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下)

山河学苑

<p class="ql-block">(接上)</p><p class="ql-block">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如《九章·哀郢》开头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诗人对国破家亡之痛,民离失散之苦,表现出十分愤懑的情绪,写出他独有的奇崛愤激、凄凉幽冷的诗歌。在许多诗中,他对当时社会不重视贤才、自己怀才不遇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诗人在愤激又流露出凄凉幽怨的情调。屈原楚辞虽然情调激楚,然由于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读来毫无浮泛或轻躁之感。这种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写的各类诗中。且不说《离骚》表达的那种深厚的爱国热情以及诗人对国家民族的涓涓之诚,深深地扣动着读者的心弦,就是《天问》那种以问句构成的形式奇特的诗歌,在反问中包含着相当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现出他的渊博和睿智,使诗歌意趣丰富,神理超拔,给读者以美的启示。</p><p class="ql-block">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中的中的《国风》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政治成就</p><p class="ql-block">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的局面。关于屈原此次变法的内容,《史记》和《战国策》记载非常简略,后人无法窥其全貌。而从《离骚》和《九章》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一是他的改革变法是受楚怀王之命的;二是“奉先功”,即继承前辈革新家的遗业的;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即建立新的法制为中心内容的;四是以国家富强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楚史专家汤炳正经过繁琐严谨的考证,把屈原的变法总拿归结为六条:</p><p class="ql-block">第一,奖励耕战。奖励农耕,是为了增加赋税,富国富民,奖励征战是为了加强军事战略装备;商鞅和吴起的变法都是这一套路子,使百姓无论是务农还是出征,都有盼头、奔头和念头,只有建立奖罚制度,臣工和百姓才会心甘情愿的为爵位的驱使去竭尽全力。</p><p class="ql-block">第二,举贤能。战国时代魏文侯首开礼贤下士之风,使魏国在战国初期首霸百余年;其次田齐的齐桓公辟稷下为学宫,招贤纳士,到了齐威王时期,稷下学宫依然是超越大梁稳坐天下风华,成为天下士子趋之若鹜之地。屈原此时,这样的改革也算是正当其时。不过与当时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来年后,赵国强势的崛起为战国强国的时候,楚国以文弱之势却日渐消沉了下去。</p><p class="ql-block">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障碍,要让楚王下达的命令准确即时的传达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时间把王宫下达的命令传达给广大百姓;让楚王与百姓互通有无,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围的态势;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听偏信。而臣民的意见也可以高速地直达楚廷。</p><p class="ql-block">第四,禁朋党。鉴于楚国的贵胄和老世族往往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对不同政见的臣工大肆攻讦,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约束杜绝。</p><p class="ql-block">第五,明赏罚。无论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吴起,都注重严格的律条来约束将士的功过。在变法这样的问题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华而独成一体。</p><p class="ql-block">第六,移风易俗。屈原对楚国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一个个能言善辩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损害国家的主题利益来投机取巧。此次的变法也把楚国的不良之风用法律形式来约束。</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轶事典故</p><p class="ql-block">屈氏家族</p><p class="ql-block">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和楚王一样,芈姓,但楚王是熊氏。该姓出自黄帝颛顼系统的祝融氏;芈姓族群从商代迁徙至南方楚地,当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阳(也就是现在湖北宜昌)。这就是屈原的故乡。</p><p class="ql-block">春秋初期,约公元前七世纪,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屈瑕,他的后代就以屈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类似的,还有春秋时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战国时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够从春秋前期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一直处于楚国的高层,这个家族可谓经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p><p class="ql-block">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当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匄。据屈原《九章·惜诵》诗句“忽忘身之贱贫”,可知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p><p class="ql-block">生辰八字</p><p class="ql-block">屈原的出生日期,据近代许多人研究,约在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年)到三十年(前339年)之间。照甲子推算,那年应该是戊寅年。恰巧,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国历法的老话是“人生于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为岁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所以屈原在作品《离骚》中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摄提贞于孟陬”意为太岁星逢寅,说明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陬是正月,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说明这年正月是寅月;“惟庚寅吾以降”则说明屈原出生那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周显王二十六年(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同年正月二十二日。学界一般定为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年)。</p><p class="ql-block">屈原取名</p><p class="ql-block">屈原觉得自己的生辰有些与众不同,所以他在《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意思是说: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平”,字名叫做“原”。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来,照字面上讲,“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征;“原”是又宽又平的地形,就是地的象征,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好兆头。</p><p class="ql-block">司马迁曾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名平,楚之同姓者也。”楚国王室为芈姓熊氏,芈姓是就母系而言,熊氏是就父系而言。屈原系王族之后,和楚怀王熊槐为本家。春秋时期,楚武王封儿子“瑕”到屈邑去做首领,因为瑕王子本来在朝中做官,做得不错,就让他去享用屈邑的物产,人们于是称他为“屈瑕”。由此,楚王为芈姓熊氏,屈氏就成为了熊氏的一个支氏。</p><p class="ql-block">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魏晋之后姓氏合一,就不再存在这个问题。</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后世影响</p><p class="ql-block">人格精神</p><p class="ql-block">一、屈原的生命意识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p><p class="ql-block">屈原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生命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光飞逝、美人迟暮的时间紧迫感和冷峻的死亡意识。面对大自然的四季变换,能引发人类共通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对美人迟暮之感的抒发,代不乏人,历久弥新。但是还没有谁像屈原那样面对时间飞逝而产生紧迫甚至恐惧的感受。</p><p class="ql-block">二、屈原文学作品中的爱国精神对后世的影响</p><p class="ql-block">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诗人为后世所景仰。他那深厚执着的爱国热情,在政治斗争中坚持理想、宁死不屈、追求真理和对现实大胆批判的精神,给后世作家作出了示范。在《离骚》中有许多表现屈原拳拳爱国之心的诗句。</p><p class="ql-block">汉初贾谊在政治斗争失败后,被贬谪长沙,当他经过汨罗江时,有感于自己和屈原有相似的遭遇,写了一篇很沉痛的《吊屈原赋》,一方面对屈原进行悼念引屈原为知己;一方面学习屈原的创作精神,对是非不分的黑暗社会现实做了大胆的揭露和鞭挞。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更是对屈原敬佩之至,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正确地肯定了屈原在历史上的地位。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人。《史记》是一部历史散文著作,它寄托着作者的理想,洋溢着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这也正是屈原伟大文学精神的继承。两汉以后,屈原精神在许多作家身上得到进一步发扬。唐代伟大诗人李白非常景慕屈原,他藐视权贵,反抗现实的精神,就是屈原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另外,中国历代诗人、作家,在遇到民族压迫的关头,总是写出慷慨激烈的爱国诗篇。还有许多作家,在黑暗的政治时代,坚持理想,坚持斗争,不隐瞒自己的爱憎,甚至在政治斗争中牺牲了他们的性命,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增添了光彩。这种伟大的精神,都可以在屈原身上追溯其源。</p><p class="ql-block">文学创新</p><p class="ql-block">一、“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p><p class="ql-block">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继承并发挥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有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就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需要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绮丽的幻想,是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弘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的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p><p class="ql-block">二、新诗体的创作——骚体和新的诗歌样式</p><p class="ql-block">对于楚辞作品来说,它不仅有某些现成的五言句或七言句,更在于它除两字顿的节奏外,大量地创造和使用了三字顿的节奏。三字顿节奏的出现,是四言诗可以向五、七言转化的契机。因此可以说,《楚辞》是最早打破四言句式的诗歌作品,在它参差不齐的各种句式中,包括了五、七言诗的胚模,给后人以无穷的启发。另外,《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形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而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辞》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就语言描写而言,楚辞善于渲染、形容,词语繁富,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楚辞》也突出了浪漫的精神气质,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情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p><p class="ql-block">三、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p><p class="ql-block">屈原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特别是中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还有意识地学习屈原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李白的诗篇,也是大量罗智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等入诗,构成一幅幅雄奇壮丽的图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