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连队的“红二代”

随缘

　　我们三连（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六团十三营三连）是一个新建连队，知识青年占比大。重庆知青就有百来人，比我们早来两年多的北京知青有五人：解秀珍（女）、许同碧、陈东光、 舒放、傅锋。提及北京知青，他们是云南建设兵团10万知青的先行者。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大串连时期，北京一批红卫兵自行组织南下社会调查，到了云南西双版纳。从那时起，就有人蒙发了支援边疆建设， 到云南西双版纳种橡胶的意愿。1967年11月27日，他们直接向周总理提交志愿到云南安家落户、屯垦戍边的申请报告，表达了到云南农场种植橡胶的誓言。周总理在报告书上写了批示，请有关部门帮助办理。于1968年2月北京知青赴云南边疆55人先锋队，离开首都向云南进发。历经13天，于2月21日到达云南西双版纳州景洪县大勐龙东风农场（兵团时期为一师二团）。这首《赠战友》的诗，是北京知青先锋队当年写下的： “挥手豪情别红城，跨步河江万里行。滇边种胶歌正起，塞外迎春曲更兴。斜眸向西笑禁锢，尽染东方一片红。”这支先锋队，拉开了各地知识青年到云南支边的序幕。从1968年2月起到了1971年底为止，先后有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的知青110320人到云南屯垦戍边。

三连班、排干部合影，照片上的北京知青，后排左一 ： 许同碧 ， 左二 ： 陈东光 ，左三 ：舒 放。

三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合影，后排右二 ： 舒 放

执旗者：舒 放，父亲是长征的亲历者，他是长征的后来人。未曾想几十年后，在这遥远的南疆演绎“红军不怕远征难”，这就是不忘初心，薪火相传，继续革命。

　　北京知青来自天之北，重庆知青来自地之南。是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高举红旗继续革命的机缘际会，让天北地南的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在我们连队里，重庆知青与北京知青相处友好和谐。在重庆知青的群体中，由于少不更事、血气方刚的年龄，时而发生群体的打斗事件，有在连队内的，有与连队外的，无论重庆知青之间如何内卷，却从未与北京、上海的知青发生冲突。重庆知青喜欢与成熟、稳重的北京知青来往；北京知青也乐意与简单、纯真的重庆知青往来。例如连队传阅的世界名著《红与黑》、《悲惨世界》等，是从北京知青手里借来；私下流传的手抄本《一双绣花鞋》、《第二次握手》等，是从重庆知青处传出。

　　北京知青赴云南边疆的有8300多人。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老高三”有21岁，最小的“老初中”有16岁。他们这个群体里有开国将军的、有省部级的、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有工人、普通家庭出身的子女，有出身于小业主和资本家的，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子女。而重庆知青出身普通家庭的居多，级别高点的就是跟随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时的南下干部，及党的地下工作者，另有少部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连队的五位北京知青中有三位是高干家庭出身，如舒放、傅锋的父亲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是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他俩是名符其实的“红二代”。如舒放的父亲舒同，有着传奇般的革命生涯，被毛主席称为“党内一支笔”，“红军书法家”。他在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的序列中，都担任过要职，犹如一部“军史”。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让我们拂去岁月的封尘，追寻那刻苦铭心的岁月，追寻那些革命前辈的足迹，身临其境地直击那八九十年前的历史现场，看当年红军：铁血风云，向死而生的艰难岁月。红军个个是英雄汉：“血染沙场无我无私无畏，横戈百战无始无终无今”。

　　舒同1905年11月25日出生于江西省抚州东乡一个农民家庭。抚州素有“才子之乡”的美誉，历史上出了不少名儒巨擘，比如曾巩、王安石、陆九渊、汤显祖等等。舒同5岁那年，父母节衣缩食攒钱让他上了私塾。自幼学习书法，舒同对书法的酷爱，可以说到了着魔的地步。一有空就用右手食指在左手掌心不停的比划，渐入古人所谓“口入诵，心如闻”的境地。八九岁时即闻名乡里，被誉为“东乡才子”。1921年8月，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与李井泉同学等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积极研读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5年发表《中华民国之真面目》，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所谓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虚伪性。1926年加入共产党，先后任中共东乡县支部书记、县委书记。

1930年9月，参加了工农红军，历任红4军政治部秘书、宣传部长，红11师秘书长，红1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红10师政治部主任等。参加了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长征中，任红2师政治部主任，并撰写《向北进攻一一胜利的开始》等文章，大力宣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4师政治部主任。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毛主席带领人民打江山 ！

　　在红军时期，近代史上称这段历史为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舒同就被毛主席发掘出来了。有一天，毛主席在苏区根据地的墙上看到很多革命标语，看到这些字，毛主席喊来朱德，说道：“总司令，你来看，没想到我们红军竟出了个书法家，在墙上写了几种字体，但不知是何人？”朱德说：“我知道这个人，他是红四军政治部秘书，名叫舒同。”从此，毛主席就知道了舒同这个人。舒同与毛主席算是有缘人，都从师范专业出道，有对书法、诗词的爱好。在后来的交往中，由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舒同便成了毛主席的“文友”，两人常在一起探讨书法。红军到达陕北后，恰好“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刚刚成立，需要写校牌，于是毛主席便推荐了舒同，就这样时任红1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的舒同奉命书写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校牌，还写了大门左右两边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字校训。舒同不负众望，顺利完成了任务。可谓：才气卷波澜，此公世无双。在延安圣地，在伟人身旁，他感受到那万丈荣光。从此，舒同的名声便驰誉全党全军了。

这张照片，是舒同书写“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校牌时的留影。

　　抗日战争时期，舒同历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委中央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中共山东分局委员兼秘书长等职。中共中央曾有不少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文件，如《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政治工作的基本特点》等，就是由舒同起草，报经毛泽东阅批，然后“转发全军，照此执行”的。在创建的几个抗日根据地里，他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舒同为八路军的思想政治建设，为晋察冀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张照片上的他们，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如红二代刘源所说：“他和他的袍泽同仁，才真是掀天揭地的盖世英豪”！

这张照片是1939年去晋察冀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合影。前排左起：聂鹤亭、陈伯均、舒 同、孙 毅；后排左起：杨成武、王 平、程子华。

　　在解放战争时期，舒同历任新四军暨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华东局常委兼社会部部长、国军工作部部长。1945年9月，新四军和山东军区合并，他积极协助陈毅同志，狠抓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具体指导开展新式整军运动，保证了作战的胜利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参与组织指挥了鲁南、莱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一身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在莱芜战役中，他深入敌营，成功策划了国民党第46军的起义；具体布置了国民党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他协助陈毅同志领导接受上海，执行党的城市工作政策，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为建设新上海建立了功绩。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舒同历任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主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1954年8月至1960年10月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建国初期，蒋介石败退到台湾时，党中央决定一鼓作气解放台湾，在考虑台湾省委书记人选时，毛主席首先想到了舒同，是中央和华东局内定的台湾第一任省委书记，刘格平为副书记。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七舰队介入台湾，解放台湾的计划取消。但舒同以华东局社会部部长的身份，直接参与了对台的敌工工作，是中共对台工作的第一人。舒同负责派遣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共产党员朱谌之赴台与中共潜伏在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取得联系，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资料，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的《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空军的部署及兵力情况等。这批情报通过秘密渠道很快从香港送到华东局，由舒同负责递送北京。

这张照片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毛主席视察山东省时与当地领导干部的合影。前排右一： 杨尚昆，右二 ： 李先念，右三 ： 舒 同 山东省委书记，居中者：毛泽东 主席。

舒同陪同毛主席视察山东工作。

　　舒同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也经历过大起大落。在大跃进时期，1960年舒同因“五风问题”而被撤职，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只讲多快，不讲好省，“五风”行为和三年自然灾害，人灾加天灾给农业生产带来危害，最后酿成重大损失。当年，舒同的老同学李井泉主政的四川省也是受损的重灾区。1963年3月，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长期被监禁、批斗。于1979年9月，被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8月，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军委军战史编辑室主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战史的研究编辑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88年被授于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舒同自称，我的人生，是革命加书法的一生。他是新中国书法家协会创始人之一和第一任主席，他之所以被誉为人民书法家，是因为他这位马背上的红军书法家，身居高位而没有官架，学识渊博而没有傲气，不愧是当代一位“德艺双馨”的书法艺术大师。他那一笔出神入化的书法，就连毛主席也称赞不已。毛主席欣赏舒同，是因为其本人亦自幼喜爱书法，少年临帖，青年时就写得一手好字。舒同在毛主席视察山东工作时，与主席有过对书法方面的深入交流，舒同问：“主席，您的书法墨宝，中国人到处都可看见。您把草书艺术推到了一个划时代的高峰，堪称中国近代狂草第一人。”毛泽东沉思后回忆道：“我练字历经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1年以前，打下书法基础；第二阶段是建党后到抗战爆发，由于流动性和严酷斗争环境，留下的作品不多；第三阶段是1938年到1949年，我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四大家族；第四个阶段是进北京城后，全国人民兴高采烈，我的书法也欢快飞动了。”然后对舒同说道：“书法这门艺术，应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取诸家之长，创自己风格，这点你做到了。你这种认真琢磨的独闯精神，应当继续发扬。”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接着说：“我喜欢收藏你的字，有人说舒体字是七分半书法，即楷、行、草、隶、篆各取一分，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也有的书法家评价你的字体风韵是‘沉雄峭拔，恣肆中见逸气，忽似壮士如牛，筋骨涌现。’这些我都同意。”舒同数十年如一日，研习历代名家书法，师古不泥古；博采众家之精萃，取法求变新。自成一家，以其特有风格，独步当代书坛，为世人推崇。

1997年10月19日，江泽民同志亲笔题词：“长征过来人，书坛谱新章”，高度评价了舒同的革命生涯和他在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1998年出版的第一部《舒同书法集》中，80多幅作品有一半是书写毛主席的诗词，这与舒同和毛主席之间的深情厚谊分不开的。毛主席曾评价舒同的字有风度，有基础，好看。舒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工作了70多个春秋，于1998年5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有些事好象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舒放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经考试被昆明师范学院录取，步了他父亲的后尘。连队的重庆知青邓德熙，与舒放交往颇深，也是从三连一同到了营部。舒放到了昆明读书，还邀请了他到师范学院去玩。据他说，他见过舒放写的字，端庄、秀气、流畅，如象舒放本人端庄的外貌和委婉的为人一样。不知舒放的书法，是否得到他父亲的指导和真传。舒放曾把他父亲书写的两幅字，送给要好的重庆知青范世华。后来，范世华因调离云南边疆，营部罗干事帮其到团部办理有关手续，范世华要酬谢他时，罗干事说他想要舒同的那两幅字，范世华就将舒同的墨宝转送给他了。罗干事还真有眼力，不知罗干事现在是否还收藏着。舒放他没有那来自皇城根下的，莫名的优越感，待人亲切，低调谦逊。以至于现今，连队的人大都不知晓，他的父亲是这样一个风云人物。历史的偶然，特殊的年代，使我们与这样的“红二代”为伍，结伴而行，共度时艰，此生珍惜，深感荣耀。

北京知青和重庆知青在澜沧江域、红河岸边、瑞丽江畔，共同走过那红土高天的风雨十年。而今虽已事隔五十多年，但那艰苦岁月结成的友谊，仍然连绵不断。有个人之间的来往交流，有群体之间的互动互访。如2016年4月18日，北京八千子弟艺术团来重庆举办《歌声飘过红土地》合唱音乐会。他们带着歌声来看望昔日红土地的战友们，看望重庆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歌声伴着我们从红领巾时代开始，飘过青春的红土地，飘过拼搏奋斗的中年，飘进金色夕阳的今天。

　　回顾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更深刻了解那远去的时代是些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他们的崇高和伟大就在于，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就是要让被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能像人一样活着，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他们愿意为之奋斗终生。领袖毛泽东说过：“我们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不过做到谦虚、谨慎、勤奋、节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国人民拥护我们。”当人们颂扬他时，他说，什么“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就是一个当教员的。这正是：说最朴实的话，干着拯救人民天大的事。他的悲悯之心，贫民情结，在他有生之年，没有任何人、任何一个利益集团，获取到人民的财富。共产党的核心就是做好一件事，那就是：为人民服务。他们的崇高和伟大，就在于创建了、设计了一个公有制的社会，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一一土地，归国有和集体所有。国有就是国家所有，政府代表人民持有土地，土地属于全民；集体所有制主要在农村，以村集体为单位均分土地利益。不论你多么有权有钱，都不可能把土地变为私产。如此一来，土地兼并就不存在了，过去中国历史上对历史周期律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没有了。国家公有制的优越性，官不好换官，资本不行就扶持行的资本，就是一局玩不下去了可以开新局。如土地革命时期1928年12月颁发的第一个《土地法》，“红旗越过汀江〞，“分田分地真忙”；获得土地的农民，推着载有粮食的小车，支援解放战争，解放全中国；到集中起来搞发展的人民公社化，后来的联产承包制，农村土地可流转制，但其产权依然属于集体等等。始终将土地这最核心，最基础的生产资料，永远属于人民，是当今共和国仍然在享受红军时期土地革命斗争的红利，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定海神针和发展方向。他们的崇高和伟大就在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就提倡和创造了中国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三大奇迹：一是看病不要钱，二是上学不要钱，三是干部与老百姓“共穷”。医院，医者仁心，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心存善念，厚道待人，悲悯求医之人；学校，传道授业解感，启迪心智，老师以身作则，以爱为本，以德为先，是知识的传递者，成长的引路人。医院、学校，均是圣洁之地。广大的党员干部，出自真心地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虽然那时物质生活匮乏，但人与人之间空前的平等，公平、公正的社会风气，让人们的精神世界是饱满的，内心是幸福的。当今英明的党中央作出了共同富裕的决策，让全体人民走上“共富”的康庄大道。“共同富裕”，也承载着无数忠烈千秋的信仰。虽然我们已步入暮年，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可乐见“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希望这惠泽苍生政策，能象眼下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人人受益，家家小康，那将国强民富，幸甚至哉！

二O二三年六月

光辉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