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历史✔

牛逼哥

封面：本人与李慰严合作完成《李慰严回忆录》，历时两年多。 作者： 目录 前言 第一章、散向神州报春花——我的父亲李梅羹1988年第1期《长沙党史通讯》发表了党史专家曾长秋的文章《撒向神州报春花——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梅羹》，他在文章开篇语高度概括了我父亲李梅羹一生的革命事迹，他写道：“李梅羹是中国早期进步知识分子之一，他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参加党的创建工作，积极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直接从事工人运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宝贵贡献”。我的父亲李梅羹是革命先驱，我作为李梅羹的儿子感到无比的自豪！下面我就首先讲述我父亲李梅羹的一生的革命业绩。第一节、父亲身世我的父亲李梅羹，又名鼎和，笔名赤心，笔名墨耕、弥耕、梅耕、梅庚、弥坚等。 我家的1946年版本的《李氏家谱》关于曾祖父，祖父及父亲的部分内容： 李梅羹1901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浏阳县官渡松江村一个私塾教师家庭。父亲李梅羹的身世很苦。他李梅羹三岁时，母亲廖氏去世。十岁时，父亲李远勋去世。由祖父李韫谦即我的曾祖父抚养长大。曾祖父是私塾教师。从族谱得知，我祖父名远勋，也是私塾先生，是浏阳有名的学者，与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老前辈都是学界名人，交往密切。我叔父李博，又名楷文，1904年出生。叔叔性格类似父亲，喜静好学，文质彬彬。1921年入长沙楚怡工业学读书，深受兄长的影响，追求进步，在校加入了共产党组织。1925年从长沙楚怡工业学校毕业后，由我父亲介绍参加北伐战争，在司令部军医处任职。1927年后，由于蒋介石反共清党，叔叔被组织派到了安徽省民政厅政治练部组织处调查兼统计股任上尉股员。1929年因病被吴厅长送回老家浏阳休养，不久去世。时年24岁。叔叔李博英年早逝，未婚无后。 我叔叔李博的名片原件，钢笔字是本人特意标注的。本人认定叔叔是共产党员～ 父亲邮寄给叔叔的明信片。说明：1925年4月9日父亲在苏联莫斯科时写给叔叔李楷文的明信片。 第二节、创建中国共产党1915年秋，我父亲李梅羹考入长沙名校长郡中学德文班，与罗章龙、宋天放等同班。我父亲是好思考，爱探索、追求新思潮的有志学子。父亲是校进步学生组织＊辅仁学社（简称辅社）的骨干成员。此社类似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该社是1913年罗章龙和易克嶷共同发起的。社名含“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以研究科学知识为宗旨。主要成员有罗章龙、易克嶷、李梅羹、匡务逊、宋天放、罗汉、陈德荣、陈兴霸、周长宪、吴汝霖、肖乐天、张孝骞、张维、彭光闾等。辅社成立后积极参加了当时湖南的政治斗争。1918年，随着罗章龙等社员到北京求学，该社活动中心也迁到北京，许多社员参加了“五四”运动。他曾和辅社罗章龙、宋天放等同学讨论时感慨地陈述他的宇宙观“地球年龄估计约50亿年，人类发生不过百万年，在此悠悠天地中，世界所生存过之人，殆不下千亿，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浮生为露电，少壮复几时。再放观宇宙，亿万星空，一星一世界，其事邈不可知，六合之外，更不可纪极。唯有以短促之生命，以事救民于水火事业，心境稍获宁静”。 (参见图1-2abc, 图1－21b)。1918年夏父亲考入北京医专学习。当时罗章龙、宋天放、王人旋等长郡中学的同学也考入北京大学，父亲常被邀去北大听李大钊的讲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很快起了变化，李大钊也非常关注这名医专来听课的学生。当时处于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列强大肆侵略掠夺，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父亲精神非常痛苦，自从接受到马克思主义，感到中国有了希望 (参见图1-3abcdef)。＊结识毛泽东：父亲喜好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1918年6月15日毛泽东为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和罗章龙等人由长沙乘火车到北京。同年秋毛到北大罗的宿舍（即北大西斋。也是后来的“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小室）。罗又让父亲作陪。其实父亲对毛泽东并不陌生。父亲13岁时就在中学大门口看到一个叫28画生的《征友启示》广告。当同学罗章龙见完神秘的28画生后告诉父亲：28画是化名，他叫毛泽东，是一师的品学兼优的风云人物。……见面是安排在星期天的上午。因为放假，宿舍除了云南的舍友王复生（又名王儒廷）外没其他外人。这是父亲第一次和毛泽东见面。毛给父亲留下极深刻的第一印象：毛穿着蓝长袍，黑布鞋，玉树临风，短发，眼晴明亮，说话嗓门宏亮，慢条斯理，幽默风趣，走路迈着慢而稳的虎形步子，略有驼背。（这些是后来大舅给我说的，大舅比父亲先到北京上学，当时是中国大学政治系的学生，二人是在五四运动中结识的）。四个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人，一见如故，亲如弟兄，天南海北聊得热火朝天。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由罗作东一起到学校外的小面馆吃北京特色的炸酱面。饭后大家依依不舍告别。父亲和毛泽东相互仰慕，很快就结成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正是在这次北京之行，毛由杨老师推荐当上了北大的图书的助理书记员。时隔不久，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代表团再次来到北京向政府请愿。在京期间，父亲多次协助父亲多次协助毛泽东积极组织联络北京各校学生参加示威游行活动，并帮助代表们解决住宿和伙食等。1920年1月28日，毛泽东应邀到陶然亭公园慈悲庵参加“辅社”同仁活动后与父亲等留影。这是父亲留下的唯一的一张与毛泽东合影的珍贵相片！ (参见图1－4, 图1－5b，图1-10, 图1－18acd)后来毛泽东返回湖南后，一直与父亲保持书信来往。但十分遗憾这些极其珍贵资料在解放前被胆小的家人烧了。当时保存这样的书信随时被杀头坐牢的。 ＊“13太保”之一：我父亲李梅羹1919年参加和组织了五四爱国运动。父亲自1918年就与李大钊有接触，常受罗章龙等同学邀去听李大钊的马列主义讲座，五四运动前父亲就是医专的学生领袖，常去北大参加有关活动。1919年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挥舞着旗帜，浩浩荡荡涌出校园。李梅羹带领医专学生和北大学生汇合参加五四运动大游行，和大家一起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冲破军警阻拦，齐聚天安门广场。邓中夏、匡互生、罗章龙、易克嶷，何孟雄、李梅羹、宋天放、罗汉、刘仁静、高君宇、王复生和王有德等参加了“秘密行动小组”，他们勇敢机智地一路带领并护卫着游行队伍的安全，接着发生了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的重大历史事件。由于父亲李梅羹在五四运动中出众的组织才能和出色的表现赢得北京很多大学的学生的拥护，成为当时风云人物，被大家称为“13太名保”。当时我的大舅田良骥代表中国大学的学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后，我父李梅羹即转入北京大学德文系学习(参见图1-3abcdef, 图1－5b, 图1-6abc, 图1-18acd)。＊国内最早翻译出了《共产党宣言》：本节的核心问题有二：其一是李梅羹是否翻译过《共产党宣言》吗？其二是李梅羹何时完成翻译的？一、李梅羹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事实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中有明确的记载：“翻译过共产党宣言”。（参见图1-7a）李梅羹翻译的详细过程：革命导师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翻译马克思学说原文的目的就是为了用革命理论来有效地指导并推动革命运动！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组织曦园(1919年暑假期间，邓中夏、罗章龙、李梅羹等30多余人组成倡导实行泛劳动与自由研究的学生团体。半工半读、互助互济，一直学习讨论，轮流做饭、洗衣、挑水、扫地，过着、俭朴平等、互为诤友的新式生活方式)学生们分为英文、德文、法文三个小组，翻译马克思学说。英文组有范鸿劼、高君宇、李俊、刘仁静等；法文组有王复生、王茂生等；＊德文组有李梅羹、王有德、罗章龙、商章孙、宋天放等。《共产党宣言》原著理论深邃，语言精练，要想翻出信、达、雅的译文，实属不易。德文组先是反复诵读原著，有些经典段落李梅羹等人都能背诵，不懂的地方就集体研究。译成中文后，为让读者看明白，就在必要的地方加一些解释性文字。如开篇第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大家都觉得，“幽灵”这词不太好，中文含有贬义，但又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徘徊”这个词也不太好，它没有指出方向。最后大家决定，采取直译加说明的方式。于是，加写了一段说明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类似的说明，译文中有七八处。由于马克思主义被北洋军阀政府视为“洪水猛兽”，所完成的译文不便公开发行，便印发了少量油印本，以供内部传阅学习。二、李梅羹完成译文《共产党宣言》的时间：《炎黄春秋》2021年第五期登载的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苏峰同志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早期译介者李梅羹》文章，论证了李梅羹完成译文《共产党宣言》的时间：“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版第50页记载，1920年1月4日，毛泽东已看到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油印小册子《共产党宣言》全文，由此推断，该书最迟译成于1919年底”。 (之后另外一个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在陈独秀的支持下由上海陈望道教授翻译完成,并于1920年8月公开出版)（参见图1-7bcd）。《共产党宣言》译文的影响：李梅羹将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等大量马列原著译成中文并身体力行，进行宣传和实践----深入工人中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的工人运动。同时此书还影响了一大批追求真理的青年人。例如对青年毛泽东最初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起到了关键作用。毛泽东在1936年同美国进步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回忆：“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此外，父亲还翻译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如：列宁的《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等。在北大发表《新民园》第一卷第二号1923年12月出版的这一期刊登李梅庚（即李梅羹）的题为“最近世界经济概况”的文章(参见图1-8, 9)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什么要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呢？曦园活动一年，对新型革命思想颇有影响。即从纯书斋转入到产业工人群众中去，即深入到中国工农大群中而开展新的革命活动；曦园成员中一些人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又不满足于原来过于广博的研究方式，于是这些人就开始酝酿新的组织形式----直接取名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一些更为志同道合，倾心十月革命道路的人的结合。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倡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后，共产党北京支部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决定把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启事，公开吸收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活动，19名会员作为发起人在启事上签了名，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大日刊》在一个不起眼角落里，登出《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其中提到：“本会叫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上年3月间便发起了这一个研究会。现在我们已有同志19人了。筹集了百二十元的购书费，至少要购备《马克思全集》英德法三种文字的各一份。各书现已陆续寄到，并且马上就要找定一个事务所，可以供藏书、阅览、开会、讨论之用。我们的意思在凭着这个单纯的组织，渐次完成我们理想中应有的希望”。上述启事中提到的19人是：高崇焕、王有德、邓中夏、吴汝明、罗章龙、黄绍谷、王复生(王儒廷)、黄日葵、李骏、杨人杞、李梅羹、吴溶沧、刘仁静、范鸿劼、宋天放、高尚德（高君宇）、何孟鸿、朱务善、范齐韩。当时这19人中，除了高崇焕、黄绍谷、杨人杞、范齐韩4人，其他15人均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这则启事中，留有研究会的通讯地址：一是北京大学第一院王有德君；二是北京大学西斋罗章龙君。……启事刊出后，报名者十分踊跃，包括恽代英等校内外的青年、学生、教授、工人近300人先后加入研究会。研究会会员集资办起的图书室，命名为“亢慕义斋”，由校长蔡元培特批的红楼西斋宿舍区的两间房子。罗章龙是第一任书记。从1920年到1926年的七年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北京大学为基地学习、研究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既依靠北大学术资源条件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党组织培养了大批干部、输送了大批人才，如陈毅、恽代英、林育南、潘心源、李子洲等，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早期发展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参见图1-11abcd）。 我的父亲李梅羹是中国共产党的58位创始人之一。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李梅羹是成员之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之一。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等人开始在北京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10月，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主要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李梅羹、刘仁静、邓中夏、高尚德（高君宇）、何孟雄、张太雷、缪伯英、范鸿吉等。2011年1 月1日出版的党的权威文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有记载了58位早期党员名单，父亲李梅羹名字就在其中，编号25。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小组主要活动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11月，出版了工人通俗小报《劳动音》周刊，向工人宣传社会主义。1921午1月，在长辛店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罗章龙、李梅羹、刘仁静、邓中夏、高尚德（高君宇）先后担任工人夜校的教员。5月，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出版《工人周刊》，罗章龙和李梅羹负责《工人周刊》编辑。李大钊选派了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到济南，郑州，天津，我父亲李梅羹到唐山等地帮助建立革命组织，起到北方发起组的作用。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搞得最好的一个，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 (参见图1-12)＊关于北京出席党的一大代表的产生过程：刘仁静有过回忆：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张国焘、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几个人就开会研究去上海的人选。李大钊、陈德荣没空参加这次会议。按理说应该从李大钊、张国焘和罗章龙三人中选二人。李大钊是北京党组织的书记，张国焘是分管组织的，罗章龙是分管宣传的。可是李大钊根本脱不开身，罗章龙也要事缠身，李梅羹作为李大钊的秘书更是跟着忙，邓中夏说他有要事不能去，于是李大钊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出席上海的“一大”。 ＊北京地委：“一大”后，1921年8月北京党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地委，李大钊任书记，组织委员罗章龙，宣传委员高君宇，财务委员李梅羹。（见《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第11页）。李梅羹参加党的创建工作，长期担任李大钊的秘书，建党后又担任中共北京地委委员主管党的财务，深受李大钊的信任。（参见图1-13）＊组织并参与工人运动：从1921年的陇海铁路大罢工到1923年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从1922年1月开始，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前后持续时间达13个月之久。在此期间爆发的罢工斗争达一百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万以上。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5月上旬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总结以往工人运动的经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把反帝反封建作为工人运动的基本目标。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1922年8月从上海迁到北京，主任为邓中夏）和各地分部所在地为中心，形成几个罢工重点地区。其中北京区、武汉区和湖南区的工人运动发展迅速，成绩比较显著。北方分部的主任是罗章龙，李梅羹作为罗章龙的助手参与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领导工作，直接组织指挥了北方区的罢工斗争。1922年10月，他到唐山领导参与开滦五个煤矿、五万多人大罢工运动，正在开会时，他与罗章龙、邓培等人被捕，幸好很快被工人纠察队抢回，有惊无险。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二七”惨案发生，父亲李梅羹目睹罗章龙中弹倒地受伤，葛树贵当场牺牲的血醒现场……父亲曾经在一相片后面写下：“不是我征服环境，便是环境征服我。”-----表达要与反动派作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的决心。事后他和罗章龙等人冒着被军警辑捕的危险，迅速收集罢工资料和照片，编写《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向全国人民揭露反动军阀吴佩孚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罪行，鼓舞工人继续斗争，此书成为全面报道“二七”大罢工的最早、最详实的、最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参见图1-14abc）第三节、选派苏联留学，参加党的六大1925年，父亲李梅羹还有几个月就要从北大毕业了。正在此时，他受中共北方区委的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是共产国际为培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干部而开办的学校。父亲李梅羹为了革命大业而顾全大局，放弃了即将获得毕业考试和北大名校的文凭机会而远赴异国他乡！在学习期间，李梅羹继续从事马列著作的研究和翻译工作，有些译作还成为同学们自学教材。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一座庄园召开，李梅羹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大会，并担任翻译工作。李梅羹担任德文翻译组组长，会议期间，＊担任周恩来的德文，俄文翻译。德国共产党总书记台尔曼的讲话即由他直接翻译。列席代表还有刘伯诚、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等。据罗章龙回忆：“李梅羹在苏联四年，深知东大支部内幕，对米夫深鄙其为人，拒不为米工作，米深忌之，李梅羹对王明的为人亦无好感。（《罗章龙回忆录》第639页）。李梅羹在苏联共4年，1929年回国。（参见图1－15，16, 17abcd ） 第四节、为革命事业四处奔波1929年回国后，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工委宣传部翻译主任，主要翻译《国际通讯》等文件、资料，还曾兼任《劳动报》编辑。他曾到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也是中共中央工委，推动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另外父亲还主管中央印刷出版事宜。中央还办了一个印刷厂，先由毛泽民任经理，后由李梅羹管理，毛泽民的两个侄子毛特夫和毛汉章也在印刷厂工作。王明篡党夺权后，派顾顺章来劫夺。据罗章龙回忆当时的细节：“在劫夺前一日，顾顺章忽至李梅羹寓对李说道：我今天放言，叫你早些离开此地，勿要再做工作，你识相些。李梅羹说：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用不着你多管。顾说：我原是一片好意，你不听话，莫怪我们不讲客气。数日后，劫夺印刷厂是由临中（即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派顾顺章亲率十余人伪称工部局包探（即敌特）引便衣武装前往印刷厂搜查，首先进厂把全体职工禁管。李梅羹时正生病，卧床不起。这伙人不由分说，将印刷厂机器设备及纸张等全部装上预先准备好的几辆汽车运走。众人临去又将李梅羹被褥衣物洗劫一空。值得一提的是李梅羹被褥衣物中有一条毛毯是李大钊送给罗章龙的上锈有LDC字样，即李大钊的名字，李梅羹有病时，罗章龙就送给李梅羹御寒……李梅羹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望顾顺章扬长而去。后该屋仍受工部局巡捕搜查封闭，捕去印刷厂职工十余人”。第五节、组织营救战友罗章龙1933年4月10日，罗章龙在上海大连路天飞宫总商会图书馆被捕。罗章龙被捕后，谁来营救他呢? 其父早病故，弟罗章风 (曾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已牺牲，家财已被国民党抄空，只有他的同乡同学李梅羹 (公开身份是德国礼和洋行的德文秘书)。当时罗从东北回来的（1931到1932年罗到好友王儒廷---王复生所在的黑龙江躲藏了两年）。没地方住就暂时搬到父亲的公共租界杨浦路住所。有几天父亲看到他晚上没回来，感觉反常，后父亲从报纸上看到了罗被捕消息。于是父亲赶快告诉罗的夫人，同时又多次访托老校长蔡元培、国民党头面人物汪精卫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罗章龙和汪精卫曾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一起工作)二人出面保释。他俩认为罗章龙已被共产党开除，保罗出狱可再为国民党工作。由于蔡元培、汪精卫作保，罗章龙坐牢近l年后被释放。1979年我在北京看望罗老时，他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说道你父亲救过我的命！（参见图1－21b）第六节、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父亲李梅羹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决裂后，一度受到时任上海中央负责人的排斥和打击。被迫提出申请回老家“养病”。后经老朋友田良骥和杨东纯推荐到广西桂林的李宗仁、白崇禧桂军军部出任第四集团军德文秘书。李梅羹是受党秘密指派从事兵运工作。1933年父亲李梅羹经田良骥少将介绍与其胞妹---母亲田良璋在桂林军部结婚。田良璋出生于名门望族，其父田超轩是清朝秀才，当地绅士，1912年做过湖南省参议员。田良璋毕业于女师，曾任小学教师，广西教育厅科员。 (参见图1－18abcde，图1－19 )我父去世是很突然的，是很奇怪的，死因众说纷纭。母亲说他在病愈准备出院时，喝了一碗鸡汤后很快就去世了。王人璇的信中说是伤寒病肠出血而死，浏阳老家堂叔李炳秋回忆说是用错了药而去世。所以先父突然去世的原因是值得怀疑的。抗战爆发后，父亲的战友史文彬找党组织要求参加抗日工作,找到中共中南局，叫他暂住招待所等待，不几天就突然去世了。党史界有人怀疑被王明之流所害。当时党内斗争是残酷的，类似父亲的情况也大有其人:据党史专家邓伍文说：“我父亲的战友史文彬(原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当时是长辛店机车厂工人,1920年暑假,我父亲和罗章龙,张国焘三人深入工厂发动工人运动时发展的首名工人党员)也是反对王明路线的” 。罗章龙在开封河南大学时，亦险遭暗杀，罗侥幸逃过大劫,但一位体形和服装与罗相似的德国教授却被错杀成了冤鬼,当时国内媒体大量报道。毛泽东也是因为反对王明路线的, 批判毛右倾逃跑主义（运动战，十六字游击战）富农路线，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等等，而受到打击被撤消所有职务，离开了红军指挥岗位。他病逝之后，葬于南宁东城之外。由于战乱原因现在已经找不到父亲的坟墓了。一个极有才华的翻译者，我国早期马列著作的传播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就这样默默离开了人世。后来，徐特立（毛泽东的老师，革命前辈）获悉了父亲李梅羹的噩耗, 给其祖父李韫谦赠诗吊唁：“墨泪交流纸上痕，远书珍重哭亡孙。自古聪明多不幸，孔门曾亦失颜渊”。当时的朋友们纪念父亲，据《李氏家谱》记载，有下面的四首诗： 第七节、纪念父亲活动我从小对父亲的经历知之极少，只听母亲说父亲是很有学问的人，曾留学苏联和德国。在解放前夕，母亲于1949年4月在长沙去世，当时我才15岁。我参加工作以来，在工作之余，我到处打探父亲的革命足迹，多次写信给知情者了解情况。刚刚解放后的1949年，我看望外婆时，正好遇到大舅田良骥和三舅田良弼他们。三舅（他当时是平桂矿务局的总工程师）告诉我，你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具体情况可去信问问杨东莼和王人旋二人。1953年分别给王人旋和杨东莼老人写信，老前辈都给我回信讲述了父亲的一些革命活动的细节。（参见图1－23, 24）＊1956年田良弼舅父还给我写信说：“听大舅田良骥生前说，你父亲李梅羹是与当时副总理李富春同去苏联的”。他在信中李富春名字后打了个“？”，表示不能最后确定，因当时副总理有好几位。我去信问李富春，他委托秘书给西北大学党委回信说记不起此事（党办让我看过信件，原件由他们保存）。＊杨尚昆复信: 我曾经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去信打探父亲的情况，因为他也是同期的留苏学生。杨给我回信：“李慰严同志：十月二十五日来信已经收到。关于你父亲李梅羹的情况，按你来信谈的情节，我不认识他。特复致以敬礼杨尚昆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九日”。说明：信内容是：“我不认识你父亲”（我父亲在东方大学上学。而杨中山大学，可能不认识）。还好他这句话，不然文革中我又要跟着他受苦了。文革中抄了我的办公室，造反派兴师问罪（参见图1－20）＊1965年我还给朱务善老前辈写过信，他同样复信回忆了与父亲在一起从事革命工作的情况。（参见图1－25）＊看望老前辈罗章龙：直到上世纪1979年6月《人民日报》登出罗章龙、贺子珍、王光美等109人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报道，我是在西安看到罗章龙复出及他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当顾问的消息。至于他与父亲的关系是在之前党史书上获悉的。1979年暑假正好我在北京参加全国总工会和国家经委联合举办的研究班（陕西去了三个人，省工会王主席，刘春茂副省长和学术界的我）。我马上按地址给罗写信，联络上了罗。下面是罗老1979年给我的信件，提到父亲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事迹。七十末至八十年代初，我多次拜访了罗章龙老前辈。有一次是1979年暑假，我带着老伴黄素辉和女儿李群一起专程看望罗章龙老人家，罗老是体格瘦小，大约只有一米五左右，戴黑边的眼镜，他待人很热情，身体很好，头脑清晰。我父亲在中学时代的珍贵探索宇宙的一段名言正是在这次拜访时罗老让秘书抄录给我的。1986年他亲自签名送我一本他的回忆录《椿园载记》，此书中详细回忆了我父亲的革命活动，使我对父亲有了较多了解。以后我又看望罗老四次。（参见图1－2b, 图1－21abc）＊拜访老前辈刘仁静：同年我还到北京人民出版社的家属区登门拜访了党的一大代表刘仁静老人。刘当年是出席一大的最年轻的代表，19岁。他精通马克思主义学说，辩论时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被称为“小马克思”，“刘克思”。我到他家时他在外面散步。等了很久，他才拄着拐棍慢悠悠地回来。刘老个子矮小，身材微胖，笑容满面，戴着眼镜。我首先问候老人，随后作了自我介绍。刘的记性很好，当时很激动，无限感叹地说：“李梅羹好人啊，好人啊，好人啊”。交谈了一会，我发现他在不停地打哈欠，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心想着下次再来看望他。不料，几天后他意外去逝了——在马路边散步时被29路公交车撞倒去世了。没留下一张和刘老合影的相片。 ……每当我听着与父亲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的谈话, 看着他们的来信，仿佛在隔着时空与父亲在对话----这种如临其境的感觉真奇妙！八十年代，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派人到陕西财经学院找我了解父亲的情况，并给我珍贵的北京党史资料此时我才比较系统地知道父亲的革命经历。随后我也应邀几次到北大了解父亲的革命经历。解放初期，由于我没法搞清楚父亲真实详细的身份，在填写档案时只能很模糊地介绍父亲是早期党员，与邓中夏和罗章龙等一起搞工运……并且将家庭成份误填为地主,也很大地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和发展……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将我父亲翻译的多本马列著作，展出多年。后来在报刊及党史有关著作中多次报道了父亲的革命事迹，包括在李大钊领导下，阅读和翻译马列著作，参加五四运动、参加党的创建工作，从事工人运动等方面。我还到父亲工作过的广西，湖南等地，千方百计地寻找父亲的革命足迹。各地党史馆也纷纷举办纪念活动，多次向我征集资料，当然我是有求必应的，把很多资料捐献出去了。他们复印了给我留念。父亲李梅羹,在我心中就是大英雄，我和我的儿孙们都极其骄傲和自豪!同时，党和政府举行多种活动纪念我的父亲李梅羹对革命的重要贡献！＊参观莫斯科六大地址：2017年7月我应邀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参观六大会址纪念馆，馆长马先军热情接待并全程陪同我参观，此行收获很大，复印了父亲在东方大学学习和工作的珍贵的档案资料（参见图1-17abcd ）＊家乡人民为父亲树碑立传：2019年清明节时节，我应邀到湖南浏阳参加由当地政府主办的为父李梅羹建立纪念碑及筹备纪念馆的活动。浏阳党史办的罗业永主任和湖南省党史办夏远生主任对李梅羮纪念碑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贡献！当日到场罗业永主任亲自全程陪同我参加活动。现场还有许多有党员，有学生，其他群众等参加，还有革命老前辈罗章龙的孙子罗滨也来到了现场。场面热烈令我动容（参见图1－31ab）我感谢党和政府对父亲李梅羹的革命活动的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和赞扬！201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时，《长沙日报》有专题宣传父亲。2021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楼风云人物》介绍了李梅羹的事迹。（参见图1-3d）＊接受卫视专访: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前夕上海东方卫视电视台在长沙专门采访了我和李大钊的孙子李建生同志以及北大的党史专家杨琥。我讲述了父亲李梅羹和一批进步青年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并进行工人运动的革命功绩和活动。（参见图1－34）《怀念》（一） 革命先驱李梅羹，建党创业立奇功! 我辈敬业不敢停， 美好生活倍珍惜!(崔立志创作) （二）先辈创业多牺牲，后辈切勿忘初心；继续奋斗莫懈怠，中华民族定复兴!(李慰严敬献) 父亲李梅羹： （其他章节内容，后续发） 后记 后记 封底 欢迎加我微信，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