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突围

诚

　　读《战安庆》有感

“咸丰二年七月廿五日（1852年9月8日），赴江西主持乡试的湖南湘乡籍礼部侍郎曾国藩，在安徽太和县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久居京师，与家中母亲分别已有十二年，原定乡试结束后回家探亲，不料母亲已去世。江河万里，慈母长绝，悲不可遏的曾国藩在太和小池驿痛哭一晚后，收拾行李到九江雇船，走水路溯江而上回家奔丧。船至黄州，天上乌云密布，江面狂风大作，渡船被顶头风吹得团团打转，他狼狈地坐在船里，仿佛被浓黑的乌云掩埋。”

这是来自长郡中学的历史老师周禄丰在《战安庆：曾国藩的中年突围》的序章开篇。

　　黄州，又是黄州。

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有段话：“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还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有人说过，做人当如苏东坡，做事得学曾国藩。人生没有一帆风顺，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受尽苦难，可他有一颗豁达自足的心，内心平静自在快乐，用诗词美景美食来愉悦。在黄州以前，他是苏轼；黄州之后，他成为了每个中国人心中的那个苏东坡。

“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余秋雨语）。

　　黄州对后干大事的人来说，是参悟之地，是一块修行的福地。可对刚刚迈入不惑的曾国藩却被困黄州十一天，那时天平军正方兴未艾，攻势凌厉。面对着王朝飘摇、家人永别，具有家国情怀的他狼狈地困坐在船里，陷入了深深地中年危机……

也从黄州起，周禄丰老师笔下的曾国藩迈入了重重的突围之路。此书语言通俗流畅，情节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考据充分，塑造的曾国藩不再是被神话的圣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也时常会犯错误的凡人。

在腐朽黑暗的晚清官场，曾国藩为何能脱颖而出，力挽狂澜，挽大清于既倒，成为“半圣”呢？

有大家普遍认知的“勇于担当”“锐于创新的大智”“谦恭拙诚”的个人品格；有“自视甚高，有大志向”“在失败中学习，事上练”“好为人师”的成功方法秘诀。

　　而从书中却仿佛另外读出，古往今来从精神围城里突围出来或者把现实的局做大的几个必备条件。

一是要有自己的“根据地”。毛主席就说过：“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个最基本条件，是有一个强大的武装，并使用这个武装去战胜敌人，曾国藩的湘军无疑是这最基本一环，如没有力量，一切问题都无从说起。骆秉章规划的湖南，胡林翼主持的湖北，甚至中后期其亲自布局的江西，都是湘军坚如磐石的支持。

大战略家需要根据地。而我们普通人的根据地，就是那个“平台”，就是我们常常听到那句揪心的话：“离开平台可能啥也不是”中的那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人生的归属地，也是日常生活和情感的落实地，可能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家庭、单位，也可能是精神意义上的信仰、理想、价值观。

就像写作，有人就总结过，好作家的笔墨会一直在书写他二十岁以前念念不忘的故乡，那个地方，是精神的来源地，一个埋藏记忆的地方。比如鲁迅笔下的鲁镇，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王朔笔下的老北京大院……但凡精神上率先突围的，它总有一个精神扎根的地方，根扎的深，生活的空间就会很大。

　　二是“一个好汉三个帮”。靖港大败，投水自杀；湖口大败，又投水自杀；不听劝，身陷祁门绝地，被困多次遇险……论行军打仗，曾国藩充其量勉强算个中下水平。在官场，也屡遭排挤，直至被皇帝解除兵权，蛰居在家。

朋友们多方奔走，助其出山后，脱胎换骨、大彻大悟，而率领湘军打下安庆城，完成人生转折，奠定毕生功勋的关键还是靠“左、中、右”三方的人。

左边的人，是贵人。左为大，稀为贵。韩愈就说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穆彰阿、郭嵩焘、胡林翼等人你可以问问曾国藩，想念不想念？人生中遇见了贵人，可遇不可求，一定要好好珍惜好好感恩。

中间的人，是自己人。自己人越多越好，含但不限于亲弟弟、门生、故交、乡绅等。曾国藩说，凡治事公则权势，私则情谊，二者必居其一。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识人看人用人的功夫，那是出神入化叹为观止。

右边的人，却是关键先生。首先是敌人，对手才是让我们真正进步的人。没有敌人存在，我们甚至无以为据。金庸写了一辈子武侠，就论证了“敌人”的重要性。再高强的武功，没有敌手也是白搭，东方不败和独孤求败就哀莫于重度抑郁。湘军没有天平军这个对手，曾国藩充其量还是个主持乡试的侍郎；没有同僚们的倾轧，他怎会历练成一位厚黑大家。

再者是若即若离的人。李鸿章、左宗棠、骆秉章、官文、多隆阿等，也有很多。大家人生观、价值观可能不同，可世界观必须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互相成就。印象最深的是书中描写的小池驿一战，当时胡林翼坚持围城打援，需要曾国藩派兵增援，曾不肯，坚持要等萧启江、李续宾来后才肯发兵。两位主帅还在书信来往争辩之际，在前线的多隆阿以统帅的身份擅自做出惊人决定：下令将围困太湖的鲍超霆营调动至太湖和潜山之间的小池驿，阻击陈玉成的援军。大战一触即发，曾国藩只得让步，他也是顾全大局的人，见事不可为，立即全力配合，最终取得小池驿大捷。再厉害的人，也有认知的局限，只要目标一致，也会从善如流。

最后是小人。小人其实是相对的，善变的。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利益的多少决定了他选择的位置。有时可以是自己人，有时可能是敌人，有时又成了若即若离的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种人不会断绝，古代昏君身边就特别多，明君呢？亦然。

大丈夫成事离不开小人的衬托。苏轼贬至黄州，就是因为“乌台诗案”。其中叫嚣最厉害的三个奸诈小人就是：李定、王珪、舒亶，研究苏东坡，总是绕不开这几人，他们都以别样的风格留名青史。所以敬而远之虽不失一种方法，但终究防不胜防，坦然面对就好。

　　三是需要辅以精神境界的脚踏实地。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树木从土地中成长，从小树苗长到大树，这百年的成长，其实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曾国藩当时丁忧在籍，清廷一纸上谕，一下子委任了包括他在内的数百名“在籍大臣”就地帮办团练，成立乡勇，建立根据地。只有曾国藩借助帮办团练的名分，脱颖而出，一步一个脚印“扎硬寨打呆仗”成就了丰功伟绩。

可他一生事业的根本，是在于传承朱子的义理之学，近代的考据学和官场的厚黑学。曾国藩的厉害之处，不在具体办事的能力，而在于有极高的悟性，他以超人的悟性突破了传统学问的思维模式，拥有近代科学家才有的思维方法，所以他能对同时代的英才们实行“降维打击”。（作者语）他的勋功成就存在着必然。

我发现，以现在的视角，观察前人主要看精神和文化传承，思想、学说、道、论、诗歌、散文等；观察今人主要看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当下为人做事，物质这个外壳，既是精神的地基，也是承载精神的容器，好像容器的高大，决定着精神的丰盈。所以有人现在会觉得“马爸爸”说什么都是香的，但一百年后呢？真的未必。

世界很大，人心很小，人里面那颗波澜万丈的心，一旦被真正全面地解析出来，这个世界再大，怕也是装不下的。

　　四是得靠运气。运气是一种很玄的东西，无声无息，与我们如影随形。什么事情最后以运气来结尾都合适。事成，运气不错；事败，运气差点。

我的理解，运气就是游离在认知和能力以外的一种运势。这种很玄的东西，超出你我的认知和能力范畴。靠实力说话的人，依靠运气少，否则需要运气爆棚。

清朝咸同年间的“中兴将帅”，论抚地方、安百姓的行政能力，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都要强过曾；论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军事能力，江忠源、胡林翼、左宗棠也高过曾；论平衡上下、协调部众、权谋机变，骆秉章、胡林翼就更不知胜他多少了。然而中兴名臣的勋望，还是以曾国藩最高。能力是一方面，运气真的很重要啊！当曾还在召集老乡组织“湘勇”时，江忠源的“楚勇”就已威震天下，可惜后援不济，庐州城破投水自尽。而胡林翼哪一项能力单独拿出来都是翘楚，却身体不好，英年早逝。你看左宗棠，身体就倍棒，活的也长，才有时间去建立彪炳史册的不世功勋！

所以对中年来说，还是把身体搞好，重拾初心，端正心态。“如果你的前半生充满鲜花和掌声，你无须庆幸，更不必欢喜，待到中年，总有一个坑在等着你。”

善待自己的平台，温暖他人，用豁达的心，微笑地面对生活，这才是一个普通成年人最理想的模样。

对突出包围的人，我只有敬仰和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