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线童年记忆

王静宇

　　1970年的冬天，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无比寒冷的记忆。我们兄妹三人随父母从有暖气的太钢楼房，来到600多公里以外的华山脚下，开始了我们一家长达二十多年的三线生活。那一年我不到六岁，弟弟不足四岁，二哥也才十岁。

从孟塬火车站一下车我就哭了起来。阴沉的天空，衣衫破旧的当地百姓，让我很难过。我开始抱怨父亲，说他骗我，陕西哪有好看的花布？因为当我得知我们要离开太原时，我跟父母说从太原给我买点好看的花布，父亲说，华山有。那时的我想的只是一个小姑娘的那点事。而父母呢，他们想的可能是：在这个陌生的三线厂子如何生存，如何安顿好随父母颠沛的兄妹三人。

比没有花布更令我难过的是，我们一家五口被安顿到离厂子一华里左右的农村——康营。房东给我们腾出一间比较大的房子，房子里面没什么家具，只有一个三面靠墙的土炕。陕西关中的房子都是半边盖，只有靠门的那一面有个窗户，屋子里光线极差。但总是有了遮风挡雨的房子。后来我才知道和我们一样从大城市来到这村子里的人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和我们兄妹三人年龄相仿的孩子。他们曾经居住的城市都比太原大，有从北京冶金部来的，有从鞍钢来的，有从包钢来的，还有许多是从部队直接转业过来的。

　　那时的康营一霎间涌入了比他们村民还多的“城里人”。于是，和村子里的孩子发生矛盾在所难免。我记得很清楚，北京来的郑曙光领着我二哥他们一般大的男孩子和村里几个孩子互相扔石子，村里孩子可能吃亏了，连哭带骂的大声叫喊，郑曙光回头问我们：“他们说啥呢？”是呀，当地话我们听不懂。于是郑曙光说：“他们说的反正不是好话，咱们骂！”于是，几种语音混合在一起，一时间童音沸腾。

也许有人比我们更早来到华山脚下，来到这个杜峪口边上的荒石滩，当我们一群孩子去厂里上学时，一片石滩上已经孤零零地立着一幢二层石头砌起来的楼，大家习惯叫它“小白楼”。于是，我们电机厂的子弟们有了最早的学校。但是，由于“小白楼”还有别的部门在用，所以，除了一年级在楼里上课外，其他年级只能在露天搭木板和水泥桌凳上课。遇到雨雪天气孩子们就放学回家。那时候，父母上班，我和二哥上学，弟弟没到上学的年龄，又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在农村的黑屋子里，于是，上一年级的我就把弟弟带在身边和我一起上学放学。我记得有一次测验，弟弟空白的卷子上竟被他画了个100分。

　　三线厂子最初的生活处处考验着这些来自城市的大人们和孩子们。我记得有一次厂里给我们家分的粮食是一块红薯地，父亲说：“咱们去挖红薯，这是咱们的口粮。”于是在萧瑟的冷风中，我们兄妹三人跟在父母身后捡拾着我们的口粮。

最难熬的不是长长的上学路，不是难以下咽的红薯和苞谷，而是冬季里的漫漫长夜。虽然是土炕，但我没记得烧炕，每天早上醒来冰冷的棉衣无法往身上穿。于是，我和弟弟在父母的带领下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喊完一遍口号衣服就穿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用结冰的水洗脸和吃不知父母怎样做好的早饭。

　　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困难，令我和弟弟及其恐惧的是屋子顶棚上异常活跃的老鼠。它们每天都在我们的头顶上来回奔跑、喊叫，仿佛它们才是这屋子的主人。

好在不久后我们就搬到厂里。我们虽然不是住在“干打垒”，但厂里给我们分配的住房是的的确确的“茅草房”。当时条件有限，只盖了四排“茅草房”，我们大家习惯叫它“四栋平房”。墙是芦苇糊上泥巴，房顶是“油毛毡”。这种房子不隔音，不防晒，不保温。隔壁邻居没有秘密可言，冬天屋里屋外一样冷，夏天晒了一天的油毛毡让屋子里热浪滚滚，屋里没有外面凉快。就是这样及其简陋的居所却成了我们的乐园，因为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屋顶上的老鼠掉下来了。

　　艰苦的环境中也有许多美好的记忆。我们厂招了一批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他们给沉闷的三线生活带来了精彩。我记得有一个北京知青她叫崔芳田，人长的高挑秀美，她把我领到她的集体宿舍，给我吃北京杂拌儿糖，还拿出一双芭蕾舞鞋让我看。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芭蕾舞鞋。

　　我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怎能理解她当时的心情？一双舞鞋记录了她美好的过往，没能登上舞台尽情旋转，崔芳田的内心恐怕更多的是无奈和失落。

三线生活虽然艰苦，但是那个时候坚强的人们努力用自己的智慧改变着一切。各种节日的文艺演出便是那些年厂里大人小孩最快乐的时光。厂里没有专门的文艺队，都是各单位的文艺骨干自编自演。尽管如此，每一个节目都是像模像样的。北京知青们排练了一个藏族节目《洗衣舞》，印象中那藏族特色的彩条围裙好像是大家用彩色纸做的。音乐响起，随着舞动，围裙哗哗作响。

也许正是那时的苦乐岁月造就了三线人的坚韧与不屈，造就了三线人战天斗地白手起家的壮志豪情。

三线的故事已成过往，但是对于“献了青春献子孙”三线人来说，那些过去的故事会永远留在心里慢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