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4-山地

鲁-盧

　　这是1951年新中国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的官印，朱红色的方印端庄大气，时隔72年仍不失其威严，还有一种让人安心、守信的气质。

　　在经历了清朝、民国以后，又一次改朝换代。新政府认可了祖上传下来的家业，这对于山村里的一个小康之家来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这是一张乾隆57年（1792年）的地契，另一张是乾隆56年（1791），距今232年。这是我家最早文字记载的财产，经过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民国等朝代，到发证的1951年是160年的积累。

　　地契中白线圈内是椭圆形红章及签注，其它地契上也有相同印章，这是一枚“驗訖”专用章，由“章邱縣第九區橫河鄉土地**辦事處”签印，经查证这是在1951年底发放土地证之前（1950~1951）的一次核验，是土地改革的重要环节，现在称为“确权”。

　　地契中的方印“章邱县印”，应该是民国时期的“确权”章，与新契纸对应。我不识篆刻，特请专业人士辨识，特此感谢。

　　民国政府也对土地进行确权，从民国2年8月1日开始颁发“新契纸”。这是民国3年（1914）的“新契纸”，对乾隆56年的地契重新核验注册，并附具体办法及缴费标准。

　　考证过程中，直到看到这个文件，才弄明白“第九区”是民国时期的叫法，这种数字序号称呼一直延续到1955年。另外，国家机关方形印章改为圆形也是1955年。

红印中的“章邱”与现在的章丘，这个“阝”原以为是简繁字之别，在这次查询考证中得知是“尊孔讳丘”的结果，清雍正三年开始，与“丘”相关的姓氏、地名均改为“邱”。从六十年代开始“邱”“丘”共存，直到1992年国家批准章丘撤县设市，所有单位名称的公章、信纸、号牌等统一定为章丘，恢复了千年古县的原始名字。

　　这是2009年拍摄的全景照片。14年前的景象中一眼望去还是石堰上的砖瓦房，倒塌的房子没现在多，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彩钢瓦，彩钢瓦给人一种临时用房不是长久之计的感觉。

老房子已经坍塌多年，只有东立面基本形状和南面大门还在。根据1951年房地产证中“村中路北-草房-十七间-磨两盘”的记载，依据九十年代房产证上的尺寸，画一张祖宅平面布置图，保留当年农村生活的记忆。
　　这是一座传统建筑的四合院，基本特征是东西南北四面主房的四门八窗相对；其次是主房的高低搭配，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根据地形朝向设计的四角配房，有“西南大门东南圈，西北主房不用看”的说法和讲究。
　　西北角小北屋的地面高房顶也高，用于储粮、储物，平时里面没人很神秘。墙橱子里有肉馅和红糖，小时候偷吃一口肉馅，齁咸齁咸的；瓶子里的红糖干巴成一块，弄一点下来太费劲。屋里存放的乐器和小工具印象深刻，浑身都是铆钉的板鼓，还有这个手动木工钻。那时候家里的用具基本都有，不用借别人家的，这也是小康之家的一种风格。

　　这是一个小康之家，二十七亩山坡地，八口人三个整劳力，两个辅助劳力，大小农具齐备，有大牲畜（牛、驴）。房产证上记载的石磨两盘，一盘是干磨，把小麦、玉米、地瓜干等磨成面粉，地瓜干在上磨前要用大门外的碾子碾碎。湿磨把浸泡过的小米、玉米磨成糊状，用来摊煎饼，农忙时要管十来口人吃煎饼，有时还要磨豆腐，湿磨比干磨利用率高。

　　山村的土地遍布在山坡山沟里。在山沟底部的好地叫洼子地，在山坡山岭上的孬地叫垙子地。土地证上的几个地名如下：

　　孤山，金牛山所在的孤山周围集中了村里大部分的好地，东崖西崖上的垙子地，或还林或荒废，用于种庄稼的不多了。

　　毛姑山，这是空中照片（-90°h500m），离村庄最远的地方之一，3.5km的山路最少需要一个小时，是山村东北部地界。

　　马庄子（马家庄），是山村北部地界，八十年代在这里建了新村。

　　三峪，包括大峪、二峪、三峪。

　　杨家峪，处于三峪和毛姑山之间。其它还有吴家峪、王家沟等地。

洼子地

垙子地（上）洼子地（下）

　　同样是这块土地，同样是这些人，不同年代的生活水准却是天壤之别。祖宅平面图中东屋有一块功能区，其功能变化就是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

1951~1957土改后至入社前这一阶段，土地还是私有制，农民仍然为自家劳作，农村生活一如既往地安稳平静。作为主要生产力的大黑驴就饲养在东屋北间，有人在土炕上睡觉，夜里要起来加草料。

1958~1961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阶段，新中国历史上最悲催的阶段，能活下来就是生活的全部，顾不上也不允许做别的营生，“功能区”处于闲置状态。

　　1962~1966文革前阶段，在“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下，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允许多种经营。这阶段的“功能区”是鞭炮作坊，农闲时的家庭副业。

1967~1976文革阶段，在学语录、割资本主义尾巴中，不可能有家庭副业，“功能区”先是闲置，后来随着人口增加，就“以人为本”了。

　　种谷子是村里的特色农业，比其它作物耐旱，产品好卖。看到一小块麦子地还感觉很特别。

　　剜苗是种谷子最费功夫的活之一。虽然只有半年职业农民的经历，除耕地、播种等一些有点技术含量的活以外，其它活都干过。

　　竖沟桥，实际是一个土坝，底部有一个小涵洞。这是1975年村里的大工程，我曾经在这里推过土。

驴驮（2009）

推车子（网络图片）

那时候山村的农活分为地里地外两部分，地里部分就是耕种、除草、拾掇地；地外部分主要是运输，把土运进来，把土肥运出去，把庄稼运进来。运输方式有三种，人挑、驴驮、小车推。村里还有一辆（挂）马车，负责运煤进来，运粮（交公粮）出去。

　　村里的土地过去是以种地瓜、玉米、小麦、棉花等作物为主，其中种地瓜的工作量最大。第一步是育苗（上），第二步是栽种（下），估计这是村里唯一的“地瓜池子”和“地瓜地”都让我找到拍照了。现在很少有人种地瓜，想找地瓜面回忆一下“黑桃A”都不好找。

　　从湾里挑水上山栽地瓜。池里的水打不上来就下去刮水，用尽最后一滴。

　　收地瓜三部曲：刨（zhua）、切、晾晒。这些场面见不到了，这是在网上搜的图片。图中手摇式切地瓜刀是后来的先进工具，早先我们用的在凳子上的那种地瓜刀搜不到，在抖音里有视频不清晰，截图没法用。

　　自己动手画一个吧，这样表达的清楚。带腿的安放方便，不带腿的携带方便，找两块石头支起来就干活。
　　每年在秋种结束之后收地瓜，按节气在霜降前后。前一天把地瓜秧清理完，第二天从早上开始刨地瓜，直到下午才能分到各家各户。把地瓜运到适合晾晒的地方后开始切地瓜干，边切边凉，直到晚上挑灯夜战，干完活再回家。遇到连续阴雨天麻烦就大了，容易造成发霉腐烂，这叫“丰产不丰收”，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烂在了地里。

　　说到地瓜干，我就想起了1971年的“913”事件。这一年10月的某天在晒地瓜干的时候，我们家那位党员告诉我的。按中央部署，按级别逐步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我之所以至今没忘记这个情节，与“5.71工程纪要”中的国富民穷论有关系，那时候都在批判。回头看看这段历史，林彪元帅的“国富民穷”只说对了一半，事实上民穷国也不富。
　　从大跃进时期开始就一直在折腾，得到的第一个恶果就是1959~1961年的三年饥荒，相关资料随手可查，至于饿死多少人也不必去争竞，这张人口出生数柱状图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当年的状况。

　　在“亩产万斤”的口号中，一个村（卢孟井黑大村）上交80多万斤粮食，电视剧《老农民》中浮夸风的情景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

这个时期的我不记事，听大人们讲吃食堂的经历，我一个人吃了几个人的细粮，每天4个馍馍，每顿饭一个外加吃零食一个，两三岁的小孩饿了就哭，不含粮食的东西吃不下去。吃不饱就得想办法，从食堂领回生面馒头剂子回家自己做饭，这样就能往里边掺东西，凡是能咽下去的东西都要吃，糠、野菜、树叶、树皮等吃光了，再吃玉米芯（棒槌瓤子），这东西充饥，但是容易造成肠梗阻拉不出来。爷爷学会了种瓜种菜，甜瓜、茄子都可以充饥，吃个水饱也比喝水好。靠喝水充饥者得水肿病，进营养食堂后熬不过去的就“因病去世”，病死而不是饿死。
　　大人们以骨瘦如柴的身体护佑着自己的孩子们。最难能可贵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中断小孩上学。大哥是章丘十一中第一届初中生，二哥在上小学，1964年初小（四年级）毕业时，初、高（六年级）两个班共35名学生，这是三个村（卢孟井）的学生，可见当时的入学率之低。后来我二哥是章丘十一中第一届高中生（70级），我和三哥分别是七二、七三级。
　　1962年以后生活逐步好转，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也就处于能吃饱的水平，遇到灾年吃返销粮，困难户吃救济粮。我上高中时每周背着黑桃A（地瓜面窝窝头），这是每一个南部山区同学忘不掉的记忆。

　　这是我家的场院（2009拍摄），半亩地的面积种瓜果蔬菜，二十几个品种，度过饥荒后一直种菜，持续到七十年代末。场院的下半部分是一个未完工程，七十年代初，大人们在考虑我们兄弟四人的住房问题，准备在这里再建两套住房，做到每人一套。石堰垒了两米多高，看着我们有离开农村的志向和希望，工程终止。

老家变得漂亮了。

　　当年拍这张照片时，到处还都干巴巴的。在今年的拍摄中，感受到了自然环境的改善。

窝（毛姑山）

毯（围子岭）

柴（毛姑山）

草窝机场（长尾巴岭）

荆棵（竖沟桥南）

荆花（孤山2018.7.6-（5.23））

　　每当拍摄这些镜头的时候我就在想，小时候靠拿蝎子换钱买铅笔本子，那时候你们要是长成这样，我割草拾柴火就不费劲了。草木若有感知：只要你们不折腾，我会长得更好！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做到“勤劳诚信，爱国守法”足矣，还折腾他们干啥。

这就是我的老家
这就是我成长的家庭环境
今天是农历五月二十三，以此篇回忆感恩纪念。
用一首崔京浩版的《父亲》表达此时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