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往事之计生篇

孟飞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被安排在单位的招待所入住。说是招待所，就是南北走向的一幢矮平房：门面是十二砖墙，另一面是土墙。房间用木板隔开，每间有两张板床，标配是一把稻草一张草席，不记得有没有配蚊帐，反正我是从家里带来了蚊帐和草席的。早先是乡里开大会的时候，各村代表们下住的地方。

有一天半下午，看见隔壁有一间上了锁。有个小孩趴在窗户上往外看，里面还有一个高个子的年轻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默默地坐在床沿上。隔窗问了问，大致明白了他夫妻俩是从金华来这儿打工的，丈夫上山伐木去了，他给计生突击队抓来了。问她有没有吃过饭，她摇摇头，问她要不要喝水，她还是摇摇头。

我转身去老街上买了一袋面包一瓶可乐，她还千谢万谢的，倒是那个五、六岁大的孩子早已开心得不得了。

第二天上午，又在政府大院里看到他们母子仨，问了一句：放了？她点点头。于是我从口袋里掏了十块钱给她，说：那就坐车回去呗。她先是谢绝了，说自己有钱，我说了句客气啥呢， 谁会随时带钱呀！于是她道了谢，离开了乡政府。

这件事情本早已淡忘了，谁知有一天，计生办的芳姐给了我十块钱，说是有人托她带给我的。搞得我云里雾里的。且不说十块钱腥不腥臊不臊的，她说的那一路，我可没有朋友也没有同学啊，会是谁呢？经对方表述，才明白应该是前头提到的那个外乡人。

　　接下来没多久，就被安排参加突击任务：十来号人挤一辆吉普车到一个行政村，然后走了十把里山路到达目的地，对象家执行计生罚款。钱自然是没有的，那就拿东西顶。争争吵吵中，从其中一家抄了一架九吋还是十二吋的黑白电视机，从另一家抄了一架收音机。我这样的十足劳动力，自然首当其冲被安排轮流抱电视机。

一路上，我心里都在嘀咕：这些人咋就这么笨呢？

早在计生风暴刚刚刮起的四十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夜里，我二舅突然来敲门。先跟我母亲小声嘀咕了一阵，然后马上就带我兄弟俩叫去拿东西了，从木匠工具到最后连放衣服的木头橱子都抬来了，折腾了半天，二舅摸出一张香烟包装纸，摊平了，然后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按他的口述写了一份认错书，连夜就上门、敲门送到了大队书记的手里。

再后来。在回家过年的时候，我才渐渐厘清了事情的大致情况，那一晚，舅母东躲西藏的回到家来生了二胎，脐带还是我舅舅动手剪的。后来他被罚了三百块钱。据说在我们村子里，有一个几乎和他同时间犯事的人，不但房子给拆了。还罚了八千块。

小小电视机不算重，但抱在怀里总感觉沉甸甸的。中间坐下来休息的时候，腰后突然一阵哔哔波波，差点儿给麻倒——原来是计生办的芳姐，突发奇想试一试电棍的威力。那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给电棍击了，还是自己人！

　　那年头，凡是违反了计划生育的，罚字当头——态度好的，从轻；态度恶劣的，从重。“通不通，三分钟，三分钟后龙卷风”是流行的工作准则。没钱而又抵触情绪强烈的，房子被砸是常态，其中包括多次征收没到位后，被定性为直接砸的。

　　关于砸房子，其中有一次印象很深。

有一次，带队的主官在宣布了无关人员退场之后去关门，居然把自己关到了大门外。于是众小将熟门熟路地栓好门、顶死（同时安排两个把门的）后，抄家伙分头行动：有人找长竹竿捅客厅饭桌上方的和山墙上方的瓦片，有人挥舞着锄头砸大衣橱和写字台，竟然还有人走进厨房，把破柴火用的木头墩子，抱起来丢锅里。我呢，选择练脚劲，一脚一脚地踹壁板：声音很大，却很难被踹掉——即便被踹了，一把五吋铁钉，修得好好的。

收工路上，带队主官说了一句：你们砸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砸人家的锅。

　　“粮食入库，女人脱裤”，前者说的是抓公粮征收，后者说的是抓达到要求的妇女上环、结扎。相比于前者，后者才是老大难。

有一次，工作组带了一个妇女回乡里。半路上，那女的借口说要解手，脱了裤子蹲那里就不走。一个老革命折了一枝杉木刺背在后头，一步步踱过去，冷不丁准准地抽到那妇女的屁股，于是那妇女慌忙地穿上了裤子……。

还有一次。从一个偏僻的村庄里押了一个妇女出来（现场看到她家有仨小孩，其中有一个男孩，看上去畸手拐脚的），他丈夫也跟了来，说身上没有一分钱。带队的领导对我说：某某人，你借他五十块。后来上了手术台。一刀子剖进去，说没法动手术。

记得那次计生手术是专家带队下乡，手术室设在简陋的乡卫生院，被施了手术的就安顿在乡经联委招待所，因为其中还有一个是我一个熟人的夫人，于是自掏腰包叫小饭店煮了两海碗的鸡蛋肉丝面端上楼去。

事后，我一直以为单位会把我垫付的五十块钱给我 ，却一直不知该向谁、该怎么开口。多年以后，偶然间知道当事人也一直以为是政府给的钱（自然不用还）。也得知他们家的大孩子早已夭折，现存的两个孩子中，女儿是先天性哑巴。

　　在老大难的计生工作中，有一项工作是最受欢迎，那就是由上头带队来进行交叉检查。

有一年。检查组到西村检查，中有一项考评内容是入户调查农户对计生政策的认知度。村里挑选了最有文化的一家人，被询问的对象是只生了一孩的高中毕业生。

问：如果你还想生一个孩子，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答：我不想生了！

再问，还是强调我不生了！

站在旁边的检查组成员里，有人在小声嘀咕：不就是间隔四年嘛！于是机灵的村主任站到询问者的后面，向被询问者做出扣着拇指、张开四指的手势。当再一次被重新询问的时候，那高中毕业生边把手向前一伸，岔开四指，扣着拇指，边说了句：想生，就这样！

于是询问者很高兴地说：对呀！你懂得的嘛！一定要间隔满四周岁嘛！

于是收摊，回村部。锅里的番鸭，早已煨烂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西，那些当年顶着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孩子中，如今正在努力地再多生一个孩子。计划生育，早已成为一些人不堪回首、另一些人又羞于开口的往事。多生与优育，成为现实生活中的绕不过去的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