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孔方兄”与文人</p><p class="ql-block"> (原发表于《河池日报》)</p><p class="ql-block"> 文/宋殿儒</p><p class="ql-block"> 古今中外,文人也食人间烟火,也必须要与“孔方兄”这个钱神打交道,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钱财面前的文人,却有两种价值观倾向。一是为财谋文;一种则是依文取“值”。这两种文人的价值观之间,有根人格的骨头横在面前,前者文人面对人格骨头可视而不见,而后者则把人格骨头供奉在良心之上。</p><p class="ql-block"> 据有关资料,1928年的时候,沈从文基本是以稿费为生。当年他的创作量很高,以致有“高产作家”的称号。据吴世勇《沈从文年谱》统计:1928年,他全年发表作品四十余篇,其中长篇小说两部,出版单行本小说集有十余种;1929年发表作品三十余篇,也有四五本创作集出版。大约正因为名声在外,母亲和妹妹投奔他来了,母亲到大城市治病,妹妹要来文化中心读书。这本应是一段皆大欢喜的佳话,投奔成了名的儿子和兄长,脸上有光;能够为母亲尽孝、为亲人尽力,也是一份人生的荣誉。可是,一面流着鼻血一面写作的沈从文,生活并不稳定,他蚂蚁般的弱小身躯实在承受不了大象的梦想。最终母亲的药费,妹妹的学费,一家三口的生活费,愁死了这位青年才俊,没办法情况下,还是让哥哥接走了母亲。但是,沈老始终把文人的人格尊严看得很重,他不因几斗米去趋炎附势做文章。他文章的字里行间,始终可见一根人格脊梁骨在坚挺。他为挣到更多的稿费而夜以继日的作文,可是他的每个字都出自真诚的心底。在他的眼里,作家的财是靠自己的真诚劳动得来的,是靠自己写出百姓大众都喜爱的文字“货”有所值的。</p><p class="ql-block"> 与之相比之下,大文学家鲁迅也是个讲究文人品格的一个作家。鲁迅虽然比沈从文生活的要好一些,但是在鲁迅的写作生涯中,也有相当一个时期靠稿费维持生活。且鲁迅没有写出一篇敷衍趋势,为挣稿费而“折腰”的“狗屁”文章。相反,还写出了大众喜爱,专权者敌视的“匕首”式文章。</p><p class="ql-block"> 杜甫乃唐代著名诗人,起初在长安的几年,由于得不到任用,后来加之父亲去世,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从那时起,杜甫就时不时地过起了到处流浪乞讨的日子。其诗《投简咸华两县诸子》“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便是他这段长安生活的真实写照。公元765年,杜甫携妻儿乘船东下,离开了成都。六年后,据《旧唐书·文苑本传》:“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有九。”大致情况是,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九天。当地县令用小船将杜甫救了回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当晚就因为醉饱过度而辞世了。</p><p class="ql-block"> 不过,不管史料上是怎么记述杜甫的,然而,杜甫所留下的传世之作却是个铮铮铁骨的见证——他是位决不因财而丧失文人品格的文人。</p><p class="ql-block"> 北宋的司马光曾在《颜乐亭颂》一文指出,韩愈“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韩愈受金为人撰写碑文之事,稍后的刘禹锡在这位前辈死后纪念他的《祭韩吏部文》中,也透露了韩愈的润笔收入:“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公鼎侯牌,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所谓一字千金,不过如此。</p><p class="ql-block"> 韩愈在世时即文名遍播,“文起八代之衰”、“声名塞天”确非虚言;而他在追求政治仕途和文学创作之际,还充分利用自己的声名,俸禄之外赚外快,爱为公侯权贵和富人们写碑文、墓志铭、行状一类的文章,获得高额的润笔费。韩愈也是碑文鬻财风潮中的佼佼者、弄潮儿。在《河南少尹李公(素)墓志铭》,韩愈自述说“买主”李素的儿子:“以币走京师,乞铭于博士韩愈。”虽有自我吹嘘之嫌,韩愈在碑志界声望大概还是很高的。</p><p class="ql-block"> 刘禹锡称韩愈的碑志“一字之价,辇金如山”,也不是虚夸。</p><p class="ql-block"> 唐朝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富贵人物或者寺庙的墓志、碑文,不仅要求名家文字,还要求名家书法。当时,收入最巨的可谓唐朝的文人李邕,曾任户部员外郎、括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职,精于翰墨,行草之名尤著,“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才名、书法俱佳的李邕,在碑文市场上春风得意、呼风唤雨,风光无限,《旧唐书·李邕传》讲,“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p><p class="ql-block"> 一生穷困潦倒的诗人杜甫在其《八哀诗》专门有一首《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其中写道:“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麒麟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所谓罽,乃细密毛织物,与锦常并称,一张价值几万。在杜甫的描写中,李邕的润笔顾客盈门,商品式的碑文挂满四壁,金银财宝、珍品奇物等润笔物满屋,虽然是“义取”发财,其中的嘲笑之意尽现。</p><p class="ql-block"> 韩愈和李邕以及沈从文鲁迅和杜甫这等文人,虽然都是摇笔杆的,可是因价值观不同,期处世结果也截然不同。前者是文字拜倒在“孔方兄”膝下,一字赢千金的大富大贵,却狗屁文字终究没人愿意留在案头;而后者则视文字为神圣,虽生活潦倒艰辛,而作品与人格却大方光彩,流芳百世。</p><p class="ql-block"> 其实,现今文人也不外乎这两种价值观趋向。一种作家辛劳一生,像路遥,去世的时候,家中清贫得连埋葬问题都不好解决,可是就是这位穷文人,却巨人般的立在了无数人的心头。相反,一些整天为金钱而折腰、专替人吹喇叭作秀的文人,却到死都没给人留下几粒像样的文字,他死了,他的文字也跟着被人埋葬了。</p><p class="ql-block"> 文人也是人,也和其他人一样需要钱财,但是文人又不能等同于一般人,文人还应该是人类的一种品质、一种精神,“朝闻道,夕死可矣”,文人应实事求是地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最高境界。真正的文人,价值观与任何功利目的无关,他们追求的是对道的热爱和探求,他们喜欢的是掌握真理带来的愉悦和满足。超然于物质利益之上而不患得患失才是文人应该具有的人格魅力。没钱财可以贫穷,但不可以没有人格脊梁。文可以值钱,但钱不可以左右文人。</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宋殿儒,一个爱写写的男人,河南省作协会员。在《青春》《当代小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香港文汇》巜羊城晚报》《小小说月刊》巜北京日报》《南京日报》《西安日报》《洛阳日报》及中央直属《紫光阁》《中华魂》等国内外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三百余万字……</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