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的美篇

刘书

杜儿坪矿回忆片断 刘书 在太原西山群山中一条深山沟内有一座大型煤矿，名为杜儿坪矿，是当时西山矿务局所辖的四座煤矿之一。 我于1969年初，和太原市各中学的700多名学生一起到杜儿坪矿当了工人，一直到1976年离开。我把自己最青春的七年时光奉献在了那里，把一生中最活力的时段留在了那里。因为杜儿坪矿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站，由此，定位了我以后的前行走向和人生轨迹，使我一直到退休都在煤矿打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杜儿坪矿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我始终对它有着刻骨铭心的恋怀。直到如今，我依然常常思念那里的一山一水，想起那些一起工作过的弟兄们，感怀那段终生难忘的经历。 由于年代已远，太多的往事早已模糊甚至忘却，从记憶的缝隙中反复搜寻，也只是一些鸡零狗碎的片段，虽不成大雅，但还真实，可与杜儿坪的老弟兄们同忆往事，共怀旧情。 王羲之在巜兰亭集序》中的结尾说：“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愿如是！ 一、“窑衣” 过去煤矿下坑（井）工人的艰辛，是如今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且不说工作环境的恶劣和劳动强度的超高，单就穿套的一身下坑衣物（工人们称为窑衣），就足以让人备受折磨。 坑下阴冷潮湿。若是冬季，那大巷的寒风如同利刃一般使人瑟瑟发抖。所以，下坑的人们尽量往身上多套巴一些。除矿上发的绒衣绒裤和帆布工作服外，要贴身穿上衬衣、秋衣之类内衣，外面套上或棉或皮的坎肩，还要再穿上旧棉袄或旧大衣，甚至白茬羊皮袄等。反正棉绒皮毛，长袍短掛，有什么就套巴什么。于是，大家的“窑衣”便穿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有的人还在安全帽内衬上一块布，耷拉下来把脖子遮往，既暖和又可减少煤尘往里钻。那模样就好像现在抗日神剧里的“皇軍”。 工作面常常炮烟翻滚，煤尘飞扬。干活接触的東西不是铁器木料，就是石头煤块。用不了几天，“窑衣”便黑脏污烂，时间再一长，“窑衣”便变得褴褴缕缕、捉襟见肘了。 那会儿我们用的矿灯，灯盒还是金属的。不但笨重不防爆，而且里边装的电解液会渗漏出来腐蚀“窑衣”。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下坑工人的屁股上，“窑衣”或左或右总有一块像狗扯了一样的豁口。由于是在屁股上，有的人感到不太雅观，会用一块风筒布（一种有胶层的布料）补一补遮丑。而不少工友们并不在乎，任其豁沟打牙，在屁股上张扬着。 弟兄们穿着褴缕不堪、形形色色的“窑衣”，加上垢形乌面，其形象可以说惨不忍睹。大家就编一些俏皮话自嘲：什么“远看像个要饭的，近看是个铲炭的”“窑衣破烂，跌毬露蛋”等等。 “窑衣”脏也好，烂也罢，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讲，倒也无所谓。反正就是那样的工作环境，想干净整齐很难。加上坑下黑暗，又无外人，大家彼此彼此，没有什么体面不体面的讲究。 使人苦不堪言的，是“窑衣”对身体带来的难受。若是在炎炎夏日，人们赤膀露臂尚嫌溽热，而我们在澡堂子里，一身“窑衣”没穿扮完，已开始冒汗。当披挂停当从澡堂子里出来，顶着骄阳到坑口等乘矿车时，那厚重的“窑衣”的闷热，让你脑袋发晕，连裤裆都是水漉漉的。如果是严寒冬季，头天干活被汗水洇透了的“窑衣”往身上刚一挨，便打一激灵。咬着牙套巴在身上后，那种潮湿冰冷，会不由地想起杜甫“布衾多年冷似铁”的诗句。当时，工友们对“窑衣”的描述是很实在的：夏天焐出白毛汗，冬天冻成圪簇蛋！ 那时候，比较讲究而常清冼缝补“窑衣”的人不多。包括我在内的多数人则很少打理那身“灰皮”（老工人们对窑衣的叫法）。一则是懒；二则是认为每天下坑干活，今天冼了，明天又脏，干脆“老母猪，就那一秤了”。由于“窑衣”天天被汗水浸渍，被炮烟煤尘熏呛而又老不洗涤，当然会产生很不美妙的味道。特别是天热气温高了，那种又酸又臭还带点煤烟气的味道，一股一股从“窑衣”中散发出来，着实令人作呕！好在天天嗅闻，也就习已为常。 “窑衣”脏烂臭的不文明情况，实际上反映出的是当时煤矿管理和企业文化的落后。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煤矿管理水平的提升，那种情形已得到了显著改观。后来我在同家梁矿担任行政副矿长时，对改善矿工们的更衣洗澡问题下了很大一番功夫：做工程建造了浴室淋浴系统，使工人先淋后浴，洗上干净澡；把更衣箱全部更换成通风良好的铁皮柜，尽量使“窑衣”晾干得快一些；特别是添置大型洗衣设备，增加缝补女工，使“窑衣”随时能洗能补。从而让矿工弟兄们穿的“窑衣”尽可能舒服些、整洁些。因为我经历过以往穿“窑衣”的痛苦，我懂得弟兄们的不易。 二、掌锹攉煤 杜儿坪矿虽然当时的年生产能力已达到120多万吨，但采煤机械化程度还很低。十来个采煤队中，起初只有“631”队使用一台苏联康拜因割煤机。后来，“胜利一队”、“雄心队”才使用“80型”采煤机。而我们“前进”队则是“房柱式”（也叫刀柱式）人工采煤。其作业的基本程序是：打眼放炮工先在工作面煤壁上有秩序地打许多1.5米多深的炮眼，充填炸药，引爆后将煤炸下来。然后攉煤工把煤攉到煤“溜子”（刮板运输机）上拉出工作面。在攉煤的同时，支护工们在攉干净的地方紧跟着支立木柱保护顶板，防止上边的石头零皮掉下。一茬煤攉完了，柱子也支好了。接着就把“煤溜”子的溜槽和链子一节节拆开，从支好的柱子间搬抬到新煤帮下，再对接组装起来，这叫移“溜子”。这个程序就算完成了一个作业循环。尔后，打眼放炮工又重新打眼、装炮、爆破……直到采宽到15米左右，这个面就停采，进到下个工作面。 我们这些学生工刚开始干活，主要是攉煤。是坑下最基本的体力活。攉煤的方式是两个人一组的组合式，即一人掌握攉煤大锹，另一人“别棍 ”。攉煤的大锹形状像一只簸箕，是用薄钢板特制，约十多斤重，后沿焊着一高一低两个倒U型铁把，前沿两边焊有两个铁环，拴着一条分叉的细钢絲绳。纲絲绳的另一头要拴在一根镐把或锹把上。另外，还有一个不大的滑轮，这就是一套攉煤用的工具。攉煤前，先在“溜子”外沿位置合适的柱子上拴好滑轮，使联接大锹和镐把的钢絲绳穿过滑轮，以改变钢絲绳的牵拉角度。 一个从头到尾100米左右的工作面，通常安排两组大锹攉煤，我一直就是掌把大锹的攉煤工之一。攉煤开始后，掌把大锹者把大锹用力按插在煤中，而另一人把拴着钢絲绳的镐把别在溜子刮板中，叫‘’别棍‘’。这样相互配合，利用溜子转动的力量把大锹所铲的煤攉到溜子里拉走。 　　攉煤虽然是粗活、苦力活，但要攉得快而利索，也很不容易。由于是两人组合操作，所以最关键是相互做到步调一致，动作协调。掌把大锹者要用力适度、把锹稳当，把大锹中的煤翻入溜子后，要借助别棍人起棍后钢絲绳回弹的力量疾速将大锹甩回，再压插入煤中。而别棍者要掌握好棍子别住煤溜刮板的时机和松开的时间，既不能早也不能迟。这样才又省力又有效率。干得时间一长，我们攉煤工们相互的配合就越来越好。我不喜欢别棍，就爱甩大锹。而起初最常和我合作、给我别棍的是外号叫“老死皮”的郑萱和外号叫“小娃娃”的潘勇，都是太原三中学生。他们和我配合十分黙契，相互的动作心领神会，使我攉起煤来得心应手，动作飞快。只见磨得光亮的大锹一闪一晃，钢絲绳和滑轮摩擦的声音有节奏地嚓嚓作响，大锹下煤的波浪翻湧而出。那会儿，心中会有一种很爽的感觉！　　一年多后，我们这些学生工对坑下工作面的各种活计熟悉了，也有了一定的操作水平。不光是攉煤，也根据自已的能力干其他营生了。“老死皮”郑萱去支柱子了；和我一个学校的薛明抱上电钻打眼了；三中的吴立本头脑灵光，经常和老师傅忙活“溜子”和电钻的机电问题；聂战国因为稀松软颤的身体差一些，去干了不用多卖力气的“溜子”司机。我不喜欢开“溜子”，虽然苦轻，但清冷寂寞不说，那“溜子”开动起来的声音却是绝佳的催眠曲，一般人都不由地要睡着。但聂战国开溜子却从不睡觉。这使我很是奇怪。 　　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我的攉煤技能也越来越好，大锹耍得更加由手。在同样的情况下，我和给我别棍的搭档两人，要比别人攉的煤又多又快。王跟班欣赏我的攉煤，所以也在干别的活时对我有所关照。比如从顺槽往工作面抬柱子时，他不让我抬，就只让我抱一些支柱用的木楔子。困为那木柱子五、六米长，又粗又重，抬那玩意儿是十分吃力的。 我攉煤的活干得好，队里的书记、队长都表扬过。区里的领导也夸赞，说一个身体也不壮实的学生工居然攉煤攉的好，不容易。就连当时刚解放不久担任矿“革委会”主任的老干部崔步岗都知道“前进队”有个会攉煤的学生工。 多少年过去了，那种落后的采煤工艺和作业方式早已淘汰。但是，那种艰辛而又痛快的劳动场景却始终在我的心头縈绕着。我还能清晰地想起攉煤时给我别棍的“ 老死皮”郑萱、“小娃娃”潘勇，以及罗沪生、韓文忠等弟兄们满是汗水的“五花脸”和飞快的别棍动作…… 三、坑下听“葷话” 在我们那批学生进入各煤矿之前，下坑工人的成分基本上都是来自贫困农村的农民，而且大部分家境贫寒。因为那时候，除非生活所迫，但凡有点办法的人是不会下坑当“窑黑子”的。这些贫苦的人们，大都只上过几天小学，有的甚至连自已的名字也不认得。 我们的那些师傅们，大都性情朴实、待人真诚。但是由于没受过多的教育，往往说话很随意而无所讲究，“爹长妈短”“毬胡麻茬”。特别是他们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一一说一些“色情”内容的话语相互调侃，用他们的话讲叫“荤话”。那是他们寻开心的一种重要方式。 坑下作业，空间狭小，黑暗单调，使大家都有一种强烈的压抑感和寂寥的心理。于是，互相“放放铜”（无所忌讳地瞎说），开开玩笑解解闷，也就很自然了。在这方面，我们那些农村来的师傅们是长项。他们说的“荤话”内容很广泛，老套的故事如什么“公公骚媳妇儿”“丈母娘逗女婿”“姐夫戏小姨”等等。而最能引人发笑、有轰动效应的是他们相互攻讦对方的一些不雅的男女勾当之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演绎的让人忍俊不禁。反正坑下又没有异性，任凭说得怎么露骨也无妨。对此，他们也自嘲说：下坑的人，一穿上这身“灰皮”（指窑衣），就按上尾巴了。 我们这些学生工刚上班后，那些好“放铜”的师傅们便有了些拿揑，暂时将“尾巴”夹了起来，当着我们的面一般不说“荤话”。大概觉得我们是“文化人”，又都没成家而有所顾忌吧。但时间一长，大家很快熟悉起来，“尾巴”们便就露了出来。那种肆无忌惮的“荤话”，时不时会来上一段。起初，我们这些学生工还有点尴尬和难为情。但又禁不住寂寞和好奇。虽然不明目张胆地凑热闹，却也在一边侧着耳朵偷听，跟着悄悄地发笑。赶到后来，索性也拉开了脸面，不再不好意思，和师傅们一起边听边乐。甚至还要主动要师傅们给说。 　　最能说也最会说“荤话”的，一个是浮山县的张天成，当时有二十七八岁，平时就嘻哩哈啦，干活是把好手。他说“荤话”时眉飞色舞，嘴里的两颗金牙光亮闪闪，唾沫星子四处飞溅。单就那种“小丑”似的神态就会使人发笑。还有一个叫吕拴堂，静乐县人，年纪稍大一些。他人长得俏色，平时看上去还有点斯文，工作面支柱子很是麻利。但吕拴堂肚子里的“脏东西”最多。他讲“荤话“时一本正经，自已从来不笑。而且讲的有板有眼，很有故事性。记得班里有个姓李的五台人，就爱听吕拴堂讲。有时听得入神，哈喇子顺下巴拉的老长。还有个开溜子的老汉，当时就五十多岁，有时溜子不开时也要和大家凑一起听听“荤话”。有人就说，你老也老了还听个毛？老汉却说：怎哩么，猫儿老了也还想吃肉哩么。往往，正当大伙听得上火，笑得前仰后合时，跟班王师傅过来一声大喝：还说个毬儿！受去（干活）！大家方才意犹未尽，慢慢腾腾站起身来…… 我们的那些师傅们会说“荤话”，主要是他们善于收集素材。他们有一个嗜好一一“听房”。队里不管是谁的家属到了矿上探亲，无论住在哪里，都逃不脱被“听房”的闹剧。像张天成那样的会不辞辛劳，宁可不睡觉也要千方百计把你和老婆那点勾当听到甚至看到。然后第二天在坑下就绘声绘色，以至添油加醋地渲染一番，逗的大伙开心。而被说的人倒也不尴尬，任大家说笑。因为他也是“听房”的高手。 说起来，那时候矿工们在坑下“放铜”讲“荤话”虽不文明，但却是解除寂寥和苦闷的有效手段。同时也反映出矿工队伍的素质状态和文化生活的枯寂，当然也反映出煤矿在思想、文化等方面管理和教育的落后。那会儿，大家连看场电影的机会都很少，更别说高雅点的文化娱乐活动了。大家在一起相互开开带点色情味的笑话，也就无可厚非的了。 四、坑下“美梦” 不少人都说:下坑后，人最容易犯迷糊瞌睡，而且在坑下睡觉特别香。不知道别人怎样，反正我的体会是真真切切的。 按煤矿保安规程和安全制度要求也好，按人的生理状态也好，在坑下是不应当睡觉的。一是不安全。坑下顶板高悬，煤帮参差，水火瓦斯，都是极具危险和要命的问题，不知道随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你若睡觉，一旦有事便来不及逃避。二是坑下阴冷潮湿。在坑下睡觉最容易受寒着潮而得病。不少老工人下坑多年后往往腰腿疼痛，就和在坑下睡觉有直接关系。　　道理大家都懂得。但是下坑后，只要一有空，如停电、运煤“溜子”或皮带有了事故而暂不能作业时，只要跟班队长不安排活，大家便各自找个安全避风的地方去迷糊。一般讲，上二班还好一些。早班由于五点把半就起了床，瞌睡劲还没过去，容易犯困。夜班就更别说，本来应该睡觉的时候却要下坑干活。就算白天睡过了，也还是想睡。尤其是到临晨两三点时，那种瞌睡的欲望，昏沉的困乏，让人难受之极！那会儿感到：蒙头睡一大觉，便是人生最美好的事了。于是就在心里诅咒：该死的“溜子”赶快出点事故吧，那怕半点二十分钟，让我打个盹儿就行。 我们攉煤工攉完一茬煤后，打眼工们又开始重新打炮眼。这时候，我们便什么也顾不上了，赶快钻进上顺槽（回风巷），找个圪洼的地方，把身子团缩进去，将烂棉袄或烂皮袄围好，头灯往怀里一捂，立刻就进入了梦乡。任凭它工作面电钻嗒嗒尖叫，不管它支柱被顶板压得咔嚓乱响，也随它炮声轰隆、煤尘翻滚，我自酣然入睡。 然而，工序衔接，容不得你睡得过瘾。当工作面一茬炮放完，我们就又得进去攉煤。有时候由于睡得太死，工作面炮早放完，我们几个还倦缩在那儿做着“黄粱美梦”。气得跟班队长王师傅边吼骂边出来找。当看见哥几个还在那儿睡觉，便一脚踢醒，并大吼：“还有气儿没有儿（曲阳口音，多带儿音）？他个娘地儿！”这时，大家便如惊弓之鸟，爬起来抱头鼠窜。有时候，有的弟兄被踢醒后还犯迷登，不是往工作面跑，而是朝相反的方向往外跑去，气得王跟班追上揪住耳朵往回拉。 由于我攉煤肯卖力气，攉得也麻利快当，王跟班就对我好一些。他从来没有在我睡觉的时候踢过我。记得有一次我正还睡着，梦见天上的太阳明晃晃地刺眼。睁开眼睛一看，王跟班正用头灯照着我的脸。但他没有责骂我，只是说:“老死皮儿（给我别棍的郑萱）进去了儿。”吓的我慌忙爬起来，一溜烟跑进工作面。　　在坑下睡觉也有一些讲究。比如，尽可能到上顺槽（回风巷），因为上顺槽比较干燥，而且巷道低，断面小，相对安全些。再如，要尽量找个凹洼的地方，能把身子蜷缩进去一些，减少被风流的吹刮。还有，要把头灯捂在怀里，一来使头灯那点微弱的热量传到身上；二来避免灯光照到别人身上，因为下坑的人最讨厌别人用头灯来晃脸。另外，尽量低下头并用胳膊把嘴堵住，以免过多地吸入煤尘。 　　坑下的“美梦”虽好，但毕竟是不妥当的，那是当年少年不更事的行为。现在想想，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坑下作业的弟兄们，是不应当在坑下睡觉的。那是对劳动纪律的蔑视，是对安全制度的违反，也是对自已的不负责任！ 五、人在魂飞魄散时 都知道煤矿坑下工作危险，不安全。但当时正是充满活力、血气方刚的我们，正逢“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年岁。刚上班初期，除了觉得坑下阴冷枯燥、工作时间长外，并未感到有多么危险。每天懵懵懂懂地在坑下干活、睡觉、开玩笑。 然而，一次古塘（工作面采完后形成的巨大空间）大冒顶，实实在在地让我体验了什么叫魂飞魄散，真真切切地让我领教了坑下工作的危险性。 我们采煤队当时是采“房柱”（也叫采刀柱）。工作面长度约100米，煤层厚度是5米左右。每向外推进一个循环（1.5米）就支一排木柱。当工作面采到15米（约10个循环）时就停采，到下个工作面继续采。而采完的工作面把柱子回出来后，变成了一个高5米多，宽15米，长100米左右的巨大空间，叫作古塘。由于没有了柱子的支撑，古塘里的顶板会冒落下来，叫冒顶。有时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地冒，有时会整体冒。当冒顶时，会有先兆，顶板会有响动，留下的信号柱子会咔咔地折断，煤帮上的煤也会有一些掉落。有经验的老工人就知道要冒顶了，跟班队长就提醒大家注意，到顺槽先避一会儿。当顶板随着一阵巨响整体冒下时，会产生冲击波，会扬起很大的煤尘。这种情况是采煤工作面的正常现象。第一次经见时我们有点恐慌，几次过后也就习惯，觉得冒顶也无非如此而不以为然了。 　　一般情况下，一个工作面采完后，古塘顶板用不了几天就冒落，这属于正常，是好现象。因为这样可以减轻新工作面顶板的压力。但是，好像是1971年年初，我们在生产当中，连续采完三个工作面的古塘顶板都没有冒落。这可不是好事。三个古塘形成的空间足夠大（应该有两万多立方米）。如此巨大的空间，一旦顶板整体冒落，其威力是难以估量的，造成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因此，从队到区到矿，对这一情况都十分重视。除矿上班班安排有经验的老工人跟班现场监视外，区、队的干部们也都分开班盯到现场，以便及时掌握古塘顶板变化情况，采取措施。然而，大古塘却一直四平八稳，并不显示冒顶的迹象，甚至连留下的信号柱子也完好无损。时间长了，大家也就不大紧张了。 有一天，我记得我们是上二班，一茬煤刚攉完，忽然听到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低沉的隆隆声，接着，煤帮上的煤唰唰直掉。只听专门监视的老工人大喊：冒大顶啦，快往外跑！跟班王师傅也高喊：关溜子，往顺槽跑！他们一边高喊一边晃动头灯，招呼大家。当我反应过来，刚到工作面溜子头慌不择路地再朝顺槽方向跑时，只听山崩地裂般地一声巨响，振聋发聩！紧跟着一股巨大的黑雾从古塘喷发而出！强大的冲击波把我一下掀翻在地，安全帽不知飞向何处。浓烈的煤尘让我感到快要窒息，手里抓着的头灯也失去了光亮。挣扎着爬起来后，只感到风流嗖嗖，四周一片寂静。摸着黑没挪动几步，却被一条在柱子上挂着的水线（电钻电缆）勒住了脖子。惊恐之中却顾不得后退低头脱开水线，反倒死命向前，差点被水线勒死。所幸不一会儿便风平浪静，头灯也现了光亮，大伙也开始互相呼喊…… 后来听人们讲，那次大冒顶的规模是少有的。产生的冲击波连煤溜子那百十多斤重的防爆开关都吹出几十米。庆幸的是大冒顶没有把工作面5米厚的煤墙摧垮，否则后果难以想象。虽然大家都被吹得跌跟马趴，狼狈不堪，但只是个别人受了点轻微伤，我差点被水线勒断气而已。 这件事让我现在想起来还又后怕又失笑。后怕就不说了。失笑的是当时被水线挂住脖子后就不懂得将其取开。可见人们所说的“急中生智”并不见得。反正我那会儿脑子里是一片空白，“智”却没有生出来。 实际上，像那样的大冒顶现象的发生，主要原困还是生产工艺的落后和缺乏先进设备。到后来，如果顶板大面积不冒落，可以用人工放顶的工艺将其放下来。再后来，先进的液压支架应用后，坑下顶板就不再是严重危胁矿工安全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五、坑下美食 那年代，粮食不是人们随意吃的，都是按地区、按行业、按年龄等条件，由国家按不同标准定量供给的。煤矿工人的吃粮定量是各行业中最高的。而在煤矿工人中，我们采掘一线工人的定量是每月58斤，又高于其他人员。每月58斤的口粮，35%是细粮，即白面。其余就是玉米面、高粱面等杂粮了。 细粮少，粗粮多，这就需要我们对每一天的吃饭问题有一个合理的安排。比如，在下坑前尽量吃点粗粮将就，省下细粮出坑吃，或招待个同学朋友们啥的。那为什么在下坑劳动前反而吃粗粮将就呢？因为我们采掘一线工人有一个特殊待遇：只要你下坑，不论上几班，矿上都会供给一份干粮送到工作面，那叫班中餐。 如果说，在坑下睡觉，我们觉得是一件“美事”的话，那么，吃班中餐，则是让我们更有幸福感的另一件事！班中餐是坑口食堂用烤炉烤制的油旋样的烤饼，外焦里软，每人两个，每个二两。这两个烤饼不在我们的口粮定量之内，是我们额外的福利。各队每个班儿都配备有一名送饭工。当我们下坑后，送饭工就从队里开上当班下坑人员的名单条子，去坑口食堂领取烤饼，分别装在为每个人配备的铝饭盒内，再到茶炉房灌上一扁铁桶开水，和饭盒一块装在一个专门的保温包中。这样，即使到了工作面，由于送饭包保温，加上有一桶开水的热量，饭盒里的饼子还是热乎乎的。 每当快到半个班时，送饭工就差不多快到了。而当他从下顺槽（进风的溜子巷道）风门（控制风流的特制门）一钻进时，那烤饼的香味儿就顺着风飘进了工作面。大家就知道班中餐来了，喜悦和急迫的心情由然而起。这时候，跟班队长王师傅就会喊：大伙加把劲儿，把手里的营生儿干完好吃饭儿！我们便真地加快节奏，很快把活干完，坐下来眼巴巴地瞭望送饭工。 　　那时候，虽然人们的生活还比较艰难，但两只烤饼也还不算什么稀罕的高档食品。但是在工作面，当烤得焦黄焦黄、热乎乎的饼子吃到嘴里时，那个香味，那个口感，真有使人美到陶醉的意思。饼子吃完，再喝上半饭盒热水，随地一躺，那种舒服，那种满足，简直享受极了！那会儿，还不知道山珍哪海味呀什么的，但我觉得，那两只饼子就是最好吃的东西了！直到现在，还能想起一个班儿十几个弟兄们围坐在一块儿，在头灯映照下，黑黝黝的脸上白牙一闪一闪地吃的香甜的模样，似乎还能嗅到那饼子带有一点儿焦糊的喷香味儿。 不光是我有这样的体会，一起下坑的弟兄们都有这种感受：坑下吃饭特别香。当时，坑口食堂也卖和往坑下送的一样的烤饼，但吃起来就感到不如在坑下吃的那样可口，吃不出坑下的那个味道。对这种情况，我们也有过分析争论。普遍认为，由于期待坑下的班中餐，大家下坑前吃得少而简单，加上劳动强度大，所以容易饥饿而产生强烈的食欲，就觉得坑下吃饭香。但我以为，除大家认为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心理效应！在坑下那种阴冷单调而缺少生机的环境中，突然眼前出现热乎乎的美食，便给大家带来了一种亲切的生活气氛和喜乐的心情。人在精神愉悦时食欲就好，吃东西就香甜，我想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感知。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弟兄们的认同，觉得颇有道理。 　　六、电车隆隆 掩隐在一条十多里长的山沟中的杜儿坪矿，倒也山色青翠，溪流潺潺。沟沟岔岔中杨柳依依，枣槐荫浓。虽然沿沟哩哩啦啦的单身楼、家属住宅等建筑有些简陋和土气，但也店铺影院，人来人往。而最值得赞赏的是，在杜儿坪矿，居然有一条当时可能在太原市、乃至山西省也是唯一的有轨电车线路！这使我们这些学生工一见到时，不由地眼前一亮，既惊诧，又高兴。 那条有轨线路从杜儿坪矿的沟口河龙湾，一直通到坑口，全长约十里左右，一共有六台电车运行。电车和公共汽车大小差不多，上半身是枣红颜色，下半身是淡黄色，很亮眼。据说，那是北京市淘汰下来后被西山矿务局整回来安设到杜儿坪矿的。六台车上喷的编号是“631”至“636”。这是否标示电车是于1963年在杜儿坪矿运行？因为没有专门考证过，仅为猜想而已。 那时候，从河西区下元公交总站到西山矿区，有两条公交线路。16路从下元到矿务局所在地北寒后，向右拐去，到西铭矿。7路则经北寒一直往西，在杜儿坪矿沟口的河龙湾，也就是电车始发站不远的地方设一站牌，然后再往南经由白家庄矿最后到终点站官地矿。也就是说，杜儿坪矿内不通公交车。那路有轨电车是杜儿坪矿所有人员上下班和外出的主要交通设施。 那路电车，从河龙湾到坑口，每隔一二里设一个车站，每20分钟发一台车。但在上下班高峰，尤其是早上6至8点期间，便一趟发两三台。刚到矿上时，我们觉得新鲜，有事没事就去坐坐电车。有时从坑口一直坐到河龙湾，然后再坐回来，纯粹是过车瘾。反正不用买票，也没人管。 那路电车，极大地方便了全矿职工。一到上班时间，人们从沟沟岔岔中钻出来，不用走多远，就可以从附近的车站上车。那条沟里，最远的职工居住区虎胜街，距坑口有近十里的路程。要是没有电车，人们上下班就会十分辛苦。 　　那路电车，也是杜儿坪人临时聚集的场所。一个矿的人，大多都认识，电车便是大家天天见面的地方。上了车，彼此打打招呼、寒喧一番，熟悉的还会相互开开玩笑。而年轻人越是车上人多越你推我攘地瞎起哄。要是有年轻女性，他们便更来劲，车箱里哄笑声此起彼伏。那时，矿上的领导，区队的头头，机关的干部，都乘电车上下班，和工人们一起挤，一起拱，一起说笑。领导们还利用在车上见面的机会，说一说工作上的事情……拥挤的电车，把领导和群众的心挤到了一块儿，把杜儿坪人的情感凝聚的十分紧密。 那路电车，成为杜儿坪矿的一道靓丽风景。蜿蜒曲折的沟里，在轨道两边的树木掩映之中，那红黄相间的电车来来往往，穿梭上下，给矿山一种勃勃生气。尤其是天色暗下之后，那电弓与电线间发出的弧光，五彩缤纷，好似美丽耀眼的烟花在不停地绽放。而电车运行的隆隆声和有节奏的咔噔声，加上时不时的鸣笛声，在我听来就是日夜演奏的交响曲。杜儿坪人听着它踏实地入眠，杜儿坪人也听着它心潮澎湃。每当我从外边回矿，一钻过河龙湾铁路桥洞望见那红黄相间的电车时，一种亲切感便由然而生…… 大概是1997年秋天，我第一次重返杜儿坪矿，故地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我看来，最大的变化，是没有了那路曾使人亮眼的有轨电车，没有了那日夜不停的空谷传响！我从子房沟原来的电车站那儿爬上了依稀还见的电车路基，只见路基上有的地方种了庄稼，有的地方盖上了房屋。一丛丛叫不来名称的灌木，秋叶斑烂，野草则在萧瑟的秋风中起伏，迎接着枯衰。我的心也在秋意中有些发凉，怅然的目光向着远方，似乎有所等待，似乎有所冀望…… 后来，听陈铁成等老矿友们讲，由于运行年代长久，无法维修和更新设施，杜儿坪矿的那路有轨电车已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报废，终结了它的使命。 部分图片用自网络 2018-05-05 更新于2023.7.1送花打赏66 阅读 524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