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小秋收（摘自《陈钧成回忆录》）

陈大联

　　一九五八年大办钢铁，日夜吃粮，加上三年所谓“自然灾害”，仓库粮食基本上消耗殆尽，居民供应每月麻油二两、米24斤半，还得搭配山芋干等杂粮，在体内缺乏油水，24市斤主粮只能半饱。

一九六0年七月，市里动员各单位人员下乡搞“小秋收”，所谓小秋收，就是挖掘可以吃的树根、野菜、六谷芯等充饥。

动员下乡之前，还得用传统方式，人人都写申请书，内容：“为建设社会主义，本人要求到最艰苦地方去锻炼，请领导批准。”

这天晚上，在安庆沟儿口石灰店开大会，宣布批准下放人员名单，屋里屋外挤满人群，每人心理状态都希望是榜上无名才好。大家都知道，所谓小秋收是吃力却吃不饱的差事。

我是无资格写申请的，因为我不算人民，只算是国民。可是读着读着最后才宣布，几个“另册”人员名单上，有我名字。

我们去的方向是江南东至一带，上船过江的有我们大观商店各业人员和文化用品厂等单位，总带队人是区财贸部高效君部长。

我小组分配在胜利公社所属一个生产队，帮助农民种甘蔗、锄草。到了开工时间，队长开始吹哨催社员上工，哨子吹破了，也只是三三两两的农妇懒洋洋地扛着锄头下地，只听队长说到，若今天不上工，今天就停你伙食。这一招威力很大，本来肚内就是空的，停你一天伙比死还难受，那还受的住？

上了工地先坐一会，才有人和我们开口，我们动一下吧！大不了二十分钟就停下休息，中间不动了，二十分钟就算完成任务，干脆坐着谈心，反正队长不在现场，无人过问。头十天里倒也轻松。

一天三餐都是稀饭，水多米少，一口气可以将这碗吹到那一碗，其光度可以照人，这样大锅饭并不是农民当家做主，大家伙饿着肚子做苦力，怎不磨洋工？

十天以后，我们调到牛场大队，队长姓陶，初来我们住在牛棚里，牛棚里蚊子特别多，好在我们人多，蚊子大家分摊。

　　在困难时期，手上有权力和无权的人是有区别的，从古到今都一样，不要看标榜宣传。当地农民说，别看村干部对人和气，社员吃不饱，他家天天吃油炒饭，吃不掉小孩拿它喂鸡。饿死的都是村民，没有见哪个村干部饿死的。

又过了两天，我们移到牛场中段，这里都是庐江人，连小孩都讲庐江话。

在这里带队人是百货公司汪某等两人，汪某很善良，有时我们到大渡口都准假，但另一位带队人知道后，规定了不许大家请假，后来听说此人偷听美国之音被判刑十二年。

有一天晚上开会，负责人把我们叫去站出来亮相，足有十二人，叫人知道我们身份是敌人，要严加管束。

有一次，百货公司的人买了西瓜愁着拿不回来，其中一人说：何不叫几个右派来拿。我们没有犯法，却都变成私人奴隶。

在牛场二十天，又要挪地方了，要到葛公镇去，车经马田，在食堂吃饭，稀饭比较稠，据说这几天来了检查组，平时不是这样，队长打了社员招呼，如果上面人来问，只说天天都是这样，不准乱说。

下乡搞小秋收的人名声很不好，农民们见我们来了，就打发小孩赶快在屋外看着晾晒东西，不要让晒在外面山芋片给人偷吃了。

实际上我们这些人并不是天生是贼，肚子填不饱难受，有时在地里乘四周无人时拔上几个萝卜带走，也顾不上什么道德良心了。

这里离杨湖很近，有时到镇上买两碗萝卜汤吃吃，一角钱一碗，总有点营养。用高价向农民买鸡蛋吃，农民说得好，现在人都没有力气生娃，鸡那会生蛋呢？鸡蛋那时候真是稀罕物。

一道去有个叫代声旺的，是个近七十老头，他不知道在哪里买了四个鸡蛋吃了，被人发现，向领导检举了，还开了一个批斗会，说他是资产阶级小业主，解放前享受惯了，到人民当家作主时代还在继续享受呢。

我只好用以物换物方式换取山芋干粉，先用瓷碗兑换干粉斤半，继而用电筒、皮带、帽子、衣服、被单等去换，为了填饱肚子活命，不惜任何物品，这些身外之物，只要人在都可以拿去，以后这些东西还可以买得回来。

这里遍地有柴火，我们把整个大树放倒锯木柴放在堂屋烤火，煮什么吃也很方便。

伙食团司务长是我表妹，有时我去她那里，也暗地里给我一点吃的。

文化用品厂厂长也在这里带队小秋收，该厂一帮人是主流，我们睡了，他们就烧起小锅，吃的当然我们公众的粮，眼巴巴的闻着饭香，厂长还是我的亲戚，在饥荒时期那是六亲不认的。

有一个水炉业哑巴，不说话，买不到东西，饿死在我隔一铺位床上，临铺的人都抱着被条躲开，我不管那么多，仍然睡在原处。

挖蕨根，哪里能挖得到呢，结果我们收了一些六谷芯、山芋藤，带回到安庆捣碎做粑，实在很难下咽。

作者：陈钧成（1927-2005），安徽安庆人，地方文史学者，有遗稿近二十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