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份素汤糊涂面(回忆录）

一日一议

作者/王守安

1962年我13岁。和父母一家六口居住在开封东郊化肥厂生活区，靠父亲每月不足50元的微薄工资艰难度日。当时我国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物资供应仍然十分紧俏。粮油定量供給。植物油是每人每月2两，粮食成人定量26市斤，儿童按年龄配给，我当时的定量不到20市斤，弟弟妹妹的定量更少。所供应粮食以杂粮为主，红薯面、红薯干、玉米面、高粱面占90%。那时我们全家一个月供应的白面也就10来市斤。

我是1961年考入开封八中读初中的，由于长期忍饥挨饿，营养不良，得了只有穷人家孩子才得的穷病“肺结核”，不得不休学在家里治病。说是治病，其实就是在父亲单位的职工小诊所每日肌肉注射一支链霉素，吃一种叫做“雷米封”的药。大医院是从没进过的，因为进不起，也不敢进。

为了减少家里的为我看病的支出，长得又小又瘦的我，让家里托人在建筑工地做了搬砖和泥的小工。在建筑工地，身体强壮的人一次能搬20块砖，而我因为人小力薄，竭尽力气最多搬16块，常常受到呵斥，但为了每天能挣几毛钱，不得不忍声吞气。后来我就主动比别人多搬几趟，凑够了数量，就没人吵我了。

父亲是在河南省四建公司加工厂制材车间做生产班组长，岗位工种是开那种几米高的钢带电锯，就是每天在电锯震耳的噪音里，为公司承接的开封化肥厂项目锯割木材。每天傍晚下班回家，都累得疲惫不堪。

这年“五一节”的前一天，父亲下班回家高兴地对我们说，自己被评为劳模了，上级奖励两份面条劵。说着掏出两张小卡片让我们看。那是两张牛皮纸油印的证券，正面印的是“开封市南关食堂、素面1份（3两）、1962年5月”加盖着食堂的公章；背面印的是“劳模光荣”，盖着河南省四建公司加工厂的公章。虽说只是两份面条券，但在粮油稀缺的年代，对于经常没吃过饱饭的人，白面条对于我们，还是弥足珍贵的。

“明天五一放假，守安也不用去工地搬砖了，那就去南关把面条打回来吧。”父亲说。

“中，守安身体不好，还得出力打小工。明天去打面条，你自己先吃一份，剩下一份带回来。”母亲特意交待我说。

“五一节”上午8时，我提着父亲上班带午饭的大号搪瓷茶缸，经过近1小时的步行，走了10来里路程，终于抵达位于开封大南门附近的南关食堂。只见许多拎着锅碗瓢盆的人排成了长长的队伍，从食堂里面一直排到门外大马路上。又排了1个小时的队，总算看见了那口直径1米多，冒着腾腾热气的煮面条的大锅。那时的面条不像现在那么讲究，说是素汤面，其实就是“素汤糊涂面”，就是把宽面条在水里煮熟，为了看起来粘稠一些，一直煮到稀烂，基本看不出面条的形状，加上点青菜和盐巴，滴上几滴可怜的油花。可就这，对刚从三年自然灾害过来的人们，已经是难得的美味佳肴了。

总算轮到我了，我想到母亲交待让我先吃一份的话，就递上一张面条劵，炊事员接过搪瓷茶缸打了一份。我接过一看，还不到半茶缸。又看看身后排着的长长的队伍，实在不想再排一次队。于是把剩下那张劵也打了。两张劵的面条也没把父亲的大搪瓷茶缸打满。闻着面条散发出的香味，我忍不住端起来喝了一小口，顿觉得美不可言。本想再喝一点，可想到家里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再也不舍得喝第二口了。

当我像捧着宝贝一样小心翼翼地又步行1小时，终于把两份面条安全带回家时，弟弟妹妹都高兴地跳了起来。母亲接过搪瓷茶缸打开盖一看：“咦，咋还这么多呀，守安你没吃吧？”

“我吃了。”看着急不可奈的弟弟妹妹，我违心地说。

“大哥，好吃不？”妹妹馋巴巴望着我问。

“香得很呢！”我回答着，其实此时我的饥肠也早已咕噜噜地叫唤了。

“没吃就是没吃，要不咋会剩这么多。”母亲说着拿出3个碗摆在小方桌上，把面条分成了3份还剩一点。

“娘，您为啥这样分？”我不解地问。

“我和你爸一会吃窝头，你小妹睡了，她才1岁多，给她留一口，你和你大弟大妹把面吃了吧，不够还有窝头”。

我和弟弟妹妹面面相觑，不忍动筷。父亲走过来，把饭碗朝我们3人面前推了推说：“快吃吧，一会凉了”。

母亲揭开了蒸馍锅，锅里蒸熟的，是高粱红薯面和马齿苋杂合的窝头......

我含着热泪，和弟弟妹妹们端起碗来，把父母一口也舍不得吃的素汤糊涂面，合着爹娘对子女那份浓浓的爱，一口口咽下心底，一丝丝铭入脑海。

60年过去了，记不清这60年又吃了多少各种各样的面与美食，只有60年前那两份素汤糊涂面至今仍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