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偶像——中共最优秀的党员钱瑛

汤志俭

　　一个偶然的相遇我认识钱瑛的侄女，当初并不知道这层关系，后来从她的朋友圈里看到她参加老家为钱瑛举行的纪念馆开馆仪式这才知道。钱瑛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电影《洪湖赤卫队》里韩英就是借鉴了贺英（贺龙的姐姐）、钱瑛等多位革命英雄的事迹创作的人物形象，而电影里的韩英就是曾经让我无比崇拜的大英雄。于是赶紧联系她，要来这本由杨力仁先生撰写的《中共一枝梅——钱瑛》，一口气读完，深深被这个无私无畏，将自己的一切献身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感动。

钱瑛出生在湖北省潜江县，属于江汉平原腹地，那里就是像电影《洪湖赤卫队》里景致一样，河渠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帆稻谷香的鱼米之乡。钱瑛的幼年和青少年时期，即不幸也幸运。1903年出生的她排行老四，虽然是个女孩，但做小生意的父母很开明，让她念书上学；生在那个年代她曾被缠足，后说服母亲放开；1922年她考入潜江县职业女校，毕业后留校任教，但此时又被母亲包办订婚，她苦劝不成以死抗争，终于退婚；后来去武汉求学，投奔族叔钱亦石。钱亦石当时在湖北省教育厅任职，推崇教育救国，致力于普及和革新教育。与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交往密切，在他的帮助下钱瑛考入了湖北女子师范学校。

1920年8月，董必武和陈潭秋等7人聚集于武昌抚院街97号，宣告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1921年7月董必武和陈潭秋作为湖北地区的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党组织在湖北建立后，马列主义得到迅速传播，在董必武和陈潭秋的帮助下，1924年钱亦石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钱瑛通过钱亦石的介绍，先后认识了董必武和陈潭秋，深受他们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应该说这三人是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董必武更是她终身的良师益友。

钱瑛在学校一边刻苦学习，注重文学修养，锤炼品格，一边追求真理，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各项学生运动。也就是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我党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的这一年，钱瑛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于我党的地下组织工作，在工作中多次遇险，几经波折，从南昌到广州再到香港找到党组织，后再次被分配到在上海的全国总工会秘书处，在常务委员刘少奇和秘书长谭寿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后来谭寿林同志和钱瑛不仅在工作中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也成为了至亲的爱人。1928年12月在刘少奇等人等人的撮合下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这一年谭寿林32岁，钱瑛25岁，婚后不到白日钱瑛又接到组织的通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倡导下创办的。十月革命后，苏联成了中国热血青年无限向往的革命圣地。从1925年创立开始，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共和国民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但到1929年已是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在国内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该大学的性质也变了，国民党退出，更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专门培养中共革命一线的党员干部。这也意味着去莫斯科和两年后回来的路上及其危险和艰难，过边境只能马拉雪橇以偷渡的方式。也因为这样在钱瑛到达莫斯科后发现自己怀孕了，在学期间生下的这个女孩，因这个孩子年纪太小又体弱多病，担心无法在严寒中带回国内只能由莫斯科保育院代为看护，后来还是不幸夭折，成了钱瑛心中永远的痛。

1931年春天钱瑛回到祖国，刚与爱人谭寿林团聚，党组织安排他们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此时在上海的中华总工会突遭敌人破坏，谭寿林决定留下善后，就在钱瑛刚到湘鄂西根据地，由于叛徒出卖，谭寿林被捕，国民党知道这是中共的重要人物，严刑拷打希望获得更多的秘密，后又押送至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又经几番拷打审讯，谭寿林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毫无所获，后被判处死刑。1931年4月22日被捕，5月30日在南京雨花台慷慨就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给钱瑛的诀别信中写道：“亲爱的，我们未竟的事业，我们满心憧憬的未来，还有我们的孩子，只能靠你一人去奋斗了！但请相信，在看得见你的地方，我的眼睛和你在一起。在看不见你的地方，我的心和你在一起。”每读到这一段文字，就被这份刻骨铭心的爱感动落泪。他们结婚三年多，相处仅百日，甚至没有留下一张夫妻合照。在钱瑛赴莫斯科学习的两年谭寿林给她写了130多封信，信中除了介绍国内的情况更多的是关心和鼓励，钱瑛收到信经常与同学们共同阅读，研究国内的革命动态。因为这是他们共竟的事业和憧憬的未来。在那么艰苦的年代，那么充满危险的日子，他们随时可能流血牺牲，未来是什么样子可能根本看不见，如果不是对自己祖国和人民无比热爱，不是对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钱瑛到了湘鄂西根据地，把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工会作为重点，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以提高农民文化，破除封建迷信为切入点，也及时纠正在当时容易出现极左路线和事态，让人民群众看见一个可亲可敬可依靠的党组织。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1931年7月国民党军队集结24个团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此时长江中下游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洪湖地区受涝80%，国民党军队更是枪击抢险修堤的群众，并开掘江堤，水淹根据地，致使大片地区被水淹没，灾民百万，钱瑛积极组织群众抢险救灾，8月底洪水开始退落，又马上组织群众生产自救，组织筹集资金，发放贷款，赶制农具，想尽办法为群众解决农用物资，带领群众赶插秧田，掀起“赶秋运动”。试问有哪一个政党如此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的责任？把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作为共产党的初心？也正因为这样，钱瑛领导的游击队在洪湖地区有着非常强大的群众基础，多次配合红军主力开展反围剿斗争。

1932年9月为保存红军队伍的实力，红军主力撤出洪湖苏区，钱瑛的工作任务也转入地下。1932年底钱瑛来到上海，此时的上海党的地下组织破坏严重，大批共产党员被捕，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钱瑛这个时候来上海注定要经历人生最严峻的考验。为了安全考虑，根据组织安排，钱瑛化名彭友姑，隐瞒了在湘鄂西的经历。就是这一防范措施救了钱瑛一命。

　　1933年4月因叛徒出卖钱瑛被捕，面对敌人的审问，她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彭友姑，因被叛徒告知她是秘书身份，还是作为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押往南京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后又被判15年刑期，关进江苏第一监狱。在狱中亲历了烈士黄励、何宝珍（刘少奇同志的第一夫人）英勇就义的全过程，也被她们不怕牺牲、顽强与敌人斗争的精神鼓舞，坚持狱中的各种斗争，四次组织狱中绝食抗议，争取政治犯权益。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共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联合抗日，随之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等。1937年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会议，商谈国共合作具体事项。周恩来此行还肩负着一项重大使命，即解救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的大量政治犯。经过多次谈判，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于8月16日发布了《战时监犯服军役办法》，根据这个办法，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周恩来到监狱看望和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经过激烈斗争和反复交涉，1937年9月25日，钱瑛和监狱里最后13名政治犯被解救出来。从1933年4月被捕到1937年9月获释，钱瑛一共被关押了4年5个月。

获释后的钱瑛身体状况很不好，但她马上根据上级要求，在当时设立在南京傅厚岗66号的八路军办事处对外简称“八办”，协助秦邦宪（博古）组织开展着对各地释放的政治犯和失散的党员的政审、建档、重新安顿并分派到各地建立新的党组织架构，组织参加抗日斗争。大革命失败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十年时间，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残酷屠杀和血腥镇压，湖北省党员由17000人，到武汉地区仅剩30多名党员，地方组织被破坏非常严重，为此要迅速重建中共湖北地方组织，中共成立湖北省工委，钱瑛他们抓紧审查武汉地方工委的30多名党员，并寻找过去隐蔽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营救仍被羁押在湖北监狱的中共党员和革命分子，还要积极发展进步青年入党。

有一个细节特别让我感动。著名作家、书法家仍健在的108岁老革命家马识途先生，原名马千木，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1937年77事变，他放弃读书参加进步团体宣传抗日等活动，后由董必武介绍到黄安七里坪游击干部培训班学习，结业后经组织介绍到湖北省委组织部钱瑛处报到，后由钱瑛介绍他入党，填好入党申请表，马千木在申请人一栏写上马识途，并告诉钱瑛，从现在起我改名叫马识途，我认为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老马识途了，钱瑛也在介绍人一栏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从她带来的一本马克思著作翻出马克思的照片，又从另一本书里找出中国共产党党旗图案，把两本书立在桌子上，将入党誓词交给马识途，23岁的马识途热血沸腾，一字一句地宣誓。这个画面在我脑海里浮现，被深深打动。

很快马识途就开始接受党组织安排的任务，在武汉做工人工作。还接受了一个任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给周恩来配了一部小车，需要一个可靠的技术过硬的司机，马识途在武汉司机工会工作，经过他的考察和培养并发展入党，后介绍给周恩来当司机，这个司机叫祝华一直跟随周恩来同志转战南北直到新中国成立。

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钱瑛根据组织安排开始撤退和转移地下党员，还是有很多共产党人被捕，其中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和马识途的妻子刘惠馨被捕，不满一岁的女儿随母关进监狱，钱瑛按照组织安排立刻通知马识途转移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大，马识途强忍悲痛听从组织安排并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在外文系、中文系学习4年，担任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从事学生运动。尽管组织上想尽办法营救何功伟和刘慧馨，最终还是被敌人残忍杀害。

　　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当敌强我弱的时候，把地下党的组织和党员隐蔽起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当形势需要的时候，迅速恢复和重建各级地下党组织。钱瑛就是肩负着这样的使命，完成党交给的一个又一个任务。抗战期间在重庆红岩村南方局，西南联大是她重点联系的单位之一，是西南联大地下党的贴心人。时刻提醒他们注意工作方式，团结广大师生，不要过于暴露自己，因为他们是将来建设国家的有用人才。

抗战胜利后，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急切期待和平，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名义，发出了“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办法制止内战”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国民党政府表面和谈，实际上不断制造事端，打压共产党和进步人士。1945年11月22日西南联大党支部决定以昆明学联的名义在云南大学召开反内战演讲，国民党云南当局极力打压，包围会场鸣枪恫吓群众……激起学生愤怒，号召各大学罢课，到11月28日罢课学校已有31所，并与反动当局多次提出抗议和交涉，12月1日反动政府举起屠刀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疯狂砸校舍，殴打师生，投掷手榴弹，酿成致使4名师生遇难，数十人受伤，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组织者决定举行烈士灵堂公祭活动，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公祭吊唁活动非常轰动，参加人数有15万人次，占昆明市人口的一半。远在重庆的南方局十分关切，及时联系组织者，要有理有利有节，不搞无限期罢课，避免消耗学潮热度，也避免过多的暴露党员和进步人士。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钱瑛也随周恩来、邓颖超、廖承志等来到南京组建南京局，一方面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一方面联络各省党组织开展工作。南京局驻地在梅园新村30号，而国民党的特务秘密据点就在梅园新村31号。也就是说南京局的一举一动都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钱瑛负责地下工作，她采取多种方法和敌人斗智斗勇，根据不同人员的情况，设计了多种出入梅园新村的方案，那些机智勇敢的情节堪比影视剧的片段。

1947年国共谈判彻底失败，原来就没有谈判诚意的蒋介石密令限于2月28日前将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中共公开机关强迫集中送回延安，内战也正式开始。西南各省党组织一度与上级失去联系，钱瑛到上海抓紧与川、康、滇、黔联系，重新建立新的联络办法，转变斗争策略。尤其是在解放战争中后期，大势已去的国民党特务疯狂捕杀地下党，国统区的部分党组织也有激进冒进的行为，致使部分地下党组织机关暴露，一些人被捕后叛变，更多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小说《红岩》就是根据川东党组织遭受破坏，大批党员被捕在狱中进行斗争和英勇就义的真实事件编写的。 

为了尽最大努力保护大批在国统区工作的地下党，经周恩来批准和部署，将上海局转移至香港，1948年年初，钱瑛秘密转移到香港，并在香港建立了工作站，联系转移那些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分批进行培训学习，一再强调党中央要求对敌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做好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临近解放，她总是叮嘱将要回到尚未解放地区的同志，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群众，注意保存力量，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因为新中国的建设更需要人才。

194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原中共中央中原局改为华中局，同年12月又改为中南局，钱瑛担任先后担任华中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长、纪委副书记：妇委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人事部长等职。她把工作重点放在抓好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中，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先后发表了《发扬党的光荣传统，继续提高党的战斗力》、《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等文章，深刻分析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尖锐的指出“少数党员……对中国革命长期性认识不足，对共产党的最终目的认识模糊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全部革命事业的成功”。现在党的地位变了，“这些党员，自以为对革命劳苦功高，应该享受革命果实……不愿意再做艰苦的工作”，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党会蜕化变质，政权就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及时发现党内最容易出现的问题。1951年下半年开始的全国性整党中，她积极领导中南地区的整党工作，收到显著成效。她经常强调，党的纪律对任何党员，上至高层领导，下至一般党员，都是平等的，任何人不能有特殊。她也及时制止一些地方搞扩大化，不实事求是的问题。1952年底钱瑛担任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她直接深入基层调研，掌握大量一首材料，及时准确地向上级报告真实情况。1954年9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国务院监察部，钱瑛任监察部首任部长，并兼中央纪委副书记。她仍旧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及时报告真实情况提出有关建议。1959年4月，国家管理体制调整，监察部被撤销。钱瑛接替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长兼中央监委副书记。她马上着手开展有关烈、军属和残、复、转军人的安置服务工作。1960年辽宁本溪爆发特大洪涝灾害，她冒着酷暑亲临灾区一线查看灾情，慰问灾民，调拨救灾物资，布置民政部门组织群众生产自救。1960年冬，钱瑛被调离内务部，任中央监委专职副书记。她仍然是深入一线，走进老百姓家里去了解情况，当时正值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有很多地方出现饥荒甚至饿死人的状况，让她痛心疾首，想尽一切办法调拨物资，还有一些地方乱搞反右风，她认真调查核实，及时拨乱反正。钱瑛下基层总是到最艰苦的地区。在胶东半岛的偏僻乡村，她走家串户进行访问。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病危卧床，弥留之际还惦记处于灾荒之中的群众。当钱瑛登门探望的时候，他拉住钱瑛的手，气语艰难地一再叮嘱，千万要把这里的真实情况向中共中央汇报。钱瑛泣不成声地点头允诺。事后，她立即向中央如实汇报灾情，请求迅速调拨粮食赈济灾民，并积极协助当地党政部门整肃作风，组织群众生产自救。

钱瑛被称为“不怕鬼”的中央监委副书记。“不怕鬼”是她的口头禅，为了严肃纪律、监察高官，她不畏权势，鄙视逢迎、刚正不阿、坚持真理、敢于碰硬。很多典型案例都是她联合调查组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沥清事实，甄别冤案错案，及时纠正平反。干部群众将她誉为“女包公”。

她总是用工作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把对自己爱人和孩子的思念埋在心里，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自己的同志，在别人眼里她是真诚坦率，慈祥细心，坚毅勇敢的好大姐，而对自己的生活要求简朴得近乎苛刻。她的家陈设简朴，没有任何像样的装饰物，墙上挂着爱人谭寿林烈士和黄励烈士的遗像，她衣着朴素，常年穿着中式布衣，按编制组织上要给她配备两个秘书、两个警卫员，她坚持只要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员，她告诫自己的侄子们：我是共产党的干部，不是国民党的官，你们对外不要谈和我的关系，不要要求照顾。她很喜欢孩子，在重庆八办工作时，那里有一批烈士遗孤，她想尽办法给他们搞来营养品，空闲时间去看看他们，就连照相也喜欢抱一个孩子。后来家里的亲属把她的一个侄女送到她身边，希望能陪伴她。我问过她的侄女，她说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全托，周末回到家如果四爹（钱瑛排行老四，家里把她当男孩）在家那就相当于过年，不但会带她出去玩，经常抱着搂着，但大部分时间她的四爹都不在家。

　　文革开始，钱瑛预感接下来的形势会更加复杂和不可预料，便将自己的侄女送回她父母家。果然如她所料，她被所谓专案组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牢狱5年，直到病重咳血才被送往医院，经检查为肺癌晚期，即使这样还要被严格监视，当时李克农的女儿李冰是北京日坛医院的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借查房之机把病房的看守支开，悄悄对她说，“我是李克农的女儿，很多同志很关心你呀！你要好好吃东西，把病治好。”钱瑛安详地吐出四个字：“我朝前看！”后来她的病稍有好转又被专案组押回原来的监管地点，1973年5月2日病情再次恶化，再次送往日坛医院，仍然被严密看守，1973年7月26日深夜，钱瑛含冤逝世，终年70岁。 

看到这里不禁潸然泪下，是什么让她如此意志坚定，毫无畏惧？是什么让她如此坚信也许看不见的明天会更好？是的，真正的共产党人面对任何艰难险阻甚至流血牺牲都是无所畏惧的，他们不会放弃自己对真理的追求和信守，不会背叛自己热爱的祖国和人民，她将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的事业，就像傲雪的红梅，铮铮风骨、傲然挺立、迎风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