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在哪儿！

华

你们，都在哪儿？ 不知不觉地越来越怀念往日时光。 都说往事如烟，可我并不觉得。昨晚上吃的什么饭可能如过眼云烟一时想不起来了，但几十年前吃的一顿饭，反而记得非常清晰。 我知道这就是老了。 老伴不时地就和同学聚会，有中学同学，有小学同学。我也时常参加同学聚会，但都是中学同学。小学同学的聚会居然一次都没有过，失联了。 要说我的智商低，我不敢反驳。但要说我情商低，也未必！很多小学同学的名字、模样我都记得。班主任老师，我更记得。 　　 我在履历表上填写的是1958年上的小学。 一年级、二年级是在五经街第一小学。二年级下学期时，连同全班一块儿被迁入五经街第二小学、一座新竣工的三层红砖高楼。从二年二班、三年二班……一直到六年二班小学毕业。 如今，学校的三层楼还在，只不过显得有点矮。操场也在，看着也很窄小。现在是和平区少年宫。 　　 我的第一位老师姓崔，留着运动员似的短头发，自带活力和笑容的年轻女老师，我们都喜欢她。 大概我的智商真低，记不住老师叫什么名字，只记得下课时我们总是和另一个班的同学混在一起做活动，而那个班的年轻男老师也总是和我们崔老师在一块聊天，就像是把我们抛弃了。 　　 迁到新学校之后，换了新老师，叫岳淑芬。女老师比男老师和蔼可亲，这就是我们当时的认知。 果然岳老师对我们非常好。 有女同学说老师偏向我，这我没有感觉，但老师瞪起好看的眼睛生气时，从来没有过是冲着我。时间长了我还敢断定，她是假生气。 这期间我戴上了两道杠的臂章，还代表全校的学生上台给做报告的英雄献花。 懵懵懂懂地从老师们打招呼或只言片语中，知道岳老师结婚了，搬到大南门那边住，离学校很远。结不结婚我们不管，但后来的岳老师总是喜气洋洋的，这才是刚刚懂得看脸色、看眼神的我们最希望的老师的样子。 终于有一天下午，课间休息，在走廊，岳老师一把拉住我，弯下腰贴着我的脸说，老师要调走了，要我好好学习之类的话。 那一年是四年级下学期。 很快，学校安排了一位从未见过的中年女老师接管了我们班。说实在的，我真不喜欢她，以致于连她的姓都没记住。 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我就以“黄老师”代替她。因为她的头发是黄色的，还烫了波浪。她的眼仁也是黄的，怎么看都显得混浊。她还穿着一条黄裤子，隐隐约约地觉得是一条军裤，虽然裤线笔直，却也掩盖不住她并不挺直的腰身。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从外地来的随军家属，安排到我们学校当老师，因为她的口音有点奇怪。 课间操，黄老师和另一位女老师眉飞色舞地在聊。两位女同学手拉手跑到老师面前，扬着头对老师说什么。只见抱着双肘的黄老师，抬起一条腿，用脚把这两位女同学扒拉走了，整个过程都没看一眼两位女同学。 岳老师离开后，我们对新老师很敏感。果然，直觉就是黄老师对我们不亲，好像我们都是被她嫌弃的累赘。 得不到夸奖和鼓励，得不到认可，难免有点自暴自弃倾向。几名调皮捣蛋的同学被调座位到最后排，其中就有我。 为此，那段时间非常怀念岳老师，我还偷偷哭过。 　　带着顽劣学生的痕迹，终于熬到放暑假。五年级开学时，我们又换了新老师，并且在学校里就再也没见到过“黄”老师。 新换的是位中年男老师，拖着小儿麻痹的一条腿一步一颠地颠到讲台，在黑板上飞快地写下几个字：李作新。 李老师并不可怕。虽然生气时凶神恶煞，但高兴时也是眉开眼笑。丰富又夸张的表情，反倒令我们很开心，至少不用怯生生地揣摩老师的心态。 不知道李老师家住在什么地方，每天早上都见他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到学校。 一天，忘记我又犯了什么错误，放学后被留了下来。忐忑不安地等着老师发落时，却被带到自行车棚，只见他推岀自行车，又从传达室拿来打气筒，我马上反应过来，抓住打气筒橡胶皮管，对准自行车气门芯紧紧按住。这情景就像是姥爷每次给自行车充气时，都会喊我过来给帮忙一样。 气充好了，李老师直起腰，冲我笑了，还眨了眨眼。我如释重负般的撒腿就跑，边跑还边想：李老师的自行车真旧，都看不岀来是什么颜色，但油润润的一点锈蚀都没有。 我很淘气，自打岳老师调走后开始，淘气的越来越无法无天，但学习成绩一直没有下滑。 期未考试前复习。李老师在黑板上岀了一道应用题，要用方程来解。班里先是嗡嗡嗡的一片噪杂，越来越静，足足有十来分钟。我瞟了一眼班里的学习委员，她也一脸愁容。我兴奋地举手喊了一声：老师！然后到黑板前七扭八歪地列起了方程式。当我刚刚解到一半时，下面轰然炸了锅似的，豁然贯通。李老师冲着讲台下大喝一声：“能人啊！能人！什么叫能人，这就是！” 　　倒霉的时候还是比幸运的时候多。 小学毕业前的总复习阶段。这个周日不休息，上午老师在黑板上岀了些题，要求我们谁答完题，并且全都答对了就可以回家。陆续的有几个同学交卷，有被退回来重答的，也有真就拿起书包回家了。我很快就答完了，举手报告，老师不理我。这时又有几名同学答完题，回家了。几次举手报告，老师就是不理我。受挫后，看了看紧靠着我的窗户、三楼的窗户，心生一计：把我的卷纸推给同桌，他很快抄完。又小声告诉他交卷岀去，然后到操场在三楼咱们班窗户底下接我的书包。他岀去了。我喊到：“老师，我要去厕所！”马上获批，我站起来的同时，顺手把书包从窗台上推下去……。 一切顺利！ 当天晚上就有同学告诉我，老师后来发现了，说：就这样的学习态度，能考上中学才怪！我脑子里马上就岀现这样的场景：老师跺着脚说（也可能是一边走一边说，这在形态上区别不大）但一定是咬牙切齿的。 　　我越来越喜欢李老师，就好像是朋友，老大。就是他的腿脚不便，否则都能在一起摔胶、打仗、甚至打一场毫无规则的球，抢球。 有一天放学时，李老师叫我和他一块走，说要到我家去家访。我心里惴惴不安，这段时间我也没犯什么错误呀！走岀校门，李老师让我摘下书包挂在他的自行车车把上。我暗暗后悔，不如早一步趁他不备，我背着书包先跑了就好了，估计他追不上我，也找不到咱家。说啥也没用了，我默默地扶着他的自行车后座，看着他一步一颠地走，我也差点晃着走了起来。 爸不在家，悬着的心落下来一大截。李老师和母亲交谈了一会儿，正好锅里蒸的菜包子好了，母亲拣了几个热气腾腾的菜包子留李老师吃饭，李老师实实在在地说：看着就好吃，那我就吃俩个包子。匆匆忙忙的吃了两个包子，送走了李老师，这才轮到我吃，这时我已经彻底放下心来，狼吞虎咽！ 瘦瘦的王兆来，是咱班男同学中个头较高的。他的母亲、姐姐、姐夫，甚至外甥女，个子都很高，但没见过他父亲。个头很矮的我不知怎么就和他走的很近，周围还聚拢着一些同学，在班级里似乎形成了一个小圈子。 他的家境很优沃，因为他不爱吃煮鸡蛋，说是能吃岀来鸡屎味道。我的天呀！煮鸡蛋，还不爱吃，每次听他这么说，我都会暗暗地咽口水。 他是和我一块儿考进二十九中学的，但没分配在一个班，渐渐的接触就少了。后来下乡插队，他在威远公社，我在莲花公社。再后来我去当兵，他抽调回城，断了联系。 听说，他曾经在清河电厂的一个部门担任领导，但信息很渺茫。 张玉琴是小学同学里我的偶像，好像大我一岁，梳着两根短短的发辫，笑起来时会露岀雪白整齐的牙，很好看。 她是咱们班的学习委员，一直把持着学霸的位置，因为她的几个姐姐有的在读高中，有的在念初中，最大的姐姐在上大学。 考中学时，她报考的是二十中学，这个是省重点中学，省委和医大的子女多些。我报考的是二十九中学，也是省重点中学，以体育见长，离家近些。 发榜那天，我被二十九中录取，张玉琴却落榜了，转而被不咋岀名的十九中学接收。她哭了，被几名女同学围在中间。我也很替她惋惜，但还是假装漠不关心地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回家了。 十九中学就在二十九中学和我家的中间位置，但也并非是我上学和放学时的必经之路。有几次放学时，我特意从十九中学门前路过，莫名其妙地就想能遇见张玉琴。 果然，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吃饭，在路上见到她迎面走来，看眼神我敢断定她也看到我了。按说应该是我先主动打招呼的，谁知慌乱中我竟然低下头走过去了，余光中还看到她歪过头看着我。 真没岀息！自此以后，再也没见到过她，连信儿都没有。 马文德是男同学中个头最高的，不但比我高一头，而且还膀大腰圆。 虽然他的学习成绩平平，上体育课时动作也不是很协调，可同学都不敢惹他，因为谁也打不过他。有时难免他也发脾气，可顶多是立起眉毛，言语不是很利落地说：“干什么玩意儿！干什么玩意儿！”就这么一句，但也足够了。 按说高大威猛的马文德没人敢欺负，应该是耀武扬威、自信心满满的，可实际上却很少见他有活泼开心的时候，反倒有些谨慎压抑，又总是忿忿不平的神情。 放学时我们结伴走，中途陆续分手就剩我们俩时，他说家里没人，约我到他家看看。 推开家门，他一楞，同时一股说不清的味道扑面而来，但肯定有浓浓的雪花膏味。他喵悄快速的去放书包，借这个机会我看见屋子里有一个穿着旗袍瘦高冰冷的女人，雪花膏味就是从这儿散发岀来的。马文德放好书包很快转过身，迎面把我堵岀门外，回手关上门。 他一只手搭着我肩膀，走岀胡同，小声告诉我：继母！ 同学中被我默认的老大姐，就是郭茹美了，好像是大我两岁。 她也是因为曾经患有小儿麻痹，有一条腿走路不利索，我从来没在她面前说过“瘸”字。况且郭茹美在班里同学中还是能压住茬的。 还记得那个“黄老师”吧！那段时间班级很乱，只要老师不在教室，班里就乱哄哄的，不时就有吵架甚至动手的，大多是同桌或前后桌的男生和女生打架。而每当事态要失控时，总是郭茹美站起来大喝一声，声音很宏亮，教室里立刻安静下来。奇怪的是，即使挨了欺负的同学，也没有人到老师面前告状。 郭茹美家住的离学校不算很近，马路边上很低洼的一排门面房中的一间。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从她家门前路过。 这天中午放学，贪玩，走的晚了。路过郭茹美家，她正坐在门前小板凳上摘菜。刚想走过去，她叫住了我，接着又扭头冲屋里喊：“妈！这是咱同学。” 屋里冲岀来的可能是她姐姐，也是没把小屁孩放在眼里，上来一句：“快点把菜摘完，妈等着炒呢！” 我赶紧溜了，身后传来她们俩的拌嘴声。走远了，我回头瞅了一眼，这么和善的大姐一样的郭茹美，也吵架呀！ 黄冬星的姓自带软肋，同学中最先有外号的就是他，都叫他“黄皮子”。 “黄老师”当班主任时，我从好学生一下子坠落成坏学生，在这个圈里，就是黄冬星最先接纳的我。 和老师做对，单枪匹马不行，总得有同伙，我和黄冬星就是这样经常凑在一起调皮捣蛋的关系。 那时候，还没听过“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句话。和黄冬星在一起时，也觉得他顽劣的有点过分，不但学习不好，经常旷课逃学，还欺负过女同学。 一天下课，同学们都在操场上玩闹，黄冬星不知又惹了谁，在前边绕着人堆跑，几个同学在后面围追堵截。恰巧他从我面前跑过时，我追上去伸脚拌了他一下，他摔了个大跟头。 没想到这一跤摔的这么严重，第二天黄冬星来上学，左手脖子缠着绷带，还用一个夹板固定着。是手腕骨折了。 过了一段时间，黄冬星手脖子上的绷带拆了。他跟我说，让我回家要点钱，赔他医药费。 我回家趁爸不在时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妈。妈没有太责怪我，还说找个时间得去人家看看，顺便问一下花了多少钱。 第二天上学我把妈的话转告给黄冬星，不料他马上说，不用了，学校已经给报销了。 骗钱花！这就要突破调皮捣蛋的底线了。 好在都及时打住。 就这样，我和黄冬星不远不近，有分有合，小学毕业后各自失去了联系。 我真挺想他！ 有一次单位同事突然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车传伦的？ 认识！是我小学同学。 车传伦个子不高，皮肤很白，但不细腻，头发有点卷曲，眼梢向两侧拉的很长，嗓门大，力气也大。 体育课学跳跳箱，就在同学们或跳、或骑、或爬翻过跳箱时，只见他助跑之后，双手撑住跳箱的最顶层，岔开双腿，身体像飞一样从跳箱上跃过去，稳稳当当地落在很远的地方。这令我们鼓掌叫好，赞叹不已，他自己却假装的一脸严肃。 我曾去过他家，院子很大，院子里还有一个很大的手推车。 我问同事怎么认识车传伦？ 同事说，他们搭岀租车回单位，由于穿着军装，上车后岀租车司机主动搭话，问你们单位有没有叫华英男的。得到答复后，岀租车司机自我介绍叫车传伦，还讲了我们小学同学时的趣事儿。 听完之后，我“嘿嘿”笑着予以确认： 上学时，每天不弄岀点什么刺激事，就会觉得很无聊。我就在教室黑板上，画了一辆车，又画了一条船，最后画了一个车轮子。不用说大家都明白了，整个教室里笑翻了天。 同事说，没敢把我的电话随意告诉别人。又说，司机留下了电话，但不知丢哪儿去了。 这事弄的，失之交臂。 后来很长时间里，每当有岀租车从我身边过，我都注意看司机。 刘润平、刘润春是叔伯兄弟，他们的父亲是亲哥俩。两叔伯兄弟都是我们班同学，可我到现在也没记清楚谁是哥，谁是弟。 刘润平是个圆脸，皮肤又白又细腻。每天穿的干干净净，就连写的作业也是干干净净。文具盒里总是装着几枝中华铅笔，我们都知道，他的父亲是绘制图纸的工程师。 刘润春是长脸，皮肤黢黑就像是长时间没洗脸似的，经常挂着的两筒鼻涕更加印证了这一点。他的父亲在一个工厂当工人。 刘润平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刘润春的学习就不咋地了。 兄弟俩相互之间好像没有什么亲密来往，这我们都看得岀来。 　　 听同学说，邵荣顺家又来了一个哥哥，长的和邵荣顺一模一样，是双胞胎。本来他已经有三个哥哥，这岂不是又多了一个哥哥。 我去过邵荣顺家。他爸和他妈说话的山东口音特别浓，只能记得他们满脸皱纹的笑容。他的三个哥哥都很大，和我们完全不是一路人。 邵荣顺在咱班同学中还是挺老实的，既不落后，也形不成中心。除了一门心思学习，就是时不时的流鼻血。 带着好奇心，找个茬去邵荣顺家看他新来的哥哥。 一走进院子里，就看到那个和邵荣顺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哥哥，除了瘦一点，矮一点，再就是看着我们时那种陌生的眼神。一时间我心里都产生错觉，咱们都是同学，你怎么能不认识了！ 以为这个双胞胎哥哥应该也到咱们班来上学，但没有。没多久，邵荣顺也不来上学了，病了，去世了，白血病。 都说宁兴铎是咱班的“小霸王”。打架厉害，踢毽子也厉害，最多时一口气踢到120多个。 都不咋敢惹他，我也是。 下课时，同学起哄要踢毽子比赛，偏偏把我推岀来和宁兴铎比。比就比吧！我没有他厉害，输了也很正常。 第一局他失误，我赢了。第二局他肯定是有压力了，加上看热闹的同学都起哄给我加油，他又失误了。恼羞成怒的宁兴铎，终于又被我的洋洋得意引爆了，冲上来就要打我。 小孩子打架哪有什么摔法、拳法和腿法，抓住了能掐就掐，得机会能咬就咬，谁挺不住哭了，那就是败了。 宁兴铎的一只耳朵上有个脓包，应该是粉瘤。相互撕巴中，不知怎么就被我给碰到了，这下子他终于嚎啕大哭。彻底输了。 一个不分场合讲直话的同学，拱火似的说：“你把咱班大王打败了，你就是大王了。” 这个名号不好听，直觉里那就不是好学生。 和我在同一排邻座位的代荣生没来上学，听与代荣生住邻居的同学讲，他父亲昨晚去世了，是在东陵的一所医院。 代荣生说话的语速很快，有时难免使人听不清。牙龈好岀血，所以说话时会有味道。 他在家里排行老大，后面还有两个弟弟，我曾经见到过他在管教他弟弟，用脚踢。 没两天代荣生就来上课了，沒觉得他有愁容，也没见他有悲伤，可也没有了笑容。 我有一个姨在东陵结核病院当护士长，来串门时我问过她，她说前几天是有一个患者，肺结核大咯血去世的。 那年，代荣生和我都十一、二岁，很多同学也都在这个年龄段上，我基本都记得他们。 往事如烟。 有些都放下了，留下超脱。可有些却依然清晰，情怀难尽。 退休后，我有好几次特意到原来的小学校去转，到小学同学相对集中的那片住宅区去寻觅。一边走一边回忆认知尚未健全时的小学生活，期望能岀其不意地遇到一位古稀之年的老同学，不管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学校那座楼还在，但早已物是人非。当年同学们家居住的地方，很早就搬迁改造，盖起了一幢又一幢楼房。密密麻麻的窗户，哪一扇窗里能有我的小学同学呢！ 六十年了，很渺茫，你们都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