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敬爱的母亲——一位新中国农村女性的典范

杨德伦

追忆我敬爱的母亲—— 一位新中国农村女性的典范 杨德伦 母亲离去已过“百日”。然而，心中的思念之情却愈加强烈。每日回想起来，总禁不住泪淌满脸。怹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妇女，也是一位新中国农村女性的典范。 （一）为了大家庭长年操劳却从无怨言 那是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年，外公因格外喜欢当村河儿东杨家那位小伙儿的正直、勤劳，就主动托人跟祖父母说亲，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这位小伙儿。怹们便是我的生身父母。过门那年，母亲17岁，父亲24岁。 这是个有着10多口人的大家庭，虽然很贫穷，但比起外公家似乎还强一点儿。祖父母虽已休闲在家却依然掌家，膝下共有6个子女。我的父亲行二，是家庭的“生产队长”；上有一位已婚的哥哥，常年献艺行医在外；下有1个妹妹和3个弟弟，最小的弟弟才3岁。 母亲从一过门儿，就像机器人一样日以继夜地忙碌，简直忙得脚不着地。在那缺吃少喝的年代，仅是操持一家人的每日三餐（冬春多为两餐），便是头等的难事。为此，每天天刚亮，母亲和伯母就做好了两泡豆腐——由父亲挑到街上叫卖；换回黄豆或黑豆，改日再做成豆腐去卖。循环往复，自家只为落些豆渣，凑着维持生计。白天呢，要么是跟着男人一块下地，抗旱播种，间苗除草，收割打场……什么活儿都干；要么是挎着大篮子四处采集能吃的野菜。至于家中浆浆洗洗、缝缝补补的事，只能放到晚上一切收拾停当之后。 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18年后——姑姑早已远嫁他村，四叔也已过继外村故亲，家中实有人数依然增至17口——上有祖父母，中有父辈婶娘，下有我们一排孙辈的小巴当儿——这个大家庭才在祖父母和大伯的主持下，不得不分成多个单起锅灶的小家。这一年，我7岁，妹妹4岁。为拉帮还未成家的小叔，我父母又答应与小叔合伙过活了多年。 20多年八九千天，每日为难着窄，而且生活压力和劳动强度只增不减。加之生活中遭遇的让人难以想象的磨难，所以从我记事起，30多岁的母亲就患上了头疼病，而且日益严重——每月要疼两次，一疼就卧炕三五天；其间滴水粒米不进，呕吐不止，像是把绿色的胆汁都吐了出来。可头疼刚好点儿，母亲就挣扎着爬起来，照旧忙里忙外，忙个不停。父亲虽然心疼却没有办法。直到我入校代课有了一点儿贴补，才带着母亲求医问药，逐渐医好母亲的头疼病。 如此长年累月地为大家庭操劳，恐怕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但我的母亲做到了。不仅如此，她从不抱怨，更不攀比，总是心甘情愿地去做，总认为自己就应该这样做。母亲幼时没有进过学堂，只是婚后参加过一段开国领袖号召发起的农村妇女扫盲活动，因而自然讲不出“一家之计在于和，一生之计在于勤”之类的话语。她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嫁到杨家就是杨家人。家里家外的活儿，我不能都靠给男人”。 （二）为把儿女拉扯起来情愿豁出自己 周围人大都知道，我的父母共育有我们3个子女，我为长子。可鲜有人知，我的母亲先后共生养了9个孩子，单是在婚后的前10年，即在我的前面，就连续夭折了5个婴儿——有的三五个月，有的八九个月，有的都能可地跑了。 在那吃糠咽菜、缺医少药的岁月，看着炕上躺着的病情日益严重的亲骨肉，母亲满目垂泪，眼睁睁地没有任何法子；炕上的孩儿，睁着眼睛不停地追望着忙进忙出的母亲，多么渴望妈妈能上炕抱抱自己，哪怕只抱一会儿也好。可母亲一天到晚，总有干不完的活计，总难满足孩子这丁点儿的渴求…… 父亲每次抹着大把的泪水，把没了气息的孩儿包裹起来，准备抱出时，母亲都会拼命地抢夺、哭喊，直到哭得昏天黑地、死去活来。在此后的很多天里，母亲的嗓子肿得说不出话，吃不下东西；她只是终日淌着泪水默默地忙活着，身体更加憔悴。 父母多舛的境遇终于有了转机。自把我立住之后，又依次保住了我的妹妹和小弟。在那些年月里，母亲无时不提心吊胆的。夜里，湿窝儿倒干窝儿，没有干窝儿就用肚皮儿托；白天呢，“嘴含着怕化了，头顶着怕吓着”。我们一旦有点儿头痛脑热的，母亲就吓得腿肚朝前，魂飞魄散。 我们随着一天天长结实了，能站立了，能蹒跚学步了，能跑里跑外了，就常缠着母亲吵着要吃的。那时的母亲，哪怕是一小把儿炒黑豆、几颗花生角儿也拿不出。每逢这时，母亲就蹲在我和妹妹的面前，仰起脸颊，紧闭着双眼，说：“妈妈不好。你们就吃我吧。”……其实，母亲比我们还要饿。因为每顿饭，父母把碗里稀米汤中仅有的米粒儿，野菜汤中少见的几个褐色小碎疙瘩儿，都留给了我们。 现在每每想起父母那些年经受的磨难，都心似刀绞。换作旁人，真不知能否挺过来。然而，我的母亲从未放弃养育并把儿女拉扯起来的决心和信心。因为怹知道：养育并拉扯儿女是自身的责任和权力，是当母亲的最大的幸福和自豪，是家庭未来的财富和希望；自己不能放弃这份责任和权力，不能放弃对幸福和希望的追求。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