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蹭课”的乐趣</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随着岁月流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逐渐迈入老年行列。我也归属于这类人群,喜欢回忆过去,尤其是学生时代;当年那些备课充分、讲课精彩的老师的音容笑貌,更是常浮现于眼前。</p><p class="ql-block">记得上大学那个年代,正值开始改革开放,大学里学术氛围浓厚,学习热情高涨;图书馆天天挤满了人,自习室夜夜灯火通明。学校经常会邀请一些校外名教授、社会名人来上课或开讲座。当初的我,兴趣似乎不全在专业学习上,对听课外讲座很积极,常留意各系张贴的布告,瞥见有别具一格的讲座,总想方设法去“蹭课”。</p><p class="ql-block">在大学期间,我不仅常听校内老师的讲座,也听过校外老师的讲座。所有讲课老师中,周谷城教授年纪最大,那时已80多岁高龄。在复旦校园,大家尊称周予同教授为周予老,尊称周谷城教授为周谷老。我对周谷老仰慕已久,他学富五车,满腹经纶,鸿篇巨著,同学们都以能听到他讲课为幸事。</p><p class="ql-block">那次,周谷老的讲座是放在主楼大教室里。当天下午我正巧没课,欲趁早占个靠前的座位,不料早到的同学很多,里面坐已坐满人,再晚到就只能站着听了。当周谷老进教室讲课时,只见他身材愧悟,眉毛粗浓,而且说话声音宏亮,讲到兴奋处会有独特的手势,很有个性。周谷老有浓重的湖南口音,我虽未能全部理解,但仍听得极认真。在讲座中间,有10分钟的休息,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突然拿起笔记簿,走向讲台请周谷老签名;因事先没有这个打算,递上的笔记簿只是很普通那种活页本。周谷老却不介意,瞧我一眼,和蔼地在本子上签名并写日期。其他同学瞅见,便学样也请周谷老签名。上来的人越来越多,直到教务处老师出来说活才告一段落。周谷老后来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我的老师中级别最高的长者。遗憾的是,因多次搬家,我不慎将周谷老的签名手迹遗失。尽管许多年过去了,但周谷老讲课时发出的爽朗笑声,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最近,我将赴上海泰安路115弄的周谷城旧居,缅怀这位著名历史学家。</p><p class="ql-block">听过的讲座中,有两位老师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位是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曹漫之教授,另一位是来自上海铁道大学的冯之浚教授。他们两人讲课内容新颖,信息量大,颇受学生欢迎。具体内容现已想不起来,但两位教授讲课的口才十分了得。尤其是冯教授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字正腔圆,台下听的学生一片寂静,气场十足。后来,获悉冯教授被调回北京任职。</p><p class="ql-block">我听戴厚英老师的课次数最多,应不少于四五次,时间跨度长达一年之久;她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创作激情,所写散文、随笔、杂文很有个性和见地。那时,戴老师的《人啊,人!》一书出版不久,已在社会上产生不小的影响,这部作品很快被译成多国文字,他也成为文学界的一颗新星。印象中的戴老师,中等身材,瘦瘦的脸,皮肤略黑,戴一副有框眼镜,讲课时声音不算大,但很会讲,也敢讲;她喜欢引经据典,习惯来回走动。戴老师除了给大家讲文学知识、创作技巧外,也讲她个人的创作,包括自己写《诗人之死》一书的过程。但万万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位大有作为的女作家,在若干年后竟遭劫难,告別了她的学生和读者。 </p><p class="ql-block">在兼职教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上西文目录课的邱国渭老师,他才华横溢,为人谦和低调。邱老师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外语娴熟,是一位西编工作经验丰富、教学水平很高的目录学专家。邱老师上课深入浅出,条理清晰,深受同学们欢迎。记得在下课时,他身旁常会围着不少学生,向他请教问题;他总是循循善诱、耐心解答。据说,当年学校领导很看重邱老师的才华和能力,曾打算将他调入,但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成功。</p><p class="ql-block">每当回忆大学生活,总是很留恋那种浓厚的学习氛围。它让我在获得知识同时,也享受到“蹭课”带来的乐趣,并对于自已开阔学术视野,培养研究兴趣,帮助极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