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strong>靖康之耻</strong></h3></br><h3> <h3> 1125年,辽国灭亡,金国顺势攻击南宋。靖康元年(天会四年,1126年)闰十一月丙辰日(1127年1月9日),完颜宗望、完颜宗翰与诸将破城,俘宋徽宗、钦宗二帝,史称“靖康之耻”。</h3></br><h3>赵佶在位二十多年,可以说是做尽了错事,只要他最后谨慎一点,不走错那致命的一步——签订联金灭辽的海上之盟,北宋就不会覆亡。如果他能联辽抗金,和这个合作了一百多年的兄弟之邦辽国携起手来,制止金国的侵略,形势也会大大改观。当时宋辽两国已成兄弟之邦(宋为兄,辽为弟),百余年来,两国互称南北朝(辽称宋为南朝,宋称辽为北朝),对外同以“中国”自居(文化中国)。两国间的外交事务,贸易往来,全都采用汉文。这样长期发展下去,两个国家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联邦,两个民族(辽人、汉人)有可能融合为一个民族(辽人成为北方汉人)。一百多年以后,元王朝登记全国户口的时候,就把辽人一律登记为北方汉人,再也没有辽人的称呼了。虽然当时宋辽两国之间还有一些不愉快的问题需要解决,例如每年宋要赠送三十万两银绢给辽国,例如辽国所占的燕云十六州地方尚待归还,但只要赵佶当时不和蔡京、童贯这些小人偷偷摸摸去与金国订立“海上之盟”,而是光明正大地宣布联辽抗金,则宋辽两国之间的一切遗留问题说不定都可以协商解决。北宋末年,金兵南下之前,宋的人口总数已经接近一亿;辽国的版图比宋还要大,人口却比宋少得多,辽人汉人各有几百万人;金在刚建国时,兵数不过一二十万,人口总数不过几十万人。金兵第一次南下进攻东京,总兵力不过六万人,他们屡战屡胜,是因为宋军根本不敢抵抗。只要宋军坚决抵抗,他们就站不住脚,所以只包围东京三十三天之后就撤退了。正如关西老将种师道的估计,宋军如果坚守待援,东京坚守半年是没有问题的。只要宋军坚守,金兵必须撤退,否则他们归路会被切断,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如果宋辽两国全面合作,共同抗金,则金兵主力会在短期内被彻底击破。金国人口太少,物资不足,光靠作战凶狠是维持不了多久的。<br></br> 如果赵佶是个正派人,完全有办法妥善处理与辽金两国的关系。本来,金国对于北宋这个上国一直心存敬畏,如在金国奋起反抗辽国暴政的时候,宋廷能够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排难解纷,慎重对待辽金之间的纠纷,完全可以提高自己的威信,又能促进和平,保持大家共同发展。这样既有道理又符合国家利益,对宋辽国的朝廷与广大老百姓都有好处,岂非美事。只可惜赵佶“轻佻”,就是做不出一件正经事来,只会和几个佞臣去做那些鬼鬼祟祟的勾当,推行阴谋外交,怀着赌徒的心态,利用辽金的矛盾,挑起事端,希望获取渔人之利,终于一再激怒金人,引起金人的报复,让熊熊大火烧到自己身上。<br></br> 1118年,赵佶派人以买马为名,来到金国,秘密进行活动;1120年,赵佶更派专使,到金国谒见阿骨打,正式提出联金灭辽的要求。阿骨打同意后,遣使来到东京谈妥共同灭辽的条件。到订立盟约时,赵佶再向金国奉上国书。书中说:“……共兴问罪之师,诚意不渝,义当如约,已差童贯勒兵相应,彼此兵不得过关。岁币依与契丹(辽国)旧数,仍约勿与契丹(辽国)讲和……”当时宋辽两国的秘密谈判也在暗中进行。只要宋不与金结盟,辽国愿意作出许多让步,包括放弃岁币。这就太奇怪了,辽国愿意放弃岁币,赵佶不干,他反倒愿意在灭辽之后,把每年送给辽国的岁币送给金国。宋金既已订立联合灭辽的盟约,就该如约执行,可是订约以后,宋军一直不动,金国派使者来催问,却连童贯的面也见不到了,这一拖就是两年。阿骨打暴跳如雷,认为军情急如星火,哪能这么无限期地拖延!原定南北夹击的战局,只好由金兵从北边一步步地硬打了。在这一段时间里,阿骨打和许多金兵将领都认为宋人完全不讲信用,对宋廷留下极为恶劣的印象。童贯为什么不敢和来人见面?因为1120年冬天方腊在浙江起事,几个月中就蔓延到六州五十二县。赵佶慌了手脚,暂时把联金灭辽的事丢在一边,调集能打硬仗的防御西夏的精兵去打方腊。其实这一场方腊起事也正是赵佶自己在东南一带到处征集“花石纲”所逼出来的。后来方腊虽然失败了,但在这场大战中,军民死伤数百万,国家元气大伤。到了1122年,童贯重新拼凑残兵前来响应金兵助攻辽国的时候,实际上战事已近尾声。辽国的五京已被金兵攻占四京,只剩下最后的一京,即辽国的南京,又称燕京或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如果再来迟一点,辽国就会被金兵完全吃掉。在这两年中,宋辽国都已经打得筋疲力尽。<br></br> 从金国看来,宋金已订盟约,就该如约进兵,结果赵佶、童贯全不打个招呼,只像躲债似的,避不见人,不敢会见来使,他认为这是宋人有意坐观成败。他们既已冒险兴兵,开弓没有回头箭,只有硬着头皮打到底。在两年激战中,他们追击辽兵,万里奔波,人员十分辛苦,物资严重缺乏。他们痛恨赵佶、童贯不守信用,认为是在戏弄他们,就开始产生了进行报复的想法。<br></br> 赵佶、童贯本无戏弄金国的想法,但是方腊起事发展太快,他们完全慌了手脚,又不知道这场战事何时可以平息,所以无法给金国一个肯定的答复。等到方腊失败,这次内战已经两败俱伤,宋军仅有的一点精兵已经耗尽。以后对外再有战事,高俅、童贯所带的那些“假兵”自然不堪一击,这就已经注定了今后被动挨打的局面。<h3> 辽国当时是挨打的一方,在宋金联合攻辽的最后关键时刻,辽国君臣的表现还是相当有骨气的。童贯出兵配合金兵进攻辽国最后据守的幽州时,被辽国的萧后所率领的几千亲兵杀得大败。最令人感动的是萧后在击败宋军之后,主动写了降书,派使者到东京去向赵佶请降,她的降书可以说是字字血泪。她说辽国不幸,连遭内乱外患,朝不保夕,惟愿中国(指宋王朝)垂念百年兄弟之情,能接受辽国的降书,援辽抗金,保存国祚,辽愿永做中国的藩属,长期为中国守边。辽国使者到达东京之后,再三向赵佶苦求,声泪俱下。当他受到赵佶的严词拒绝之后,他才厉声斥责宋廷君臣的背信弃义,他说:“唇亡齿寒,你们难道不懂!辽国今天亡了,明天就会轮到你们!”辽使回到燕京,萧后整军再战,在把童贯的队伍完全击溃之后,才从燕京撤退,从容西奔。人们称赞她是女中豪杰,对于童贯一再溃败的经过,则长期传为笑谈。<br></br> 如果说,赵佶的联金灭辽一事过去只是空谈,并未真正出兵,只不过是被金国指责为不讲信用,加以嘲笑而已,等到1122年初,童贯奉命出兵,宋辽两国的队伍在燕京一带真正接触以来,赵佶所犯的错误就更加严重,更加不好补救,直接造成北宋王朝的土崩瓦解。<br></br> 首先是童贯所带领的宋军在战场上出尽了洋相,这等于鼓励了金国君臣冒险南侵。在当时幽州一带的战场上,如果金辽两国的军队相遇,一定是金胜辽败,辽军溃不成军;如果是辽宋两国的军队相遇,一定是辽胜宋败,宋军溃不成军。可以说是绝无例外。金兵在战场上观望宋军的溃逃,简直像看猴把戏。金国君臣对宋王朝最初还存有一些敬畏之心,总觉得这个文明古国,声名远播,岂能轻视。但是接触多了,特别是看猴把戏看多了,就把宋军看得一文不值。1123年金太祖阿骨打去世,其弟金世宗吴乞买继位,他即招集群臣,对是否立即南下侵宋的问题郑重讨论。大多数将领都不赞成。他们认为金国人口不多,能抽调出来作战的兵力不过十多万人。这两年连续作战,十分疲惫。如果一旦攻宋,把这一点兵力陷进几千里长的战线之中拔不出来,又没有兵力支援,那就非常危险,有全军覆没的可能。只有斡离不(外号二太子)坚决主张立刻南进,以免失掉机会。他认为宋王朝虽然人多、兵多,但是君臣腐败透顶,全无作战能力,只要虚声恫吓,就能把他们吓倒。讨论的结果,是吴乞买赞同进兵。当金兵出发的时候,童贯正在太原,接到金兵南下的紧急军报时,他还不敢相信,认为是误传。他觉得金国人少兵少,在与辽国久战疲惫之后,怎么还敢来打我们!当赵佶确知金兵南下的消息后,赶快喊童贯回到东京,命他带领警卫队伍保护自己向东南的镇江逃跑,而把驻守东京的禁军交给自己信得过的太监梁方平指挥。《水浒传》里不是说过,东京驻扎有八十万禁军么!八十万虽然没有,按照高俅所管的在编兵数,五六十万总是有的。到了金兵南下的时候,赵佶要梁方平屯兵黎阳(今浚县)抵御敌人。这支队伍究竟有多少人,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清。他们从东京开拔到黎阳前线,一路走一路开小差,到达黎阳之时,人数已是所剩无几。等到听到金兵的号角声,更是一哄而散,梁方平自己也吓得单骑落荒而逃。金兵到达黄河北岸时,连宋军的影子也看不到一个。他们的统帅斡离不喜不自胜,觉得这事真的被他说中了,完全用不着打仗,宋军是可以吓跑的。他们宿营在黄河边上,找来了一批小船,悠悠闲闲渡了五天,把所有的人马辎重全部渡过了河,然后轻松地向着东京前进。斡离不在马上笑着说:“宋朝实在是无人,这里只要有一二千人把守,我们岂能过得了黄河!”高俅、童贯平时掌管着兵权,统领着几百万大军,一呼百应,威风十足,到了敌人真正打到家门口来了,居然跑得精光,连人影儿也不见一个,这不是笑话么!赵佶这个亡国之君,居然把国家坑害到这种地步,真是谁也没有想到。等到金兵开始攻城的时候,赵佶、童贯已经逃跑到东南去了,东京城里城外的老百姓慌到什么程度,乱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还有,这一批队伍逃散之后,都干什么去了?当然,很多人不愿意跟着梁方平这个太监落荒而逃,自己另外报名投军去了,跟岳飞一起到相州来报名的就有不少这样的老兵。但是错过了报名机会的,流落在外一时找不到生活出路的,免不了就会骚扰老百姓,这就给老百姓增加了说不完的痛苦。<br></br> 还有两件事,对于宋廷来说,本来是大好事,因为赵佶处理得不好,结果变成了大祸事。一件是郭药师的事,还有一件是张觉的事。<br></br> 先说郭药师的事。郭药师是辽国的一个将领,作战勇敢,很有威名。他和辽国皇族原有矛盾,这时看到宋金联合攻辽,知道辽国已经维持不久,自己想要找一条出路,就来和童贯联系,愿意带领自己的队伍降宋,并且自告奋勇,愿代宋军打头阵,攻破燕京。只不过自己的兵少,打进燕京之后,他希望童贯赶快支援,以竟全功。童贯听了,非常高兴,赶快向赵佶报告,由赵佶向郭药师承诺,只要郭药师打下燕京,立了大功,宋廷就委以重任,让他担任驻守燕京一路的主帅。双方谈定之后,郭药师立即拼命进攻燕京。这是以辽军打辽军,双方血战很久,郭药师居然以少胜多,真的打进了戒备森严的燕京城。可是他等待童贯的援兵,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最后他立不住脚,只好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狼狈撤出燕京。童贯的援军为什么不来呢?事后才知道,他们不是不来,而是确实来了。只不过童贯手下的兵都是缺少训练的“假兵”,别说和敌人作战,只要一听到敌人的号角,就都逃散了,军资武器,丢了一地,其狼狈的样子,几乎让辽兵、金兵都笑掉了大牙。郭药师知道真相之后,嘴里不说,心里很不是味道,既痛惜自己血战牺牲的弟兄,又十分鄙视赵佶和童贯,认为宋廷说话全无信用,不可依靠。<br></br> 这件事还没有了结,紧接着又出现了张觉的事。<br></br> 张觉本是辽国的平州(今卢龙)节度副使,当辽国内部已经分裂,天祚帝西奔的时候,平州发生兵变,将士们把节度使萧缔里杀死,共同拥戴张觉领平州事。张觉预料辽国必亡,就聚集将士、壮丁五万余人,战马一千余匹,据守平州,以观变化。在童贯溃退之后,金兵南下击退辽军占领燕京,张觉就投降了金国。阿骨打非常高兴,任张觉为节度使,仍知平州,对他放手重用。<br></br> 按照宋金两国的盟约,两国共同出兵灭辽。金国打下的辽国四京(上京临潢、中京大定、东京辽阳、西京大同)都归金国所有,宋军打下燕京(辽国的南京),则燕京与燕京所属的几个州还给宋廷。双方出兵以后,金兵进展顺利,连战连胜。童贯出兵之后,辽国沿边州城自动降宋的虽有好几处,但是宋军在赵佶遥控、童贯指挥之下,举棋不定,欲进又退,就从来没有打下过一处城池。最后,金国还是决定把燕京和所属的几座州城还给宋廷,但是撤退的时候却把城里的金银财宝以及官员军民一起带走,只把几座空城留给宋人。这样一来,老百姓又遭殃了。他们都成了被人驱赶的难民,备受迁徙流离之苦。不仅是老百姓,连辽国原来的地方官员也被迫迁离,而且前途未卜,大家怨声载道。许多人在路过平州的时候,纷纷向张觉诉苦。这时辽国的官员都成了金国的俘虏,手里都没有一兵一卒,只有张觉手里还有几万人马,大家都怂恿张觉以平州归降宋廷,借宋军为后援,反抗金兵,以图自救。被迫迁徙的老百姓中既有辽人,又有不少汉人,他们认为归宋就等于回归祖国,也都十分拥护。张觉见到大家都拥护他,十分高兴,迅速派遣使节手持降书到东京来向宋廷请降。这时候,赵佶对于是否接受张觉的请降就应该慎重考虑。如果你害怕得罪金国,就不能随便接受;如果接受了,就应该对张觉,对平州这一片数十万辽人、汉人、辽国官员、军人负责,支持到底,绝不能把他们抛弃。可是轻佻的赵佶、吹牛皮的童贯都是说话不算话做事不负责的小人,只看重眼前的小利,不考虑事情的后果,觉得可以不费力气,坐得一州之地,几万兵马,就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张觉的请降,下诏建平州为太宁军,封张觉为节度使。当宋廷接受请降的消息传到平州之后,平州各族军民欢声雷动,齐呼万岁。其中原是汉人的百姓觉得可以从此重归祖国,兴高采烈;原是辽人的官员、军民觉得可以从此脱离有亡国大恨的敌人金国,而投身于有上国之称的宋王朝为子民,想来也觉得十分欣慰。这是宣和五年(1123年)六月间的事。可是,大家过了几个月的太平日子,就风云突变。阿骨打去世,其弟吴乞买继位,听说张觉叛金降宋,大为震怒,于十月间派大将阇母带兵去讨伐平州。张觉率领平州军民奋起反抗,一再击退金兵。这时候他们多么希望宋军前去支援。可是宋军全无消息。十一月,吴乞买在盛怒之下,命令最凶残的将领斡离不率精兵围攻平州,大破张觉的队伍,占领平州,杀人如麻。这时仍不见宋军的踪影。张觉逃奔燕山(燕京),宋燕山知府王安中收留了他。吴乞买派人向宋廷提出严重抗议,一定要索回张觉。这时赵佶不敢开罪于金人,就命人找到一个类似张觉的人斩其首送给金人。不料被金人认出,以为宋人欺诈,声称要起问罪之师,发兵进攻燕山。赵佶惶惧,就令王安中缢杀了张觉,将其首级并张觉二子囚送金人。这件事传开之后,以前辽国降宋的将士,闻之无不寒心落泪,人人痛哭失声。郭药师说:“今天金国要张觉就杀张觉,明天金人要药师亦将杀药师。”于是边地许多游牧民族队伍为之解体,人心浮动。燕山知府王安中也感到环境的恶劣,难以应付,力请辞职他去。从这一件事看来,在辽金两国血战之后,人心思宋。只要宋廷好好安抚,辽国军民是会诚心诚意归降宋廷,忠于宋廷的。宋廷君臣如果稍有振作之心,能够整军经武,北宋非但不会覆亡,而且能够联合许多弱势民族,共同抗御金兵,济困扶危,重振国威。因为金国并无实力,全靠虚声恫吓,胜则骄横不可一世,只要一败就不可收拾,全不值得惧怕。<br></br> 可是赵佶、童贯等人的想法就是与众不同。他们绝无自己振作的想法,只希望到处寻找机会,能占别人的便宜,能利用别人为自己卖命。一旦把戏拆穿,需要负责的时候,就当缩头乌龟,只求保自己的命。他们这样反复表演的结果,是使宋辽国的老百姓都仇视他们,鄙视他们。他们虽然敬畏金国,希望讨好金人,但是金国并不买他们的账,照样仇视他们,鄙视他们,而且时时想要报复他们。<br></br> 最可笑的是他们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别人怎么看他们,他们一点都不知道。他们把张觉当牺牲品,把张觉的头颅砍下来,连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送交金人的时候,许多辽籍军民是怎么想的,人家如何伤心欲绝,他们一点都不知道。当赵佶担忧金兵会突然南犯的时候,童贯拍着胸膊保证:“没问题!只要我们重用郭药师,他一定会忠心耿耿地代我们守住燕京,陛下可以高枕无忧。”就在童贯对赵佶打包票的时候,郭药师已经下了决心投降金人,自己带路领着金兵连夜南下了。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兵突然出现在东京城下,东京城里城外顿时乱成一团。因为赵佶要想“安定人心”,早已用“御笔”下过一道死命令:“不准妄言边事。”还特意传旨:“敢妄言边事者,流三千里,罚钱三千贯!”如此一来,就是知道军情的人也一点不敢透露,谁透露了谁就倒霉。但是这时的东京城,外则强敌压境,兵临城下;内则街谈巷议,民怨沸腾。赵佶六神无主,有口难言,幸亏参议官宇文虚中帮他出了个主意,就是下一道《罪己诏》(写个自我检查),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才能取得广大军民的谅解,才能过得了这一关。赵佶自当皇帝以来,总说别人不对,自己从来没有认过错,这时走投无路,也只好接受这个意见,命令虚中起草,然后颁布天下。这篇《罪己诏》的主要内容是:<br></br> 朕以寡昧之质,借盈成之业。言路壅蔽,面谀日闻,思幸持权,贪饕得志。缙绅贤能,陷于党籍,政事兴废,拘于纪年。赋敛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旅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牟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者坐享富贵。灾异迭见而朕不寤,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思行奇策,庶解大纷。望四海勤王之师,宣二边御敌之略。永念累圣仁厚之德,涵养天下百年之余,岂无四方忠义之人,来徇国家一日之急。应天下方镇郡县守令,各率众勤王。能立奇功者,并优加奖异。草泽异材,能为国家建大业,或出使疆外者,并不次任用。中外臣庶,并许直言极谏。<br></br> 这一篇《罪己诏》文章不长,却写得面面俱到。一些文言的漂亮话,就用不着费时间去求解了。你以为这个宇文虚中是个书呆子吗,你以为他代笔的这份悔过书赵佶会真的认账吗,你以为他写了这篇悔过书对于国家的前途真有什么好处吗?不,他不是个书呆子,而是个聪明人。他已经摸了赵佶的底,知道赵佶丝毫没有悔过之意,而是已经作好随时南逃(逃往江南的镇江)的准备。为怕文武百官、广大军民出面拦阻,或者制造障碍,破坏了他南逃的计划,他只好假意低头认错,以求脱身。一些正直的大臣,爱国的大臣,也希望他早日出逃。他一走,“六贼”的后台不在了,受命代理国事的人(很可能是太子赵桓)就可以放手反对贪污腐败,狠狠打击“六贼”,重用抗战派的大臣,发动军民,迎击金兵,并且鼓励臣民上书言事,改革内政。国家大事非同儿戏,只要代理国政的人已经作了断然处置,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赵佶就是回来了,也无法再改变了。赵佶在临走之前发表一篇《罪己诏》还是很有必要的。不管你真心认错还是假意认错,你已经公开认了错,我们所办的事都是《罪己诏》上已经说过的事,你也就无话可说了。</h3></br></h3></br><h3>相对默默</h3></br><h3>据《大宋宣和遗事》记载,耶律延禧被俘后,有一次见到赵佶,耶律延禧说:"赵公,你从哪里来?"赵佶说:'从源昌州辗转近五六千里,父母妻子都死了,谁知道竟会如此痛苦!"耶律延禧说:"我和你的情况大同小异。我已经从海耀州来到这里,已经走了五千里。过去在燕京分别,今天才再见面,路途辛苦,与死亡为邻,今日感戴皇恩,再来到这里,就是上到天上也不过如此。"左右使者说:"你们打个招呼就行了。"这天晚上住在这间房里,二人同床,四个女真人也在房里,耶律延禧和赵佶一直到天明也不敢再说一句话。</h3></br><h3>第二天有人带赵佶和耶律延禧进入小院中,庭院很整洁,令二人坐在左边廊下的交椅上,二人互相感叹:"有十二年没有见到这东西了。"有紫衣人传圣旨说:"耶律延禧与赵佶一并免去朝见,一并赐入鸿翼府监收。"金人的鸿翼府就是大宋的鸿胪寺(外交部门)。二人一并再拜谢恩。有圣旨说仍旧赐给衣帽,只在鸿翼府小房间中起居,徽宗与延禧同住,也能见到金人。到了晚上,也有人传送饮食。侍者中有几个轮流看管他们,也是小心监视的意思。</h3></br><h3>有一天,耶律延禧拉着赵佶的手私下里说了些什么,赵佶拱手在额前,感叹道:"皇天!皇天!"其后两天,有人报告徽宗与海滨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奉郎主之令,让二人到外面分开居住,他们私下里说了什么则不再追究。耶律延禧住在哪里就不知道了。</h3></br><h3>余部续国</h3></br><h3>此后,辽朝贵族耶律大石在西北召集残部,控制了蒙古高原和新疆东部一带。1130年,由于受到金兵的压迫,耶律大石决定放弃蒙古高原,率部西征。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迷立(今新疆额敏)称帝,史称西辽(西方称为黑契丹或哈剌契丹),首都虎思斡鲁朵 。西辽曾一度扩张到中亚,成为中亚强国。1143年,在耶律大石死后,西辽经历萧塔不烟、耶律夷列、耶律普速完、耶律直鲁古与屈出律的统治。最后1218年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灭亡,立国凡87年 。其后,后裔迁至今伊朗一带,建立了后西辽国。</h3></br><h3>1212年,辽朝宗室耶律留哥在隆安(今吉林省农安县)、韩州(吉林省梨树县)一带起军反抗金朝。隔年三月,耶律留哥称王,国号辽,史称东辽。1216年初,耶律留哥之弟耶律厮不叛变,在澄州称帝,史称后辽。耶律厮不之后被部下所杀,众推耶律乞奴为监国。同年秋,木华黎率蒙古军东下,耶律乞奴等不敌,率九万契丹族越过鸭绿江进入高丽境内。不久契丹诸贵族自相残杀,后辽最后于1220年灭亡。耶律留哥建国后依然归附蒙古帝国,成为其藩属,1270年元世祖撤藩,东辽正式灭亡。</h3></br><h3><strong>领土范围</strong></h3></br><h3>辽朝全盛时,疆域东北至今库页岛,北至蒙古国中部的色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西到阿尔泰山,南部至今天津市的海河、河北省霸县、山西省雁门关一线与北宋交界,与当时统治中原的宋朝相对峙,形成南北朝对峙之势,《辽史》称“幅员万里”。</h3></br><h3>辽朝初期的疆域在今辽河流域上游一带,在辽太祖及辽太宗时期不断对外扩张,辽太祖时征服奚(今河北北部)、乌古、黑车子室韦(今内蒙古东部呼伦湖东南)、鞑靼、回鹘与渤海国。938年辽太宗时取得燕云十六州,并一度占有中原。1005年辽圣宗与北宋签定澶渊之盟,最后确定了与宋的边界。</h3></br><h3>漠北地区于931年设立“辖戛斯国王府”,隶属上京道;1004年建成了镇州、防州、维州三边防城(皆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西南),以镇州(又称可敦城,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哈达桑东北古回鹘城)为西北路招讨司驻地,并驻军镇戍,开辟屯田。西北路招讨司是辽西北边疆地区的最高军政机构,负责镇守西北边疆地区,管辖阻卜等部落。1068年设置乌古敌烈都统军司为统辖两部的最高机构,其最高长官为统军使(有时仍称都详稳),由契丹人担任。僻处今鄂嫩河及贝加尔湖东南面的萌古部,在辽大康十年(1084)向辽廷遣使进贡,其酋长接受了辽廷封授的部族官称号令稳、详稳,成为辽的属部,例如,成吉思汗的五世族祖,海都次子察剌哈宁昆(又译察剌孩领忽)受有辽朝的“令稳”(即领忽,小部族官)官号,四世族祖必勒格被辽廷升号“详稳”(即想昆,大部族官),父子相继任辽属部官。 辽代也筑有长城,称为辽代长城(辽边壕)。</h3></br><h3><strong>行政区划</strong></h3></br><h3>辽国的体系大体上是道、府(州)、县三级。共有5京、6府,156州、军、城,309县(根据《辽史·地理志》。</h3></br><h3>辽朝如同宋朝,也有五京制度,主要是为控制因战争获的土地而设置的,或是因为争夺一地而设置的前进基地。</h3></br><h3>道</h3></br><h3>辽分5个道,每个道有一个政治中心,称为京,并以京的名称来命名道。</h3></br><h3>上京道治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辖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中心的契丹本土。</h3></br><h3>中京道治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辖原奚族本土。</h3></br><h3>东京道治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辖原东丹国地区。</h3></br><h3>南京道治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西南),辖今海河、大清河以北,及长城以南、河北、北京、天津部分地域。</h3></br><h3>西京道治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辖今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h3></br><h3>五京中,只有上京是首都,其他均是陪都。然而辽中京至澶渊之盟后,其政治作用加强,地位直逼上京的首都地位。</h3></br><h3>太宗大同元年(947年),辽太宗率军南下中原,攻占开封灭后晋,耶律德光在开封登基改汗称帝,并改国号为大辽 。</h3></br><h3>1007年辽圣宗建中京大定府,自临潢迁都于此。1044年辽兴宗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h3></br><h3>道下设府、州、军、城4种政区,为同一级别。</h3></br><h3>府</h3></br><h3>(1)京府:临潢府、大定府、辽阳府、析津府、大同府。</h3></br><h3>(2)率宾府、定理府、铁利府、安定府、长岭府、镇海府、兴中府(1041年升霸州置,今辽宁朝阳),这7府的地位比京府略低。</h3></br><h3>州</h3></br><h3>分等,从高依次为:节度州、观察州、防御州、刺史州。</h3></br><h3>县</h3></br><h3>辽国还设有与县同级的州、军、城。</h3></br><h3>而头下军州是辽朝一种特殊建置。契丹贵族将所俘掠的人口,建立州、军安置,督迫其为主人劳作。辽诸王、外戚、大臣所领有的头下军州可建城郭,其余只能有自己的头下寨堡。头下军州多设在潢河流域契丹住地。俘户主要是河北、山西的汉人和东北地区的渤海人。头下州县名称,常采用俘户原籍州县名称,如俘卫州民,建卫州;俘三河县民,建三河县;俘密云民,建密云县等。头下军州的制度到辽圣宗时期逐渐废除。</h3></br><h3><strong>五京制度</strong></h3></br><h3>辽朝先后形成五京制度。五京为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但只有上京和开封是首都,其他均是陪都。至辽宋澶渊之盟后的极盛期,中京政治作用虽然加强,但仍没有改变上京首都的地位。</h3></br><h3>辽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其转徙不定、车马为家的游牧生活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其政治中心不在首都,而在捺钵(契丹语“行在所”、“行宫”的音译)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均在捺钵随时决定,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因气候、自然条件的制约,四时各有捺钵之地。</h3></br><h3>为了统治当地汉族,辽太宗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实行分治汉人和契丹人、南北两面官的两院制。并且改幽州为南京、云州为西京。</h3></br><h3>辽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官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大部分官名及职掌沿袭唐制,并参照五代和宋朝的官制。官有实授、遥授之分。职事官与散官及阶、勋、宪衔、封爵、食邑户数等配套。辽代官名多有契丹语官名,如林牙即翰林,惕隐掌管皇族政教,夷离毕掌管刑狱,乙里免为诰命夫人,等等。</h3></br><h3>辽世宗任用贤臣耶律屋质,进行一系列改革,将辽太宗时的南面官和北面官合并,成立南北枢密院,废南、北大王。后来南北枢密院合并,形成一个枢密院。辽世宗的改革使辽朝从部落联盟形式进入中央集权的时代。</h3></br><h3>辽朝的法律,因俗而治,各地使用不同法律。早期有民族歧视,至圣宗时契丹人法也用汉律来断。这反映汉人地位的提升。一般来讲辽代刑罚较重,而且皇帝往往随意杀人,无法无天,穆宗尤甚。</h3></br><h3><strong>捺钵制度</strong></h3></br><h3>捺钵,汉语译为“行营”、“行在”、“营盘”。辽朝虽先后以辽上京和辽中京作为首都,但是其政治核心不在首都,而在捺钵(契丹语“行在所”、“行宫”的音译)。这是因为辽朝的主要民族契丹族为游牧民族。由于契丹族转徙不定、车马为家的特性,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均在捺钵随时决定,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每年又“四时巡守”,“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皇帝在游猎地区设的行帐,以区别于皇都的宫帐。因气候、自然条件的制约,四时各有捺钵之地 。</h3></br><h3>辽太宗时,取燕云十六州后,其国土包括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为保持契丹族的骑射善战传统的经济生活,仍然过着“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生活。正如《辽史》中记载的“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在这种特殊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在契丹的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一套县有鲜明游牧契丹民族独特特点的四时捺钵制度。契丹皇帝四时巡行的宫帐(也称牙帐),即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 。</h3></br><h3>其兵制中斡鲁朵中的宫卫骑军兵甲,教练完习,简选天下之精锐,聚之腹心之中,既担任保卫任务,又出兵打仗。另外还有部族兵、汉军、渤海军等。契丹是游牧民族,善于骑射,平时放牧渔猎,既是生产经济活动,也是军事练习。有战争很快即可集合成军。</h3></br><h3>辽朝的军队,平时约在二十万至三十万左右,而契丹部族全民皆兵,辽所能动员的兵力在总人口当中,比例很高,为164万2800人 。由于保留着原始部族的痕迹,并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迅速转化的历史阶段,军事制度初期多与本民族社会制度合为一体,进入长城以南地区后,既保有本民族特色,又逐步接受汉族影响,具有民族融合的特点。</h3></br><h3>辽朝皇帝亲掌最高兵权。下设北﹑南枢密院。北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构,一般由契丹人主管﹔南枢密院亦称汉人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之政,因而出现一个朝廷两种军事体制并存的局面。</h3></br><h3>辽军大体分为宫帐军﹑部族军﹑京州军和属国军。宫帐军,征集直属皇帝的着帐户壮丁组成,是契丹族亲军,供宿卫和征战,“以行营为宫,选诸部豪健千人,置腹心部”。部族军,主要由契丹以外的部族壮丁组成,供守卫四边。以上两种部队是辽军的主力。京州军,亦称五州乡军,征集五京道各州县的汉族﹑渤海族等的壮丁组成。属国军,由臣属国壮丁组成。后两种部队为辅助兵力。辽初,贵族男子人人服兵役,年龄在15~50岁之间的列籍正军,兵器﹑战马自备。“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辽史·兵卫》)。后来,“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辽史·食货》)辽军以骑兵为主,主要武器是弓箭和刀枪。后期从宋朝传入抛石机式的火炮,编有炮手军 </h3></br><h3>契丹族本是游牧民族,“畋鱼以食、皮毛以衣、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游牧民族经济上的弱点,在契丹立国之前大事上解决。以人为方式在游牧地区内营造绿洲,再将农耕民族移居其中。契丹人从事农业、手工业,都是由辽太祖的祖父、父亲以及伯父等传入契丹,又传授纺织。辽在各地均设群牧使司以管理官有的牲畜。辽朝皇帝使农牧业共同发展繁荣,各得其所,建立独特的、比较完整的管理体制 </h3></br><h3><strong>人口</strong></h3></br><h3>年代</h3></br><h3>户数</h3></br><h3>口数</h3></br><h3>备注</h3></br><h3>太祖神册元年(916年)</h3></br><h3>40万户</h3></br><h3>200万人</h3></br><br></br><h3>太宗天显元年(926年)</h3></br><h3>57.3万户</h3></br><h3>286万人</h3></br><br></br><h3>穆宗应历二年(952年)</h3></br><h3>76万户</h3></br><h3>380万人</h3></br><br></br><h3>圣宗统和十八年(1000年)</h3></br><h3>不详</h3></br><h3>600万人</h3></br><h3>根据人口统计学中复利公式计算出 </h3></br><h3>道宗中期</h3></br><h3>97万户</h3></br><h3>750万人</h3></br><br></br><h3>天祚帝天庆元年(1111年)</h3></br><h3>140万户</h3></br><h3>900万人</h3></br><h3>辽代人口峰值 </h3></br><h3><strong>农业</strong></h3></br><h3>辽朝境内农作物品种齐全,既有粟、麦、稻、穄等粮食作物,也有蔬菜瓜果。他们借鉴和学习中原的农业技术,引进作物品种,还从回鹘引进了西瓜、回鹘豆等瓜果品种,结合北方气候特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作物栽培技术。辽朝的土地有公田和私田两类。在沿边设置的屯田自然是公田。募民耕种的在官闲田也是公田,百姓领种十年以后,要对朝廷缴纳租赋。至于所说的“占田置业入税”则是私田了。估计屯田多集中在北部沿边,私田则多在辽国南境。在契丹的汉人依然是以男耕女织的方法维持家庭收入。同时,契丹将战争中俘掠的汉人,安置在契丹腹心地区,建立许多头下军州。除少部分需上缴,其余收入皆归头下主所有。</h3></br><h3>辽廷为了鼓励人民开辟荒地,立例若成功开辟农地可免租赋十年,形成契丹特有的农牧混合经济 。遇到兵荒、岁饥之年,也要减、免赋税,991年1月辽圣宗时期,“诏免三京诸道租税,仍罢括田”。1075年9月辽道宗时期,“以南京饥,免租税一年,仍出钱粟振之”。辽朝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被编入州县,包括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和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佃户。他们无论经济地位如何,都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国家编户,并承担着国家的赋役负担。寺庙的佃户多是贵族、官僚随同土地一起转赠的,是既向国家纳税又向寺庙交租的另一种形式的税户。</h3></br><h3><strong>畜牧业</strong></h3></br><h3>辽朝的畜牧业十分发达,契丹人的牧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牧业是契丹等部落民的生活来源,也是辽朝所以武力强盛、所向克捷的物质条件。当时阴山以北至胪朐河,土河、潢水至挞鲁河、额尔古纳河流域,历来有优良的牧场。契丹各部和属部中的阻卜、乌古、敌烈、回鹘、党项等,主要从事游牧业。羊、马是契丹等游牧民的主要生活资料:乳肉是食品,皮毛为衣被,马、骆驼则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战争和射猎活动中马匹又是不可缺少的装备。因此,“蕃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阿保机之妻述律氏曾自豪地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h3></br><h3>羊、马也是辽朝向契丹诸部和西北、东北属国、属部征收的赋税和贡品,是辽朝的重要经济来源,因而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游牧的契丹人,编入相应的部落和石烈,在部落首领的管理下,在部落的分地上从事牧业生产,承担着部落和国家的赋役负担,没有朝廷和部落首领的允许,不能随意脱离本部。他们是牧区的劳动者、牧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部落贵族的属民。</h3></br><h3><strong>手工业</strong></h3></br><h3>辽代的冶铁业发达,发掘出土铁制的农业工具、炊具、马具、手工工具可与中原的产品相媲美。辽东是辽朝产铁要地,促进辽朝冶铁业的发展。初期,曾以横帐和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从事冶炼。“曷术”,即契丹语“铁”。曷术石烈在圣宗时因户口繁息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改编为部,仍以铁为赋。辽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湿河分置三冶。其中手山为今辽宁省辽阳市辽阳县的首山镇,这里的矿冶史最晚当起自辽代。</h3></br><h3>陶艺受唐代影响,墓葬出土文物则显示部分宋代器皿及其他器皿自国外输入,但。金、银器制作亦采用唐、宋的金属打制和镀金技术。辽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类,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风格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契丹式则仿造本族习惯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样式烧造,器类有瓶、壶、盘、碟,造型独具一格。缸瓦窑村窑是一处目前所知辽代最大的古瓷窑遗址,可生产白釉、单釉和三彩釉瓷以及宫廷所用的官窑器物。辽代的鎏金、鎏银、染织、造马具、制瓷以及造纸等手工业门类齐全,工艺精湛。</h3></br><h3>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更被宋人评比为“天下第一”。陈国公主与驸马墓、耶律羽之墓等贵族墓葬出土的精美金银器都反映出契丹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高度的工艺技术水平。如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乡辽墓出土的双猴绿釉鸡冠壶和龙首绿釉鸡冠壶就是仿契丹族皮囊容器的模式,在壶体侧边作出仿皮革缝制的痕迹,此类壶是契丹民族特有的生活器皿。分散到世界各地博物馆,并作为博物馆规模标志的,高达两米的大罗汉瓷像,就是辽代产品,是从河北省易县附近山洞中被外国人盗走的。</h3></br><h3><strong>商业</strong></h3></br><h3>随着农、牧、手工业的发展,交换逐渐频繁,商业活动也日益活跃。早期,辽太祖在炭山北建羊城,“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后版图扩大,建置完善,经济成分增加,范围扩大,商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辽五京相继建成后,都成了辽朝的重要商业城市。辽朝与周边各政权、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往来多以朝贡和互市的方式进行。由于商业的发展,辽朝境内也出现了富有的商人阶层,他们或经商于五京、州县,或来往于辽、五代诸国或宋朝,有的甚至成为代表辽朝办理交涉的使臣,如辽太宗时的回图使乔荣经商于后晋,又为辽朝商业贸易的代表,并可作为使臣与后晋交涉政务。西京归化州的韩师训也是富甲一方的商人。</h3></br><h3>辽代物价甚低,虽有盐酒之税,但各地税率并不一致。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据文献记载,耶律阿保机之父撒剌的时,已开始铸造货币。然而货币使用量不多,辽世宗时,上京还处在交易无钱而用布的状态。各地都用不同货币,如圣宗以前所铸的辽钱极少,圣宗之后稍微多了一些,但在流通货币中,所占数量仍甚少,不及百分之二,主要的是宋钱,其次是唐及五代及其他朝代的钱;在对外交易方面,辽主要与宋和西夏等通过边境上的榷场进行互补性的交易。另外与日本、高丽、阿拔斯王朝和喀喇汗国也有贸易往来。</h3></br><h3><strong>文化</strong></h3></br><h3>辽朝吸收许多汉文化与渤海国文化。灭渤海后,渤海遗民大量聚居于辽上京、辽东京一带的州县,较先进的渤海文化对辽文化有较为广泛的影响。据汉地幽云十六州到后来和宋朝的频繁交往,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的榷场贸易,汉文化对于辽朝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由于大量汉文书籍的翻译,将中原人民的科学技术、文学、史学成就等介绍到了草原地区,带动和促进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发展。辽朝皇室和契丹贵族多仰慕汉文化,如辽的开国皇帝辽太祖崇拜孔子,先后于上京建国子监,府、州、县设学,以传授儒家学说,又建立孔子庙;辽圣宗常阅读《贞观政要》、道宗爱看《论语》等;辽道宗时,契丹以“诸夏”自称,道宗又说“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教育方面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h3></br><h3><strong>文字</strong></h3></br><h3>辽朝文人既用契丹语言文字创作,也大量用汉语文写作。他们的作品有诗、词、歌、赋、文、章奏、书简等各种体裁,有述怀、戒喻、讽谏、叙事等各种题材。作者包括帝后、宗室、群臣、诸部人和着帐郎君子弟。契丹的诗词既有气势磅礴之句,也有清新优美之词。辽兴宗也善为诗文,1050年宋使赵概至辽,辽兴宗于席上请概赋《信誓如山河诗》。在辽朝诸帝中,辽道宗文学修养最高,善诗赋,作品清新雅丽,意境深远。有《题李俨黄菊赋》。宗室东丹王耶律倍有《乐田园诗》、《海上诗》。耶律国留、耶律资宗、耶律昭兄弟三人皆善属文、工辞章,耶律国留有《兔赋》、《寤寐歌》;耶律资宗出使高丽被留期间,“每怀君亲,辄有著述”,后编为《西亭集》;耶律昭因事被流放西北部,致书招讨使萧挞凛,陈安边之策,词旨皆可称。</h3></br><h3>辽道宗的皇后萧观音《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表达关心社稷安危、致主泽民的政治理想。流传至今的辽人作品除王鼎的《焚椒录》外,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醉义歌》是使用契丹语创作,有金朝耶律履的译文,只是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译文已经失传,今有耶律履的儿子耶律楚材的汉译本传世 。</h3></br><h3>在书目方面,辽设国史院,专修整历史,设官监修国士、史馆学士、修国史等,曾撰写起居注、日历、实录二十卷、国史,又把不少汉人书籍翻译为辽朝文字,如《五代史》等。当中,辽代所写的实录成为元朝脱脱等所编写的辽史主要材料之一。</h3></br><h3>语言文字方面,汉语与契丹语都是通行的,不少文书都是以这两种语言。辽代还出现了为佛教信众学习佛经而编纂的汉字字书《龙龛手鉴》。契丹文是辽代为记录契丹语而参照汉字创制的文字,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形式。但现时已缺少类似的文献。</h3></br><h3>契丹大字相传于920年由辽太祖下令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参照汉字创制,应有三千余字;契丹小字由辽太祖弟耶律迭剌参考回鹘文对大字加以改变而成。小字为拼音文字,约五百个发音符号。契丹小字较大字简便,原字虽少,却能把契丹语全部贯通。契丹族创字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觉,对其他民族也有不少影响,例如西夏创造党项文字、金朝创造女真文字、元朝创造八思巴文字。契丹字的通行直到1191年金朝金章宗废除为止。</h3></br><h3><strong>宗教</strong></h3></br><h3>辽朝的宗教以佛教和萨满教为主,此外也崇拜契丹祖先和民间信仰。民族信仰有木叶山崇拜、天地崇拜与拜日神、拜山神等。木叶山崇拜源自契丹始祖出现与契丹八部兴起的传说,带有萨满教的文化背景。契丹族于木叶山兴建契丹祖庙以祭拜始祖,最后发展成辽朝皇室的柴册仪。</h3></br><h3>辽朝佛教基本上继承盛唐的教学佛教。早在唐朝唐武宗发动灭佛事件时因为河北诸藩镇不听从,大量僧侣与佛教文物流向河北地区,使得当地佛教文化蓬逢发展。902年龙化州建开教寺,为佛教北传契丹的起始点。918年辽上京又建佛寺,佛教逐渐为契丹人所信仰和崇尚。926年辽朝灭渤海国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后,诸京和各州县也相继修建寺庙。938年辽朝领有燕云十六州后,此地逐渐发展成佛教文化重心,到辽朝晚期“僧侣、佛寺之数冠北方”。</h3></br><h3>辽太宗等辽朝皇帝也采取保护佛教政策,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辽兴宗时觉华岛海云寺僧人海山(郎思孝)与辽兴宗关系甚好。辽道宗曾以诗赞誉法均:“行高峰顶松千尺,戒净天心月一轮。”随着佛教的传播,由皇帝下令,寺庙校勘、雕印佛经和个人写经,集资刻经、印经等活动十分活跃。从山西应县木塔佛像中发现的丹藏、佛经及佛画,河北丰润天宝寺塔发现的佛经,内蒙古巴林右旗释迦佛舍利塔中发现的佛经,堪称佛教艺术瑰宝。辽朝完成以《大般若经》为首的主要佛教石刻,于辽兴宗时期出版的《契丹大藏经》,其地位仅次于宋朝宋太祖时期开版《蜀版大藏经》,在佛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h3></br><h3>道教和道家思想对契丹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辽初,以各种方式进入草原的汉人中,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如上京有天长观,中京有通天观,一些州城也多有道士和道观。某些契丹上层和契丹部民也信仰道教。辽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其弟耶律隆裕更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某些上层道士同佛教上层一样受到皇帝的礼遇。辽圣宗曾予道士冯若谷加官太子中允。道教的传播也带动了道家经典的研究,辽初道士刘海蝉著有《还丹破迷歌》和《还金篇》,耶律倍译有《阴符经》,辽圣宗时于阗张文宝曾进《内丹书》,寺公大师的《醉义歌》中也杂有道教思想。</h3></br><h3>辽朝也有通行伊斯兰教,主要经由位于西域、已经伊斯兰化的喀喇汗国东传而来。996年入仕辽廷的阿拉伯学者纳苏鲁丁即在辽南京(今北京)兴建牛街礼拜寺。后来的西辽辽帝对伊斯兰教采取的宽容伏待政策,使伊斯兰教持续在西域发展。</h3></br><h3><strong>艺术</strong></h3></br><h3>辽朝绘画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契丹人善画草原风光和骑射人物,辽朝涌现出不少卓有成就的画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绘画作品。耶律倍和著名画家胡瑰、胡虔父子所画多入北宋内府,被誉为“神品”。耶律倍画的《射骑图》、胡环的《卓歇图》、无名氏的《秋林群鹿图》、《丹枫呦鹿图》等名画,均为旷世珍宝。此外比较有名的尚有:耶律防曾两次使宋,见宋仁宗,“陛辞,仅一见,”即临摹如真容。萧瀜据《绘事备考》云:“好读书,亲翰墨,尤善丹青……”虞仲文据《图绘宝鉴》记载他善画人马,墨竹学文湖州(文同)。其他还有契丹族耶律题子、秦晋国妃萧氏,以及汉族陈升、常思言与吴九州等人也皆以善画称。</h3></br><h3>雕塑作品刀法遒劲,栩栩如生。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佛塔和佛寺。山西省灵丘觉山寺西塔院中的觉山寺塔、北京市天宁寺塔、辽宁省辽阳白塔、海城析木城金塔造型美观,是辽代最流行的密檐塔中的杰出代表作品。天津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兼唐代和宋朝之长处,雄健壮丽。辽朝用契丹文字刻制的石刻。契丹文石刻用契丹大字和小字刻制,一般分为纪功碑、建庙记、哀册文、墓志铭、题记等类。契丹大字石刻如:《辽太祖纪功碑》(残)、《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耶律延宁墓志》、《萧孝忠墓志铭》、《故太师铭石记》与《北大王墓志》等。其中《北大王墓志》(又作《耶律万辛墓志》)是契丹大字石刻中字体最工整的一件,讲述耶律万辛的事迹,本墓志使用辽代契丹大字、汉字刻印。由于刻字工整,字数较多,有利于契丹大字的解读 。</h3></br><h3>辽朝散乐受唐朝和五代后晋影响极深,在此基础上与契丹族民间艺术相融合,建立起的一种类似宫廷音乐的形式。《辽史》中有记载,其演奏乐器有:觱篥、箫、笛、笙、琵琶、五弦、箜篌、筝、方响、枝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与拍板等。散乐由12人组成,是一支完整的表演队伍。乐队呈两排,前排第三人下,有一低矮的舞蹈者,随着节拍翩翩起舞 。</h3></br><h3><strong>科技</strong></h3></br><h3>辽朝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一些成就。辽朝的医药久负盛名,辽朝医生直鲁古(915年-1005年)撰有《脉诀》与《针灸书》,其中的治疗方法至今仍应用在临床实践中。当时具有尸体防腐保存的技术,文惟简所著的《虏廷事实》、《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等文献都记载契丹人用香药、盐、矾等保存尸体的方法。1981年在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中发现有保存比较完整的干尸。</h3></br><h3>辽朝的天文历法继承五代历法,并略有改进。辽朝原使用后晋马重元的调元历,995年行用辽刺史贾俊的大明历。辽朝皇帝十分重视天象观测,时人并将天象与政事相连系。1971年在河北省宣化辽墓发现的彩绘星图绘有二十八宿、黄道十二宫。1989年在宣化辽墓又发现两幅星图,除与前图略同外,并有十二生肖,均作人形,从中可以得知辽朝天文学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h3></br><h3><strong>外交</strong></h3></br><h3>唐朝</h3></br><h3>契丹族原臣服唐朝,被唐朝封赏并设置了松漠都督府。于五代时建立契丹国独立,入侵燕云地区但被李存勖击败,退回北方。 五代后唐末年,辽太宗接受石敬瑭的请求,协助他建立后晋取代后唐,以获得燕云十六州与后晋的臣服。不久又南征中原,灭后晋以建立辽朝。至此辽朝与中原的外交关系首度转为辽朝居上,中原臣服的状态。</h3></br><h3>宋朝</h3></br><h3>之后辽朝衰退,后周与北宋为了燕云十六州又相继北伐,双方恢复对峙的局面。辽朝采取防御策略,并且扶持北汉对抗中原的北伐,屡次抵御中原的进攻。直到辽圣宗时,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再度发动南征,率辽军直逼北宋的澶州。最后双方订立澶渊之盟,辽朝索得,与北宋建立大致上平等的外交关系,长达120年,双方并且加强经济和贸易往来。1042年辽兴宗乘宋夏战争后北宋内外交困之际,率重兵陈列辽宋边界,并派萧特末(汉名萧英)和刘六符去宋朝索要瓦桥关南十县地。</h3></br><h3>宋朝派富弼与辽方使节谈判,双方于九月达成协议,此即重熙增币。最后增加增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以了结这次索地之争。辽兴宗还派耶律仁先和刘六符再次使宋争得一个“纳”字,即岁币是宋方纳给辽方的,不是赠送的。宋臣富弼建议宋仁宗答应要求,并且要求辽朝约束西夏作为条件以破坏辽与西夏的关系,最后使辽兴宗两次亲征西夏,劳民伤财。辽朝晚期因受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入侵,加上朝廷内部分裂与内斗,使辽朝有意与北宋和谈。但是北宋已经与金朝建立海上之盟而共同伐辽,所以拒绝和谈,最后辽朝亡于金朝。</h3></br><h3>高丽</h3></br><h3>辽朝于926年灭渤海国后与高丽接触。942年送给高丽50匹骆驼,但遭高丽太祖拒绝。辽使被放逐到孤岛,所送骆驼也都被饿死(万夫桥事件)。至此辽朝多次袭扰高丽边界,993年,辽圣宗率大军越过鸭绿江入侵高丽。最后双方和谈,在高丽同意断绝与宋的联盟后,辽圣宗率军北返,双方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1009年高丽发生军变。辽圣宗趁机入侵高丽。</h3></br><h3>西北诸国</h3></br><h3>辽朝与西北诸国保持着较为友好和睦的往来。辽朝西境的主要邻国西夏,长期以来,一直与辽朝保有朝贡和联姻关系。一度为辽藩属,被称为甥舅之邦。辽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也源远流长。早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就曾经率军西征,使西域诸国相继臣服。统和年间,王太妃出师西域,1003年建可敦城,作为西北的边防重镇,经过多年的经营,使辽朝的势力范围涵盖漠南、漠北与西域之地。</h3></br><h3>辽朝政府对这些降附的部落属国,均采取“因迁种落,内置三部”的羁縻政策,使的这些国家互相监督,皆不愿背叛辽朝。这些都使葱岭以东的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与葱岭以西的喀喇汗国,基本上都是亲附辽朝,其与北宋的关系较疏。此外,西亚的波斯与大食在辽初也相继遣使来通好。天赞二年,波斯使来,其第二年大食使来。大食国王遣使为王子请婚,未允。次年,复遣使请婚,辽圣宗以宗室之女嫁之。</h3></br><h3>因此,在唐朝灭亡之后,西域、西亚与东欧地区皆将辽朝(契丹)作为中国的代表称谓。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兵书中,还将中国传过去的火药与火器称为“契丹花”、“契丹火箭”等。直到今日,俄罗斯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当中,也依旧以契丹作为中国的称呼。</h3></br><h3><strong>社会</strong></h3></br><h3>契丹民族的社会与风俗,本不同于汉人。辽朝在统治汉人的燕云十六州地区,则同于中原;在北方的契丹人,则依旧俗生活;介于混杂地区,就呈现两种混合型态。契丹人的仪俗很多,如拜日仪、柴册仪、再生仪、祭山、射鬼箭等。特别的生活方式就是四时的“捺钵”,辽朝皇帝带领百官的中央政权,随着一年四时,到各地巡狩,其宫帐的所在地就是“捺钵”。其他还有“头鱼宴”、“头鹅宴”等生活习惯。契丹饮食文化因地制宜,有蜜饯、果脯等,是用蜜蜡浸渍水果而成,以利保存。清朝东北仍有以欧李(野果)“渍以饧蜜”之俗,今日北京特产果脯,也是与契丹人的“蜜渍山果”“蜜晒山果”之类一脉相承。</h3></br><h3>在日常生活上,契丹人具有北亚民族传统,以羊狐皮裘居多。而贵族官吏则以貂裘为主,并且穿丝绢服饰,所配戴的装饰也比较多。饮酒食肉为普遍现象,居住以帐幕为主,也有居住在宫室。摔跤、击鞠(踢球)、射柳、射兔节、下围棋和双陆等均是辽人的业余活动。关于节令风俗,辽汉皆有,仍以契丹旧俗为主。例如元旦日,以弱米和白羊髓为饼。正月七日为人日,食煎饼,称为“薰天饼”。其他尚有中和、上巳、端午、夏至、中元、中秋、重九、冬至等,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原传入的,节日风俗大体相同。然而也有一些节令,名称虽同,却保留了契丹固有的风俗和仪式。</h3></br><h3>契丹人在五代时期就有饮茶习俗,而且茶风日炽,家家户户不可一日无茶,这与他们日常膳食结构和多寒多风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宫廷遇重大节日,尝以茶祀祖祭天地,款待宾客和使臣,而且有一套隆重、规范的礼仪。</h3></br><h3>契丹人的节日有立春、重午、夏至、中秋节、除岁节等。立春日,皇宫举行庆祝仪式。皇帝进入内殿,率臣僚拜先祖画像,献酒。皇帝在土牛前上香,三奠酒,奏乐。再持彩杖鞭土牛。司长报告春至,臣僚也持彩杖鞭土牛三周,再引节度使以上官员登殿,撒谷、豆,击土牛,臣僚依次入座,饮酒,吃春盘,喝茶《辽史》。</h3></br><h3>又据《辽史·礼志》载:“皇帝皇后六拜、在位者皆下拜。皇帝皇后复位坐,命中丞奉茶果饼饵各二器,奠于天神地祗(即地神)位。</h3></br><h3>宋使至……臣僚起立,御茶出,皇帝起,入阁,引臣僚东西阶下殿……臣僚鞠躬赞拜,称万岁,赞:各就坐,赞!(赞:即赞礼)两廊从人亦如之,行单(dòn,厚的意思,引申为浓厚)茶,行酒,行膳,行果。”</h3></br><h3>1994年,在河北省宣化地区发现辽墓群,其中六、七、十号墓壁画中,均绘有以碾茶、煮茶、侍女敬茶的茶道程序图,佐证契丹贵族嗜茶已很普遍。</h3></br><h3>五代时期,辽与南唐交往最为密切。938年(会同元年),辽把羊三万只,马二百匹卖给南唐,以其值买回罗、纨、茶、药等物资。双方水、陆两路的交易也很频繁,交换去的茶叶不少,惜史无确切的记载。后唐在登州(今山东蓬莱)等地开设马市,和辽进行贸易。931(后唐长兴二年)契丹“黑水瓦儿部至登州卖马”,交换所需要的茶叶。</h3></br><h3>辽、宋之间的贸易,从北宋初年开始若断若续地进行着。辽需要的茶是通过宋方的馈赠和贸易渠道而获得的。据《契丹国志》载:宋“至贝州(属河北)赐茶、药各一银盒”,而辽“非团茶不纳也,非小团不贵也”。</h3></br><h3>辽、宋订立盟约进入和平时期后,双方达成协议,在河北边境陆续开放了雄州(雄县)、霸州(霸县)、安肃军(徐水)、广信军(保定西北)四处榷场,以雄州榷场最为重要。宋方输出的商品有:茶叶、瓷器、麻布、漆器、缯帛、香药、苏木等。辽方输出的商品有:羊、马、骆驼等。宋对辽贸易采取“稍优其值予之”的优惠政策。宋方输出的为加工制品,辽方多为牧畜,故榷场贸易对宋方有利,其每年从榷场征收的专卖税就达150万贯之多。大获其利。《三朝北盟》辽方在贸易中也获得大宗税收,双方都得到实惠。除官方贸易外,民间走私贸易也很活跃,虽有禁令,但禁而不止。</h3></br><h3>契丹人待客是“先汤后茶”,与宋人“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恰相反。汤用中药甘草煎剂,团茶则用锯锯碎“用银、铜执壶直接煨于炉口之上”煮饮,富贵贫贱不可一日无茶。 </h3></br><h3><strong>帝王世系</strong></h3></br><h3><strong>大辽</strong></h3></br><h3>庙号</h3></br><h3>谥号</h3></br><h3>尊号</h3></br><h3>汉名</h3></br><h3>契丹名</h3></br><h3>年号</h3></br><h3>在位时间</h3></br><h3>肃祖</h3></br><h3>昭烈皇帝</h3></br><br></br><h3>-</h3></br><h3>耶律耨里思</h3></br><h3>-</h3></br><h3>未称帝,阿保机追尊</h3></br><h3>懿祖</h3></br><h3>庄敬皇帝</h3></br><br></br><h3>-</h3></br><h3>耶律萨剌德</h3></br><h3>-</h3></br><h3>未称帝,阿保机追尊</h3></br><h3>玄祖</h3></br><h3>简献皇帝</h3></br><br></br><h3>-</h3></br><h3>耶律匀德寔</h3></br><h3>-</h3></br><h3>未称帝,阿保机追尊</h3></br><h3>德祖</h3></br><h3>宣简皇帝</h3></br><br></br><h3>-</h3></br><h3>耶律撒剌的</h3></br><h3>-</h3></br><h3>未称帝,阿保机追尊</h3></br><h3>太祖</h3></br><h3>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h3></br><h3>大圣大明天皇帝</h3></br><h3>耶律亿</h3></br><h3>耶律阿保机</h3></br><h3>神册</h3></br><h3>天赞</h3></br><h3>天显</h3></br><h3>916年-926年</h3></br><h3>太宗</h3></br><h3>孝武惠文皇帝</h3></br><h3>嗣圣皇帝</h3></br><h3>耶律德光</h3></br><h3>耶律尧骨</h3></br><h3>天显</h3></br><h3>会同</h3></br><h3>大同</h3></br><h3>927年-947年</h3></br><h3>义宗</h3></br><h3>文献钦义皇帝</h3></br><h3>-</h3></br><h3>耶律倍</h3></br><h3>耶律突欲</h3></br><h3>-</h3></br><h3>未称帝,兴宗追尊</h3></br><h3>-</h3></br><h3>章肃皇帝</h3></br><h3>-</h3></br><h3>耶律洪古</h3></br><h3>耶律李胡</h3></br><h3>-</h3></br><h3>未称帝,兴宗追尊</h3></br><h3>世宗</h3></br><h3>孝和庄宪皇帝</h3></br><h3>-</h3></br><h3>耶律阮</h3></br><h3>耶律兀欲</h3></br><h3>天禄</h3></br><h3>947年-951年</h3></br><h3>(僭称帝号)</h3></br><h3>-</h3></br><h3>-</h3></br><h3>-</h3></br><h3>耶律察割</h3></br><h3>-</h3></br><h3>951年9月</h3></br><h3>穆宗</h3></br><h3>孝安敬正皇帝</h3></br><h3>天顺皇帝</h3></br><h3>耶律璟</h3></br><h3>耶律述律</h3></br><h3>应历</h3></br><h3>951年-969年</h3></br><h3>景宗</h3></br><h3>孝成康靖皇帝</h3></br><h3>天赞皇帝</h3></br><h3>耶律贤</h3></br><h3>耶律明扆</h3></br><h3>保宁</h3></br><h3>乾亨</h3></br><h3>969年-982年</h3></br><h3>圣宗</h3></br><h3>文武大孝宣皇帝</h3></br><h3>天辅皇帝</h3></br><h3>耶律隆绪</h3></br><h3>耶律文殊奴</h3></br><h3>乾亨</h3></br><h3>统和</h3></br><h3>开泰</h3></br><h3>太平</h3></br><h3>982年-1031年</h3></br><h3>兴宗</h3></br><h3>神圣孝章皇帝</h3></br><h3>-</h3></br><h3>耶律宗真</h3></br><h3>耶律只骨</h3></br><h3>景福</h3></br><h3>重熙</h3></br><h3>1031年-1055年</h3></br><h3>道宗</h3></br><h3>仁圣大孝文皇帝</h3></br><h3>-</h3></br><h3>耶律洪基</h3></br><h3>耶律查剌</h3></br><h3>清宁</h3></br><h3>咸雍</h3></br><h3>大康</h3></br><h3>大安</h3></br><h3>寿昌</h3></br><h3>寿隆</h3></br><h3>1055年-1101年</h3></br><h3>顺宗</h3></br><h3>大孝顺圣皇帝</h3></br><h3>-</h3></br><h3>耶律浚</h3></br><h3>耶律耶鲁斡</h3></br><h3>-</h3></br><h3>未称帝,恭宗追尊</h3></br><h3>恭宗</h3></br><h3>恭怀皇帝</h3></br><h3>天祚皇帝</h3></br><h3>耶律延禧</h3></br><h3>耶律阿果</h3></br><h3>乾统</h3></br><h3>天庆</h3></br><h3>保大</h3></br><h3>1101年-1125年</h3></br><h3>北辽</h3></br><h3>宣宗</h3></br><h3>孝章皇帝</h3></br><h3>天锡皇帝</h3></br><h3>耶律淳</h3></br><h3>耶律涅里</h3></br><h3>建福</h3></br><h3>1122年</h3></br><h3>-</h3></br><h3>-</h3></br><h3>-</h3></br><h3>耶律定</h3></br><h3>-</h3></br><h3>德兴</h3></br><h3>1122年-1123年</h3></br><h3>(遥尊耶律定为帝)</h3></br><h3>-</h3></br><h3>-</h3></br><h3>皇太后</h3></br><h3>-</h3></br><h3>萧普贤女</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耶律雅里</h3></br><h3>神历</h3></br><h3>1123年</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耶律术烈</h3></br><h3>-</h3></br><h3>1123年</h3></br><h3>西辽</h3></br><h3>-</h3></br><h3>-</h3></br><h3>嗣元皇帝</h3></br><h3>-</h3></br><h3>耶律氏</h3></br><h3>-</h3></br><h3>未称帝,德宗追尊</h3></br><h3>德宗</h3></br><h3>-</h3></br><h3>天佑皇帝</h3></br><h3>耶律重德</h3></br><h3>耶律大石</h3></br><h3>延庆</h3></br><h3>康国</h3></br><h3>1124年-1144年</h3></br><h3>-</h3></br><h3>-</h3></br><h3>感天皇后</h3></br><h3>-</h3></br><h3>萧塔不烟</h3></br><h3>咸清</h3></br><h3>1144年-1151年</h3></br><h3>仁宗</h3></br><h3>-</h3></br><h3>-</h3></br><h3>-</h3></br><h3>耶律夷列</h3></br><h3>绍兴</h3></br><h3>1151年-1163年</h3></br><h3>-</h3></br><h3>-</h3></br><h3>承天皇后</h3></br><h3>-</h3></br><h3>耶律普速完</h3></br><h3>崇福</h3></br><h3>1164年-1177年</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耶律直鲁古</h3></br><h3>天禧</h3></br><h3>1178年-1211年</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乃蛮屈出律</h3></br><h3>天禧</h3></br><h3>1211年-1217年</h3></br><h3>东辽</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耶律留哥</h3></br><h3>元统</h3></br><h3>1213年-1220年</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姚里氏</h3></br><h3>-</h3></br><h3>1220年-1226年</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耶律薛阇</h3></br><h3>-</h3></br><h3>1226年-1238年</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耶律收国奴</h3></br><h3>-</h3></br><h3>1238年-1259年</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耶律古乃</h3></br><h3>-</h3></br><h3>1259年-1269年</h3></br><h3>后辽</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耶律厮不</h3></br><h3>天威</h3></br><h3>1216年</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耶律乞奴</h3></br><h3>天佑</h3></br><h3>1216年</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耶律金山</h3></br><h3>天德</h3></br><h3>1216年-1217年</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耶律统古与</h3></br><h3>-</h3></br><h3>1217年-1218年</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耶律喊舍</h3></br><h3>-</h3></br><h3>1218年-1220年</h3></br><h3>契丹萧氏的祖先称审密氏,内部又分为拔里家族和乙室己家族。这个家族后来为什么改姓萧氏,说法很多。《辽史·后妃传》是这样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以后,拔里、乙室己家族与耶律氏世代联姻,对于耶律氏的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契丹诸部中最强大的家族,其功劳最大,不可泯没,所以把他们比做西汉初年的宰相萧何,自此以后,拔里和乙室己家族就改姓萧氏了。而辽太祖皇后述律氏却例外,她原来既不是契丹人,也不姓萧,述律氏的祖先是回纥人糯思。</h3></br><h3>大同元年(947年),辽太宗率大军南下灭后晋,在汴梁(今河南开封市)任命述律太后的侄子小汉为宣武军(今河南开封市)节度使,赐姓名萧翰。于是,辽朝外族萧氏中就有了拔里、乙室己、述律等三个家族,而述律家族在其中占有更优越的地位,在辽太祖至天祚帝九个皇帝中,除穆宗的皇后萧氏出身不详外,其余八个皇后无一例外都出自述律家族。 </h3></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