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本文作者 赵 沨</b> 1961年夏，罗马尼亚举行埃奈斯库国际钢琴、小提琴、声乐比赛，我被邀请参加评委工作——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国际比赛的第一个评委。钢琴、小提琴、声乐三个项目的比赛，都有我国选手参加。这次参赛和评委工作，使我深深地感到：国际比赛是实力的比赛，但也是政治和国力的比赛。我国参加钢琴比赛的选手是洪滕和鲍惠乔，评委们都认为他们弹得不错，可投票结果只得了个第三名。小提琴比赛，我们的选手拉得很好，却名落孙山。对此我表示不满，一位评委私下对我说：“赵先生，你们的选手非常优秀。可是，他用来比赛的小提琴只能是练习用的，不能做比赛用琴。所以，他没有得奖。”这个评委的话对我刺激很大。<div> 回到北京，我向周总理汇报了我国选手参加比赛的情况，并请总理批给我美元，我要到国外去购买能够参加国际比赛的演奏琴。总理批给了我两万美元，我高兴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我国正处在经济恢复时期，外汇紧缺，两万美元已经是很大的数目了。我带着两万美元到国外一个卖琴的博物馆一打听才知道，一把意大利名琴师做的小提琴，最少的要价是15—20万美元。我惊呆了，只好望琴兴叹，带着两万美元回来了。<br> 回来之后，我一直在想：买不起，我们能不能自己造？欧洲的一些国家，提琴制造业很发达，我们是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连一个制作提琴的专业学校也没有，这对我们的小提琴音乐事业，以至于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于是，我想在我们学校开办一个提琴制作班，以后再逐步扩大成为提琴制作学校。可惜，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设想也只好搁置。<br> 在我恢复工作不久，河南老乡张富义来找我。交谈中他说，北京乐器厂做乐器时剩下很多边角料，都是很好的木材，三角钱一斤，卖给人家当劈柴烧，太可惜了。他和房山县南白村的党支书商量，想用这些边角料在南白村制作儿童用的小提琴在北京销售，前景一定很好。<br> 当年11月，应联邦德国的邀请，我率中国音乐家代表团到德国去访问。访问期间，我向德方提出了派两名中国学生去德国小提琴制作学校学习的要求，他们表示欢迎，说和有关方面研究后尽快答复。代表团回国后，文化部接到了德方的通知：可派两名年满18岁的学生到德国学习小提琴制作。文化部分配给我们学校一个名额，给上海音乐学院一个名额。我们派了张准（南白村培训班的学生）去德国学习，六年后拿到了大师文凭；张准出国不久，又派了郑荃到意大利提琴制作学校学习，四年后也拿到了大师文凭。郑荃回国后，建起了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制作中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国的小提琴演奏家，再也不会因为没有参加比赛的演奏琴而苦恼了！这，总算是了了我的一个心愿。</div><div> 南白小提琴厂，现在为北京市第二提琴厂，在北京市房山区东南琉璃河镇，生产的“星海”牌小提琴远销国外。<br></div><div><br><br></div> <b>本文作者简介</b> 赵沨，当代著名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1954--1983年，先后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1963年兼任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并主持演出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1984年任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并兼任《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主编﹑《音乐研究》主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