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金问道的自传

金斯基

　　编者按：国共两党的恩恩怨怨，在上一代人的经历和身上体现的如此深刻，这一段来自父亲去世13年后解密的个人档案，掀开了那段历史的一角：一个大学生在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的左右闯荡。如今经历过和知晓那段历史的人已经离去，成为灰烬沉睡在地里。但历史就是历史，翻过的一页也是书，也是传承。

家庭情况及主要社会关系；

一九一七年二月我出生在一个民国初年正在没落中的封建官僚的家庭里，当时家庭主要收入来源靠我父亲在沪杭路上任车站站长的工资收入维持的，但家庭人口多负担重，父亲每月寄回来的三十六块大洋生活费不够开支，因此我母亲、二伯母、堂姐等还做女工聊补家用（如绣花、摇洋机、制袜等手工）。

但我大伯父却是满清末年的旧官僚，辛亥革命前退修回浙江买田置产，鬻书卖画，以此生活，晚年在上海为塾师。五十以后娶妻陈氏恶毒蛮横，不讲情理，认为我父贫贱无能，受人轻视，因此兄弟伯侄之间除年节而外，颇少往来，经济生活更互不干扰。及大伯父病故，膝下无子，根据封建习俗和族中群议，由我哥问礼继嗣。1935年陈氏病故，立及大伯父遗产房屋三栋，获田百余亩，由我家代管。房屋一栋自住，一部出租；田中收入作用做族中贫苦及节日祭祖扫墓之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起，十月间我家初则避难杭州和南昌、长沙等地，继则回安徽屯溪祖籍，是时嘉兴之田地房产弃之无人照顾。及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重又迁回浙江，当时自住房屋断垣残壁，残破不堪，后经我父及兄弟三人出资修理后，仍居住于嘉兴南堰盐仓桥20号今址。

抗战回来后，家中生活较苦，当时曾托委我舅父（汤鹤仙）帮助，每年去乡间向佃户收租，亩田收租米约二斗许。据我了解一年收租除开销而外，约拿米十多担，除祭扫济贫而外，余粮曾贴补家用。但当时我父与兄嫂均有工作，生活可以维持，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后就不再去收租了。

解放前四年过的地主剥削生活，特别是我1948年6月间由东北返家后半年，因工作无着，我无依靠，曾亲去附近乡间向农民催缴田租，以为个人温饱，及今思之，深引为可耻。

我母亲出身地主家庭，剥削阶级思想较重，亲友中亦多地主，因此自幼年起地主家庭的剥削阶级享乐糜化，不爱劳动等的坏影响，对我来说是巨大的。

我父金桂冼，字郗叔，生长在满清的官僚家庭里（我祖父是山西垣曲县知县，大伯父是湖南郴州等知府），年幼时乃一纨绔子弟，读书少长进。清末的在建兴修铁路，我父无意习诗书，遂去的考入铁路学堂，习法文，后沪杭铁路通车，即在路上任职员（电报生）连续工作达三十多年，至一九四六年乃退休回家，时年已逾六十，现仍在铁路尚按月支领养老金以维持生活。他做过二十多年车站站长，据我记忆所及，他曾参加过国民党为普通党员。解放后，在土地改革前，曾因一度代管族中田地，又不明政府土改政策，对党和政府曾有畏惧心理。后来在居民委员会工作中认真负责而且积极，各种运动中均能起带头作用，学习也极努力。他订有解放日报，天天阅读报纸。我父为人耿直不拘失，工作认真，尚廉洁，但私生活中年后极腐化，在杭州拱宸桥车站任站长时，经常打牌嫖妓院，致在1930年左右纳妓为妾。这种堕落腐化的生活，也就影响了我。我在年轻时就学会了打牌，也跟父亲进过妓院，使我后来到了反动军队，有时生活就陷端腐化和堕落，从小就给我种下了这颗可耻而罪恶的种子，不无原因。他现在年已七十有加，住浙江原籍，搞居民工作。

我哥问礼，字恪公，自一九三六年在嘉兴的基督教私立秀州中学高中毕业后，曾在无锡教育学院工作短时外，均在中国旅行社工作，为时约十八年，直到去年旅行社结束后，调至湖墅船舶运输机关任职。几年来兄弟间少出没往还。一九三八年后尚未晤及一面，故现址不详。他对我的影响是我幼年时因他的关系考入了秀州中学。抗战时，生活负担重，但仍资助我远去四川读书，教励我读大学往上爬，他曾给我写信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总想自己将来能做一个了不起的人，做“人上人”。听说他在抗战时主持金华招待所曾与新四军的一些干部有往还。一九四八年我回家，四九年天津解放，他曾从昆明来信问我如想去天津，他可以给我介绍认识的几个老朋友。在金华时听说他曾失踪过一次。他的思想情况，政治见解，因一九三八年后未见过面，却不了解。但我从反动派军队回家时带来的一支“自卫”手枪（日本九四式），解放后我在南京没有带来，后来我在镇反学习中问起这事时，听我父亲说早被他在回家时把它抛在后门口的南湖里去了，结果没有缴给人民政府。说明当时我家父兄对人民政府均有畏惧心，深怕我在反动军队里混过“一官半职”，把“祸”惹到他们的身上去。

爱人陈洁，她是我来南京后最接近的人，现在南京市一中任护士。在反动时期，她出身在贫苦的农民家里，因姐姐关系曾读了小学，并在医院中习护士，1945年在上海参加反动的新六军后到东北担任野战医院护士工作一年，我与她即在新六军中经人介绍后结识。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上海结婚。她在旧社会里为摆脱恶劣环境，要求独立生活曾与家庭进行过斗争。生活经验多，做过演员，公共汽车售票员，做过伪政府的职员……。她爱好活动，自幼即在外谋生（16岁）。解放初期因我在南京教书，她辞去嘉兴工作来宁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天天做家务，烧饭带孩子，见我积极参加各种工作而对家庭照顾少，且与邻居比较，她思想上有些搞不通因此曾表示过好几次，有时闹过离婚，有时曾企图服毒自杀。一直到她在一中工作后，我们之间的关系才逐渐好转起来。从思想改造到总路线的学习，认识上有进一步的转变。去年起担任一中工会妇女委员后，转变更大。有时星期天或夜晚也不休息，积极出外搞工作，有进步要求，家庭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我和家庭的主要社会关系主要是两个方面；

本族和亲戚中的关系。这里最主要的是堂兄金问泗，他年纪比我大几十，也远没有和我谈过一次话，也只是在年轻时见过一次面，然而他给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是解放前国民党政权时代的中国驻荷兰、比利时、挪威等国的大使，是当时中国的一个青年外交官，是属于顾维钧那一派系的。他是留美学生，是外交官，是驻外大使，九一八后一度担任外交部次长。我在年轻时，就听族里人讲起他，在我族中，经常有人夸耀他的才华，认为他是我们“金氏门中的后起之秀”。我家在清乾隆时曾出过状元。我小时候在思想上就羡慕他，因此在中学时努力读英文，将来好留学准备本钱，高中毕业时，我也考过南京伪中央政治学校的外交系（但没有考取），到抗战时，又一心想找机会出国去留学。到印度参加新六军还在没有跨上飞机时就打算凭借他的声誉和关系，找机会到英国去留学（他当时随那些流亡政府在伦敦）。我到印度不久就曾写信给他，设法搞护照去英国，也曾经过他的介绍到加尔各答去会见当时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保君建，但事情都没有成功。我到新六军去也常以“堂兄金问泗”来夸耀于朋比之间，廖耀湘留学时也在法国见过他，因此好使别人知道“这人有来路”，可避免别人怀疑我有什么“问题”。从升学阶段起，我一心想到外国去留学，想往上爬做大官，主要是受他的影响。他现在可能还在国外为反动政权服务，因解放后，我与其兄问源、问洙（字通尹，青岛工学院院长，全国人民政协代表）都没有再通讯，因此几年来的工作情形我已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