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1）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起到一九四八年六月止，我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里工作，认识了不少国民党的反动军官。在这些中间主要的是伪第六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副司令官舒适存、参谋长赵霞、军需处长蒋继志、科长覃诒、粟毅等人。这些人有的是“上下级”的关系，有的是朋友或同事。在政治上他们都是反动的国民党员，蒋介石的忠实走狗。特别是廖耀湘，自从抗日胜利从印度回过后，竟成为蒋政权的“王牌军”，在解放战争中被调到东北，积极从事于反人民的罪恶战争，在这些人的手上，都沾满了反人民的罪恶的鲜血。然而过去我对他们的认识都不是这样的。我认为廖耀湘出身于湘中贫贱农家，靠了自己的努力，读军校，留学法国，苦心深造，得当时军事学家蒋万里的赏识，由连长而师长，这种“努力进取”的精神是可佩的。和他一起有几年，总觉得他能打仗，在印缅战场打败日本侵略军，立过功劳。认为他主要缺点是好大喜功，爱金钱爱美人，不大谈政治问题，在新二十二师时与政治部主任闹意见不和而起摩擦，更使我这样糊涂地去认识他。其实他在东北战场上是杀人的魔手，积极的“反共将军”，拿着美帝装备起来的杀人武器，为国民党反动政权东奔西跑，驱使万千部属，残害生灵，直到郑洞国在长春乞降，他还企图孤军守沈阳，“挽救东北半壁江山”。从这里可充分说明他是蒋政权的忠实奴仆，反动到了透顶的反革命的罪魁。</p><p class="ql-block">（1）军需处的人主要使我受影响最大的是生活上的腐化和堕落。觉得做军需贪污是天经地义的事，嫖赌吃著样样都全，因为受了这些影响，使我在东北担任新六军被服课长经手筹制全军第一次过冬毛皮鞋时曾想大大地贪污一批的，换上美金到海外去留学。后来也好不再拿了商人的回扣，结果商人是偷工减料，皮鞋质量低劣，我又怕出了事追究责任起来自己倒霉。我除到天津、北京玩了一趟，大肆挥霍而外，并从天津寄回家里当时的法币500万元，其余一起把经手的单据缴给了军需处长蒋继志，我根本就不再和商人结账了，贪污了这笔钱，后来也就不了了之。所以敢大胆妄为，主要是在反动军队中长期受人影响的结果。但就在出国时也曾和孙南（即孙天锡）谈过，如有机会一定要搞上一笔款子到英国去留学，再好没有；然而搞钱就想搞大钱，不想搞小钱，否则被人发现了，还有失“大学生”的面子。</p><p class="ql-block">（2）跟这些反动的家伙们长期混在一起最后受人引诱的结果，在印度的一次醉酒之后曾毫不知耻地嫖过一次，当时我已二十五岁了，后来在湖南，在东北都曾遇着这种荒淫无耻的生活，其中有印度人，也有日本人，有大学生，也有妓女，一度使自己沉醉在反动剥削阶级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臭恶而腐朽的生活中而不知自拔。</p><p class="ql-block">（3）在新六军时我认识一个人叫李绍程，司令部中因廖耀湘都尊称其为“李老师”，他自称毕业于保定军校，曾任黄浦军校教官。我与他在1946年夏天同车自沈阳到长春军部。我是大学生，并新从上海到东北，有些话还谈得来，他爱好书画，也能运动打网球，并会跳舞。东北长春、沈阳等各地一度与我过往甚密，有假常到我宿舍聊天，有时一起饮酒，有时谈起国事还展开争论，他说我是“怪人”，有时一起去打网球和跳舞，也打--，有时又一起去买古董，在生活上有些地方是志趣相投。在我经手做皮鞋时，他说，“金问道不要再做傻瓜了！”因为受他的这番“鼓励”，我也就下定决心想贪污一笔巨款到美国留学。在天津寄的500万元当时也用他的名义寄给上海，我的朋友沈葆坤转的。</p><p class="ql-block">但他是什么人呢？他自己说是廖的老婆关系辗转介绍到新六军的，是廖的“座上客”开始时他什么事情也不做，终日是吃吃玩玩，后来任新六军参议，派在盘锦经营苹果园，有时来往于沈津之间做做生意（听说带黄金），但他曾告诉我，他曾经是抗战前蓝衣社在“平津的负责人”，抗战时被日本宪兵抓去坐了几年牢，九死一生，国民党当局说他已经死在狱中，胜利前被释放出来。他并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一度到平津曾邀他再出来工作。然而他觉得抗战时国民党无义感到失望而加以拒绝。当时我对他的印象是风度潇洒，多才多艺，对朋友还是有话能随便说，可以为友。殊不知这一抗战前的国民党特务，手上洒满多少平津革命人士的鲜血啊！我认賊为友，毫无阶级观点，人民立场。他到天津前上海银行经理资耀华是好朋友，曾为我写过介绍信，访见资耀华。</p><p class="ql-block">（4）在东北沈阳时，我还认识一个女朋友叫颜世琰，是当时“中正大学”的学生，父叫颜景星，留法学生，与天主教前南京主教于斌是同乡又是同学。当时我与颜世琰之间感情甚笃，每逢假期，形影不离，出入于交际场中，俨似未婚夫妇。我们曾商议婚后借助于反动主教于斌的私人关系，与颜双双去美留学(于每年春秋推荐学生留美），我曾表示与颜结婚，并在思想上想过万一要我相信天主教，只要我能有手续留学，我也可以入教。后来留学事没有搞成，我也和颜女曾因细故而发生争吵口角，经此两人不欢而散。颜女曾在与我交往甚密时，与我发生过两次不正常的---。</p><p class="ql-block">（2） 本人经历：</p><p class="ql-block">我在一九一七年生于浙江嘉兴，一九二三年起进入本地南堰彪湖小学读书，一九二九年曾随父亲去杭州拱宸桥读小学半年，当年秋重回嘉兴读小学，一九三零年在嘉兴荐桥小学高小毕业。</p><p class="ql-block"> 一九三零年起考入嘉兴私立秀州中学，一九三三年毕业后至杭州高级中学读一年，到一九三四年夏天回秀州读高二，一九三六年夏高中毕业，是年秋至南京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地质系，一九三七年五至七月间曾在南京中山门外孝陵卫伪教导总队参加南京市大中学生暑期集中军事训练，是年八月淞沪抗战起，至一九三八年七月曾先后随母亲避难至杭州、南昌、长沙三地，一九三八年八月去重庆中央大学复学。学前又在重庆渔洞溪受集中军事训练一个月，一九三八年九月起至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地理系学习，一九四一年一月起至九月换名金仲祺在昆明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图书管理员（此段工作现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吴学周可以证明）。一九四一年九月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系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地质地理气象系学习（现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李春辉、天津南开大学教授鲍觉民可以证明），其间并在昆明私立求实中学教高一代数约半学期（李春辉可以证明）并曾为私营裕镇化学工业公司到元谋禄劝等县勘探芒硝矿约十天（此中国科学院石化研究所张大煜可以证明，张原系前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办裕镇化学工业公司），后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帮助鲍觉民教授搜集经济地理资料约有半年（鲍觉民可以证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起由李春辉介绍从昆明搭飞机到印度在中国驻印军新二十二师司令部当上尉军需，不二月即调三级翻译官，但仍在军需处负责全师经费出纳，一九四四年九月起调新六军司令部二级翻译官，一九四五年随部队由滇缅公路回国，八月间任新六军司令部军需处被服课长。日军在芷江投降后，我先后在芷江、上海等地留守，一九四六年从上海去东北沈阳、长春、鞍山等地，至一九四八年四月间调锦州陆军第七训练处任文书股长（同中校级），但请假未到职，即回浙江原籍（在新六军中一段历史上海铁路局稽核孙天锡可以证明，他和我同机去印度，在一九四八年二月时由东北离开新六军南归，他比我先走一天，南京农学院杨静，也可知道我的一些思想情况；高教部李春辉是介绍我到反动军队中去的，都可以证明我的历史）。一九四八年八月至九月曾去台湾一次，谋求教师职位未成，仍回嘉兴原籍（我的爱人陈洁知道，并且和我同船去的，回来时我一个人回来，上海大都会照相馆沈逸塵（葆坤）知道我的来去，并曾接送我上下轮船，他已调工作，但大都会知道他的地方），一九四八年九月自台湾返家后至一九四九年二月失业赋闲在家。一九四九年二月和平谈判时又考入嘉兴县政府县政宣导队为队员（此南京市四中教员张勉，江苏邮电局梅静远--我的外甥女都可以证明），而四月间解放军渡江的翌日，我即曾请假辞职返家等待解放，不再去县府。六月间由杨静介绍来南京市由后派至一中任地理教员，后曾兼任业余中学主任、秘书等职，后于一九五三年六月间调来上新河初中任副教导主任。</p><p class="ql-block"> 一九三八年九月间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学习时，由同学魏章根等的带领和引导，曾参加当时的救亡工作团及学联的活动，后又参加中央大学的中苏问题研究会，社会问题研究会等等进步组织（此段经历上海魏章根可以证明，南京杨静也能证明）。</p><p class="ql-block">直到一九三九年约九月间由经济系同学靳吉甫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党组织内担任小组长，“战时青年”刊物的中大发行人和特约撰稿人。（南农杨静可以证明）</p> <p class="ql-block">父亲在1947年用自己的照相机拍摄的北京故宫。题图是拍摄的1946年内战前夕的山海关。</p> <p class="ql-block">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祈年殿皇帝宝座，1947年拍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