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不急功近利，做孙中山研究要坐得住“冷板凳”。</b></p> <p class="ql-block"> 木心先生在他的诗作《从前慢》里写道：“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它概括了当代人普遍的感受，即对于快节奏下慢生活的向往。其实对于时下学术界的快餐现象，老学者都持否定态度。</p> <p class="ql-block">谢俊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p> <p class="ql-block">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谢俊美教授这样说：“学问不是马上能够做出来的，像我写一本书一般要十年之久。有时，一个学者的一篇文章里的一个观点就能影响整个社会”。象《东亚世界与近代中国》这本书，是谢老师在研究日本的基础上慢慢开始并扩大而成的，光写就花了19年，等出版又等了3年，可谓漫长的工作和持久的等待。他讲他的导师陈旭麓先生的《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论‘中体西用’》等文章，都是思考了20几年才写出来的。他针对当前做学术急功近利的现象分析道，“做学术应该从喧嚣回归到冷静，这个要特别从大中学生抓起，高校是关键。如今的大学生底子较差，缺乏理想。大学的老师一上完课又要赶班车回家，因为自己的家庭孩子也需要照顾，留校的辅导员又都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大学生晚上复习温书能找谁去辅导呢？”</p> <p class="ql-block">冯尔康</p> <p class="ql-block"> 在这里，谢教授还提到了一个令人感动的细节，他说，“我很怀念当年在南开读书时的辅导员冯尔康，就是写《雍正大传》的那位，他那时研究生刚刚毕业去做郑天挺的小助手，做了很多年，晚上深入学生宿舍辅导我们，当时的情景到现在还历历在目，令我终生难忘。他现在爆发力很强，写了很多有影响力的著作，很了不起。所以做学问是要十年或是更长的时间，而不是一时两时的。”在采访中，谢老师还以《从“相见恨晚”到“两情分手”——黄兴与孙中山关系述论》这篇文章给我们谈了孙中山和黄兴的关系问题，为什么要用“相见恨晚”和“两情分手”这两个词。特别阐述了用“两情分手”而不是“分道扬镳”的原因，说明了孙中山和黄兴两人的“道”还是共同的。他说自己对孙黄两人的关系做这种表述，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定下来的。最后他做总结：“我一直还是这样认为，古今成大学问者，莫不‘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在寂寞、孤独和诱惑前坚守，舍此，没有捷径。”</p> <p class="ql-block">熊月之（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近代史所所长）</p> <p class="ql-block"> 采访上海社科院的熊月之老师时，他的一句“我们要理解‘慢’的道理”的一番话耐人寻味。他说，“我常常想，我们过去知识分子的作用移到今天来到底是否合理，作为帝王师，传统士大夫是很重要的，他们在国家整个政治格局乃至整个社会格局当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巨大的，然而今天的历史学地位远没有那么大。如果说以往的历史学是百业中的一业，今天的历史学不过是一万种工作中的一种。以前世界上没有人制造电视机，也没有人制造手机，现在造电视机和手机的人远远比搞历史学的人多了，分工也越来越细，历史学在当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但它的作用是陶冶人的情操，增强人对社会的理解，它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所以我说‘无用之用，乃为大用’，我从来都不认为历史学会直接起到很大的作用，你去研究孙中山，能马上对这个社会起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吗？如果说有作用，也只能起一个慢的作用，但这个‘慢的作用’却是一个文明的基础所在”。所以历史研究者不仅是文明的坚守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p> <p class="ql-block">汤志钧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在上海采访以研究今文经学的产生、发展、变化为学术追求的汤志钧老先生时，他针对这一现象谈了自己的看法，“在浮躁学风的影响下，有的原来研究经学的人耐不住寂寞、坐不住‘冷板凳’，转而去炮制‘趋时之作’，如为了吸引眼球去拔高袁世凯，进而丑化、矮化孙中山，以历史虚无主义为噱头，这就很可惜。还有一些历史研究者没有耐心去研读经书，而是主观上形成一个想法，再从经书中找材料，这看似讨巧，实则有害。出现这些现象，根源在于缺乏持之以恒的精神。持之以恒是个‘慢活’，也是个‘力气活’，要求我们坐得住‘冷板凳’”。</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