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杆杆红旗哟一杆杆枪

丹凤朝阳

一杆杆红旗哟一杆杆枪

文/高飞

“一杆杆红旗哟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势力壮。”半个世纪过去了，这首与《翻身道情》等由陕西省文艺工作者集体创作，当年在大街小巷大喇叭上，家户收音机里天天播放的五首革命历史歌曲之一《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依旧时常唱响在我耳畔。这歌声伴随了我五十年，到今天仍然是那么的令人感到亲切，以至于每次听到它，眼前就出现影视作品里再现的西北红军的创始人谢子长、刘志丹带领群众闹红的画面。

几年前腊月的一天，眼看年根来临，早年一直在门外工作的我，抓住年的尾巴，通过手机微信语音对传记文学《谢子长传》的作者张化民进行了一次远程采访。

通话中我问化民:“你是在谁引荐下，见到当年和谢子长一块闹红的那些年事已高，人还健在的老人，走访他们和他们的子女的？”

语音那边化民轻声一应，随声说到:“谢子长,吴岱峰都和我家有亲戚关系。”

他的一句话令我惊愕的吃惊了半天。

化民的外公强坤山，是前清的秀才，曾经给西北红军的创始人谢子长当过教书先生。谢子长的妻子史秀芸（曾任陕甘宁边区妇救会主任），是他母亲的表姐，也是他外公的学生。化民外公1927年入党，在石谦旅任司务长，同年10月参加了唐澍和谢子长领导的清涧起义，因此，既是这次起义经历者，又是见证人。化民说，33年底子长回到家乡重新创建陕北一支队时，外公在安定县政府当文员，母亲小的时候，常看见外公穿着长袍，手枪藏在长袍里。还是个孩子的母亲不解外公为何如此神秘，问外婆，吓得外婆一脸土色，叮嘱母亲，千万不敢外面出去乱说！

化民说，我的母亲叫强巧英，舅舅叫强建勋。舅舅是个瘸子，什么时候残废的，不知道。打我记事起他就是这个样子，解放后一直在瓦窑堡家中务农，农业社时饥荒年馑，因生活困难，差点出去寻吃要饭。1980年我上大学暑假回去，眼睛已经不好了的他，要我帮忙誊抄他的申诉材料，我这才知道他原来也是陕北老红军，参加过红27军的所有战斗（尤其是东征兑九峪救红军总部的战斗），而且还担任过连指导员，颇有文化。部队后来改编为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战役中腿打断负伤，转到后方被服厂工作。1947年胡宗南进攻陕北以后，回乡务农。后来经红27军老领导贺晋年和李赤然等人证明，才恢复了他的老红军的待遇。遗憾的是这之后没多久人就离世。

化民说，我的妗子的父亲是陕北红军前身红一支队代支队长白德胜，母亲任志贞是一支队一分队指导员，夫妻俩，丈夫是负伤后被敌俘虏，妻子是游击队被打散后，被叛徒出卖被俘，1933年腊月二十九日，同时被国民党营长张建南一同杀害在瓦窑堡英雄门外，同一天，叔外公，陕北红一支队支队长强世清、强世光两兄弟也在安定就义。

化民外婆姓吴，子长县吴家寨子人，她的伯叔弟弟是和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一起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参与领导策划皖北和阜阳暴动，建立安徽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红军时期曾担任过红军晋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红军陕甘游击队三支队参谋长兼二大队大队长，陕甘边军委参谋长、西北军政干校校长。抗战时期曾担任庆阳军分区司令员、警备第三旅副旅长，代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绥德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陕北军区司令员、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党委常委副司令员兼陕北军区司令员。1927年1月任国民革命军西安军事政治队大队长时，介绍高岗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参加革命，（还发展学员谢葆真加入共青团，1928年介绍谢和杨虎城结婚）后在1943年西北高干会议上，因为实事求是的对西北红军的创建历史发表了不同意见，七大选中央委员时和阎红彦、李仲英等人投了个别委员的反对票，1943年高干会议后一直受排挤，其中包括50年代初之后一直没有担任领导职务的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吴岱峰。

化民说外公、外婆家人参加红军的亲戚还有很多。如（1933年7月在从关东军手中收复多伦的战斗中牺牲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任骑兵大队大队长强龙光，红27军前身陕北红一支队支队长强世清等人，解放后还幸存的，曾担任过吉林省委书记和中纪委书记的强晓初，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是陈云，80年代强晓初回子长，路过延安还来我家看望过我母亲，回忆起当年他家里贫穷，我外婆经常接济他母亲的往事。强比我母亲小一辈，喊我母亲姑姑。还有文革前是湖南零陵军分区司令员强全义等。

化民说，用表叔吴培基的话说：“我们吴家祖先积了德，我们那么多人参加革命，那么多年没有一个牺牲，也没有一个负伤致残的！”吴家的人都能在血雨腥风中活下来，真的算是奇迹。虽然后来不受重用，仕途不顺，但也避免了卷入很多党内的残酷斗争。而强家很多人不是很早就牺牲了，就是残废了。

经他这么一说，我这才知道他之所以能轻而易举的掌握到如此完整的陕北红军创建的历史史料，正是因为有这一得天独厚的亲戚关系，使他有机会从他们口中得到一般人不容易得到的历史资料，从他们子女家人中收集采访到较为完整可信的第一手原始证据和别人难以挖掘整理的真实文字。也知道了他正是利用和借助了这一层特殊关系，打通脉络，摸到了历史的根脉。

谈起创作《谢子长传》一书的前后经过。他告诉我，“我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谢子长领导他们闹革命故事，对西北红军创建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1980年暑假帮助舅舅强建勋整理一些历史资料，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由来，西北红军产生的前后历史越加上心。在查阅历史资料时，我发现过去宣传陕甘革命领袖谢子长，刘志丹的书籍虽然多，但都是历史故事，文学作品。没有一本比较系统的史实研究专著，也就是从那开始，一个写《谢子长传》的念头，便在我脑海里应运而生。”

2011年前，凭着个人直觉，感到写作的气候还没形成，2011年我在北京国防大学校史展览馆参观时，沉寂多年的西北红军几个字出现在我的眼前，顿时感觉到等候多年的创作机会已经来临。当时正好是吴岱峰诞生110周年，于是我先写了1篇有关吴岱峰的纪念文章，得到吴家人和有关方面的认可。随后在对手头占有的资料经过一番重新分析，确认自己能够驾驭《谢子长传》一书的创作后，开始着手创作前的一些准备。没想到，我的这一想法，很快就得到了西北红军老一代创始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的支持和同意。

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战争年代大多数资料都没有保留，而且当年的革命的红军创始人，亲身经历者大都离世。健在的仅有少数几个人。而且有价值的资料和记录后来大部分都上缴了组织，即使寻找到的留底，也因记忆上的差错，难免有误。加之西北问题自身的复杂性，留存的很多资料自相矛盾，加之中央当时对好多历史资料还没解禁，所以遇到的困难和亟待澄清的问题之多。

好在，我这人固执，做事必须要有个结果。进而知难而进，并没就此止步。 时间不等人，考虑到有些重要历史事件的领导者，经历者除了少数几个人还健在，多数人因为年龄和其他原因早已过世。因此对活着的人走访，在时间越加增加了紧迫性。然而最大的压力还不是收集资料，而是如何在对一页一页的历史资料的认真仔细的排查梳理，排除孤证，找到相应的旁证后，疏而不漏的判别甄别手头资料的真伪；通过挨门走户的走访每一位活着的长者，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谢子长在他们脑海里留下的印象，他的说话特点，性格特征，去将一个鲜活栩栩如生，人们亲切地喊他为谢青天的嫉恶如仇、敢于担当的老谢呈现在读者面前。

人物传记写作上最大的困难是忠实历史，再现历史。化民告诉我，作为人物传记，应该是既尊重历史，又应还原历史。有时一句话，一个很小的细节反复推敲找当事人得费很大的功夫，才能甄别真伪，作出正确的结论。他说:“我是个学理科，本来学理科的人就比较爱较真，加之我这个人生来遇事又喜欢要搞个水落石出。

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不能让自己像一些鬼迷心窍的文物字画鉴定专家教授样，去说假话，去出卖自己良心，把假的说成真的，真的说成假的，自己去打自己的脸，扇自己的耳光，说胡话，说假话，去违背历史！

因此，动笔前，我走访了很多历史事件的领导者,经历者和他们的遗孀及子女，查找和阅读了他们提供的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口述，利用每年休探亲假回家看望老人的机会，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任何一个细小的蛛丝马迹，实地考察勘查了谢子长生前带领陕北红二十七军闹红的那片英雄的土地。访问了他的旧部，通过细致的走访考察，终于有了充分的史料佐证，纠正以往历史上讹谬。比如陕北红军的前身应该是晋西游击队。

为了澄清这一历史问题，我耗费了好大的精力，用了很长的时间，走访了个别当时虽年事已高，人还健在的红军领导人，正本清源，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推翻了过去一些错误的历史结论，在与诸多党史专家共同努力下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如习仲勋到陕甘游击队的准确时间。过去所有历史资料记载，都是1932年7月，习仲勋在杨柳坪见到的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经过详细走访考证，确认二人见面的准确时间应该是1932年6月下旬至8月底，且当时的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是阎红彦，8月至12月中旬才是谢子长。即1932年9月初（农历七月），先在杨柳坪见得谢子长，后在金刚庙见到当时还是陕甘游击队二大队队长的刘志丹。

著书立说是一件很辛苦，也是件很严谨细心的事。化民说他常告诫自己，“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所以既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还要经得起历史检验。既要对历史负责，对今人负责，还要对后人负责，既要对活人负责，还要对死人负责。” 他说:“学理科，搞学术研究的人，做事的态度一般都一是一，二是二，眼里揉不进沙子。”

因此从产生动笔写《谢子长传》这部人物传记的念头前，我就问我自己:你知道全国有多少人吃历史人物传记这碗饭，搞这方面的研究？因为我知道在这之前，全国已有好多所大学开了西北革命历史研究这方面专业，陕西师大，延大，西北大学，兰州大学，全国许多知名的大学都开了这个课，对这方面历史研究的人全国少说也有好几百人。这么庞大的一个研究队伍，做这方面学术的研究，你怎么去做才能使这方面的研究坐实，像司马迁的《史记》那样能经得起历史考验，后人的认可？

面对这些困难，我一次次严肃地拷问过自己。尤其是在对吴岱峰这样一个102岁的老人采访时，由于老人年龄和健康原因，加之年代已久，记忆上出现的问题，有时为一句话，一个地名，事件发生的地点时间，需要几次甚至上十次的反复找当事人确认，才能不出偏差错误。

由于前期挖掘积累整理准备工作充分。2012年动笔，2013年9月初稿拿出送专家与相关当事人阅读，后经反复修改，到2014年4月作品审定定稿，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化民为人实在诚恳，说话书卷气很浓。讲到西北红军创建这段历史，情绪激动时，会滔滔不绝。情绪低沉时，别人说话，他会一气不吭。讲到诸多领导人物创建西北红军历史时，他直言不讳的说到，西北红军的这段历史是一段很复杂的历史。作一个历史人物，其家属,子女最最在乎的自己的亲人的历史功绩。而作为一个政党来说，除了要顾忌党的形象面子外。还要使它成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光照后人。作为一个研究党史的人，更应该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蛛丝马迹。

化民说:我这辈子最值得欣慰的就是:这本书纠正了过去80多年里历史文献中，将西北红军源头是晋西游击队历史，认定为是南梁游击队的重大错误。（人民网、求实网、党建网、中国网和中国军网转载，中共中央、国务院、军委的网站已予纠正）。谈到改变这个80年后才纠正过来的文献错误时，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纠正党史中80多年中的一个问题，真难啊！”他在给同学微信群里送出三束玫瑰时写道:现在可以告慰晋西游击队和陕甘游击队各位先烈的在天之灵了！”

他告诉我，这些年为了准确地反映西北红军这段光辉的历史。自己除了完成长篇力作《谢子长传》外，还完成纪念西北红军创始人阎红彦，吴岱峰，马文瑞，包括陕北共产党奠基人李子州，陕北红军早期创建人，革命英烈任志贞等历史人物文章的创作，经过不断调查走访基本上理清了西北红军从创建到现在的历史沿革。写出填补中央红军到陕北后，西北红军各部在东征、西征等长征战役、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文章有八十多篇。

说自己为了写好这些人物，再现好这段真实的历史，曾不止一次去过甘肃南梁，铜川照金，回到延安，徒步坐车勘察了书中人物当年活动的区域，找来当地地图，趴在地上校对了幸存者和事件的经历者在相关资料里提到的一个个地名，如果将走访健在当事人以及他们的遗孀，调查查阅的各种文字资料装钉成书，最少都有好几本。

化民与我是高中同学，所以彼此之间啦话比较随便。谈到他对谢子长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以及他自己创作感受时，他说，谢子长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名，也不仅仅是现实意义上的一个地名。他代表的是以他和刘志丹创建的西北红军，代表的是他们和无数西北红军领导人创建的陕北红色革命根据地。

他说，1935年农历1月18日，也就是阳历2月21日谢子长病逝，直到5月马家坪战役后，郭洪涛代表西北工委在秀延县玉家湾召开的红26军,27军全体将士大会上，宣布成立红军前敌指挥部，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时，才正式公布了谢子长已经牺牲的这一噩耗。由此可见谢子长在红军和当地老百姓中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他说，为此我在《谢子长传》一书中专门引用了原红27军大队队长雷恩均的一段回忆。雷说:“子长逝世后，鉴于他在红军和当地老百姓中间的巨大影响力，为了不影响军民的情绪，西北军委严密封锁了子长逝世的消息，对外称其去苏联看病，其后较长一段时间，西北军委的行文布告，仍以军委主席谢浩如（子长）的名义签发，直到1935年5月马家坪战斗告捷后，才对外解除保密，开始用刘志丹的名义签署行文，颁发布告” 。

化民在传记文学《谢子长传》中，不但详尽的介绍了谢子长的一生，还对长期以来历史文献资料中一直回避的西北红军创建历史上一些敏感话题，做了正面回应。例如，闫家洼子会议上，葫芦河肃反要撤高岗的职一事，周家硷会议之前，已经重病缠身的谢子长提出两支红军统一由刘志丹指挥。合并在前，中央同意在后等一些过去学术界一直不敢澄清的话题都做了翔实表述。由于传记不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还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最近该书已被国家版本馆收藏展出。

子长是西北红军创始人谢子长的家乡，也是所有子长人的家乡。1935年谢子长因伤势过重逝世后，毛主席曾为谢子长墓三次题词，并亲笔提写了277字的碑文。同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将他的家乡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作为一个铁路人，前些年里每次乘火车回延安，看到听到车上那么多人操着子长口音，说着子长话，尤其是看到火车票上，“延安—子长”后面线条放得很粗的“子长”两个字时，心潮起伏，激情澎湃，心里想：如果先辈子长现在还活得话，说不定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家乡今天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更不会想到有这么多人乘车出行与人啦话，自报自己家名时，会引以自豪的一口一个子长人，一句一声家乡话。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化民大作，不仅让我理清了不少历史知识，还让我醍醐灌顶的熟悉了好多地名，人文地理。感觉自己仿佛去了趟子长，又一回了回自己当年插队的生产队，枣园公社侯家沟后沟的南窑则。

时下正值盛夏季节，昨日一场雨，给几天来高温的大地，送来缕缕凉意。这会身在西安的我，遥望夜空，想必一会儿人在北京，一会儿人在湖南，往来京湘两地的化民，不知这会又是在空中还在地面。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去广州，曾在长沙逗留过一夜，住在铁路公寓。第二天清晨听到火车站广场报时钟里播放的《东方红》乐曲，热泪盈眶。

湖南是毛主席的家乡。如今三十多年过去，想必这首从全国人民心中流淌出的歌，像浏阳河样仍然在悠扬的歌唱，因为那歌声是人们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祝人在长沙，情系家乡的化民安好，愿老一辈子革命家传承下来的革命精神，民族风范永载史册，光照千秋！

《当代作家》201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