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金问道的自传（三）

金斯基

3） 参加革命的动机：

在我年轻的时候，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年年处处都受到帝国主义者的剥削，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开始孕育着一种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感情，转而积极参加各种抗日爱国运动，但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觉得一切“外国人”都不好，对蒋某人的卖国妥协政策是反对的，“九一八”时到了顶点，在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反动派的报纸上经常出现“朱、毛”字样，开始在我脑子里对共产党留下了初步的印象，直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才知道蒋介石是被共产党在西安放出来的，当时开始觉得共产党气度大，真了不起。然而，抗战一起来，觉得蒋介石领导着全民抗日战争。

到重庆以后，看到战事在节节败退，由国民党的官僚们发国难财的简直不忍，穷的人在饿死，富的人却一霍千金，社会太黑暗了。我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也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美好幸福的社会主义，还有革命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苏联，还有正在领导中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再从个人的生活角度来看，觉得当时的中国社会制度是太不合理，应该换个好的社会制度。当时在课余之暇，我读过斯诺写的报道中的中国共产党，25000里长征前后的“西行漫记”，那时我躲在蚊帐里晚上偷着看的，进一步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列宁全集的一部分......等书，并且经常阅读新华日报，思想上开始有参加革命的动机，然而不是积极主动地去追求。

在一九三九年七---八月间的一个暑假中的傍晚，我的一个经济系的同学靳吉甫在与我交谈中征求我对入党的意见。我听了很高兴，原来我的一个平常非常接近的朋友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大家平时都叫他傻瓜，但同时在思想上又考虑到在国民党占领下做一个共产党员，在必要时必须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经过了短时间的思想斗争，我觉得不应该拒绝我同学的这一番知心好意。拒绝了那就表现我平时言行是假积极，经不起考验，在斗争面前是个弱者；另一方面我亦感到朋友的好意不好意思拒绝，就这样我当时就同意并且下定决定参加共产党。

但是在今天回想起来，当时我之所以参加革命组织不是自觉地积极的争取得来的，而是在朋友的介绍下，觉得不参加不好意思，带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的成分在内心才去参加革命的，因此对革命认识不足，对革命缺乏坚定不移的信念。今天检查起来，当时有一些进步思想，但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意义认识不足，阶级觉悟是不高的，也经不起考验的，因此在后来竟至脱离了革命，背叛了革命。

参加革命后，在沙坪坝时期每周过一次小组生活，学习了一些文件，如延安出版的党内刊物《解放》和《群众》；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等指导性的报刊杂志，我工作方面担任党的小组长，并担任当时党所领导的在重庆出版的青年刊物“战时青年”在中大的发行人和特约撰稿人。（南京农学院杨静，上海合作总社申惠文等可以证明）我加入党后，曾接受党的指示想发展魏章根为党员，并且当面征求了意见，但因其家庭顾虑等而没有能参加。

（4） 解放前后的思想演变和重要政治关节：

我在一九三九年入党以后，积极学习马列主义和当时党所领导的在中央大学所展开的各种政治活动。皖南事变前夕，国共摩擦日益严重，因此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间党的组织通知我要即刻设法撤离开沙坪坝。当时我在思想上是有顾虑的，党在这个时候给了我一次严重的考验；为了个人利益而背弃党的考虑，还是为了党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呢？当时我身无分文，一离开学校到别的地方举目无亲，但是我考虑到这是党的指示，我应该无条件的服从。

在走之前，我想到过去一年曾有一些同志（靳吉甫就是其中之一）到延安去了，我当时问组织是否要去延安，组织告诉我去延安的路现在不通，随便到哪去都能革命。我考虑到回浙江不好，找朋友又不可能，最后决定去昆明，因为考虑有一个同学姓欧阳的在昆明中江农民银行工作，我就决定到昆明再说，我有点文化找个工作还可以。因为朋友和同志们的帮助，魏章根、严重敏都借给我一些钱，只身到了重庆南岸，在朋友徐迈那里躲了几天（徐是靳的同乡，靳去延安后曾与他通讯）想法买到汽车票，就去了昆明。

欧阳介绍我到昆明联大他的同学宿舍里去住，在学校包饭。而后就到社会服务处登记介绍工作（专门介绍沦陷区来人工作的机构），但去时又在马路上碰到了在秀州中学读书时的老同学严寿萱（比我高一班），他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当研究生，我本来已决定去蒙自教书，他说朋友多还是留在昆明吧！并说可以代我向中央研究院介绍工作，而且当天就做出了决定，就改名金仲祺任化学研究所里当图书管理员（现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同学周可以证明）生活妥当以后，我即写信给还留在学校的同学严重敏，通过她好找到组织把关系转到昆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一直等了半年多，组织关系杳无消息，焦急地等待着，日长月久，我当时在思想上就开始引起了一些波动，由焦急感到失望，另外知道留在中大的同志们都很安全，我开始考虑到在昆明，地方封建势力甚大，形同割据，当时的“中央势力”

生活妥当以后，我即写信给还留在学校的同学严重敏，通过她好找到组织把关系转到昆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一直等了半年多，组织关系杳无消息，焦急地等待着，日长月久，我当时在思想上就开始引起了一些波动，由焦急感到失望，另外知道留在中大的同志们都很安全，我开始考虑到在昆明，地方封建势力甚大，形同割据，当时的“中央势力”还进不了昆明城（表现在中央--不能进昆明），又考虑到自己不宜于做政治工作，而适宜于搞学术研究或学校工作，在朋友们的(包括杨静、严重敏等同志）鼓励下，在失望之余，我重新又激起了转学昆明交大的念头，虽然我在离开中大时曾被当时反动校长罗家伦以久不到校而被开除，但当局给我领转学证书时也居然领到了。就这样，我又重新回到学校里去学习了。说明自己对革命不够忠诚，经不起挫折，考虑党的利益少，考虑个人的得失时候多，在个人主观思想支配下，我走了我过去走的道路，我重新又叫金问道，而不再叫金仲祺，等于说明我在思想上，行动上告诉党：“我不革命了”。

一九四二年九月进入联大后，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我接到一封来信，拆开一看，我顿时高兴得跳起来，组织并没有抛弃我，关系转来了。我如约到那指定的地方，与那来联系的同志见了面。记得谈的是对昆明形势的看法，总共只联系了两次（两个星期五的下午），第三次再联系时，我约好那一天，与地理系同学到郊外去实习，原先约定的时间我没有回来，等我赶回来时已晚了，就这样把组织关系失去了。到下一星期的同一时间我还是去了一次，但没有可能再联系上了，我不知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他住在哪里，就这样断了联系一直到今天。

从此以后，我意志有些消沉，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也失去了方向，读书也不能好好读下去，我埋怨党，埋怨组织，我想：“我牺牲了大学文凭，决心参加革命，我说我对革命是忠诚的，是经得起革命的一次小小的考验”我说我不是失约，而是我没有办法赶回来(路太远），连这一点都不能原谅我，组织实在太忍心了！我说：“我没有忘记革命，相反，革命和党却把我忘记了。”多少年来，我为这个问题想不通，始终缠绕在我的心里而不得解决。但是到后来我经过慎重地检查和考虑，我觉得我的思想就是不对的，原因是：

（1） 我自己被中大开除，而且黑名单上也有了我的名字，等于公开告诉说我是共产党员，到了昆明之后，实在就没有必要再去读书了，应该积极地去参加革命工作

（2） 对当时地方封建势力的“中立政策”，估计和认识不足，--内部一时可能有利益上的冲突，发生矛盾，然后到头来，究竟他会---，最后他们还是会站在一起来反对人民的。后来闻一多的在昆明遇害是一个显明的事例。我缺乏一个明确的阶级立场来分析问题。

（3） 自己既已表示决心参加革命，那么这一天虽然要出去实习，也可以无故请假或者提前回来，因为实习究竟是个人的学习问题，而党内的组织---工作，作为一个革命党员来说，应该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的。

（4） 说明我对革命不坚定，由于我出身在一个剥削阶级的----，远的，从入党的动机不够纯真来说，也必然会造成这一恶果，最后终于----背叛革命。

组织关系脱离后，太平洋战争发生不久，曾在联大参加过---孔高盛大游行，并为壁报写了“马院长（寅初）是怎样失踪的？”---述说我在重庆大学亲眼目睹当时遭受迫害的情况，来揭发国民党---恐怖统治的罪恶。

组织关系断了后，内心很痛苦也很烦闷，觉得个人政治生命就此----，太平洋战事一起，日军长驱入缅，威胁滇边安全，局势日渐紧张，读书更---。

此时联大有许多学生到飞虎队担任翻译工作，欲为抗战----出力，想能有此机会就好，刚巧那时国民党军队有一部分绕道昆明-----援，其中也有新二十二师。我中大的同学继我到昆明的李春辉（----离开中大，也一起被开除的，他先去了福建后到昆明转学联大的）----邵阳人，其亲友中在新二十二师工作中甚多，第一次曾想介绍我去缅甸当---，军队过境局促而未成。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间，李的同学和亲戚蒋继----，新二十二师司令部会计科长路过昆明去印度，经过李的关系，他要在---去印度担任翻译工作，并要会计人员，我了解后认为机会难得，遂通过李的关系决定和我的老同学孙天锡（到军队时更名孙楠）到印度去了。我做翻译，他当会计（中大经济系毕业生）。就这样我就离开了联大，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间在昆明巫家坝机场与新生部队一起坐飞机到了印度。

我从一个共产党员(虽然已经断了关系），未经组织批准就参加了敌对阶级的武装队伍，这是一桩严重的背叛党、背叛革命的错误行为，是完全不可饶恕的。

当时我参加国民党军队的动机和认识是这样的：

（1） 从小就有到外国留学的念头，但以家庭经济不裕，自力颇有困难，今天有此机会，如能到印度后再转赴美英更好，否则在印度设法再上几年学，回国来还不是“大学教授”“留学生”，借此也可以过过“吃大菜”的瘾，何况又有金问泗的牌头可以炫耀于人，又有联大教授张印堂（留英学生）给英国大学地理系教授的介绍（我去印度后据他来信告诉我，曾为我向英国利物浦和格拉斯哥两大学的地理系的英籍教授写了介绍信）。

（2） 到国民党反革命的武装力量中去当一名走卒，我是这样想的：当时既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已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国共已经合作，而且又是为抗日而去的，你们可以做八路军，新四军，我就不能当远征军么？

（3） 我当时也考虑到我是从中大开除出来的“坏学生”，万一被反动派知道了怎么办？但我想到在反动政权下，只要自己有靠山、有门路，那就不必怕！因此我到印度后，就宣称金问泗是我的堂哥，是驻外大使，见了廖耀湘后，他也说在法国时见过金问泗；我到了印度也就写信给他，来回信后，我到处给人看，来夸耀自己的社会地位，扩大印象，以利取信于人。另一方面，又说我是西南联大学生，思想有点左倾，这是思想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讲话可以随便些，出了岔子无所谓。

（4） 我也考虑到抗战结束后，国共必然还会打起来，我---国民党军队中做内应，做一个“间谍”，将来在内战中是可以发挥我----作用，可以将功折罪，其实真是异想天开。这种曲线“革命论调”为自己沦为反动集团的叛党严重罪行，我辩解是完全错误的。

不革命必然会走向反革命，后来事实证明的确是如此---，抗战胜利后，新六军到南京受降，当时据说即在京郊与新四军---突。后来队伍调东北，更明目张胆地进行了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到了东北，并没有做“内应”，相反地，还是在那里积极工作，装备---武装力量进行反革命的罪恶战争。虽然我没有直接去杀害一个革命----，从我所参加的反革命的工作来看，我的手上也染满了人民的鲜血。

我悔恨自己这个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对我的危害---，毁灭了我的政治生命，使我为了达到个人卑鄙的目的，一心为反动---的血腥爪牙还不自觉。

父亲在一九四九年解放时32岁，应地下党接管中大同学之邀到南京市教育局报到，分派至南京一中当地理教员。

本文的来源：个人档案。就是本人自己除了过去上缴和自己写的东西之外，都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这一次对家属解密，我看到了不少外调证明材料，甚为珍贵。

由于个人历史复杂，厚厚的档案，光父亲自己在1956—1958年写的自传，就有26页。

本文来源自传的首页。

当年自传的写作要求。

档案登记表，应该是1949年或1950年的。

自传开头起始部分，及父亲的珍贵原迹。

父亲长达26页的自传，字写得密密麻麻，还比较潦草，估计审查人员也没那么看懂，我是因为熟悉了字体，顺利拍照.复印并打印出来。

自传结束之后的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