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金问道的自传（五）

金斯基

　　我又是怎样从沈阳围战中出来的呢？

我在一九四六年5--6月间留守上海，拖延不愿北上，想如能找到工作就辞职不干了，但后来接到电报要我去长春汇报在湘西时领发服装的情况，才不得不去东北，直到1948年4月间，当时长春已经解放，沈阳已成围城，那是怎样出来的呢？

先谈谈到东北后的思想情况，我到东北后，听孙南说靳吉甫（又名石山）在东北解放区（他在一张解放区的小报上看到的），想找他又不知怎样联系。当时“双十协定”是主题，党的东北三人小组曾经驻在长春，我想去联系，但我作为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来说，我又怕自己去找，生怕出什么问题，就这样当共产党员可以找得到时，我却又踌躇不前，主要的原因就是自己对革命缺乏忠诚的信念，为自己个人的安危考虑多，为革命的事业考虑少。

另外又觉得这样鬼混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在反动军队中没有自己的前途，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讲，管管军队的被服供应是毫无出息，而且不是用非所学，就这样，一有机会就回浙江。但是蹉跎几年，东北局势急转直下，长春、四平先后解放，反动政府下命令东北部队的人员一律不准随便请假南归，因此是欲归不得。

在1948年初，原新六军副军长舒适存调伪陆军第七训练处（在锦州）副处长，负责成立新机构，那边要一个文书股长并能兼英文秘书。我就趁此时机进行活动。（我打报告给舒，因他在印度回国时，我们曾一起留守在缅甸，比较熟悉）。结果新六军同意调职，就这样，我就准备离开沈阳了。

新机构的人员由沈阳到锦州筹办成立训练处时，我托故办理移交未到职，也没去锦州，后来锦沈间铁路交通断绝，我买了飞机票先到北京。离开部队时，我身边钱也不多，机票也成问题，我就把蒋继志贪污来的东西和他的一部小汽车给变卖了（他已早先离开沈阳去湖南邵阳，他留下的房子我搬去住了，东西也都放在那里，由我代管，----关内外交通断绝，估计他不会再回东北）。临走时，新六军军部又给了我路费（记得大约是三百万元，刚好是当时的一张飞机票价）。趁此机会，我就在沈阳解放前不久离开那里到了北京；当时并向训练处请假一个月回浙江省亲。我本人离职差假全都是管人事的朋友叶椿（浙江温州人，是同乡，比较接近）给我颁发的，在上面填的地方有北京、天津、上海、嘉兴和台北等地。回家以后，训练处发有电报到嘉兴要我到职，但我不想去，借故拖了一个时候；不久又接到训练处机构撤销，就此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几年瓜葛断绝了联系。

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我与陈洁在上海订了婚，同一天搭太平轮两人一同到台湾跑了一趟。到台湾去干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我从东北回来时，陈洁已在台湾基隆要塞司令部医院做护士长，我回浙江后，即打电报叫她回来，到家结婚，她没有几天就从台湾请假一月回来面谈，决定先订了婚，等她请长假准了就结婚。然而，我从新六军回家后，途中长途跋涉，从东北带回来的钱已耗去了一大半，在家吃闲饭，时常受到父妾的冷嘲热讽，心里很难受，陈既在台湾有工作，我也想到台湾去找工作，将来就可以在这美丽的宝岛上结婚成家了。

当时在台湾的朋友除陈洁而外，还有我的中大老同学席与增也在台北搞工厂，（他是我中大最接近的同学之一），我就在他家里住了一个月。我去时曾电告堂兄金问源（前中央银行国库署襄理，住上海拉斐德路桃源屯60号）写几封介绍信给他在台北的朋友，然而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工作的机会，等到我想重新回浙江时，曾有一个机会要我到台湾南部高雄女子中学教书，当时曾搭车到高雄跑了一趟，然而到了那里，校长要我大学毕业文凭，我没有，他无法通融；第二，我发现校长的面孔很熟，回想起来原本是中大教育系的一个学生(姓吴），而且是有名的cc分子，我思想上也有了戒心。在我到高雄的当晚就重新回到基隆，搭轮到嘉兴原籍，只好等机会再说！

但在台湾时，我想工作这样不好找，真是怪事。回家有点丢脸，又想再进军队去工作，因此曾写过一封信给凤山孙立人那里的一个军需主任张黎信托他介绍工作机会（前三十八师，在印度见过面），结果他不在台湾，信就被退了回来。在基隆要塞司令部，他们那里的军需只要上尉级，如果有中校级的话，我也可能因找不到其他工作的结果，仍然再度走上反革命的道路的。

在解放前夕，一九四九年二月北京解放后，蒋介石下了台，国共两党和谈又开始了，我幻想有美帝从中调停，又有李宗仁上了台，以为和平可能会实现，淮海战役后，原想在家等待江南解放，这样一来，可能解放又成了问题，并且会形成“南北朝”的局面；另一方面当时我的生活也成了问题，1948年12月婚后，我的钱花光了，陈在嘉兴血吸虫防治所找到了工作，而我自己依靠父亲和爱人以及田地的租米收入来维持生活！心情不愉快，有些潦倒失望。战事成了善后，有机会还是找个工作干干，聊以糊口。当时刚好嘉兴县政府公开招考县政宣传队队员，每月可收入二担五斗谷子，个人生活可维持（报名是通过当时嘉兴民教馆长张勉介绍，他解放后来南京四中教书）。考取以后，曾到嘉兴乡间通过伪保长向农民催粮，我也下过几次乡（主要在新塍镇）。这些做法说明我在解放前夕，仍企图挽回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危机。记得有一次在新塍乡下的一次群众大会上，队里要我做代表在会上向群众宣导，动员大家缴粮，我觉得很为难，不知怎样说才好，我后来说了这样的话：“大家不要拖延不缴吧！现在您们不缴，共产党就是来了，您们也一样要缴粮的。”就这样来昧着良心企图欺骗善良的劳动人民，来污蔑共产党政府的粮食税收政策。

从上面这些情况看来，在解放前我虽然有时有些革命思想，但是不巩固的忽冷忽热的，而主要的思想是只想个人的往上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去留学，回国来可以当教授，可以做高官（我想做丁文江、翁文灏第二，学而优则仕，因此进中大学地质系），满脑袋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没有一点想到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追求个人的温饱和荣华富贵，高官厚禄，不惜背离革命队伍，到处投机钻营，卖力投靠于反动政权，甘心做反动政权的积极支持者，志满意得还引为洋洋得意！可耻可耻。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起江南解放，到处红旗飘扬，我觉得我的投机机会又来了，二十日解放军过了江，第二天我就向县政宣导队提出请辞回家不干了（当时派往新塍区里工作），好像是在积极拥护革命，准备迎接解放共庆，我的思想上却是极其纯正的，我曾这样想，自己过去曾参加过革命，像嘉兴这样的小地方，有文化的共产党员不会多，我想解放区派我当个县长都好呀！我好出一口气！满脑袋是往上爬升官的思想。解放后没有几天，我曾写过一封信给当时嘉兴县政府的接管军事代表黄大明（黄系中大经济系同学到延安去的），但他叫我先去学习再谈，我考虑婚后有家庭负担不可能再去学习；又找勇桂龙介绍到文汇报工作也不成。我觉得解放后该是我出头露面，大做一番事业的时候到了，但是东找来西找去却没有一个机会，心里开始有些埋怨。

后来在魏章根的家里遇到了杨静（他当时是南京市文教局的财务科长），他说在南京给我想想办法，后来在一九四九年八月间来到教育局并被派到一中教书，1953年6月间调来上新河初级中学工作。

1938年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学生接受军事训练的结业证书。

1941年父亲参加驻印中国远征军新22师任翻译官，赴印度抗日的外交护照。

护照扉页。

中国驻印远征军军人手册。

廖耀湘军长颁发的任命书。因为是大学生抗日从军，急需英文翻译人才。刚入伍即是上尉军级一级翻译官。之前是军需兼出纳。

新六军军部二级翻译官的任命书。

在新22师司令部任三级翻译官的任命书。

在重庆中央大学时照片，不久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1986年中大同学（三位一体，另一为魏章根）席与增夫妇从美国回南京探亲（其夫人张秀俊是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的侄女），两老同学再分离38年后第二次相见。第一次分离是1939年——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