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梁德重

连着江行

缅怀追忆父亲所经历的那些岁月 感受父亲在那个年代的艰辛付出 作者/ 梁建新图片/ 连着江行 题记：2019年清明前夕，突然萌发了写一篇有关父亲的文章，只是作为儿子对父亲的怀念。从何写起，我又一次打开保存多年的像册，再次翻看着父亲不同时期的照像，缅怀父亲所经历的那些岁月，翻看着照片，看到一张华国锋90年代回到交城同当年打游击的战友合影像片时，茅塞顿开，就从这张照片写起……父亲从战争年代跟随华国锋在交城打游击，解放后来到孝义工作，直到最后带着生前的遗愿回到他一直眷恋的那一片土地---交城山！这期间风风雨雨几十年，他经历过坎坷磨难，也有过辉煌和荣耀，但他从不外露从未张扬。从仅有几张照片和有限的文字资料，感觉很难写好父亲。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一改常规写人物以突出工作政绩为主的写法，变为以我从记事以来，耳闻目睹父亲对工作和生活的态度以及母亲眼中的丈夫和人们对父亲的评价为中心内容，拙笔写出了父亲生前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有人说内容空洞，没有写出你父亲工作的一面。但我不这样认为，我没有从工作的角度写父亲，是因为我认为：在那个年代，父亲所做的工作，是那一代人，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所应尽的职责和义务，也就是说，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他的初心就应该是为党的事业而工作，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而服务，那是党组织赋予一个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的职责所在，那更是自己工作份内的事情，有什么值得宣耀。所以，整篇文章就是围绕以我眼中看到的，听到的和亲身感受到的父亲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中一言一行而展开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我和我的父母) 打开美篇，映入眼帘的是我和我的父母的照像，每当此时是多么的想念我的父亲，我又一次打开保存多年的像册，再次翻看着父亲不同时期的照像，缅怀父亲所经历的那些岁月…… (上图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交城县华国锋与当年战友的合影，第一排正中为华国锋，左二为我的父亲。下图上世纪50年代初期父亲在交城县工作的照片，上面一人为我的父亲) 当看到上世纪90年代华国锋回到交城与当年的老战友的合影时，思绪回到了母亲在我们年幼时讲述的父亲。父亲，原名叫梁昭瑾，1925年11月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成村。1946年投身革命事业，历任交城县地方武装第一区委武工队员、宣传委员，组织部干事等职，解放初期担任第七区区委副书记、书记。说起父亲，是爷爷奶奶五个子女中的唯一个儿子，可以这样说在那个年代，父亲算得上是一个接受新思想，很有上进心的热血青年。因为我的祖籍交城成村，在战争年代是敌后“红色地下物资转运站”，也就是我党的地下交通站。因此父亲早年在本村以闾长公开的身份常为党组织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一次掩护地下工作人员，秘密回村组织抗日武装，而被人告密，闫伪村联部抓捕父亲欲加杀害，幸有同宗族人出面相救，父亲被迫瞒过奶奶，只身进山参加了武工队走上革命的道路。父亲参加武工队的当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时任交城县委书记华国锋的领导下，成为了一名武工队的队员，后来担任了武工队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在对敌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和残酷的情况下，坚持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地方武装打击敌人的同时，积极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在交城山区发动群众积板献金、献粮，转运军粮保障部队供给。动员青壮年报名参军，发动妇女做军鞋，支援前线。据母亲说，她曾经问过父亲，当年在山上打游击，你们咋生活的。父亲说，武工队为适应战斗的需要，我们经常是两人一组活动，当时生活非常艰苦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常年以筱面山药蛋充饥，晚上以黄土当床，怀里揣着枪，背靠着石头席地坐着睡觉。尤其到了冬天，经常是躲在石头背后，用树枝搭个架子，四周围个茅草，冷的不行，两人背靠着背就地取暖……听到这些，不禁使我想起了从小唱过的一首山西民歌《交城山》，这首歌在今天来说，感觉就是唱给父亲的歌。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 “交城的大山里没有那好茶饭，只有莜面烤酪酪，还有那山药蛋……” 每当听到它的时候，就想起父亲大年三十给我们做莜面烤酪酪，母亲说，这是你父亲唯一会做的饭菜，是在交城山上打游击时学会的。这对父亲来说是唯一“最”拿手的，也是父亲最能夸赛的。但在我们看来这是父亲在战争年代艰苦条件下的生活写照。父亲离开我们二十年了，自他离开我们后就再也吃不上父亲做的莜面烤酪酪…… 母亲说在那个战火硝烟的年代，父亲虽然没有在对敌斗争的最前沿阵地上奋勇杀敌，但在深入敌后机智勇敢地开展游击战。母亲告诉我说，父亲曾说过，一次他和战友在离县城十来里地的城头村进行侦察活动时，被敌人发现，一路追杀，幸好在我党联络员的掩护下，隐藏在老乡家的“炕洞”里躲过一劫。父亲说，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有时来不及躲藏，急中生智，看见老乡院子的席子，钻进去站着靠在墙边，屏住气一动不动，就这样骗过了敌人……由于敌人指名道姓有目的地搜查抓人，父亲和战友回到山里后，在一座庙宇，面对写有“德重如山”、“威震四方”八个字的牌匾，父亲选取其中“德重”二字，改名：梁德重，与父亲同时改名的同村张姓战友，取其“威震”改为张威震。从此隐去真名，使的敌人再也找不到梁昭瑾了，父亲用新的名字，谜惑了敌人更加地活跃在交城游击战斗中。据说父亲进山参加武工队后，闫伪村联部经常夜晚进家搜捕父亲。当时家里只有奶奶和年幼的四姑，动不动就被拉去陪杀场，终日担惊受怕。父亲果断借一庙宇牌匾而改名，也保护了家人不受牵连。曾经与父亲一起打游击的老领导老战友任井夫说过一句话：“过去打仗，我可以生死不顾…… ”。那我的父亲，隐姓埋名，不也是为了打仗吗？我觉得父辈们，他们在那战火烽飞的年代，出生入死，英勇杀敌，为的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人民的幸福生活。记得小时候，母亲常因父亲性情耿直与父亲拌嘴时，常常听到父亲怼我母亲说到：我梁德重，过去不怕死，将来死也是站着死。当时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这样说，也感到父亲说这样的话，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痛”和莫大的委曲。今天我终于知道父亲这句话的正真含义了，因为父亲曾经是一名铁骨峥峥舍己为民的硬汉子。屈指数来，父亲这一改名，“德重”两字就用了一辈子，父亲去逝后，交城县原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前来吊唁，在很短暂的时间里，特意给我们简述了父亲打游击的经历和被迫改名字的经过，目的是告戒我们，做人就要像你父亲的名字一样，“德”行厚“重”。 看着一张张父亲的照像，有在交城的、大多是在孝义任职期间的合影照片。回忆起母亲在我们儿时讲的: 解放后大批北方干部南下到南方解放区工作，父亲虽然没有列入到南方工作的“南下干部”队伍的行列，也于50年代初调来孝义工作，主政担任过县财贸部长，商业局长，担任过县委书记处书记、常委、县政府副县长等职。我的母亲也出生于交城，1949年春参加工作，和父亲相识相伴一起革命，并1955年相随父亲来到孝义工作并定居孝义。母亲说起当年组织决定调父亲来孝义工作，父亲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母亲单位的同事们拉着她去照像馆照欢送像，还全然不知。回家后母亲对父亲说，工作调动也不说一声，孩子们的奶奶留在交城怎么办？让父亲跟组织上说明。“服从组织安排，打游击的时候，不也是不在身边吗”？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决定了的事轻易不会改变，就这样父亲舍下奶奶举家来到孝义。父亲这一走，就只能每隔一段时间回老家看望奶奶，不能守在身边尽孝。 （1955年母亲随父亲调往孝义工作，交城工作过的同事欢送母亲荣调留念合影，前排左三为我的母亲） 几年之后，1959年孝义并入介休县(称:孝义、介休、灵石三县合并)，随着父亲在介休任职，安家于介休三年(我于1960年出生在介休)，在介休县父亲先后担任钢铁厂筹备处主任，商业局局长。记得有一次在崇义园晨练中，一位在市委任过职的领导，说起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在介休筹建铁厂时，忙的实在没时间回交城看望老人，托人往交城捎东西。回家跟母亲说起此事，母亲也说那段时间，不用说回交城，连家也顾不上，经常早出晚归忙工作，给你奶奶买下的吃喝东西放了几天也都没时间回交城，后来父亲托上人送回交城。据说当时奶奶拿着送回来的东西久久抱着…… 那个母亲不想自己的儿子。后来随着县域行政区划复置，1961年父亲从介休又回到孝义工作，随父亲工作调动定居孝义至今。父亲在任职期间，不论任何职务，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以事业为己任，一心扑在工作上。就连当年奶奶去世时，唯一的儿子还不在身边。以前经常听说和看到“忠孝不能两全”的字句，现在我在父亲的身上体会到了。 一张张照片，记录了父亲所经历革命的过程，后来我也长大了，有些事情也就有记忆了，的确在我看到的父亲，作为一名县级领导，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呕心沥血，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扑在工作上，下基层，深入群众中，掌握实际情况，基层单位留下身影，跑乡村，走到群众中，了解村情民意，田间地头留下脚印……。记的很小的时候，和院里的孩们经常在县委广场玩耍，因为想父亲，有时也会常常一个人跑进县委机关院里去父亲的办公室，每次去都找不到。后来有几次我们在桥北到大孝堡的路上玩耍时却在地里看到父亲的身影。记得有一次好像是秋天，在做水利工程的工地上，看到父亲穿的旧夹袄在略有寒气的秋风中和师傅们一起干活，泥土沾满了裤腿。据县水利局的水利施工员老任说，父亲在工地上几天啦。怪不得常常看到我的姥姥在洗父亲的衣服，尤其是洗鞋袜时沾满泥土(巴)，也常听姥姥咾叨 : 洗下的水是泥糊糊，涮上几水也涮不干净……。 父亲接触最多的人，都是像老任这样在农业第一线受苦的人，我见的最多的人也是老任。父亲去世的当天，老任知道后，不顾眼睛做了手术没几天还在输液，就从家里赶来，直到送走父亲……。“你爸爸一辈子廉洁，不搞特权，人又忠厚实诚，没有半点虚假，待人和善，尤其和我们受苦人，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老任这样评价父亲。说到廉洁，不搞特殊，记的小时候常听姥姥念道 : “你们来了孝义举目无亲没人操孩们，俺把交城的家舍丟下，把俺三闺女(排行)一个人留在交城，就跟上你们来了孝义又是持家又是照孩们，福没啦享嗨，苦受得不少，62压还把俺压缩成农民。的确，在1962年，国家财政困难，对公职人员和市民户实行压缩，到农村去的那个年代，父亲也没和母亲商量，更没有向组织提任何条件，就把姥姥给压缩了，记的那时候和大姐二姐去桥北大队一队里领姥姥的口粮，一路看着姐姐沉甸甸地背着往回走……。有时候姐姐们上学错过了去队里领粮的时间，小队里的干部们也想借口给姥姥往家里送口粮看看县长家吃的是什么好茶饭？碟碟里切的是老咸菜，篮篮里放的粗柴柴的玉讨树面窝窝头……。在我的记忆里，在我们家除了过节能吃嗨好的，还有就是家里来了客人，因为我最小还能沾光吃嗨包皮面斜齐齐(白面包高梁面擀薄切斜块块的一种面食)，姥姥、母亲、哥哥姐姐们，背着客人，吃得还是平时搅嗨榆(树)皮面的红面擦片子。 父亲不仅廉洁，不搞特权，而且生活节俭，从不铺张浪费。后来父亲在吕梁地区任职期间，跟父亲一块工作过的同事说，父亲外出，除开会统一安排住宿外，跟着你父亲外出办事，晚上住宿很不讲究，不会享受。听着父亲同事的叙述，回想起有一次我跟着父亲去太原，住的确实不讲究，早上外出吃早餐，居然还从桌子上拿上昨晚吃剩的一个糖三角(糖包子)，放了一晚上，干巴巴的吃的还津津有味，父亲就是这样从不浪费。记得有一回交城老家的人说我父亲: 还是老革命的本色，没变！父亲一辈子就是这样: 工作严谨，生活节俭，不搞特殊的一个人。父亲的点点滴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潜移默化的受到父亲的言传身教，小小的我们就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我大学的一位同学，曾经给予我这样的评价：正是这种家庭教育和不平常的经历造就了你认真，耿直，遵规守距的品质，我觉得这些都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形成的。在我参加工作后，偶尔碰到好多知道父亲为人处事的领导，说起父亲，都说你爸爸一辈子正正派派。我也觉得在父亲身上，有一种为革命工作而勇于忘我的精神和公而忘私的优良品质，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委县政府的一大批领导干部被诬陷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不公证的待遇。父亲也被造反派打成走资派，并随时被批斗。据父亲遗留的一份手写材料记载:他在文革前，时任副县长，1966年秋冬文革开始后，被造反派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数次批斗。不久又以“二月逆流”黑干将在剧院挂纸牌子180度的(我觉得应该是90度)低头弯腰被批斗四个小时之多。记得有一次母亲拉着幼小的我，急匆匆的去了旧城剧院，我以为是看戏，母亲抱起我看到的是父亲被造反派批斗的一幕……那时，我年幼不懂事，只顾看热闹，我真不知道台上还有父亲。因为父亲不知关在何处，只有打听到父亲被批斗，母亲才能在这里见到父亲。后来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母亲，住在兑镇学习班进行思想改造。说起母亲，武淑媛，原籍交城，1949年春在交城老家参加革命，随着父亲调来孝义，先后在县委办、县贫协、县商业局工作，现已离休。那个时候，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关押，母亲住兑镇学习班改造，只有姥姥守护着家照看我们，每隔周六中午火车快来时，幼年的我早早站在街门口看着西面方向，期盼母亲的回家，因为两周只能见一次母亲……。 去年有一位和母亲在县委机关大院工作过年长90岁的老革命，在崇义园晨练中说起我的父亲，他说:“你父亲在文革中受的治不少，后来孝义的好多人把你父亲保护起来了…… ” 这是我由始以来第一次听到的，顿时心里万分感动，从我记事以来在孝义感受到的，孝义从来没有嫌弃过外地人，更没有抛弃我们。真的60多年来，跟随父母亲除了三县合并在介休居住三年外，“家”一直在孝义，正如原任市委书记总结说的一句话: 孝义是“行孝仗义，包容大气”沉淀为孝义精神的一个城市，感恩孝义这片土地，感谢这里的人民，也正是孝义这片土地养育了我。 七十年代初期父亲被下放农村，一个人回到老家劳动改造两年有余。只有过春节才能见到父亲，那还是父亲从百里以外的老家骑上自行车回到孝义。记得有一回过年父亲从交城回来，也许是太想念父亲了，吵闹着年后要去交城，缠着父亲拉勾答应走的时候带上我。真走的那天，在汽车站好不容易等了一辆去交城方向的大货车，父亲爬上了车斗，而我却哭闯的不走了，看着父亲一手抓着前马槽，一手向我们挥着手，车走远啦，可父亲的外套（二衣）还在母亲的手里，望着远去的货车，母亲流下了泪水……，后来才知道因为我的闯腾，母亲忘了给父亲穿上外套（二衣），父亲一个人回到交城后病了一个星期。文革后期，在交城老家的党组织，为父亲恢复了党组织生活，从此父亲又能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党组织的各种活动了，孝义县委也为父亲落实政策恢复了工作，当时，交城县想把父亲留下来，可父亲还是回到了孝义。父亲从交城老家劳动改造回来后，被任命为下栅公社党委书记，父亲以极大热情倾心尽责地投入到工作中，当公社书记的几年里也是风里来雨里去一身泥土，不幸积劳成疾病倒在乡镇工作第一线的岗位上。后来才听母亲说，父亲当时在公社院里头晕倒地，多亏发现的早，不然后果不敢去想。 此时我的脑海里又一次浮现了母亲陪父亲看病的一幕：那是1974年春天的一天清晨，作为公社书记的父亲，身患疾病是在母亲搀扶下，顺便搭乘县里送运动员赳吕梁地区比赛的大卡车到汾阳医院看的病，因为我是去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就在车上，但我一点也不知道，早晨我出门之前，母亲也没跟我说过。看着父亲和我同坐在卡车的车斗里，这样的一种场合下遇到父亲去看病，对我来说只能用偶然的巧合来作解释。在汾阳城西分手后，我看着父母亲渐渐远去的背影，眼泪在眼眶内打转，好多人都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我默默地祝福父亲早日康复。在离石的几天里，忙于比赛也真的把父亲看病的事忘了。辛好在这次运动会上，我获得了少年乙组60米100米200米三项第一，并入选吕梁队，将赳大同参加省运会，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也带给父母亲最好礼物。 （当年比赛的场景和赳大同市参加山西省田经运动会吕梁代表队合影） 父亲身体稍有好转后不顾疾病缠身又投身于工作，我觉得父亲始终秉承着共产党干部的优良传统。1975年元月党组织调父亲回县里工作，出任县革委生产组副组长，工作半年之后于同年10月份，接受上级党组织的安排，父亲又调往吕梁地区任职。粉碎四人帮后，记得是1977年，父亲从北京开会回来，带回一张写有“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叶副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亲切接见参加全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议的全体人员留念”的长幅照像就挂在了外间墙上，山西与会代表被安排在中间，就是在华主席的身后，其中就有父亲的身影，据说参加会议的大多数是省厅局级，地区一级的很少，能挤身参加全国性会议的地区一级，至少说明各项工作在全省排名靠前才有资格参会，而父亲就是很少一部分中的一员，荣幸地受到华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张照片是父亲一生最为珍贵的一张，可惜在特定的年代换下来后忘了放在哪儿，至今没有找到，只是在父亲放书籍的两个纸箱子里，找到了当时开会发的印有纪念册的笔记本。 (父亲在1977年参加全国性会议发的纪念本，并有亲笔写的会议记录) 父亲在吕梁地区任职期间，我们一直居住在孝义，又是父亲一个人长年带病在外忘我的工作，一干就是十年，家里的一切就靠母亲和姥姥打理。直到1985年年底父亲光荣离休后才回到孝义安度晚年，不幸的是离休后回家的第二年的初春疾病复发《请看美篇<a href="https://www.meipian.cn/3jat0his" target="_blank" style="font-size:18px; background-color:rgb(255, 255, 255);">陪父亲看病</a>》。十几年来在疾病缠身中于2002年春节过后的第七天(正月初八)走完了最后的人生。父亲为了革命的事业远走他乡来到孝义，这一走，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交城一辈子。按照父亲生前的遗愿: 身穿着他一辈子钟爱的那款中山装回到老家，因为那里有他一直眷恋的那一片土地---交城山！ 父亲就这样静悄悄地走了…… 回忆父亲走的那天，我的侄子代表我们全家送父亲走的那一段话，回荡在耳傍，“爷爷走了，在寂静的夜里，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悄悄地离开了我们。此时此刻，任何言语都无法表达我们的沉痛心情。在爷爷生活的几十年寒署中，有过荣耀，有过坎坷，也径历了人生的艰辛劳苦，不论是战争年代枪林弹雨，出生入死，还是和平时期为党和人民辛勤工作，兢兢业业，无论身处何地，无论境遇如何，不计得失，不论荣辱，始终如一的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满腔热忱，忠诚不渝，难以割舍的是对家人浓浓的亲情，是对在漫长革命生涯中有缘相识为了共同理想走在一起的同志与朋友们永难忘却的眷顾之心。虽经世事变换，岁月变迁，但爷爷待人接物仍只以真心相对，绝无半分虚情假意，当今之世，实为难能，但是今天他将永远的与我们分别了，他的一切经历与得失都将随之而去，带着我们的思念，平安的走向那另一个永恒世界，……”。 父亲走了…… 父亲一辈子“做事踏实不外露，做人低调不张扬”，一生革命所历经的一切都从来不对外宣扬，包括他的荣耀，也包括他的艰辛，对子女们也从来没有说过，特别是父亲在交城的那一段革命史，一直珍藏在他的心里不外露。今天，回顾父亲的一生，他，经历了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也经历了和平年代的坎坷磨难！但父亲毫无任何怨言，忠于毛主席，坚信共产党的信念始终没有改变，一生父亲的言行，证明了他的人格，就是耿直诚实，勇于担当，廉洁奉公，吃苦耐劳，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为党的事业奉献了一生。 我退休后觉得写一写父亲一生所经历的一切，是儿女应该做的一件事，也是应尽的义务。就像吕梁人民艺木家梁镇川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写一写父辈们那一代人的艰辛付出，也是对父母亲的一种孝和爱。今天终于写出了我对父亲的敬和爱，愿父亲在天堂一切安好！！！ (写于2019年4月3---5日，修改于2021年1月30日) 后记：文中写到：“1977年，父亲从北京参加全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议，带回一张有“华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参会全体人员留念”的长幅照像就挂在了外间墙上，这是父亲珍贵的其中一张照片，但在特定的年代换下来后忘了放在哪儿好多年没有找到了”。一次偶然的机会，2022年7、8月份，在老宅院子不常进去的小房子里整理东西时，忽然想起父亲的那幅照片，预感到就放在这里，急忙中放下手里的活计，翻箱倒柜地寻找……看见了，在一个角落看到有一个起来的镜框，很费劲地抽出来翻过一看，正是那个找了好多年，足足一米多长的照片，顿时喜出望外，我如释负重的长长出了一口气，啊！终于找到了。扫去镜框上的尘土，像片渐渐浮现的眼前，还原了它原有的面貌，我急切地在照片中间的位置寻找我的父亲，一眼就看到了，因为山西与会代表就在照片上的C位。遗憾的是像框最右边因受潮多年照片模糊化了，有点美中不足……。尽管不完美，但作为父亲的遗物我把它珍藏起来。现拍照展现给大家！ 以下是我珍藏的资料 (父亲的干部履历表) (父亲生前的手稿) 第二排中间为我的父亲 据孝义县党史资料与父亲工作简历记载核实，在1957年9月当任中共孝义县委书记处书记、常委期间，任商业局长 第一排左六，为我的父亲 据父亲工作简历记载，1959年1月一一1961年4月(三县合并)在介休县任职 第一排为县委县人委领导，左一为我的父亲 第二排为县委县人委领导，左三为我的父亲 第一排为县委县人委的领导，右二为我的父亲 第二排左一为我的父亲 第二排右七为我的父亲 第二排(坐者)左第五人为我的父亲 以上两张照片拍照的时间都在1965年8月，一张拍照于15日，另一张是26日，仅仅时隔11天，可能觉得同一个月拍照的两张照片，放在这里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细心一点就能看出地址有明显的区别，一张拍照于旧城县委门口，另一张拍照于新城铁南，县人民委员会(简称:人委会)门口。据推测它的意义在于: 当时的县人委会迁址前后以照像作为留念。 据父亲手稿记载，此时任中共孝义县革命委员会常委兼生产指挥组负责人 下栅公社全体人员欢迎新任党委书记李长禄(前排右四)，欢送原任党委书记我的父亲(前排右五)调回县委县政府任职。 上图左1960年在哈尔滨参加会议，七十年代在延安(右上)、北京十三陵(右下) (所有文字图片等资料由作者本人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