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丹心似冰清

雩·寧

深深怀念我们的父亲谢明将军

　　我们的父亲谢明一生都是一名军人，他1915年7月5日出生在江西省于都县桥头乡中石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5年4月21日因病在京逝世。

父亲从军56载，戎马倥偬，他翻过雪山，走过草地，战伤致残；他歼日寇、打老蒋、抗美帝，战功赫赫；他无私无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我军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在战友和同事们的眼中，他是军政兼修、文武双全的儒雅将军；在我们的记忆中，他少言而认真，和蔼而坚韧，既是一位慈父也是一位严父。在父亲的个人回忆录中，他引古人“石可破，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不可夺其赤；士可杀，不可夺其志”之警言为座右铭，以昭示我们及后人，一生都要坚定不移地追随中国共产党，都要身体力行地追求共产主义这个宏伟目标。对此我们确确实实的感受到，父亲就像一棵傲然屹立的苍松，伟岸而挺拔，给后人以信念，给家庭以安宁；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强烈的感召、鼓舞和鞭策着我们的人生。在父亲诞辰108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将他革命生涯中的几个片段整理成故事，以寄托我们对父亲的怀念与敬仰。

少年励志 投身革命

　　我们的老家江西省于都县位于赣南山区，那里丘陵起伏，土地肥沃，清澈的贡水（著名的于都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第一渡）贯流全境，是一个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好地方；于都县钨、铅、锌、碳石、稀土等矿产资源储量丰富，是赣南重要的矿产品生产基地，被前苏联专家誉为“东方乌拉尔”，两千多年前曾是楚国贵公子的封地。但在民国初期，这里却民不聊生，广大贫苦农民无不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线上。那时我们家乡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农民头上三把刀，租重税恶利钱高；剥掉皮来又刮肉，骨头难熬几两膏。那时我们的祖父租种着三亩薄田，打下的粮食交租后根本不够一家四口人糊口，还要外出打零工以聊补家用。由于劳累过度，在父亲3岁那年祖父就去世了。祖父去世后，祖母带着父亲和姑妈生活，因实在无以为生，祖母将姑妈送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从此，年幼的父亲早早地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他先在一家裁缝铺里帮人家劈柴、做饭、洗碗、抱孩子，又到一座小砖窑做苦力。祖母改嫁后，年幼的父亲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儿。听父亲说，那时他的唯一喜好就是到村口听大人们谈古论今，让他记忆深刻的是宋代江西总管钱卓、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于都县领兵抗金、抗元的故事。在父亲的心目中，钱卓、文天祥就是抵抗外侮、拯救民众于水火的大英雄。从那时起，父亲就立志做一个钱卓、文天祥式的人。

1926年到1929年，朱学玖等一批共产党人先后把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理论带回了家乡，他们在于都县建立了党的组织，提出了“打到土豪劣绅”和“抗税”、“抗捐”的口号，在于都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因受“4.12”反革命政变、南昌起义等重大事件的影响，于都县的革命形势虽几经起伏，但最终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从那时起，革命的火种根植在年少的父亲心中，大革命的洪流唤醒了父亲心中的英雄梦。1929年初，父亲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先锋队，担任中石村少先队队长，其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监视敌人，有时也配合赤卫队参加战斗，同时还参加了农会肃反委员会的工作。1929年秋天，工农红军在赣南、闽西的作战中接连取得重大胜利，开创了新的根据地，建立了工农政权。随着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和革命力量的日益壮大，父亲也在斗争中从一名少先队员成长为赣南红军第25纵队的一名红军战士。他在回忆录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这是我对革命最初的认识。后来我发现，党、团员们在开会的时候经常提到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当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词我虽然不理解，但是他们倡导的‘让天下劳苦大众都能过上有饭吃、有衣穿的好日子’则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的憧憬从‘打土豪、闹翻身、求解放’向着更遥远的未来伸展开去。从那时起，我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

1930年初，未满15周岁的父亲提出了加入党组织的申请，由于年龄太小，父亲先是加入了少年共产国际（简称少共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团的组织和党的组织一样，都是秘密的，对团员的要求也非常高，要求团员必须同时承认少共国际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少共国际是列宁领导的国际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少共国际组织成员，接受少共国际的领导，其成员表现突出者可直接转为共产党员。当年，在写有“CP（共产党）和CY（共青团）”的两面红旗下，父亲举拳发出了铮铮誓言：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遵守纪律，严守秘密，永不叛党！父亲在回忆录中说：“入团誓词虽然只有五句话二十个字，但它重如千钧，我宣读了入团誓词就意味着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了党。”入团后不久，组织上派父亲回到家乡于都县桥头区担任共青团儿童局书记。从那时起到1933年6月，父亲一直从事共青团工作，先后担任过共青团于都县曲洋、古龙岗、丰迳等区的区委书记和少共胜利县（包括于都县、兴国县、宁都县各一部分地区）委巡视员，1932年经时任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介绍转为中共党员。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中华苏维埃领导下的共青团工作是十分活跃的，比如组织少先队、儿童团为红军和工农革命政府传递信件和情报，战时完成给红军和赤卫队送水送饭抢运伤员以及协同作战等任务；宣传动员青年农民参加红军，组织少先队站岗放哨、巡逻和查路条；领导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的组织建设等工作。组织开展“向红五月冲锋”、“青年突击周”、“义务星期六”、“扩大红军冲锋月”等突击性活动和竞赛活动。那时无论做什么工作，父亲总是满怀激情、干劲充沛且成绩卓著。在“扩大红军冲锋月”活动中，父亲领导着当地的共青团组织一方面号召青年参加红军，一方面组织宣传队，向青年的家长宣传扩大红军的意义，仅1932年9月，就组织动员了60多名团员、青年参加了工农红军。

踊跃扩红 再裹征衣

　　1933春天，国民党反动派陈兵百万向我中央苏区和工农红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数十万敌军囤积在中央苏区周边，形势十分严峻。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动员起来，保卫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队伍，捍卫胜利果实”的战斗号召。从湘赣边到闽浙赣，从赣粤边到中央区域腹地各县的根据地人民掀起了“扩红”运动高潮，到处都是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的动人景象，不少模范少先队、赤卫军整排、整连、整营甚至整团地武装上前线。为进一步激发广大青年参军参战的革命热情，充分发挥青年在革命战争中的突击队作用，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向中央提出了建立“少共国际师”的建议，党中央于1933年5月迅速作出了《关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决定》，朱德总司令亲自动员，号召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干部以及共青团员、少先队员踊跃参军，武装上前线，以实际行动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

1933年6月，接到创建“少共国际师”的通知后，在少共胜利县委担任巡视员的父亲根据党的指示，立即组织召开了全县共青团和少先队积极分子大会，具体动员部署了组建“少共国际师”、参军上前线工作。曾经有过在主力红军作战经历的父亲率先报了名，并向全县少共干部发出倡议，要求他们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动员、组织与带领团员和少先队员参加“少共国际师”。这个倡议得到了各区、乡少共干部的积极响应，并在全县展开了竞赛，看谁行动快，看谁效果好。当时父亲随中共胜利县委组织的巡回工作组，深入到各区、乡，现身说法，发动、组织青年参加“少共国际师”。经过党团组织的教育和积极分子的宣传鼓动，竞赛活动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群众也很快发动起来了。父亲那个回忆说：“我们每到一处，都能看到父送子、妻送郎、青年踊跃当红军的感人场面。尤其是青年妇女，她们以动员自己的丈夫参加‘少共国际师’为无尚荣光，主动送郎当红军；有的青年妇女积极开展宣传发动工作，主动找青年们谈心，动员他们参加‘少共国际师’；还有的在家做了好吃的饭菜或打草鞋、做布鞋为参军青年送行。胜利县很多模范少先队整班、整排、整连以至整营的团员青年参加了‘少共国际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县共有1500余人参加了‘少共国际师’并组建成为‘少共国际师胜利团’”。那年，刚满18岁的父亲被任命为“少共国际师胜利团”政治委员。

1933年8月底，“胜利团”与来自江西、福建各县的新军集中到了江西省委和江西省军区所在地——宁都，按照工农红军总部颁发的编制、番号进行了整编。“少共国际师”编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师，下辖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三个团，父亲所在的“胜利团”在补充了部分来自其他县的战士后，编为四十五团。中央军委还从主力红军中选调了一批有经验的各级军事指挥员和政工干部加强“少共国际师”的各级领导工作，如师长陈光、吴高群、曹里怀、彭绍辉、政委肖华等同志都是从主力红军中抽调过来的。

1933年9月3日，“少共国际师”出征誓师大会在宁都隆重召开，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等与会领导对组建“少共国际师”的有功人员进行了表彰奖励，会上，父亲被授予了一枚“武装上前线”银质五星奖章。随着颁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师——少共国际师军旗，我军史上最年轻的红军队伍诞生了！

“九三”誓师大会后不久，“少共国际师”便开赴江西广昌进行紧张的战前训练。这支新军虽然刚刚穿上军装，但其中很多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入伍前在一至四次反围剿作战中都配合红军打过仗，所以这是一支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过得硬的队伍。红三军团在福建沙县歼敌一个师后，使“少共国际师”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极大改善，战士手中的武器从大刀、长矛换成了步枪、马枪，团里还装备了轻、重机枪。装备到位后，“少共国际师”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前训练，父亲所在的四十五团的二营还在在全师比武大会上勇夺冠军。

就在部队训练进入高潮时，国民党军陈兵百万，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推行重兵进攻、全面推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思想，完成了对我工农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总体部署，其中直接用于进攻我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兵力之多。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黎川，拉开了中央苏区和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战幕。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中共中央临时领导人博古（秦邦宪）等认为，这次“反围剿”斗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大决战。在军事战略上，拒绝与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斗争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试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御敌，保卫苏区的每一寸土地。当时直接掌握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指挥权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没有及时有效地组织苏区军民进行反围剿准备，而是命令以红三军团、红十九师为主组成的东方军，以红一军团、红十四师为主组成的中央军，继续在闽西北和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对国民党军实施不停顿的进攻。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持续作战而未休整和补充的情况下，即于9月下旬仓促开赴中央苏区北线迎击国民党围剿军。“少共国际师”是在黎川至闽北一线阻击国民党军，参加了拿口、公村营、镗贤、将军殿、邱家隘等战斗。其中镗贤一役打得最为激烈，父亲所在的四十五团抗击着国民党军8个兵团的猛烈进攻，整整厮杀了一整天，枪炮声、厮杀声与烟雾、火光、刺刀融为一体，吧整个阵地变成了血与火的世界，四十五团的勇士们一次次地击溃了敌人的进攻，夺去了这场战斗的胜利。在一年多的大小战斗中，“少共国际师”虽然损失过半，却也歼敌无数，打出了这支青年红军的赫赫声威。但是，由于中共中央时任领导人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几乎葬送了工农红军。掌握着指挥权的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正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反对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中“诱敌深入”进而围歼敌军的成功经验，命令红军全线出击，试图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迫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与堡垒之间，陷于被动挨打地位。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使得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战略战术，从而在国民党军重新发动的进攻中遭受到更为严重的损失。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中共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不顾敌强我弱的显示，坚持调集红军主力同国民党军“决战”。经过18天血战，工农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致使广昌失守。时任“少共国际师”师长的吴高群同志也在团村战役中英勇牺牲。7月，在敌人新的攻势面前，我工农红军有分兵六路展开全线防御作战。10月初，兴国、宁都、石城一线失陷，苏区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完全丧失，被迫实行了战略转移。

艰苦长征 浴血突围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1934年10月中旬，中央机关及中央红军8.6万人撤离苏区，向西突围，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中，父亲的工作经过了多次调整，先后担任红十五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地方科科长。当时父亲身患疟疾尚未痊愈，除了昼夜行军打仗外，主要担负着四项任务：一是沿途张贴标语、布告和散发传单，每走一处都要向当地群众宣传红军是工农群众的队伍以及党的十大纲领、土地革命的意义和抗日主张；二是每走到一处都要开展社会调查，通过访贫问苦了解地主、官僚豪绅和当地政府的财产情况，以便于向他们筹款、筹粮或没收财物；三是负责收容与处理行军途中的掉队的伤病员，对不能随队前进的重伤员要设法妥善安置和隐藏；四是大部队出发后，负责检查部队在驻扎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情况，如借用群众的东西是否归还，损坏的财务是否赔偿，驻地是否打扫干净，厕所是否掩埋等等，及时妥善处理发现的问题，避免红军在老百姓心目中留下不良影响。长征途中，部队因减员过大而进行了整编，红十五师被临时解散，父亲被调往红一军团政治部担任巡视员。1935年6月，途经黑水的芦花地区时（今四川省黑水县芦花镇），父亲带队为部队筹集粮食，遭遇少数民族武装袭击，父亲被流弹击中右臂，造成右手掌骨粉碎性折伤，虽经治疗，但终因伤势过重，且当时医疗条件极差，一直未能治愈。拖着一条重伤的右臂，父亲照常坚持行军打仗，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随中央红军先后翻越了雅克夏、昌德、达古三座雪山，坚持到了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父亲由于右臂伤口未愈，再加上翻越雪山时的冻伤而急剧恶化，被送进了四方面军总医院治疗，终因医治无效而造成了右臂终身残疾。1936年3月，父亲因右臂伤残被组织上暂时安排到共青团大金川（今四川省金川县）省委担任宣传部长。1936年10月，以红一、二、四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为标志，中国工农红军历时两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1936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占领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络的决定和《10月份作战纲领》，已经西渡黄河的红五、九、三十军组成西路军计21800人（其中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占40%左右）向甘北进发，被国民党西北军阀分割围歼。西路军两万余将士最终经过血战高台、倪家营等地，在没有援兵和供给的情况下，弹尽粮绝，全军覆没，英勇牺牲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流落在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仅余400多人溃至新疆。当时在四方面军总医院疗伤的父亲作为西路军一员在突围中被俘。经中共中央的积极营救，父亲逃离了马匪军魔掌，一路要饭，历尽磨难，终于找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转战华北 开辟热西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全面爆发，全国奋起抵抗，同仇敌忾，在全国范围展开了一场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这时候父亲又调回了部队，在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担任民运股长，转战于晋、冀一带抗日前线。1937年11月，党中央为挽救太原危局和坚持长期抗战，成立了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晋察冀军区。太原失守后，日本侵略军控制了正太路和同蒲两条铁路线，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至此完全被分割在敌后，华北的抗战形势进入了以游击战争为主的相持阶段。从1938年1月起至1944年秋，父亲被调动多次工作，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二分区直属队党总支书记、二分区六大队政治处主任、二分区五大队政委、二分区四团政治处主任、二分区四团政委、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父亲主要担任团、师级指挥员，率部转战于河北省的阜平、平山和山西省的五台、定襄、崞县、代县、繁峙、浑源、广灵、灵丘等地区的抗日第一线。这些地区地处北太行山麓，基本上属于地势险恶的崇山峻岭。当时部队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行军打仗，但父亲以及他所在的部队却在这艰苦的环境里，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英勇杀敌，大量杀伤了日伪军的有生力量。在打仗的空隙时间里，父亲所在部队好坚持深入发动群众，发展群众武装组织，建立基层抗日政权。同时还组织农民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发展生产。1939年，日寇对华北占领区推行所谓“强化治安”、“以战养战”、“以华制华”运动。一方面对蒋介石集团实行诱降，一方面调集兵力大举进犯我解放区，实行“铁壁合围”、“猛狮篦梳”以及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妄图一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当时，父亲所在的二分区四团远离上级领导，孤军深入敌后，坚持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在敌强我弱、敌忧我劣悬殊条件下，多次粉碎了日伪军的疯狂扫荡，打破了敌军对我解放区的封锁。在积极主动地作战中，父亲灵活机动的运用战略战术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父亲所团被当地群众亲热地称之为“老四团”，在几年的敌后作战中，一方面大量杀伤、消耗了敌军的有生力量；一方面有效保存并不断增强了自身实力。从而扩大了解放区，缩小了敌占区。

在八年抗战中，只有一只手的父亲始终战斗在最前线，他在物质条件极其艰苦、斗争形势异常复杂的北太行山区，南北转战，频繁地作战，一直坚持到胜利。建国后父亲在回忆这一段战斗生活时曾这样说道：“抗日战争对我个人来说，所经受的锻炼与考验，所学到的东西，所积累的经验，比任何时期都更多、更丰富、更深刻。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的学习与运用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依靠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的思想观点也是在这个时期才真正建立起来的；既掌握原则又灵活机动的办事和打仗，也是在八年抗战中逐渐学会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党中央根据当时国内形势，于1945年9月19日向全军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向北发展”就是全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进而控制东北，以加强我党我军实力，去的与国民党谈判的有利地位，以期国内民主和平的尽快实现；“向南防御”就是收缩战线，集中力量打退国民党的大举进攻，保证我军主力完成向北发展的任务。1945年12月，时任热河军区政治部主任的父亲主动请缨，要求担负开辟热西根据地的任务。父亲的请求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并被任命为热西军分区政委兼热西地委书记。热西地区包括承德、兴隆、滦平、围场、丰宁等县，地处华北与东北之间，是连接华北、东北两大地区的咽喉要道，与国民党孙建仲的十一战区和傅作义的十二战区相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且当时热西地区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一是十多年在敌伪的统治和奴役下，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殖民地体系，对百姓的影响、束缚很深；二是殖民地统治和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融为一体，地区的经济极为落后，百姓生活十分艰苦；三是除滦平、丰宁二县临近我解放区外，其他各县都远离解放区，对我党我军很不了解，各种反动思想的宣传在百姓中根深蒂固。所有这些对开展工作，开辟热西根据地带来了很大困难。面对这种情况，为迅速打开工作局面，父亲与军分区、地委根据热河省委的指示，迅速开展了四项工作：一是在各县、各区建立党的领导机构，以便于带领群众积极开展工作；二是有重点的开展清算复仇斗争，审判严惩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恶霸，没收其财产；三是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部分地区实行土改；四是动员群众参军，组织地方武装。这些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即已出色完成，受到了热河省委的表扬。1946年2月，开辟热西根据地初见规模后，父亲领导军分区即着手组建了以班以上“老八路”为骨干、有两千人左右的军分区独立团，由于该团战斗力强悍，于当年5月即奉命补充到我军主力兵团之一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著名的杨得志、苏振华纵队）。这支部队调走后，父亲领导军分区在1946年6月间又组建了有六七百人的独立营，到7、8月间，各县的支（大）队也先后扩充到少则六七百人，多则近千人，许多区也相继成立了四五十人以上的区小队。到国民党军队向热西发动进攻时，热西军分区的部队已扩大到近万人。在此后的剿匪运动中，这支部队在热西地位和军分区的领导下，消灭了一大批公开或隐藏的政治土匪和经济土匪，收缴了一大批武器弹药。剿匪工作告一段落后，父亲根据热河省委和省军区的指示，在各级干部和群众中开始了迎击国民党均是金控的思想动员和战前准备工作。热西根据地的开辟，对以后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1946年8月，国民党军队向热西地区开始了疯狂地进攻。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除丰宁、滦平两县就地坚持斗争外，其余各县均被迫退出所辖地区，父亲则率领热西地区党、政、军机关转移到隆化县西的郭家屯指挥作战。面对出现的白色恐怖和遭受的巨大打击，相当一部分产生了思想波动，对于能否打退敌军重返根据地信心不足。针对这种悲观情绪和敌人重兵压境的危急形势，作为地委书记和军分区政委的父亲深知自己责任的重大，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先后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第一次是1946年9月2日在郭家屯西屯召开由地、县、区三级干部参加的热西革命斗争史上著名的“西屯会议”。会议分析了敌人进攻后的新形势，重新制定了坚持热西斗争、待机反攻的方针。会议决定，地委和军分区留在隆围西部坚持斗争；成立热西分地委，建立黑河川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并以此为依托，支持隆围地区的对敌斗争。“西屯会议”正确引导了大家对当时形势的正确估计，一扫干部中的悲观情绪，令人心大振。1946年10月初，国民党军向赤峰、围场、多伦、张家口发动了猛烈进攻，父亲率领的在隆围西部坚持斗争的热西党政军机关及部队边打边转移，于11月底回到黑河川根据地，并与冀热察军区的部队会合。此时的热西几乎所有的县城都被国民党军占领，绝大部分农村被土匪和叛变的武装所控制，只剩下黑河川、琉璃庙、汤河口很小的一片地方；全地区80%以上的区小队相继被敌人缴械，许多农村干部惨遭土叛匪杀害。在这种万分危急的形势下，父亲与1946年12月12日主持召开了地委常委会议，分析了所面临的形势，确定了今后的任务，在形成《目前热西形势及我们的任务》重要文件之后，随即在千家店召开了地委扩大会议，即热西革命斗争史上著名的“千家店会议”。 这次会议共有地、县、区三级干部300余人参加，父亲代表地位和军分区进一步总结了前一时期工作的经验教训，并重新作出了四项工作部署：一是整编充实军分区所属部队，将军分区独立营扩编为独立团，将围场、隆化的县、区干部和县支队保存下来的战士编为两个武工队，在围场、隆化两县及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二是整顿财供给和后勤工作，成立热西地区财经办事处，贯彻“一切为前线”的工作方针；三是整顿干部队伍，把干部思想统一到“打回去，开展游击战，尽快收复失地”上来；四是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护地还粮、减租减息斗争。“千家店会议”使干部的思想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统一，情绪空前稳定，使武装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为有效打击敌人、迅速收复失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与“西屯会议”一样，是热西地区革命斗争史上的光辉篇章。从1947年1月父亲率领热西地区武装力量在大阁县（现丰宁县一部分）西北和隆化县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战开始，经过敌我数次拉锯战，逐一收复失地，自身力量也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直至1947年年底，热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了崭新的局面。期间，父亲于 1947年3月奉命改任热西军分区司令员。1948年2月，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需要，父亲调任热河军区独立第七师政治委员，他与师长陈宗坤同志一起，带领指挥部队从游击战发展为运动战，到1948年夏秋之间，先后攻克多伦、延庆及张家口附近之崇礼等城镇，取得了热西地区与国民党军作战的决定性胜利。

父亲从解放战争初期到中期，受命于危难之际，在极其艰苦的热西新区，抱伤残之躯独当一面，日夜驰骋在战场上，与热西人民同甘共苦、生死与共，度过了多少辛勤操劳的日日夜夜，经历过多少惊心动魄的风风雨雨，在战略上色地完成了“向北发展”的艰巨任务，为昔日日伪满洲国西南“国防要地”、日寇侵略华北基地的热西地区，成为我巩固的根据地和解放全中国的基地之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回忆热西革命斗争历史时，与父亲并肩开辟热西根据地的战友们说：“热西地区的山山水水布满了谢明同志艰苦转战的足迹；热西的巨大变化，记录着谢明同志艰难曲折的斗争进程；热西人民的胜利，凝聚着谢明同志付出的巨大心血。谢明同志用他只剩下的一只左手，谱写了热西人民光荣斗争的革命历史，他把幸福的阳光洒满了热西大地，他的名字及其历史功绩，将永远记载在热西地区革命斗争史册上，永远铭记在热西人民心中。”父亲的老首长聂荣臻元帅曾深情地称赞父亲为“我党经得起考验的好干部”。

1948年10月，父亲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热西大地和热西人民，奉命调任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二十二师政治委员，踏上了我军与国民党军战略大决战的征程。他与师长吴烈共同指挥二十二师参加了举世闻名的辽沈、平津战役；又与张万春师长共同指挥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五军一三三师参加了衡宝、广西两大战役。建国后，父亲先后担任第四十五军副政委、政委，1952年底，父亲与军长丁盛共同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四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转战东、西海岸和“三八线”直至停战。1954年6月，父亲奉命从朝鲜战场回国进入政治学院高干文化班学习，1955年8月转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5年10月，父亲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及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11月，父亲从军事学院毕业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政治委员；1960年5月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1963年4月任军委工程兵副政治委员，在“文革”期间，父亲身遭迫害，受到百般虐待和残酷迫害，但他刚强不屈，斗争到底；恢复工作后，于1975年8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1977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政治委员。父亲还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父亲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军队建设奋斗的一生，他为自己孜孜追求的共产主义宏伟目标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父亲逝世后，他的老战友贾若瑜将军赋诗一首对父亲的一生作了高度概括：

采桑子

悼 谢明同志

毕生正气凌天阙，

磊落光明。

热爱光明。

一片丹心似冰清。

难堪骤雨苍松折，

君别之音。

我失知音。

怕听鸟啼夜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