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秋中的曾国藩—刘汉俊

天高云淡

　　“大叶下如雨，西风吹我衣。天地气一肃，回头万事非。”

这是道光二十四年，即公元1844年，充任清朝翰林院教习庶吉士的曾国藩写下的诗句，诗名《秋怀》。那时的曾国藩，满心的秋风秋雨，惆怅长天，踯躅沧溟，望断南飞雁。

曾国藩于公元1811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于公元1872年3月12日在南京病逝，时复任两江总督。巨眸闭合之间，是一段历史的风云际会。

作为政治人物，曾国藩是贯通于道光、咸丰、同治三个朝代的晚清社会的“第一名臣”，以“立功”“立德”“立言”昭著于世。他是维护晚清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臣，烙印铣削不掉。作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主要力量，杀人如麻尸山血海，满手腥秽洗刷不掉。在中国社会告别腐朽、黑暗、落后的旧专制，既接触西方文化、走向近代文明又维护中华文化正统，既师夷制夷、抵御外侮又反对引进天主神教神权、推翻中国固有道德传统的重要关头，曾国藩发挥了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文化人物，曾国藩提笔安天下、上马定乾坤，能文能武，功因事立，文以武彰，被文人仕子尊崇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曾国藩与左宗棠、李鸿章同为晚清中兴名臣、洋务重臣、封疆大吏，都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曾国藩与左宗棠是同乡，年长一岁，二人常有意见相左，但对左宗棠有提携之恩；曾国藩对李鸿章厚爱有加，有相互借重也有重大分歧，但对李鸿章有师生之谊。三人同力，加上胡林翼，被誉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看晚清历史，绕不开曾、左、李。研读晚清文人，离不开曾、左、李。曾国藩是一段历史的标记，也是一个文化的标杆。

　　作为岳麓书院的学人弟子，曾国藩继承了以儒学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师崇程朱理学，倡导湖湘文化，又身体力行“师夷长技以制夷”，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建中国第一个兵工厂、印第一批外版书籍、派第一批留学生出国，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先躯。他的身上，附着了厚重的封建礼教色彩和传统道德观念，他的政治主张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他的文化取向有着鲜明的政治指向，是一位集传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之大成的代表人物。看曾国藩，不能忌言他的文化色彩和文化建树。

　　曾国藩出身于寻常的耕读之家。从圣人曾参排下来，他是第70代，残香余火，不甚旺盛。这意味着曾国藩的起点并不高，但血脉里有遗风可袭、余香犹在。曾国藩24岁到京师会试，一试不中，再试又爽，28岁才及第。履职翰林院，位卑言轻，谨小慎微，官运远未腾达，生活上尚有窘迫和局促，常常不得不央人到扬州去买廉价书。拮据与艰难，落寞与飘零，飘散在他的诗境中，不是怀秋忡忡便是秋意浓浓，借秋比心，悲秋自悯。进京七年之后想回家看看，但囊中羞涩，且担心人走茶凉、丢了饭碗，“抽得闲身鹤不如，高秋酒熟鞠黄初。便驱天驷识途马，归钓江乡缩项鱼”“好栽修竹一千亩，更抵人间万户侯”，既有思乡归田之意，更是悲秋叹人生，隐喻自己的失落与凄凉。

落寞并不寂寞。栽竹不成的曾国藩遍览史书，学识精进，与名学硕儒、文人士子为友，拜理学大家倭仁、唐鉴为师，受益终身；还结交了不少皇亲国戚、重臣显贵，为日后的建功立业和逢凶化吉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和支持系统。

　　公元1852年，曾国藩官拜兵部左侍郎，算是事业告成了。不久，他外放江西任乡试正考官。不料在赴任途中接到丧母的噩耗，赶紧掉转马头回家守制。这也让好不容易爬到一个高处的曾国藩滑落回来，就地转了一个圈。走长江、入洞庭，千里奔丧之路颠沛流离、出惊入险，让他威风丧尽、斯文扫地。威风也好，斯文也罢，都是需要背景衬托的，一旦少了权杖的支撑和风雅的附庸，谁都不过是一介江湖浪子或凡尘俗人。但从庙堂到江湖的位置转换，让感受过“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曾国藩既忧其君、且忧其民，有了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

　　求学求官，从文从武，注定曾国藩一辈子都要趴在悬梯上，上上下下疲惫不堪。只有在荷叶塘为母亲守制的日子，是他一生中片刻的宁静。虽然哀肠百转，但这位曾氏家族的光彩人在给全家带来荣耀的同时，在天地万物亲情之间找到了身心的憩园。远离官场竞斗和繁文缛节，摈弃市声嘈杂和往来应酬，亦无案牍之劳形。儿时玩耍的场景，读书时的记忆，亲伦的缠绕，辣呵呵的湘菜，热乎乎的乡情，乡野村舍里的腐儒学究，倾慕已久的圣贤遗作，都让他经脉松弛，神游八极。人生需要适时的充电。

但是，一朝为臣，便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散淡之情、平静之心，曾国藩笃定成不了闲云野鹤。回乡不久，揭竿于中国西南部阡陌之间的农民起义，如狂飙烈焰席卷到湖南，清廷地方政权败势如摧枯拉朽，不堪一击。曾国藩尽管孝义在身，但在朝廷的敦促和众人的苦谏下，不得不移忠作孝，墨绖出山，与太平军作起战来。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曾国藩办起了团练。这本是一群只会薅草插秧拖竹排的乌合之众，但在曾国藩的调教训练下，迅速形成原发性战斗力，蛮力勇猛，锐力逼人，不逊于正规部队的精锐之师，让清廷的绿营旗兵等官军相形见绌。让人吃惊的是，从曾国藩以下绝大部分军官竟是一帮读经吟诗、连刀都没摸过的文人书生。但正是文人以柔克刚的韧性、以谋制勇的韬略，铸就其锐气与胆识。从团练初办之日起，曾国藩的政治前途和身家性命就与湖湘子弟、湘军乡勇命运相连，荣损与共。当团练壮大成湘军，从犬牙交错的急流险滩中拼杀出来，控制了长江沿线，很快被朝廷视为救命的刀把子，挥杀冲刺，不惜锋卷刃折。曾国藩本应轻装上阵策马挥戈，但是官场上的昏溃、贪婪、腐败、无能、虚伪、嫉妒、掣肘、陷害，使得“不忮不求”的他不得不两面作战，疲于应付内耗，练兵习武和统兵打仗的精力十不及一。正是在这种砥励中，他坚韧不拔，意志如磐，有一股咬定青松不放松的精神。每遇困厄屈辱、劣势惨境，每遇损兵折将甚至牺牲了亲人、爱将，曾国藩总是咬牙励志：“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声声见泣见恨，字字斩钉截铁。

　　他具有极其复杂的多面、多层性格，具有多重价值标准和价值评价系统。用人善从其优，顺我者以长补短、以功掩过，逆我者用其所长、以过克功。对忠勇壮士，他烈马佩金鞍，宝刀赠英雄。对儒道贤达，他以奇文共赏，珍品相送；对爱财之徒，他散尽千金，慷慨大方。他治军练兵，力奉封建礼教思想，以“忠义血性”育人，训练出一支能吃苦不怕死的湘军。他整饬吏治，奖掖忠勇，为晚清中兴团结了一批德才之人。正是曾国藩身上的这些闪光点，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形成了一套道德规范，局部地、暂时地、浅层次地制止了晚清颓废风气的急剧恶化。晚清中兴大业，曾国藩功不可没。

曾国藩终生手不释卷，枕书而眠，留下1500万字的文字，尤以散文创作成就著称，写了300多首五言七言诗。他的文人学者情结甚重，终身追求炉火纯青的千古美文和流芳百世的道德文章。他给家人写了1400多封家书，坚持记日记达200多万字，著多篇经典范文，可谓字字珠矶，直到临终的前一天才搁笔。他还编篡了《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书籍。他对书法、绘画、诗文、收藏等多方面有精深的造诣和见地，其书论、画论、文论、书评等精当深刻，为后世效摹。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的这些咬文嚼字多在风声鹤唳的危局中、四面楚歌的军营中、颠沛流离的车轿里、危机四伏的城墙边、军旗猎猎的战船上完成的，多在夜深人静时、灯火斓珊处进行的。阵地的坚守、疆土的扩展与精神的爬高，都耗人心智、苦人筋骨，一点点地熬干他心灯的油。

　　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初战即败，再战又败，狼狈不堪，两次跳江亡命。即使是在战绩辉煌之时，粮草、军饷、辎重、奖赏，仍事事时时牵制他，随时都会因触及地方官僚的利益和败露一些人的劣迹而举步维艰、前功尽弃。朝廷的猜疑和责难，满蒙皇亲势力的恐惧和排汉，使他身边线人密布，暗哨林立。危楼既倒，一木难支，心力交瘁的曾国藩时常感到自己是戴着镣铐跳舞。封建体制的弊端丛生，帝国王朝的行将坍塌，外忧内患，民不聊生，祸害四伏，国势走向衰微的末端，常有暴风骤雨起于青萍之末。

无论位居两江总督，还是官至直隶总督，曾国藩忠贤性情不改、品质矢志不移。对朝廷，他肝胆涂地忠昭日月；对朋友，他诚实守信义薄云天；对家人，他老老幼幼孝感阴阳。论文，他才高八斗满腹经纶；论武，他挥兵点将纵横捭阖。做人，他力奉圣贤；做事，他克勤克俭。论谋略，他能掐善断，胸藏万千丘壑；论相人识才，他驭人有术，不拘一格广纳群贤，善听谏言忠告，身边谋士密友如云。

　　曾国藩终生手不释卷，枕书而眠，留下1500万字的文字，尤以散文创作成就著称，写了300多首五言七言诗。他的文人学者情结甚重，终身追求炉火纯青的千古美文和流芳百世的道德文章。他给家人写了1400多封家书，坚持记日记达200多万字，著多篇经典范文，可谓字字珠矶，直到临终的前一天才搁笔。他还编篡了《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书籍。他对书法、绘画、诗文、收藏等多方面有精深的造诣和见地，其书论、画论、文论、书评等精当深刻，为后世效摹。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的这些咬文嚼字多在风声鹤唳的危局中、四面楚歌的军营中、颠沛流离的车轿里、危机四伏的城墙边、军旗猎猎的战船上完成的，多在夜深人静时、灯火斓珊处进行的。阵地的坚守、疆土的扩展与精神的爬高，都耗人心智、苦人筋骨，一点点地熬干他心灯的油。

　　天津，是曾国藩人生的滑铁卢。从这里，曾国藩步入了人生的秋天。

走完这一段路，一顶帽子“卖国贼”的帽扣在头顶，海内声讨一片，他为京师湖南长郡会馆题写的匾额被愤怒的国子监学子们砸烂。一代名臣，落得如此落寞、如此凄凉的晚景，虽属个人宦海沉浮、声望起落，却也是一个朝代的投影、历史的必然。

处理“天津教案”不久，曾国藩又奉旨回到两江总督的位置。不知是圣意还是天意使然，曾国藩人生的坐标，又一次回落长江，再现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晚景。

不过，这轮黯淡失色的长河落日，仍然发出了最后一缕回光——公元1872年2月，也就是病逝的前一个月，他领衔上奏朝廷获准，与李鸿章、丁日昌等人一道，把包括詹天佑等在内的第一批40名中国幼童，派往美国留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海外派遣公费留学生，这项前所未有、功在后世的创举把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推进了一大步。几天之后，曾国藩却腿脚发麻，一步也挪不开了。

公元1872年3月12日，一代中国传统文人的代表、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病逝南京寓中，终年62岁。他沉重而劳累的一生，终于谢幕了。大江浩荡，巨浪淘沙，淹没了在长江上厮杀驰骋了半辈子的一代骁雄。

　　展开历史的画卷，定格曾国藩的一生，他既是中华传统文化酿造的精英，也是封建腐朽文化孵出的恶果。他成帝王之业，修自己之德，既有忠君爱民之心，也有成全一己之德的宅心；有诚实守信的一面，也有虚伪奸诈的一面；既有扼断江河占山为王的赳赳霸气、匪气和豪气，也有文人腐儒特有的怯懦、自卑和心虚；他既可以把道德文章做得冠冕堂皇让人心悦诚服地奉为圭臬，又可以翻覆云雨杀人不眨眼。历史的局限、时代的局限、社会的局限，成为曾国藩逾越不了的红线，框就了他的人生形象。

“芒鞋镇日踏春还，残腊将更却等闲”，这是曾国藩写的思乡诗，季节恰似深秋。

晚清置身晚秋，暮年又逢幕秋，曾国藩等不到自己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