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传奇 阎家老店光辉不朽

胡山

我自己觉得，这一生最有意义的是两件事：一是组织出版了中国的第一部大百科全书，二是主导创办中华慈善总会。这两件事，前者是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后者是救助困难群众。

一一 阎明复

1957年11月5日下午，在克里姆林宫警卫局局长扎哈洛夫少将陪同下，毛主席率代表团到红场瞻仰列宁墓并敬献花圈。毛主席左为翻译阎明复(中共中央办公厅)

1982年6月，阎明复作《关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写条例的说明》的报告

向前八十年，这个世界上有了一个奇特的人。这个人出身名门，却充满了平民意识；这个人当过党和国家领导人，却没有丝毫官气；这个人坐了七年的牢，却对党忠心不改；这个人被贬到民政部，却干得更欢。这个人正直！善良！真诚得有些天真，慈悲得像个菩萨！

一一 民政部同事

2023年7月13日上午，阎明复同志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隆重举行。

天空低垂，阴雨绵绵。领导和各界人士近千人，冒雨向阎明复同志寄托哀思。送行的人中有担任过中央领导的同志，有阎家世交亲朋故旧及后人，有逝者工作过单位的离退休老同志等。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民政部原副部长、党组成员阎明复同志（按部长级待遇），因病于2023年7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阎明复同志，1931年11月生，辽宁海城人。1946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2月至1949年12月，先后在东北大学、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哈尔滨亚麻厂学习和实习。1949年12月至1978年6月，先后在全国总工会、中央办公厅、中央编译局从事翻译工作。1978年6月至1983年11月，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党委副书记。1983年11月至1985年11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1985年11月至1987年11月，任中央统战部部长。1987年11月至1990年11月，先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1991年5月至1997年5月，任民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97年5月离休。

阎明复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在青少年时期，阎明复同志深受家庭影响，积极学习，追求进步，立志投身革命事业。

在全国总工会、中央办公厅、中央编译局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期间，阎明复同志政治立场坚定，党性原则强，工作认真负责，业务能力突出。多次承担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国际会议和会谈时的口译任务，参与主持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但他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阎明复同志坚持从全局出发，加强调查研究，改进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为促进法制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期间，阎明复同志积极团结新老同志，联系党外人士，进一步拓展了爱国统一战线。

在民政部工作期间，阎明复同志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社会救助、基层政权建设、行政区划工作、社会福利工作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等方面认真负责、主动作为，促进了民政事业发展。

退出领导岗位后，阎明复同志积极支持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参与筹建中华慈善总会并担任会长，主持开展“慈爱孤儿工程”、“98抗洪赈灾紧急救援行动”等诸多慈善公益项目，扩大了慈善事业影响力。2013年被授予“中华慈善总会终身荣誉会长”称号。

阎明复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他清正廉洁、生活简朴，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

阎明复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

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同心同德、埋头苦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阎明光: 深深的怀念

我是明复的三姐明光。一九三八年，父親阎宝航和母亲高素先后送大姐明诗，二姐明英(高玲)，大哥明新(大新)，二哥明智四人去抗日前线延安。二哥明智当时才十四岁，到延安后，十六岁便入了党。

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后，父母身边只有我和弟弟明复。那时我11岁，弟弟只有7岁。从小学、中学，到参加革命，我和明复一起长大，姐弟感情深厚。现在我年近九十七岁，弟弟九十二岁。漫长岁月中的各种经历，幸福、坎坷、生离死别，都厉厉在目，难以忘怀。

可爱的弟弟明复

明复弟弟是家里的老幺，受到全家疼爱。弟弟从小就有一颗善良的心。记得小学时候，午饭是妈妈给我和弟弟各人几块钱自己买吃的。弟弟总是把钱给穷困同学，饿着肚子来找我。弟弟还常把午饭省下几个铜扳，放学的路上给妈妈买最爱吃的四川麻糕，欢欢喜喜地带回家，让妈妈高兴。

父母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弟弟一生情深义厚，忘我无私，继承了父母的"阎家老店"精神。

小时候印象中家里总是住满了人。从东北到南京，再到重庆，东北救亡总会的主要成员，流浪关内的东北乡親，赴延安的青年们，都是"阎家老店"的常客。

陈同生(1906—1968)，1926年入党，参加广州起义。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指挥部秘书长，东进纵队、苏北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华中分局敌工部部长，华中、华东军区联络部部长。1949年4月起，任南京市军管会和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著有《不倒的红旗》。电影《东进序曲》主人公人物原型

1937年，周恩来对刚被营救出狱身受重伤的地下党员陈同生说，"我介绍你到一个很可靠的同志家去住，安心养伤，头发长起来，再出来工作。"

母亲每天为陈同生煮牛奶和鸡蛋，为他身上的伤口和被打断的腿洗伤换药，直到他痊愈。

母亲高素在阎家老店珍贵留影

来到家里住的人中有被国民党特务追踪，经周恩来总理親自护送到"阎家老店"隐蔽的教育家陶行知，范长江夫妇；有日寇大轟炸后房子被毁的沈君儒一家；有朝鲜族在东北建党的第一人，畫家韓乐然；有在昆明遇难的李公朴的夫人和在新疆被害的杜重远的遗孀及女儿们。

他们到家里住下，受到了父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屋里住满了，就在院子里搭床。我和弟弟经常被叫醒，搬去睡地铺。

1932年冬，北平大觉胡同四号家人合影

家里开饭时常常都是三十余人一起吃饭。家里经常入不敷出，妈妈不得不变卖家中物品，補助家里开支。弟弟还帮助妈妈摆过小滩卖东西。久而久之，阎家便被戏称为"阎家老店"。

阎家六姊妹北京合影。左一为弟弟明复

一天半夜大雨滂沱中，爸爸早年在东北办贫儿学校的工作人员王次南，冲到家里，告诉父母他7个多月大的女儿得急性肠胃炎在医院里病危了，只有打三针盘尼西林才有可能得救，可是他们没钱买这么贵的药。

1936年大姐明诗顶着弟弟在南京中山陵

父母也没有钱，妈妈立刻把自己唯一的金戒指脱下交给了王次南，换钱买了盘尼西林，救了他的女儿。

小姐弟俩明光、明复

后来，王次南女儿王渝丽在明复领导的大百科全书工作。她常提起阎爷爷阎奶奶的救命之恩，说"我的命是高妈妈给的"。

全家福。前排左起: 二哥阎明志、妈妈、弟弟阎明复(中坐)、我、爸爸、大哥阎明新，后排: 大姐阎明诗、二姐严明英

文革灾难中，爸爸被关秦城监狱生死不明，十年没有任何信息。明复在父亲之后也锒铛入狱秦城，囚号与父亲相隔无几。

阎明复与阎明光在重庆村十七号院内

父亲与儿子多年下落不明，母亲每天以泪洗面，无限思念着，盼望着他们回家。最后受尽病磨催残。但是母亲到临终都相信党，坚信父亲和弟弟小复一定会得到沉冤昭雪，还以清白的。她嘱托我们“永远跟党走”并在医院病床上写信给周总理，由北京我大哥的妻子舒堤用四分邮票投进中南海附近邮箱。

当时这四分邮票是绝望中的一种信念。周总理竟收到了这封普通的平信，并立即做了安排。他说高素一生不容易，把四个孩子都送到抗日前线去了，是有功的，医疗和喪葬费全部由公家解决。

1938年农历八月十六日，重庆巴蜀小学开学。中学放学时，父亲阎宝航为弟弟明复拍下此照

当时总理用他积劳积病的身躯支撑着这个国家，保护着落难的干部。

重庆童年留影

明复弟弟坐了七年半秦城监狱，最后关在精神病的牢房。经过家人一再争取，我们终于被允许去监狱探望他。回想在狱中见到弟弟那一刻的情景，至今仍心如刀割。明复最关心的是父母的安康，可是我们不敢告诉明复母亲已怀着对他和父亲的无限思念离开了人世，而父亲更是不知生死，音讯全无。我们强忍泪水，哄骗他父母都安好无恙，在上海三姐家休养。

明复出狱后，要送他去江西中办干校接受改造。周总理闻讯后，親自批示，阎明复这样的人才要留在中央，以后还要使用。这样弟弟才得以留在北京治疗恢复。

1934年，南京家中院内，我与弟弟蹲在地上玩沙子

明复弟弟生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正是日冦侵占东三省，国破家亡，万众群起抗日救亡，汹涌澎湃的严峻时刻。

父親给弟弟起名明复，与姐姐明光，意欲光復祖国大地，振兴中华民族。弟弟没有辜负父親的期望。

弟弟的一生虽然跌宕起伏，很不容易，但是他一生光明磊落，忠诚无私，甘心为党、为国家和人民付出一生。

在重庆的弟弟(右一)与少年朋友们

二零二三年七月三日十时十九分，弟弟病逝。亲友担心我年长，又在长新冠后遗症期间，劝阻我赴京，我不能从命。

我就这么一个弟弟了，一定要送他最后一程，到北京与明复弟弟最后告别。

1956年，毛主席接见南共代表团团长维塞林诺夫并观看南共向主席赠送的民间工艺品。这是弟弟首次为毛主席做翻译

十日我抵达北京，十一日上午来到协和医院，与弟弟的家人一起与弟弟告別，一路护送弟弟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十三曰，我出席追悼会，见到各界人士排队冒雨来送別弟弟，深情哀悼致敬，深受感动。

悼念大厅荘重严肃，满满的悼词代表了党，国家和人民对明复弟弟的肯定。追悼会后的追思会上，亲朋好友和弟弟同事们讲述了他们的美好回忆。

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罗高寿大使代表俄总统叶利钦颁发勋章，大哥阎大新代表父亲接受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弟弟阎明复代表大姐阎明诗接受纪念章

阎家后代合唱为明复弟弟送上一曲《送别》。歌曲凝聚了亲友的不舍和思念。人们对他的尊敬和爱护，让我悲痛不已的心感受到了深深的安慰。

明复带着我们大家的爱走了。明复弟弟永远在我们心里，千古留芳，万世永存。

一一 三姐阎明光

陈毅元帅之子、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曰根据地研究会会长陈昊苏

阎家老屋话情深，正义交流感动人。

世纪风云多诡谲，天真不改竟如君。

(左起)黄坚、陈洪生、周凭栏

“井冈之子”陈正人、彭儒之子，中国保利集团原董事长陈洪生

一位好人走了，千人冒雨送别。

初心为民请命，万人心中永存。

原中央职改办副主任、中国中旅集团中国国旅集团副董事长张北英: 送别阎明复

七月暑天雨纷纷，千人送行忆忠魂。

八宝彩虹永定路，一生光辉照明复。

谨代表我们家和张执一家子女对阎部长逝世表示最沉痛的哀悼和最亲切的慰问。

近日又再读阎部长留给世人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著作《阎明复回忆录》。

阎部长是让我敬重的好领导好部长好大哥。他是中苏关系变迁的见证者、文化革命的幸存者、改革开放的践行者、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者、革命建设改革的思考者、中国慈善事业的开拓者。他是:

一个有理想有报负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一个有亲情友情大爱之情高尚的人，

一个心存爱心助人为乐不为名利的人，

一个被降职仍发光发热开拓慈善事业、帮助救助中国贫困弱势群体的领军人。

他救助贫困弱势群体身体力行，倾囊而出，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大爱之心感动了无数的人，他的高贵品德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阎部长走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好领寻、好部长、好大哥，愿一路走好。

邓榕：悼念明复

1957年我们家搬到中南海后，我们就认识了明复。

那年我才7岁，按年龄我们应该叫明复叔叔，但是，按父辈算，他应该算是我们的大哥。简而言之，就叫明复吧。

在中南海时，明复在书记处翻译室工作，地点就在居仁堂。那是一个两层的西式小楼，曾是袁世凯登基的地方，该建筑在文革中惨遭拆除。阎明复，那时候大家都叫他小阎 ，高高的个子，开朗的性格，无论是领导还是住在中南海的孩子们都喜欢他。 明复个子高，脚也大，有人开玩笑叫他“阎大脚”。 他看见小孩儿们，常会说点儿俄文的玩笑让大家开心。 在中南海里，我们经常会看见他骑着自行车上班下班。

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期间的邓小平与家人团聚

那时我们家老爷子负责党的对外关系，后来负责和苏联的两党论战。明复是翻译组长，是俄语高翻，所以无论在国内还是出国访问，都经常在我们老爷子身边。老爷子非常喜欢明复。

六十年代初，明复的夫人吴克良是中联部的高级翻译，精通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暑假期间，我妈妈请克良老师来辅导珊珊、妞妞和我几个女孩的英文。克良老师带着女儿南南住在了北戴河我们家。克良老师个子高高的，非常漂亮。她穿的衣服好多都是洋气的短裙套装，有白色的，有蓝色的，有柠檬黄的，美极了。南南那时候才4、5岁，可小可乖了。

我们老爷子老太太和全家都超级喜欢她。记得有一次，我们家吃饭，和平常一样，老爷子和我妈妈带着全家人在饭桌旁坐下。老爷子环视了一圈，问:“小南南怎么没来？”克良老师说:“南南犯错误了，我让她在屋里想一想。”老爷子笑着用四川话说了了一句: “军阀主义！”

听了老爷子的话，我们笑着马上去把小南南解救了出来。几十年了过去了，这个场面仍然鲜活的呈现在我们眼前。

文革前，明复和克良老师，一对神仙眷侣，郎才女貌，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南南，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

文革中，明复被关在秦城监狱长达8年的时间。克良老师下放干校，南南也随妈妈去了干校。文革刚刚结束时，我们听说明复从监狱放了出来，赶忙去看他。那是在中联部一个筒子楼宿舍，我们见到了明复一家人。南南长大了，长高了。克良老师布衣素服，明显经历了很多沧桑。明复坐在床边上，人瘦了，目光迟滞，脸还是歪的。克良老师对我们说，明复在监狱里，晚上只能朝着门口睡觉，关了这么长的时间，脸睡歪了，还不会说话了。十年的沧桑巨变，十年的艰辛，大家能再相见，能重逢，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明复身体恢复后，在《大百科全书》工作，领导编辑了中国第一部大百科全书。老爷子应明复之请，还为百科全书题了字。其后，彭真委员长调明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当副秘书长。恰恰好，我在研究室工作，当了他的部下。80年代，是建设法制国家和健全民主制度的一个火热的年代。能身临其时，并能在明复这样优秀的领导下工作，实乃人生幸事。

后来由我们老爷子亲点，明复担任统战部部长并到书记处工作。那时，克良老师在宋庆龄基金会工作，南南在瑞士跟倪大法官学习。南南放假回来时我们都要抽时间一起聚聚。

再后来，明复任中华慈善总会任会长，兼任中国特别奥运会会长。他要我们大家一起为特奥会工作，他说: “特奥会就是特别。别的奥运会枪一响，大家往前跑。特奥会枪一响，大家往后跑！” 说完哈哈大笑！

90年代初，我在找老爷子的历史资料，恰好俄罗斯历史档案开放。我请明复带人去俄罗斯帮助看档案，他欣然前往。那次找回来好多20年代的历史档案资料，甚为可贵。明复还接受我的采访，给我讲述60年代中苏关系，讲述我们家老爷子的故事。去年，我找到了采访明复的这几个小时的珍贵录音，并送给了南南。

认识明复、克良老师、南南这一家人，能和他们成为至交，成为亲人，是我一生的幸运。大家说，明复是一个单纯的人。是的，他是一个单纯的人，是一个透明的人，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是一个可亲可敬的人。

他走了，是去和克良老师幸福团聚。

愿明复一路走好！

二0二三年七月三日

中国第一位布尔什维克、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红鹰团团长任辅臣烈士后人任公伟

阎宝航、阎明复父子光明磊落，一身正气，用自己的赤胆忠心、热血生命为民族解放、祖国富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不忘初心、矢志不渝的真正的共产党人。阎家两代人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党内党外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感动与赞扬，载入史册，代代传扬。

高大会、高一然父女送别

阎宝航挚友、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之子高大会：明复哥，再见！

“明复哥”这个称呼我从小叫到现在，但是真正跟明复哥相知相识是在1980年我母亲去世后，我搬到了三里河南沙沟国务院宿舍，我和他住到一个院子，在两个相邻的楼里，所以经常能够遇到，好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逐渐加深了对明复哥的认识，他给我突出的体会就是他对人的尊重、平等和真诚，我比他小16岁，但是从明复哥身上从来没感觉到他是一个高高在上、威严的大哥，而是非常亲切的哥哥，就跟自己的亲哥哥一样，仍然可以和我平等对话、谈时事、聊改革开放以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可以说是没有拘束、无所不谈，让我有一种很平等很受尊重的感觉。

明复哥对我的这种真诚、平等和尊重不仅仅是出于我们两个家庭的亲密关系，给我的感觉这就是他的本性，我看他对谁都是如此，他在大百科全书组建工作时，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托我帮他从部队转业的妻子安排工作，当时我向明复哥推荐了这位转业女兵，明复哥听我介绍一下情况后就说：“好，抽个时间让她来我们单位人事部门去谈一谈”。

这个女同志叫焦安朝（30岁左右），通过考察以后被安排在一个能够发挥她长项的工作岗位上，但是不幸的是，后来她煤气中毒去世了，明复哥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干部，在协和医院安排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我当时就很感动，他对谁都这样，不论年龄大小职务高低，一视同仁、非常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同志。

我那个时候在北京第二医学院（现在的首都医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教政治经济学，记得一次下班回来在院子碰到他了，他跟我说:

“大会，今天彭真同志找我去谈话了，想把我调到他那里（人大常委会）做主管外事的副秘书长。”

我说：“那可是好事啊！这是副部级的岗位！”

他却说：“我不在乎什么级不级别，我婉言谢绝了，我觉得完成新中国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更有意义，我要对得起组织和领导（指姜局）对我的信任！”

于是就社会意义和贡献，我和他展开了认真的讨论，我说：

“明复哥，咱们不讲升迁，也不从级别去考虑，咱们就讲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我认为彭真同志在东北局做过领导工作，他对我们俩个家庭都很了解（明复哥给彭真、毛泽东、刘少奇都做过翻译工作，50年代彭真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东欧当时我父亲也在出访团，就是明复哥在做翻译，彭真对明复哥很了解），拨乱反正，搞改革开放，会有很多需要立法的工作，对外宣传让世界了解中国，他需要找一个又懂外交又懂外语而且他又熟悉的人协助，这个人非您明复哥莫属，能配合委员长这种工作，更有意义，更重要。”

这件事情让我看到明复哥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职务大小的概念，只是从工作意义社会贡献上考虑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他最终还是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这就是阎明复，他尊重别人也得到了别人的尊重。

东北救亡总会徽章

阎高两家，一个叫做阎家老店，一个叫高家庄，我们两个家庭的父辈因为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使命，共同的道路，结成了命运的共同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从革命时期，到解放时期，直到文化革命时期，命运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明复的父亲阎宝航（我们都叫他阎大爷）被带走的同时也带走了我父亲，两位都是在秦城里惨遭迫害。

2021年我父亲130多年诞辰的时候，我的女儿诺诺为了纪念她爷爷，把当时两位老人在一起共同发起组织和领导的东北救亡总会的徽章，就是我今天佩戴的这个，上面标志是白山黑水，女儿在我父亲130周年诞辰照原件复制出来了。

徽章交接过程

在这个场合，我女儿高一然要把徽章复制品送给阎兰，作为对他爷爷的纪念，因为我女儿的爷爷和阎兰的爷爷，还有在座的东后很多兄弟姐妹的父辈，共同发起组织的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

1937年6月20日，在北平白塔寺东北大学成立，“东总”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抗日复土，以至全国抗战的胜利都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明复哥走了，我们很想念他，但我总觉得和以往的离别一样，只是暂时的，不是永别，早晚还是会跟他在一起！就像我们从来没有分离过！

在此，我代表高家的兄弟姐妹和儿女在给他的挽联上写下一句:

“芳姿照情操，祖孙三代情。”

阎明复是个很有个人风格的统战部部长，这个被我母亲认为是最"天真"的人，对谁都以诚相待，以情感人，即使是严厉地指出民主党派的某些不妥做法时，也都带着真挚的感情色彩，所以深受民主党派和海外朋友的信赖和尊敬。但在统战部内部看法就不一致，有人在对党的统战方针和策略这样的问题上不认同他，甚至反对他。我认为这只是认识上的问题。有几位这样的部领导让我非常敬佩，因为他们为人正派，办事公道。

一一 陶斯亮：《我与中央统战部六局》

陶斯亮：他是个向光亮而生的人

解放战争期间，在辽吉省委大院里住着三家人，一家是省主席阎宝航夫妇，还有他们的女儿阎明光，小儿子阎明复；另一家是省副主席朱其文及他的两个儿子朱育理、朱育诚及女儿朱丽；第三家就是我家，我父亲——省委书记陶铸，杨叔叔和我（母亲在前线）。

原本省主席是朱其文，阎宝航来了以后朱便让位给了阎。省委大院里有人议论：怎么能让一个民主党派来当正职？父亲和朱其文都知道阎宝航的地下党员身份，但那时还不能公开。陶铸在大会上说：“阎宝航是党外布尔什维克，革命性坚定，是组织上信任的人，以后谁也不许私底下再议论阎主席！”

因为父辈的这份交情，维系了我与阎明复、朱育理、朱育诚兄弟间的友谊。我们几人中阎明复最年长，所以我们都尊称他为大哥。本来就是世交，后来我又成为阎大哥的部下，我们还住|在同一个大院里，他常来探望我妈妈。正因为我得以近距离多角度地观察这位大哥，才能写出这篇文章来。

热剧《英雄无名》揭秘阎宝航谍海生涯

阎大哥有着一个极不平凡的家庭，父亲是大名鼎鼎的谍报传奇——阎宝航，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无人能及的贡献。这位深受宋美龄青睐的基督徒、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风度翩翩的国民党新生活运动总干事，在周恩来的信念和魅力的感召下，义无反顾地改为信仰共产主义，并成为杰出的红色谍报英雄。他深信，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积弱的国家和苦难的人民。然而不幸的是，文革中阎宝航夫妇，还有他们的二儿子，以及老阎家的另两位成员，受到残酷迫害而含冤去世。

阎大哥以第一名成绩从“俄专”毕业后，为苏联专家做翻译，七年无一句翻错，被称为当时俄文口语翻译的奇才，因而得以调进中南海，担任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首席俄文翻译，还成为中南海孩子们最喜欢的“小阎叔叔”。然而文革中他被打成“苏修特务”，在秦城监狱一关就是七年半。出狱的时候甚至失去说话功能，邓榕心疼地说：“那么英俊的一张脸都睡歪了！”这是由于长期只许面朝外一个睡姿造成的。

平反后，胡乔木调阎大哥去“大百科全书”任副总编，后又被彭真要去当了全国人大办公厅任副秘书长。1986年，中央要物色一位新统战部长，时任政治局委员的杨尚昆推荐阎明复，他说“小阎在秦城没有说过一句假话！” 就这样阎大哥出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很快他又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中国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阎大哥以他独特的主政方式、极强的服务意识、非典型的官员形象、真诚热情的个人魅力，获得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以及地方统战部部长们众口一词的好评。1989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阎大哥被一抹到底。

1991年，阎大哥被分配到民政部当副部长。从副国级到副部级，被贬了好几级，但他没有一点负面情绪，而是欢天喜地地去了民政部。见他又一番的豪情万丈，老秘书王健民既心疼又气恼地说“又犯过去那个德性了！”我也不以为然：“服从组织分配就得了呗！至于那么高兴吗？”有一位大哥干脆说“明复真傻，给个副部长也当？！”逢此阎大哥每每都会诚恳地说：“毕竟受党那么多年的教育嘛！”在我母亲眼里，耀邦和阎明复是党内最天真的两个人，她对阎大哥的坦荡很是赞赏，说“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阎大哥主动去拜访时任民政部长的崔乃夫，恳切地说：“我来民政部绝不拆台而是补台，是安定因素绝不是不安定因素。”上班没几天他就完全进入了角色，一张口就是“我们那儿！”还说“原来以为让我出来是象征性的，不会重用的，现在看不是这样的，还是真让干，给压担子，我分管了……部门”，他数了足有10个单位，都是民政部无关紧要的部门，别人懒得管，推给他，可他还挺高兴。一说起自己现在的一摊事，他总是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们他分工管残疾人和智障人，精神病院，养老院，弃婴院，荣军院，三项康复（白内障，小儿麻痹，聋哑），所辖5200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2亿多人。“过去在统战部，都是为民主党派、党外人士服务，现在在民政部为残疾人服务，都是一样的服务，只不过统战部层次高点罢了！” 还说“我以前一直在中南海，在中央领导身边，可谓高高在上，来到民政部后才真正接触到了底层的民众，才了解了社会。”

无论是孤寡老人还是福利院的孩子，都是阎明复最深的牵挂

阎大哥对天底下受苦受难之人有种本能的感情，他见不得穷苦人，见不得弱势群体。到民政部后，阎大哥的天性就流露得更加淋漓尽致。每到孤儿院、福利院或贫困地区，他常常情不自禁地流泪，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甚至摘下手表去救济人家。我就亲历过多次。一次阎大哥到甘肃临夏下乡，路上偶遇一位大脖子病（甲状腺肿）患者，他立即让部下送那位老乡去兰州手术治疗，一切费用由他全包。在孤儿院，他向演出节目的小孤儿们鞠躬，周围人员忙不迭地阻止：“不可不可！哪有爷爷给孙儿鞠躬的！”看到孤儿院里的胖厨师，他会莫名地愤怒，就因孩子们太瘦弱了……他不仅仅是动情，更是付诸行动。争取资源解决问题是他的擅长，例如在武汉儿童福利院，看到孩子们生活环境太差，立即打电话给台湾慈济会，要了2千万，并且现场办公，敲定配置工程，让在场所有人感动。

我曾见阎大哥讲述亲睹的民众之疾苦时，他眼圈红了，声音也哽咽了，说：“我们一定要为中国的穷人做事，能帮一个是一个，但是要真心实意地帮他们，保证募得的每一分钱都能用到他们身上。有些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太苦了，有些地方你都不能想象，简直就是一百多年前的情况！”

张学良与阎宝航是老乡加老友，他曾说“没想到玉衡有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儿子！”

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衡女士曾随阎大哥下去考察，回来后对我说：“不行，不行了！大哥见到穷人就止不住落泪，他掏钱我们也得掏啊！都掏得光光了！”

民政部老徐局长也向我“抱怨”：“这个明复啊，什么人都见，什么事都帮，他就说不出一个‘不’字来。特别有同情心，动不动就会流眼泪，掏光自己的钱包，万元的手表也会摘下来送给贫苦农民。”

1998年阎明复在慈善总会募款现场

1994年，在阎明复的一再坚持和亲手操办下，“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了。世界各个著名慈善组织纷纷开始与中国合作，从此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慈善事业。说阎明复是中国“现代慈善之父”一点都不为过。但他在这个并不涉权力的岗位上，也还是没能摆脱之前的阴影，难免遭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例如1998年华东大水灾，慈善总会一下子就筹到4.7个亿的捐款，远超民政部和红会。阎大哥曾两次去湖北灾区，逢人就激情感谢，只要时间安排得开，不管捐大钱还是捐小物，他都热情接见。但是他的善举却令慈善总会被宣传部门封杀了，无论电视台还是报刊都不准报道慈善总会的消息，特别是不准报他去灾区，电视里不能有他的镜头。总会同志想不通，可他大度一笑：“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不该去灾区，只要钱能用到灾区人民就好。”

“中国特殊（弱智人）奥运会”能融入国际并引进中国，也是在阎明复任上蓬勃发展的，它引导了全社会对中国1100万智障人士的关注和尊重。说起“弱智”不禁让我莞尔，想起了一桩趣事。阎大哥调到民政部后，先后担任过很多职务，但都是副职，夫人克良佯装不屑。某天，阎大哥一回家就兴高采烈地对克良说：“这次我担任的是正的了！”

“什么机构？”克良问。

“中国特殊奥委会主席。”阎蛮得意。

“怎么个特殊？”克良又问。

“就是指弱智人”阎回答。

“嗯，挺适合你”克良幽默地一语双关。

克良大姐才貌双全，可惜后来得了与我父亲同样的绝症，手术后突发严重情况。抢救时，原六局小郝拉着我一起去医院，明复大哥悲痛得一直流泪。这次虽然抢救过来了，但生命之火如风中之烛，最终还是熄灭了。

虽然慈善总会是阎明复一手创立的，但94年他还在任上，他请退下的崔乃夫部长出任了第一届会长，五年后他才担任了第二届会长。2002年底阎大哥退职时，慈善总会共募到至少10亿以上的善款（这在90年代也算是个天文数字了）。此外，总会还开展了多个誉满中国的项目，如“微笑列车”，“烛光工程”……阎大哥的挚友、美籍华人王嘉潋先生，就是在阎明复任会长后才进入中国，从1999年至今，“微笑列车”已为40万“唇腭裂”儿童做了手术治疗。

时任《公益日报》总编的刘佑平曾釆访阎明复，他问道：“您当过毛主席的翻译，又当过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政部副部长，还做过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要您自己总结，您觉得一生中最满意的事是什么？”略思片刻，阎大哥深沉地回答：“我自己觉得，这一生最有意义的是两件事：一是组织出版了中国的第一部大百科全书，二是主导创办中华慈善总会，并在此工作了5年。这两件事，前者是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后者是救助困难群众。”

为什么阎大哥把“救助困难群众”作为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两件事之一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自己认为的“党的多年培养和教育”，再一个原因，我认为是他的家庭教育。

大哲学家罗素在其名著《教育与美好生活》中特别着重提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阎明光大姐曾说“爱人如爱己”是阎家的家训，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阎宝航出身贫苦，早年在他的家乡辽宁海城办过“贫儿学校”，开慈善办学之先河。在陪都重庆时，阎公馆专门收容从东北来的抗日志士，小洋楼变成了骡马大店，人称“阎家老店”。阎宝航的子女也都继承父愿，在张学良的资助下，成立了“阎宝航社会公益基金会”，现已九十多岁高龄的明光大姐，至今仍奔波在慈善路上。这种“爱人如爱己”的训导，父母的潜移默化，加上与生俱来善良的天性，这就形成了阎大哥与我们这些革命后代有所不同的人生观。我们是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的政治环境中长大的。那种“爱人如爱己”的基督精神，与我们这些“正统”革命家庭的家训有点不一样。我想，这大概就是在官场上为什么阎大哥会那么与众不同的原因吧！

2012年，陶斯亮与先生理由探望阎明复

阎大哥从慈善总会退下后，从头开始学电脑，用了十年时间，在与病魔的艰辛较量中，终于在84岁那年（2015年），为党和国家贡献了一部近100万字的《阎明复回忆录》。此书有巨大的文献价值，特别对“中苏关系的演变”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这样评价道：“此书是20年来不可多得，可遇不可求的原创好书。”

阎大哥对十年著书的艰辛，也是一如既往的泰然。他在自序中写道：“如今，我已80多岁，这几年免不了多有犯病，幸得家属津利，南南精心的照顾。每天坚持散步，游泳，感觉自己记忆力还算清晰，思想也不迟钝，一边回想往事，一边记录过程，使我获得饱满的情绪和积极的心态，去更客观地对待历史，更乐观的地看待生活。精心收拾起过去的岁月，想来是很有意义的事。”

“鞠躬尽瘁”，阎大哥配用这个词！很多人都不知道，阎大哥在统战部五年，因无名高烧住院竟达66次，多么惊人的数字！他常常撕掉病休单，带着38~39度高烧坚持工作。人们只看到阎部长日益消瘦和苍白，但他那饱满的工作激情，怎会让人想到他是个病人呐？我是个医生，依我的判断，长期的牢狱生活损害了他的免疫系统，而统战部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环境很容易造成他免疫系统紊乱，从而反复引发无名高烧。最终他还是没能躲过自身免疫系疾病——重症肌无力，一种难治且可致死的顽疾。

那是2002年12月的一天，也是他退下来的当年，阎大哥被确诊患了“重症肌无力”。我去北京医院看望他，觉得他整个人都脱型了，眼睑下垂，眼球转动缓慢，吞咽障碍。由于咽喉部麻痹，说话得用鼻音，所以乌噜乌噜的，我忍不住的笑了，他竟然也跟着呵呵大笑起来，依然乐观如初。

从这年起阎大哥就失去了健康。18年来他一直在病中艰难生存，先看看他那惊心动魄又堪称奇迹的疾病史吧！

最早，于2002患上不亚于癌症的“重症肌无力”，4年后居然治愈。

2006年发现“肝占位性病变（怀疑癌）”，后自行神奇消失。

2007年因发烧使用抗生素造成全血相降低，诊断为“MDS”(白血病前期），医生说只能生存1-2年，结果控制至今。

2013年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医院通知家属准备后事，结果起死回生，连支架都没放。

2016年被护工失手摔得三窍出血，面目全非，面部多处骨折，他跟没事人似的，没有一句抱怨。

2018年初感染重度肺炎，恶化为“大白肺”，竟然奇迹好转。

2019年初，又发生“吸入性肺炎“（护工将酸奶误倒进他的气管里），且遇“血栓与大出血”的棘手难题，住进医院ICU抢救。

每一次都凶险无比，几乎必死无疑，但阎大哥以他一贯的达观和从容，对随时准备吞噬他生命的病魔竟毫无感应。他从来不提他的病，从来没有说过哪儿不舒服，相反，他整天都在寻找快乐，直到2018年还一直坚持游泳。而最让他开心的事就是吃。他病得那么重，一次竟能吃掉半斤三文鱼和一盘基围虾，可见病从不会影响到他那超好的胃口。对这种毫不在乎的病人，疾病奈他几何？

南南说阎大哥每次的康复秘诀在于“他对自己的病视而不见，总是关心别人。南方冰雪，四川地震，云南支教，救助早产儿……没他不惦记的。这次又全神关注战疫形势，时不时向护士寻问消息，心中装满了大爱和小善。关心别人，自己的病倒好了。”

台湾最大慈善会王执行长贺阎大哥九十大寿的对联“德为世重，寿以人尊”，短短八个字高度概括了大哥的一生。

在阎大哥最痛苦的时候，陈津利博士放弃事业，成为阎大哥忠实的后老伴。她无微不至、尽心尽力地照顾阎大哥，但命运多舛，这期间津利自己也两次患癌，但每次都受到阎大哥的感召，在病情稍稳定后又回到阎的身边，俩人相依为命，共同抵抗命运的残酷。

2020年年初，由于新冠肺炎，医院彻底隔离了阎大哥，不允许津利继续陪床，也不让明复大哥心爱的独生女儿南南来探望，这对阎大哥来说比病魔的打击还要致命，我担心他这一关怕是过不去了。国庆前夕，津利和阎兰终于获准去看望了大哥，大哥再次颠覆了我的认知！

津利在探视后发微信给我：“他的精神状态很好，看到他的气色好，眼睛发亮，还胖了一些，我们告他越来越年轻了，他笑了！我们与他沟通交流很好，替大家给他祝福，他还不断与我们说话，用眼神沟通，作手势，临走告别时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当然也含泪光和渴望）！”

这真是我没想到的，于是问津利 “不管病成什么样，大哥的精神一直没有垮掉，我想不明白，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

“什么力量支撑他？这似是人为什么活着的哲学命题，他从未亲口讲，他独自享受着对生命意义的领悟。不论躯体多磨难，他的精神一直扛着，让自己保持着和社会的认知，打破了精神科专家的‘消极’预后评估，他一直是那个不断打破各种预言的人。”津利如是说。

民政部一位同志在阎明复八十寿辰上，说了这样一段话：“向前八十年，这个世界上有了一个奇特的人。这个人出身名门，却充满了平民意识；这个人当过党和国家领导人，却没有丝毫官气；这个人坐了七年的牢，却对党忠心不改；这个人被贬到民政部，却干得更欢。这个人正直！善良！真诚得有些天真，慈悲得像个菩萨！”这个概括很到位。

但津利说的一段话更让我感动，她说：“明复是属于那种本能向往光明的人，哪怕只是从门缝中透出一线阳光，他也会拼命地朝那束光一点点趋往。”

阎大哥是为光明而生的人，所以他光明磊落，如今已九十高龄的他，还将继续向光趋往，因为他叫明复——周而复始的光明！

关黎黎：深情思念明复老师

令人尊敬的长者阎明复走了，深感悲痛！往昔的一幕幕不禁涌上眼前……

我与阎明复老师及他父亲阎宝航一家的渊源，要从我的母亲周岚参加革命说起。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中刚毕业的母亲从四川广安历经艰辛奔赴延安。她在延安女子大学工作时，结识了阎宝航的大女儿阎明诗。当时母亲担任女大党总支书记，明诗阿姨担任班长，母亲对从陪都重庆来的大小姐能在短期内适应延安的艰苦生活留下深刻印象。她们朝夕相处，共同的理想使她们成为亲密战友。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母亲与父亲关子展(时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 、人民防空局局长)摄于公安部某机构（现恭王府）

不久，明诗阿姨的妹妹阎明英（后改名高玲）也来到女大，成为明诗阿姨班上的学员。由此，母亲与阎家姐妹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多年后，才得知，当年是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安排，送阎宝航的四个孩子去延安。

1957年，我们家随父母从北京公安部调任上海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明诗阿姨告诉我母亲(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粉碎“四人帮”以后，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她的小妹阎明光一家要从北京移居上海。这样，我们家与明光阿姨一家也有了密切交往。记得幼年时，母亲就告诉我们，明光阿姨的父亲阎宝航非常了不起，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总理。

时光荏苒。1969年，我去了内蒙古插队落户。年底回上海，被父亲(上海第二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市委委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催促着说：你应该勇敢的奔赴抗击苏修的前线。

我听了父亲的话，于1970年初即赴“抗战前沿”。途经北京，阎明光阿姨叮嘱我要去看一下正在饱受煎熬中的她的母亲高素外婆。

1936年，阎宝航与夫人高素南昌留影

高素外婆既热情又安详地和我聊天，在场的还有黄安民。她告诉我：阎宝航和阎明复都被隔离，不知去向。高素外婆同时经受着精神和身体的摧残。

时间到了2015年。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举行隆重的纪念阎宝航诞辰120周年的活动，其中展出了阎宝航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过程中立下丰功伟绩的各种图片。我陪同阎明光阿姨一起参加了这一隆重的纪念活动。

在活动中，我第一次见到了阎明复。他当时腿脚已经不灵便了，但精神十足。他看着那些照片，不停地向我们回忆当年他父亲的那些故事……

他的眼中放射着异样的光芒。他不停的重复说：“姐姐，我们一起唱苏联歌！”

我们和俄罗斯驻中国大使杰尼索夫及在场的很多朋友一起唱了许多苏联民歌……

作者签名《阎明复回忆录》

同年，阎明光阿姨送了我一套《阎明复回忆录》。阎兰回忆说，爸爸真不简单！70多岁了，能够从不懂电脑开始学习操作，写下了洋洋洒洒的上下集回忆录，还有很多内容有待出版。

阎明光阿姨经常跟我念叨她的父亲以及在重庆的“阎家老店”，那是中共的一个地下交通站。他们一家用生命掩护和捍卫了许许多多的革命者。

阎明光阿姨和弟弟阎明复那时候还很小。但是他们已经接受了革命的思想，从此走上了开创新时代的道路。

明光阿姨与弟弟明复姐弟情深

这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家庭。他们的革命事迹生动感人，荡气回肠。

阎明复老师走了，他和他英雄的父辈一样，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阎明复老师的音容笑貌，深深印刻在脑海，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二0二三年七月十三日

杜导正：明复是我很敬重的老友

明复走了。

7月17号，我在病中写了三遍：明复是改革开放派的中坚人物。一路走好。

中国改革开放大业，他从来不曾动摇。

明复与生俱来的人人平等的信念，能掏出心对待一切人，使他得到广泛爱戴。他是我敬重的老友。我们住在同一大院，串门就步行。

明复写过很多篇很有份量的文章，用自己亲身经历述说中苏关系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以及党内斗争，留下珍贵史料。

明复的文章言简意赅，起到了拨乱反正的巨大作用，读者的来信来电非常多。编辑部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他，他也来杂志社看望编辑和员工。

为人低调的他，在很多大聚会上，总是把发言的机会留给他人。

《阎明复回忆录》出版后，他送了我一套，我一口气读完。我把沉甸甸的两册书放到小女手里，要她立即细细读，补补课。我告诉她，阎家老店为国家做出这么多贡献，明复他爸爸是西方教育精英，为救国投奔我党，才华卓越的他为反法西斯功不可没。

他坚持讲真话一生，从不讲假话，难能可贵啊！副国级的他到民政部扶弱扶残，明复却乐呵呵告诉我，有机会能为老百姓做点实事，真是太好了！

他还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慈善事业温暖了上亿的人心。

明复客厅有两幅字，一幅是启功在阎明复被一抹到底时送给他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另一幅是海南画家送的，从海南回来时，他特意从墙上摘下来带回北京：

讲真話一生 做实事几件

明复觉得这话很像他的一生。

我觉得，他做的事应该称作是共产党人的良心事，正是由于有他这样的一批纯粹高尚的人的存在，才使共产党有机会延续至今。明复高尚纯洁大爱的一生，就像漆黑大海里的一座灯塔，光芒四射。

有一次我过生日，他微信对我说：老杜，我是你多年來的老朋友、老战友。虽然我们渐渐老了，更多的时间里是在医院，那有什么，自然规律嘛！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很高兴，特別祝福您，生日快乐！

如今，斯人已故。但是，故去的斯人，不是凡人，他是熊熊烈焰中的凤凰。

他的一生都在燃烧自己，温暖他人。

他属于中国的脊梁！如今冉冉而升的他，到了更浩瀚的地方继续温暖人间！

他人格的光会指引人们向善，向明，向永恒的心。他是做人的楷模。

苏联卫国战争参加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英雄嵇直后人嵇钧生:

仔细看了《非凡明复，阎家老店光辉不朽》美篇的每一篇回忆，深受感动。

其中提到了阎家老店和姚艮夫妇。不由触发了我的一些记忆。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年轻的共产党员姚艮回乡探亲，正在在东北。于是他打算和一些抗日人士在黑河组织抗日游击队。为了得到武器弹药，姚艮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黑龙江对面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请求帮助。却被地方当局妄加“日本间谍”罪名，先后被送往远东、中亚、北极的劳动营度过了五年多九死一生的劳改生涯。

1939年4月姚艮被释放后流落到新疆，与党失去联系。1946年他到重庆找到“阎家老店”，在阎宝航的帮助下，由周恩来批准恢复了中共党籍。

姚艮一家在阎家老店生活时，与阎家关系密切。阎宝航夫人还认了姚艮夫人张春燕为干女儿。后来姚艮被派往东北长春铁路系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曾保护了多位过境的东北领导干部。

姚艮在苏联遭遇灾难时，遇到了一位建党初期入党，被派往苏联学习和工作，后被应征到苏联远东红旗军的嵇直。当嵇直知道姚艮的不幸遭遇时。虽然他无权直接解救姚艮，但他鼓励姚艮振作精神努力应对，还送书给姚艮，要他好好学习，不要丧失信念。使姚艮得到很大鼓励。

解放后姚艮调往公安部工作，后曾任办公厅主任。

1955年，经中苏两党中央批准，嵇直回到离别近三十年的祖国，经刘少奇建议，到公安部担任了办公厅副主任。从此他和姚艮20多年前的友谊得以继续。由于嵇直是我的伯父，所以我和姚艮夫妇也就有了较多来往，深为他的传奇经历感动，于是写了多篇文章宣扬他的革命人生。

我和明光大姐也曾有交往，当时她住在上海康平路，我们曾有书信往来，一次她来京好像是在中医院看病，我和儿子去探望她。她还送给我一张去美国看望张学良的照片。现在得知明光大姐健在，深感欣慰。祝她幸福安康。

一晃几十年过去，现翻看我当年写的阎家老店文章，一些已淡忘的事又涌上心头。阎家对中国人民的巨大贡献永存后世。

在此期间我也听到姚良夫妇给我讲的许多阎家老店以及他在新疆的故事。我也就和阎明复、李正文等有了交往。

为了宣扬阎宝航和阎家老店，在阎老遇难三十周年之际我写了多篇纪念文章，觉得阎老夫妇为革命奋斗的一生是应当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的。

“十年磨一剑” 百万字回忆录出版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阎明复回忆录》一书出版座谈会，2015年06月25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何鲁丽、阎明复、胡德平、邓榕、章百家、陶斯亮、陈小鲁、舒乙等出席。

《阎明复回忆录》（一）（二）两卷，讲述了作者少年时代、大学岁月、翻译生涯、文革遭遇以及恢复工作后的许多往事。全书跨越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从九一八事变到新中国改革开放，涉及众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

作者阎明复（中）与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鲁丽（左）、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林智敏（右）在座谈会上

书中作者深情回忆起自幼随父母频繁接触中共早期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别样年少时光，详细记述了作者从“哈外专”毕业后，在全总和中办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等领导人做了17年俄文翻译的非凡经历，其间亲历国际共运的转折历程和中苏关系由“蜜月”走向分裂的全过程；书中还有作者对“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受迫害被关进秦城监狱的痛苦回忆，直至恢复工作后任大百科出版社副总编时，积极选调大批尚未摘帽的“右派”高级知识分子参与编撰大百科全书的诸多往事。其中许多有关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的史料尚属首次公开。

阎明复，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阎明复在自序中写道：

写回忆录的初衷是，作为中办翻译，我曾在伟人们身边工作了十年，亲历了中苏关系从‘蜜月’到冷战的过程，想把那些历史事件真实记录下来。

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座谈会上谈到:

阎明复10年前开始着手撰写该回忆录，目前出版的两卷本《回忆录》，近百万字，承载和饱含着阎明复近十年的心血。其间，他对每一段史实、每一个细节都认真回忆、仔细核对，真正做到了“十年磨一剑”。从出生到求学，从为最高领导人做翻译到含冤入狱，在作者充满感情和历史同情心的回忆中，读者能充分感受到个人命运、家庭命运和民族国家命运的相互交织、碰撞与融合。

邓小平之女邓榕、胡耀邦之子胡德平

邓 榕: 能作为老阎的手下非常幸福

他很和蔼，对人都是与人为善，他跟人很亲的，但是其实他对工作的要求很严。因为他主管外事局，他有时候也挺急的，他真急起来也蛮严厉的，他工作要求很高，作为他的部下向他学到很多东西，也非常幸福，我跟他们这一家人非常非常的亲密。后来老阎到人大常委工作以后，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在人大常委研究室那么多年，但是他一直是我的领导，我们所有人大常委的人都叫明复。那时候人的风气是这样，不加官，不像现在没有名了，直接叫部长了，我们就直接叫他明复，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中央政治局内部，也都是称同志也不称官职的，总理是叫总理，少奇、小平都这么叫。

我跟他们这一家人的感情，像家人一样。老阎他这本书不光是写他自己，也不光是写的历史，他写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很多都是我们的前辈。里面写了毛主席、总理、少奇伯伯，写了我们老爷子，写了彭真伯伯，写了杨爸爸，还有很多那时候参加中苏论战的人，实际上展现了我们中共中央的一个群像，所以看到这本书以后我特别感动，就是你不但看到这段历史，还看到这些人，我看到他们在历史中间他们的故事，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不了解的，所以看了以后也是感慨万千。

今天特别是看了这么多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都来了，我们应该感谢，从我们这个角度应该感谢老阎写出这本书，还原历史也展现了父辈们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他们的一些故事和他们的活生生的形象，这个是我觉得看这本书第一个感觉。

(左起)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会长徐瑞新、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杨尚昆之子杨绍明、陶铸之女陶斯亮在座谈会上

陶斯亮: 他把阎家老店的精神传承了下来

我觉得看了这本书以后，我个人的体会，就是我对阎部长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也解答了我几个问题，我原来到统战部工作，在阎部长领导下工作两年，我始终觉得阎部长不像高层领导干部，他身上总有一些很独特的东西，就是我妈妈说的就是特别的天真，就是对什么人都那么诚恳，掏心掏肺的，从来不严厉训斥什么人，不摆官架子，也不是那样的思维，特别开明，非常地能够吸纳所有人，真诚对待这些党派。我看过他批评民盟，因为他们在烟台开了一个会议，有一些不好的倾向，但是他以民主党派子弟的语言，但又是站在党的统战部长的立场上，所以使得他让人家心服口服，所以他做统战工作非常有成效，大家非常爱戴他。我后来还问过他，我说阎部长他也没有一点心计，我甚至觉得他也不会看人，我问他你在中南海跟着中央领导那么长时间，我说你就没学点什么，我说怎么在中央领导身边潜移默化也能学点什么斗争艺术。阎部长当时的给我答复说，那几年我都被关在秦城监狱里什么都不知道。

当时真的没说服我，后来我看了他这本书以后，我就找到了答案，他就是阎家老店的这种精神传承下来的，就是他的父母经营的阎家老店，我觉得真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特别是有像阎部长这样的一些特质、有这样的人格魅力。阎部长之所以是一个非常独特人格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我觉得他的根在阎家老店在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他对当官这点是从父亲母亲那点秉承来的，他有很清醒的认识，今天很多人腐败堕落，就是把这个官是什么样的定位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觉得阎部长在当统战部长的时候，就非常明确这个统战部长意味着什么，到民政部特别明确民政部长，他曾经跟我说过，他说我们当官就是服务，他说我在统战部也是服务，到民政部也是服务，只不过统战部服务的是知识分子，层次高一些，我到民政部服务的是广大的弱势群体，但是都是服务，所以他很早就没有把官当做一个我可以享受特权，可以耀武扬威或者怎么样的，他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公仆，服务老百姓的人，这一点他认识非常清楚，这是我非常佩服的。

阎明光发言

阎明光: 弟弟从小就有一颗慈悲心

我是阎明复的姐姐阎明光，我和弟弟从小一起读小学，中学印象最深的原来离家很近的就是在八路军办事处附近的小学，后来父亲得到消息，特务冒充老师跟踪我，所以父亲立刻把我们转到离家很远的学校，妈妈给几个铜板，中午在学校附近吃担担面，明复经常饿着肚子找我要钱，他把吃午饭的钱给了贫苦的同学了，弟弟从小就有一颗慈悲心。

我们家那个时候被称为阎家老店，东北救亡总会的叔叔伯伯，总理亲自交代父亲当时要掩护接济的，陶行知、还有沈钧儒的侄女，还有李公朴在昆明遇难以后他的夫人，还有东北的流亡的很多的难民，三层楼住满了，在院里搭帐篷，所以我和弟弟经常半夜里给叫醒，就打地铺，让给客人来住，另外人多了，钱不够，妈妈还带着我和弟弟到下面摆小摊，用旧物换钱。在细节上，年幼的明复弟弟总是非常快乐地帮助妈妈，我回忆弟弟的善良，弟弟年幼时候就很懂事。

今天出席弟弟回忆录的出版座谈会，我非常激动，弟弟真是很不容易，感慨万分，我为弟弟的乐观、执着、坚强、勇敢、百折不挠深深感动，我向我亲爱的弟弟表示祝贺。我们都老了，我今年刚刚满88岁，但是我觉得我们还很年轻，特别我弟弟很年轻。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现在老了更亲，我弟弟年轻，要向一百岁进军。

阎兰讲述对父亲出书的感悟:

一是亲力亲为，严肃认真。爸爸无数次去档案馆查阅资料，在那一待就是一天，中午就在路边小饭馆吃点东西，半夜里想到任何细节都会爬起来用小纸条记下来，再反复核实。

二是认真好学。爸爸70多岁开始写回忆录，接受新事物却比我快，靠着电脑的语音输入和手写输入发完成了大部分文字写作。

三是尊重历史、真情写作。写到父母离世时悲痛落泪，写到童年趣事又哈哈大笑，定位为历史的见证人是最准确的。

阎兰透露，父亲的后续作品也将出版。

胡德平：在《阎明复回忆录》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本文系作者（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2015年6月25日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的发言。

尊敬的明复老部长，各位来宾，我做个发言。明复同志这本96万字的回忆录内容充实，他感人的家庭历史和书中丰富的史料，都极大地提高了这部回忆录的历史价值，尤其是其中对中苏关系、十年文革和改革初期的历史回顾，值得人们仔细研读。

我是在1986年调到统战部的，在明复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三年。那时统战部的工作是全国党政部门中最活跃的部门之一。今天我们当年在统战部工作到会的就有五个人，刚才斯亮大姐说的话非常好，我本来想对统战部的事再说一点，为了节约时间就不说了。当时各界的统战对象列为十类，统战部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统战朋友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给工商界人士摘下资本家的帽子，真是拨乱反正，视民如伤。同时，围绕着党的基本路线、经济建设中心、一国两制等问题，统战部还团结了大量的港澳台朋友及海外侨胞，真正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为振兴中华而全力奋斗！当时工作最投入、最繁忙的人非阎明复同志莫属。我记得在1986年底全国统战会议召开之际，明复同志发着低烧，却仍坚持为大会的筹备工作日夜操劳。现在想来，三年的时光真是太短暂了，若能再多若干年，当时的统战工作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

对于明复同志的回忆录，我首先阅读的是中苏关系从结盟到破裂那个时期的回忆。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见证人，明复同志说：“这部分回忆，气势恢弘，规模盛大，洋洋洒洒几十万言……，而构成这部回忆录主线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影响世界的风云人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赫鲁晓夫、苏斯洛夫……以及由他们而产生的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我因置身其中，见证了这段历史全过程而感到荣幸自豪。”这段历史确实太重要了，这本回忆录我还没有全部读完，但是关于中苏关系的这段历史我读过了，我想谈三点学习体会。

一、中苏两国留下的友谊不可忘却

中苏两国在历史上的友谊是不能被遗忘的，更不能因两国曾经的不愉快经历而刻意抹杀这段历史。

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建国初期，苏联援建中国的156项大型企业项目，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从书中援引的材料看，斯大林当时讲过这样的话：向中国派的人，不仅要传授经验和知识，而且要知道还能从苏联要些什么。所以派出去的人不仅是本行业最优秀的专家，而且应该是胸怀全局的人。回忆录中是这么引用的，而且这一精神付诸于实践，苏联派专家高峰时期曾达到1390多人。专家们经常告诉中国的同行，除现有的工程、设备材料，你们还缺什么资料，哪些方面还要增加专家，只要中方提出来，这些申请就会很快得到满足。往往这些新增加的资料，会成车皮的运往中国。

1951年因苏方供货严重拖欠，斯大林撤换了十几个部长和副部长。中国不是无偿地要苏联的这些援助，是要付款的。中方支付苏联的货款，每年高达1亿到1.2亿美金，这是侨汇所得。中国在50年代每年支付1亿到1.2亿美金，折合到现在多少钱？1959年至1960年，我国的侨汇发生了变化，中国便以黄金换取外汇支付苏联。大跃进期间，苏联专家从纯粹的经济技术观点提出的批评和质疑，其中很多地方无疑是正确的，比如小高炉问题、厂长与党委书记关系、革命热情与物质利益关系问题。苏联专家看不起群众运动，我觉得这是苏联不对，但他们也不是恶意的。对我们的党委在工厂里一切说了算、不强调物质利益，人家提出批评，我们的观点不一样，这不是恶意的，但是我们还是难以接受。彭德怀还要挨批。在大跃进造成饥荒以后，苏联确实要给中国一百万吨的粮食，这能救活多少人？原来我听说过这话，不敢相信，但是明复这本书说了这个事，我觉得应该相信。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大家冷静了不少。 1982年，勃列日涅夫在苏联阿拉木图发表谈话，希望跟中国恢复关系，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1984年，阿尔希波夫访问中国。当时有一种说法很好，阿尔希波夫以中国大使馆客人的身份访问中国，我们不欢迎，但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我们是欢迎的。这是一句很真诚的话。阿尔希波夫来华后，见了很多当年的老朋友，他回国后写了很多回忆文章。这个工作也是国际统战工作，就是这么一句话，对于中苏两国之前的那些矛盾、争论，大家释然不少，我觉得很好。明复同志在回忆录中写了一些很生动的故事。例如，因为中苏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的苏联专家，只要拿着工作证，一个小红本，在中国出入哪里都没人限制。当时鞍钢来了几位苏联专家，问中共中央在哪，问中南海在哪，问毛主席在哪，中方工作人员都为其提供了方便，最后真的见到了毛主席。这是很生动的细节。另外，苏联有教条主义，刘帅学苏联经验挨批了，刘帅说道：对于教条主义，不要怪老师，应该怪我们学生，人家的经验你自己分析，我们有自己的经验，我们有自己的根据地，我们建国了。刘帅的话多么智慧。明复同志书中的这些细节又唤起我们的回忆，当然两国之间不是没有矛盾的，这些好的东西要记录下来。

阎明复会长与国际联合劝募协会签订合作协议，扩大与境外慈善组织交流合作

二、中苏论战的历史教训

中苏论战的历史教训是什么，我也没有完全搞清楚。明复回忆录有史料有史论，看完这本书我的认识有了提高。是否可以说，中苏两国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谈不了，有什么问题不能够解决，非要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非要最后动“核手术”、“外科手术”，真是没必要。是中国指责苏联变为修正主义更接近实际，还是苏联指责中国教条主义更恰当？如果苏联不受修正主义的严重影响，为何三十年后又垮台了呢？如果中国党不受教条主义影响，为何以后“左”的思想日益发展，最后竟然演变为十年浩劫呢？这些问题至今也没有让许多爱想问题的中国人完全搞清楚。我觉得明复在回忆录中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有所回答。从书中知道，刚才李静杰也说了，2009年11月受江泽民和曾庆红之邀，阎明复、李静杰、张德广、李凤林用了四个半天，向江泽民做了汇报，陈述了中苏关系变化的过程，并形成了文字材料。希望党中央在适当时机对这一严肃重要的中苏关系问题做一总结，有一个说法，哪怕组织几次认真的讨论也好。起码明复同志的这本书就是一部记录详实的资料，这些同志还健在，抓紧这一时机，已成为一项必须要做的极有意义的工作。

明复同志从一名重要的、内行的俄文翻译，最后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1989年5月16日，经小平同志同意，阎明复参加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谈判。邓小平当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的空话。”“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话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我认为邓小平同志说的实质问题是符合实际的。书中说到师哲同志要离开俄文翻译工作时，就透露了党中央领导人真实的感情。这是理解中苏关系的一个脉络，小平同志说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突破口打开了。明复同志说：“中苏大论战脱离了已经变化的历史实际，成为一场‘空对空’的论战。”这一分析与邓小平的观点完全一致。书中又说与会者一致认为中苏大论战是一场“空对空”、“左对左”的论战，大论战是历史悲剧，从总体上应该否定。态度更加鲜明。我认为这种认识则又进了一步。而我认为这种认识还应该继续研究下去，但是不是“空论”，要作为经验教训，让中国的党员和老百姓基本上有比较多的正确看法才好。

三、中苏论战中一些新的思考

总结中苏论战这一历史事件的新思考，这是很有意义的。在讨论中苏论战时，与会者的一些观点，是我原先从未想过的问题，这些问题使我对这一论战的复杂性有更深一步的认识，如说赫鲁晓夫是“左”而不是右。大论战实际上是以中国的“极左”反对赫鲁晓夫的“左”。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是有批判的，对斯大林体制有所改动，但是对斯大林内外政策、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理论体系的基础，基本上是继承下来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消极影响是次要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我觉得这是新的提法。为了重新振兴社会主义，必须对斯大林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上这些观点，我认为提出来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要把历史问题搞清楚，就要有新的眼光。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是有建设性的思考，实事求上的研究好。

至于有的同志认为大论战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一，中国彻底摆脱了苏联的控制；第二，打破了苏联在国际共运中一统天下的局面；第三，为中国独立于苏美的国际战略地位创造了条件。但是不同意的认为这是歪打正着，我想说何止是歪打正着，这种看法很难说有什么逻辑关系。自从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我党就开始寻找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这才是逻辑的必然，苏联的赫鲁晓夫下去了，中国的赫鲁晓夫越找越多，不知道赫鲁晓夫为什么这么多，所以我觉得不要说歪打正着。

后人评论前人确实是很困难的事，也是很重要、很谨慎的事，但历史无情，后人评论前人总是一件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总结这段历史，对今天来说，一个重要的警示，就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正如书中一语道破的那句话，“中苏大论战的实质是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毛主席压根看不起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逝世后，他是国际共运的当然领袖。”“双方都力图把对方党的最高领导人搞下台。”我认为这本书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材料，而且明复同志可谓是当时历史的见证人，他写出来更可信。在明复同志的领导下，我们曾在一起工作，我觉得如果这个会再开放点，统战部的老人会来的更多。

最后希望明复同志爱惜身体，健康长寿。感谢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感谢人民出版社黄社长。

李忠杰：宝贵的历史见证和思考——评《阎明复回忆录》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历史是什么？是诗？是画？是山？是海？如果是诗，那它不仅有美的韵律，更有情的迸发；如果是画，那它不仅是色彩的调配，更是现实的融冶；如果是山，那它不仅有高大和伟岸，更有严峻和深沉；如果是海，那它不仅有磅礴的气势，更有无限的内涵。

看了由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的《阎明复回忆录》，我首先想问：我看到了什么？当然，首先是历史的记录。但是，也可以说，是诗、是画、是山、是 海，至少是诗画山海的一个侧影。

回忆录记载了作者亲身经历的那些特殊岁月、重大事件、既不寻常又很有代表性的历史变迁，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带给我们许多深沉的思考。

上世纪80年代，我曾列席过一次阎明复同志以书记处书记身份在中南海主持的小型工作会议，对他的领导能力和干练作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的本行是研究国际共运史，后来又负责中共党史工作，他的回忆恰好是这两种历史的交集。所以，对他记录的所有事情我都怀有极大的兴趣。阅读之后，就形成了 四个方面的感想和印象。

一、殊为珍贵的历史见证

作者在书中反映的是几十年波澜壮阔而又风云变幻的历史。不同阶段的记录都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他亲身经历的国际共运从全盛走向分裂的转折过程，以及中苏关系由“蜜月”走向冷战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作者1949年到全总，然后进中办，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做了17年俄文翻译，有时还承担了翻译之 外的任务。作者在这段时间经历的重大事件，不仅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当时以及后来中国政治的走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有的甚至延续到现在。因此，人们迫切希望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些改变历史的事件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中苏两党两国的领导人到底是怎样思考问题和 做出决策的？

很可惜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决策者和当事人没有留下他们最权威的回忆录，但还是感谢具有另一种特殊身份的作者，记录下了他所耳闻目睹的 大量事实，包括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会议、访问、会谈、信函往来以及个人交往。这些记载，既有重要的会谈，又有幕后的细节。既有严谨规范的文献，又有新鲜有 趣的故事。而且当年双方或多边领导人的对话、信函、电文，很多都是经过作者的口与手转达和交换的，所以不仅非常直接，而且非常准确。通过作者的记录，我们 不仅知道了很多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了解到背后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不仅确证了很多事实，而且澄清了不少传闻。

研究历史，就是“复盘”历史。除了最基础的档案资料外，也需要尽可能多的人员见证，这样才能多角度地考证比较、还原真实。作者把自己定位为 “见证人”，非常谦虚。这个“见证人”不是远远地站着旁观，而是置身事件的中心，虽然并没有参与决策，但却可以全面客观地记录下发生的一切。所以，本书的 特殊“见证”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二、社会变迁的重要侧影

除了中苏关系的见证外，回忆录中记载的作者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改革开放后的创造性工作，作为一个侧面和剪影，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生活新探索，反映了党和国家遭遇的重大曲折和灾难以及后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折。

作者的父亲阎宝航先生，作为一个传奇人物已经广为人知。而作者对其父母及其家庭经历的回忆，更为直接、丰富、准确和客观。除了关于纳粹德国 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外，还有当年关东军在东北布防的详细情报、日军将在夏威夷胡瓦岛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报。这样的贡献，意义何其深远。作者记载的诸如 此类的历史事实，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一个特殊家庭以及一批相关人士的爱国情怀、卓越贡献和品德风范。

作者本人及其家庭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也同样反映了当年那种荒诞的社会沉沦，反映了文明被野蛮挤压的不幸，反映了党和国家历史上的 一段曲折。改革开放之后，作者全家如同其他无数个人和家庭一样，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些波澜起伏的历史过程，无论评价如何，都应该首先真实地记录下来，不能 任意被“虚无”。因此，作者对于自身和家庭经历的记载，无论在历史的实际进程还是文本载体中，都同样是宝贵的。

三、鞭辟入里的深刻反思

作者强调，这本回忆录的主要任务，是记载自己对于历史的见证。至于是与非，应该留给读者和历史去判断。我很赞赏这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当然， 无论何人，对历史总会有自己的认识。而且，记载历史，根本的目的还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所以，在非常客观的记载中，作者还是做了一 些画龙点睛的点评，或者适当集中地提供了自己或他人研究的成果，对当年很多重大事件的来由和影响，特别是由此产生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非常难得的是，作者掌握和提供了苏联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与阿尔希波夫等人进行了直接的探讨，对读者而言，这一角度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进行分析 比较。作者也梳理了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后阐述的重要思想，用事实证明了这些思想的重要性、科学性。据此，作者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观点。虽然我认为作 者和其他人的个别观点还可以商榷或深化，但总的来说，作者反思之精准和深刻，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从秦城监狱的抗争等特殊经历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作者品行正直、无私无畏、敢于实事求是的特点和对于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责任感。而从他对历史的反思中，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他把握大局的能力、明辨是非的水平、与时俱进的精神和那种直面现实、维护正义的胆识和勇气。

这种精神和态度，其实是国家进步所必需的。当年的中苏论战，不仅如作者所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且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动 因。由于受保守僵化体制观念的束缚，把世界潮流的发展变化误认为是“修正”“复辟”，并将所谓的反修斗争引入国内，要搜寻和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终致 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找出这种内在的逻辑，不仅对于解读当年的历史，而且对于吸取教训、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确保国家继续走“新路”，不走“老 路”和“邪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者提出的两点“希望”：一是“我们已认准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就自觉地走下去。”“党际关系的 ‘四项基本原则’应该坚决奉行并坚持下去”；二是“要正确认识自己，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大国，以大国自居，不能在别人面前称霸”，也就更加体现了一个过来 人的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值得我们仔细掂量。

四、实事求是的精神风格

我从事国际共运史和党史工作数十年，深感党史工作要做到实事求是其实很难很难。回忆录和口述史等等，都不是完整的历史，作者的回忆也不一定 绝对准确和全面，所以，我在工作中一再要求，对各种回忆录和口述史等都要非常细致地加以考证、比较和鉴别。但在《阎明复回忆录》里，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作 者在坚持实事求是上做了最大的努力，而且很有特点。

一是本着提供见证的态度记载历史，并不期望由自己得出结论或立刻做出结论，而是尽可能为历史研究提供素材，留待人民和历史积淀之后做出结 论。所以，作者的记载都力求客观，据实写来，不受一时一地的风向影响。也不是简单地抽象、概括，而是尽量具体、翔实。很多还提供了当年的原始记录和档案文 件。

二是在写作过程中，不仅依靠自己的记忆和笔记，而且查阅了当年的很多档案资料，还借助亲友的资料和回忆加以核实。有的如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布防情报等，还直接到俄罗斯寻查，使一些重大事实得到了强有力的档案印证。

三是对自己不溢美、不掩过。对当年自己所犯的过错，例如同意南斯拉夫代表团参观未经审定的展览，从而引发一场风波之事，他都如实写来，承认错误。

四是公布了自己受审查时写的检查。这是很少有的。当年受审查者的检查或揭发，都是重压之下被迫所写，其荒诞性不言而喻。所以，后来在平反昭 雪以及清理档案时，大都销毁了。这从政治角度来说，可以理解；但从历史角度来说，非常可惜。这些材料，其实真实地反映了当年历史对于人性的扭曲。虽是扭 曲，但也是历史，从中，可以读出很多苦涩和别样的教训。作者大胆披露并进行剖析，实事求是可见一斑。

五是文风严谨，考据扎实。作为一流的翻译家，他对俄文的理解和翻译无疑是最准确的，但对于当年使用的一些特殊词汇，如俄文“胡造”“搞掉”等，因事关重大，他还是把俄文原词加以注明，供读者分析判断。这种态度值得学习。

父亲最大遗憾: 未能救出汉公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病逝于夏威夷州檀香山斯特劳布医院，享年101岁。

将军长寿，但按其本人说法：

我在1936年就已经死了。我的事情就只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

历史学家唐德刚曾问张学良：

汉公，你这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

张学良回答：失败。

为什么呢？

一事无成两鬓白。

2001年1月17日，曾三次赴美国探望过张学良的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和姐姐阎明光再次赴美，去为他们敬重的“汉公”最后送行。

行前在北京二龙路一栋大厦七层的办公室内，阎明复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一本书，封面上印： 阎宝航纪念文集 张学良书

阎明复说：

1997年父亲百岁诞辰时，辽宁人民出版社要为父亲出版纪念文集，汉公亲笔题写书名，还为纪念父亲的画册题字。

阎明复的父亲与张学良是辽宁海城同乡。

我的父亲比张学良大5岁。1921年他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做实习干事时，张学良经常来青年会打网球，学英文；父亲创办“贫儿学校”时，张学良捐了好多钱，两人从那时起就认识了。因共同崇尚新思想，父亲与张学良结成莫逆之交。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吕正操纪念阎宝航行诞辰一百周年题词:

一生奋斗 千古流芳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纪念阎宝航诞辰一百周年题词:

抗日救亡多壮志 精诚报国写春秋

阎宝航: 吾之最大欢悦，莫过于同胞骨肉彻底解放

1 敌人的风暴还在头上吼叫

黑暗的势力还在喧嚣

我们和敌人进行战斗

谁胜谁负等待我们答复

为工人前途 我们要勇敢

骄傲地举起战斗的旗帜

这是我们全民伟大的旗帜

为美好世界和神圣的自由

我们的斗争神圣而正义

前进 向前进 工人兄弟

2 工人不断受到饿死的威胁

弟兄们难道能沉默不言

我们战友年轻英勇而果敢

难道还怕断头台的残酷

我们的战士为自己理想

在伟大的战斗中光荣地倒下

他们的美名随胜利的歌声

永远留在千百万人民心上

我们的斗争神圣而正义

前进 向前进 工人兄弟

3 我们对帝王是仇深如海

人民的苦难锁链沉重

宝座之上流满人民的鲜血

我们用鲜血染红敌人

对所有敌人和一切寄生虫

我们都要给以彻底地肃清

不管他是沙皇或财阀

我们胜利的时刻就要到来

我们的斗争神圣而正义

前进 向前进 工人兄弟

父亲阎宝航给阎明光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打回老家去”，每谈及此，父亲愤慨不已。

1938年保卫大武汉期间，时年11岁的阎明光在“九一八”大会上演唱《松花江上》，全场含泪合唱的情景令她终生难忘。

吾之最大悲痛

莫过于民族同胞惨重牺牲

吾之最大欢悦

莫过于同胞骨肉彻底解放

1942年皖南事变之后，阎宝航在日记中坦露出的此番独白，是其在凶险四伏的革命道路上孜孜前行的强劲不竭动力。

民国初年，辽宁海城旧照

阎宝航，字玉衡，1895年4月6日生于辽宁省海城县望台乡小高力房村的一户贫苦农家。家里五间厢房，院门朝东，当地人称“东大门”家。父亲阎成德，母亲董氏，姐妹三人，弟兄六人，阎宝航排名老四，三兄和六弟早夭。家中还有爷爷、奶奶，叔、侄、姑、嫂等二十余口人。

小高力房村位于太子河的下游，距渤海口不足百里，这里地势低洼，水灾不断，阎成德一家老小，辛苦劳作，日子仍过得很艰难。如果遇有灾年，更会缺吃少穿，常常靠挖野菜、喝稀粥度日。家境困窘，阎家只能勉强供次子一人读书，老四阎宝航从8 岁到 12 岁除在农忙时随父下地干农活外，就一直当起了猪倌。

1895 年 3 月，中日甲午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日军为攫取辽东半岛，通过海战占领了山东威海和辽宁的旅顺之后，开始向辽东各地发动疯狂进攻。

阎宝航出生11 天后，清朝政府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所属诸岛、台湾全岛以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迈出了侵略中国重要的一步。后来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都是甲午战争的继续和恶性发展，这个近代史上的大事，同阎宝航的出生是历史的巧合，但对他一生奋斗的经历，的确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

晚清私塾旧照

因自幼家境贫寒，父亲12岁时还是猪倌。

阎明光讲述，童年的父亲常到私塾窗下听课，蒙范懋修先生发现他天资聪颖，免费接纳入私塾。他发奋苦读，并练得一手好字，是范先生最喜爱的学生。

从私塾出来时，邻村大望台成立了洋学堂——高等小学校，创办者范传禄学向高深，为人正直而又和气。

在范懋修老先生鼎力支持下，阎宝航进入高小洋学堂深造，学习总是优等。当时高小为四年制，他两年里就毕业了，成为佼佼者。

奉天两级师范学校

1913年，18岁的阎宝航考上当时东三省的最高学府——奉天两级师范学校预科，轰动了乡里。

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初名为奉天师范学堂。1905 年 3 月，盛京将军赵尔巽选定在省城大南关般若寺左侧设简易师范学堂，是月开学。翌年 5 月，他将完全师范学堂并入，定名为奉天师范学堂，1907年更名为奉天两级师范学堂。校址设施，规模宏阔，当时可为全省各校之冠。创校伊始，师资不足。学校多方延揽，对专门学者不惜厚加礼聘，唯才是求。学生的学、膳、宿、杂等费一律免收。东北近现代有影响的人物如杜重远、卢广绩、关吉玉、王卓然、宁恩承等人，都毕业于这所学校。

在奉天两级师范预科班里，阎宝航“是 11 班最优秀的学生，总是第一名”，他“学科文史都好”。他还是学校体育场上的积极分子，是当时省城出色的足球队、篮球队队长。1915 年，学监李向阳组织学校体育选手去天津，参加华北第二届运动大会。阎宝航作为篮球队队长参加。李学监后来指定阎宝航为他的体育助理，他便积极组织全校各项体育活动，很有成绩。

当时在沈阳有一个来自西方的组织一一基督教青年会。阎宝航在奉天两级师范学院上学时，同母亲高素桐一起入了基督教。

民国年间的奉天师范学堂

1914年，阎宝航即被11班同学推为班长，随着经历和阅历的增长，阎宝航逐渐开阔了视野，开始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乘欧洲各国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之机，于9月间派兵强占胶济铁路沿线及青岛。1915年1月，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5月9日，袁世凯皇袍加身，为取悦于日本，准备接受“二十一条”。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奉天两级师范学生也开始反袁斗争。

阎宝航积极组织成立行动学生会，领导全校反袁斗争。他出墙报、办板报，书写反袁文章，大造反袁舆论，登台讲演声讨卖国罪行，成为全校反袁斗争核心人物。

奉天贫儿学校

青年时期的阎宝航

1917年，阎宝航在“在临毕业的一年中，每逢星期日就约两三个同学到附近乡村私塾”，进行教学实习。阎宝航在读书期间一直思考教育问题，探索救国之路。

通过毕业前的教学实习，他越发感到，只有教育才能富国强民，中国日后，不但要改革陈腐的教育内容和僵硬的教学方法，更要普及教育。他对同学张泊说:

教育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我国学校教育不能普及，在城郊尤其在农村，在一般家庭尤其在贫苦家庭，这么大范围的青年子弟，不能受到相当的教育，实在是国家一大损失。

我们提倡普及教育，固然不是为军阀们造就人才，而是为国家民族培养柱石，使多数人懂得做人的道理，成为公德心强而又有一技之长，爱国爱乡的上进青年；要从小处着手，使贫苦人家子弟有上学的机会，穷苦人在国民中间总是占着多数，而一个国家的强弱与国民受教育的人数多少和受到教育的内容与程度，关系十分密切，日本便是一个例子。我们学师范的学生，应当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为普及教育尽其绵薄之力。

民国初年奉天街头

阎宝航经常和同学到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参加活动。青年会活动颇有新气息，吸引许多青年来参加活动。有一天，他在青年会图书室里读到一本日本人写的提倡社会主义的书。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当夕阳西下，散步郊野，但见断碣残碑，荒冢累累，其中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无机会发展天才，造福人类。

这段话使他非常感动，几十年后，阎宝航每谈起这几句话时，仍然大为动容。他所以成为风云人物，这几句话对他的激励作用，也许是不可估量的。当时也正是这几句话，使他下定了创办贫儿学校的决心，并且由理想而采取行动。

1918年阎宝航以全优成绩完成5年学校教育后，谢绝多方聘任，担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青年会推崇“造就青年，服务社会”。一直崇尚“教育救国”的阎宝航，于当年创办奉天贫儿学校。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旧址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当时设在大南门里一座大庙——景佑宫里，这里有房屋三间，青年会利用这里开办英文夜校，有桌、凳、黑板等简单教学设备，夜间上课，白天闲着。阎宝航灵机一动，何不借此一地两用？他与青年会总干事普赖德（美籍丹麦人）谈出自己的想法：

我想了很久，打算招收一些贫苦儿童上学，由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做义务教学。地点选在景佑宫青年会夜校教室，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普莱德很欣赏阎宝航的建议，认为创办贫儿学校，符合青年会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欣然同意，并临时捐助现款10元，支持阎宝航以做开办费用。1918 年 4 月 18 日，阎宝航创办的“奉天贫儿学校”开学。办学宗旨是:

专收无力就学之贫苦儿童，授以生活必需之知识技能，并注重道德教育，以完全其人格。

当时，一些到青年会参加活动的外国人中有愿意学汉语的，阎宝航请普莱德牧师介绍自己做外国人的中文教师。这样，他靠自己每月教中文得到的7块钱，以3元维持个人生活，以4元钱补贴学校。他把这个钱用到教学上，每天自己做饭，靠咸菜佐餐。他“自己当校长，兼唯一的教员和公务员，夜间就独自一人睡在大庙里”。

过了一段时间，正赶上过端午节，阎宝航看到几个学生家过于贫穷，过节连粽子都吃不起，便筹得一点钱，给每个学生二斤白面。时间不长，人们对这所贫儿学校才放下心来，阎宝航的学校，白念书不花钱，还供课本、纸墨的消息便传开了。创校一年后，尽管设备较差，学生成绩却与公立学校大致相当。加上不纳学费，供给用品，比公立学校更优越。

郭松龄（1883—1925），字茂宸，沈阳人，奉系军阀爱国将领

奉天贫儿学校创办之初，在这里任教的老师，除了清一色是高学府两级师范毕业的如阎宝航、张泊、关思久（关纯厚）之外，还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她就是郭松龄将军的夫人韩淑秀。

韩淑秀早年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堂，后入燕京大学，毕业后回沈阳从事教育，经常参加奉天（女）青年会的活动。得知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她很感兴趣，慕名来到景佑宫参观贫校，然后拜会阎宝航。她首先开口道：

耳听是虚，眼见为实，阎先生果然名不虚传！我是慕贫校大名而来，听说贫校缺少先生，请求在贫校当一名义务教员如何？

阎宝航喜出望外。韩大姐说，她和郭松龄都是贫苦人出身，深知求学不易，阎先生办贫儿学校，他们夫妇举双手赞成。1919 年夏，郭松龄小女夭折，从北京回沈阳休假时，韩淑秀曾陪郭将军来贫校参观，为支持贫校，郭松龄当即捐出一笔巨款。捐款之后，正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任教官的郭松龄开始节衣缩食。

青年张学良

正在讲武堂学习的张学良看到郭教官行为举止有变化，经询问，了解到郭夫人现在阎宝航办的贫校担任义务教员。

1919 年，张学良第一次参观贫儿学校，为贫校捐了款。感动于张学良的义举，阎宝航去信道谢，张学良作答：

德不孤，必有邻。

后来，张学良担任军团长时，又来校视察学生伙食，专门拨专款改善学生伙食，并以他的名义为贫儿学校募捐。

奉天许多地方政要社会贤达宁武、王大中等都曾捐助过贫校。据刘鸣九回忆说：

时任东三省巡阅使卫队旅旅长的张学良对此非常支持，募捐用地名分成若干队筹措，张负责的叫“青岛队”，当时，我是卫队旅旅部一等书记官，他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由于是以张学良的名义进行募捐，进展顺利，就连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及其他高层人士，也都慨然赞助，这些头面大户将捐款直接送给张学良转拨青年会，而一般零散的捐赠，则由我交给阎宝航，这样，也就开始了阎宝航和我的交往。

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的行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和信任。许多人，包括一些社会上层人物有事都愿意找阎宝航商量，请其出主意，帮助解决。

1920 年后，阎宝航由于青年会工作繁忙，他便把主持贫校工作交给了张泊、关纯厚，但人们仍然没有忘记他。

奉天贫儿学校出了名，便不断有名人贤达到校参观，但来贫校最多，支持最大的还是郭松龄夫妇和张学良将军。

1922 年，青年会总干事普莱德坚持要向贫儿学校收取房屋租金，引起阎宝航、关校长不满。阎宝航出面交涉，最后决定把贫儿学校从青年会分离出去，宣布独立办校，并正式成立校董会。

校董除张学良、郭松龄、宁武、高墨泉、张惠霖、朱庆澜、刘进之等名流外，还有一位女士一一韩淑秀。

在她的支持带动之下，校董会首先筹集经费，共募得捐款 5 万余元，随即在大南门外一带建贫校校舍，到 1923 年春，各分校陆续成立。

1921年，贫儿学校师生合影。后排左一为阎宝航

总校设在省城大南关徽宗寺旧址，占地三百方丈，第一分校设于小东关十字街北胡同，第二分校设于在大北关双小庙子胡同，第三分校设于大西关省立第五小学西。数年后，又成立第四分校，设于大南关下头慈恩寺。

1924年，贫儿学校新校舍建成后，开始招收住宿生，宿舍可住五六十人，上下两层铺。学校发每人一个白床单，室内整洁，可与军队营房内务相媲美。

住宿生的伙食，一日三餐。早餐高粱稀饭，一碟咸菜或半块豆腐；中午由街道饼子鋪送大饼子，每人两块，其中一个是包馅的，并有炖菜一碗；晚餐主食开始是秫米稀饭。

张学良将军视察食堂后，又给拨了伙食补助，改吃干饭，并配有副食汤菜。节假日晚餐改善，主食料米、白面，副食尚有肉，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事。

随着新校舍的建成，贫校开始向社会扩大招生的时候，阎宝航和韩淑秀曾经联合创办奉天工儿院，也曾轰动一时。

当时，在奉天城里有许多贫苦家庭的妇女，为了糊口，不得以出外做工。但她们的幼儿又无人看护，难以脱身。有些妇女便依靠她们的大孩子看护小孩子，使这些大点的贫儿无法进入贫校读书。

阎宝航了解这一情况后，和韩淑秀讨论。韩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应该尽我们所能加以解决。她建议阎宝航，在贫校基础上，再发起创办一个奉天工儿院。

1924 年 6 月 13 日，由韩淑秀、阎宝航、王国麟三人联名给奉天省长公署起草了一份报告。

报告送上之后，奉天市政公所课长提议，应将韩、阎等拟组织大纲改为暂行简章，随即，韩、阎等于 7 月 1 日将“奉天工儿院暂行简章”呈送上来。

“简章”明确规定工儿院的宗旨，即:

以收容幼稚工儿代为抚育兼施幼稚教育，用达社会互助之精神。

7 月 16 日，奉天省财政厅长王永江代表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批示：

呈悉郭韩淑秀等资设立工儿院，所拟简章，现据查核，可行，应准照办。仰即转饬遵照转咨省警厅，查照此令。

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

1924 年 7月，韩、阎等租用小东关被服厂西胡同八十六号房，正式成立了泰天工儿院。奉天工儿院设有院长、副院长、院医、保姆、看护妇、厨役、女役、院丁等，对工儿除组织游戏外，还进行幼稚识字和儿童礼法教育，并为做工的贫苦妇女看护幼儿。

他们提倡创办的工儿院，类似今天的幼儿园，凯办奉天工儿院的目的就是为贫苦妇女创造做工机会，改善家庭生活，也使那些看护幼儿的大孩子到贫校读书。

缅怀共同创办贫儿学校的老友张泊

阎宝航和韩淑秀等共同发起创办奉天工儿院一举，轰动一时。这年 8 月，工儿院开办，起初共收容工儿多名，由韩淑秀、阎宝航分任正副院长。雇用院医、保姆各一人，职工 2 人、女役 4 人、厨工 1 人、院丁 1 人等。开办当天，财政厅长王永江等亲到现场祝贺，工儿院的创办费及第一年经费共 6900 元，由院长和院董出资，以后扩充再行募集。

1925 年3 月，由张学良、郭松龄等募捐，印发奉天贫儿学校概况书，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来奉天时专门参观贫儿学校，对阎宝航大加赞赏说：

当年北洋大员熊希龄先生以国务总理的地位与声望，费很大力气才办成香山慈幼院，你们以师范学校毕业生，无权无势，无名无力，竟凭一种志愿，白手起家，造出如此业绩，确是难能可贵的了。

根据黄炎培先生意见，辽宁省教育厅发给阎宝航教育奖章，嘉奖其兴学功绩。贫儿学校学生就学问题得到缓解，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又随之而来，阎宝航对此十分关心，校董会最后决定，为贫校筹建工厂、农场，即可作为学生实习之场所，也可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

1927年，市政府在大北边门外发放地号，以招待工商学各业领地，从事建筑经商。贫校领得地号 54 亩作为生产基地。

1928年，阎宝航留学国外，曾专门给校长和校董会来信，建议校董会筹措建筑经费以备建厂后开展生产之用。经多方努力，朱子樵将军由北平佛教会捐款两万元，东三省官银号捐款一万元，全部捐款专作贫校工厂、农场建设费，学校日常费用，由校董会另筹两万元，阎宝航和关纯厚校长为此做出巨大努力。

截止1931年底，贫校发展到总校一所，分校六所，实习工厂一个，学生总数最高时超过千人，教职员 20 人以上，贫儿学校的创办成为当时东北教育界的亮点。

阎宝航在重庆参加抗日战争期间，还念念不忘当年创办贫校情景，给老友张泊寄七绝一首，题为《怀老友张泊并忆当年共创贫儿学校》：

五载同窗共几席，十年分手各东西。

相期胜利还乡日，服务仍需为苦儿。

忆宝航老友

张 泊

阎氏先驱创校功，关张相輔乐观成。

深谋成行岔路口，初計权居景佑官。

贫校总分儿九百，廠房营造地千坪。

自从潘水来敌国，一片繁荣转眼空。

1924年，阎宝航(前左二，时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与苏子元(前左一)等组织“星期三会”和“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图为小组成员在奉天(今沈阳)合影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在中共领导下，上海人民举行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其他城市积极响应，掀起全国革命风暴。为加强在东北地区的工作，任国桢受中共北方区委员会派遣，离开北平，奔赴东北重镇奉天（今沈阳），开辟党的地下工作。

在奉天，一些进步社团如“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启明学社”、“木铎社”、“白杨社”、“文学研究会”等已相继建立，不断活动。任国桢从学生运动入手，通过进步知识分子苏子元等人展开了工作。

任国桢烈士（1898-1931），奉天市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书记

1925年6月10日，奉天学生为声援上海的反帝爱国运动而罢课、游行、请愿，掀起了著名“六·十”运动。任国桢参加了这次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

为壮大革命力量，尽快建立组织，在任国桢帮助下，“奉天学生联合会”于6月中旬成立，出版会刊《奉天学生》，发表《英日惨杀同胞泣告东三省同胞书》，号召学生及各界爱国人士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任国桢以“基督教青年会”作掩护，在阎宝航的鼎力支持开办“暑期大学”(阎宝航任校长)，亲自讲授“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法”课程，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暑期大学”结束后，又组织了“同学会”（同志会）。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些思想进步的学员加入共产党或共青团，并建立了党小组。1925年9月，奉天市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成立，任国桢任书记。

奉天支部的建立，为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后，党员不断增加，组织不断壮大，斗争日益深入。

通过六一O运动和与共产党人的接触，阎宝航初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理论和策略思想，党也在斗争中，进一步了解了阎宝航。

青年会是一扇西式文化橱窗，各种思想交融。受几位中共地下党员影响，每周的“星期三会”逐渐将读书讨论重点转向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并形成东北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小组。阎宝航开始渐由民主主义者转向社会主义者。

参与郭松龄倒戈反奉

郭松龄将军、韩淑秀夫妇

北洋军阀混战，奉军大肆扩张，不仅引起江南各省人民反抗，在奉军内部反对的力量也在增长。军长郭松龄一贯反对争地盘打内战。张作霖发动第一次奉直战争时，他是不得已“遵从上级命令，违背本意”率兵参加战争。张作霖发动第二次奉直战争前，他又曾向总司令部提出建议“退兵出关，保境安民”，对张作霖任命他为“安徽督办”坚辞不就。

1925 年 11 月初，刚刚陪同郭松龄将军从日本观操回国的韩淑秀再次来到青年会，专门会见阎宝航。当时，郭将军应张学良电邀提前回国，正在紧张地对进关部队进行编组战斗序列的准备，在天津组织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夫人韩淑秀在青年会做短暂的停留就走了。半个月以后，便发生郭松龄反奉事件。

郭松龄为反对奉军武力扩张政策，曾写信给张作霖，要求退兵，遭到拒绝。郭遂决定借赴日本参观军事演习之机，暂避居日本，以抵制内战。10月初，郭松龄赴日抵达东京，同行的有韩复集率领的国民军军事代表团。此时，浙江督军孙传芳组织联军打败奉军，苏、皖两省相继丢失。在日本，郭松龄听说张作霖密派特使正与日方商谈购置军火，以进攻国民军时，他遂将这个情况全部告知国民军首席代表韩复榘，表示与冯玉祥合作之意。郭松龄愤慨至极，坦露心迹：

我是国家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10 月下旬，郭松龄应张学良之邀回到奉天，到达前线。11 月 13 日，张学良抵天津与国民军谈判和平，同时向郭松龄传达张作霖进攻国民军的密令，郭遂陈述不可再战之理由，主张撤兵出关。张学良虽赞同，但“父命难违”，仍遵父命严令郭松龄第三方面军、李景林第一方面军调兵备战。郭知战争不可避免，遂称病进入天津意大利医院，暗中做反奉准备。

1925 年 11 月下旬，郭松龄在滦州起兵，枪杀姜登选（奉系军将领，张作霖五虎将），发表班师反奉宣言，要求张作霖下野，惩办杨宇霆，拥护张学良为司令，改革省政。郭松龄率七万大军攻占山海关，夺取绥中、兴城，冲破连山防线，占领锦州。奉军全部退却到辽河东岸据守。奉天张作霖帅府惊惶失措，一片狼藉。

中共创建人、国民党北方负责人李大钊，从河南调朱霁青来东北，在奉天神学院同钱公莱等人，组建东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国共产党派任国桢参与领导工作。阎宝航、苏子元(辽宁最早的共青团员)对此事知其大概，深表赞成，中国共产党中央、团中央发表《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支持郭松龄反奉，积极起来“夺取政权”。

任国桢来往于神学院和基督教青年会之间，与苏子元一起讨论支持郭军反奉，印发传单。阎宝航通过苏子元了解到共产党人的行动，也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支持郭松龄行动。当时，由苏子元负责油印的传单，通过阎宝航送到奉天学联手中，并很快在奉天大中学校张贴、散发。

阎宝航在散发传单的同时，还发动学生组织起来，准备迎接郭军进城。但是，就在郭军前线已到新民，通近沈阳的时候，苏子元在青年会油印传单的举动，被一位外籍干事发现报警，警方立即前来搜捕。苏子元走脱，任国桢被捕。据乐春回忆:

当时，阎宝航也曾被沈阳东关警察署捕去，讯问他同郭的关系，在那里他被狗留了一两天，我闻讯后，曾到他家探询。是夜间，他已经被放回来了。

21日，郭松龄部与张学良部隔巨流河决战。张学良看着湍湍的巨流河感慨：

这好像是命中注定，以前在讲武堂时，郭松龄与学良在此演习过，这里的地形，我们双方都很熟悉，就让老师跟学生在此比比高低吧！

张作霖与日方缔结密约，以承认日本在我东北有“土地商租和杂居权”等作为关东军出兵的条件。这样一来，在郭军乘胜在攻打新民县巨流河、进攻奉天时，日本关东军突然调来大批兵力，切断郭军后方，日军飞机也狂轰滥炸。接着，吴俊升率黑龙江骑兵杀到，炸毁了郭军在白旗堡的弹药库。郭军遭此严重打击，士气低落。张学良乘势加紧策反工作，亲自给郭军军官打电话，讲明形势，表示既往不咎，致使郭军全线震动。

张学良用飞机撒“老张家人不打老张家”传单极大地涣散了郭的军心，士兵开始纷纷投诚。郭松龄见大势已去，于1925年12月24日晨携夫人及幕僚数人以及200多名卫队出走，当日夫妇二人在新民县一个农家的菜窑里被奉军逮捕。

1925年12月25日晨，张作霖派出卫队团长高金山去押解郭松龄，但杨宇霆担心夜长梦多，张学良会出手相救，便向张作霖进言即杀郭松龄，以绝后患。张作霖随即下达了“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的命令。上午10时，高金山将郭松龄夫妇押到离老达房5里许的地方枪杀。

临刑前，郭松龄面不改色，对东三省人民留下遗言：

吾倡大义，出贼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

夫人韩淑秀也从容不迫地说：

夫为国死，吾为夫死，吾夫妇可以无憾矣，望汝辈各择死所！

当高金山下达开枪命令时，韩淑秀满怀深情地看着郭松龄说：

茂宸，我要你放心地看着我先走，来吧，先打死我！

一声枪响，郭松龄倒在地上。又一声枪响，韩淑秀追随而去。张作霖命令将两人尸体在小河沿暴尸三日，方可收葬。

阎宝航得知这一消息后，潸然落相。

韩淑秀是一位难得的进步女性，她抑恶扬善，提倡妇女解放，重视贫儿教育，同情贫苦民众，这些都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由于郭氏夫妇被害，他和韩夫人发起创办一年多的工儿学校也被迫停办，而他却无能为力，因此常常喝闷酒。

韩淑秀在贫儿学校教书时，和高素桐姐妹相称。她很喜欢小孩儿，每次到阎宝航家，都要和阎宝航的两个女儿明诗、明英玩一会儿，孩子们都很喜欢她。她的被害，使阎家笼罩上一层阴影，阎明诗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因郭夫人到贫儿学校教书，常到我家来做客。当我们听到郭夫人被害，正在沈阳小河沿陈尸三天的消息后，哭的没法，我妈对我的小姑说，你带着你的大侄女去看看，凭吊凭吊。那天又是雨又是雪花，特别凄凉，那时候可比现在冷，我们到了小河沿，人山人海，我也挤不到里面去，就从大人的腿缝那往里看，看到两个人都在地下躺着，郭夫人没有鞋也没有袜子，两只脚都是泥呀……

阎宝航因与郭氏夫妇素有来往，当局怀疑在郭松龄反奉期间，共产党在奉天广为散发、张贴的传单与他有关。为避免受到牵连，阎宝航便到一位国际友人家中躲避，直至张作霖在庆功宴会上烧了奉天军政人员私通郭松龄的信件，对郭案采取宽容政策，才重新复出。阎宝航遂又复出。事后，有朋友曾问起阎宝航:

郭松龄将军和张学良将军都是你的朋友，在对呆郭反奉事件中，张汉卿的态度是父命难违，义不背父。而你却坚决讨伐，站在郭将军一边，日后和张汉卿的关系如何相处?

阎宝航明确回答说：

我支持郭将军反奉，并不是因为我和郭氏夫妇有良好的关系而为之，也不是为了和汉卿一刀两断而图之，我反对的是与日人勾结，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谁这么干，我就反对谁，相信汉卿也未必必支特乃父之举措。无论就个人关系还是国家利益，我和汉卿是一致的。

英国留学

阎宝航留学前，妻子高素与儿女合影

1926年，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决定，介绍阎宝航去英国留学，但路费和日常费用须自行筹措。当时，阎宝航在青年会每月只有25元收入，支付这笔费用是很困难的，正在他为难的时候，时任奉天陆军军团长的张学良，不知怎么得到的消息，派人给他捎信来说，愿资助他解决这笔费用，不久就把这笔费用送来了。

出国前，阎宝航想利用办理护照时间，到教会学校把英语再深造一番，临走前，还要把家安置好。

阎宝航停止资助贫校后，靠25元工薪维持十口之家，勉强过得去，但后来由于奉票贬值，生计日渐艰难。为解决外出留学的家庭负担，他决定把家分成两部分，先安排父亲留在奉天，照顾两个堂兄、表兄上学；对自己儿女的去留，他征求高素桐的意见。阎宝航对高素桐说:

我去英国留学要四年，你能不能利用这个时间读点书呢？

25元钱过日子都不够，哪念得起啊？

普莱德介绍了一个地方，在安东（今丹东）附近大孤山，有个外国教会办的救济院（孤儿院）。你到那儿，可以跟着念书，不收学费，又可以学织花的手艺，小孩子在那里上学也不要钱，他们搞教育很有名，我去参观过。

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了。自从搬进省城后，一家大小的饮食起居，全靠高素桐一人照料。1926年，阎宝航夫妇已生下四孩子，两儿两女，幸好大女儿明诗帮助母亲看护弟妹，减轻了高素桐的家务负担，也使她有空上贫民识字班，补习文化。阎宝航还没有出国的时候，高素桐已补习完高小课程，阎明诗回忆说：

我妈有一天跟我说，你爸爸要上国外念四年书，回来可能不说中国话了吧。我说，备不住。妈说，那我也得念英语啊！

夏秋之间，阎宝航把高素桐和孩子们送到大孤山基督教堂，实为一所丹麦女教士办的救济院，收留孤儿和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救济院不但办学校，供老弱病残和孤儿上学，还有诊所、纸花边工厂。到大孤山后，高素桐白天在工厂做工学手艺，晚上，还要上夜校学文化，明诗则负责看护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救济院里的生活不像想像的那么好，吃包米面、高粮米粥，勉强糊口，同时，由于水土不服，全家都患上皮肤病。阎明诗回忆说：

天气渐渐冷了下来。孤儿院流行皮肤传染病，为了隔离，我们一家人被安置到一个闲置不用的两间食堂的外间屋。炕上潮湿，门窗不严实，屋里又阴又冷，每到夜间刮大风时，门窗拍击，响个不停。

炕上跳蚤较多，身子被搔破，孩子们都被感染上了疥疮。我患的是脓疥，满身满脸，眼皮肿了，嘴角烂了，吃饭张嘴都困难。

离他们居住的这间屋子靠后山的地方，有一堵围墙，围墙外是一冢冢坟丘。有一天，孩子们在小山坡玩耍时，偶然发现在这个围墙里面有更可怕的情形：这里面住着一些奇怪的人，他们有个自膝盖以下流脓淌水，腿肿得水罐粗的人坐在院里晒太阳。一问才知道，他们全是麻风病人，从此，孩子们便产生了恐惧感。

有一天，由于明诗在背大弟弟大新玩耍时摔下山坡，大新右眼眶被摔伤，使得明诗对这儿更加厌恶，便鼓起勇气要求妈妈，赶快写封信，叫爸爸来接我们回去吧。

高素桐认为，她是为支持阎宝航出国留学才到这儿来的，现在阎宝航还没有走，怎能拖累他，等等再说吧。11月，正是上冻的时候，日子更难熬了。阎明诗便背着妈妈，私下求救济院的姜姑姑替她给爸爸写了封信，告诉他一家人在这儿的大概处境。阎宝航接到信后，立即来到大孤山，把全家人接回沈阳。

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期间，阎宝航(左)与同学合影

1927年4月，阎宝航办完出国手续，准备启程。许多关心他的人来看他。

经常到基督教青年会参加活动的青年人乐春，受苏子元委托，与阎宝航交谈，交换对中国前途的看法。阎宝航说：

这次我有机会得到英国去，英国老早就是欧美式的民主国家，我实地看一看，学习研究一番，有机会再到俄罗斯考察一下，学习对中国有用的知识。总之，就是看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路。

阎宝航在爱丁堡大学

阎宝航出国的动机不是去学神学，他注重的是社会和政治改革问题，他的思想变化，主要是通过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实践，和受共产党人的影响，逐步开始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思想政治觉悟在提高。

阎宝航回忆：

约从1924年起，辽宁省城基督教青年会即不只是反帝爱国运动策划联络中心，而是从事革命的地下工作同志一个掩护地点。

我党一位老同志苏子元担任青年会干事，徐仲航同志也是干事。据我所知，当时共产党员尚有巩天民、周东郊、李馨圜、高子升、何松亭等十余人，都以青年会会员名义，并参加其一些活动作为革命工作的掩护。

我和这些同志们在十来年的时间中，思想上多有启发之处。苏子元在我出国之前曾和我谈到加入共产党时，彼此同意候我回国后再加入。他也是我以后参加共产党的推动者。

苏子元谈到阎宝航申请入党时这样说：

1923年，当我组织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时，阎宝航有时也参加讨论。1925年五卅运动时，他极力帮助奉天学联工作。

暑假期间由他做校长，利用青年会办了暑期大学，教员是共产党员任国桢、吴晓天、陈日新等人。

秋季，奉军郭松龄反奉时，他支持反封建战争。1925年，我到哈尔滨工作。直到1927年，我从苏联回到沈阳工作时，见到阎宝航同志，他向我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我向当时第一届满洲省委吴立石同志提出，党派周东郊同志与阎宝航作了长时间的谈话。

以后，我离中国去苏联，周东郊离沈阳赴延边工作。年初，周被捕入狱，原省委同志也离开沈阳。阎宝航的入党请求，没有得到解决。

不久，阎宝航赴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研究院学习，他选修的课程是哲学和社会学，此外他还选读了世界经济地理。除了学习专业之外，他最关注的是英国劳动人民的生活问题。

阎宝航(右)与宁恩承、老舍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门前留影

此间，恰好宁恩承也在英国留学。老朋友舒舍予（老舍）也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中文。阎宝航和老舍相识在1925年，当时，老舍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参加夏令活动，他乡遇故知，三人在伦敦相聚。

三人一同参观大英博物馆、国家美术馆、威敏士特大教堂、亨利第八的皇宫、英国皇家植物园，共看泰晤士河上的落日。这几星期中的赏心乐事，许多年后，老舍常提起这段愉快的时光。

1927年，阎宝航与江星初在德国柏林

阎宝航在英国学习了几个月后，经苏格兰去丹麦考察国民教育和合作社组织。

阎宝航在英国爱丁堡

丹麦是个小国，和中国的奉天青年会有密切关系。奉天青年会中许多传教士是丹麦人，在这里，阎宝航拜访了一些老朋友。

1929年，阎宝航(左二)在丹麦考察时与丹麦朋友们合影

这时，阎宝航得到夫人高素桐又生一女的消息，阎宝航随即给女儿取乳名“丹麦”，大名阎明光。

在苏格兰朋友家合影

阎宝航在英国学习了几个月后，经苏格兰去丹麦考察国民教育和合作社组织。

张大帅魂断皇姑屯

皇姑屯事件现场。最上面图片日本人抓拍的爆炸瞬间

在他留学期间，国内及东北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28年初，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开始第二次北伐，向张作霖发起进攻。

日本唯恐战乱波及满洲，损害其在满洲的利益，便一面增兵青岛，威胁北伐军北进；一面强迫张作霖离京，并趁机向张索取在满权益。张作霖本想借日本的武力留在关内，但此时日本人咄咄逼人的气势，使他深为不满，决定不接受日本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1928年6月4日，日本人利用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退出北京的机会，实施谋杀。

张作霖专列钻进京奉（北京至沈阳）铁路和南满（吉林至大连）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人按下电钮，一声巨响，三洞桥中间一座花岗岩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钢轨、桥梁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车厢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吴俊升炸得血肉模糊，头顶穿入一个大铁钉，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日籍顾问仪我满面是血，抱头大叫；校尉处长温守善被埋在碎木下面；周大文炸破了手，六姨太太炸掉了脚趾头；莫德惠也受了伤。

奉天省长刘尚清赶到现场组织救护。张作霖到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军医官抢救无效，上午9时30分左右死去，时年54岁。死前张作霖对卢夫人说：

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东北易帜

东北局面陷入极度混乱。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一心把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之下，易帜日期一推再推。

1928年12月29日，易帜典礼在奉天省府礼堂举行。张学良身着深黄色中山服，监誓委员方本仁身穿长袍短褂，在融融军乐声中，众人先向党国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方本仁恭读遗嘱后，即就监誓员位，授印于东北正副司令及东北各委员各厅长，复由东北边防军正副司令及奉、吉、黑、热四省府主席以次各委员举右手恭诵誓词。欧美各国领事应邀出席，唯日本领事未到。

方本仁代表国府致训词说：

今日为东北边防军正副司令长官及奉、吉、黑、热四省府委员补行宣誓典礼，实为革命成功、全国统一大可纪念之日。

随后，张学良致答词，致词完毕，张学良又发表即席演讲，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央政府。他说:

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碍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求中国的真正统一。

会后，张学良向全国发布易帜通电曰：

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东北全境降下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旗。随即奉天省公署及机关、学校、商店均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吉林、黑龙江、热河同时易帜。

同日，蒋介石特致电张学良，对易帜通电表示无任佩慰:

此后修内对外，建设万端，匡济艰难，纳民轨物，愿与诸兄共策之。

南京国民政府也电复张学良等人：

完成统一，捍卫边防，并力一心，相与致中国于独立自由平等之盛，有厚望焉。

田中内阁对张学良易帜事前未与日协商感到遗憾，对易帜“帝国政府颇感意外”。

12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根据张学良的推荐，任命汤玉麟为热河省政府主席。

12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同时，奉天省改为辽宁省，奉天市改为沈阳市，奉军改称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其建制编入国民政府军队序列。

自清末以来军阀混战的局面宣告结束，长期分崩离析的中国形式上得到统一。

天津《大公报》1928年12月29日社评：

自是中华民国盖真于新国旗之下，宣告统一矣。

历史学家唐德刚：

张学良于1928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这件大事，不仅在三千年国史上史无前例，在世界史上也鲜有其俦。

《长春日报》评论：

张学良毅然易帜，标志着旧军阀割据时代的结束，同时也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捍卫了中国领土的完整。

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无法阻止东北易帜，但把易帜看成是“对日本的侮辱”，对张学良处处掣肘，加紧进行对东北的渗透与侵略活动，张学良承受着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空前的压力。

1929年春，阎宝航完成了在爱丁堡大学研究院的学业课程。他收到留学美欧后回国的王卓然写来的信，全面介绍了东北形势和张学良的困难处境，指出东北处在非常时期，正是用人之际。

阎宝航原本计划留学4年，并计划到苏联做社会考察。这时，鉴于东北的形势，阎宝航改变原计划，在留学一年多的时候，便决定提前结束学业回国。阎宝航此时还不知道，沈阳当时的社会形势，并没有像迎接他那样热烈的气氛。

阎宝航(右上，站在车厢门前者)学成归来，奉天各界朋友、知名人士及夫人高素(前排右三)前往车站热情迎接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日军加紧了侵略东北的步伐。在张学良的支持下，阎宝航相继发起成立相继组织起“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三个反日群众团体，分别被选为主席、总干事、会长，进行了一系列反日斗争。

此时，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赖德要卸任回国，劝说阎宝航接替他出任总干事。过去，该组织在华总干事都是外国人，阎宝航成为第一个担任此职的中国人，非常罕见。阎明光说:

父亲在基督教青年会时，完整地读过《圣经》，他也在普赖德领引下接受了洗礼，那时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们几个孩子出生时都按基督教传统接受洗礼。但后来，随着东北时局的变化，父亲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他的人生之路也慢慢开始变化。父亲回国时，日本人在东北频频制造各种事端，父亲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力开展反日活动。他们成立了“东北国民外交学会”，多次与日本交涉，也进行反日宣传。

关东林则徐

民国销毁毒品现场

早在1924年 11月，上海就组织了中华国民拒毒会。1929 年6月，林则徐焚毁鸦片 90 周年，中华国民拒毒会提倡全国运动。阎宝航开始着手东北禁烟行动。

甲午战争后，日本加紧对东北进行军事、经济侵略，还极力推行毒华政策。日商和反动官僚、军阀勾结，把大量的鸦片、海洛因等毒品运到东北，使大批民众染上恶习。在张作霖统治时期的东北，烟非但禁而不止，反而作为奉系军阀扩大军费的来源，大量种植鸦片，专门在奉天设立种烟总局，下令各省开放烟禁，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烟风日盛。

为解除毒害，张学良1928年7月3日就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后，主政禁烟拒毒，7月12日奉天省长公署转发奉天禁烟善后章程，12月5日发布禁止军人吸食鸦片的训令，12 月 7 日颁布《暂行禁烟条例》，提出:

破获私售烟土，无论其多寡，悉付当众焚毁，并加以門重惩办。

然虽有章程和条例，贩毒吸毒依然日益猖獗。阎宝航曾经为禁烟之事专门询张学良，他当时只是一笑，并不作答。阎宝航深知，张学良也无可奈何，因其本人此时毒瘾仍未戒除。

阎宝航便专门给东北当局写信，呼吁力禁鸦片流行。东北易帜之初，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黄显声，上任伊始雷厉风行的整顿，大力禁烟禁睹。

1929 年 6月中旬，阎宝航联络发起成立“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简称“拒毒会”)，配合警界黄显声发起大规模禁烟宣传活动，会址就设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由阎宝航亲自起草的“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简章”宣示宗旨为：

联合本省各团体机关及热心拒毒同志，协力禁绝鸦片并其他麻醉毒物之种植、制造吸用及运卖，以期毒物永久肃清为目的。

1930 年3月10日( 90 年前林则徐到达广州的日子)，焚毁毒品仪式如期进行。焚毁地点设在小河沿公共体育场。体育场内临时搭盖向南席棚一座，作为中外官员来宾监视参观之所，参加监视的官员有：司令长官、政务会各委员、省政府各委员。 参观人员为：各国领事、邮务局长、沈阳关税务司、各机关首领和拒毒会干事。在席棚四周，悬挂着在阎宝航亲自指挥布置的各项拒毒标语，颇足警策。

按原来的方案，体育场中央原拟修砖灰焚炉一座，但考虑到所焚毁海洛因一百余件，仅有一座焚炉不敷应用，同时，用炉焚烧也有不便之处，所以改用铁锅四口，各砌锅台一座，平列场中，以便同时焚毁。同时，在场内外，调派公安警队百余名以维持秩序。午后一时半，邮务长巴立地、副邮务长刘耀亭、邮务官田中、邮务总巡员李占元及交通部政部局视察沈松舟等，由邮局押运毒品莅场。

这次销毁毒品海洛因147件，内分白布方包98件、长方纸包28 、软纸包21件，数目相符。毒品入场内，在每件内取毒一匙，封存备验，斯时中外官员等，均聚围观看，历一时半余，三时三刻，毒品悉数置诸锅中，浇以火油，升以烈火，一时烟雾迷漫，人心皆为大快，未几，毒品烬化为灰尘矣，毒品转为黑色，昧仿佛鸦片，至五时余，火尚有未尽，毒品以化为乌有。

轰轰烈烈反对日本人毒品走私和销毁毒品运动，为阎宝航赢得“关东林则徐”美誉。

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

1928年1月18日，张学良和傅作义在山西会谈时留影

以英语夜校起家的沈阳基督教青年会，在日本人看来，到1931年会员数仅100余人，却成为该地区反日运动的据点，显然，与新任该会总干事阎宝航有关。

他们知道，凡是反日讲演会之类的活动，都由与满铁奉天事务所相毗连的沈阳基督教青年会举办，新成立的“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会址，也设在这里。

国民常识促进会的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宣传国民常识（包括党义、国耻、公民、科学、卫生、职业、破除迷信、公共事业、改革生活习惯、道德、乡村自治、拒毒等内容），普及国民知识，二是提倡国货，反对日货。表面上看，这是群众性教育团体，实质上是个反日团体。

该促进会主席由东北大学附属中学校教员车向忱担任，委员由阎宝航、梅佛光、姬振铎、曹德宣担任，车向忱、黄宇宙主持日常工作。会员除教职员外，主要是由东北大学及各师范大学学生担任，阎宝航不仅为该会提供活动场所，而且是主要领导者和参加者。

为了唤起民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国民常识促进会创办发行刊物《国民常识半月刊》，登载稿件大多数揭露日本侵华政策和侵略罪行，通过宣传唤醒民众，加强团结，一致对外。刊物出版后，统一由促进会会员向民众发放，后因供不应求，半月刊改为周刊、三日刊。

他们还在市内热闹场所，选出的 12 个点，设立群众阅报栏，开办公众演讲，启迪民智，使识字者与不识字者均能了解家事、国家、天下事,每逢星期日、节假日，会员们则自带干粮，分赴茶馆、剧院、十字路口、监狱、福音堂、农村等地，进行讲演和宣传。

当时的《盛京时报》详细记载了他们的一次宣传活动的实际情况：

国民常识促进会于 25 日（星期日）举行第 18 次常识讲演，由该会特聘张起运、鲁绍周、陈文芳、任永利、任永吉、董学礼等 50 余人，分赴城关 30 余处茶社讲演，早 10 时开始讲学，晚 3 时闭会。听众共 4100 余人。该会会员阎玉衡、车向忱、赵小梦、黄宇宙等亲赴各处视察，并随时讲演云。

促进会每月都在本部即青年会内，召开一次以专家为中心的研讨会，这些活动受到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爱国将领高度赞赏。

中东铁路战争

中东铁路是沙俄为掠夺和侵略中国，控制远东而在中国领土上修建的一条铁路。

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为抵御日本不断侵袭，1896年6月3日，中俄签订《中俄密约》，其中规定：

为使俄国便于运输军队，中国允许俄国通过黑龙江、吉林修筑一条铁路至海参崴。

于是，俄国就在中国东北修建了一条铁路一一“中国东清铁路”，简称“中东铁路”。该铁路主线从满洲里经哈尔滨至绥芬河，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接；支线从哈尔滨经长春至大连，总长度2800余公里，像一个巨大的“丁”字。《中俄密约》签署之后，大清帝国和沙皇俄国进入了短暂蜜月期。

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作为苏联领导人的列宁曾于1918年1月19日宣布放弃在华的一切特权，这其中就包括中东铁路的相关权益。然而，随着俄国革命运动取得节节胜利，苏联政府于1922年出尔反尔，再次宣布其并未放弃中东铁路的路权。经过一年多的谈判，1924年5月31日中苏两国于北京签订了共同管理中东铁路的协定。当时的东北是由奉系军阀张作霖所管辖，对于这个共管协定张作霖当然是不会买账的，而这就为后来的中东路事件爆发埋下了伏笔。

少帅张学良

从1928年开始，苏联国内因粮食收购危机而引发饥荒，同时苏维埃政权不被西方大国承认反而被封锁。政治上，斯大林还在逐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因不断与反对派斗争而无暇顾及外交，综合以上情报，张学良决定采取行动。

之前张作霖时期，对“中东铁路”路权问题十分不满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这条铁路当时的均年均收入高达三千万元以上，光是利润也在千万元左右，这也是张学良不甘让苏联人源源不断的从中国东北赚钱而准备采取行动的原因。

“改旗易帜”的张学良追随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际反苏路线，响应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即国民党依仗自己的武力和民气，单方面废除清政府、北洋政府在历史上签署的一切不利条约)，他决定武力夺回因《中俄密约》而被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

1929年5月26日，张学良接到南京国民政府发来的密电，让他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查找相关苏联正在支持冯玉祥等中国内部各地方势力的叛乱的证据。此时南京方面，蒋介石也明确表示支持张学良收回“中东路”的路权。

5月27日，张学良密电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派军警搜查苏联驻哈尔滨使馆、逮捕苏联驻哈总领事，同时封闭了中东铁路苏联职工会，并强迫中东路苏方正、副局长停职。

7月13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并限期答复举行和谈的建议；7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复照苏联外交部；苏方认为不能满意，于7月17日向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断绝外交关系，并向边境地区增加兵力，准备诉诸武力。

7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就中苏绝交问题发表对外宣言；7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苏联事发表《告全国将士》电和《告东北将士》书；7月23日，国民政府关闭驻苏使馆。 至此，中苏邦交完全断绝。苏联在华权益暂时委托德国代办负责。

1929年8月17日，中国对苏宣战。

起初，苏军虽然占据了武器装备的优势，但经过了2个多月的猛攻依然无法突破东北军的防线，直到11月17日约1万余名蒙古骑兵突袭了东北军的后方补给基地新巴尔虎右旗，战局才开始发生变化。苏军借此集中优势兵力再次向东北军第17旅发起猛攻，在缺少后方补给的情况下，旅长韩光第战死，所部官兵6000余人伤亡殆尽；22日防守满洲里的东北军第15旅阵地也在苏军的猛攻之下被全部突破，旅长梁中甲被俘，满洲里于当日被苏军占领。

东北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两支部队已经遭到苏军全歼，此后战斗呈现一边倒局面。东北军“以东北一隅之力，对抗俄顷国之师”而南京政府未发一兵一卒出关协助，中方伤亡惨重。张学良只能与苏联和平谈判。12 月 22 日，在美、英、法的调停下，签订中苏《伯力协定》，中东路又恢复到中苏合营的状态。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日本向东北大量增兵并进行大规模长时间军事演习，并阻止我军向前线增兵。

中东路事件伤了东北军元气，东北军武器陈旧、官兵素质差、缺乏训练、无制空权、相互配合作战差等弱点在日本面前暴露无遗。这让日军摸清了张学良的真正实力，认为苏联实力强大，但张学良外强中干，更坚定了日本侵华野心。

披露《田中奏折》

原日本奉天满铁事务所旧址

中东路事件结束后，阎宝航、杜重远等民众团体负责人，向张学良汇报在1929年成立三个民众团体工作情况，张学良鼓励各团体再接再厉，并表示以自己的活动经费支出予以资助。

从中东路事件中清醒过来的张学良，开始关注对日问题。这次会见时，张学良明确交给阎宝航一个任务——请他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将在日本西京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交流会议。

太平洋国际交流会议，中文译名为太平洋学会。是1925年以来，以研究、介绍太平洋各地区的实情，帮助改善各国关系为目的召开的区域性会议，1929 年在日本西京召开的这次会议是第三次。与前两次会议不同，这次会议将讨论现实的政治问题，主题是中国东北，为此，中日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做准备。

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在会前访问了东北，请求东北也派代表参加会议，并为此会见了张学良。余日章是中国最早的红十字会“武昌红十字会”的组织创建者、黎元洪的英文秘书，曾参与孙中山《建国方略》的撰著工作，还是蒋、宋结婚的证婚人。

阎宝航以辽宁省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东北国民外交协会首席常委身份，被指定为出席会议筹备会主任，还有宁恩承、王卓然等 15 名代表参加会议。

阎宝航对参加这次国际会议极为重视，他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应当做好充分准备，利用这个讲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阴谋。阎宝航召集出席会议的代表商议，正式成立代表团筹备会。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东北保安总司令部外交秘书王家祯

在那些日子里，阎宝航经常接触东北保安总司令部外交秘书王家祯。王告诉他，外交秘书办公室在负责对日外交的同时，对日本问题的相关资料进行翻译和研究，并选择比较有价值的文件、新闻、有关对中国的评论等摘要或全部译成单行本，有的公开散发，有的作内部参考。阎宝航将这些文件译文借来一一翻阅，期望能从中发现重要线索。

早在1927年4月，田中义一出任日本首相后，即于 6月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对华政策。驻华日使芳泽、关东长官儿玉、关东军令官武藤、南满铁道社长广安及驻奉总领事吉田、驻沪总领事矢田皆被召回国参与会议。

会后，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决议，又起草了一份给天皇的奏折，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美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

故历代内阁之施败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路政策，以保皇祚无穷，国家昌盛。……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并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田中奏折》旧照

从1928年8月开始，王家祯陆续收到东北外交处驻东京办事人员分期抄来的这个所谓“奏折”，但由于稿件抄得非常潦草，错字、句很多，念起来也不顺口，所以没有引起重视。

阎宝航在借阅的文件中，发现了这个“奏折”手抄本，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通文件，建议王家祯加以注意。王家祯经过研究之后，立即将文件交办公室分段先行译出，并进行认真校译，订成一个完整的文件，遂起名为《田中奏折》，面呈张学良。

阎宝航在其《自传》中谈到了这件事：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推行其侵华政策，更激发了我抗日爱国的思想，积极从事抗日爱国活动。

1929年冬末我出席在日本西京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代表大会。在会议上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

会前，我主持在沈阳召开的中国代表团筹备会事宜，曾由张学良秘书王家祯（现任外交学会委员）处得到一本《田中奏折》（这本《田中奏折》是张学良以重金在日本秘密收买得来)，就是以后名闻于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世界的秘密计划，震惊之下，（我）如获至宝，遂商得筹备会同意，译成英文，印出二百本，（到会）分送英、美、加等出席会议的代表，这是《田中奏折》公布于世的开始。

在会议筹备期间，10月16日，参加太平洋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发表了题为《打倒满铁会社》宣言，把日本侵略东北的政策归纳为六点：

一、铁路政策：铺设五大铁路、延长吉会线、实现二线两港计划；

二、经济政策：投资、制铁、煤矿、伐木、农场、贸易、银行、金融；

三、政治政策：设驻军、警察；

四、文化政策：殖民教育、开垦播种；

五、移民政策：商粗杂居、驱逐中国人、垄断土地；

六、扰乱政策：贩卖吗啡、走私鸦片和毒品、唆使土匪。

太平洋国际交流会议第三届会议1929年10月28日至11月9日在日本西京举行，出席会议的31名中国代表除阎宝航外，还有胡适、余日章、张伯苓、徐淑希、陈衡哲、陶孟和、宁恩承、周天放等十余人。

第三次太平洋交流会议在媒体有报道:

与会者八国——英、美、日本、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实为太平洋沿岸国全体代表出席之第一次。至来会参观者，则有俄、法、荷兰、墨西哥，国际联合会，国际劳工局之各代表，济济跄跄颇极一时之盛。

田中义一(右三)日本军国主义政府

会上，中国代表的发言集中揭露日本的侵华政策。以松冈洋佑为首席的日本代表团则为日本政策辩护，他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大谈日本帝国一向重视本地区的和平和石原代首相对邻国的友善态度，声称日本与满蒙国防及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在一些方面应做特殊考虑。而日本侵略满蒙，是出于接壤支那的责任感，无可厚非云云。

本来，中国代表阎宝航已准备好了发言稿，后来根据日本代表的发言，有针对性地增加了新的内容，他说：

中国东北有别国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在那里驻扎着庞大的军队，那里随时都可能发生侵略战争。当然，他们的目标不止是中国的满洲，还有蒙古；不止满蒙，还有印度支那，甚至全世界。

有人说，他们对东北有一种责任感，依这样的责任感，东北乃至中国还有和平而言么？太平洋国家还有和平而言么？人们完全可以认为，这种责任感是野心二字的代名词。

我们这儿有一份从日本帝国得到的文件，这是 1927 年的日本东方会议后，首相田中呈天皇的奏折。我已把这文件译成英文发给各位代表，供诸位研究参考！

这一有力的证据，使得会场大哗。

日本首席代表松冈弹右以退出会议相威胁，企图阻止会议进辨论，造成会议进行中的一次轩然大波。

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由此，经阎宝航之手公之于世，而国内最早刊登《田中奏折》，是当年1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杂志。

当时，西方各国一般不相信日本岛国能有如此与它国力不相适应的侵略野心，直到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阳发动侵略战争之后，英、美、苏各国报纸均开始揭露《田中奏折》，引起各国重视。

尽管日本当权人物通过舆论工具，矢口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但他的侵吞满蒙的野心，被以后的侵略战争的发展所证实，正如日本战犯重光葵所说的那样：

日本想要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件存在的疑心是非常难的。

阎宝航参加这次国际会议，也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在11月4日太平洋会议讨论有关东北问题的过程中，中方代表提出了收回附属地和旅大为中心的14个论点却没有成为会议议题。而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就涉及东北问题各项报告书达12册之多，这使所有的东北代表感到吃惊。阎宝航强烈感觉到，为了驳斥日本控制东北的政策，必须有更具体的论点，有关这方面知识，我们远比日本缺乏。

回国后，阎宝航经张学良批准，为参加下次（1931年）太平洋上海会议，成立了太平洋会议辽宁支部，从各个侧面调查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情况，阎宝航领导的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发挥了这方面的作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11月间，阎宝航再次参加了太平洋会议，阎宝航回忆说：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行动加以抨击，日本出席会议的代表宣称：日本无侵略中国野心。九一八不过是地方事件，满蒙对日本说来不过只是一只白象（既大而无用之意)。

英、美的代表们的态度冷漠，不过略表应该调查了解之意。由此可知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所谓英、美、日国的名人学者，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而太平洋国际学会则又是这些侵略工具的工具。我们在会议上和他们讲理，无异于与虎谋皮。

这次会议上，西方国家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冷漠态度，同英、美等国在太平洋国际会议上对阎宝航披露的《田中奏折》尚不置信的态度，如出一辙。

由于西方国家对日本侵略行径的祖护态度，使得会上辩论毫无结果，但《田中奏折》被公之于世，毕竟出乎日本侵略当局的意料之外，它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估置的。阎明光说:

父亲是第一个向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的人。

阎宝航等人将《田中奏折》公之于世的功绩是不朽的，他也从此为日人所嫉恨。

亲历九一八事变

1930年，阎宝航(右一)引荐，张学良(中)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Kilpatrie(左二)及夫人(右二)、宁承恩(左一)在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居住的沈阳北陵别墅门前合影(宁恩承1995年提供照片)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骗取吉林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土地，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渠截流筑坝，侵害当地农户利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1931年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愤而填渠毁坝，日本警察以护侨为名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农民数十人。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尽管日本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1931年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即所谓《鱼电》)：

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日本早已确立“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华战争，借以转移国内视线，缓和阶级矛盾。

1931年春夏以来，耳闻目睹日本人在东北各地挑起事端，阎宝航敏锐地嗅到日军发动战端的火药味，曾与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谈过，请他注意日本人动向，并伺机把情况向北平的张学良将军报告。尽管黄显声、王以哲等东北军高级将领亲赴北平向张学良将军报告岌岌可危的东北局势，却始终未能引起他对日军的注意和防范。

9月18日夜，阎宝航曾在大南门里基督教青年会202号房间召开时事座谈会,出席会议的还有王以哲、赵国屏、赵锡庆、于黑子等军界人士；文人有高崇民、卢广绩、徐箴及曹德宣等。

晚 10 时 20 分，从青年会回到家里的阎宝航，忽听到爆炸声，接着枪声大作。

九一八事变中，日军占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沈阳大街上的日军机枪手；日军在沈阳城内张贴布告

阎宝航最初估计，是日军军事演习，或是北大营东北军部队军事演习。他万万没有想到，日军竟然发动武装侵略事变。

天刚蒙蒙亮，阎宝航拉着大女儿明诗的手，去外面观察动静，他们穿过胡同口，来到大南街，往北一看，发现有一队日本军人扛着太阳旗从大西路中街方面开来，他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了。

阎宝航把明诗送回家，嘱咐高素桐做好准备，必要时送全家去基督教会去躲避，他要到青年会去以便与各方面取得联系，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日军占领沈阳后，全城一直极端恐怖。日军沿街盘查过往民众，同时，冲入省商会、农会、东北国民外交协会等民众团体办公处，大肆搜捕。慌忙奔走的市民大呼小叫，一队队日军在耀武扬威地行进在大街小巷。

当时，日军兵力尚未开到沈阳大南门一带。阎宝航弄清日本发动武装侵略后，立即将家人送到基督教会躲避。

20 日早上，阎宝航来找省商会会长卢广绩，敲开门后，竟将他们全家吓了一跳。卢广绩惊异地问:

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这样公开露面？

阎宝航神情凝重地答道：

事出突然，对日军野蛮行径不能无动于衷。平时我们以抗日相号召，这时，我们更应挺身而出。日军武装占领沈阳城，是何动机？是何原因？我们要说话。

卢广绩很焦虑：

日军肆虐，我们顶风而上，恐凶多吉少。

阎宝航说道：

个人事小，中国人的尊严事大。日军这样蛮横地占领了省城，东北军不作任何抵抗，到底是怎么回事？少帅不在家，同荣臻他们也联络不上，我们应该以外交协会名义展开活动，弄清情况，希望对事态有些好处。

此时，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已化装逃出沈阳。

阎宝航和卢广绩一起，联络学生联合会会长金哲忱等人，往见德、法等国领事，请他们从中斡旋，得到的答复是：

事涉中日两国外交，我们未获本国政府之命，不便过问。

随后，阎等三人来到英国领事馆，所得到的回答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英国领事愿意介绍他们去日本领事馆往见日本领事森岛，并写一便函交与阎宝航。

当时，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在九一八之夜正在他的同乡好友家为其守灵。晚 10 时 30 分，他接到电话，请其立即回领事馆，他匆匆赶回总领馆方知发生柳条沟事变消息，他命令森岛领事即刻去关东军特务机关弄清情况。

阎宝航等来到日本领事馆时，正值森岛领事从关东军司令部了解情况回来，在向林久治郎总领事汇报和讨论如何“通过特务机关使其立即停止我军的军事行动”，所以，派他们的副领事出面接待。

阎宝航质问:

日军如此占领中国东北省城，作为领事为何没有阻止军事行动？

日本副领事竟说：

军事行动是关东军干的，我们作领事的管不了。你们来得正好，你们应该立即行动，组织地方治安维持会。我可以叫日本居留民会长和你们商议。你们明天再来！

阎宝航等三人面面相觑，立即辞出。他敏锐感觉到，如再等下去见总领事，无异自投罗网。后来事实证明，幸亏日领事森岛无暇出来见他们，刚刚上任的副领事并不知道阎宝航等的真实何身份。

阎宝航当机立断：应该马上离开沈阳。

阁宝航来到沈阳城北的迫击炮厂，与该厂美籍工程师麦尔斯取得联系。麦尔斯答应赴约定的地点，等候卢广绩等三人，然后用自己的汽车把他们送到尚未被日军占领的皇姑屯车站，乘火车赴北平。

此时，城内早已到处悬挂着日本国旗，日军在街头盘查巡逻，横尸随处可见。迫击炮厂位于郊区的文官屯，因开车的是美国人，汽车在去皇姑屯车站的路上并未遇到太多麻烦。但由于事先约定卢、金二人乘车地点有误，耽误一个多小时，引起日军巡逻队注意。麦尔斯急中生智，跳下汽车装作修车模样，日巡逻队见是个西洋鬼子，便径直而过，坐在车里的阎宝航有惊无险。

这一天，日军特务机关已将城内各群众团体、政府机关、军警单位全部查封，到处搜查爱国人士，阎宝航、杜重远、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均在搜捕之列，并贴出布告以 5000 元悬赏缉拿阎宝航。

傍晚时分，阎宝航他们坐在麦尔斯的汽车，来到皇姑屯火车站，当时，这里尚未被日军控制，站台上下，早已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哭声喊声一片。阎宝航和卢、金二人好不容易挤上一列闷罐车，恨不得立即到达北平。但由于火车燃料不足，走走停停，终于到达沟帮子站。他们只得在这儿下车，第二天才再次登车，于 23 日到达北平。

北京哈尔飞大戏院远景

到达北平后，他们到奉天会馆住下，又去中央饭店找到了先期在这里的王化一。25 日，高崇民、陈先舟等也先后到达，都住在中央饭店。王化一首先转达了张学良对各位的关念之情:

阎玉衡，卢乃赓诸同志自沈阳脱险抵平，张副司令每人赠给生活费 200 元。

26日，阎宝航和卢广绩、王化一来到协和医院看望大病初愈的张学良。由于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未加抵抗，使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沈阳及其东北广大地区，全国上下哗然，纷纷指责他是不抵抗将军。张学良情绪很低落。阎宝航痛苦和愤恨涌上心头。他说:

南京不抵抗，我们东北军也应抵抗，故土沦丧，亲人被困，几十万难民流亡关内，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凄惨惨，这责任由谁来负？

军人不能为保家卫国尽职尽责，眼睁睁地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人，使三千万家乡父老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分明是对国家民族的犯罪！

他希望张学良不做中华民族千古罪人。张学良大为动容，高声嚷道：

我不抵抗，不爱国，对不起家乡父老，我引咎辞职，让你们来干！

阎宝航本想说服张学良发动东北军抵抗日寇侵略，而张学良抱住不抵抗命令不放，无可奈何，精神上也十分苦闷。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1931年10月28日，北平抗日救国大会在太和殿举行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很多人流亡到关内，阎宝航成为东北政治力量的代表。

1931年9 月 27 日，阎宝航和流亡的东北人士、青年学生 400余名，在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大街 12 号奉天会馆东院——哈尔飞大戏院召开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大会（“救国会”)。

劫后余生的东北同胞，同仇敌忾，一致表示了和衷共济，抵抗日本侵略，收复东北失地的决心。成立大会由卢广绩主持，大家选举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黄显声、车向忱、金恩棋、梅佛光、钱公莱、张希尧、杨大光、郑奠邦、孙一民、韦梦令、韩立如、谷秀岩、霍维周中、熊飞、顾翌常 27 人为救国会委员。

在会上讨论救国会宗旨时，与会的国民党人士提出救国会应以筹集捐款、救济东北难民为宗旨，至于抗日问题，应听候政府指示。

阎宝航认为，救国会应以武装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为宗旨，否则，救国会没有成立的必要。

双方唇枪舌剑，几至演成格斗，由于主张以武力收复东北为宗旨的人占有大多数，少数国民党人愤而离开会场。最后，大会一致通过救国会宗旨：

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障主权。

大会还决定聘请军事人才，组成特别委员会，计划实施发动东北民团、散兵、土匪，组成抗日游击力量，训练学生，一部分编为学生军，一部分回到东北做政治、军事工作。

10月 21日，救国会举行全委会议，选出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卢广绩、彭小秋、霍维周、熊飞、杜重远、李梦醒九人为常委。下设总务、宣传、军事三个组，阎宝航任宣传组组长，副组长杜重远，负责出关人员的政治培训和抗日宣传工作。10 月下旬，杜重远从天津来到北平，和阎宝航一起从事教亡宣传工作。

1932年1月12日，救国会常委会举行会议讨论改组， 25日将委员会改名为执行委员会，执委41名，常委15人，监委5人。总务、宣传、军事三个组改为三个部：即总务部、军事部和宣传部，阎宝航、王化一、杜重远分任宣传部长、军事部长和总务部长。

1932年1月中旬，阎宝航接到上海爱国团体来电，表示可在财政方面予以支持。救国会成立后，张学良资助30万元，还有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但经费仍感不足，接到上海团体来电后，决定委派阎宝航、卢广绩去沪办理。

阎宝航的忠实伴侣、贤内助

1932年2 月 11 日，阎宝航回到北平时，夫人高素桐已带着孩子们来到北平，亲人们劫后余生，不胜悲喜，他把全家安置在北平比较偏僻的东场胡同住下。

对于阎宝航参与其事的救国会的性质，存在不同说法。就参加人员的阶级成分而言，资产阶级占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占绝大多数。

就党派而说，国民党如梅公任、吴焕章、黄剑秋及“改组派”钱公莱等，青年党如王捷侠、霍维周等，都曾参加。共产党地下党员和在党影响下思想进步的青年，则有宋黎、张希尧、宁匡烈、张雅轩等。而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车向忱等，则大多属于无党无派。

可见，阎宝航等组织成立的救国会，是在张学良的授意之下，由东北爱国流亡人士等自发参加的民众抗日团体。正是在这个团体中，阎宝航和他的同事们从事东北救亡事业，为复土还乡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斗争。

东北救国会组织的宣传活动

救国会成立后，阎宝航立即参与起草救国会成立宣言：《告东北民众书》。宣言对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东北充满切腑之情，对美丽高饶的东北大好河山充满着眷恋之情，表达了坚定决心:

共效驰驱，一息尚存，誓死靡他。

北平街头，处处可见东北难民和流亡的学生。阎宝航每天一方面以饱满的热情，从事救亡宣传，同时用很大精力去帮助难民所安置难民。

他在流亡北平的青年学生中，挑选骨干组织各种宣传队，自编自演反映流亡抗日的小话剧、舞蹈、歌曲到街头、学校、工厂和郊区农村演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歌曲节目，这些救亡歌曲和节目，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东北流亡者和关内广大民众。宣传队还沿平津、平汉铁路开展宣传、演讲，号召民众开展救亡，支援东北抗战。

为扩大宣传，阎宝航从 1931 年 10 月至 1932 年 12月，组织了18支80多人的演讲队分赴天津、南京、上海、福建、广州、浙江、江苏等地宣传抗日。

阎宝航自己则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多次到南京、上海举行报告会、座谈会和记者招待会，揭露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野蛮罪行与亡我之心，痛陈东北人民的悲慘境遇。

在京津两地，阎宝航和教国会执委把深入各大专院校进抗日数国宣传作为重点。除了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的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外，阎宝航经常光顾的学校是已迁至北平的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和东北中学。

在东北时，这些学校的许多学生都是阎宝航的崇拜者，在他的宣传鼓动之下，有的投入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有的投笔从戎，奔赴东北。1931年11 月间，阎宝航协助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组织学生300余人，以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为场所，对东北青年进行军事训练。

南下上海、南京抗日请愿

1935年，阎宝航(前左)和父亲阎德成、二哥阎宝琛(前右)在南昌

1931年10 月下旬，日本关东军开始向黑龙江省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由马占山率领的黑龙江省军在嫩江桥一带布防，“江桥抗战”打响，全国为之一震。

10月 28 日，阎宝航应冯庸大学校长冯庸之请，为全校学生作了政治报告，。冯庸代表全校学生表示：

咱们东北人要实现复土还乡的愿望，须靠东北军、靠南京的力量。现在，少帅一味执行不抵抗，东北军不动，南京不出兵，难以成事。但是，不抵抗的根子不在张学良，而在南京蒋介石那里，他呼吁，东北流亡学生应速南下请愿，表达我们东北人的心愿，敦促政府出兵。

在阎宝航的建议下，救国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接受冯庸校长建议，利用宁粤双方召开和平会议之机，联合组织“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推举冯庸为请愿团总指挥，王化一为副总指挥，阎宝航、卢广绩、苏上达、李梦醒、高崇民、王宪文、苗可秀、林伟忱、杨治平等九人为指挥。请愿的目的明确为：

一、响应和平会议促成统一政府；

二、团结全国爱国力量，一致抗日；

三、督请南京政府出兵收复东北失地。

11 月 5 日，请愿团组成后，立即发表《东北民众敦国请愿团宣言》，指责国民政府在国家存亡关头“不闻有对外办法”，敦促国民党各派“捐弃成见，同赴国难。”

5 日下午 3 时，参加请愿团的法学院、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及东北各校学生代表，左臂佩臂章，上书“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字样，手持“还我山河”、“驱逐日寇，雪我国耻”、“严惩汉奸卖国贼”等标语横幅，齐集北平火车站。但是，北平火车站奉命阻止南下请愿队伍乘车，请愿队伍一面向北平路局交涉，一面向大家宣传南下的目的，广大乘客十分同情和支持东北民众南下请愿的行动，纷纷自动下车，请愿队伍得以乘车南下。

途经天津时，市长张学铭、社会局长到车站欢送，并派人送来大批食品。沿途各大站均有群众赠送点心，表示同情。

11 月 7日深夜，请愿团抵上海南站，先期抵沪的阎宝航已联络上海海关总署副总税务司丁贵堂、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陈立廷、上海商会王晓箱、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火培等上海各界人士数千人前来迎接。在他们协助下，请愿团 600 余人分别宿于中华职业学校、西成小学、小海中学和务本女中等处。

此时，上海“和平会议”已经于 5 日闭幕，阎宝航征得王化一、卢广绩、冯庸等救国会常委同意后，立即发布他起草的《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抵沪宣言》，号召全国同胞“一致对外，准备对日决战”。

阎宝航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得知参加和平会议的汪精卫、胡汉民仍在上海。请愿团兵分两路，一路推举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等为代表，会见胡汉民、汪精卫；一路由王化一率领其他成员，冒着倾盆大雨在市区游行示威。

汪精卫接见时，西装革腥，神情傲慢。阎宝航代表请愿团说明来意后，汪精卫大谈其对国事的意见，“滔滔不绝，但不得要领”。他闭口不谈抵抗日本侵略，收复东北失地。

等到胡汉民出来时，“则戒备森严，代表每人身后站着一个便衣”，以示威胁。胡还对张学良大肆非议，不无讥讽地说：

你们张副司令有那么多军队，为什么不抵抗日本侵略？却跑到上海来请什么愿？

卢广绩气愤地驳斥道：

张将军执行的是中央不难抵抗日军的命令，中央有责任，所以我们向中央要求收复失地。

胡汉民说:

东北之一隅，比起中华国士，不过是不毛之地。再说，国之强弱不在疆土之大小，日本土地很小，国家不是很强吗？

阎宝航气愤地站起来，与之争辩:

难道国土大，东北就可以不要了？丢了土地，作为一个中国人，可以无动于衷？

高崇民（1891-1971），辽宁开原县人，曾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坐在他旁边的高崇民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带着轻蔑不满的神情站起来，转身对请愿团其他代表说：

咱们不必说了，走吧！

胡汉民见状，也觉难堪，便赔笑脸说：

你们来一趟不容易，我给你们五千元以表心意吧！

说完，便令人开出五千元支票。大家愤愤退出。此时，由王化一、冯庸率领的游行请愿队伍，冒倾盆大雨，在上海沿街游行，请愿团队员个个精神振奋，意气激昂，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引起上海人民的莫大同情。

11 月10日，阎宝航与指挥部成员率请愿团到达南京时。第二天早晨，请愿团全体列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早已躲到中央军校去了。请愿团闻讯，怀着激昂愤怒的情绪，转赴中央军校，当时大雨滂沱，队伍冒雨行进，阎宝航和请愿团指挥部成员走在队伍前列，率大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经或三小时的行军，请愿队伍到达中央军校。

阎宝航脱下湿衣，挤去雨水又穿在身上，便和王化一、冯庸一起与校方联络，要求蒋介石亲自尽快出来接见。这时，又有天津学生请愿团赶到参加。

下午3时30分，蒋介石不得不在中央军校礼掌会见请愿团，请愿团向蒋送交请愿书。蒋介石身着便服，手拿拐杖，接过请愿书，略加测览后，脱口说道：

政府对外作战已具决心，一切计划，不宜宣布。对外交涉，政府自有办法，人民不应过虑。

阎宝航身边的高崇民，与讲台近在咫尺，听到蒋介石如此说话，慷慨陈词：

东北易帜是为了拥护中央，促成统一；东北军帮助中央制止了军阀内乱，我东北对全国统一有很大贡献。东北三千万民众，在党国训政时期，日日听训，自以为无负于党围，无负于党国领袖诸公。

但自辽吉失陷后，政府除将此事提交国联而外，并无其他具体办法，而领袖诸公虽集议于上海，亦并未谈及此事。因此，我们东北民众非常疑惧，遂赴上海。现在上海和会已烟消云散，不知是何情形，不得已特来到首都，向蒋主席请示一下，政府是否还要东三省？

我东北民众未逃出者被日屠杀，已逃出者将沦为乞丐，党国领袖诸公对此水深火热之状，曾否发过恻隐之心？政府如还要东三省，16 号国联决议让日本撤兵仍无效，宜用何种有效方法收回东北失地，请主席立子答复，以释群疑。

蒋介石无言以对，半晌才说：

汝等由虎口中逃生，身受切肤之痛，来到首都责难政府，出言愤激，自属情理之常。唯政府自事变以来，时时注意这件事，并非未发过恻隐之心，你们所责难的话未免过火。

高崇民立即反驳说：

我们没有去广东请愿而来南京，正说明我们对中央的信任！

蒋介石被说得面红耳赤，不知说什么好，转身看到打着标牌的天津学生队伍，竟迁怒于天津学生说道：

东北失掉，东北人来请愿还可以。天津并未丢失，天津学生来请什么愿？

天津学生很气愤，一学生代表大声道：

东北是中国的土地，我们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中央政府的最高负责人，所以来京向你请愿。

全场立时掌声响起，高呼:

请中央领导抗日，收复失地！打倒不抵抗政策！

蒋介石强辞夺理地说：

中央没对不起东北人民的地方……

此话一出，大家发出一片唏嘘之声。高崇民义正辞严地说：

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人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

蒋介石闭口不说话，实际上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掌声雷动，大家高呼：

拥护政府领导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不抵抗主义！

蒋介石气急之下，竟转身退入后台。十几分钟后，才重新走出来，言语稍有缓和，但仍重弹老满，什么“不要听信造谣挑拔，要静候中央的处理”，并且重复“到必要时候，中央一定抵抗，还要依赖国联正义制裁”。讲完后，他即悻悻而去，台下群情激愤，呼喊叫骂声不绝于耳。

请愿团全体人员经连日奔波，饥寒交迫，疲惫万分。当日，他们返回金陵大学，提早休息，准备次日北返。夜 10 时许，突然有大批宪兵和便衣闯了进来，叫起全体清愿队员作逐一检查，他们声称请愿团有共产党参加在内，散发反动传单等事情，但搜查一阵，确一无所得。被激怒的全体请愿团员纷纷质问他们：

抗日有罪，请愿有罪，爱国算是反动？什么不算有罪，什么不算反动？

有的竟气愤得痛哭失声。11月23日晚8时，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代表阎宝航、王化一等十二人又齐赴顺承王府，谒见张学良将军请愿，张亲自接见，接受请愿书，即对代表们表示：

本人谨以个人及政府官吏资格，接受盛意。决以其所能，为国尽力，以副同胞之希望。

这次请愿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但却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许多报刊对这次请愿作了如实的报道。

二十世纪30年代初，阎宝航夫妇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军进攻上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蔡诞错率部抵抗，淞沪抗战爆发。东北冯庸大学成立抗日学生义勇军，由冯庸校长亲自率领到上海多加抗日，驻防在长江沿岸大场，挖战壕阻击日军登陆，当时，阎宝航和救国会总务部长卢广绩正在上海，曾亲到防地看望。

阎宝航开展的救亡宣传活动，常常受到有关部门的监视与管制，他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开始从不理解转向不满。1932 年8 月下旬，救国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阎宝航提出的建议，决定每年的 9 月 18 日为亡省周年日，届时，东北流亡民众和东北抗日义勇军应就地召开群众纪念会。9月15 日，《京报》公布由阎宝航制定的救国会决定，联合北平各抗日群众团体为纪念九一八周年于当日上午8时，在西城皮裤胡同东北学院举行纪念活动。消息传出后的第二天，行政院长宋子文子急电北平市政府，设法抵制。

迫于南京方面的压力，张学良也派人通知救国会，9 月 18 日纪念活动不能组织游行示威活动。阎宝航建议学校自行举行活动。各校积极响应：北师大、北大、平民学院、法学院、俄文学院、翊立女中、第一小学、第二小学等学校，均在校内召开纪念大会，表示对政府顽固推行不抵抗政策的强烈不满，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呼吁全国同胞勿忘“国耻”，打败日本侵略者，复土还乡斗争到底。在阎宝航推动下，1932年2月，救国会创办由李全林任主编的《救国旬刊》，阎宝航亲自确定办刊宗旨:

志在阐扬中华民族精神，叙述抗日战绩，报告抗日消息，采集抗日策略，团结抗日分子。

东北抗日义勇军

救国会成立时，毫不含糊地确定了以宣传工作和军事工作为中心的方针。最初的军事工作，重点是联络各地民众队伍，并派人出关，分赴辽宁各地，编练民团，以防匪为名，避免日人注意。

后来，由于东北军爱国将领率部掀起大规模抵抗日军侵略，救国会就把军事工作扩大到发动民团和民众武装，组织义勇军抗日队伍上来。

南京请愿后，阎宝航的思想更加明确，即以组织和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为中心开展宣传。在做好宣传的同时，他以满腔热忱协助军事部长王化一做好军事工作。

1931 年 11 月初，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打响“江桥抗战”，驻守黑、吉两省的东北军将领苏炳文、李杜、丁超、冯占海、王德林等，也冲开南京政府不抵抗命令的束缚，举兵抗日。他们取消原东北军番号，改称“救国军”、“自卫军”等，吸收警察、民团、大刀会、红枪会和绿林豪杰等力量参加，重新组建新的抗日武装。

对于这些队伍，由于关山险阻，救国会无法实施领导、指挥，只能对其中一小部分队伍进行委任，大部则派员联络，向他们宣传抗日，慰问勉励。对辽宁和热河及辽北蒙边地区的民众抗日武装则采取积极组织、委任和领导。救国会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救国会北平成立大会之初，阎宝航、王化一就曾选派张新生到辽宁新民县沙岭子岗联络绿林队伍。

当时，活动在辽西一带的绿林首领高鹏振（报号“老梯子”)，在张新生帮助下，成立“东北国民救国军”，公推高鹏振为司令，下设四个团，队伍达数千余人，他们在黑山、新民、法库、康平、彰武等地，进行武装抗日活动。

10月末，救国军遭东北军骑兵第3旅突袭。在张新生建议下，高鹏振派人去锦州拜会辽宁省政府，要求其通令所属辽西各机关，援助与支持救国军。

聂荣臻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对救国军起兵抗日表示敬佩，发给慰劳金三千元，并通令所属部队对义勇军不得摧残。

张新生于11 月 6日到北平邀请军事业务骨干出关抗日，阎宝航会同王化一、卢广绩昕取了他的汇报，对救国军的兴起兴奋异常，对张新生的工作大加赞许，立即委任他为救国会军事部工作人员，负责辽西各抗日军的联系和指导工作。

随后，他们选派进步青年史纯青、徐大同等五六人随张新生一同潜赴沈阳，会同沈阳的王正义等二十余人，到救国军中对其进行整编训练，随后，该部发展到九个团，三个独立营，这是在阎宝航等救国会领导人组建的第一支抗日义勇军队伍。

1931年 10 月 20日，救国会召开全体执委会之前，阎宝航在和王化一、高崇民等酝酿常委和执委名单时，他力主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公安局督察长熊飞参加救国会，并做执行委员或者常委。但是，救国会内的国民党人士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民众团体不宜邀军人参加，更不宜作常委。

阎宝航、王化一、高崇民等人认为，关于邀请部分东北军将领参加到这个抗日民众团体的问题，张学良将军已经默许，所以，这一条决不能改变。

但是，考虑到黄显声是锦州前方的主帅，不宜来北平参加会议，大家便决定选熊飞作九人常委之一，任军事部副部长，黄作执委。

日军占领沈阳后，急欲占领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在辽宁地区，除占领南满和安奉铁路沿线主要城市外，其他地区尚无力占领，遂培植汉奸队伍，只派出日军顾问进驻辽南和辽西地区。

10月下旬，日军派汉奸凌印清在沈阳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拥兵“三厅九处十七旅，另具独立步兵三个团”。

密切注视东北局势和日伪动向的阎宝航，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便和王化一商量，决定派人去锦州，建议黄显声设法剿灭凌印清，黄即让熊飞利用旧关系，化装去营口策反，并以此为契机，发动民众，创建抗日义勇军。

随后，绿林头目张海天、项青山遂设计除奸，在警察总队配合下，张、项率部一举活捉凌印清及他的参谋长、日本顾问仓冈繁等十二人，并秘密执行枪决。

熊飞还将所缴获的日本参谋本部的委任书、汉奸司令部的大印、汉奸队伍编制表等战利品带来北平，向救国会和张学良将军报告。

张学良甚为高兴，奖赏现洋 5 万元，为此，阎宝航、王化一趁机向张学良建议将张海天、项青山等队伍编为正规军，张学良摇头头说：“把他们编成地方武装或义勇军吧!”

就这样，救国会遂委托黄显声、熊飞代表救国会委任项青山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司令，驻盘山；张海天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军司令，驻台安。

东北抗日义勇军

救国会委任的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是东北有组织抗日的开始。接着，救国常委、军事部副部长熊飞、执委黄显声抓住这一时机，使一些绿林首领、中下级军政人员、帮会首领、爱国士绅纷纷而起，组织义勇军。

至 12 月中旬，接受救国会委任者达 22 路。到 1932 年 3月，接受救国会委任的义勇军已达 54 路（后发展到 56 路)、27 支队、6 路骑兵，还有特种编制的义勇军十数支，计人数约 10 余万人。

迅猛兴起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给阎宝航等救国会领导人以极大鼓舞，他们抗日的足迹发展到全东北，30余万人，斗争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成为中国近代史人民反抗外倭斗争极为壮观的一幕。

11月下旬，日本关东军在占领齐齐哈尔之后，便掉转头来分三路向锦州进攻。

当时，辽西重镇新民已沦陷，东北军正规作战部队防线远在大凌河沿岸。日军先头部队遭到新民、白旗堡、营口等地义勇军的顽强阻击。义勇军破坏日军必经之路的饶阳桥，占领皇姑屯火车站，西侵日军认为在日军进入辽西后，将会因兵力所限而陷于苦战，遂下撤退命令。

日军第一次西侵宣告失败，显示了抗日义勇军的力量，也极大地鼓舞了阎宝航以及救国会同仁。

12 月 18 日，黄显声在九一八事变三周月时，赴北平参加救国会全委会《规复计划》讨论。他介绍了辽西、辽南等地义勇军不断出击的情况，慷慨激昂表示：

一定要抓住有利时机，反攻东北。

随后，黄显声回到锦州，一面指挥锦凌一带的留守部队积极备战，一面部署义勇军做好迎击日军准备。同时，还给张学良发出一封电报，建议大凌河已结冰，工事亦欠坚固，与其待敌进犯，何不转取攻势。为避免“国联”责难，可俟日军越过大虎山，即迎头痛击。

他还报告说，警务处所属公安大队已潜伏在皇姑屯等处，沈阳现甚空虚，相信收复沈阳确有把握。

黄显声的这一大胆建议，传到救国会里，阎宝航欢欣鼓舞，曾约王化一等一起去面见张学良，鼓励其早下决心。

在这期间，国民政府曾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与日军约定，以大凌河为“中立区”之东界，日军在国联调查团来东北调查解决问题之前不得越界；中国方面，除留警察部队维持治安外，正规部队亦退出“中立区”。

不过，义勇军的兴起和日军第一次西侵失败，也鼓舞了张学良，他曾企图利用“中立区”赢得时间，将在关内的东北军编成两个军开往大凌河防线，准备在锦凌地区与敌决战。但是，张学良此次反攻动议，终因南京的掣肘而未实现，12 月 29 日，东北军驻辽西、锦州各部突然接到张学良下达的撤退的命令。

此时，日本关东军以锦州为目标的第二次西侵开始，其先头部队已冲进大凌河畔，威胁锦州。

阎宝航闻讯，以救国会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他痛切陈词，谴责国民党置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于不顾的卖国行为，敦请政府出兵抗日，但此后，毫无音讯。

1932年1月 25 日，救国会实行改组时，常委通过了《救国会组织暨工作大纲》及《义勇军工作方针》，同时，在宣传部(后改为政治部）增设“关外工作指导委员会”，由阎宝航兼任该委员会委员长。

“关外指导委员会”主要负责对接义勇军开展工作。其中包括：派员出关、战地宣传队组织与工作、调查敌伪情况，以及政工、特务人员之训练等。

最初，救国会派往东北人员主要任务是联络东北军政旧部，组建和慰问义勇军。当时，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和第1团团长姜全我投降日军，该团副团长唐聚五正在暗中酝酿举兵抗日，10 月初，阎宝航、王化一选派黄宇宙持救国会委任状赴辽东。出发前，张学良接见黄宇宙时，亲书“手谕”，他奉命出关后，几经周折，来到桓仁县唐聚五处，亲手将救国会委任状及张学良“手谕”交给他。

唐聚五很受鼓舞，表示立即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黄宇宙回平复命时，阎宝航、王化一命其第二次赴东边道，同时，派出二十余名军政人员到东边道各县做发动工作。

1932 年 4 月，唐聚五程仁兴师，并任自卫军总司令，东边各县起而响应，组成 19 路军，计 10 万余人，一时声威大震。

1932年初，阎宝航代表救国会，派遣车向忱、宋黎赴东北。宋黎回忆道：

阎宝航代表救国会找车向忧和我谈话，他说，张学良支持救国会组织支持义勇军抗日，希望我和车向忧一起去完成送委任状、宣传支持义勇军抗日的任务。

这样，车向忱于 1932 年 1 月 14 日扮作卖药先生（化名杨秀东），我和李述全扮着他的学徒，携救国会的信及张学良用黄绫子亲笔写给马占山、邢占清、李杜、苏炳文、唐聚五的委任状，乘日本的“天潮丸”轮船，从天津抵大连。

然后，从大连乘车先后到压河、丹东、宽甸、桓仁、通化、辽源、西丰、四平、哈尔滨、齐齐哈尔、洮南等地，向群众广泛宣传抗日。所到之处，军民振奋，纷纷组织队伍，起而抗战。

为了提高义勇军的政治、军事素质，阎宝航从东北藉学生中挑选一批学员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派到义勇军中工作。

关于遴选政工人员标准，对于“派往敌军势力范围及义勇军克复区域内人员，要“有政治常识，曾在社会服务，有相当经验，年龄在 25 岁以上”。

担任义勇军政治教育人员，要求“熟习（悉）国内外情况，富于民族思想，有政治教育学识”。

担任秘密破坏工作人员，则要求“有特别经验或专门知识和富子冒险牺牲特性”。

当然，有些受训工作人员，可能担任联络各救国团体的任务，要求“长于交际，热习（悉）救国工作情形”等等。阎宝航对受训人员纪律要求非常严格，“如有泄漏机密情事者，应受最严厉之惩罚；并于训练开始时，举行宣誓，以昭郑重”。

1932 年 2 月 16 日，由阎宝航负责拟定开政治人员训练班。18 日，《京报》对政治训练班筹办一事加以报道：

鉴于东北各路义勇军，虽酣战御侮，不顾生死，而对于一切作战之计划及联络之方法，尚有缺欠，特拟在平成立政治训练班，召集勇敢多智之青年，聘用特殊军事人才，担任教官，加紧政治训练，以便奔赴东北指导各路义明军作战。

2 月 24 日，阎宝航主办首期“政治训练班”在北平奉天会馆开学。参加训练班的学员全是东北藉青年。授课内容包括对义勇军的政治工作和对民众的政治工作。

根据现有资料统计，阎宝航组织派出的战地宣传队四个，每个宣传队队长一人，演讲主任一人，文书一人，摄影一人，事务一个，队员四人，夫役一人，每队八至十人不等。

1932 年 7月，阎宝航主持开办的“西山干部训练班”，8月，经过严格审查，阎宝航在东北青年中选拔百余人，在北平西山卧佛寺，创办“西山干部训练班”。

训练班以“学生夏令委员会”名义作掩护，由阎宝航任主任，张希尧负责组织工作，兼管生活事务。训练班的课程主要是时事政治、马列主义、游击战术和火药制造与爆破，分别由阁宝航、宋醒池、徐靖远和宁匡烈授课。

东北抗日义勇军

据当年参加训练班的赵守铭回忆，训练班规定严格的纪律，不准相互打听对方的家乡和真实姓名:

班主任阎宝航经常给学员讲形势和蒋介石对外不抵抗、对内打共产党的事实、国民党“围剿”红军打内战等等。训练班还进行实战演练。

10月，训练班结束，学员由阎宝航分配去处。有留在天津的，有到苏区的，大部分被派往东北。我分配到哈东游击队担任交通员和敌情报侦探工作。

1933 年 8 月，宋黎经阎宝航批准，参加了北京香山卧佛寺秘密开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在那里他“跟着学了一点马列主义，游击战术和爆破技术”，为日后参加抗日斗争打下良好基础。不久，宋黎返回沈阳，用自制炸药，爆炸烟馆、火车站，闹得敌伪惊恐不安。

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的东北人员中，有三个具有神秘色彩的人物：一为张学良机要处长黎天才，二为原辽宁省警务处长，后任东北军骑二师师长、53军副军长的黄显声，另一个即阎宝航。

黎天才利用机要工作的条件，在东北建立了情报网，直接为张学良服务；

黄显声在九一八事变之夜，率警察公安队伍抵抗日军后，命大部分队伍撤出沈阳，到锦州集结待命，他自己则化装潜伏沈阳，选可靠人员潜伏下来，做地下情报工作。他在锦州组织义勇军时，经常得到“底线”人员送出的日伪军情报。

阎宝航以救国会身份，训练特务人员潜回东北执行侦察日伪军政情报等任务。

在阎宝航手里，至少掌握几百名他亲自派出的情报人员，救国会宣传、军事两部直接领导的张希尧、张金辉、宋黎、宁匡烈、高鹏、纪亭榭、马鸿德、张一吼、李烈生、李兆麟、赵桐、孙国璋、郑杰等 400 余人，先后被派回东北，奔赴辽宁地区从事抗日宣传和秘密工作。

在 1931 年至 1945 年14年中，他们一直同阎宝航保持联系。

1932 年 6 月初，在救国会第 191 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决定把东北抗日义勇军划分为五个军区。为了加强对义勇军的领导，阎宝航领导下的政治部制定了政治工作方针。他把东北辽、吉、黑、热四省以地理形式，划分为13 个区，分别派政治专员、政治特派员。

同时，组织四个特务团，共计 228 人分派各地，除个别人员未赴指定地点外，大部都在派出地点指导义勇军、联络策反伪军警、组织民众。为东北地区的抗日救国做出了贡献。

1933 年初，东北抗日义勇军各路军在日军强攻下，先后失败。阎宝航得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仍在辽东地区坚持战斗的消息，产生了与南满游击队伍取得联络，并援助武器弹药的想法。

他认为，凡抗日队伍，救国会都应联络支持。他把秘密联络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的任务，再次交给车向忧。

这年 6 月中旬，车向忱取道天津，经由大连潜赴辽东地区。他走遍了辽东、吉林南部各县和农村，终于在桓仁老秃顶子找到了南满游击队军需长韩震。他代表救国会向南满游击队表示慰问，并表示救国会愿意援助游击队一批枪支、弹药，并约好交接地点。

后来，救国会被迫解散，援助南满游击队的事未能实现，阎宝航深表遗憾。

救国会被取缔

1932 年秋，东北抗日义勇军在东北的斗争遭受严重挫折。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人率领的义勇军主力受挫后，余部退入苏联境内，冯占海、邓文等人也率余部转人热河、察哈尔一带。

在辽宁东部地区的唐聚五、苗可秀所部，以及辽南、辽西各地义勇军也相继失败，东北抗日活动转入低潮。

紧接着，1932 年底，日军把侵略矛头指向热河、山海关，以图占领东北全境，威胁华北。阎宝航一方面疾呼政府出兵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另一方面，极力主张团结各地一切积极支持东北义勇军的团体，竭尽全力支援。

早在东北义勇军兴起之初，1931年 11 月 14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训练总监何应钦就曾给国民党中央报告说，民众自动组织的义勇军，弊害颇多。上海方面且闻有共产分子及日人参杂其间，影响所及，殊堪危虑。

何应钦建议，对未组织者，令其缓办；已组织者，令其中止。对此，蒋介石密令各地一律遵照办理。

何应钦取代张学良执掌北平军分会后，首先对退入河北省境内的东北义勇军开刀，严查取缔。1933 年4月 27 日，北平军分会颁布了《整顿河北省境内义勇军办法四项》，从东北撤入河北省境内的冯占海、邓文、李海青、李纯华、郑桂林等部义勇军相继被改编，缴械，遣散。

7月 14日，救国会派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钱公莱等委员到中南海居仁堂同何应钦进行交涉，指出:

政府应该考虑东北失地与几十万流亡民众，支持救国会的工作，而不应取缔抗日义勇军。

何应钦说:

对于失去自由的东北人民特别是对于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政府和我个人表示同情和理解，但是，政府有政府的考虑，为了圆满地解决中日问题、东北问题，东北人民一定要树立全局观念，要相信政府。

阎宝航说:

要我及每一个爱国的东北人相信政府，这并不难，如果政府自九一八事变时起，就能领导人民抗日，而不是不抵抗，那么，也许不是今天的这个形势。

问题就在于政府对于东北问题不关心。不抵抗倒也罢了，对于日人得寸进尺却能加以容忍，对我们这些从事救亡活动，打回老家去的东北人不支持，甚至对义勇军加以取缔，对救亡组织加以限制、甚至取消，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

何应钦过去不认识阎宝航。他说：

我想，这些具体的事情如何认识，我们现不要急于争论，不忙下结论。至于你们说的打回老家去的问题，政府从来没有说过相反的话。

问题是，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强国，我们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与其交涉。军分会对华北团体采取的具体办法，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引起外交上的麻烦。救国会也不例外，从今后最好不要再公开活动。

卢广绩接着表示：

当局不支持救国会也罢了，反倒釜底抽薪，我们要求恢复发售爱国奖券。

对此问题，何应钦推到了黄郓身上：

这件事是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的事，何某无权过问。

王化一又说:

东北抗日义勇军从一开始就是孤军奋斗，其残部进入热河、察哈尔地区后，经过政府的改编、取缔，目前所剩无几，但在北平周围尚有一些余部坚持活动，作为救国会，我们已无力接济，要求军分会在物资、军械方面给予支援，他们在抗日斗争中，是我中华民族的骄傲。

何应钦说:

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接济已不可能，对留在河北、北平周围者，一律取缔。

话已说到这个地步，阎宝航激动地说:

如此说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已无立锥之地了？

何应钦毫不掩饰地说道：

不是北平，而是整个华北，我们和日本人已经有了协定，只有如此，只能如此！

这次谈话，还提到了救国会内有共产党宣传品问题，阎宝航对何应钦说：

救国会只知抗日，不知其他。如果说救国会主张抗日，共产党也主张抗日的话，那么，这是不幸而一致，总不能说救国会主张抗日，就怀疑救国会与共产党有关系。

依我看来，救国会的组成人员绝非共产党所能影响。东北流亡青年、爱国分子，在国难当头之时，用较为积极或激进的方式表达他们忧国忧民的思想情绪，要求政府改变对日政策，喊出一些抗日的口号，这是可以理解的。

绝不能说这些人就是共产党，更不能说救国会写几张宣传抗日的标语，就因此怀疑救国会内有共产党掺杂其间，甚至受其影响和控制。

阎宝航以不紧不慢的节奏，说出这一番话，何应钦不知如何应对，遂深恨之。

7月 16日，何应钦正式通知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等人：

后援会、救国会应根据协定（按：指塘沽协定）速予取消。

7 月 31日，东北民众抗日数国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就“政府受日寇威胁，要求后援会和救国会停止活动，本会应如何对待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决定：

1、不仅不停止活动，更应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2、缩小组织，裁汰不必要人员要求精练；

3、为避免摩擦，此后转入秘密行动。

随后，在国民政府的高压和何应钦的强硬措施下，救国会被迫停止公开活动。

创立复东会

救国会的常委都是东北人，他们沦落北平，聚集在一起，在张学良的支持之下，以高昂的热情支持抗战，把复土还乡的愿望寄托在义勇军身上。但是，义勇军的溃败使他们再一次经受严重打击。就在这时，热河一役，东北军不战而逃，长城战败，张学良代人受过，被迫出国留洋，离东北军和流亡关内几十万东北民众而去。

阎宝航认识到参加救国会的成员政治身份复杂，特别是国民党人和国民党改组派的参加，使得日常工作开展艰难。

救国会接下来要转入秘密活动，就不能不考虑人员组成问题。对此，阎宝航回忆说：

原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领导核心，经过多次磋商，决定抛开原来委员中的国民党分子，团结热心救国的坚定积极分子，成立秘密组织，定名为“复东会”。

1933年9 月 18 日，即九一八事变二周年纪念日，救国会常委在北平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复东会成立大会。第一次入会会员 31 人，会员大会是复东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为理事会，选举王卓然为理事长，高崇民为秘书长，理事9人。1934 年 2月 18 日，王卓然辞去理事长职务，阎宝航当选为理事长。

阎宝航继续侧重负责政治宣传工作，鉴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已不复存在，对义勇军的政治工作已经搁置，但对日伪的秘密情报工作应继续进行。阎宝航重点负责对秘密人员的培训和派遣工作。同时，他挑选原救国会政治部工作人员张希尧、张金辉等人，利用一切条件和时机，继续坚持救亡运动。

一方面做好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工作，另一方面，还要联络东北军将领，建立密切联系。

阁宝航和复东会成员们，在张学良出国期间，忠实地为东北救亡事业，为东北军的稳定，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

在这期间，阎宝航派往东北各地的地下情报人员，一直同他保持地下联系。他自己的生活费用很大一部分用于补贴这些人员的活动上。

许多从事东北情报工作人员，几十年后，才知道阎宝航慷慨解囊的真实情况，对这位东北救亡活动主将尤加崇敬。

复东会并入四维学会

1934年1月8日，张学良从意大利回到上海，一改昔日萎靡憔悴的形象，身体康健，容光焕发。在张学良上海莫里哀路的寓所，东北军政要人，蜂拥而至。

几天后，复东会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到上海面见张学良。卢广绩回忆：

张见到我们，百感交集地说：“我回国时，有人到新加坡接我，有人到香港接我。从香港到上海的船上，这旧相知仍如九一八事变前那样狂饮豪赌，他们竟然没想到，今天东北领土丧失、国破家亡之恨，我真感到有些失望。你们虽然没有去接我，却是搞抗日救国，支援义勇军。我看接我到新加坡的、到香港的一些人，不是为了官，就是为了钱。还是你们真心实意的要做些实际工作。”

张学良畅谈旅欧观感后，却大谈起“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主张，阎宝航感到非常突然。张学良说：

现在外有强敌人侵，内有共产党捣乱，要求国家真正统一，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委员长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为挽救国家危难，收复失地，只有拥护委员长，贯彻委员长的国策。

张学良还谈到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经验：

意大利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对他说，中国所以是一盘散沙，贫穷落后，就是由于领袖太多，不统一，不集中。

各国民众皆能热烈地拥护领袖，俾得放手做事。意、德于大战残破之后，皆能转否为泰。而为领袖者亦忠诚无私，努力奋斗，返顾国内争做领袖者太多，猜忌争斗，阻人成功，而成既不能命令又不受命之亡国病症。宁受外侮，而不许自己兄弟来统治。”

全国人若不愿为亡国奴，必大彻大悟，容许一人领袖，有试验机会，发挥效能。

目前，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回北平，掌握自己的军队,整顿训练，待机而动；一条是拥护蒋介石，完全听他的。前一条路，必须得到日本人的谅解，受他们的摆布，不然，在华北是待不下去的。我张学良决不能屈膝投降，甘做汉奸，这条路是绝对不能走。

要想抗日复仇，打回老家去，单靠我们几十万军队,是无法对日本作战的，即使加上中央军，也未必于事有济，必须全国统一，再得到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的援助，才能对日本作战。

阎宝航听后，心里很不舒服，蒋介石对东北人的复土还乡，根本没有兴趣，对东北沦亡人的疾苦根本不关心，张学良对此何尝不明白呢？这时，张学良又接受了蒋介石委任，赴武汉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他感到，今后的事情就更为复杂了。

1月 22日，张学良去南京谒蒋，并向蒋谈了旅欧观感。

蒋介石问:

听说东北人组织一个“复东会”？

张学良答：

我刚回来，情况还不清楚。

实际上，张学良回到上海，已经听了王化一关于成立复东会经过汇报。1月30日，他去杭州参加航空学校开学典礼时，向蒋介石说明复东会的问题：

复东会是东北一些旧属为收复东北搞救亡活动的组织，如委座愿意合作，取消它也可以。

蒋当即表示: 只要能合作，复东会可以存在，也可以发展。

张学良以为得到蒋介石的谅解，便给复东会捎来口信。阎宝航召集复东会十余个理事，传达张学良的指示。

由于复东会排除了国民党CC分子，抗日活动转入地下，引起国民党当局的猜忌与仇视。同时，由于 1933 年霍维周被刺后，许多东北青年脱离青年党，另在东北大学、东北中学组织国社党，增加了国社党头子王捷侠的声势。

蒋介石对国社党不放心，对张学良部下也不放心，遂于2月中旬，密派戴笠和北平军分会政训处长刘健影到北平、天津等地进行调查。戴笠、刘健群调查后认为，复东会成立时间虽短，但抗日活动多，影响大。张学良了解到这个情况，便决定对复东会采取措施，以打消蒋的疑虑。

1934年2月下旬，王卓然、王化一来到武汉。张学良表示，既然复东会使蒋不放心，不如取消它，与蒋合组一个组织，以复东会干部为骨干，吸收蒋的干部参加。

4月1日，他俩在戴笠的陪同下来到南昌，蒋介石在南昌北坛听敢了他们关于复东会组织工作报告，并转达了张学良关于合作组织新团体的意见。蒋当即表示，张副司令主张很好，命戴笠、邓文仪、刘健群和王卓然、王化一等详加讨论有关成立新团体的具体事宜，再行定夺。双方人员商定以下各点：

一、彻底融合蒋、张两方核心干部，拥护唯一领袖，肩负复兴民族大业；

二、继续东北抗日工作，以作发动全国抗日之准备；

三、复东会由张学良负责说服取消，领导人加入新组织；

四、蒋为事实上的领袖，不居名义，组织理事会，由张学良就近领导；

五、新组织定名四维学会；

六、会址暂设武汉；

七、对外暂守秘密。

最后形成草案，送蒋审批。随后，张学良即派王化一回北平，向复东会核心组传达此事。

阎宝航表示，坚决反对取消复东会，同时对四维学会提出质疑: 何为四维？

王化一答: 礼义廉耻。

阎宝航问：

复东会是以誓死救国为宗旨，这怎么能与礼义廉耻同日而语？

高崇民则表示：

一个是复东，要收复东北，一个是礼义廉耻，一点抗日的意思都没有，不能接受。

在阎宝航看来，蒋介石提倡的所谓“四维”，无非载是让人循规蹈矩，又能舍己济人；安分守己，又能刺激奋发，总之是不可反抗，只能无条件服从，如此而已。阎宝航对字张学良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的举动，一直持不理解的态度。他认为，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个悲剧，那么，如今取消复东会的举动，将来也必定是个悲剧！

其实，张学良既然拥蒋武力统一中国，参与剿共，也要谋求在政治上、组织上与蒋介石的进一步合作。他了解到复东会领导人阎宝航等反对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意见，很是着急，又派他的机要秘书黎天才北上。

黎天才到平后，与阎宝航、高崇民等多次讨论，最后初步决定，既然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的动议是张学良提出来的，如果抗下去，既得罪了蒋介石，又得罪了张学良，所以，可以考虑加入四维学会问题。不过，四维学会必须明确继续抗日救亡工作，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仍采取秘密合作方式。

5 月7日，张学良在武昌徐家棚亲自向阎宝航等复东会领导人做了长时间的说服工作。他说：

咱们东北人的主要目的，是打回老家去。我们自己力量不够，必须与握有军事实力的黄埔系相结合。同时，更需要国家的统一，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这是我这次出国吸取德、意两国的经验。目前只有蒋先生有资格作领袖，咱们拥护他。蒋先生已批准“四维学会”，以复兴民族为已任，让我们继续东北工作，咱们应该忠诚地与他合作，实现抗日。

我们东北军几十万军队不 能单独对日作战，我若脱离蒋介石，不出三个月，东北军就得饿肚子，这个问题使我非常苦恼。

蒋介石为控制东北军及东北民众的救亡运动，下令取消救亡团体复东会，指使CC派于1934年5月12日在汉口成立了“四维学会”，选举贺衷寒、刘健群、戴笠、邓文仪、邱开基、丁炳权、袁守谦、王卓然、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吴瀚涛、黎天才、关吉玉等15人为理事。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会长，王卓然为理事长，刘健群为副理事长，王化一、黎天才、邱开基为常务理事。该会会章宣称“拥护唯一领袖、团结一致救国”，在南京、上海、北平、杭州等地设有分会。该会内部始终存在以张学良为代表的抗日派同CC派间的斗争，到“西安事变”前，四维学会归于销声匿迹。

新生活运动中的角色

“新生活运动”期间的餐厅

1933 年9月，蒋介石开始向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同时，蒋介石在国统区采纳复兴社分子邓文仪等人的建议，在江西南昌发起所谓重整道德、改造社会风气的运动。

1934年2 月，蒋介石在南昌各界纪念会上，宣布从革新国民生活习惯着手发起“新生活运动”。2 月 19 日，蒋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

新生活运动，号称是以道德的复活来求民族复兴。但实际上，却是企图通过强迫人民军事化、思想奴隶化，以封建的伦理纲常来整治人心，禁锢言行，使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四维学会成立后的 5 月 16 日，蒋介石在南昌接见全体理事之后，随即留下阎宝航、吴翰涛长谈。蒋介石对吴说：

我们将在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很重要。你去那里当教官，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致个人的生死，往往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

吴翰涛事先并无准备，在这种场合又不便多说，不得不表示同意。蒋介石扭过头来对阎宝航说：

阎玉衡先生，你了解新生活运动吗？

阎宝航对新生活运动一无所知，但他去南昌时，听到当地人说，蒋先生曾在这里讲过，联想到四维学会的宗旨，便说: 也许是礼义廉耻吧！

蒋介石说：

对！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总理指示我们的固有的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实现八德的门径和着手之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新生活运动中提出来的革命行动。最高原则——“礼义廉耻”的四维。唯有照着这个礼义廉耻的四维来做，才能实践八德，实现主义。

阎宝航听了他的这番话，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没有作声。蒋介石继续说：

我说这些话，阎先生，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阎宝航轻轻地摇摇头。蒋介石显得兴致很高，接着说：

好吧，那我告诉你，这个新生活运动，实践八德的担子，只有你阎玉衡来承担了！我请你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书记。

阎宝航感到“事出意外”，当即表示：

新生活运动如此重要，本人对此无深刻理解，恐难胜任……

蒋介石一挥手，制止他说下去：

你的情况我了解。好吧，你可以考虑考虑再作决定。

傍晚，阎宝航找到在南昌的复兴社成员邓文仪，请他代为婉辞。邓文仪告诉他：

眼下国家正是用人之时，你受蒋先生钦点之幸，怎好拒绝?

阎宝航说：

一则不懂新生活运动为何物，二则在北方还担负抗日的一部分领导工作。

邓答应有机会进一言，但无结果。

第二天，阎宝航得到通知，蒋先生再次请他一晤，他被领到南昌理公会西式楼房蒋的寓所，蒋和笑容可掬的夫人宋美龄正在这里等他。

宋美龄热情地询问阁宝航近况，问道：

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阎先生在奉天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久闻大名，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

阎宝航说：

夫人过奖了。本人只是按基督教教义做一点事情，也未见得做得那么好。

宋美龄说：

我和阎先生是教友呢，不知先生《圣经》曾读过几遍？

阎宝航笑道：

草草浏览，谈不到几遍。

宋美龄说：

茫茫四海人无数，哪一个是新生活运动总管？非先生莫属了！阎先生认识余日章先生吗？

阎宝航回答：

当然，余先生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

宋美龄说：

余博士是我和蒋先生的证婚人，是他向我们推荐阎先生担任这一职务的，请先生不必推辞了！

这时，蒋介石说：

新生活运动是社会运动，是为抗日做准备。熊式辉、杨永泰已在此组织了一个新生活运动总会筹备委员会，你可径去上任。改日我要告诉张汉卿，请他忍痛割爱吧！

阎宝航回到寓所，吟思良久，仍不愿就职，便起草一份给张学良的电报。很快，张学良复电：

万勿推辞，吾以电谢蒋公及其夫人。

随后，阎宝航又到武汉和张学良谈到了这个问题。张说：

我们东北人在南京居高位的不多，玉衡兄应趁机会为东北人做点事情。蒋的力量大，我们回东北还要靠蒋的援助。蒋夫人又出面邀请，为什么不干呢？要接受这个职务，广泛接触蒋方人物，以便更好地沟通双方的关系。

阎宝航不得已，只好勉为其难了。谈起去南昌就职，他仍有遗憾之处：

当我由南昌返回北京，向我一向亲密合作的爱国青年同志们告别，就任新生活运动总会书记时，他们一致表示反对。张希尧同志最为热情，由于深深惜别，甚至哭出来。我和他们郑重表示，今后仍然坚持不渝进行抗日工作，并决定由张希尧同志担任总的交通联络，将利用和蒋匪帮共处的机会，作支援和掩护的工作。在北京（平）停留一个月后，于1934年7月间去南昌。

新生活运动，北平开展清洁周活动

阎宝航就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时，南昌存在由熊式辉、杨永泰组织的一个筹备会，同时，还邀请邓述堃作为宗教界代表参加。

简宝航刚刚上任那几天，宋美龄多方授意，告之筹备进行事宜：即先以南昌为试验点，然后推及全国。

接着，宋美岭邀请美国传教士长孙威廉在她的寓所举行茶话会，还邀集南昌各基督教会中西传道士领袖及附属各教会学校、区院等团体代表30余人参加。

会上，宋美龄首先讲话，大谈发起新生活运动的背景、政治意义。她说:

这个运动之推行，关系到“国家兴替存亡之命运”。这个运动与基督教的关系，都是为“人类的幸福而服务”，“改造人们内心的恶念，成为自新再造的新人”。

阎宝航上任伊始，参与组织了一些事，实际上，他对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这一套的内容、理论尚不清楚。他一边做事，一边学习，以便深刻地了解它。

就其内容来说，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以改造国民全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为实行起点，以军事化为最后要求。

其中，蒋介石特别提倡“礼”。他在《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准则》中说，“新生活的中心准则，为礼义廉耻”，而“礼义廉耻是以礼为首要”，“礼为四维六艺之首”。

蒋介石和中国封建王朝崇尚“礼治”以维护统治是一致的。同时，他还把“礼”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礼貌结合起来，对人们的日常行为做了具体规定。

比如：纽扣要扣好，不打赤膊、不随时地吐痰小便，走路靠右，胸部挺起，吃饭要规矩，座位要端正，集会人室，冠帽即脱，公共场所遵守纪律，就位退席，闻党国歌，肃然起立等等。

根据蒋介石“礼义廉耻”的精神，按照“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标准，达到整齐化一的程度，即军事化。同时，提倡禁烟、禁赌、禁娼等。

阎宝航认为，就社会改革来说，这其中不乏好事。但他也十分清楚，新生活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民众不准反抗，服从领袖。他认为，政党一味高喊服从领袖是不行的，要从范畴更大的整个民族文化前途着眼，提出反对什么和要求什么，建立起一个巨大的文化思潮才能起作用。

但在他看来，新生活运动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他知道，有关新生活运动的理论不少，但读出点味道的不多。

所以，他在推行新生活运动时，不仅针砭时弊，还竭力插进抗日的内容，这是阎宝航同蒋介石根本不同之处。此后，阎宝航借用“耻”字，加以以“明耻教战”为题，作过关于抗日救国督雪国耻的讲演。

在这篇阐释新生活的讲话中，阎宝航还以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社会进步激励民众，在国民党奉行反苏反共政策情势下，阎宝航能说此话，顺属不易。

1934年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右起: 宋美玲、蒋介石、阎宝航

1934年 7月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秉承会长蒋介石之命，依据新生活运动纲要，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以下称新运总会)。总会辖各省市新生活促进事宜。蒋介石自任总会长，宋美龄为指导长，并聘张学良、杨永泰、熊式辉等中央和地方高层为指导员，阎宝航任书记。新运总会下设总务组、推行组、宣传组与学校组，各司其事。

新生活运动开始后，各省市也依葫芦画瓢相继成立分会，但各地组织新生活运动的办法与理论亦各不相同，甚至有曲解新生活运动而误定办法者，与蒋介石主张的运动大相径庭。

于是，蒋介石又颁布《新生活运动纲要》附《新生活须知》等，以为规范，颁布全国。这时候，阎宝航对新生活运动的情况、内容、理论已有了全面了解。“新生活运动虽是一种'复古’运动，但由于提倡生活生产化与生活军事化，在阎氏个人的理解上，这是一种发动民间的抗战准备工作。他曾经多年担任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对于新生活运动这种社会性的工作，自然很吻合其兴趣，因而，他作得很卖气力，也很有声色。阎宝航开始从不愿就职于新生活运动工作，到后来干得有声有色，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阎宝航被蒋介石在任用担当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一职，还有一个职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宋夫人同阎宝航同是教友，使这种关系更增加一层神秘的特殊色彩。

后来，阎宝航举家搬到南京大禹村一号，居住同宋美龄私邸很近，两人不但时常在一起参加会议和各种社会活动，还不时同坐一辆汽车出出进进。而且，阎宝航所乘坐的福特牌小汽车就是宋美龄送给他的，报纸也经常刊登他的消息。

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阎宝航则在宋美龄的推荐下出任书记兼干事，还曾和蒋介石共用一个大办公室。1935年，阎宝航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实际上是大副官的角色。阎明光说:

也许同为基督徒的缘故，宋美龄对我的父亲十分信任。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有一些达官贵人，他们的夫人要想见蒋夫人，都要先在我父亲那儿登记、打电话，然后我父亲请示蒋夫人。在别人眼里，他是蒋宋身边的红人，再加上他是张学良的好朋友，就连中统、军统头目戴笠、徐恩曾、贺衷寒等对他也都要高看一眼。

阎宝航说，我从1934年到1937 年夏，三年间作为书记，当然要宣传推行新生活的一套办法。在其位谋其政，这是常识，何况蒋氏夫妇寄予很大的希望。

阎宝航做了三年新运总会书记，他以新生活运动大员，穿梭于大江南北，走了许多地方，讲了很多话，但大体上离不开新生活提倡的琐事：锻炼身体，饮食起居，讲究卫生，清明扫墓，祭黄陵，拜孔子之类等等，有时，他自己感到隔靴插痒，滑稽而又可笑。

“礼义廉耻”是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基础，被称为“四维”

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蒋介石对新运总会的工作从来就没有满意过，批评则是经常的。我们从阎宝航1936年2月24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电台作广播讲话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过去一年间所有的新运工作，正如领袖所批评的，一切工作都不免不踏实。只有四处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难看到新运的实效。四处都可以看见新运的机关团体，却很少看到有多数的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这种种的弊病确实是全国的普遍现象，虽然大多数的国民不能在短期内接受到种种的训练，但是，我们不客气地说，我们推行干部之不健全，确实是一个主要原因。

据胡虑回忆，当时有两件事蒋主席对阎宝航的印象逐渐坏起来。

第一件是：1936年春，新运总会从南昌迁移到南京，起初没有办公地点，就在南京第一公园内一家茶馆里临时借几间房子，一切当然很紊乱。蒋主席那时在京常喜欢突然去视察一些机关的。有一个星期天，带着侍从驱车到了新运总会，进去一看：行李、家具，堆得一团糟，蒋主席的印象当然坏极了！本来，新生活运动是标榜“以身作则”的，而且天天在推行“规矩”“清洁”运动，现在总会本身尚且一塌糊涂，还能向别人推行吗？因此，阎宝航第一次受到蒋主席的口头责备。这在阎自身则有苦说不出，刚刚迁移，房子未弄好，宿舍的责任应该事务员负责。然而，他是很尊敬蒋主席的，背后他曾当着同人表示要诚意接受蒋主席的责备，从此要小心谨慎，努力工作。

第二件事虽然与新运工作没有多大关系，但从中可知蒋介石对阎宝航的看法。西安事变的时候，恰恰阎宝航从西安回京不到半月光景，有些人从张、阎的原关系上推断：他至少知道或参与了事变的预谋。更凑巧的是，事变的第二日，阎又因事到上海去了，怀疑他的人，越发振振有词，简直把他看作重大嫌疑犯，并且由宪警机关逮捕阎的一位家人，形勢闹得很严重。阎在上海听到了这消息，觉得问心无愧，又从上海赶回南京，事实虽然证明他的确不知此事的内幕，但当时却百口难辩，他只好在宪警“保护”之下躲在家里，一步不离，直到蒋主席的脱险归来。

自此之后，蒋主席中的某一部分人，始终以怀疑的眼光看阎氏，这就使阎在蒋主席面前的关系更加隔膜起来了。

实际上，新生活运动是干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在新生活运动着力宣传、推广了几年后，宋庆龄则对此也持否定态度。她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书写道：

新生活运动“是带了儒教气味的”，“在新生活运动中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也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

当初，蒋介石和宋美龄拉拢阎宝航出任新运总会书记时就曾许诺，新生活运动是社会运动，是为抗日做准备，表示要对阎当时所做的抗日工作以援助。在任新运总会书记期间，阎宝航通过张希尧仍与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保持联系，并做了大量的支援工作，他经常“在适当时机尽力鼓励抗日同志的志气和热情”。

张学良晚年曾对阎明光和阎明复说：

你父亲很能干，他到蒋先生那儿做事是我介绍的。

张学良对阎宝航一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在很长一段时间，阎宝航一直扮演着张学良的高级幕僚角色，张学良对他十分信任。每逢张学良需要做出重要抉择的时刻，阎宝航始终都在其周围，出谋划策。

矢志不渝，坚持抗日

1934年，日本为配合军事行动，在天津以日租界为根据地用各种手段扰乱我军后方。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和日本驻屯军武官柴山亲自出面会见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东北军将领），妄想游说使于学忠与汉奸齐燮元等搞所谓“华北独立”，被于学忠严词拒绝。

日本特务机关又唆使日军士兵骑着马在中国界内横冲直闯，肆意挑衅。于学忠再三抗议，日军不但毫无收敛，反而更加猖狂，日特利用日租界的汉奸收买51军被撤职的团长曲子才及其同伙，几次阴谋刺杀于学忠。1935年春季，于学忠忍无可忍，他警告天津日本驻屯军:

如果日军不停止挑衅及阴谋刺杀等一切险恶行动，即向日租界开炮！

日本向北平军分会及蒋介石要求撤换于学忠的军政职务。何应钦向于学忠通电话，请于自请长假。于学忠回电话说:

我叫外国人逼迫自请长假，我感觉太丢人，你撤我的职吧！

不久，何应钦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蒋介石任命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调任甘肃省主席，并令于学忠所属的111师、113师、114师、118师向西安开拔，进驻陕、甘一带“剿共”。

张学良自1934年初任豫鄂皖“剿匪”副司令后，东北军有半数南调“剿匪”，半数东北军仍留在河北抗日前线。张学良曾亲口和阎宝航说，留在华北的东北军一兵一卒也不能动了。而现在的情况，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1935年7月，杜重远在上海因其创办的抗日周刊《新生》杂志涉嫌不敬天皇而被逮捕入狱。1935年8月上旬，东北军第67军阻止陕甘根据地红15军团向西南转进时遭到打击，110师几乎被全歼，师长何立中阵亡。东北军剿共损兵折将，在关内的东北人中引起强烈震动，他们是复土还乡的资本，大家希望能经常听到有关东北军的好消息。阎宝航曾说过，对东北军的这种感情，只有我们这些沦落之人才会有的。

东北军67 军第115师何柱国部执行剿匪任务后，打过胜仗，也吃过大亏。师长何柱国就曾向阎宝航透露：

红军不好“剿”，结果如何，难以预料。

第一，东北军是北兵南调，水土不服，语言不通，民众歧视，官兵思想动荡，情绪不安。

第二，红军是游击战，来无影去无踪，我穷于应付，有时一个营，一个连，一个排的被吃掉。

第三，红军的俘虏政策最能瓦解我军。抓去的官兵又给放回来，士气无形中被瓦解。

第四，红军不扰民，受百姓欢迎，我军所到之处，人地两生，百姓相继逃避，我军找不到向导，动弹不得，只有被动挨打。

阎宝航心里不是滋味。东北军被日本给逼出故土，却到他乡打起共产党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阎宝航看来，东北军现在打的仗，完全是一种内耗。

对此，张学良也认同，并曾坦率地说：

即使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恐怕也不可被消灭。这问题也不妨研究研究。

阎宝航虽然初步接触过共产主义理论，并无深入地研究，但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会到共产党的反帝政策，特别是九一八后的反日政策，确实是很得人心的。1935年8 月1日，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抗日。阎宝航看到后，极为赞成，果然能做到这一点，收复东北便指日可待了。

但阎宝航对宣言中把张学良和蒋介石、阎锡山一样说成是“人面兽心的败类”、“卖国贼”有看法。他认为，要集中国力，一致抗日，不能把张学良排除在外！

1935 年 9 月下旬，阎宝航收到高崇民来信，请他于 10月初到上海有要事相商。高崇民常去探望杜重远。杜重远告诉他，东北救亡，单凭爱国热情和横冲硬碰是不行的，必须懂得一些革命理论和政策。杜向他介绍一位同乡宋介农(孙达生)。在孙达生帮助下，高崇民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交谈中，高崇民把张学良不愿参加内战，苦于抗日无路的思想告诉了孙达生。

孙当即向中共江苏省委汇报了东北军的调动与张学良的思想动态。省委认为，统辖东北军的张学良符合当时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坚持抗日三个条件下联合的对象，应争取与其联合，建立反蒋抗日统战线。

抗战期间，中华全国文艺抗敌联合会前线慰问团在重庆合影。阎宝航(后右三)、梁实秋(后右二)，前排左起: 老舍、刘清扬、邓颖超，王礼锡(前右二)

省委指示孙达生做好杜重远、高崇民的工作，通过他们开展对张学良、东北军的工作。当张学良去西安就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之职时，孙达生向上海党组织建议:

由他与崇民去西安，崇民做东北军上层统战工作，他做东北军的下层兵运工作，互相配合。

高崇民和杜重远决定召开一次复东会核心会议。阎宝航和高崇民、王化一、王卓然、卢广绩等人齐聚上海后，便一起去监狱探望杜重远，共同讨论时局。

阎宝航向大家透露了东北军110师在甘泉县大小劳山被红军歼灭的消息。大家认为，蒋介石“安内攘外”和不抵抗政策，断送了东北、华北，东北军参加“剿共”，是他消灭共产党同时消灭东北军的一箭双雕政策。收复东北失地，打回老家去，必须停止内战，保存实力，准备抗日。

应设法说服张学良利用东北军在西北之机，与杨虎城联络，停止内战，以西北为抗日根据地和国内各实力联合起来。

大家决定由阎宝航、高崇民起草给张学良的信。杜重远还因与杨虎城和杜斌丞素有交往，便给他们写封信，请高崇民代交。此外，他还给东北军、西北军方面的许多熟人朋友写了信，交给高崇民。

会后，阎宝航回到南京，高崇民准备出发时，又想到一个问题未能会上充分讨论，即建议张学良转变思想，退出内战，那么下一步到底应怎么办，出路问题没解决。他把这个想法和杜重远讲了，二人商定，把阎宝航找回来商议。

登上《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封面的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二战甲级战犯

阎宝航这次回南京，得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就在他们在上海到监狱探望杜重远那几天，即将回国的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与日本外相广田进行了一次会谈。

会谈中，广田提出了三点意见，即为著名的广田“对华三原则”：

一、中国政府不应挑拨一个大国反对另一个大国，中国要中正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只与日本建立友好同盟。

二、日本希望中国政府承认——如果不是在法律上，至少应在实际上承认满洲政府。

三、应建立中国和日本之间密切合作关系，携手反对中国共产主义。不仅在北方，而且要在全国各地消灭共产党。

阎宝航还得到消息，关于反共问题，行政院长外交部长汪精卫明确表示，中国愿意与日本讨论如何剿灭中国北部边境地区的共产党根据地问题。当周宝航再次来到上海把这一消息告知杜重远、高崇民时，大家越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认为，虽然还不知道蒋介石对三原则的态度，但可以肯定地说，蒋介石很可能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共同防共。在这个借口下，日本在中国各地驻军便会合法化，中国的主权必定丧失殆尽。

阎宝航与杜、高二人再次群名给张学良写一封建议书，大意是:

不能对蒋抱幻想，不能继续与红军作战，消耗实力。现在，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抗日运动有逐渐被镇压下去的趋势，不能再等待。东北军现集中西北，有利于整训军队，对外应联合苏联、外蒙，举起抗日其帜，打回老家去，不宜迟疑不决。

高崇民持信与孙达生相约北上西安。

在南昌时的阎宝航(中)与夫人和子女们一起，同老父亲阎德成合影留念

1935年11月12日，汪精卫遇刺，身负重伤，辞去了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职务，下旬，阎宝航来到行政院外交部演讲，新任外长张群热情地接待了他。谈话中，阎宝航得到一个重要情况；蒋介石在接见日本大使有吉时，向日方保证，为了重新调整中日关系，他将接受“广田三原则”。

阎宝航当即表示:

中央政府这样做，对不起东北民众，东北永无希望了！

张群劝说道：

我认为，委员长在给我的信中这番话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这一点也请东北的同志放心！

1935 年 12 月初，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阎宝航把他得到的“广田三原则”消息透露给张学良，并告之，蒋介石曾为此给张群写过一封信。

张学良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原则”也感到非常失望。他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拥戴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袖，参与“剿共”，目的是希望其能领导抗日，解放东北，现在，这种希望破灭了。

张学设法得到了蒋介石给张群的这封信，接着，去上海秘密会见了从苏联回国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并请李替他秘密联络共产党的关系，同时，还探视了正在上海服刑的好友杜重远。

1985年12月17日—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通过信件的方式与张学良建立了联系，1936年2月，中共派李克农与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达成互不侵犯协定。

3月初，张学良飞抵洛川，与李克农就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4月9日，张学良终于实现了同周恩来在延安的会谈，确定了联合抗日的方针。

据说，蒋介石知道他写给张群的信已落在张学良手中，便向张学良索要，张学良托辞拒绝。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押后，蒋介石还曾在1942年，命令于学忠在东北军中查找过这封信的下落。

1936年11月初，距西安事变前一个月，阎宝航以视察新生活运动名义到达西安。他找到高崇民，了解他来西安后的情况。

高崇民 1935 年底到西北之后，张学良甚为高兴，金家巷楼上客厅单独会见。高崇民向他转达了复东会核心组的意见，转交了他与阎宝航、杜重远三人写给他的建议书。张学良把高崇民留在西安。

高崇民广泛接触东北军的中高级军官，进行抗日宣传。他做过王以哲军长工作，还亲自当面向张学良谈中共“八一宣言”。他通过各种关系，与西北军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建立良好关系，消除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误会，确定不打内战、共同抗日与红军三方面的西北大联合的方针。

1936 年 10月，按张学良安排，高崇民潜返西安，住在杨虎城将军军需处长王惟之一座封闭的大院中，张学良、杨虎城经常在夜间来此与高崇民面谈。经常来这里与他交谈的还有东北方面的王化一、卢广绩、王以哲、陈先舟等。阎宝航认为高崇民西行不辱使命，很是高兴。

11月14日，张学良把阎宝航接到金家巷公馆。同时来到这里的还有卢广绩、蔡天才、王卓然、王化一等。他们从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张学良明确而坚决表示，不再参加内战，实行联共抗日，并进而谈到如何调整人事、掌握舆论等具体问题。

但他还表示，要以至诚去“感动”蒋介石，以实现其主张。

阎宝航等人和高崇民在前一天晚上，已经在杨虎城的王军需处长家做过长谈，大家一致认为除了停止内战、联共联苏、实行抗日外，别无出路。

1936年 12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扣押蒋介石，迫其抗日，闻名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与阎宝航等东北流亡人士所做的各种努力是分不开的。

全力营救张学良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监禁。东北爱国人士竭尽全力开始营救行动。

阎宝航是第一位看望张学良的东北人。阎明复讲述:

那一段时间，父亲与高崇民、卢广绩等几位东北军领袖一直奔走于各方，为和平解决此事，也为营救张学良而努力。

蒋介石想派时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的阎宝航前往西安，解救被扣留的其他国民党高官。

1936年12月28日，戴笠通知阎宝航，说宋子文请他到南京近郊北极阁公馆。1962年，阎宝航撰文《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详细描述了这一事件：

到达时，宋子文已在大客厅相候，见面就说：“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马丁飞机放回来，抗战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啦……我已从上海包妥一架专机，明天你就动身。”……

我转进小会客厅时，张学良已在候我。大事当前，无暇寒暄。当我提及宋子文叫我去西安一事，他说：“我们商量过了，你去一趟吧，我这里有封信你带给杨虎城先生，把飞机给他们放回来。”

我问道：“宋子文让我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你几天内就回去，你对这有什么把握吗？”

沉默了一会儿，他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待我怎样我不在乎。” 我也沉默了……

张学良还用手指了指西北方向：

只要那边团结，他们就会放我。

风流倜傥英少帅

此次阎宝航得以面见张学良。阎宝航再问宋美龄可否保证张学良几天内回去。他清晰地回忆起当时宋美龄的表态:

“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她宣誓样地答复。

阎明光讲述:

宋子文、宋美龄一再向父亲承诺说，一定会放汉卿回西安，他们愿意以自己的声望作保证。就这样，父亲受宋子文、宋美龄委托，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又飞到西安，说服东北军、西北军放回被扣下的50架飞机和陈诚等国民党要员。但张学良却仍未被释放，这让他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阎宝航飞赴西安之行的意外收获便是与周恩来首次会面。谈及出使西北的教训，阎宝航诚恳地对周恩来说：

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希望多予指导。

回到南京，阎宝航开始了各种搭救努力，先后四次前往蒋介石所居的奉化，每一次都想办法约到蒋介石所信赖的人士一同前往。但每一次，蒋介石都将他拒之门外。

千古功臣张学良

1937年2月中旬，阎宝航第四次去奉化请蒋释放张时，蒋介石虽然没见他，但却同意父亲见张学良一面。当时，张学良被囚禁在奉化雪窦寺。

阎宝航回忆:

寺里不禁有凄凉萧瑟之感。

屋里生着火炉，窗户则斜开一扇。和张相见之下，我不知话从何处说起，转念间，急欲把前此奔走经过作简要陈述。每入话题，张辄以手势急加阻止。示意窗外有人窃听。我最后说：“汉公，为国为家，还要保重身体，再见罢。”

张微微点首，默不一言。辞别下山，数十步外，回望张学良，犹伫立门前，目送我们离去，形影孤单，特务环伺。

这也是二人此生最后一面。此后，山阻水隔，人世浮沉，竟不得再见。

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阎宝航曾撰文记录当时场景：

周恩来说，“赵媞小姐这种和张汉公共患难的精神，实可敬佩”，而提及杨虎城和傅葆贞被害时，总理“忽然痛泪盈眶，以手帕掩面。”

阎明光说:

父亲曾对我说，此生最大遗憾是未能救出张学良将军。

张氏兄弟情深

张学良(坐者)与三弟张学曾(右)、四弟张学思(左)合影

东总成立后，一直没有停止营救工作。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阎宝航认为，正值国家用人之时，蒋介石也许会恢复张学良自由，结果仍然是杳无音信。

南京失守，东总迁至武汉后认为，由两个人出面营救最为有力：一个是张学思，一个是黄显声。

党组决定：由刘澜波出面联络张学思开展营救工作，黄显声则由阎宝航出面联络。

张学良初到南京北极阁时，张学思曾要求见面而被拒绝，到被押送奉化时，才在特务的监视下，同张学良见了一面。

从奉化回到济南，张学思由冯静安介绍第二次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周恩来的建议，他继续从事营救张学良的工作，竭尽全力，四处奔波。

他在河北沧州找到67军军长吴克仁。吴克仁很激动，当场表示67军保证无问题。张学思请他给蒋介石写信，要求放张学良回来领导东北军抗战，吴克仁却犹豫了。他是西安事变后从师长提升为军长，不敢得罪南京。过了两天，他把一封措辞温和的信交给了张学思。

张学思与黄显声一起到河北河间找到53军军长万福麟。万福麟是东北军旧派，思想守旧，与少帅关系并不和睦。万福麟也用婉转的词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

张学思找到51军军长于学忠、骑兵军长何柱国、49军军长刘多荃。他们都一一写了请蒋介石释放张学良的亲笔信。

张学思再到庐山请东北政界元老、原财政厅长王树翰去南京活动释放张学良。

途径安庆，张学思找到原辽宁省长、现任安徽省主席刘尚清。他照例也写了一封请蒋介石释放的信。

到了南京，张学思请东北元老、原奉天省长、现国民参政员莫德惠出面协调。

蒋介石听说莫德惠、王树翰和东北各军的军长和东北名流拿着亲笔信，请求释放张学良，气得大骂，拒绝接见。

张学思马不停蹄到了上海，通过大姐亲戚鲍文樾的关系，见到了宋子文。宋子文直言惭愧。当初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宋子文作了人格担保。没想到蒋介石翻脸不认人，宋子文也丢了面子。随后，宋子文隐居香港，不问政事。

张学思破釜沉舟，与黄显声一起找宋美龄，提出以他们二人做人质换回张学良的自由，仍无功无返。

之前张学良进行军事改革，大量起用少壮派，打算替换军、师长实权派，也让这些人对张多有离心，也使蒋有机可乘。

张学思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找遍了东北军界和政界的上层人物，做了大量统一战线工作，释放张学良的活动仍归失败，也彻底暴露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

多年后，张学思在自传中反思：

我感到释放张学良的问题，不是我奔走所能办到的。蒋介石有利用抗战消灭异己的方针，不杀张是为了笼络东北军与一些中上层，不放张是怕出来后带东北军与我党靠近。所以在不杀不放中，以收买利诱，利用抗战瓦解、消灭东北军。

1955年，张学思被授予开国少将，后来成为新中国海军参谋长。

侠肝义胆黄显声

黄显声（1896-1949），辽宁岫岩人，抗日爱国将领，革命烈士

时任53军副军长的黄显声接到阎宝航的信，火速赶到武昌。随后，他同张学思一起到庐山、安庆等地，请东北政界元老王树翰、刘尚清给蒋介石写信。受张学思、黄显声之托，东北元老、国民参政员莫德惠和王树翰要求面见蒋介石，遭到拒绝。张学思、黄显声在上海会见宋子文，又托人给蒋介石捎信，表示愿意以他们换取张汉卿一人自由，但未得到理睬。

在那些日子里，阎宝航同黄显声常有往来，每次黄显声都要大发感慨:

抗战之始，东北军主力67军长途奔袭参加上海抗战，全军覆灭，军长吴克仁殉国，蒋则借机取消67军番号。这之后，东北军20多万人马几被折损殆尽，不仅满足了蒋介石一石双鸟的计谋，同时也使张将军手中又减少了资本和筹码，释放的希望更加渺茫。

不过，阎宝航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却少了悲观和失落的情绪，他没有忘记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做好黄显声的工作，宣传党的抗战政策，提高抗战必胜信心。

在离开漳河第53军来武汉的时候，黄显声曾先后两次把在西安熊飞处保存的一批武器，想通过安全渠道送到延安。但是，此事被军长万福麟察觉，多次向黄索要，甚至派部队到虢镇准备强行搜取，但黄显声千方百计把这批武器保存了下来。后来，他以组织“东干队”名义，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安全地将这批武器运送到了延安。

在武汉，黄显声产生了同共产党合作，使东北军在抗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的想法，并告诉刘澜波、阎宝航说，希望能面见周恩来陈述自己的意见。

1937年12月的一天，阎宝航与东总王化一、陈先舟、卢广绩邀请黄显声到一家旅馆来。当时，原东北军第112师师长张廷枢也在武汉，他与黄显声是志同道合的挚友。当时，东北军中有“张不离黄，黄不离张，张黄不分”之说。

在旅馆等候的周恩来，一见面就亲切地向大家好，对黄显声在漳河战役中的功绩给予很高评价。他耐心地听取了黄显声、张廷枢和王化一等人对抗战的意见和要求之后，全面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和前途，鼓励大家要坚定信心，坚持抗战到底。

黄显声坦率地讲述了他心中的苦闷。他说，过去蒋介石是用内战来削弱东北军，现在是用外战来削弱东北军。抗战爆发了，蒋介石继续扣押少帅，东北军在各个战场上分散作战，做出很大牺牲，蒋介石却不予接济补充，长此以往，前途将不堪设想，他建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建东北军。

周恩来感谢黄显声对共产党的信任，在谈到关于重建一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新的东北军问题时说，东北军的爱国官兵和广大东北民众，抗日复土的要求最迫切，许多朋友信任本党，愿意与本党合作，热烈欢迎。他建议黄显声、张廷枢二位将军可先将流亡武汉的东北籍青年学生和其他爱国人士，组织一个东北干部队，经过学习和训练，到各地去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这次谈话，从晚 8 时一直持续到深夜。同周恩来谈话之后，张廷枢回到太原，在八路军总部直接关怀下，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为100多人办了训练班。其中，有张廷枢以及东北军团、营、连长50多人；东北大学生50多人。

1937年10月，张廷枢与张政枋一道，率领100余人、携带精锐武器，从太原到达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被授予“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番号，张廷枢任司令员，张政枋任副司令员。他们还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亲切接见。为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八路军总部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周桓，兼任“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第一游击纵队”驻扎在河北邢台一带，一方面发动群众，一方面扩充队伍。很快，部队发展到3个支队、近两千人。

1938年1月12 日后午 3 时，周恩来到黄的寓所，与他再谈营救张学良问题，阎宝航没有参加。事后，由王化一把全部经过告诉他。期间，黄显声在积极组织东干队同时，不断和周恩来见面交谈，与阎宝航、王化一等东总负责人也时有会晤。

阎宝航了解黄的性格，非常担心他会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几次提醒他要有所戒备，还专门向周恩来汇报过自己的想法，但黄不以为然。

一天，黄显声在《大公报》编辑部宿舍，与几位东北军中下级军官交谈，他毫无顾忌地痛骂蒋介石，越说越激动，赢得与会者的喝彩。

1938年1月末，黄显声召集了一些旧部和学生100多人，准备开赴延安，组成由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东北军，参加抗日。就在他决定动身离开武汉的前夕，不料被国民党特务张毕天侦知。

2月2日晚，黄显声被国民党特务骗出家门，秘密逮捕。其实，几天前，黄显声已经接到周恩来的通知，“迅速转移并停止公开活动”，但是，他认为自己光明磊落，没有必要躲躲藏藏。2月3日上午，黄显声夫人找到刘多荃、万国宾说，黄显声“昨夜被人找走，一去不返”。

二人立即找到阎宝航和王化一，请其设法营救。大家经过分析，认为这是秘密逮捕，定是军统特务所为。

阎宝航立即和大家去找戴笠要人，戴不承认，但万国宾说他在文件上看到写有蒋先生亲批“拘审”二字，确信政府已将他逮捕。戴当很不自然，答应问询明白再为设法，并告黄显声已转押武昌行营，归第二科办理，阎宝航遂与王化一当即在武昌要求面见黄显声，终未获准。

阎宝航又与王化一发动东北知名人士刘哲、莫德惠等人，联名向蒋介石提出保释黄显声。7月6日，九一八后在东北坚持抗日的苏炳文、李杜领衔上书蒋介石，营救黄显声。本来是秘密逮捕，却搞得外面全知道了，气得蒋大骂戴笠，戴一气之下，将密告黄显声的特务张毕天以泄露机密的罪名关起来，此人因此精神失常，后死于狱中。

蒋介石陷于被动，密令将黄押解湖南益阳，又转移贵州息烽。1946年军统撤销后，黄被解往重庆歌乐山下中美合作所内的渣滓洞。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密令将囚禁于重庆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全部杀害，其中包括黄显声。

这是阎宝航一生深感懊悔的另一件事。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阎宝航夫妇与儿子阎明复于南京

中共中央十分关心东北军和东北流亡同胞，专门成立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工委”)，在东北军内设有秘密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刘澜波任书记。

1937 年 2 月，周恩来曾对东工委的刘澜波、解方说，蒋介石虽然在西安事变中允诺了六项条件，但如果没有人民的推动，他是不会兑现其诺言的。他要求刘澜波等，尽快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东北救亡团体，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鉴于东北军中，一部分军人不愿东调而逃避平津，在河北有很大数量并有相当组织这一情况，正在西安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于3月13日、18日先后两次致函刘少奇并转河北省委，要他们担负起对这部分人的工作。信中提出：

东北军的东调增加了亲日派分裂它的危险性，我们必须加紧东北各救国团体的统一运动，用东北群众的力量推动东北军的团结。

建立整个东北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可以作为建立东北群众统一战线活动的中心。

刘少奇领导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给东北特委立即发出指示，要求他们：

以有组织的东北人，去组织无组织的东北人；以东北人的组织，影响东北军及东北中上层进步人士，走向团结抗战，以推动国共合作。

高崇民了解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精神振奋，积极参加新救亡团体的筹备工作，积极联络在北平的各救亡团体，取得一致意见。随后，高崇民、苏子元、于毅夫等一行人来到南京与阎宝航会商。

对于成立救亡新团体，阎宝航十分赞成。他和高崇民等人商讨了具体行动办法之后，和苏子元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

“十年久别，相见甚欢。” 阎宝航自1927年同苏子元分手，一直不知他的去向，对这位思想引路人的到来，阎宝航颇为激动。

苏子元受韩乐然、任国桢等早期共产党人影响，积极开展反日反军阀斗争，1927年，他被奉天当局通缉，进入苏联远东地区担任国际情报工作。此次回国，目的是在北平筹建地下电台。中共北方局刘澜波、张希尧都是其老熟人，而高崇民、阎宝航又是他的老朋友、老同事。

当年，他曾介绍阎宝航入党，十年过去了，阎宝航政治上、思想上情形如何呢？他十分关心，很想负责任地了解一下情况。他认为，党需要阎宝航这样的人。苏子元对阎宝航说：

1927 年，满洲省委曾派周东郊同你谈话，后因省委遭破坏未能实现。而我被当局通缉突然离沈，致使党和你失去联系，真是遗憾得很。不过，你的这段历史，我和周东郊等人都可以证明。但不知这些年来你的境遇如何？

阎宝航说：

有些事知道怎么做，证明干得对了。有些事则不知如何是好。汉卿一时糊除，送蒋介石回南京，永远失去了自由。在关内的东北军、东北人茫然失措。复土还乡恐怕无指望了!

苏子元说：

玉衡兄为何这样悲观？难道真的看不到中国还存在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吗？

阎宝航知道，他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他们从郭松龄反奉谈起，谈到东北反日斗争，谈到九一八事变。阎宝航最后说：

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中共的主张，令人钦佩。

苏子元说：

是啊，共产党出于民族大义，冲破蒋介石的重重阻拦，北上抗日，呼吁停止内战，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致对外，合民心顺民意。

也正是出于民族大义，捐弃前嫌，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现在为促成全国抗战，拥戴蒋介石作领袖领导抗战。玉衡兄，希望在这里，你还犹豫什么?

阎宝航说：

怕只怕我个人的条件是不是……

苏子元：

我认为，你对党的认识就是最好的条件。关于你的情况我要向组织上介绍，组织上会了解你的。

阎宝航说：

子元兄是督促我重复1927年的故事？

苏子元：

如此而已，现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阎宝航毫不犹豫地决定申请，这是他第二次提出入党申请。苏子元是苏共党员，不能直接介绍人员加入中共，便向东北特支及东工委转达了阎宝航要求。

1937年7月17日卢沟桥事变后第10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1937 年春，阎宝航遂辞去新运总会书记职务，蒋介石改组新运总会，取消了书记一职，任黄仁霖（原新运总会总务组长）为总干事，阎改任副总干事兼推行组长。

在组织更加广泛的东北抗日团体问题上，刘澜波、高崇民、苏子元在征得阎宝航意见后，到上海与杜重远、李延禄会商。

当时，上海的筹建工作是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3月底，周恩来在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指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共产党员李延禄，要求他：

尽快地把东北人民的救亡团体组织起来，造成声势，促蒋抗战。

在党的组织发动之下，阎宝航积极参加了各项准备工作。这年4月下旬，东北救亡团体联合会的主要人员齐集上海，共20余人召开筹备会议。会上，研究确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

一、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共同建国；

二、营救张学良将军；

三、声援东北抗日联军。

随后，刘澜波于5月间由上海赶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情况，朱理治代表周恩来听取了筹备情况汇报后指出，该团体要成为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团体。对于成员和阶级成分，也要考虑到抗日的形势和具体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朱德也接见了刘澜波，鼓励他认真工作。

6月间，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邀集全国各界在庐山办了一期“暑期训练团”，下设若干组，黄仁霖和阎宝航也上庐山，担任新运总会人员训练组正副组长。训练团学员剃光头，穿军装，在烈日之下搞军训，上大课，听讲演。这是阎宝航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并亲耳聆听他的抗日讲演，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最引人人胜，念念不忘的是周恩来同志所做的团结抗日的大讲演，不断的掌声与高昂的讲辞扣人心弦，发人深省。听后大家还余韵未足，私相称誉不止。

在庐山受训期间，蒋介石命令陈诚集合全体军政受训人员，当众宣布一些军事将领的名字，令其各回岗位，准备参战。一时“打倒日寇”的口号声和掌声响成一片，阎宝航也为此鼓掌欢呼。他衷心希望蒋介石接受人民的抗日要求，履行西安事变时许下的诺言，不打内战，团结抗日。

随后，当陈诚宣布暑训工作因抗日战争的到来，即将结束，凡参加暑训团的人，未加入国民党的，现在已集体参加时，场上只有零零落落的掌声。暑期训练团结束后，阎宝航嘱托学员以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为念，参加抗战事业。

1937年6月，参加东总成立大会的代表在东北地图上签字

1937年6月20日，阎宝航来到北平，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成立大会。大会在北平西城崇元观5号东北大学礼堂举行。会场内备有一块绘有东北四省地图，上面写着“打回老家去”五个大字的签到布，正式代表70人，列席代表150余人。

参加大会的各方面代表有：原救国会、复东会的代表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陈先舟、车向忧等；东联及其所属团体代表于毅夫、赵漏华、张希尧、陈大凡、宋黎、李向之、张庆泰、关梦觉、王桂五、田雨时、韩立如等；还有东北军代表解方、苗勃然（中共党员)；东北抗日联军代表李延禄（中共党员)、孙山等。

大会选举阎宝航等30人为常委，又从常委中选出阎宝航、高崇民等 5 人为执委，主持日常会务。总部下设1处5部5个委员会，阎宝航任教济委员会主任，在东总内成立中共地下党组，直属东北特委领导，刘澜波任党组书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失守，东总随之撤出北平，迁往南京，总部设在芦席营大禹村一号阎宝航家办公。东总执委高崇民和东总中的中共党组书记刘澜波等也常来这里会商东北救亡总会工作等事宜。

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经常往来于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谈判国共合作问题。8月中旬，周恩来同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一直住在阎宝航家的卢广绩因与周恩来是同学关系，便约阎宝航一起去看望。很不巧，恰值周恩来外出，他们便留言相告，时值上海八一三抗战，为防敌机夜袭，南京全城实行灯火管制，市内交通断绝。

这天夜里，周恩来出乎意料地来到大禹村一号阎宝航家，大家相见，极为亲热。据卢广绩回忆，那天——

周恩来同志就住在阎宝航家，我们谈到下半夜3点钟。他给我们讲抗战初期的形势，国共重新合作的情况等。我们还特别提到关于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的问题。

那时我们还有些天真幼稚的想法，认为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开始了，主张团结抗战的张学良将军自然应当获得自由。并认为，只要周恩来同志再向蒋介石提出这个问题，会得到顺利解决。

周恩来同志当即表示：“我和你们同样关心汉卿，但事情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蒋介石不是为了抓我，悬赏 20万元的高价吗？！”

算上这次，阎宝航与周恩来见过三次面。但面对面这样长时间交谈还是第一次。

1936年，阎宝航（前左）王卓然（前右）卢广绩（后左）王化一南京合影

几天后，周恩来再次来到大禹村一号，与阎宝航交谈。交谈中，阎宝航谈到了自己的斗争经历和认识。他从参加奉天学生反袁斗争谈起，谈到领导东北反日斗争，谈到九一八事变后救国会的反日斗争，谈到西安事变:

我是屡屡碰壁，一事无成。特别是西安事变后汉卿被扣押后，更感到力不从心，茫然失措。今后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

周恩来认为，东北爱国人士和阎先生多年来追随张学良将军从事反日斗争，为国家民族是有贡献的，有目共睹。

张将军是东北军主帅，是东北流亡人士的主心骨。现在，张将军失去了自由，大家感到茫然失落，这是很自然的事。

当然，大家把复土还乡的希望寄托在张将军一人身上，表现了东北人士政治上的脆弱性。

周恩来说:

我还记得阎先生在西安时，给我说过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的话，我想应该竭尽全力营救张将军恢复自由，重新领导东北军。

另一方面，也一定要有另一种思想准备，那就是蒋介石继续扣押张将军。如果是这样，东北的爱国人士也不应丧失信心，要勇敢地把东北救亡运动坚持下去，这也是张将军所希望的。

现在，阎先生不是已经积极参加东总的工作了吗，我看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阎先生一定会为此做出努力。东北的爱国人士只有把复土还乡的斗争，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反日斗争结合起来，同民众的反日斗争结合起来，才能克服脆弱性而坚持到底。

我相信，像阎先生这样的人，在反日斗争上，迟早会同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一起的。

阎宝航说:

我有很多共产党的朋友，我从 20 年代起就同他们一起开展反日活动。我从他们身上看到许多好的东西，令我钦佩。”

周恩来说:

阎先生在反封建反帝斗争中的表现，也同样令共产党人所钦佩。这是阎先生与共产党人共同奋斗的基础。”

阎宝航说，

我曾梦想成为这个组织中的成员，但不知像我这样经历的人是否有资格，我毕竟是基督教出身。

周恩来说:

阎先生不必过虑，共产党从来不单纯看出身。马克思就曾说过，资产阶级培养的是自己的掘墓人，专制的教会也总是培养自己的叛逆者。

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出身也并非是无产阶级，我周恩来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嘛！

实际上，之前向东北特支及东工委转达了阎宝航的要求。当时中共党组织决定，由刘澜波负责阎宝航入党审查，苏子元便直接向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同志、秦邦宪同志报告，请求批准。

代表团同意阎的入党要求，同时，也将阎的申请报告给共产国际，但是，共产国际认为，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其人党。

鉴于阎宝航与国民党一些要员关系，党内也有人因其经历及社会关系太复杂。

对此，周恩来明确指出:

发展党员不能只看出身，主要应看他是否有共产主义觉悟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

要正确地认识阎宝航，他做的许多事情和所起的作用，都是我们难以代替的。毛主席讲过，国民党能从我们队伍中拉走人，我们也能从国民党队伍中拉走人，因此要正确地认识阎宝航。

几十年后，阎明复从病榻上的刘澜波处得知父亲当年入党的曲折经历。

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报告。发展吸收父亲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延安向共产国际报告此事。共产国际方面答复说：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入党。当时党内也有人议论，认为父亲社会关系复杂，不可靠。

周恩来则回答：“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做得到吗？”

由周恩来、刘澜波作为介绍人，经中央同意，曾经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还曾出任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总干事的阎宝航，于 1937 年 9 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全新的政治生命航程。

为便于工作，周恩来指示阎宝航仍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活动，代号“阎政”。

根据周恩来指示，东总 10 月 6 日在南京召开常委会，把领导核心由执行委员会制改为主席团制，除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杜重远、卢广绩5 人外，又吸收王化一、王卓然 2 人为主席团成员。

此举不但加强了东总领导，而且也进一步扩大东总的活动范围与社会影响。

1937 年 11月 20 日，东总由南京迁到武汉，在武昌明月桥 14 号顺直会馆办公，阎宝航被批准为党组成员。

从此，东总党组由中共长江局领导，直接在周恩来指导下工作。

募捐，慰问，抗战干训

阎宝航代表“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到凤翔（陕西宝鸡）视察东北兢存中学，图为阎宝航在国民公约宣誓典礼上领誓

1937年9月，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

阎宝航利用这个机会，来到上海海关，为八路军募集捐款一万元。

当他了解到南京中共代表团经费困难，便当即把捐款送给代表团，叶剑英同志将其中五千元又转给东总。这笔捐款，对中共代表团和东总开展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战局的展开，形势日渐紧张。新运总会的黄仁霖从励志总社抽调一部分人手，成立“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由黃仁霖任主任，阎宝航任副主任，下设总务、慰问、服务三个组。

随后，阎宝航多次率南京知名人士乘汽车，携慰问品，到上海抗战前线慰劳抗日将士。为避开白天敌机轰炸，慰问团常在夜里前去，上海方面的爱国人士、社会贤达也给慰问活动以大力支持。

1937 年 11 月 20 日，日军逼近南京，国民政府通告中外，即日迁都重庆，南京所有机关单位和抗日指挥中枢暂移武汉。新运总会人员分水陆两路奔向武汉，阎宝航和卢广绩、方庆瑛三人在长江渡口，登上英籍太古船。

船开后，阎宝航发现船底层满是从前线下来横躺竖卧的伤兵，他立即来到同船的朱庆澜将军的房间，与他商斟办法。

他们决定，立即在船上开展募捐，在阎宝航的安排下，由方庆瑛和同船的徐仲航各带一位护士和自告奋勇者开始募捐活动，共募得现金两千元左右，全部捐给了这些伤兵。

撤退到武汉的东总总部和新运总会总部设在武昌明月桥14号，这时的阎宝航，既是东总主席团成员，又是东总地下党组成员，具体负责关外工作。

其他人员的分工是，高崇民、陈先舟负责组织工作，于毅夫负责主编东总机关刊物《反攻》半月刊。

1938年1月，东总党组根据周恩来指示，决定在北平、武汉、西安等地秘密开办短期干部训练班，把在武汉开办训练班的任务交给了阎宝航。为掩人耳目，阎宝航将训练班命名为“新生活干部训练班”，经费也由新运总会支付，并成立了“训练委员会”，由他负总责，执行委员为徐寿轩，日常工作由徐仲航负责，设秘书处专门负责训练班的具体工作。

训练班学员从东北大、中学校学生中挑选。先后共办3期，每期两个月，受训青年近50人。

训练班在武昌明月桥顺直会馆开班后，由刘澜波、于毅夫担任主讲。聂鹤亭讲游击战术，宁匡烈讲爆破技术，同时邀请中共长江局的邓颖超、李涛以及刘威一等讲授民众运动、政治常识、宣传办法、农村工作、救护等训练课程。

第一、二期学员毕业后，阎宝航分别通过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他们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和安徽李宗仁第五战区工作。

第三期开办不久，黄仁霖对训练班的实质似乎有所察觉，决定这期训练班提前毕业。他对阎宝航说：

这期训练班的学员我们都不要了，由你随便安排，钱花就花了，也不用作报销手续。

随后，阎宝航把一部分学员介绍给各战区，一部分学员介绍给陶铸、李范一主办的湖北汤池合作社干部训练班，其余都陆续介绍去延安和各战地工作。

徐寿轩《两周训练纪实》记载，训练班共109名学员，结业时自谋工作者只有28人，参加太行山游击队者14人，赴河南农村工作者10人，赴临汾游击队者32人，赴浙江从事民运者3人，赴石友三部队者4人，到湖北农村合作工作者28人。

战地服务，支持苏军援华抗战

到达武汉初期，阎宝航仍然担任新运总会与战地服务团领导职务，工作相当繁忙，但仍乐此不疲:

他奔走国是，席不暇暖。饮食起居，也独自操持，十分辛劳。

苏联政府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派出空军志愿队与日军作战，阎宝航以战地服务团名义，派人到襄阳等地开辟空军招待所，专门招待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

翟梅林是阎宝航亲自选派为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服务的青年，她回忆说：

在汉口拜谒阎老时，阎老在百忙中还耐心地对苏联志愿军不远万里援助中国，打击日寇，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自己力量不够，苏联伸张正义，助我于困难之中，正是“患难之交”。他谆谆嘱我要以最大努力，尽到后勤招待工作的责任，使其宾至如归。

苏联这样的无私援助，不仅要感谢，更需要学习。他叫我好好地想一想，这是否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志愿军是为什么？孙中山先生“联共”政策应如何对待？

阎老的启发，使我面对实际，从眼前身边事物与利益，狭隘自私的小圈子中走出来。更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实际意义，也纠正了一些人说苏联和帝国主义一样的谬论。

如果是那样，为什么苏联还派志愿军帮助中国抗击日寇呢？当然那时，还有很多事物不懂，更没有接触过，但对抗战救国前途，确抱有自然的乐观看法。不管怎样，只要阎老点头，叫做的，便当是对的。

这些青年人，在阎宝航的鼓励帮助下，积极投入抗日战争中去。他们一一

孤身客邸，只有苦中自慰，黾勉工作，在不同的环境中，严记阎老教训贡献抗日救国的缩力！

战地服务团慰问伤员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决定改组军事委员机构，按照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军的经验设立政治部。

193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成立，领导权由蒋介石嫡系人物陈诚把持（部长)，以便控制军队和民众运动。邀请周恩来任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阎宝航任战地党政设计委员。

第三厅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聚集了一大批致力于抗日民主运动的进步文化人士，开展对敌、对国外宣传，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阵地。

在阎宝航的努力下，政治部第三厅、新运总会联合成立了“全国慰劳总会”。在郭洙若、阎宝航的领导下，分批分期地去前线慰问，十分活跃。

同时，又成立了“战地服务团”的军人服务组，配合慰问组成若干军人服务队，深人前线部队，做“代写书信”、洗衣、灭蚤、文艺活动等工作，针对伤病军人，按照受伤程度，发给慰问金。他们还到各伤病军人医院检查、监督，努力改善伤病军人的衣、食、住和卫生状况。

在第三期“新运干部训练班”结束后，阎宝航脱离了新运总会，以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军委会政治部战地党政设计委员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还以东总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救亡活动。

庆祝武反空战大捷

1938年2月18日，日军空袭武汉。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苏联空军志愿队的配合下，出动百余架飞机拦截，展开激战，击落日机16架。

这次空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作战双方投入飞机最多的一次，中国空军飞行大队长李桂丹、队长吕基淳、队员巴正清、王怡之、李鹏翔共 5人为国捐驱，其中李桂丹、巴正清还是东北人。

2月21日，武汉各界在汉口总商会举行空军五烈士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八路军代表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叶剑英、罗炳辉等亲临致祭，并送挽联：

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 功名不朽

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 胜利可期

会后，两万余民众举行“庆祝空捷追悼国殇”大游行。阎宝航领导东总积极参加了这次“近年来未有的空前热烈的游行”。

国共同悼东北抗战阵亡将士

东总党组召开会议，决定召开“追悼自九一八以来东北抗战阵亡将士大会”。

阎宝航建议，东总决定追悼会由在武汉的东北各团体联合举办，并邀请东北各界人士参加，以促进东北人民的内部团结。他还建议邀请国共两党要人参加，以敦促他们关注东北问题。

阎宝航等首先走访了国民党CC派系的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东北协会等团体，与这些团体的领导人梅佛光、齐世英、吴榆涛、吴焕章沟通，商定于汉口总商会礼堂举行这一活动。

1938年3月20日下午3时，“追悼东北抗敌阵亡将士”大会按时开始，孔祥熙、邵力子、于右任、熨刚、蒋忍坚、长髯垂胸的沈钧儒先生、朝鲜民族战线联盟的男女代表，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叶剑英等一千余人冒雨前来参加，蒋介石也送了挽联，文曰：

家国艰难 雪耻固应凭血战

关山阻绝 歼仇还与慰忠魂

这次活动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两个对立派系(一个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一个是国民党御用组织)，在携手抗日的背景下联手开展的，是阎宝航落实党的统战路线的一次实际行动，对推动东北民众团结乃至全民族抗战产生了积极作用。

阎宝航、陈先舟等力促了九一八事变八周年、九周年纪念大会双方共同举办。

1938年保卫大武汉期间 ，纪念“九一八”大会后合影。会上时年9岁的阎明光(左一)演唱《松花江上》，全场含泪合唱

1938年旧历除夕，阎宝航等会同东北党务办事处、东北协会联合在汉口基督教青年会所召开的“东北旅鄂同乡恳亲大会”。参加大会的东北同胞一千多人汇聚一堂，群情激昂。

1938年4月，阎宝航组织和领导东总会员与武汉各团体召开了庆祝台儿庄大捷的火炬游行。

6月在东总成立一周年的时候，阎宝航参与制定了《加强东北人团结案》、《积极发动东北青年参战案》、《对关内东北同胞民众武装援助与扶助案》等。

反对妥协，刚直不阿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主要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取得了一些战斗和战役的胜利。但由于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终于招致正面战场的大溃退。

随着日本侵华策略的改变，蒋介石开始由抗日转移到投降反共方面来了。

作为在国民党营垒里的秘密共产党员，阎宝航对此深切地感到，蒋介石的抗日出于被迫，所以，在上海南京失陷，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时，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亦在进行之中。

孔祥熙就曾在武汉中央银行邀集抗日爱国人士，公开宣称“没钱打仗”，提出“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的荒谬观点，被阎宝航称其为“三战论”加以讽刺。

当时，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妥协投降，以董必武为首的中共代表联合当时在武汉的各界爱国人士奔走宣传，阎宝航则以东北救亡总会代表身份，参加公开活动。

193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主任。

阎宝航时任政治部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参与第二厅、第三厅工作。一次，他参加第二厅工作会议，厅长康泽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民众组织训练办法为题，讨论拟定抗战动员民众条例。

期间，戴笠在家设便餐招待东北人士，阎宝航被邀居首席。席间谈及康泽报订动员民众抗战条例一事，阎宝航对说：

我曾对康泽办法提出批评，原中央宣传部所拟订的组织训练民众的办法，完全是限制民众，何从谈起动员。若真动员民众起来抗战，就不能限制民众。

戴笠即满面红涨地说：

你这是给共产党张目。老实说，我们是病汉，共产党是壮汉，我们不但不和他们赛跑，还要限制他们跑。若照你的主张去动员民众，那就给其产党创造机会。

阎宝航不甘示弱地说：

问题是我们不抗战，那就无话可说。如果要抗战，就要动员民众，而不可限制民众。

双方针锋相对，举座惊愕，不欢而散，戴笠留住阎宝航说道：

玉衡兄，你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言论有影响，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仔细谈谈，使你好好了解我们的政策。

此后，戴笠不但未再邀他去谈，还派特务跟踪他，康津也不再找他参与其事。

对这件事，阎宝航曾作过反省，组织上也曾指示他，在国民党的营垒里，为了某种特殊任务，也可以讲些对国民党的奉承话，甚至说点对共产党的批评话。

但阎宝航仍然认为，为复土还乡，无论是在东北时还是在救国会工作时，如果对国民党采取阿谀奉承的态度，反而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阎宝航坦承:

我一贯站稳爱国的正大立场，我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在东北的社会地位，全国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对我的同情和支持，加上过去几年中在蒋政权中取得的声望，以及和国民党上层的种种关系有利条件，断言特务不敢轻易动我。

也正因为我有上述的条件，才能担负并完成组织上在这以后交给我的特殊任务。

子女奔赴延安，东总撤离武汉

阎宝航长女、金陵女大学生阎明诗在大禹村1号院内留影

1938 年，日军在占领上海、南京之后，开始威逼武汉，战火愈燃愈烈。许多人离开武汉，流亡巴蜀。

正在成都金陵女大就读的阎宝航的大女儿阎明诗放弃学业，参加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工作，来到武汉。她对父亲说：

我应该去做群众工作，揭露敌人的残暴，宣传抗日救亡。

阎宝航支持她的想法，说：

你应该去学习革命的道理，先去找周先生谈谈吧。

1938年5月，阎明诗赴延安前，与父亲阎宝航合影

阎明诗来到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她崇拜的周伯伯，表示了去延安的迫切心情。

为表示吃苦的决心，她还把一头乌黑的秀发剪得像男孩子一样短，并和父亲一起照相留念，以表示坚定的革命决心。

阎明诗带着周恩来的介绍信，登上开往西安火车，1938 年 5 月到达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她一呆就是四年，主要学习军事技术、马列主义，学会两种以上外语。当时在抗大学习期间经常能看见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都能叫出她的名字。

1938年7月重庆，送二女儿阎明英(左二)、长子阎大新(右二)去延安前的合影。 阎明光(左一)、高素桐(左三)、阎明复(右三)、阎明智(右一)

不久，阎宝航把 18 岁的阎大新、16 岁的阁明英、15 岁的阎明智先后送到了延安。阎大新分到瓦窑堡抗大1 队，培训了三个月后，就赶赴抗日前方了。

1938 年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中失利，国民政府放弃武汉，迁往重庆。

按照中共长江局指示，东总党组讨论撤离与工作布置，决定分四路撤离武汉：(1) 陈先舟、张希尧率部分会员撤往西安，会同高崇民、车向忱、卢广绩等东总负责人，加强东总陕西分会工作；

(2) 刘澜波、张学思撤往延安建分会；

(3) 于炳然、刘丕光率部分会员撒往衡阳，联合两广及湘赣等地会员及东北流亡同胞创立东南分会；

(4) 阎宝航和于毅夫率东总总部迁重庆。

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曾经并肩战斗的中俄两国人民，以最隆重的方式来庆祝当年用献血铸成的胜利。

人们不会忘记，那些在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枪林弹雨之下前赴后继的英雄儿女。

同样，人们也不会忘记，那些战斗在反法西斯战场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一一 伊戈尔·阿·罗加乔夫（中文名“罗高寿”），著名俄罗斯政治家、汉学家，俄罗斯驻华大使(1992-2005)



客人川流不息，而且大多数素未平生，各方人士，男男女女，少长咸集，诸色人等各路好汉，没饭吃的落魄豪杰，流浪街头的志士，全都到阎家吃一碗饭，喝一口冷开水。

老阎是万事生佛，阎家是没钱没米的救济处。他有孟尝君的风度雅亮，没有孟尝君的资财。抗战艰苦时期，大家穷在一起，“同患难，共努力”是阎家老店的精神。

当今政府衮衮诸公受过“阎家老店”好处、喝过“阎家老店”冷开水的不止一人。以此追忆抗战时期声闻遐迩的“阎家老店”。

—— 宁恩承，东北大学秘书长、代校长

1 时刻挂在我们心上 是一个平凡的愿望

愿亲爱的家乡美好 愿祖国呀万年长

听 风雪喧嚷 看 流星在飞翔

我的心向我呼唤 去动荡的远方

2 哪怕灾殃接着灾殃 也不能叫我们颓唐

让我们来结成朋友 我们永远有力量

听 风雪喧嚷 看 流星在飞翔

我的心向我呼唤 去动荡的远方

3 只要我还能够行走 只要我还能够张望

只要我还能够呼吸 就一直走向前方

听 风雪喧嚷 看 流星在飞翔

我的心向我呼唤 去动荡的远方

4 就像每个青年一样 你也会遇见个姑娘

她将和你一路前往 勇敢穿过风和浪

听 风雪喧嚷 看 流星在飞翔

我的心向我呼唤 去动荡的远方

5 你别以为到了终点 别以为风暴已不响

快走向那伟大目标 去为祖国争荣光

听 风雪喧嚷 看 流星在飞翔

我的心向我呼唤 去动荡的远方

重庆抗战之阎家老店

重庆阎家老店合影。后左一高素桐，后左三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后左四沈钧儒女儿沈谱，前左一阎明复

1938年，武汉沦陷，国民党指挥中枢迁往重庆，阎宝航举家下榻重庆村17号。这座三层小楼有两个便门，一个有小路可去曾家岩50号周公馆，另一个通向荒僻山岗。显然，阎宝航对住址挑选颇费思量。

当时的重庆，东北流亡者众，不少人食宿无着，重庆村17号俨然成为临时收容所。在阎明光的记忆中，她和弟弟半夜常被母亲喊起来，把床让给客人。

家里经常住得满满的，一楼、三楼都住满了人，吃饭都是两三桌……屋里住不下，就在院子里搭棚子。

当时重庆“抗战饭店”有三，沈钧儒家的“沈家饭店”，王炳南家的“王家饭店”，阎宝航家的“阎家老店”则居首。

实际上，从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整个十四年抗战期间，从北平到南昌，从南昌到南京，从南京到武汉，又从武汉到重庆，救亡关内的各色人等，有数不清的人士都曾寄居在阎宝航的家中，在生活上得到照顾，精神上得到慰藉。在他们的心目中，阎宝航的家就是他们的家，久而久之，辗转各地的几处阎家住址就有了一个统一的美称: “阎家老店”。

主持“阎家老店”的阎宝航夫人高素桐全心支持丈夫。阎宝航仗义疏财，下榻客人不需负担任何费用。人们对“阎家老店”的主人阎宝航印象:

善于与人交际，对任何人全好，任何人对他也好。

中统局的一个特务头子在谈到阎宝航时，这样评价：

一副欧美绅士的派头，举止潇洒，谈吐豪放，落落大方，身上如有磁石，张口就能把人抓住。

这些溢美之词，生动反映了阎宝航的仪表、言谈举止非凡之处，这是一种天赋。

1943年，曾经同阎宝航在重庆大同银行共事的青年吴一凡，去昆明办事，为旅途方便和节省路费，阎宝航为其办了一张陈纳德“飞虎队”的货运飞机搭乘证，同时，托他去昆明市郊，看望和慰问由东总举办的东北青年培训班学员。吴一凡回忆:

启程那天，天刚蒙蒙亮，下着小雨，我急匆匆赶到菜园地飞机场登机时，却看到阎宝老一人打着伞站在雨中来为我送行。我心头一热，急忙迎上前对他说：

“阎先生，天这么早，还下着雨，您这么大年纪了（当时他已年近五十岁)，怎么还赶来了！”

他微笑着说：“我知道你不在大同银行做事了，恐怕手头不宽裕，给你送点盘缠。另外，也想来送送你。” 说罢，往我手里塞了五十元钱。我感激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又嘱咐我路上要小心。同时，托我转告昆明培训班的东北青年，要安心学习，去解放区的事，组织正在为他们办理手续，千万不要着急。

我到昆明后，首先去完成了他交办的这项任务。培训班的学员们非常感激东总和阎宝老的关怀，表示一定好好学习，日后为抗战事业贡献力量。

和阎宝航一起在大明公司供职的青年唐功楷这样说：

他是个慈善人，如有朋友向其私人求助，他是有求必应，从不吝惜，甚至倾囊相助，有时连身上衣服及使用的手表，亦脱下来送给穷朋友。因此，玉老（阎宝航，字玉衡）每月所领薪水，多感不敷支用，时常囊中如洗……

1943 年春，陈涤吾携妻子孩子从敌占区开封投向四川，准备参加抗日战争。不料，路经陕西宝鸡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扣留，他便给重庆的亲戚陈莺齐写信请其设法营救。陈莺齐的丈夫杜弘如找到阎宝航，请其设法帮助，于是，阎便通过西安的朋友就近营救，终于使他们一家获释。

到重庆后，阎宝航为他找到一份工作，孩子也介绍到一家托儿所，使他们一家人有了安身之处。1944年，陈因故离开大明公司，阎宝航热心给他介绍到四川内江县—所私立中学任教。学校停办后，陈又不得不回到重庆，数次反复，又长期住在阎家，阎家从无厌烦表示。

阎宝航以至诚待人，不仅赢得了人们对他的赞扬，也赢得了人们对他的信任，他交了许多好朋友。很多朋友出于对他的信任感激，为革命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重庆阎家老店的东北救亡总会妇女干部与抗日英雄赵同之母亲赵老太太(二排中)合影。二排右起: 王化一夫人、高素桐

“阎家老店”在那个年代所扮演的角色远不止救济，作为东北抗日救亡活动大本营，不少抗日爱国人士常光顾这里。

沈钧儒、范长江家人，陶行知一家及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及孩子曾在这里暂居；高崇民、卢广绩、于毅夫及其家人在这里长住；宋黎、徐仲航等也曾在此落脚。

1944 年，杜重远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杜夫人侯御之、子女和妻弟来渝后，暂住“阎家老店”。杜夫人悲愤过度，卧床不起，不思茶饭，高素桐则特为杜夫人另作伙食，朝夕相伴，给予安慰和鼓励。

“阎家老店”对每一位来人都是细心照料。

由于来客多，又无经济来源，要维持老店的生计，实属不易。阎宝航的早餐，也常常只能啃两口白薯而已。

阎明复在《回忆录》中讲述:

“文革”结束后，我曾在大百科出版社工作了五年。同在大百科工作的王渝丽常常讲”我的命是高妈妈给的”。当时是1944年，王思南的女儿王渝丽刚满周岁，突患急性肺炎，传统药物没有疗效。而抗生素盘尼西林价格很贵。妈妈知道后，毫不犹豫的摘下手上戴的戒指，交到王思南手上，用“典当”换来的钱买了盘尼西林，救下来周岁的孩子。

在我的记忆里，父母把这些善举看的很淡，甚少谈起，甚至还是从那些“接济过的”下一代人那里，我才知道曾经发生在阎家老店的诸多事情。

重庆新村十七号的“阎家老店”，也是党内外人士从事抗日活动和革命斗争的重要场所，还是中共地下党和东总活动的据点。

周恩来经常在阎家二楼小客厅或顶楼召集会议，布置工作；董必武代表中共南方局在此安排重建东总党组事宜；邀集民主人士的宪政座谈会也曾在此举行。

叶剑英还曾在阎家召集韩幽桐等十几名妇女干部开会，讲述皖南事变的经过，传达分散活动和安全转移的注意事项等。

徐盈在《抗战纪事》的《三家“抗战饭店'》一文中写道：

抗战时期，革命者到处是家，就我所知，大后方有这么三家所谓“抗战饭店”，广结善缘。来吃饭的人吃得坦然，招待吃客的主人处之坦然。革命的情谊交融座间，血浓于水，这自然有助于早日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阎家老店女主人高素桐

经此家风熏陶，孩子们自幼便知慈悲。阎明光回忆，上小学的弟弟常饿着肚子跑来找自己吃午饭，一问，原来他把铜板给了家贫的同学。

阎明复讲述:

一些东北老乡来投奔，也是一种乡情，在这里相互打听东北乡里的消息。我们家屋子里住不下，就在院里搭棚子。

父亲在张学良的旧部萧振瀛开办的大同银行、大明公司任职，以资助家里的开支。人多粥少，钱不够用，妈妈常常到街上摆摊变卖衣物家什，换了钱赶快到粮店去买平价米。有时星期天我和三姐也陪着妈妈去摆摊。妈妈是东北农村妇女，每年都做大酱、渍酸菜，还买了一盘石磨磨豆腐来改善生活。我们吃什么，客人吃什么，日子过得很紧。

总之，我们的感觉 那时是一年到头客人不断。母亲以她一贯的为人宗旨“宁可一人单，不叫万人寒”热心照料客人，从不菲薄。吃饭时，如果有人没回来，她都要等待，担心他们的安全。离开时，还要为他们筹划川资路费。受到父母亲关切照顾的人不计其数，大家都亲昵地尊称母亲为“大家的高妈妈”。东北乡亲们亲切地把我们家叫作“阎家老店”。

至今我还记得的是周茂林。大约在1939年的一个傍晚，有人敲响了我家的门。我出去一看，是一个陌生的东北青年，穿着一身破烂的打着补丁的军服，腿黑黑的，脸也没洗，眼睛眯着 ，好像是个瞎子。我赶紧去找妈妈，说来了个瞎子。这人对妈妈说，他是东北人，当兵的，打仗的时候，日本人放毒气，几乎失明。逃到重庆后饥寒交迫，无法生活，后来听说这里住着一位阎善人，所以就来了，要求救救他。

说着说着，他还跪下了。妈妈赶快让他起来，叫他不要着急，先洗个澡，换换衣服，住下来。周茂林原是吉林农村的农民，除了种地，什么也不会，现在的视力又很差，就留下来做个帮厨。开始时煮的饭是生的，菜也炒不熟，慢慢才学会了。妈妈还给他找了一个四川的媳妇儿。抗战胜利后，周茂林和他的媳妇儿回东北了。

此时，阎宝航仍活跃在国民党高层，除任国民军委会政治部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外，他还曾任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等职。以其特殊身份作掩护，“阎家老店”成为中共南方局的重要活动据点，同时成为革命者的庇护所。

在阎明复童年的记忆中，家里二楼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颇为神秘。每次周总理来，总会到密室里和父亲打牌，第二天早上，都是由母亲打扫房间。

当时我很奇怪，家里有人做饭，有阿姨打扫卫生，我说妈妈你何必去倒这个痰盂呢？妈妈说，举手之劳么。

阎明复后来意识到，母亲担心他们密谈会留下碎纸片等痕迹，要亲自打扫干净才放心。这段时期，阎宝航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从事党的情报工作5年，却从未暴露。

在十四年流亡生活中，阎宝航对流亡关内的东北难民倾注了大量心血，九一八事变之初，身为救国会的宣传部长阎宝航，主动协助负责难民救济工作的王化一，策划难民救济问题，为难民联络解决住处、吃饭和穿衣问题。

到南京后，也经常有不少同乡找上门来，他总是设法解决他们的困难。到武汉、重庆后，也是同样如此。

他还筹备设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委员会，呼吁当局重视难民和失业群众的救济，提出增设难民工厂的建议。

1939年，行政院长孔祥熙向救济委员会拨救济款30万元，该委员会用救济款筹建了纺织工厂，至1940年，难民纺织厂已发展200余人一一

其中半数是为东北同乡。工人在学习期间，每月除去伙食，可得8元工资。期满后，按工作成绩给值，每月三五十元不等。至于有家眷的工人，厂方建有住宅，可以分门别户住居。子弟读书受免费优待，每月出3元伙食费。

1939 年 12 月中旬，该会曾特开专论，邀请在渝东北名流前往参观指导，阎宝航为此撰写《东北难民纺织工厂参观记》一文。但是，他认为:

现在救济的东北难胞人数还少，我们希望这个范围更要扩大些，救济东北难胞也更要多些。

在他的建议下，此次前来参观的东北难民救济委员会及常委参观后，即召开会议，讨论工人福利、教育、卫生、体育诸问题，决定从工厂盈余中提出5万元移作开办青年招待所和救济东北难胞之用。

重庆期间，阎宝航除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外，还曾任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陪都劝募公债运动秘书、重庆市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组长等职。

这些岗位很多都积极从事民众福利服务，这同阎宝航的思想感情很合拍。他利用这些岗位，竭尽全力做了许多有益于穷苦民众的事。

阎宝航夫妇携阎明复，与住阎家老店的李公朴夫人张曼筠母女(左一、左二)合影

然而，阎宝航仍时时感到力不从心，夫人高素桐曾经给大家讲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我和宝航在街上走着，一个饥民突然从对面冲过来，抓起我手中篮里的豆腐就往嘴里塞，一边吃，一边胆怯地看着宝航手中的手杖。

宝航望着这个饥民，一句话也没说，便转身拐进路旁的小店里，买了些食品，包成一大包。他望着那人的背影，对我说：“你送他一程，嘱他匀开吃。”

在回来的路上，宝航感慨地说：“我阎宝航搞了多年的赈济，但事大力微，治标不治本。将来人民当了政，这种事就永远不会有了。

1941年，日军飞机对重庆野蛮“疯狂轰炸”和“疲劳轰炸”。6月5日，日军飞机夜袭重庆。由于国民党警宪玩忽职守，使进人防空大隧道的居民发生窒息，造成数千人死伤的惨案。当局派军警进行名为抢救实为抢劫的救护，使死亡人数又增加了许多。

时值盛夏，气味逼人。负责善后救济的阎宝航亲自到现场指导运尸，接连几昼不曾合眼。由于数日劳顿，加上对当局愤怒和对无辜死亡的老百姓的悲伤情绪，使他身心交瘁，竟晕倒在泥水中。

曾在阎家老店常住的朝鲜族革命活动家韩乐然、刘玉霞夫妇

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从事救亡运动，经常不能回家，许多家乡难民和流亡学生到他家吃饭借宿，高素总是尽可能地让每一位来者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到南京之后，来“阎家老店”借宿吃饭的乡亲也是常年不断，高素仍是悉心招待，此后，美名在东北流亡者中开始传播。

1938 年 10 月，东总由武汉撤至重庆，不但办公地点设在重庆市两路口村 17 号阎宝航家里，工作人员挤住在这里，也接待大批流亡学生、难民和革命者。

1939 年春，东总会址迁走后，“阎家老店”几乎就成为东总的招待所。许多投奔东总的青年都到这里食宿。他家客厅、房间的地板上，经常挤满睡觉的人，有时多达一二十人。

走进阎家，乡音不绝，使你立即产生回到家乡的亲切感。

高素桐则是这个老店名副其实的“招待所长”和“炊事员”。

阎家老小对这些川流不息来去匆匆的过客，习以为常，高素桐不仅全力支持阎宝航从事救亡运动，而且把全家都动员起来，为流亡者服务。

多少个日日夜夜，“阎家老店”经常接待突然的来客，高素更是时常从被窝里叫起他们的幼子幼女，为来客腾出床铺，而他们自己则睡在地板上。

有时屋里住不下时，高素桐在院子里搭棚子住。正是由于高素桐的操持，“阎家老店”才成为东北流亡人士和革命者温暖的大家庭。

解放后，周恩来多次称赞高素桐：

高素桐一生不易，是有功的，是我们的好大嫂，革命的好妈妈。

中国情报战线上的“佐尔格”

国民政府迁至重庆，重庆一跃成为全国战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众多社会名流、上层人士聚集于此。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在重庆秘密成立，南方局是中共中央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代表机关，承担国共两党联系的“中介”和桥梁，周恩来担任南方局书记，负责南方局全面工作。此时，中国抗战形势和国共两党的关系日益复杂，斗争异常激烈。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欧战爆发。英美等国惧怕日本配合希特勒在东方向他们发动进攻，制造了“远东慕尼黑”，逼迫国民党政府向日本侵略者屈服，企图牺牲中国，以换取日本同他们妥协。在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之下，蒋介石更加动播，投降危险急剧上升。

李克农（1899-1962），安徽巢湖人，中共隐秘战线卓越领导人，开国上将

一天夜里，在李克农相约之下，阎宝航来到了曾家岩50号，这里是中共南方局机关，对外称周公馆。

周恩来特约阎宝航来，向他下达新的任务，嘱咐他要利用与国民党上层人物联系广泛的优越条件，开展统战工作，并建立秘密情报小组，为党搜集情报，包括国际情报工作。

接到任务后，阎宝航立即着手建立重庆秘密情报机构和设置无线电台，由周恩来单线领导，刘澜波任周、阎间联络员，小组与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罗申直接联络。

阎宝航在重庆郊区北碚（北温泉）买下一栋古旧幽静的宅第，将报务员张志敏和地下交通员纪华安排在这里长住。

阎宝航在家里的卧室下面，安装了活动地板，将电台隐蔽在地板底下，张志敏则以高坑岩水电站技术员身份作掩护，按时发送情报。必要时，阎宝航则以洗温泉为名到这一带来安排一切。

根据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阎宝航后来还设立了极为秘密的备用电台。

阎宝航在从事情报工作中，灵活运用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对统战工作的倡导思想：

情报工作要通过交朋友，通过往来谈话做工作；要建立据点，建立关系，深入社会；要见缝插针，做串门的生意；扩大了团结基础，即扩大了工作开展的可能。

阎宝航把情报工作比作如大海捞针，除抓住重要关节展开活动外，为广泛搜集情报，他活跃在一切可能利用的场合。

有时他以富商大贾的身份，西装革履出现在美军俱乐部的舞池；有时打着V字手势在搭乘美军汽车；有时又挽起袖子和国民党军官聚会在赌场。有一次地下组织的情报送迟了，误了接头时间，阎宝航就利用警方拦住郊线客车进行检查，亲自把情报交给在车上的我方交通员。

他严格遵循周恩来在国统区开展秘密工作方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阎宝航主要侧重于战略情报的收集。

1965年，阎宝航应中组部的约请，写了一份《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纪要，后组织部门文件存档时定为《阎宝航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

文中，阎宝航叙述搜集国际情报的起因：

1941年，周恩来同志亲自交代给我国际情报工作任务，并由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向我交代了任务范围、具体要求和商定一切技术问题。

罗申说，“国民党日趋反苏反共，形势日趋恶化。苏联大使馆随时准备撤退。”

罗申要求阎宝航设置电台，以建立直接联系。收集情报的范围是多方面的，包括蒋介石本人及国民党的一切军事、政治、外交的动态以及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以他们反苏反共的动态为重点。

阎宝航俄文代号为“巴维尔”。他的特殊身份为从事该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做了种种准备。首先认识到这个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千方百计完成，必要时准备牺牲，并且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

基于该任务的特殊性，他的身份仅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知道。

周恩来把这个重大的任务交给阎宝航，认为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阎宝航对自己有清醒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我个人由于多年的抗日爱国声望，特别是在东北青年群众中有影响，而且和上层人士有一定的关系，国民党各派别也拉拢我，所以我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有机会同国民党当权派来往……我以自己的社会地位作掩护，做了情报工作。

阎宝航冷静地看到“随时准备牺牲”的严峻现实，从一开始就把“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作为一切言行的最高准则。

从1941年春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在大特务不断面斥、小特务随时盯梢的险恶环境中，阎宝航临危不惧，从容不迫，化解了许多次险情，出色地完成了周恩来、党中央交给的重托。

德国闪击苏联绝密情报

1940年7月，希特勒制定了对苏作战计划，这年12月在柏林，德国和意大利签约，正式结成军事同盟，形成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

在重庆，阎宝航身兼数职，经常以各种不同身份被邀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

1941年5月的一天，阎宝航参加国民党高级官员小型宴会，会场气氛非常高昂，大家兴高采烈，互相敬酒。阎宝航问及于右任大家为什么这么高兴。于右任趴他耳边，悄悄告诉他说：

根据中国驻德国使馆武官桂永清近日传回重庆的消息，德国马上就要进攻苏联了，大概是在6月20日前后一个星期。

闻听此言，阎宝航心跳骤然加速。为了确认，他还是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不动声色地向孙科打听，孙科回答说：

是委员长亲口告诉我的。

阎宝航借故提前退出了酒会。如何火速报告周恩来呢？因事先有约定：凡事通过情报系统联络，绝对不能去重庆办事处。晚上也不便去苏联大使馆。

阎宝航回家后，发现此时情报小组成员李正文正好在家里。于是，李正文立即将这份重要情报通过秘密渠道送交周恩来。随后，李正文又亲自将这份情报送到苏联大使馆。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得此情报后，立即向苏联国内发回消息。

苏联起初并没有重视这份情报。当时，苏联虽然也担心德国在西方得手后将回师东进，但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存有幻想，甚至说西方舆论界认为德军将转向东方的猜测是“挑拨苏德关系”。

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周恩来急电延安，请毛泽东直接向苏联高层转报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消息。

6月16日，毛泽东命令迅速将阎宝航情报电告共产国际，通过季米特洛夫转交斯大林，此时距德国突袭苏联还有6天时间。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罗申（1901-1960），1941年被任命苏联暂代驻华军事武官。建国后，出任苏联首任驻华大使

斯大林很快就看到毛泽东的电报，在这前后苏联的情报人员如佐尔格等人也发来类似情报，尽管他仍不完全相信这些情报，但中共领导人直接发来的电报，反映了中共中央对情报真实性的明显倾向，对他触动很大。

曾经长期担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部长的罗青长在其纪念周宝航的文章中谈到:

阎宝航了解到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为苏联提早进入战争争取了时间。

德国为了配合日本的诱降，稳住国民党在两个阵营的动摇，丢掉对美英的幻想，也积极进行对国民党的拉拢，曾明确地告诉国民党驻德武官，德国决定于 6 月 20 日前后一星期内突袭苏联。

这个情报像一针强力兴奋剂一样，使重庆国民党内欣喜若狂。蒋介石甚至认为，德攻苏，日军必北进与之配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主力也势必北调抗日，以策应苏联腹背受敌的局面，而国民党则可堂而皇之地以“收复失地”的名义坐收渔人之利。

国民党的上层人物被这种如意算盘冲昏了头脑，得意忘形地在酒酣耳热之际，竟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在一次社交场合对阎宝航同志和盘托出德国突袭苏联的计划。

1941年6月21日凌晨，苏联方面从一名德军投诚人员口中获悉：德军将于22日凌晨向苏联发动进攻，这才使阎宝航及苏联间谍佐尔格等人的情报得到确切证实。6月22日，德军果然向苏联发起进攻。由于我党及时准确地向苏联通报了德军突袭的时间，加之其他情报来源的位证，使得苏联红军能够争得时间，总算提前了24小时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虽然由于准备时间不足和战略指导方针的原因，苏军在战争初期不得不乘取战略撤退，但是毕竟避免了更惨重的损失，使苏联红军免遭灭顶之灾，为战争积蓄了宝贵的力量。

一周之后，6月30日，苏方特别致电中共中央，感谢中共中央提供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战略情报。电报写明：

由于你们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我们得以在德军进攻前宣布苏军进入紧急状态。

苏联红军经过英勇奋战，终于在1941年冬在莫斯科近郊控败了德军的锐气，并于次年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扭转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局。

苏联朋友对阎宝航情报小组提供的绝密情报的价值给于了高度评价。

李正文夫妇1942年在上海智影

关于阎宝航获得德军进攻苏联准确日期情报的另一位知情人是李正文。

李正文，1908年出生于山东潍县贫苦家庭，后移居东北，毕业于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参加抗日。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北平，参加“左联”。一年后入党，成为职业革命家。1935年被组织派赴苏联国防部无线电学校（赫姆基学校）情报工作研究班学习，1937年遭诬陷整肃，身陷牢狱和集中营。

1940年，李正文经斯大林批准获释后回国。经过长途跋涉，他于1941年1月抵达重庆。他拿着证明材料去八路军办事处，通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苏联驻华大使馆，要求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周恩来副主席的秘书徐冰告诉他：

你就到共产国际工作吧！

于是，他就被派往共产国际东方部，协助地下工作者阎宝航开展工作。他回忆说：

阎宝航同志的工作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与苏联使馆罗申联系。当时，阎宝航交际甚广，同重庆的国民党要人几乎都有来往。他通过孙科等一些国民党要人那里，获得法西斯德国准备在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这个重要情报后，亲手交给我，我当即报告了周恩来同志，同时转交罗申。

不久，苏联塔斯社“辟谣”说，近来英美政客无中生有地挑拨苏德关系，胡说德军将在6月进攻苏联红军。

事实上，德国法西斯军队果然在 6 月22 日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这件事，阎宝航对共产国际特别是对苏联立了大功。

1962 年初，当时是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给在京的高级干部作形势报告。当谈到中苏关系时，他指出1941 年我们党向苏联提供了德军发动战争的准确情报是对苏联“无法估量的援助”。

总理的话对阎宝航的鼓舞很大。会后，阎宝航写了一份担任国际情报工作的经过和成绩，报给了周总理。信中写道：

1941 年1月，国民党配合纳粹德国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进攻我新四军之后，反苏反共的形势极为紧张。

就在这期间，周恩来同志亲自交待给我这个任务，由当时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同志（1949 年出任苏联驻华大使）直接领导。

罗申同志对我交待了任务范围和具体要求，并商订完一切技术问题，并对我说，鉴于国民党反苏反共的阴谋暴行形势日趋恶化，我们苏联大使馆可能随时要撤退，你必须作好和我们直接通讯联系的准备，为此，你必须掌握一部电台，必须准备一批技术交通人员。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掌握了一部电台，并找到了发电技术人员（我的小同事)。

张知敏同志曾在苏联受过专门训练，交通人员有张知敏的爱人纪华同志、高维升同志及沈慧（女）同志等 3 人。

密码则由我的大女儿阎明诗（党员）学习掌握（由延安回重庆养病，好以后开始工作)。

工作范围很广泛，凡有关国民党军人及匪帮的一切军事政治外交的动态以及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均在搜集研究报告之内，而且要求作到迅速详实。

因此，工作有时很急迫紧张，可以说绝大部分都经过努力，完成了任务。

最感困难和危险的是电台的安置隐蔽和使用，四年多时间中曾转移两次，周密布置煞費苦心。

阎宝航在信中，提到了他搜集到的两个重要情报，其中之一就是报告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阎宝航信中写到：

国民政府驻德武官桂永清于 1941年5月上旬向蒋密报：“纳粹德国决定于6月20号左右约一星期内开始进攻苏联。”

国民党首要分子于右任、孙科两人均喜形于色地透露于我这个消息。

我立即简单作了报导，事实证明不错，德国于当年 6 月 22 日开始进攻苏联。我的报道约在一个半月以前。

报道事实证明不久以后，罗申特别请我吃饭一次，当席对我伸出大拇指说：

“你的情报第一，斯大林同志知道你。”

我笑说：“真的吗？”

他说，我敢随便说谎话吗？又说：将来你要到苏联去，你的儿女们将来都可去学习，我可负责供给一切，云云。

1954 年春，军委外联处处长蒋克定同志忽而问我: “宝老你从前作过什么工作?”

我问：“什么意思？”

他说：“苏联大使馆副武官富敏科对我说过，阎宝航同志是第一个最先知道德国攻苏的日期的。”

是我从（富敏科的话可找）蒋克定同志口中听到富敏科自己有过这番话的。所以（予以证明)：

这个报道对于苏联对付德寇的进攻是有帮助的，是有一定作用的。

3月6日，周恩来在这封信上亲笔批示，对阎宝航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阎宝航的子女对父亲曾做过的事知之甚少。阎明复谈到:

至于我父亲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情报工作的事情，父亲本人从来没在我们子女中间谈过。

我是在1962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获悉的。当时我已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1962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那里我看到一封信，是父亲写给周总理的，信很长，总理有个很长的批示，我就看了看批示。

我记得的是：宝航同志所述经过属实。父亲给总理信落款是1962年3月4日，总理的批示是3月6日。总理把信批给杨尚昆同志，请他阅后转给中调部。

星期天我回家，问父亲：

“你最近是不是给总理写了封信？”

他说：“是啊，你怎么知道？”

我说：“在尚昆同志那里看到的。”

这样他才讲起了这段往事。当时因为中苏关系紧张，总理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讲述了中苏关系的历史、分歧的由来，发展到目前这个地步的原因。

总理指出，苏共和中共向来是互相帮助的，不是苏共单方面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了苏共。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前，我们就得到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的准确情报。总理说，他得到这份情报，马上发报延安，延安马上发给苏联。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还专门回电给毛泽东表示感谢，说是由于中共准确的情报，他们提前进入一级战备。

接着总理说：“我忘记了这个情报是谁给我的。”

我父亲听说后，就给总理写了封信，提到这件事，提到1941年春天，周恩来同志交给他这个任务，要他与苏联使馆的武官罗申联系，由他来传递情报。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听到父亲亲自讲述自己的情报生涯。

阎明复写到:

这里要提到罗青长同志，他回忆道：

“1962年3月6日周恩来同志给阎宝航同志报告的一个批示是经我手的，肯定了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功绩。周总理批得很长，而且他要我把批件向当时的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副部长帅孟奇、张启龙当面谈了此事。周总理当时还讲到，因为阎宝航的功绩，当时苏联驻重庆武官、也就是后来驻中国第一任大使罗申，还有其他一些人，为此受到苏联方面的奖励，他们升官发财，发勋章，但事情是中国共产党做的。”

总理这番发自肺腑的讲话的确是有感而发呀！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伍修权同志也对我父亲说，“你讲得太晚了！”

幸亏有了1962年周总理的批示，有了罗青长同志的热心传达，才有1965年中组部邀请父亲谈地下工作的经验，才有了《阎宝航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一文，给后人留下了这份难得的得天独厚的地下工作者的自述。

阎明诗(前右二)在延安参加大生产时留影

1941 年底，阎宝航大女儿阎明诗在陕北大生产中劳累过度染上肺结核病，周恩来决定送其回重庆养病，同时协助阎宝航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1942年2月7日下午，阎明诗抵达重庆曾家岩50号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当晚，周恩来亲自用汽车送她回家。阎明诗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汽车在重庆村前停下了，周恩来同志健步走下汽车，我随着他，进了门坊，沿着缓缓的上坡走了一段路，经过几排楼房，又走下几级石阶，到了最后一排楼房的最后一家，在 17 号的门口。

周恩来同志上前正要叩门，门却开了，我母亲迎了出来。上了二楼，周恩来同志亲切地对我母亲说：“大嫂，我把你女儿送回来了！”

母亲忙说：“周副主席，您这么忙，外面又不安全，还要亲自送来。”

母亲说着哽咽了。这时，周恩来同志一手拉着我9岁小弟的手，一手抚摸我13岁小妹的头顶，低下身来问：“你们什么时候去延安？”

我母亲替他们回答：“大一点就去！我们刚刚送走了一个。”

周恩来同志感到由衷地高兴，然后起身告辞。父亲满头大汗地赶了回来，听说周恩来同志已经走了，他感到十分不安。他是为周恩来同志的安全担心呢！

阎明诗回到重庆后，以养病、学习英语、俄语为掩护，为阎宝航担任译电员，高素桐的侄儿高维升担任交通员，来往于重庆与北碚之间。

为不引起当局注意，阎明诗考入国立艺专学校学习美术，与同学曹酉喜结良缘。

起初，阎明诗想在艺专学校买点花生、瓜子请请同学就举行婚礼。阎宝航认为这样不妥，他说：

你把延安那一套拿到这儿来行吗？我阎宝航的女儿结婚怎么能那样办呢？

阎宝航给女儿办了一个非常隆重的婚礼。结婚时不仅艺专的同学们来，也来了许多社会达官贵人和国民党名流。

1942 年的一个夏夜，周恩来在阎宝航家召集文化界人士开会时，看见阎明诗就关切地问她的工作情况，并叮嘱她，工作要细心，不能有半点疏忽。外出前，在穿着打扮上也要注意。发现有特务盯梢也不要紧张，想办法甩掉他。

阎宝航对女儿的要求也严格。有一回，阎明诗外出执行任务回来，为摆脱特务盯梢，汽车开到离重庆村17号很远的地方便停下了。当时正下大雨，下车后就往家跑。她跑着跑着，感到高跟鞋很碍事，索性脱下来夹在腋下，一口气跑到家。

阎宝航看到她的样子，当即严肃批评：

看你这个样子，哪里像个“小姐？”

阎明诗低头打量了一下自己，确实不像样子：浑身湿透，衣服被雨水粘在身上，脚下流出一摊水，两只泥脚就站在这滩水中间，这样子要是叫特务看见……

阎明诗悔恨自己没有牢记周恩来同志的教导，感到深深地内疚。阎宝航指着窗外对阎明诗说：

你看看外边。

阎明诗凑到窗前，只见闪烁着鬼火般灯光的三青团中央团部、美国新闻处和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寓所都近在咫尺。阎宝航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而敌人的眼睛就在鼻子上面。

此后，阎明诗处处留意，从言谈举止到穿着打扮尽量做得符合“小姐”的身份。

特务的频频骚扰让全家烦扰不堪。多年后，阎明诗丈夫曹酉向阎明复回忆：

阎宝航交给阎明诗的情报，都由阎明诗译成密码，用药水写在手帕上，交到秘密电台。

1938年起，阎宝航陆续将4个孩子送到延安，这在国民党高层官员中非常罕见。包括何应钦在内的一些国民党右翼人物指称阎宝航是共产党。

此外，重庆卫戍司令刘峙、军统的戴笠、康泽以及中统的徐恩曾都曾找阎宝航“谈心”，却找不到确凿证据，而阎宝航与国民党上层的渊源令这些人不敢轻举妄动。

偷袭珍珠港战略情报

池步洲（1908-2003），福建闽清县人，中国著名的密码破译专家

1941年，德、意、日签订法西斯军事同盟条约后，日本进一步加速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步伐。

池步洲，出身福建贫困家庭，10岁时由其五哥和五嫂资助，才得以上学。他3年时间完成全部小学课程，考入福州英华书院读中学。1927年前往日本，先后在东京大学机电专业、早稻田大学工学部学习，与日本姑娘白滨英子结婚。

卢沟桥事变爆发，池步洲与妻子坚持回国抗日，进入中央调查统计局，编入总务组机密二股，侦收日军密电码，以便进行研译。后出任国民党军政部所属“军用无线电台总台第四十三台”主任，主要负责从事破译日本密电的工作。

1941年12月3日，这位专攻数学、刚刚从日本归来的爱国青年从接收到的日军频繁往来的电报中，进行了一系列认真的分析，神奇破译了截获的一份由日本外务省致驻美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

1、立即烧毁一切机密文件；

2、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

3、帝国政府决定采取断然行动。

根据当时情况池步洲判断，这是“东风，雨”（即日美开战）的先兆。结合此前译出日本搜集到有关美国檀香山海军基地的情报，池步洲大胆作出两点预判：

一、开战时间在星期天；

二、地点在檀香山珍珠港海军基地。

1941年底，阎宝航将军统的密码破译部门作为目标，通过政治手段已将该部门负责人纳入了自己的关系网。11 月下旬，池步洲在将情报上报时，被阎宝航所获知。

这一战略情报非同小可，极为重大，说明：日军南进战略已定，将于12月初针对美军太平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发动太平洋战争！将深刻改变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格局与态势。

阎宝航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报告，转告苏联，并由苏联通知美国。

当这个消息呈递给蒋介石以后，蒋介石十分震惊。在苏联将这一情报通知美国的时候，美国海军司令部也得到了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转送的同一内容的情报。

但由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的高涨，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并未重视中国传来的情报，认为是中国人在瞎编瞎说，企图破坏美日关系。

4天后，1941年12月7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印证了这一情报的准确性，为此，阁宝航再次受到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表扬。

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在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向东南亚进军，攻占英、法在东南亚的属地，控制马六甲海峡。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及其随从分乘两架专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出巡太平洋战争前线，鼓舞日军士气。

当时，池步洲得到两份关于山本五十六出巡日程的电报。一份用日本海军密电拍发，通知到达地点的下属；一份用LA码（池步洲破译的密电码，通常以LA开头，习惯上称之为LA码）拍发，通知日本本土。池步洲破译的，是后一份密电。

池步洲迅速将破译到的情报，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立即向美军通报。美军迅速派出16架战斗机前去袭击，全歼敌机。作战的第二天，日本搜索队在原始森林里找到坠机残骸，山本五十六手握“月山”军刀，横倒在残骸旁边。

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美国和国民党政府都未公开池步洲在抗战中的贡献。抗战结束后，池步洲反对内战，不愿继续从事密电码研译工作，转到上海中央合作金库上海分库从事金融工作。上海解放前夕，他自问一生清白，拒绝撤退台湾。1979年5月，池步洲受上海社会科学院聘请，从事台湾经济史研究。

1983年3月，池步洲在上海偶遇我党隐蔽战线情报人员李直峰。李直峰证明池步洲虽身在中统，但确实没有参加过特务组织；霍实子证明池步洲干的都是抗日事业，有利于国家民族，不但无罪，而且有功。2003年2月4日，池步洲在日本神户逝世，享年95岁。

阎明复在回忆录中深情写到:

池步洲先生的功绩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史册！

阎明复讲述徐仲航被捕视频

1942年仲夏，一个与阎宝航接触频繁的地下党员突然失踪，而他恰恰是知道“阎家老店”主人真实身份的徐仲航。

1937年4月，阎宝航等在上海八仙桥成立“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徐仲航长期参加“东总”的活动。刘澜波、于毅夫先后撤离重庆到延安后，南方局决定徐仲航参加“东总”的党组。同时，徐仲航又是中央特科一个地下情报组的负责人，其成员之一沈安娜同志一直打进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机要部门任机要速记，得以参加国民政府的高级军政会议，是中共情报史上重要的情报员。

当时徐仲航的公开职务是中国国民党官方出版社正中书局管理处处长，而为了更好地掩护，沈安娜通过关系介绍徐仲航加入中国国民党，成为特别党员。

此次，是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有三人同时被捕。三人中，中法比瑞文化协会秘书长李羽军也知道阎宝航的真实身份，他牺牲在了狱中；孙复起叛变，但他不知道党的重要秘密。

徐仲航作为东总地下党骨干党组成员之一，掌握“阎家老店”秘密，他如果叛变，阎宝航的情报小组将被立即摧毁。

阎宝航得知消息后，立即布置有关人员转移。回到家时已近薄暮，全家看到阎宝航的样子，知道出了非常严重的事情，都很紧张，聚在一起，沉默不语。

阎宝航知道，这几位同志的被捕，直接威胁到蒋管区整个东北地下党组织的安危，他的处境也十分危险。

在这紧要关头，忽然楼上传来木腿叩击地板的声音，阎宝航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兴奋地说：

周先生来了！

这是周恩来秘书王梓木过来打招呼的信号。天黑后，周恩来果然亲自到阁宝航家研究营救方案。阎宝航坚决表示：

任务在身，一定顶住！

徐仲航被捕，使阎宝航处于巨大的危险中，按理应该立即撤离重庆，但这样一来，自己领导下的情报小组将不复存在。阎宝航作为重庆秘密情报小组的领导者，他担负着这个组织兴衰和生存的责任，这种责任让他对自己的组织和成员保持高度的忠诚。他在组织处于巨大的危险时刻，没有选择撤离，而是大智大勇地坚持坚守，殚精竭虑地保全了这一重要的重庆秘密情报小组。

徐仲航 （1909-1976），中共情报史上杰出的重要特工人员

阎宝航沉着地继续抛头露面，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展开对被国民党军统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里的徐仲航营救，利用各种渠道了解徐仲航在狱里的表现。

高素桐则和女儿们连夜为被捕同志赶制冬衣，准备食品。阎宝航托人给徐仲航送去御寒衣物，并且仍然特意保持平素对国民政府当局的强硬态度。他曾向中统特务重庆市区负责人白坚表示说:

听说黑名单上也有我，你们随时写个条子或打个电话我就来，不用费事！

经过阎宝航等人多方努力，终于使徐仲航获释。

阎宝航最后找到当时在国民党很有影响的德高望重的李济深，说徐仲航是他多年抗日的老乡，不会是坏人。就这样，李济深拨通了军统局局长戴笠的电话，最终，徐仲航才被保释出来。

徐仲航在狱中宁死不屈，出狱时，已被打得皮开肉绽，阎宝航亲自用汽车把徐仲航接到家中，并特意腾出一间房子为其养伤，高素桐则悉心照料。

1949年解放后，徐仲航任国务院参事，1976年底逝世，享年67岁。

被蒋介石软禁半世的张学良与赵四小姐

在国民党的营垒里，阎宝航以过人的智慧和胆识，秘密地从事着情报工作，营救了许多同志和革命者出狱或掩护他们脱离危险。而他自己实际上也已处在敌人的视线之内。他的所作所为，不能不引起国民党特务当局的注意。在重庆村17号住宅附近，经常有便衣特务游荡，家里也有人无故闯进来察看虚实。

有一回，阎宝航正在和几位同志开会，有两三个穿警察制服的人进来声称抓赌，阎宝航很镇静地拿出一张戴笠的名片给他们看，警察毕恭毕敬地退了出去。

阎宝航回忆：

有一次周恩来到我家里来，是从后门进来的。这时特务来了，我老伴出去应付，说我不在家。我的态度是对特务敷衍应付，对他们说，只希望生活能对付着过下去，将来能打回老家，抗战到底，表示自己无心政治。因为大特务常来，小特务倒不敢找麻烦。

阎明光记得，哥哥姐姐从延安的来信常会画上延安宝塔。当时学校里音乐老师的丈夫是特务，他佯装带明光出去划船，在纸上画了宝塔，年幼的明光不知就里，在塔下画了哥哥姐姐。阎宝航得知此事后，立即将明光转学。

国民党军统渝特区特别组对中共代表团地下党员、进步人士的监视一直没停止。在重庆，特别组徐德溥专门搜集东北人士的情报，而对阎宝航的监视报告材料为最多。下面这份“奋”字第六十五号件，就是特务徐德溥的秘报材料（原文无标点)：

一一 阎宝航最近活动情况一一

一、与郭沫若徐（?）庆轩等合租启蒙出版社拟定五千万元资本，现仅筹划到一千万元。

二、据谈，尚有张申府组成一个出版社，股款筹齐，不日即可设立，另有某（失名）亦筹组出版社，中均为“左”倾分子之职业文化之活动。

三、阎于十二月二十六日被邀参加东北文化协会，当推入主席团（阎宝航、杨晦、骆宾基、徐仲航、周鲸文等)。阎称提议数项均经反对而否决。如招待政治会议代表及推东北代表（指周鲸文）参加政治会议等案，并会后更以既成稿件（详另纸）嘱签名发表。当时情面难却，遂勉强签字，自觉彼等此种动作太幼稚。又称该会无何作用，其中心人物为周鲸文及卢广生两氏。

1944 年，也是这个徐德溥在呈罗先生的“奋字第三十八号”、明字第十八号件中，专门秘告宋星池，称宋星池确系共产党员，认为其于 1934 年“在平读书时曾与奸伪分子张德厚（北平市委）同住宿，形迹诡秘，言论“左”倾。据后勤总部少将专员马志青称，宋星池确系共产党员”。

而这份秘告文件称，宋星池“接下来脱罪实情系托民盟阎宝航说项，从中设法”。

而在这之前，即1943年12 月16日的“奋字三十八号”文件中称，宋星池在取保释出后，“现住阎宝航家，连日收拾衣物，有畏罪潜逃之准备”。

阎宝航参加张潜华召集的东北人士座谈会情形也在徐德溥的监视秘报之例:

呈施先生的秘报说，东北行营秘书张潜华、王冠五、王回波等发起，于十一月五日以宴会方式，召集在渝东北人士，在四德里王冠五寓所开东北问题座谈会。

计到会者有周鲸文、阎宝航、毕载宇等十余人（内有少数非东北籍人员亦参加，名不详)。

其决议内容系向中央提出对东北措施的建议三项如次：一、请扩大东北政务委员会之权限与范围；取消东北行营机构。二、以先求安定次求繁荣之原则，停止在东北军事行动，以免事态扩大，糜烂地方。三、请尽量遵用在渝流连之东北籍优秀干部。该项建议书刻正在起草中。

大特务沈醉回忆，他当年在重庆时，就了解阁宝航的活动情况，对他到兵工厂去为工人办福利事业很不理解。他说：

当然，那时谁也不知阎宝老是共产党员，只知道他是张学良的骨干。蒋介石为了想收买张的部下，曾经邀请阎宝老去为他搞“新生活”运动，而且不止一次接见过他，他要愿意投蒋，是不愁无官做的。但他去为兵工厂的工人办福利事业，这却引起戴笠的注意。

当时，重庆每一个兵工厂内都有一个军统特务组织——兵工暑警卫稽查处派驻各兵工厂的警卫稽查组。对阎宝老在兵工厂的活动，他们更是特别重视，军统的东北特别工作组组长是共产党的一个叛徒，幸喜他不知道阎宝老是共产党员，否则他又可以出卖一位革命同志而得到一笔奖金。

不过，他从东北同乡方面去进行侦察、监视，虽然没有得到什么证据能足以逮捕阎宝老，可是，军统早把阎宝老列入黑名单了。

多年后，阎明光在重庆档案馆里发现一份国民党时期的文件赫然写着“阎宝航”，其活动被特务详细记录。阎明光回忆:

张学良曾跟我和弟弟说：“你爸爸和我的命都是蒋夫人保的。有人检举你爸爸，蒋夫人说阎宝航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你们不能动他！”

不顾个人安危，掩护和营救同志

于毅夫(1903-1982)，吉林双城人，建国后曾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941年春，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重庆开始大肆逮捕共产党人。毛泽东发电周恩来，请他和叶剑英、董必武设法离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可留少数人看管。

周恩来复电，自己必须坚持在重庆，以打退国民党反动高潮，争取时局好转。不过，同时，他也作了最坏打算，紧急疏散党内人员到安全地区。

这一天，东总党组书记、《反攻》主编于毅夫忽然通知，国民党在一个黑名单上列了18个人，其中就有于毅夫。

周恩来令其立即秘密离开重庆，叶剑英对其撤离作了安排，指示不要坐飞机，而坐江轮去泸州到云南转皖町到缅甸，然后，坐船到香港找廖承志接关系。

为了于毅夫能够安全离渝，叶剑英晚上在临江门宽仁教会医院病房里约见阎宝航，下达保护于毅夫安全撤走的任务。

叶剑英以军人特有的简练语言对他说，不仅要保证于安全离开重庆，还要认真选择好路线，哪条路设卡，哪条路没设卡，都要弄清楚。

阎宝航受命后，利用他在宗教界的关系，沿于毅夫撤退的路线设法保护，终于使他安全脱离险境，新中国成立后，于毅夫就任黑龙江省第一任省政府人民主席。

抗战开始不久，共产党员张雅轩以东总名义赴保定工作，被河北保安队冯治安部逮捕，阎出面营救，于9月获释。

194年，到山西、陕西地区开辟工作的韩乐然在宝鸡被捕，阎宝航等极力设法营救，屡电西安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或解送韩到重庆，交战地党政指导委员会自行处理，并请李济深保释，终使韩乐然于1943年出狱。

阎宝航甘冒风险不遗余力地营救革命同志，但当听到自己的亲生骨肉被捕的消息时，首先想到的是党组织的安全。

一天，阎宝航从复兴社一特务口中得知，阎大新在山西被捕，被关押在集中营里吃了不少苦。阎大新于1939年去延安后不久，就报名北上晋察冀抗日，后来，又传说他牺牲了。

高素桐征求阎宝航意见，是否把情况报告周恩来，请组织营救。阎宝航却说：

这样的事怎么好惊动恩来同志？一来消息是敌人送的，未经核实。若情况属实，营救大新可能使一系列组织暴露，我们应该有为革命做出牺牲的思想准备。当然，这也有可能是敌人的圈套。

关于大新的消息，阎家从不轻询问。

上了国民党征服黑名单的阎宝航，始终是特务的眼中钉。国民党头子、复兴社总社书记、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康泽公开警告阎宝航说：

关于你的情报很多，我还不相信，但不要和共产党接近。

国民党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在一次会议上直言不讳:

阎宝航这个人不是共产党，至少也是给共产党利用了。

他责成许世英改组空袭救护委员会，撤销阁宝航抚济组长职务。

神助苏军扫荡关东军

二战初期，苏军战斗力的确非常一般。

1931年诺门罕战役，苏军15万人打日军5万人，兵力优势3: 1。武器方面，苏军各式装备数量也基本都是日军的五倍以上，光飞机就投入超过500架，无论兵力还是武器都优势巨大。

按理说苏军应该碾压日军才对，但诺门罕战役中，苏军打得非常艰难，最终以伤亡2.5万人的代价取得胜利，而日军伤亡只有1.9万人。装备占优，以多打少，苏军的伤亡居然比日军还多。

当年下半年，苏军又在欧洲发动对芬兰的战争，试图一举占领芬兰。当时的芬兰还只是一个农业国，人口只有440万人，常备军只有3.2万，几乎所有武器装备都要依赖于外国支援。对比之下，苏联已经完成工业化，综合国力远超芬兰。在战争初期，苏军投入兵力45万，试图以绝对武力优势碾压芬兰，但却遭到芬军顽强抵抗，苏军损失惨重，止步于曼纳海姆防线。苏联政府不断增兵，前后共动员兵力超过120万，却仍旧难以取得明显优势，最后以伤亡37万人的代价才勉强赢下战争，而芬兰军队总共只有20万。

1944 年夏，欧洲战争结束后，苏联红军即将挥师东进，对日作战。

当时日本军队节节败退，唯有其精锐部队——关东军还在东北挣扎顽抗。作为日军的战略总预备队，关东军不可一世，日本天皇还曾幻想如果日本本土沦陷，就以东北作为最后的基地继续负隅顽抗。日本150万关东大军早已森严壁垒，严阵以待，一场惊天恶战在即。

弄清关东军的兵力部署，对中共抗日和苏联方面都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接到命令后，阎宝航下了一番功夫。经过努力，他了解到国民党方面的情报人员已经取得了关东军兵力部署的详细资料，就存放在国民党军委的核心机关——军委三厅。于是，阎宝航通过他的老朋友宁恩承，和他任军委三厅副厅长的内弟钮先铭开始了频繁往来。

宁恩承(1901-2000)，辽宁辽中县人，早年受张学良资助赴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专攻财政金融学；29岁回国任沈阳边业银行总稽核；30岁任东北大学秘书长、代张学良校长主持校务，使东北大学走向鼎盛。1950年赴香港创办书院，后定居美国旧金山。

正巧，这时候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也给了阎宝航一个任务: 了解日本是否会进攻苏联。

如此，阎宝航举重若轻，更加淡定且名正言顺地做起钮先铭的工作，说自己受陈诚之命，研究日本关东军的动向，但手中没有资料。钮先铭说他有材料，就给阎宝航看。并说：

材料放在我这里没用。委员长只准备打到长城，可是你们东北人要打回老家去。你可以拿回去看，但是三天之内必须还给我。

拿到材料后，阎宝航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及时转交给苏联使馆，他们很快照相后退给阎宝航，如期交还给钮先铭。

阎宝航在 1962 年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提到了他当年得到日军情报的情况：

约在1944年夏季，我从蒋匪军委第三厅副厅长钮先铭手里拿到了日本关东军的全部材料，包括陆空军的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翻译人数、将领姓名等一全套内部机密材料，交给罗申，迅速照相，三日内交还。

上世纪50年代的罗青长夫妇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打响第一枪时，红军各级指挥员手中都掌握着整个关东军的详尽情报：包括所有部队分布、秘密要塞位置、军事交通地图、武器装备和给养清单，还有所有连以上指挥官花名册，等等。短短一周后，日本百万关东大军便灰飞烟灭。

当年的知情人罗青长同志，对阎宝航获得这个情报的叙述和评价，系权威见证:

这是一份无一不备的书面材料，阎宝航同志却从“友人”处借阅三天。周恩来同志看到后即令我党驻重庆的南方局立即拍照报送延安，党中央综合各方情报后，迅速通报苏联。

苏联得以对关东军了如指掌，在8月8日对日开战后，如按图索骥一般，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全面突破了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防御体系，把日本这个王牌军彻底摧毁了，日本企图以东北为基地进行最后挣扎的幻想也随之彻底破灭。

长期以来，阎宝航对于曾经做过的工作一直极为低调，几乎没有谁知道他曾经立下过那样大的功劳。

1995年，阎宝航之子阎明复去俄罗斯档案馆查阅有关资料。

俄罗斯档案馆，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化，一个箱子，一个大的柜子，小抽屉，一个抽屉里面一个抽屉里面都是卡，然后我就翻，有关中国的，然后有关“满洲国”的。我一看，这就是有关日本军队在满洲布防的***情报。

阎明复忽然记起，父亲在晚年曾经提到过这件事，便立即填写清单调阅。查阅后，他感到这可能就是当年父亲提供的，不同的只是这是照相文件版本。他详细做了记录后带回国内，经过认真审核后确认，这就是中共中央当年向苏联提供的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布防情报。

后来，俄罗斯方面接到中国方面送来的情况报告，调阅自存的相应档案，证实了情报的真实提供人员。据此，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为阎宝航等人授勋。

1941年刚从苏联回国的李文正(右上)；1949年在江苏丹阳(左)；1995年俄罗斯政府授予“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奖章，俄中友协副主席库里科娃为李正文佩戴纪念章(右下)

阎宝航情报小组的成员李正文与大家分享了他的经历：

1941 年7月，我奉命从重庆到沦陷区上海开辟地下工作。我人地两生，阎宝航介绍我两个人：一位是上海慈幼教养院的院长姚淑文，另一位是中国海关副总税务司丁贵堂。

姚淑文的慈幼教养院作了我的秘密工作联络点，对我的地下工作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我和工作人员以及工作对象的联系，全靠姚淑文这个中间环节。

因此，敌伪特务是找不到我的，我能在上海敌伪的心脏里不仅有成绩而且安全地搞隐蔽战线斗争，这不能不感谢阎宝航同志。

至于阎宝航介绍给我的那位海关副总税务司丁贵堂，对革命的贡献就更大了。

1949 年，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匆忙把北京故宫的文物运到上海，准备海运台湾。

丁贵堂通过我，接受党的指示。他一再拖延，把北京故宫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无价宝贵文物、大量金银财宝以及武器弹药等，扣留在上海，等待人民解放军接收。解放后，丁贵堂受到上海市长陈毅同志和周恩来总理的赞扬，这里面自然有阎宝航同志的功劳。

1941年7月，李正文受命前往沦陷区上海，开始8年地下工作生涯，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情报部门的表彰。

阎宝航在建国后的工作报告中也写到:

我曾介绍李正文同志（现任高教部政治司副司长）给罗申到上海，担任京沪一带的情报工作，并给他布置了掩护关系，李正文的工作也很有成绩。

抗战胜利后留上海为革命又建新功。上海解放后，李正文被任命为市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负责高校接管和整顿，后出任首任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文革”中蒙受不白之冤。他对子女说：

对共产党员最大的考验就是即使背了黑锅，你也要坚持信仰，毫不动摇对党的忠诚，坚持革命的理想。不但要坚持工作，而且你的工作还要做得更好，以自己优异的表现来自证清白。

1979年组织做出“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职务”的复查结论。2002年2月于北京逝世，享年94岁。

见缝插针，布署潜伏情报人员

阎宝航（右一）与（左起）王卓然、王化一、卢广绩、孙逸民和车向忱（右二）

阎宝航为资助《反攻》杂志经商的时候，结识了美军部战略情报中校处长贝德，当时，大明实业老板萧振瀛为了售给美军酒精以牟大利，对美军极尽拉拢，先后宴请美军司令赫尔利、魏德迈及其总部高级军官，阎宝航以经理身份出席宴会并作翻译，从此与贝德交谊甚厚。贝德曾与其机要秘书奸宿于萧振瀛之乡间别墅，阎知其秘密。为表示好感，贝德告诉阎，美军在云南开远地方训练一批人员，准备送到山东沿海一带日军占领区作情报工作。训练内容为跳伞、电报密码及射击等，并请阎介绍可靠青年参加训练。

阎宝航遂经请示组织同意，在1945年夏，派出达光、李藩、董佩霖、张世泽、丛林等6人，由贝德转送昆明接受训练，但期满时，日本已宣布投降，随后，他们在西安，受阎宝航的派遣，分别潜赴华北及东北各地活动。

姚艮(1912-2010），黑龙江双城人，中共地下情报工作人员

有人用“热闹非凡又惊心动魄”形容“阎家老店”，而对于更多的亲历者们而言，这里始终散发着无尽温馨的暖暖气息。

姚艮，曾用名姚廷枢，1930年6月在北平参加了中共导的革命互济会，同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2月入党，任中共北平市通州支部书记。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抗日义勇军，与日寇浴血奋战。1932年8月，由于势单力薄，他们在一次战斗失利后，为给抗日义勇军筹备军火只身去苏联，苏联当局肃反扩大华将其诬陷为日本间谍，流放到北极冰冻地带，经过长达六年的劳改生涯，方才无罪释放。

1939年4月获释回国后，姚艮到新疆，参加革命斗争，一面苦苦寻找党组识恢复关系。姚艮便给在苏相识的李正文写信，李回信告诉他说，在重庆的“阎家老店”是东北革命青年的家，你可以带上妻子、儿女先到他家里去住。阎宝航大哥和阎大嫂会像亲人一样接待你们全家。同时，还告诉他，关于他找党中央驻重庆办事处和周恩来的事，阎大哥也会为他安排好的。

姚艮冒着巨大风险，由兰州历尽艰辛来到重庆后，在阎宝航的帮助下，姚良与党组织取得联系。随后，阎宝航通知旧关系，按党的指示，于1946年把姚艮派到东北沈阳，任中长铁路局总调度室主任，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后来解放战争中，他掌握国民党军队的运输情况，为迟滞敌军的行动做出贡献。

每当回忆起当年举家不远千里投奔“阎家老店”那段往事，姚良总是十分激动。他在撰文中回忆：

我住过各式各样的家，父母的老家，自己的家，亲朋的家……

我问自己：你一生认为在哪里，在哪个家最幸福、最温馨了？

我回答自己：重庆村17号“阎家老店”。

建国后，姚艮在公安部工作，“文革”后曾任公安部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1991年被公安部授予“人民一级金盾荣誉章”。2010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迟到的勋章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追授了阎宝航“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

半个多世纪后，一枚国外纪念勋章被交到一位红色特工的后代及战友手中，传奇经历渐从尘封的历史中被打捞出来。

1995年，俄罗斯驻华使馆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授勋仪式。时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经总统叶利钦授权，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向已故的阎宝航和他领导的情报小组中健在的成员阎明诗、李正文，颁发了“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

卫国胜利50周年纪念奖章，全称为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奖章(俄文名称：юбилейная медаль “50 лет победы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1945 гг.”)。此奖章设立于1995年，主要授予参加过二战的苏联老兵、游击队成员以及获得过战胜德国奖章/战胜日本奖章/忘我劳动奖章的其他人员，是苏联解体后第一种纪念卫国战争的奖章。

参加仪式的阎宝航三子阎明复回忆，现场十分庄严，罗高寿大使指出:

阎宝航同志1941年6月16日提前向苏联提供了关于德军进攻苏联日期的准确情报，在二次大战最后阶段苏军对日作战前提前向苏联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军事部署资料，这两件事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

授勋现场的阎明光热泪盈眶，无限感慨:

我们的心情复杂，备觉遗憾，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如果父亲能亲自参加仪式该多好，可惜他看不到了……

长年的情报生涯和工作纪律，使阎宝航对过往绝口不提，对家人同样守口如瓶。

2005年8月中央电视台《阎宝航》专题片摄制组专程到莫斯科采访已离任的罗高寿大使时，罗高寿谈到了这次在北京颁发奖章的仪式，还感慨道：

阎宝航的功绩可以同苏联著名的情报人员佐尔格相媲美。我认为，政论家、历史学家对阎宝航写得太少。

阎宝航的功绩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为和平、民主而战斗

1945年5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天，蒋介石连发三道命令，要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日伪“擅自行动”。同时，指使国民党部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命令沦陷区的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只准备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收编，不准向人民武装力量缴械。

在内战危险十分严重的形势之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进行坚决揭露和斗争，另一方面表现了通过谈判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

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会谈纪要列入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奸伪、受降12个问题。

同时宣布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平建国。

在政协会议开幕前，阎宝航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公开发表讲话:

要求国民党“所有一切军事进攻应立即停止”，希望“在和平团结的空气中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8日，阎宝航参加民主建国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的招待政协会议代表及各界人士茶话会。应邀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方面于右任、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张东荪；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及各界人士一百多人。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致开幕辞。

1月11日晚，民主建国会、陪都文化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筹备会和救国会邀集各界代表，在江家巷一号迁川工厂联合会开会，商讨成立协进会，提出了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选出阁宝航、陶行知、章乃器、胡厥文等35人为理事。

1月16日下午，召开庆祝停战协定签订，并促其彻底实施的陪都各界民众庆祝和平大会。主席团由阎宝航、李德全、史良、钟复光、茅盾、杜斌丞、王葆真、章乃器、施复亮、李公朴等11人组成。

中共代表王若飞在会上指出：

要求得和平，就得停止内战；但停止内战，仅使国内和平得到初步的保障，一定要有长期和平，全国才能进行建设。

要争取长期和平，永久不发生内战，就要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促其兑现。

大会还通过了王葆真提出的提案:

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实行民主、保障人权。

从1月12日至27日，协进会组织的各界群众大会先后开了八次。前三次，在江家巷口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合作会堂”举行，场地较小，挤得水泄不通。

为了有更多的人能参加这样的集会，从第四次起，改在沧白堂举行。

重庆沧白堂事件

重庆杨沧白纪念堂

沧白堂，坐落在重庆沧白路中段，是抗战中期蒋介石为了缓和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为纪念国民党元老、四川人杨沧白而修建的，厅堂较大，院落宽敞。

阎宝航担任第四次和第八次大会执行主席。第四次大会16日晚举行，民主同盟代表张东荪和社会贤达代表郭沫若作报告。

当阎宝航讲到以后军队要成为国防军，不能再有党军时，台下就跳出十几个特务打手，狂叫“政府军队是国军，不是党军”。听众见此情景十分气愤，同声高喊：“是国民党的党军，不是国军!”把邪气压了下去。

1月27日，协进会举行第八次群众大会，下午2时在沧白堂召开的，到会军民达三千余人。会议首先由王若飞讲话。他说：

政协开幕那天，政府就下停战命令，经过几天的分组讨论，关于政府改组、和平建国纲领、军事、国大和宪章五项问题，许多基本要点已经趋于一致，这是一大成功。

不过，昨天政协代表黄炎培等人住宅却受到非法搜查，说明蒋介石的“四项诺言”的执行，仍甚缓慢。

在阎宝航的主持下，通过了两个提案：

一、以大会名义，致函黄炎培及其他同样遭受无理搜查的政协代表，表示慰问。

二、向前来保护会场的宪兵、警察致以慰劳之意。

在报告会进行中，不时有特务喧哗、谩骂，丢掷石子，围困主持大会的主席团，捣乱会场，气势汹汹。

会议结束，阎宝航同李公朴（同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陪着郭沫若和其他政协代表们刚走出会场，一群特务就尾随其后，破口大骂，接着又向他们丢石头，打到李公朴的背上。特务们跟他们到大会办公的地方——迁川工厂联合会大楼，又围困会议代表一小时多，才一哄而散。

较场口血案

政协会议于1月31日闭幕，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在不同程度上初步解决了国共两党的问题，并且将使全中国可以走民主道路、永远避免内战作为重点，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

为巩固政治协商会议成果，促使五项决议的贯彻实施，2月2日，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等19个团体发起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得到了中国劳动协会等有关团体的赞同。

会议决定，邀请政协代表周恩来、邵力子、孙科、沈钧儒、李烛尘等12人到会演说，印制了《告全国同胞书》，以备散发，向市警察局治定以较场口广场做大会会场；同时，拨付费用连夜赶筑大会讲演台，布置会场，为了保证大会顺利进行，防止破坏捣乱，除函请军警到场维持秩序外，还由社会大学、中国劳动协会、中国中小工业联合会等团体，分别发动所属成员到场协助。

2月10日上午9时30分，庆祝政协会议成立大会在较场口举行，阎宝航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还有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李德全、马寅初、徐崇林等20余人。

对于较场口大会，阎宝航有详细记述：

庆祝大会定于10日早9时半开会，我8时半到了会场。这时，到场群众约有 5 万人。一到主席台，就看见主席台的周围，布满了特模特样的特务，为数不下数百，主席台上，竟出现了许多素不相识的人们正在和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诸先生争论着。

一问才知，乃是“重庆市农务会会长刘野樵要求做庆祝大会总主席”。这种要求当然遭到合理、合法的拒绝。

正在争论之际，“重庆市教育会长周某”抢过播音器就宣布开会（还没有到预定的开会时间)，那个刘野樵就挺然地站出去说“我代表中国人民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他的农务会一个农民也没有）做大会总主席”云云，话刚说完，当由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先生夺回播音器，并立即宣布，刘某不是大会公推的总主席。

这时候，预伏主席台上的特务，立时开打，同时，台下周围的特务，面向出席群众，动手大打；主席台上的主席团、代表和来宾，都被打到台下去了，会场群众当被打散，只剩下少数特务，刘野樵独自一人，继续讲话，并掏出事先借大会名义预备好的“宣言”，向特务们宣读一遍，举手又“通过”了，这才一哄而散。

当时，我同另外一位主席团的王葆真先生始终在场，一直看完这幕丑剧。

李公朴头部被特务用铁器打开很长的一条伤口，当时昏迷倒地，送往市民医院，施复亮被十余特务围打，受伤很重；郭沫若在额角上被打起一个青肿的大疙瘩，眼镜被打落在地上，胸部也被打得不能出气讲话；马寅初老教授手里的马褂预备给人家作证婚人用的也被抢走了。中国劳协的队伍中，也被特务打伤了四五个人。

由国民党一手制造的较场口大血案，共有60多人被打伤。可是，在第二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平日报》、《世界日报》等报纸上，却刊登与事实完全相反的报道，说“刘野樵被大会公推总主席，竟被李公朴等阻拦不准讲话，并且捣乱会场，大打特打，陶行知唆使育才小学生开打”等等，甚至以大字标题说刘野樵也“光荣负伤”。这天，刘野樵还装伤到地方法院进行所谓检验等等。

最后，刘野樵以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施复亮、朱学范等侵害人民集会自由权利，控告到重庆地方法院。

李公朴受伤住院期间，阎宝航亲往医院慰问，法院开庭前两天，邵立子曾在国民参政会设宴招待大会主席团成员，以个人名义向大家道歉，赔偿损失，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劝阻大家不要出庭，以维持国家司法机关的“尊严”，但被阎宝航等人当即拒绝。

“较场口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立即和邓颖超、廖承志等携带中共代表团慰问信和鲜花等物，赶赴市民医院慰问受伤人士。晚 8 时，周恩来出席了民盟代表团召集的紧急会议，到会的政协代表董必武、王若飞、章伯钩、沈钩儒、张申府、陈启天等 11 人，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

周恩来接受大家委托、准备与张君励、陈启天、触尘一道去面见蒋介石交涉，结果，蒋却于第二天借故飞沪。而特务打手，施展威胁手法，以“冠英”的化名，于 12 日写信给周恩来，并附一粒手枪子弹，送到中山四路中共代表团住处，进行恐吓，狂叫“假如你们向蒋主席报告十日民大会被捣乱的情形，请先看看这颗子弹”。周恩来大义凛然，立即将原信交付《新华日报》公布。

较场口血案发生后，2月13日，筹委会印发的《向全国同胞控诉》

重庆地方法院开庭时，阎宝航出庭作证。同时出庭作证的还有玉葆真、李德全、郭沫若、沈钧儒等。阎宝航和王葆真等在法院上进行了有理有力的斗争，并向报界声明“王葆真、阎宝航亲见刘野樵没有受伤”。阎宝航详细记述了出庭时的情形：

刘野樵等也拉了五六个特务作证人，其中一个是中央通讯社的某记者。开庭的一天，倒想不到，法官还有点良心，对李公朴、章乃器等，称之曰某先生，非常客气，对刘野樵则直呼其名。法官问刘野樵：

“你说李公朴打了你，他怎样打的呢？”

刘野樵就立刻做表演姿势，并说，“他把大衣一脱，把几条板凳飞过来打我。”

气得李公朴笑起来说：“刘野樵你怎当庭还好扯谎呢？”

法官又传讯刘野樵证人的中央社某记者，问道：“你给刘野樵作证明？”

其答：“是。”

法官又说：“法律第几条，第几条，如作伪证，判徒刑7年，你知道吗？”

某记者忽然脸色惨变说：“那，那我不来了！”

这下，惹得哄庭大笑，不是大笑，是在唾骂: “这个卑鄙无耻的东西！”

随后，庆祝大会主席团公推阎宝航、王葆真、李德全、朱学范四人为代表，去见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当时，阎宝航愤慨地说：

任何人还有一分爱护国民党的意思就应该对你们说老实话，“较场口事件”是万目共睹的事实，为什么你们的机关报却歪曲颠倒地报道？假使你们这一次报道算是真的，那么，你们以往所有的报道都是假的。

正当其他代表对吴铁城提起多人被打伤的时候，阎宝航又愤然地说：

受伤是小事，在这样是非不明的社会里，活着又有什么样意义！

吴铁城推诿说：

是地方政府当局没维持好社会秩序，和本党无关。

阎宝航又说：

大会的当时，还可以说治安机关有责任，在大会被捣毁后，国民党的机关报的报道是中央宣传部指导下的通讯社发出的一致消息，那和地方治安机关有什么关系呢？

当时在场的有正义感的记者三十余人，也曾联名向中央通讯社质问，为何歪曲报道中外关注的“较场口事件”。

4月初，蒋介石下令大举进犯东北解放区，形成关外大打，关内小打严重局面。

4月18日，《东北日报》以“阎宝航、马叙伦两氏反对国民党在东北内战，内政问题应循政治协商途径解决”为题，敦促国民党政府通过政治协商途径解决东北问题。

阎宝航在谈话中称:

今天东北的严重局势为国内外所关切，尤为14年来受尽痛苦的东北人民所万分关怀。不论如何，现在应立即在东北停止军事冲突。望三人小组速予调处，武力接收一定会失去人心，为全国人民所反对。

现苏联已撤兵，不必再夸张东北之外交问题。东北民主联军及地方民主政权等内政问题，都可根据东北人民的意志，遵循政治协商途径解决。

国民党沈阳市长董文琦在沈阳记者招待会上，否认东北有中共军队存在，认为只有“土匪”。

1946年5 月 3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国共产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由重庆飞赴南京，准备与国民党当局举行和平谈判。

但是，蒋介石在调停、谈判的幌子下，派遣军队猖狂进攻解放区，但连连受挫，被迫停战15天，在南京恢复谈判；接着，又停战8天，继续谈判。

这次停战和谈，不仅关系东北的和平、民主前途，而且关系到全国的和平、民主前途。东北问题是全国问题的一部分，东北问题不能和平、民主地解决，整个中国就不能得到和平、民主。

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上海人民开展更广泛深入的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阎宝航积极响应，立即行动。

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会

和平请愿团出发前部分代表在上火车前合影：（右起）马叙伦、包达三、雷洁琼、阎宝航、张絅伯、盛丕华、胡子婴（代表团秘书）、蒉延芳

1946年5月6日，阎宝航来到已成为和平民主潮头的上海。

5月13日，阎宝航在上海成立了东北政治建设协会上海分会，并作为该会负责人，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记者招待会。

各界团体负责人黄炎培、马叙伦、章乃器、王绍鏊、施复亮等及各报记者，共约百余人参加。

阎宝航在会上报告该分会成立经过，叙述自去年12月底以来，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对解决东北问题的所做的努力，对东北人士不能处理东北问题，而演变成今日之局面表示非常遗憾。

他就政府接收东北问题再次发表自己的意见，指出国民党犯了两大错误：一是东北问题本来就是内政问题，硬要说成是外交问题；二是独自成立军事独裁的“行营”组织，不符合东北人民的意愿。

5月26日，阎宝航出席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招待重庆来上海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并发表演讲，反对国民党政府再次发动内战，呼吁全国人民及公正舆论监督国民党政府，不容其“自食诺言，得寸进尺，节外生枝”。

与会者郭沫若、茅盾、沈钧儒、柳亚子、陶行知、沙千里、马寅初、黄炎培、李公朴等人先后发言，主张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反内战运动大会”，并一致推举马叙伦、阎宝航等9人负责大会筹备工作。

6月6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阎宝航，沙千里、马叙伦、陶行知、周建人、郑振铎、王纲鏊、罗叔章、唐韬、许广平、雷洁琼等 164 人致信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停止内战。11日，中共代表团发出复函，表示支持。

6月14日，民进理事会召开会议，建议“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会”应推代表赴南京，直接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并决定捐助赴京代表团费用40万元。

阎宝航（上左一）等代表团成员与欢送群众挥手、握手告别；中图为阎宝航在车上为欢送群众签名留念

1946年6月16日，上海人民团休联合会召开理事会具体讨论赴京代表人选，经充分协商，征求各方意见，决定由马叙伦、阎宝航、蒉延芳、盛不华、张铜伯、雷洁琼、吴耀宗、包达三及胡镢文9人为和平请愿代表。

另由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选出的2名学生代表陈立复、陈震中一起共11人，组成上海团体代表团，马叙伦为团长，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和马歇尔请愿：

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全面和平，要求美军立即撤走，不干涉中国内战，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军事援助。

会议还决定，组织群众集会欢送代表团赴京，会后举行反内战大游行。关于代表团的经费问题，由于各社团组织活动经费都属自筹，较为拮据，所以决定自行筹集，阎宝航、马叙伦、包达三、张铜伯等都为代表团捐款，总共筹金340万元。

对于这次和平请愿活动，中共上海局十分重视，和阎宝航具体联络的是华冈和张执一。为加强领导，上海地下党组织设秘密指挥部于宝山路不远的一家民房里，由上海市市委委员张执一为总指挥，工委张棋、学委吴学谦、职委陆志仁具体负责，周密布置和准备。

6月23日上午7时许，上海三百多个团体单位，十万余人，有组织地向北站进发，游行群众手执红绿彩旗、标语、横幅，上写“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一致行动，制止内战”等口号。随后，阎宝航和各位代表先后到达，马叙伦和几位年老代表，首先进入站内116号列车。

上海市5万多群众欢送赴南京请愿代表团。下图为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等请愿团部分代表在送别图片上签名留念

9点40分，欢送大会开始，阎宝航回忆：

给我印象最深的话是：“今天，我们公推了代表赴南京向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及马歇尔情愿，我们要求代表们，把上海人民的意愿，转送给以上各方面。

我们要求这次短期的停战，必须成为永久的停战，谈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这次请愿，倘如失败，我们要继续不断地请愿……。”

代表团蒉延芳、雷洁琼代表答谢致辞：

我们绝不辜负上海人民的托付！

站台上，中外记者忙着为代表们摄影，车室内，欢送的人们拥挤着请愿代表们签字，殷勤照拂，恳切嘱咐，祝代表们健康。祝请愿成功……

下关惨案

马叙伦（1885-1970），浙江杭县人；雷洁琼（1905-2011），广东台山人。中国民主促进会重要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

开往南京的列车开出不久，几个暗藏在车上冒充列车员的国民党特务，要代表们填写履历表，被代表们严词拒绝。

车到苏州、常州，又上来一伙特务，把车厢内外的标语撕掉擦净，點上预先写好的标语。对此，代表团不予理睬。

午后 5 时许，车抵镇江站，又有一伙人围在代表团车窗前，突然，七八个身穿灰蓝色罗纺长衫的人闯进车厢，为首一人手执三角纸旗，上写“苏北难民”，声称要找马叙伦。

马叙伦答：“我是。”那人向他翻个躬，自称是苏北难民，共产党使他们有家难回，逃亡在外，要求代表团将其送回家乡。

马置之不理，特务继续纠缠，寻衅闹事，阎宝航、吴耀宗前来制止、说马老身体不适，请不要打扰，特务转而要马叙伦下车“讲演”，故意刁难。

阎宝航再次对特务说：

马老年事已高，不应相迫！

代表团去南京请愿，中途不能下车！

特务们声言，如代表团不下车，他们将卧轨拦车。阎宝航闻之，遂与代表团几位代表分头行动，一部分人保护马叙伦，一部分人到各车厢说明代表团使命，争取旅客同情和支持，还有一部分人向月台上的乘客宣传事实真相。

结果，车厢内外旅客纷纷谴责特务的行径，这些人见势不妙，两个小时后终于退去，列车驰出镇江站。

下午7时，车抵南京下关车站。

民盟代表叶笃义及先期到京的代表团稀书罗报章等上车欢迎。《大公报》、《新民报》记者也前来访谈。

后来众人把行李搬出了月台，出了收票处。这时， 一群自称“苏北难民”的暴徒蜂拥而来，把众人包围起来。

混乱中，代表团成员被分割成两部分：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叶笃义和几个记者被推搡进了候车室。

阎宝航、盛丕华、蒉延芳、吴耀宗等人则被挤进了西餐厅，在推搡中，雷洁琼的手提袋、手表和眼镜都被暴徒抢走。

1946年6月24日，周恩来赶到医院看望马叙伦；毛泽东、朱德发来慰问电

几个宪兵和警察守在候车室门口，随即，几个“难民代表”进了候车室，双方谈判，僵持不下时，阎宝航突然闯进候车室。

原来阎宝航他们几人被困在西餐厅，恰巧有几个外国人在用餐，暴徒们就没敢在那吵闹撒野，他们听到候车室这边很乱，放心不下，阎宝航就主动过来，后来几名“难民代表”离开了候车室。

候车室里还有几名记者，其中有《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的姐姐），他们向“难民”说明自己的身份，要求出去发稿。

他们刚出去，就被暴徒围住，浦熙修和高集都挨了几下打，记者们不得已，只好退回候车室。又过了很久，一个记者冒充是警备司令部的，混了出去。

到了晚上11点多，众人已经被围困5个多小时了，候车室门口只剩下一个宪兵和一个警察，而暴徒却有一二百人。这时，一个暴徒敲破窗户钻进候车室，接着更多的暴徒钻了进来。顿时，桌子、椅子、汽水瓶向众人飞来。

雷洁琼和阎宝航护在马叙伦身前，但围上来的人太多，三人都挨了打。雷洁琼被暴徒揪住头发，胸部被痰盂击中，疼痛异常，一个暴徒趁乱抢她的戒指，她拼力抵抗，结果手被抓掉一小块肉，流血不止。

随后，雷洁琼被推躺在沙发上，浦熙修又被推倒在她身上。暴徒脱下二人的皮鞋猛抽她们，浦熙修的鼻血流在雷洁琼的脸上和身上，人也晕过去了。

阎宝航的衣服全被扯烂了，脸上身上流了好多血。请愿团中年纪最大的马叙伦，起初挨了几下打后，被一个宪兵推到男厕所后面的办公室里躲起来，才没有继续被打，否则以他62岁的年纪，恐怕打死也有可能。

陈震中是被打得最重的，他年轻力壮，曾猛烈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成重伤，后来在送医院的路上，躺在车上一点动静都没有。另外，陈立复、叶笃义和高集都受了伤，还有其他报社的记者，自然也都挨了打。

还有一个局外人，南京中国银行一个姓陆的女职员，因公去下关车站办事，适逢其事，到候车室看热闹，被暴徒误认为是代表团人员而打了一顿，她的衣服被扯得稀烂，几乎赤露着上身。

代表团只有吴耀宗、蒉延芳、盛丕华、包达三、张纲伯、胡子婴六人没挨打。

和平请愿代表团在下关车站被殴打时，冯玉祥、李济深等闻讯几次打电话给陈诚、邵力子和警备司令部，要求制止暴行，营救代表，但均无结果。

下关惨案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严惩凶犯及幕后祸首

中国共产党对“下关惨案”极为关注。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齐燕铭等于当日深夜 2 时即赶赴中央医院慰问负伤诸氏。马叙伦激动地说：

现在，只有靠你们了！

周恩来表示亲切慰问，神情严肃地说：

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

当他看到受伤代表躺在医院的长凳和临时担架上时，立即亲自和院方交涉，经再三力争，才得到五张三等病房的床位，他离开医院时，已达拂晓。

邓颖超得知受伤代表尚未吃饭，立即派人回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住地，取来牛奶、饼干、水果。

次日，周恩来在军调三人小组会议上，正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要求:

惩办祸首，追究责任，撤销特务机构，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以及人民和个人有请愿申述之权，政府支付赔偿受伤代表的医药费及个人损失，保证代表的自由安全等。

24 日，在南京的共产党人李维汉、廖承志、范长江等到医院慰问。

“下关惨案”消息传至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立即电慰惨案中受伤的马叙伦等人。原电如下一一

南京周恩来同志，请转上海人民团体请愿代表马叙伦、篑延芳、张纲伯、包达三、盛丕华、吴耀宗、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诸先生公签：

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民主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

毛泽东 朱德

25日，上海《联合晚报》和《时代日报》记者专程到医院看望阁宝航等。阎宝航表示：

和平民主要从奋斗中来，挨打、受伤不算什么，我只希望早日全愈出院，继续奋斗！

同日，南京市各界民主人士，亲往中央医院等处慰问马叙伦等人，送花、送衣服、送水果者，竟日络绎不绝。慰问函电，更是如雪片飞来。

1946年6月29日，“下关事件”中被特务打伤的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南京中央医院出院时留影。后左三阎宝航、前右四马叙伦、前右三雷洁琼、前右二罗叔章、前右五篑延芳、前左五盛丕华、前左四张絅伯、前左三包达三、前左二胡子婴、前左一陈震中、后左一胡厥文、后右二陈立复、后右一阎明光(遵周恩来嘱托专程看望其父阎宝航)

6月29 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团”乘机返回上海，受到各方面的热烈欢迎。随后，慰问的函电，登载于《文汇报》、《联合报》两报，连篇累牍，连续刊至一月之久。慰怎受伤代表的捐款，超过 1000 余万元（后来这笔款，都如数转送给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下关事件”，是国民党反动派继“较场口事件”之后，又一次计划周密、手段狼毒的反革命血腥暴行，这一次又一次的暴行，极大教育了全国人民，更加坚定了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决心。

返回东北

1947年，在辽北省的阎宝航与夫人高素(辽北省保育院院长)合影

下关惨案发生后，阎宝航回到上海，此时，国内形势发生逆转，国共双方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内和东北问题的谈判，宣告失败。

1946 年 6 月 26 日，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

7 月间，传来国民党特务暗杀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的消息。一时间，上海顿陷恐怖阴森的气氛之中，在阎宝航临时住地狄思威路寓所门前，不时有特务日夜轮流看守监视。

有一天，阎宝航和郭沫若一同出席上海人民团体招待会，会后乘车返寓，中途，突然有一辆吉普车从胡洞里冲出来搜查盘问，到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下，阎宝航从容不迫，应对自如。

1946 年8 月 7日，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通过了东北各省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决定成立东北最高行政机构，称东北各省市（特别市）行政联合办事处。

经出席会议的177 位代表慎重考虑结果，投票选出阎宝航、林枫、吕正操、张学思、周保中、车向忱等 27 人为行政委员。这样一来，他的处境又多了一层危险，在上海党组织的协助下，开始着手筹划潜赴东北事宜。

阎宝航找到好友，上海海关总署副总税务司的丁贵堂，得到他的默许后，决定由在海关任职的地下党员孙一民及丁贵堂的亲信高国壁负责登船，天津海关的进步青年冯厚生接应，搭乘往来天津上海的商船离沪。9 月 3 日，阎宝航以大明公司总经理身份与天津化工公司经理袁东衣结伴，顺利登船。

轮船刚刚起锚，阎宝航发现乘客中有一个熟面孔，原来这是一个军统特务，刚刚被国民党任命为陈诚手下的东北行辕政治部主任，叫魏宏勋。

阎宝航十分镇静地向他打了招呼，然后攀谈起来，说话之间，阎宝航发现魏某患了伤风感冒，表现出十分关切，回船舱询问袁东衣，袁恰好带有阿司匹林。

接着，阎宝航将药交与魏某，并声称自己此次北上，是为大明公司业务，已同萧振瀛老板汇报商量决定，准备在北方设立分公司，如此等等，魏某听时不断颔首，抱怨此次行路之难，二人遂友善地告别。他来到到餐间，看见左邻的商人们正在一个角落大赌牌九，便拉着袁东衣与其共赌，一场危机，就这样暂时化解了。

五天后，轮船在大沽口港外停泊候潮进港时，天津海关人员登船查验之后，便有人通过船主与袁东衣联系。袁知此人是冯厚生在塘沽海关分关的朋友王桂山后，问明情况，立即领他与阎宝航见面。

王桂山说冯厚生特别交代，要他和张麟光到大沽口接应阎先生，所以，不必到塘沽上岸。于是，阎宝航便按照王桂山的安排，乘巡查小艇去塘沽，到达后，由冯厚生、陈凤平将他俩接到天津冯厚生家中住下。恰好，天津海关副税务司高济元也是阎宝航的老朋友，遂嘱咐陈凤平对阎先生要分外照料。

为了与在北平的徐寿轩相偕回东北解放区，阎宝航在陈风平等人的安排下，于夜间乘火车抵达北平，经袁东衣周密联络，第二天晚间，阎宝航在东城许宝驹家中与徐寿轩会见。

一同见面的还有徐冰，大家寒暄之后，阎宝航谈到此行一路经过，完全是由海关朋友们的安排才顺利到达天津。徐冰说:

我已接到延安电报告知，但不知道是如何走法，现在了解通过海关协助，这个路子是好的选择，但去东北应该慎重。

阎宝航是知名人士，搭乘北宁铁路去东北，认识人过多，很容易暴露，很危险。

他不赞成二人乘火车回东北，认为应继续由海关朋友协助，由海上直奔大连，到了大连就算到了解放区，这是最为安全妥当的办法。他们又回到天津，经过海关朋友的帮助，阎宝航他们登上了驶往大连的帆船，大家依依不舍分别。

帆船缓缓地驶向大海了，海风吹动船帆左摇右摆，阎宝航独自坐在船头瞭望大海，漂泊了十几年，现在终于快要回到自己日夜思念的家乡，思潮随着海浪涌动不息。

两年后的 1948 年12 月，阎宝航在沈阳会见由香港乘船径安东到沈阳的郭沫若、沈钩儒、章伯钧、章乃器、李德全等各方面知名人士时，赋诗《感怀》，抒发他 1946 年10 月回到家乡时的激动心情一一

远离故乡，十有五年，胜利归来，喜悦何及。瞻望革命前途，倍加兴奋，曾赋感怀诗一首：

负伤含泪回家乡，望见云山喜欲狂。

有如蛟龙归大海，恍从地狱到天堂。

八方烽火诛独纣，万里疮痍待武王。

但得同胞齐解放，抛将老命又何妨。

诗兴勃发的大文豪郭沫若兴奋和诗一首:

我来仿佛归故乡，此日中行亦似狂。

五十七年徒碌碌，八千里路甚堂堂。

于今北国成灵琐，从此中华绝帝王。

君候老妻我候少，今宵一梦谅无妨。

1946年9月，阎宝航(右)乘坐一只小帆船，从塘沽出发到东北解放区，经过7昼夜才到达旅顺口，受到大连市委书记韩光(右)的热烈欢迎

1946年10 月 2 日，阎宝航被专车送到大连，大连市委书记韩光早已在郊外候迎，阎宝航握着韩光的手说：

这回才是真正回家了！

阎宝航先和韩光及大连市委袁牧华、马子青等一些领导同志在一起进行了几次座谈，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关内各界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开展的和平民主运动，以及十四年来蒋介石如何出卖东北的罪行。

韩光也请阎宝航向旅大各界作了十多次报告，引起强烈反响。在这期间，阎宝航在韩光陪同之下，参观日本人留下的几处工厂，浏览大连市容。

在哈尔滨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得到韩光报告阎宝航已抵达旅大消息后，立即指示高崇民给阎宝航拍发慰向电报。同时，派秘书陪同阎宝航到哈尔滨。

10月中旬，阎宝航取道朝鲜进入南满解放区抵达安东，与安东省主席刘澜波相会，在他安排下，阎在安东作了一个星期以复士还乡斗争为主题的报告。

阎宝航前往哈尔滨的途中，还在图们会见了陈云。图们警备司令姚斌专程前来丹东迎接阎宝航。为表示欢迎，陈云、萧劲光和阎宝航共进午餐，边吃边谈。阎宝航介绍了进入东北解放区的经过、关内形势、国共谈判和国民党上层内幕。

陈云向阎宝航介绍，他此次同萧劲光到南满地区，主要是了解那里的实际情况，同时作些部署。他说：

国民党军队是外强中干，已成强弩之末。东北民众对国民党既失去了信心，也产生了反感。大势所趋，反动的国民党政权不会维持多久了，大不了一两年内我们会夺回沈阳，并将东北全部解放。

萧劲光接着讲述了当前东北的军事形势，以及我军处处居于主动的情况。听了他们的介绍，阎宝航很受鼓舞:

多少天的疲劳、顿觉消失！

阎宝航在图们停留两天后，作了两场报告，又被吉林省主席、原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邀请去在延吉作了三天报告，然后转道牡丹江，于11 月 18 日乘火车到达哈尔滨。到车站迎接他的有高崇民、陈先舟、栗又文、邹大鹏等人。阎宝航见到他们，久别重逢，兴奋不已。

当日下午 4 时，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及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哈尔滨市华丰楼为阎宝航、徐寿轩、袁东衣接风洗尘，席间很多是阎宝航的老战友，有的则是彼此久慕名而未得晤面的同道中人。很多人询问张学良将军近况。阎介绍了他听到的消息和蒋管区报纸透露的一些情形：

汉卿身体很好，每天刻苦读书，经史子集，特别是明史，他研究得非常有成绩；另外就是从事体力劳动，自己种菜，制四川泡菜等，但眼睛已经花了，报上说他戴着二百度的花镜呢！

晚7时，哈市各机关、团体千余人又举行了欢迎晚会。阎宝航被邀讲话，他意味深长地说：

今天的欢迎会，应当叫做庆祝东北解放区民主政治、人民大翻身的同乐会！

评述蒋管区黑暗情形后，他兴奋地说：

进入解放区好像从阴霾的幽谷走入光明灿烂的民主花园，东北人开天辟地地第一次做了东北的主人，……要决心用自己的血和汗，来参加灌溉和保卫这个花园。

阎宝航与高素桐青梅竹马，同甘共苦，一生相伴，相濡以沫。1946年12月，他热切期着爱人的到来，留下诗词《齐市候老妻赴任所有感》:

昨夜梦中见老妻，醒来不胜情依依，

相从患难卅七载，结发年才十六余，

儿女心肠君为最，英雄事业我何辞，

恭候平安抵齐市，好同携手到辽西。

高素桐千里北上

1946年夏，离开重庆赴东北前合影。前排左起：阎宝航次女的大女儿玲玲、高素桐、次女二女儿东东、王辛冶。后排左起：阎明复、阎明诗爱人曹卣

阎宝航回到东北后，重庆“阎家老店”来了一位女士，高素桐和孩子们称她为王姐，负有安全转移她们之责。

王姐叫王辛冶，是周恩来在重庆时的联络员宋黎的夫人。当时，由于新华社电台已公开广播阎宝航被选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身份已经暴露，高素桐与孩子们必须立即转移。

在王辛冶的陪同下，他们先乘船赴上海，经青岛到达天津。临行前，高素桐叮嘱孩子们说:

有人问你爸爸的名字，就说姓高，回沈阳老家。

船抵塘沽港，在海关工作的陈凤明把一行人接到他家，陈家住在天津的闹市区，周围邻居复杂。王姐提出最好换一个住处。但是，大家在天津又没有亲戚，住旅店又住不起，都很着急。

这时，高素桐从皮包里拿出一个旧的小日记簿，那是 30 年代阎宝航用的记事本，上面记着他各地的老朋友的地址。这是离开重庆前，阎宝航交给高素的，说有事可以去找这些老朋友。

她从本子上找到阎宝航的老朋友关思九在天津的住址。

关是有名中医，号古今人，高素桐带着孩子们来到关家，直到 11 月底，从北京又来了一对夫妇，带着个小孩，他们是组织上派来的刘仁和日本藉夫人绿川英子。

刘仁与绿川英子夫妇。1947年1月绿川英子因手术感染在佳木斯逝世。3个月后，丈夫刘仁病逝

12 月初，一行八人乘火车离开天津。临行前，刘仁嘱咐大家在火车上要分开坐，装成互不相识，无论有什么打招呼都不要理睬。

山海关站停车时，听到有人沿列车喊道

阎宝航先生的家属在车上吗？

大家都没有吭声。直到列车开动了，才松了一口气。到达沈阳那天晚上，刘仁夫妇和高素桐一家，乘坐马车按地下党组织安排的地址找到一家挂幌子的小客栈，但那里已被查封，门口站着几个军警。

高素桐机敏地要车夫调头过来朝相反方向走，并镇静地翻开事先准备好的小本子，找到卢广绩(九一八事变后，9月27日，主持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会)家宅地址。

当他们到达卢广绩家时，出乎意料地遇见了那个原来约定在小客栈接头的联络员，竟然是高素桐的亲侄儿高维升。

原来，小客栈被敌人破坏后，他就在卢家等候，不想在这儿不期而遇。大家见面都兴奋不已。出发前，卢广绩交给高素桐一张过国民党哨卡的证明信，证明信用的是国民党军队报纸《扫荡报》社的名义写的，盖着公章，证明持证人是该报负责人的家属，前往吉林郊区某村省亲。

后来才知道，这个村正好位于国民党军队阵地之间的两不管地区，随后，他们在高维升护送下，踏上了北去的征途。

翌日晨，由不久前从重庆来到长春担任铁路局总调度的姚艮，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护送高素桐一行，到与解放区交界的吉林省缸窑镇。

为躲过军警严密监视，刘仁又找来一辆“高级”的装着玻璃窗的马拉“轿车”。同时，为了装成回乡省亲的样子，大家把随带的行李都留在缸店，只挑了一两只像样的皮箱，放在轿车顶上。

到国民党军队前沿哨卡时，一军官走上前来检查，刘仁把证明信拿给军警。军警看了看，随即敬了一个军礼:

请夫人及早回来，共军常到那一带骚扰。

刘仁说: 我们很快就回来。

一行人乘着这辆“高贵”马车，不慌不忙地往北去。下了山坡，后面哨卡已经看不见了，突然路边出现一辆大板车，一匹大马驾辕，前面套着三匹膘肥体壮的马，有一个身强体壮的车把式在等候大家。

原来，这是地下组织派来送他们去解放区的亲人，一行人迎着零星飘着的雪化，于1946年12月12日前夜，到达哈尔滨后，高素桐和孩子们与阎宝航团聚。

不久，阎宝航赴辽北省任政府主席，高素桐任省保育院院长。此对，阎宝航他建议夫人名字中的桐字去掉，更名“高素”。从此，阎宝航夫妇一家以新的精神面貌，投入新的斗争。

他从关内回到东北直至去辽北就职，这三个月时间里，主要作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向东北各界作演讲报告，大受欢迎。从 10 月 1 日到达旅大，途经安东、图们、延吉、牡丹江、哈尔滨、齐齐哈尔，直至去辽北就职前三个月，阎宝教向各界作演讲报告不下百余场，听众至少二十余万人。

第二件事，是向各界广大民众介绍张学良将军情况，呼吁蒋介石释放张学良。他不但在每次报告中谈到张学良将军，呼吁蒋介石释放，而且著专文发表有关怀念张学良将军的文章。

第三件事是著文《关于东北问题》。阎宝航在哈尔滨活动时，于 12月多次到齐齐哈尔作报告，随后应老朋友关梦觉之约，把讲稿改写成四篇文章，即《关于东北问题》、《十五年来的教训和我们的前途》、《较场口事件》及《下关事件》，并以《关于东北问题》为题出版。

《关于东北问题》一书详细记述了东北人民自九一八事变后，各地的东北军爱国将领、民众奋起组织义勇军抗日的历史功绩，以亲身经历揭露蒋介石出卖东北的种种事实。

书中记载了东北爱国流亡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政策和片面抗战的路线，以及他们同全国爱国民主人士一起，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和平民主的十四年斗争史。

该书印刷三版，发行六万余册，并经东北行政委员会分发东北各地，以作为政治教育、宣传的教材，收到很好效果。

辽北省政府主席

为适应战争环境和建立稳固东北根据地的需要，1946 年12 月 1 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民字第八号令，将辽吉行政区改为辽北省，辽吉行政公署改为辽北省政府。

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命阎宝航为辽北省政府主席。原行署主任朱其文、副主任于文清和军区司令员邓华、政委陶铸专电阎宝航表示欢迎，电文称:

阎主席，欣闻你在东北人民热烈要求下，重返乡梓，并受任主持辽北省政。全省人民闻听之下，欢快异常，均热望在你主持下，共同为建设民主的新辽北而奋斗。顷悉你已到达齐市，希望你早日莅省，临电不胜企盼。

1947 年2月1日，阎宝航从齐齐哈尔乘火车，到达白城子，第二天， 辽北省政府在白城子举行隆重成立典礼。

省政府主席阎宝航、副主席朱其文率七位委员朗读誓词：

余等誓以至诚之心为辽北人民服务，为争取和平民主建设新辽北奋斗到底。

继而，由监誓人省议会代表发言，提出对政府之期望，阎宝航主席阐明政府当前施政方针。他指出，当前主要任务是：

一、深入进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

二、解决农民春耕困难，计划六千万农贷之发放。

三、扶助民营的工商企业。

四、安定地方秩序，肃清土匪。

五、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提倡思想民主，彻底肃清法西斯汉奸及奴化的思想残余。

六、支援自卫战争，争取胜利。

《东北日报》于2月7日以《辽北省正式成立，阎主席等就职视事》为题，报道了辽北省成立的消息。

阎宝航与省政府工作人员合影

辽北省所辖区域在松花江以南，沈锦铁路以北和沈长铁路西侧地区，包括今辽宁、吉林、内蒙古各一部分，是联结东北与华北的枢纽，也是东北解放战争的前沿。

这时，辽北省白城子地区及其周围几个县的解放区已进行了土地改革。

为保证前方和当地军民的吃穿问题，辽北省政府在阎宝航的带领下，集中全力抓好农业生产。但由于多年日伪统治，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力水平极低。加之战局不稳，一部分群众还有顾虑，生产积极性也受到影响。

上任伊始，阎宝航首先采取有力措施，抓好春耕备耕工作。

1947 年3月 15日，阎宝航组织辽北省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专门研究加强春耕生产工作，并成立了辽北省春耕运动委员会，阎宝航任主任，统一领导全省春耕生产。

3 月 18 日，阎宝航发出《为春耕生产告农民同胞书》，号召农民把每亩田，每一分土地都种上，消灭撂荒现象，重申人民政府土地政策，“谁分得土地，地权就归谁所有”，打消农民顾虑，放心种地。

其次，是帮助农民解决种子、耕畜等具体困难问题。不但派出大批干部和春耕工作队下乡，推动春耕生产，而且亲自下乡检查和推动春耕生产。

1947 年 4月上中旬，他先后两次下乡，亲临农家，嘘寒问暖，了解土改和备耕情况。视察中，阎宝航发现，个别村屯有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立即指示当地有关部门纠正，要求确保证土地全部种上，并为农民解决春耕中存在的实际困难。

在深入农村抓备耕工作过程中，阎宝航以牲畜、粪肥和种子这三个方面为重点，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省政府机关干部在彰武县二区六家子、土城子两个村进行了调查，发现:

这两个村的牲畜已获得解决。虽然去年受了灾。损失颇重，但由于群众在去冬及今春副业生产的所得，利用政府的牲畜贷款和买进的牲口，已经补上去年的损失，并且购买的牲畜数目，超过了去年损失的数目。

每到一地，他不满足于听取县区政府领导汇报，还用更多时间召开农民座谈会，了解实情，征求意见，做思想动员工作。

阎宝航在辽北农村视察

阎宝航和省参议会主任于文清在洮安县三合区夏家屯调查时，参加了该村的春耕动员大会，和农民唠家常。他说:

自己过去是庄稼堆里的孩子，现在和大伙唠唠庄稼嗑，全屯要把庄稼务好，不让土地撂荒掉。全屯老乡要团结互助，有困难的政府一定设法帮助解决。

至于春耕中的粪肥问题、互助问题、合作问题、对党的政策认识问题、群众情绪问题、领导问题等等，阎宝航都在调查中—一进行了询问并给以解决。

经过努力，辽北广大农民认识到春耕生产的意义，看到共产党民主政府真心实意为他们谋福利，大大提高了生产积极性。这一年，全省十一个县播种面积达 71 万垧，较前一年增加十万余垧。

当然，阎宝航不仅认真抓了春耕备耕工作，在夏锄、秋收季节，他也花了很多精力。至 1948 年底，辽北地区连续两年获得农业大丰收。

在阎宝航任辽北省政府主席期间，辽北地区开始流行鼠疫，在领导辽北人民生产支前的同时，他还在一线，指挥了消灭鼠疫的特殊战役。

1947 年 5、6月间，辽吉地区开始发生鼠疫，到 7、8 月疫情开始蔓延，先后在通江、开鲁、突泉、长岭等20余县（旗）流行，其中尤其以通辽、乾安、开通等县更为严重。范围之广，这在东北地区历史上是少见的。

由于流行鼠疫，有些地方的土地、生产、征兵、战勤任务被迫停止，战争、生产、防疫成为当时最为关键的三大任务。

6 月 18 日，阎宝航亲自率领辽北各界前线慰问团抵达辽源访查疫情，7 月 29 日，他和省政府副主席朱其文接连发出两道紧急防疫命令，要求凡未成立卫生防疫委员会的地方应火速成立起来。并须以县长或副县长亲自任主任；对疫情发展加强监视，若遇紧急情况，立即通报省政府。

8 月，辽北省政府颁布了《防止鼠疫命令及其办法》，同时召开辽北省防疫工作会议，阎宝航亲自担任防疫委员会主任。

9月 5 日，辽北省政府主席阎宝航报告发生鼠疫地区已达 15 个县，全省死亡人数达 3000人，其中通辽最为严重，死者达千人。会议决定，自齐齐哈尔以下诸线铁路暂停客运。

为消灭鼠疫，中央特请苏联红十字会半月协会防疫队，由防疫专家发伊斯基率领来到辽北，深人到各县区开展防疫工作，开在疫情最重的通辽县建立鼠疫防治病院，在病院周围村、屯建立数处患者中心收容所，通过十多天的实地调查，总结经验，最后形成了一套防治办法。

这套办法经进一步归纳，为东北及国家卫生部制定防疫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8 年2月，辽北省政府由白城子迁往郑家屯办公。6 月 22 日，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西满防疫统一指挥部，阎宝航任指挥部部长。在他的指挥和苏联防疫队的大力协助之下，1948 年东北四省广大地区的严重鼠疫终被扑灭，挽救了无数人民的生命，保存了解放战争的后备力量，安定了后方，加强了前方。

辽北省第三次专员县旗长联席会议合影(1947年10月15日)

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阎宝航任务极其繁重，但他仍十分重视教育工作，关心教职员工素质的提高，为使教职员工能适应解放后新的教育制度，还对教育行政干部进行短期培训。

从 1947 年 7 月到 1948 年 10 月，阎宝航先后三次主持召开了全省教育工作会议，每一次都要发表讲话。

1947 年 7 月 12 日辽北省教育工作者大会上，他阐述了解放区的新气象，重申了教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东北青年存在的正统观念，正好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当。教育工作者对业务要力求从形式和内容上来一个彻底的改革，配合实际进行教育革新。

我们号召大家追求真理，担负起教育培育第二代主人翁的伟大使命。

1947年，阎宝航与辽北民主学院师生

辽北工作期间，阎宝航不但兼任辽北省民主学院院长，还在1948年5月12日，主持创建辽北学院，并任该校校长，以适续新形势，培养建设新辽北的文教、政权、农业等各方面人才。他多次到学院授课，为解放区建设与发展培养了一批干部。

1947年春，东北民主联军处在战略大反攻前夜，因国军封锁，辽北地区非常艰苦，阎宝航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

为了支援前线，江北省政府带领省属机关干部开展生产节约运动，阎宝航以身作则，带头执行，从此戒除了几十年的吸烟习惯。他和省政府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把白城子所有空地都种上了庄稼。同时，他下乡视察自带高粱米，在区政府做饭，不接受任何招待。

他夫人高素虽“年近花甲，也和另外两位女同志种了五分菜地，并计划纺织”。

在其带头示范下，省政府干部、群众及各团体积极行动起来，纷纷参加生产节约活动。1948年2月 17 日，阎宝航签发省政府《关于大量开展机关生产的指示》，号召每个机关干部生产粮食两石（每石五公斤)，完成粮食全年自给任务。

1947年夏，在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期间，阎宝航率省政府慰问团、四专署文工团以及省立一中学生，带大批慰问品、慰问信，前往四平攻坚战外围的八面城、郑家屯等地进行十多天的慰问。

1948 年 9 月，阎宝航领导下的辽北省动员支前民工达 20万人。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各级党和政府的工作由战争转入和平建设时期，情况变了，建设的任务更加繁重。

为此，辽北省委开展了一次检查领导、整顿机关的运动，在江北省政府直属各单位检查领导工作及整顿机关动员大会上，阎宝航指出：

我们的目标是检查领导改进领导作风，整顿机关，提高工作效率。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过去不是已天天改进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吗？三年来我们不是总在热情努力地工作着吗？但在今天强调改进领导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是由于新形势与新任务的要求。

今天的情况，是东北全部解放后和平建设的环境，其中心任务是生产建设，整个的工作任务，非常繁重。

以辽北省府来说，省府机构大变动，各专署取消后，30多个县归省直接领导，全省 700 万人民生活问题要省负责解决，这样就使得省府本身工作增多了，工作更加感到繁重紧迫，

这就要求我们每个同志必须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不然就不能适应新形势与新的要求，就完不成工作任务。

1948年家人合影。坐者左起: 阎明英、高素桐、阎宝航、阎明光。后排左起: 李东野、阎大新、阎明智、阎明复

为了推动各级机关转变领导作风，阎宝航率先垂范，向自己开刀。1949年2月16 日，阎宝航在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自我检讨”。

他的“检讨”分四部分: 缺点、根源、努力方向、对省府工作意见。

阎宝航“检讨”自己的主要缺点是：

一、强迫命令，在工作中，有时有强迫命令现象，事后检查强迫命令效果不好，他认识到，在领导工作中打通下级的思想更为重要。

二、主观主义。一方面表现在工作中的热情和使用权威，但另一方面却忽略了集体领导的原则。

三、制度观念薄弱。这是指他在外出开会办事时，看到对方困难，便把钱送给人家，忘记了干部外出还有标准，还要报销的制度。还有，看到有人需要棉衣棉被，就决定发给，忘记了制度规定。

四、用人尺度宽。用干部时有可能过分重视职能，而忽视政治标准。

五、纪律不够严。他自称“言语诙谐，不顾地位，举止轻浮”等等。

阎宝航的检讨，在省政府机关引起很大反响。检讨中显然有些过分自责，而所说“不顾地位”，是他平等待人的自然表露。李侃回忆:

阎宝航是一个没有官架子的人，他不讲什么上下级，什么人都谈得来。在辽北省工作时，有的领导同志虽然赞誉他联系群众的作风，但并不欣赏他的这种风格。

阎宝航对自己身上的弱点很清楚。他从敌占区到达东北解放区后，一方面为解放区崭新的面貌而高兴，也为不断胜利的战争形势所鼓舞；同时，他也发现，自己在一些方面需要学习，根源就在于“没有经过革命阵营的实际的、长久的锻炼”。所以，他希望“老同志们多帮助，多多提意见，使我能够长进”。

事实上，他和老友高崇民早就谈论过这个问题。1947 年初，阎宝航就任辽北省政府主席前后，曾经给在哈尔滨工作的高崇民去过几次信，谈自励问题。

阎宝航是党内的秘密党员，由于党的事业需要和他当时从事秘密工作的特点，其党员身份一直没有公开。到达解放区后，在任辽北省政府主席期间，他的党员身份也没有公开。包括一些领导同志也不知他的底细，都把他看成是“民主人士”、“开明人士”等等。有些人对他往往缺乏尊重，另眼相待的事情是存在着的，他为自己不能参加党的会议、活动等，不能享受各种政治上的平等待遇有些感觉。

然而，这种情形在 1947 年 9 月间有了很大改变。阎宝航在他的那份“检讨”中说：

陶政委在1947 年9月间省属县长会议上，郑重地宣布了，我可以参加党的各种会议（这当然是限于公开的）以后，我曾参加这以后的县区会议、地委扩大会议以及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阎宝航对此特别加以说明，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省府党组扩大会议”。同时，他也可以看到由负责同志传给他的阅后送还的党内文件，他“感到相当的满意”。

1949年4月解放大军南下，阎宝航、高素与长子阎大新、舒堤夫妇合影留念

1948年，在东北解放区，阎宝航和传说已经牺牲的长子重新又见面。9 年前关于阎大新被捕的消息，原是特务故意散布的谣言。这时，阎大新已经是久经沙场的解放军指挥员了。阎宝航欣然赋诗，殷切勉励他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战:

生逢疑是梦，抚肘两定晴，

挥断相思絮，跃马再出征。

1949年4月2日，解放大军南下，阎大新即将随军出发。阎宝航作诗《忆去夏老妻在哈与大儿大新相见》深情款款送别:

大儿西南参军去，抗战八年消息杳。

每逢延安有人来，辄问知不知儿否。

梦寐时呼儿乳名，饮食忘却饥和饱。

去夏哈埠相逢日，热泪撲簌欢笑了。

大新忽亦眼圈湿，对母说儿还好好。

天下如此慈母心，世上无价之珍宝。

新中国外交礼仪工作的奠基人

1965年1月，毛主席、陈毅副总理接见部分为驻外使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前排左起：王国权、黄镇、潘自力、毛泽东、朱其文、陈毅、秦力真。中排左起：王炳南、韩念龙、谢邦治、姬鹏飞、罗贵波、刘晓、方毅、乔冠华。后排左起：廖承志、刘春、刘新权、李昌

阎宝航在解放前是“无名英雄”，在新中国外交战线上也默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外交部即日正式成立。

周恩来总理曾提出，外交部初创时期干部由三部分人组成：军队中的将领和一些地方领导同志，拟担任驻外大使等领导职务；中央外事组同志包括地下党中有外事工作经历的同志，则担任业务司、科级领导；解放前后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基层的业务干部。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阎宝航被选进外交部，担任外交部办公厅第一副主任。郭又昌（当年是办公厅值班室秘书，后曾任外交部驻外大使馆参赞）回忆说：

当时有些同志不了解阎宝航，他中共党员的身份又没有公开，就说：“怎么让他做办公厅第一副主任？”

因为他们看到凡是担任外交部各部门负责人的都是在延安外事组工作过或是中共非常有名的人物，从部队调来的黄镇、袁仲贤、姬鹏飞、耿飚、韩念龙、王幼平、倪志亮、谭希林、彭明治、曹祥仁等都是驰骋疆场、战功卓著、赫赫有名的将军；即便从地方来的姚仲明、吉雅泰、王任叔等也大都做过军队领导工作。

后来周总理说：

你们不了解他的作用，阎宝航是别人取代不了的。他的作用，你们做不到。

培训外交官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部部分工作人员在办公楼前合影

调来的军队领导干部是拟任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的人选，即“将军大使”。另外调来一些干部，是即将担任驻外大使馆参赞、秘书的。这些即将赴任的外交官，虽然有人有过涉外工作经历，但对真正的外交工作几乎一无所知。

当时只好抓突击培训。培训班由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李克农主持。日常工作则由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副主任阎宝航负责。

培训班分两部分，大使学习班和中级干部学习班。从部队和地方调来的准备担任大使的将军、高级干部及其夫人参加大使学习班。准备担任参赞、武官、秘书的同志及其夫人编为中级干部学习班。

朱霖（黄镇大使夫人）详细介绍了当年在培训班的情景：

培训班一开学，周总理亲自讲授第一课——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他详细讲了当时的外交任务、新中国外交怎么搞、外交工作的特点等等。他还特别强调：

“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我们大家要在具体工作中，加强团结，才能把外交工作搞好。在开辟战场之初，应当在工作中锻炼培养，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同时还要有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

学习完政策，其他的活动大都由阎宝航副主任安排和联系，同时他也讲课，并给大家做示范。他知识面很广，很能干，也很风趣和幽默。

培训期间，阎宝航给大家讲了很多事情。朱霖记得他说：

参加招待会，不是吃喝玩乐，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就可以做工作，了解情况，例如关于德国法西斯要进攻苏联的情报就是我们在招待会上得到的，并由我们党中央及时转告斯大林，减少了损失。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阎宝航亲身经历的事例。为此，1995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授予阎宝航“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奖章。

阎宝航还请来北京大学教授张奚若、王铁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思敬，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志让，以及外交部的国际法专家周鲠生、梅汝敖等，讲授外交史、国际法、外交特权与豁免及外交文书等外交知识。

阎宝航还请来了苏联、东欧国家的驻华大使，请他们介绍本国情况和使馆工作经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介绍给大家的印象最深刻。朱霖说：

苏联大使主要谈到“雄辩是银，沉默是金”，做外交工作说话要谨慎；资产阶级的外交有时用酒色引诱，让人犯错误，切记不要上当；不论到哪一个国家都要作调查研究，不了解这个国家的情况，就不能对这个国家开展工作，作为大使，在使馆要团结好自己的队伍……

1949年，阎宝航(前中)在外交部工作期间与工作人员在一起

为了让调来的外交干部具体了解外交文书的种类和样式，培训班专门举办了一次外交文书展览，让大家参观实物。展品有国书、颂词、照会、请帖、备忘录、电报、会谈纪要等各式各样的文书。这些文书，谁也没见过。大家觉得既神秘又稀罕，看得格外仔细，有的甚至逐字逐句地琢磨。

朱霖一直做干部工作，看到国书，不禁脱口而出，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这不就是介绍信吗？！

有人提出，驻外使馆到底是个啥样，能不能也实地看一看？经阎宝航联系，并亲自带领培训班全体成员参观了苏联驻华使馆。这些外交战线上的新兵踏进苏联驻华使馆后，什么都想看，什么都想知道。

苏联参赞费德林等外交官热情接待，带领大家逐个部门参观。那时中苏友好，什么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也不太拘束。参观过程中不时有人问这问那。对方很客气，尽量解答。

当参观完各个办公室后，有人忽然发觉，有一个地方没看到，就问：

你们的机要室在哪里？

苏联人避而不答。又有人问：

使馆一年开销多少？

对方也没有回答。这时，我们的同志才恍然大悟，这些问题是不应该问的。

讲授、示范外交礼仪

1950年8月，首任驻朝大使倪志亮（中）赴朝履新。外交部办公厅王炳南（左三）、阎宝航(左一)、乔冠华(右二)与朝首任驻华大使李周渊（右三）送行

搞外交要讲究礼仪。许多外交礼仪源于西方，如穿西装、跳交谊舞、吃西餐……阎宝航带着胡济邦和吴青来培训班当这方面的老师。他们要求这些未来的外交官对这些不仅要会，而且要娴熟，不能掉以轻心，不能因疏忽影响到外交官乃至国家的形象。这些在战场上摸爬滚打、拿枪动刀的人，都怕以后出洋相，一个个都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地听和学。

有一次，阎宝航和胡济邦带着培训班全体成员到北京饭店进行演练和彩排。为了应付这次演练彩排，将军们都穿着新做的毛料中山装，夫人们都着意修饰打扮了一番，穿旗袍、连衣裙、高跟鞋，云集在西餐厅里。朱霖穿了条连衣裙，还特意将里边的汗背心露在胸前，自以为很漂亮。胡济邦看了以后说：

不行，这样不礼貌。

符浩的夫人焦玲穿了身织锦缎做的旗袍，里边穿着部队的绿色短裤，没想到旗袍开衩处把短裤露出了一截。胡济邦说：

不行，要穿衬裙，裤子不能露出来。

她还说：

解放区的发型不符合外交场合的要求，要烫发，还要涂点口红、抹点粉……

朱霖本来就不习惯这种打扮，赌气道：

我不干了，谁能干选谁去干吧！我不想做这样的工作。

胡济邦只好耐心说服她。袁仲贤像老大哥一样在旁笑着说：

朱霖你别生气，咱们将来都是演戏，党需要演，我们就演。我们男同志将来都穿整整齐齐的西装是演戏，你们穿旗袍、高跟鞋，手里还要拎个包包也是演戏。我们为了党的利益而演戏嘛！

这一番话，逗得朱霖和大家都笑了。

检查完着装，就演练吃西餐。对这些将军和夫人们来说，别说是西餐宴会，就算正规的中餐宴会，很多人也没有参加过。

阎宝航首先讲怎样安排主人和客人的座位，吃菜、喝汤的注意事项。然后示范如何使用刀叉，怎样切肉喝汤，怎样铺餐巾，怎样抹黄油等等。看着阎宝航轻松优雅的姿势，又看到那么多从未见过的美味佳肴，将军和夫人们马上试起来。

这些将军们用筷子吃过饭，用牙刷柄吃过饭，唯独没有用叉子和刀子吃过饭。虽然刚看过示范，可一拿刀叉，就不知道如何使用了。左右手拿哪种餐具忘了，黄镇怎么也没想到，这小小刀叉使用起来居然还有那么多讲究，比战场上操练三八大盖还费劲。看着眼前的汤，忍不住放弃刀叉，拿起一碗汤喝了起来。他正哗啦哗啦喝得津津有味，被阎宝航抓了个正着，当了反面教材。阎宝航又给大家讲：

喝汤的时候，不能哗啦哗啦地喝，要轻轻地慢慢地喝，在汤剩得不多时，左手将盘子稍提起，要用勺子从里往外舀汤，喝时不要弄出声。吃饭、吃面也不要出声音，吃完饭刀叉要轻放在盘子上。

平日里不拘小节的将军们显然对这些繁文缛节很头疼，可这些礼节背后所代表的是新中国外交官的形象和气质。

1953年阎宝航夫妇送别次子阎明智(前左一)赴驻苏联使馆工作，行前合影。后左起:阎明复与爱人吴克良、阎大新、阎明诗与爱人曹卣

为了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阎宝航特意讲了一件发生在外交场上的趣闻，希望大家引以为鉴：

国民政府时期有一个大使，吃鸡腿用刀子切下去的时候，切得太重了，结果鸡腿飞起来，一块肉飞到对面一名外国外交官的脖子里，鸡肉很油，外国外交官怕掉到内衣里，不敢动，老挺在那里……

讲到这里，有一个将军说：

国民党的外交官，那些人，一点儿素质都没有。

他一边说，一边切牛排，还说：

我就不信搞不开你！

可这时刀子滑了，牛排上的胡椒佐料溅到旁边耿飚的衬衣领上了。

耿飚无奈地说：

好吧好吧，你注意点儿，现在你也没有素质了！

众人哄堂大笑。发生在席间的这一小插曲给这些外交新兵敲响了警钟。阎宝航说：

你们千万不能出洋相，光凭着勇敢，凭着一股热情，像在战场上不怕死，不能适应我们这个工作。

阎宝航又一遍遍教，纠正大家的错误并不时穿插讲笑话。其中说到李鸿章在巴黎一家大饭店请客，吃完饭，他对客人说：

饭菜不好，招待不周，请见谅！

这本是在中国常说的一句客套话，可饭店的老板生气了。他对李鸿章说：

你怎么说我的饭菜不好？以后我这个饭店可怎么开啊！

引起大家一片笑声。阎宝航还讲过：

有一次李鸿章在巴黎请客，服务员用餐巾托着一只盘子放在他面前。他随手将自己的盘子擦了一下，人家立即换了一个。他拿起来又擦了一遍，人家又换了一个。他一连擦了三次，人家换了三次。这种盘子都经过蒸气消毒，用餐巾托着是一种礼貌，你去擦盘子，人家很忌讳，以为嫌盘子不干净。

最后人家问：盘子怎么啦？李鸿章无言以答。

这些笑话究竟是否属实不知道，但大家通过这些笑话，在谈笑中学习到知识，而且记忆特别深刻。阎宝航还讲到：

吃海鲜或水果时，如服务员送上一碗清水，有时上面还漂着几片花瓣或柠檬薄片，那是供洗手用的，千万不能喝。

和人交谈时，不要用手指着人家，不能唾沫星子满天飞；坐着时腿不能架起来摇；不要当着别人的面用手挖鼻孔、掏耳朵；每人要买几块手绢，不能随地吐痰等等。

大家听了，说：

唉呀！规矩真不少！

大家在一阵阵笑声中了解了这些规矩。

组织观摩呈递国书

毛泽东主席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鲁登科（左五）递交国书后宾主合影

大使出国上任，首先要向驻在国国家元首呈递国书，然后才能开始正式履行自己的职务。但是，呈递国书有什么程序和礼节，要说些什么话，注意些什么，这些将军大使都不了解。

有一次黄镇、耿飚、曹祥仁等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议论这事，正巧阎宝航走过来。于是有人说：

来得正好，就请你给我们讲一讲怎么呈递国书吧！

阎宝航忙不迭地摆手说：

啊！不行！不行！我又没当过大使，不能讲出什么名堂，不过，我可以把你们这个要求反映上去。

不久，他兴冲冲地告诉大家：

周总理指示，过几天有位东欧国家驻华大使呈递国书，到时安排你们去现场观摩学习。

大家听了十分高兴。有人趁机提出：

呈递国书仪式完成后，能不能请毛主席给我们作指示？

阎宝航说：

这个要求我也给你们反映一下。

1950年3月10日，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鲁登科向毛主席呈递国书，仪式在中南海勤政殿内举行。将军大使们提前来到接见大厅，工作人员过来把他们分别引进大厅旁边的几间小屋里。小屋和大厅只隔着一排窗户，那时窗上没有玻璃，是糊着像宣纸一样的窗纸。大家以为是先在这里坐一会儿，等举行仪式时再到大厅去站着观看。工作人员却说：

你们就在这儿观看。

大家正纳闷，见周总理走来，就问：

我们怎么看？

周总理说：

你们在窗纸上戳个洞，从洞里往外看，但不要把洞戳大了，让人家看见。

周总理又说：

洞虽小，但你们要善于小中见大。

这些将军大使们就拿铅笔，高高低低地在窗纸上戳了些小洞，从这往外看。但是，有人觉得这样看不太清又费眼神，就悄悄走到通往大厅的门后，从两扇门之间的夹缝朝外观看。耿飚曾回忆说:

透过窗纸上的小孔，只见毛主席迈着大步走过来，站在地毯一端，面露笑容，神色庄严而亲切。翻译站在他的后边。鲁登科大使庄重地走上前来，双手呈上那份被朱霖叫做“介绍信”的国书，并致颂词。主席接过国书，对鲁登科大使致答词。然后，双方握手，交谈之后告别。

这次将军大使从小孔、门缝观察，看了递交国书全过程，同时也明白了小孔的道理，就是什么叫小中见大：一件小事映射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它的精神面貌。

客人一走，将军大使们就议论开了。

耿飚说：

这叽哩咕噜一大堆，谁记得住呀！要是致词中突然卡壳了，那该怎么办？

黄镇说：

反正都是事先写好的，背下来就行了。

姬鹏飞说：

我看照那个意思到时候随便说几句，对方又听不懂，关键是翻译同志得练熟了。

可有人又说：

你听不懂人家的，可如果人家那边有人懂中文，那不出笑话吗？

最后大家都认为：

一是致词应有所准备，预先有个腹稿。二是在举行呈递国书仪式前，应该先练习，务必使走路的步伐、站立的位置、呈递国书的姿势都符合要求。

正在这时，周总理走过来笑着说：

你们演习是必要的，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刚才仪式中的程序和动作，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各个国家对呈递国书仪式中的礼仪具体安排各不相同。所以，你们上任后，要向驻在国的礼宾部门虚心请教，取得他们的帮助和配合。

他停了一下，告诉大家：

毛主席听说你们在这里观礼，很高兴，要接见你们。

大家听说毛主席要接见，喜出望外，马上随总理向大厅走去。毛主席见将军大使们走进大厅，站起来高兴地与他们一一握手。见到耿飚，毛主席和他握手时说：

喔，老乡来了！长征时我在你那里吃过西瓜，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全。还有那顿饭吃得很好，在延安还吃过你送来的肉……可是，今天这里没有“五味西瓜”和酒招待你们，只有白水一杯！

当毛主席和黄镇握手时，问道：

你还绘画吗？

黄镇回答：

没有时间了。

毛主席笑了，说：

到国外也可以画嘛。

有几位将军大使毛主席不熟悉，周总理就在旁边介绍。等大家都坐下后，毛主席开始讲话说：

听说你们很快就要出国了，总理要我和你们谈一谈。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大都是从部队抽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

这时有同志插了一句：

我们不懂外语，怕搞不好外交工作。

毛主席说：

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中懂外语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汉代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嘛，但他们出使西域，非但能不辱使命，而且功绩卓著。

周总理点头表示同意，并插话说：

当大使的能懂外语当然更好，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你们在使馆，可以学习驻在国的语言，边干边学嘛。

毛主席又幽默地说：

刚才我说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

周总理笑着插话：

革命军人嘛，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纪律性强。

接着，毛主席说：

你们中间有好几位是参谋长，参谋长擅长调查研究，当然，政治部主任也善于调研。所以，你们到国外当大使，仍要发扬在部队的长处，也要开展调查研究。

周总理说：

主席说得好，打仗前参谋长要对敌情、民情、战场的形势和环境等进行周密的调研，做外交工作也同打仗一样， 要了解驻在国的风土人情和各种情况，才能做好工作。

接着，毛主席和周总理又谈了怎样通过合法的途径，如阅读当地报纸、参观访问、和别人交谈等，来进行调研，以便增进对驻在国的了解，学习别人的长处，加强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毛主席还对大家说：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你们还是要像总理刚才说的学点驻在国的语言文字，只有懂得外语，才能阅读当地报纸，才能和别人交谈，也才能做好调研。调查研究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事物间的联系。从报纸和书本中，也可以获得很多有用的东西。有时从报纸上看到一条不起眼的消息，经过研究，也许能从中发现一个大问题。

说到这里，毛主席讲了宋代沈括受朝廷委派与辽国进行谈判的故事。说搞调研，我们不妨学学沈括。最后，毛主席说：

总之，要重视调研，重视学习。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其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我们要通过研究，认识和学习别国的长处。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也要学，他们在经营管理、生产建设中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学习是为了用，要把学到的好东西运用到国内建设中来。

接见快结束时，周总理着重强调说：

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所以你们要经常向国内请示汇报。外交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使馆内要有严格的纪律，要加强组织纪律性……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这些指示，最终凝聚成周总理的四句话：

站稳立场 掌握政策

熟悉业务 严守纪律

这些成为新中国外交人员必须学习和遵循的重要原则。

“他的作用，你们做不到”

1964年，毛主席接见我部分驻外使节

培训班从1949年11月初开始，到1950年7月结束。新中国的第一批驻外大使，除王稼祥1949年10月底到苏联就任外，从1950年7月起陆续赴任。

按到任递交国书日期先后排列，曹祥仁任驻保加利亚大使、王幼平任驻罗马尼亚大使、黄镇任驻匈牙利大使、倪志亮任驻朝鲜大使、谭希林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彭明治任驻波兰大使、吉雅泰任驻蒙古大使、姬鹏飞任驻民主德国大使、袁仲贤任驻印度大使、王任叔任驻印尼大使、耿飚任驻瑞典大使、姚仲明任驻缅甸大使、韩念龙任驻巴基斯坦大使。新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共14位，他们为新中国外交作出了很大贡献。

但在他们的背后，不能忘记当时辛勤工作的组织者和培训者。其中重要的一位就是阎宝航。郭又昌说：

通过培训班大家认识了他，才开始体会到周总理所说的：“他的作用，你们做不到。”

郭又昌的夫人安瑞华（曾任驻法国大使馆参赞）说：

阎宝航在外交部时为新中国外交礼仪打了很好的基础。

黄镇将军夫人朱霖说：

阎宝航是培训班的主要组织者和具体工作者。他也是我们的教员。当时他给我们上了新中国成立后外交礼仪的第一课，以后凡是出国前的培训都是按当时他所教的代代传教，可以说他是我国外交礼仪的奠基人。

外交部工作期间，阎宝航(左一)访朝留影

 郭又昌回忆和阎宝航一起工作时说：

阎宝航当时是我的领导，我那时只是一般工作人员。但我们之间就像一起工作的同事、朋友。上班一起工作，下班后也常一起活动。冬天他常去台基厂国际俱乐部滑冰，我就跟着他滑。一方面跟他学；另一方面，我看他那么大块头，怕他万一摔倒我好扶他。

他没有一点儿架子，不刻板，很风趣，知识面广，好开大玩笑。我记得有一次听报告，文件中讲：“中苏友谊牢不可破！” 会下，他说：“中苏友谊牢不可靠！”当时大家听了哈哈大笑，认为他太大胆，又在开大玩笑。事后的形势发展正如他讲的“大玩笑”。

郭又昌还说：

有的书和有的人讲阎宝航在解放前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但解放后在外交部和其他单位都没有得到重用，没有升任更大的官。我不那么认为……

周总理了解他，才让他做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发挥了他无人可替代的作用。

后来阎宝航又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主任，这也是发挥了他极大的作用，他为新中国外交条法条约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

1955年，阎宝航(右一)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阿拉伯外宾

1952年，经过周恩来的同意，阎宝航才在外交部的系统中公布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对于自己在抗战中所做的贡献，阎宝航没有说什么，家人更是完全不知情。

1959年，周恩来在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上，号召众人撰写亲自经历的历史资料，并特意调阎宝航到政协担任专职常委一职。阎宝航辞去外交部的工作，专心致志从事东北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

这主要是他以前与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和将领熟悉，现在需要他们写回忆录，记录下当时真实的历史。但他们一方面有顾虑，另一方面没有人能和他们说上话。只有阎宝航做这项工作才能使他们放心并安心写出他们所经历过的事。这对我国的历史和后人是很好的交代。这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周总理交给他，是知人善任。

1966年5月，原国民党少将参谋秦诚举报阎宝航，声称他曾经在《东北日报》、《解放日报》上发表一些背叛祖国的文章。不久，阎宝航面临着新的困境。周恩来得知此事后，亲自做出了批示：

此人糊涂。

总理知道阎宝航为人耿直，便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保护他。

(左起)阎宝航、庐广绩、杜重远、王卓然、王化一、孙一民在湖北武汉留影

阎明复回忆他得悉父亲入党的细节情况:

父亲生前没有同家里人着意去讲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入的党。其实，他加入共产党的事，很有意思。直到文革后我才听到我父亲的老战友、他的入党介绍人刘澜波大叔详细的讲述。

当时，文革中受尽折磨、身患重病的刘大叔住在阜外医院治疗，我去看望他。他对我说，当年你父亲入党的情况今日应该向你讲讲了。

刘大叔说，1937年你父亲入党的时候，共产国际不同意。我说，中共吸收党员为什么要报共产国际呢？他说，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报告。发展吸收你父亲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得向他们报告。

延安报了后，他们答复说：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入党。

周恩来同志说，毛泽东说过，国民党可以从我们的队伍里把人拉出去，我们也可以从国民党的队伍里把他们的人拉过来。

当时党内也有人议论，说你父亲社会关系复杂，恩来说，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做得到吗？我们吸收一个党员不是看他出身怎样，社会地位怎样，而是看他的共产主义觉悟，有没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决心。

刘大叔说，当时决定你父亲是秘密党员，他记得周恩来给父亲取了个代号“阎政”。事隔四十多年我才从澜波大叔那里了解到父亲入党的详情。我想，如果刘大叔没讲的话，父亲秘密党员的代号“阎政”可能至今也无人知晓了。

外交部工作期间，阎宝航(二排右三)陪同董必武(前排左一)参加外事活动

阎宝航回忆时，自己写道:

要严格保守党组织的秘密。我入党后，对老婆孩子都保守秘密。同刘澜波、于毅夫，我们三人过组织生活，别的党员很少知道。

1937年入党的阎宝航，直至1952年才公开党籍，长期身份是“民主人士”、“党外人士”。

即使在1947年至1949年出任辽北省政府主席期间，他仍遭遇党内文件不能看、党内通报不能听的尴尬。

罗青长同志在纪念文章中深情回忆：

对于这种长期在自己的亲人面前甘于以“友人”的身份相处，遭到误解，甚至在蒙冤的境遇也无怨尤，如果没有坚定的党性，没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没有革命者的博大胸怀，是万难做到的。

(上图)工作休息日，阎宝航(左二)、高素(左一)与外交部同事在公园合影。(下图)高素的1954年国庆节观感手稿

阎宝航的夫人高素一直十分努力学习文化。1954年参加国庆节庆祝活动，她以隽秀的笔触写下了珍贵观感《记国庆节观礼》:

今年是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五周年，十月一日是一个光荣快乐的日子，全中国的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都在为我们的国庆节日欢欣鼓舞地庆祝着。伟大的苏联为首的各兄弟国家政府都派来了代表团和我们一起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

我在观礼台上看见军容雄壮的步伐整齐的各种部队，各种新式大炮坦克，通过天安门的大街，天空上飞掠过最新式的喷气式战斗机，呀！这是保卫我们国家安全，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和远东及世界和平的武装力量！

将近50万人的游行群众，都按着次序走过天安门，挥舞着各样色颜的花束，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文艺大队还在跳舞，呀！这表明了全中国六万万人民的大团结，都团结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大家一条心来坚持我们的伟大国家。

毛主席、朱副主席、刘委员长和周总理在天安门和外宾们站在一起观礼，说明着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这个团结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世界和平和我国建设成功的保证。

阎家老店，劫难重重

1952年1月，阎宝航(前右二)、伍修权(前右三)在蒙古国参加乔巴山元帅葬礼

多年后阎明复仍能清晰描述秦城监狱：

一幢“U”字形的三层建筑物，东、西、北侧各有五间囚室，由走廊相连，北侧牢房走廊的两端有铁门与楼内的管理区相通，其中有若干间审讯室和看守人员办公室。

1967至1975年，阎明复在这里度过了七年半的监牢生涯，而阎宝航也在此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

相比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意气风发，新中国成立后的阎宝航甚为低调。1949到1959年，阎宝航调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兼交际处长。1959年，64岁的阎宝航自感体力难以承受外交部繁重的工作，便辞职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负责征集整理文史资料。到“文革”期间被迫停止工作前，经阎宝航主持征集的文史资料近两千件，1500余万字，极具史料价值。未曾料到，一场劫难却突然降临。

当时，“四人帮”及其同伙为达到打倒周恩来的目的，把大批在周恩来领导下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东北的老同志打成叛徒、特务、“东北叛党集团”，阎宝航的名字赫然在列，其被捏造的罪名是特务罪。

阎宝航调外交部工作时与夫人合影

1967年11月7日晚，刚从政协机关下班回家的阎宝航还未来得及端起饭碗，便被几个穿黄大衣的人架走，目睹这一切，坐在餐桌前的小孙女被吓得哇哇大哭。

这仅仅是“阎家老店”浩劫的开始。

半个月后，长期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俄语翻译的阎明复被捕。“四人帮”断言阎明复有一部电台转移到父亲那里去了，既然父亲是特务，儿子也必定是。

事实上，所谓“转移”是当时阎宝航家里的收音机坏了，把儿子的收音机借去一用，一件平凡小事被硬生生“移花接木”。

五十年代初，(上图)阎明智(右四)陪同郭沫若(右二)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左四史良，左一章伯钧，左三罗隆基。(中图)阎明智(右一)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下图)阎明智(后左二)陪同李德全(前排中)参加世界妇女大会

打击接踵而至。长子阎大新被取消军籍，下放至贺兰山区。

次子阎明智15岁赴延安。16岁入党，在陕北公学学习俄语，成绩突出。抗战胜利后，任辽宁省主席张学思的秘书兼翻译。严明智是我党培养起来的优秀俄文特级翻译，在中国驻苏使馆工作多年，后任外交部翻译处处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年方50岁。

次子阎明智被隔离审查，惨死长沙；二女儿阎明英、三女儿阎明光均被下放，阎明光丈夫被关押。阎明复痛苦地回忆:

当时，我母亲不仅承受着父亲和我被捕入狱，大哥、二哥被隔离审查的巨大精神压力和痛苦，在生活上也毫无着落，因父亲被捕，政协冻结了父亲的全部工资，也不给她发生活费，生活非常困难。

1962年，阎宝航于东北镜泊湖留影

1971年，高素罹患肺癌去世。去世前不久，高素口述了一封给总理的信：

我始终相信玉衡（阎宝航的字）和明复是无辜的。我患重病到上海后，抢救费用甚巨，小女明光的爱人被关押，工资冻结，无力支付。请总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庆变卖衣物接济党内同志和抗日乡亲的面上，把我的医药借债费及后事解决。

贴着4分邮票的这封平信没过多久居然得到了总理的指示：

高素一生不容易，是有功的，准予报销高素的治疗费和安葬费。

这无疑带给全家人巨大温暖。阎明光说，临终昏迷时，母亲还欣慰自语：

回来了，回来了。你们赶快包饺子！

直到离开人世的时候，高素仍坚信丈夫活在人世。阎明复说:

这样，我们这个在抗战时期，在坚持地下斗争中，帮助过多少陷于困境的共产党员、民主人士、东北难民，而被亲切称为“阎家大院”的温暖革命家庭就瓦解了。

1966年，北京，阎宝航与爱人高素的最后一张合影

阎宝航、阎明复父子在秦城监狱面对死亡威胁，坚守信念，不讲假话，不做伪证，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

阎宝航被平反后，姚艮带着阎明光到秦城监狱查阅档案。在那座犯人名字被简化成数字的监狱中，阎宝航的代号是67100，阎明复代号是67124，中间只隔23人。在那里，他们没有找到有关父亲冤案的任何文字材料，只找到一张父亲写的字条，上面写着:

高素老伴儿，我要回家。

这时，阎明复才知道，自己与父亲一度同监。他回忆，1968年四五月间，他在狱中偶尔听到熟悉的咳嗽声，很像父亲的声音，可一一

转念一想，我父亲怎么可能被捕呢。一来，我父亲早已淡出政坛，不是当权派，更不是走资派。二来，他是周总理介绍入党的，在白区一直在总理领导下工作，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儿子的直觉准得惊人，那些深夜的咳喘正是阎宝航最后一丝微弱的生命气息。

在这次寻访中，阎明光得知，1968年5月，在拳打脚踢的深夜提审后，父亲昏迷不醒，被送到当时监狱医院复兴医院。

姚艮陪她找到当时在医院现场的老工人。老工人指着候诊室的长椅说：

抬进来时，人就放在了这里，很久没有人来抢救……

阎明光闻听后，泪流满面：

这就是我在梦中见到父亲的场景！

父亲被抓后一天夜里，阎明光做过一梦：

梦见父亲穿着灰大衣，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的长椅子上，我跪在椅子前痛哭流涕：“我再也没有爸爸了……” 我就这样哭醒了。

1978年1月5日，阎宝航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胡耀邦致悼词，给予阎宝航一生高度评价。一个细节至今仍让儿女们心痛不已。在当时殡葬单位出具的说明中，阎明光看到其中一栏赫然写着“不留骨灰”。那是江青的批示：

阎宝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不通知家属、不留骨灰、不留遗物。

这样就将妈妈的骨灰放在爸爸的骨灰盒里，一起安葬。

阎、张两家世纪情缘

阎宝航的经历堪称传奇，其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上层人士，真实身份却是中共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者。他是张学良的挚友，是蒋介石及宋美龄身边的“红人”……

阎宝航与张学良均为载入中国史册的英雄人物。阎宝航曾以事先了解到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而为苏联提早进入战备争取了时间。苏联对日开战后，仅用几天时间就按图索骥般突破了关东军经营了十几年的防御体系，是因为有阎宝航获取并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中苏边境上部署的全部详细情况。

阎宝航为实现张学良未酬的壮志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于国于私，阎、张两家的情谊都非同寻常。

1948年阎宝航为四平战役烈纪念塔题词

1991年，年逾90高龄的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终于获得自由。他们到达美国后不久，阎宝航的老朋友，也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原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从美国发来电传，说汉公想见阎宝航的子女明光、明复；过了几天，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又打电话再次转达此意。

在邓颖超等中央领导的安排下，吕正操将军要去美国探望张学良，阎明光跟随吕老一同前往，为张学良庆贺91岁生日。阎明光回忆:

1991年5月29日下午，我们终于在纽约见到了张将军。张学良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问：“你父亲玉衡是怎么死的？”

我一时哽咽……临行前，当时主持对台工作的杨尚昆主席特意在天津接见了我和明复，叮嘱不要过多地提伤心事，所以我也没有多讲。

张学良对父亲的死很伤心，他知道父亲死在秦城监狱，而他留在大陆的四弟张学思也死于秦城。提及此事时，他说了句：“大丈夫应该能屈能伸。”他的意思是张学思脾气不好，所以被折磨得很惨。他又说到自己：“我是天不怕地不怕，明天把我拉出去枪毙，今天晚上我照样睡大觉。”

在张学良的建议下，1991年，阎明光出面成立“阎宝航基金会”。张学良不但赞助资金，还亲自给基金会题写会名。该基金会致力于扶贫助教等公益事业，做抗战史文化搜集与创作工作，同时帮助聋儿、渐冻人等人群改善生活质量。

张学良题“益智馆”及致阎明光信函手迹

晚年，美国东北大学校友会会长去台湾看他时，张学良将军亲笔写下：

不怕死，不爱财，丈夫决不受人怜。

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阎明复认为此即“千古功臣”真实写照。

阎明光感慨:

如此的情怀让我领悟到：张将军为什么和我父亲阎宝航能够成为挚友，同样的爱国情怀，同样的天地无私，让两家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为纪念阎宝航诞辰一百周年，阎宝航教育基金会捐给张学良将军创建的海城同泽中学一所图书馆。张学良为该图书馆题字: 益智馆。

2002年与张学良在夏威夷张学良寓所

阎明复1996年首次探望张学良时拍摄了合影。他回忆说:

汉公问我当时担任什么工作。我回答任民政部副部长。

在旁的赵一荻女士开玩笑说: “明复从事的慈善事业需要捐款、你捐不捐？”

汉公连连答到: “我捐！我捐！”

在台幽居岁月中的张学良

阎明复指着一幅张学良在录像机前的照片，介绍说：

汉公怕影响邻居休息，所以使用的是一种小录像机。我给汉公买了一套经典京剧大全的录像，以后又选送了一种性能更好的大录像机，收看效果好，又能戴上耳机、不影响旁人，汉公可喜欢了。

受北京一家古文物店之托，阎明复将一份《张学良习字帖》请老人辩真伪。阎明复忆道：

汉公看后就笑了。他说：“我自幼就不练字，所以字写得不好。奉军在北京时，我就在琉璃厂见过'本店收藏张学良墨宝，售价每幅八元’的广告。且不说那是些伪造的'墨宝’，我的字才值八元钱吗？！”

1991年5月，阎明光(左)随同吕正操(右)赴美，参加张学良将军(中)90寿辰庆典

阎明复举止庄重，为人忠厚，大有父风，深得张学良喜爱。1999年和2000年，阎明复均去探望张学良老人。张学良告之：

蒋介石知道你父亲是共产党员，曾欲杀害你父亲，是蒋夫人制止了。

阎明复告诉张学良，北京城市建设时，把张家旧宅移建到朝阳公园内，现保存完好。张学良的夫人赵一荻说：

北戴河的那栋别墅不是我们张家的。

1991年，阎明复的姐姐阎明光跟随吕正操将军，终于在美国见到了张学良，还带去了邓颖超的一封信。

张学良当时就表示想回来，还设计好要先到香港治眼睛，再到上海治牙。

张学良将军(右)与吕正操将军(左)、阎明光(中)亲切交谈

消息传回国内，有关方面马上进行了安排：腾空当时被图书馆占据的沈阳大帅府，重修张作霖的墓地，东北大学也在那时复校了。然后因为种种原因，张学良最终没能回到他朝夕所想的故乡。

后来，阎明复等人曾三次赴夏威夷为张学良祝寿。阎明复说:

汉公对家乡的怀念之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每次我都会问他为什么不回来。他很诚恳地对我说，你看你大妈这个样子，我不能丢下她一个人回去啊。当时张学良的夫人赵一荻身患肺癌，一天24小时都要吸氧。

所以有人讲他不愿意回来，是不对的。

1991年5，张学良为阎明光题词手迹: 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

阎明复的相册里，有一幅姐姐阎明光正往张学良衣袋里插红包的照片。

2001年姐姐去为汉公祝寿。因装了起搏器，汉公记忆恢复许多，谈笑风声，席间还唱了京剧《武家坡》。姐姐称赞“大爷唱得真好”，汉公风趣地说：“按老规矩，唱得好要给红包的。”

姐姐马上送了红包，汉公说：“这钱我回去还要上交给你大妈！”在坐的人沉默不语，因为大妈已故去了，而汉公觉得她仿佛还在人间。

阎明复又举一例：

有天上午姐姐去看望汉公。汉公说，“”客人都到了，太太怎么还没起床？”

姐姐与汉公相视片刻，汉公才悟到：“噢！太太走了。她到天堂去了。”

阎明复谈张学良的党籍问题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 张友坤，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

周恩来总理生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张学良是中共党员；叶帅也证明了此事。

关于张学良加入共产党问题，已不是什么秘密，台湾的一些刊物早已公布了苏联解体后这方面的档案；原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访问俄罗斯时，也看了同样的内容；吕正操将军还多次对我说过，周恩来总理生前不止一次地告诉他，张学良是中共党员。

1994年6月，阎明光在夏威夷陪同父亲的莫逆之交张学良将军散步

阎明复同志今年在《忆宋叔》(宋叔即西安事变时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宋黎同志，2002年11月22日故去)一文中称：

我记得，在宋叔离开北京回东北的时候，他特地邀我去，对我说，关于张学良将军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一直为我们所关心，当时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知道这件事的，如毛泽东、周恩来、李克农都已去世，尚健在的只有叶剑英同志。宋叔接着说，我最近专门写信给叶帅，请他接见我。最近我见到了叶帅，提出这个问题。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我把叶帅谈的内容都记录下来了，记录装在一个信封里，放在保险箱里，等我死以后再拿出来给中央。我问他，为什么现在不报告中央？他说，现在张汉公还健在，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他，他是中共党员的事绝对不能传出去。关于张学良将军是中共党员的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宋叔告诉我后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1995年夏天，……因为得到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先生的协助，我得以访问了莫斯科所有的档案馆。在位于前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的苏共档案馆里，我偶然发现了1936年12月初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当时我一边小声地读这份电文，一边用录音机记录下来。电报是共产国际关于不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入党的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答复。电文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扩大自己的队伍，但是应该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去发展，而不应该靠吸收军阀入党来发展。这就是说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斯大林，不同意中共中央吸收张学良将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重大的事情都要向共产国际请示。

以后的事态表明，尽管共产国际明确表示反对张学良入党，中共中央仍决定发展他入党。

现在不清楚的是，中共中央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决定，有没有通知张学良本人？叶帅同宋黎的谈话记录将会揭开这个“谜”。

1994年6月，阎明光携子女在夏威夷为张学良将军(身边为赵四小姐)祝寿

张学良曾两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入党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连夜在安塞举行会议，一致认为，中共当时与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整个东北军，而不是一部分，并以此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当时若接收张学良入党，势必造成东北军分裂，不利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向张说明此意，张完全理解。

不久，张学良再次提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同意，但像他这样的重要人物入党，由于当时中共尚属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向在苏联的第三共产国际报批。又由于苏联因中东路事件，对张学良存有极大偏见，没有批准张的要求。

五十年代，张学良在台湾新竹县五峰乡桃山村井上温泉的伐木场露出难得的笑脸。脸上刻满时光的年轮的他，说自己已成为山中一棵“老树”

1992年张学良同张之宇教授谈话时说：

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

我是同情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

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政府是一点儿不知道。一点儿不知道？那就是他们作特务的工作！

换句话说，我是同情共产党，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而且认为共产党是爱国的。

换句话说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我真正我内心。……

有的海外学者，把张的上述谈话解释为：他向来敬仰周恩来，对中共领导的红军、英勇的长征向来赞不绝口，说共产党是爱国的，他自己也是爱国的，所以他就是共产党。我以为，一生光明磊落的汉公，在摆脱了蒋氏父子对他半个世纪的禁锢后，用“口述历史”的机会，终于堂堂正正地向世人宣布：

我就是共产党！

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张学良要求参加共产党是真真切切的，无论张学良生前是否有恢复党籍的愿望，有否留下遗言，有关方面今后如何处理这一问题，都无关紧要，但这一历史事实是抹杀不了的。

所有这一切，张学良当然是心如明镜，只是蒋氏父子直到见“上帝”时，还蒙在鼓里。

一一 2003年12月24日，中国新闻网转载

在台湾新竹井上温泉时期，张少帅、赵一荻住在一栋木结构的日式建筑中，门前有一条小溪，山泉清澈见底。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个性潇洒、喜爱喧闹的少帅偏居群山一隅，难数岁月悠长，与世隔绝，万分寂寥。照片(上)为张学良在清泉桥。桥原本是抵达彼岸的通道，不过对于张学良来说，此桥只能让他散步的范围稍大一些。

1957年，张学良和赵一荻二人离开五峰乡，前往高雄西子湾，开始又一段“新环境”下的幽禁生涯。照片(下)是途经西螺大桥时，少帅特意下车留影。“西螺大桥”四个字是陈诚所写。在大桥旁，少帅思念故士，赋诗一首：

客舍台省已十霜，忧心日夜忆沈阳。

何日共渡桑田水，痛饮黄龙践故乡。

张少帅在台湾高雄西子湾家中的留下了一张珍贵照片(上)。墙上挂着现代中国大地图，茶几搁着蒋介石半身像，是宋美龄所送。张学良拿着放大镜，在认真查看地图的某个位置。

1958年2月，张学良在台南游孔庙，庙前席地而坐(下)。参观时，他说：

规模在台论可称不小，犹其意义宏深，其形势建筑，比之内地，小巫见大巫也。

少帅游完孔庙后，随即拜谒了郑成功祠，抚今追昔，豪情万丈，留下千古绝唱《谒郑成功祠》：

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

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省入版图。

阎明复: 如何给毛泽东当翻译

提前准备“摸着石头过河”等常用词翻译

中央办公厅翻译组成立于1957年1月，由我、朱瑞真、赵仲元三人组成，我任组长。

毛主席的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很关心我们，怕我们听不懂毛主席的湖南话，把他在工作中多年积累的毛主席常用词、词组或成语汇编成册，共三本送给翻译组，让我们先熟悉，以便在口译过程中胸有成竹。汇编中的“跌交子”、“摸着石头过河”、“一穷二白”、“小局服从大局”、“一个指头与十个指头的关系”等等，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中央领导人接见苏联使节时一般由我口译，赵仲元记录，1958年夏季以后还增加了录音记录。开始做口译时，对毛主席的湖南口音是完全听不懂的，全靠尚昆主任用四川话“转述”一遍，以后才慢慢听懂。

想起来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口译工作，现场翻译的难度在于“准、顺、快”的口译不得有丝毫差错，一句漏译甚至一句语音不清，都可能带来不可想象的后果。记得中苏关系破裂时，双方的交谈常常进入白热化，每一句话，甚至讲话时的语气，都被“绷紧”了。

阎明复: 狱中大段背《毛选》

七年半的日子是一天天熬过去的。每天的生活是机械的：看报、读书、吃饭、睡觉、转圈散步……

我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放风，整天憋在囚室里。幸亏是冬天，牢房又大，没感到空气浑浊。头几个月一直没理发，头发长得长长地，这倒也能忍受。最难受的是头几个月无法剪手指甲和脚趾甲，指甲不仅长得老长老长的，而且向肉里长，我只好用牙齿来咬断手指甲。当然，更谈不上洗澡了。

监狱的楼形像一个“U”字，中间就是放风场。放风场是由长方形的格子间组成，东西两侧各十间。每个格子间都是露天的，有个小门，进去三面是墙，放风就是在格子间里“坐井观天”。放风的时间大概是四分钟。一开始是隔三岔五，1973年以后，放风的时间多了，一周至少有一两次。

在独牢中，没有人可以说话，我还常常在牢内散步时自己跟自己说话，小声地用俄文自言自语；嘟囔这样或那样“鸡毛蒜皮”的事，有时还大段大段地背诵《毛泽东选集》的文章。

阎明复: 中苏关系缘何破裂？

苏共二十三大召开以后，中苏两党中断正常联系

1966年2月24日，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

我们在北京等了几天，随后听说，毛主席反对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他在讨论是否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我们去不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去与不去，都关系我们对中苏关系采取的方针。在这个问题上，要使人家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

苏共二十三大召开以后，中苏两党之间中断了正常的联系。

怀念我的父亲

阎兰

2023 年7月3日上午10点19分爸爸平静地走了，为他波澜跌宕的一生画上了句号。我们家人在最后的时刻陪在他身边。我对爸爸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来世我们还做父女。

我写了一本书《阎家老店》（中文待出版，感谢张叶老师给予的帮助），我把其中的一章摘出献给我心目中永远的英雄：我的父亲！

父爱如山

有人说，世界上的爱都是为了重逢，唯独父母与孩子的爱，是为了分别。的确，孩子们长大了就远走高飞了，忙学习，忙工作，忙自己的小家。常常就会把父母忘在脑后了，想想很惭愧，很自责。

父母的爱是无私奉献。小时候，爸爸对我的爱是冰淇淋甜蜜融化。当时他的工作非常忙，很少在家，每次见到我对我都是溺爱有加，百依百顺。我是独生女，我家是慈父严母。爸爸从来没有对我动过气或者动过一个指头，反而是我常常“欺负”爸爸，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比如妈妈不让我多吃冰棍儿，我就让爸爸带我上街逛西单，从南头一直走到北头，吃完一根再买一根，还要换不同的种类，“红豆冰棍”，“奶油鸳鸯冰棍儿”，“紫雪糕”，一路走一路吃，特别的高兴。

“文革”刚刚开始，他在单位被隔离审查，但是周日可以回家一天来奶奶家看我。我记得每个周日爸爸要回来之前，我总是走出国务院宿舍到公共汽车站旁边等待爸爸。看一辆车接着一辆车的停下，紧张地盯着下车的人，生怕漏过了爸爸。望眼欲穿，焦急地等待着，盼望着爸爸能从一辆公共汽车上下来。一旦见到爸爸的身影，我高兴的心情无法言喻，总是飞奔过去抱住他，生怕他会消失。

爸爸利用很少的甚至仅有的探视家人的时间，教我骑自行车，手把手地教。在奶奶的院子里一圈一圈地转，非常有耐心和方法。所以在爸爸的传教下，我的自行车骑得非常棒，还可以做出各种姿势，坐在后座上骑，站着骑。这是我儿时仅有的欢乐时光。

但是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与爸爸在一起的时间少而又少，直到有一天，我在路边汽车站等爸爸，一直到天黑还未见爸爸的身影，我的心提到嗓子眼。一种极端的恐惧和不详的预感紧紧地抓住了我。回家后，爸爸打电话到奶奶家告诉我，他恐怕这段时间回不来了，要我听奶奶的话。就这样，我们一别就是七年半。他被关在秦城监狱里，独牢中度过了一生最宝贵的年华，从36岁到43岁。

记得爸爸被抓之后，妈妈又被隔离审查，之后下放到农村，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北京。我从心里最最羡慕的就是看到街上的孩子，一手拉着爸爸，一手拉着妈妈一起逛街的情形，我从心底里羡慕他们能在一起的幸福啊。我做梦都盼着有一天能拉着爸爸妈妈的手，一起在街上走。多么奢侈的梦想呀！这就是一个十岁小女孩的心愿！

阎兰与笔者胡山在北京阎宝航纪念墓2017年落成时留念

1975年，爸爸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圆了，活着就好！爸爸在秦城监狱最后两年差点被逼疯了，受尽了非人的待遇，回来后身体刚刚恢复，就给了我一个大惊喜。一天早上他四点多就起床，坐着公共汽车到城里排队，排了三四个小时，给我买了一架手风琴。

哇，我的最爱！当爸爸把手风琴拿回来给我时，我高兴地跳起来了，给了爸爸一个大拥抱。后来爸爸说，是妈妈告诉他，我最想要一个手风琴，当时年轻人非常时髦的就是拉手风琴。爸爸一出监狱领了一大笔补发的工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买了一架手风琴，我真是喜出望外。他是想补偿七年半我们父女失去的爱。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上了大学，爸爸开始在大百科工作。我住校，所以仅仅周末回家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相聚的时间很少。有一次在家里复习考试，我跟爸爸说口译考试我很紧张。爸爸作为一名有经验的老翻译，告诉我：你一进考场就应该记住你什么都会，而且要想到你是最棒的！一定不用慌。爸爸的告诫果然很管用，从此，口译考试我再也不紧张了。爸爸培养鼓励了我的自信心。

之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很忙，上大学，出国留学，回来工作，成小家生儿子，一直都在奔忙，就是回国工作以后，也都一直在忙碌。我，爸爸，妈妈都在拼命工作找回丢失的十年。与爸爸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他经常到处出差，我从他朋友们的回忆录中才得知爸爸全身心地从事慈善事业，忘我地工作！

直到他退休以后，我才真正了解感受到爸爸对我的爱。爸爸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住在三亚休息。每当我过年过节要去三亚看他的时候，他常常提前好几天就高兴得不得了，一定要亲自来飞机场接我。2017年春节前我决定携我们一家去三亚看我爸爸。但是之前非常不巧，他摔了一跤，脸上还青一块紫一块，眼睛充血，但他一定坚持坐着轮椅到飞机场来接我，我一出飞机场就看见他坐在轮椅里向我招手，他那喜出望外的神色，让我非常的感动，赶快跑上去和他拥抱。

我们从飞机场直奔餐厅吃中午饭，那天我们一起照相，爸爸笑得特别灿烂。他总是问我工作如何？他特别喜欢听我讲我做的事，每每鼓励我一定要为国家做贡献。我发现老爸退休之后越来越变成我的粉丝了。他从来不许我骄傲，但他却从不掩饰我是他的骄傲。

2006年7月14日，阎明复在杂志创刊十五周年座谈会讲话

去三亚看爸爸的时候，他非常喜欢聊聊过去的事情，我就陪他聊中苏关系，“文革”十年，以及他熟悉的人熟悉的事。他聊得非常高兴，对过去的事情记得非常清楚。但每次去看他，我临走的前几天，他的情绪就开始低落，心事重重，一言不发，呆呆地坐着，总是那样地依依不舍。

这次我要走前，摸着他的手轻轻地，问他爸爸你想什么呢？他说：“我什么都没想。”但停顿一会儿后，他突然大声地一字一句地说“我和你在一起很快乐”，我一把抱住老爸，强忍着泪水说“我也特别高兴”。我深深地感到老爸那种对女儿的深情的爱。他紧紧地拉住我的手，似乎生怕一松开我就飞了。每次都坚持送我到机场，一直等待我进了检查关口，我每次回头向他招手告别时，望着他那苍老的身驱，泪水充满眼眶。

我小的时候，爸爸是我最爱的“冰淇淋”，爱到融化，长大以后，爸爸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步入不惑之年后，爸爸反倒成了我的粉丝。他经常在亲朋好友面前夸我，我成了爸爸的骄傲，但对爸爸的夸奖我的确自愧不如呀！

许许多多的朋友，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都告诉我，他们非常尊敬我父亲，因为他为人善良，正直无私，具有人格魅力，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等等。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善良的慈父。我想，台湾慈济会证严法师送他的那个“真”字来形容我的父亲最为贴切：真心，真诚，真实，真情，真性，真善。

左起：陈刚、阎明光、张浩青

2023年7月30日上午，在关子展后人关黎黎女士协调下，笔者与张浩青和陈刚两位大姐冒着大雨，来到上海阎宝航社会公益基金会荣誉理事长、阎宝航爱女阎明光在北京市昌平区的亲属家中看望这位传奇老人。

阎明光于北京阎宝航纪念墓父亲像前留念(胡山摄，2017年)

阎老此次不顾高龄来京，是出席几天前她最亲爱的小弟阎明复的告别仪式。

2017年9月23日，阎宝航纪念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落成，阎明光老人与笔者胡山留下珍贵合影。

阎宝航之子阎佳林、杨晓玉夫妇深情缅怀革命先辈，与笔者分享父亲英雄故事。

阎明光老人与张浩青、陈刚两位大姐都是世交，彼此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老人家刚刚痛失亲人，又已94岁高龄，我们原本约好，上午见面交流之后，不过久逗留，以免影响老人休息。

但阎老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豁达开朗，谈了一上午，又执意挽留我们一起共进午餐。

下午大家又继续聊了两个多小时，阎老还盛情邀请有音乐功底的张浩青大姐用钢琴为大家弹奏了几支名曲。

阎老听得非常认真、陶醉，我留下了珍贵视频。

我带去了几本《阎宝航画册》、《阎宝航纪念文集》（张学良将军亲自题写书名）和《阎明复回忆录》，请阎明光老人为我们签名留念。

谈到“阎家老店”在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雄故事，阎老非常激动，欣然为我们留下“世界和平万岁”的珍贵题词。

阎宝航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传奇。

他儿时饱偿苦难艰辛，走向社会结识良师益友，开阔视野，启迪心灵，陶冶浓烈的爱国情怀。他同情劳苦大众，立志救国，几经探索、徘徊，最终选择跟着共产党走这条正确路线。

阎宝航与张学良将军交往密切，在其助力下，进入国民政府高层工作，以对党无限忠诚的信仰，大智大勇，忍辱负重，履建奇功。他的事业无比高尚，他的情操万世楷模，他的后人深度传承，奋发有为。

阎家老店的故事真挚感人，

阎家老店的丰碑高山仰止，

阎家老店的传奇历久弥新，

阎家老店的精神光辉不朽。

胡山(右，红军长征天险腊子口)，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部长，苏联飞鹰寻访团副团长。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2019年人事部全国流动人才“优秀共产党员”。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鹰虎驼峰和平外交倡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