一起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多的岁月，也是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的战斗岁月。

1945年，因李昌平渡海去东北，走的匆忙，当时王光医生正在很远的程戈庄救治伤员。他们就没有来得及告别。后来，王光随部队也来到了东北，在吉林延吉驻防，组建野战医院。

几十年来，王光一直在寻找李昌荣政委。1961年，在牡丹江找到了五所的老同志李芳成，他们又共同寻找李政委。1972年，通过38军的老战友，才隐隐约约知道牡丹江地委有个领导叫李昌平，可能就是李昌荣。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他去了一次牡丹江，也没有找到。直到1978年，在吉林铁路局才找到了日思夜想的李政委。

（二）

1998年3月12日，王光同志应母亲兆慧之约，亲自动笔，回忆了他们在五所的难忘岁月。尽管年龄已大，身体又不好，却还是写下了一万多字的回忆文章，十分感人。摘录如下：

1943年2月13日（阴历正月初九），位于山东日照县巨峰区黄山口村的滨海军区第一分区第五伤病员休养所，简称五所，接收了一位重伤员。这位重伤员就是在山东日照县巨峰区东沟岭巨峰战斗中负伤的滨海军区13团2营4连指导员李昌荣（即李昌平）同志。他受伤的部位是，三八式子弹从右眼的下缘，眼眶骨的边缘穿入，从右耳垂出口，耳垂损伤半边，形成贯通伤，造成右前侧听神经和右眼神经损伤，右眼失明右耳失聪，牙床高度震荡后炎症严重。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伤口才愈合。伤口愈合后留下右眼失明，右耳失聪，牙床慢性炎症、牙齿松动、咀嚼食物困难，右下肢行动不平衡等后遗症。

在伤口尚未痊愈的时候，李昌平就多次问医生，“我还能不能回前方工作了？”医生的回答是：“回前方的可能性很小了，而且在后方工作也会有一定困难。”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医生总说，过一段时间再说吧，别着急。当时李昌平的情绪很不好。五所所长郭永江同志经常到病房看望他，陪他说话，开导他。

根据当时部队的规定，凡是战伤和公伤致残的三等以上的等级一律不准回部队。出院后，战士一律复员回乡安置；干部则根据残废等级及伤残部位和工作能力重新确定工作，伤残严重、行动不便的则回后方工作或回乡安置。

按部队当时的残废标准，李昌平应该评一等残废。因为他不仅右眼失明，而且右耳失听，左眼也受到很大影响，牙齿牙龈长期发炎吃饭困难，下肢行动不便。聋子、瞎子、瘸子占全了。这样的情况，根本回不了前方，既便是在后方，工作和生活都是会十分困难的。医院的领导多次同他谈，让他有思想准备，准备安排他到地方工作。

当时李昌平的思想仍然不通，还是迫切要求回前方部队工作，重返前线。后来，他又主动要求降低残废等级。经过同医院反复要求，勉强定了个二等残废。当时的残废等级划分为一、二、三等，没有现在的甲乙之分。残废等级确定后，向上级做了报告。最后上级决定，命令李昌平任五所政委兼党总支书记。

确定在五所工作后，李昌平的情绪有了一些好转。虽然不能回前线部队，但终究没有被转业回地方，这对他也是一个安慰。但李昌平一心一意要回前方部队的愿望从未改变。在与周围同志的闲谈中，也多次表露自己最终要回前方作战部队的决心。每次前方部队首长来五所看望伤病员时，他都忍着伤残的病痛，装成好人一样，给首长留下他没大病的印象，总是找机会来实现他重返前线的愿望。

李昌平在五所治伤、养病和担任五所政委的两年半的时间里，他总是以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对待伤病和工作。

五所驻地在山东省莒县东北板石河村。当时的环境极其艰苦。伤病员中的重伤员能吃上面条和鸡蛋，偶尔有点肉；轻伤员吃的都是山东大煎饼。煎饼的质量也很差，是地瓜干、高梁、米糠、玉米等混合做的。一个所分散在好几个村庄里。一个星期能吃上二、三次馒头和面条就很好了。所领导和医务人员全部轮流在老乡家里吃饭。老乡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条件非常艰苦。

（三）

日寇的进攻和扫荡有这样一些特点：扫荡频繁，手段残酷，积极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三光政策”和政治、军事、文化、特务相配合的“总体战”。每次扫荡，总是各个据点的日本鬼子和伪军一起出动，对我军进行合围。敌人往往采取拉网、梳篦、铁壁合围。日伪军接近根据地后，就将日伪军部队展开，形成一线散兵队形，人与人的间隔约5－6米，说话能相互听见，大约十人为一组，带着一个哨子，扛着一面太阳旗，一路摇旗呐喊，发现我军民时立刻成为战斗队形，妄图一举围歼我军。

在日本侵略者发动“五一大扫荡”时，休养所要转移到野外比较隐蔽的山沟里。饿了，就到有泉水的地方找水，然后泡上大煎饼吃。晚上都睡在野地里。大家和衣而睡。医务人员和伤病员都没有被褥，穿着单衣，五月夜里还是很凉的，实在太冷，大家就来回走动，活动一下身子。后来上级又通知五所要转移到莒县北边，有七、八十里路远。

在五所政委李昌平和所长郭永江同志安排下，大家天不亮就出发，轻伤员自己走，重伤员有担架。轻伤员有100名，重伤员有十几名。转移的人群中还有随行的地方群众。年龄最大的七十多岁，最小的又有十几岁的小姑娘。行军中一方面要照顾好伤病员，另一方面还要照顾老弱病残群众，而且每个人身上还都要背着用具和食物，困难重重。

李昌平既是伤员，又是所政委，既要拖着伤残之躯艰难行军，还要沿途解决各种困难，组织指挥全所安全转移，可想而知他所遇到的压力有多大。由于他和同志们的艰苦努力，五所终于安全地转移到新的驻地。

（四）

五所所长郭永江同志，同李昌平在生死与共的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一次，郭永江得了伤寒病，病情非常严重，又是在战斗的艰苦环境中，医院要经常转移。李昌平千方百计地想办法为郭永江治病，照顾他，还给他熬药。郭永江命大，终于活了过来。事后，郭永江多次提到，李昌平是他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李昌平，他活不到今天。

郭永江1950年调到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医院工作。一次，市里开人民代表大会。在会上，俩人意外地碰到了，真是太高兴了。这次大会，刘宗参同志也参加了。

郭永江在日后给李昌平的信中回忆了当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起工作的情景：“多年的分别，未想能碰上了。在齐市又见面了。可是我的学习和我们的单位流动，又要分别。这次我学习完就要到四川德阳县重型机械厂工地上去了，可能又不知又要多少年才能见面。回忆起来，你我一起工作，当时住在敌人后方，环境那么恶劣，伤病员那么多，住的又那么分散。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你的工作努力，领导着我们大家终于完成了上级所交给的任务。虽然我们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但我永远不会忘掉你。你吃苦总是在前，工作总是那么老练，平时或者战时总是那么冷静、沉着和勇敢，一直到现在还在我的记忆中。我于1953年8月专门写了一篇回忆日本投降前夕，部队医院（五所）最后一次反扫荡，于板石河荫蔽分散之纪事，以表对你的不忘和学习。还有一件事，我也永远忘不了你的。你对同志、对战友表现的非常关心。特别是我那次病了。病的情况你会知道的，正如白处长在我病好后时一信第一句所说：‘老郭，你这场病好似九死一生’我完全明白，病是很严重的。不是你和大家对我的照顾，我可能危险了。当今年春节之际我要特别的谢谢你。”

后来，他还特意送给李昌平一尊毛泽东半身塑像以做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