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研究生三年，最为劳心的事就是写论文、找工作了。写论文需要选题新、资料新、思维新、观点新，而所有的新又都需要首先得到导师的认可和拔高；找工作离不开名人名家推荐，而最有力的推荐便是自己导师深切的书信评语了。因此，导师的名望和品德对于他的学生非常重要，在某种时期或时刻，甚至决定着他们的命运。十分幸运的是，我遇上了德高望重的好导师，范伯群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p><p class="ql-block"> 我初见范先生，是在苏州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那是1987年的夏天，我们十名考生前往接受四位导师的面试。范先生是导师组组长，自然是主考官，只见他气宇轩昂、精神抖擞地坐在对面，话不多，却很周全，语不重，却铿锵有力。先是询问了我的旅途情况和到达苏州的住宿情况，对我从遥远的东北赶来表达了特别的关心和慰问；然后切入正题让我回答了几个问题，语言、表情温和有力，就像是一次讨论而非一场考试；在结束时还不忘叮嘱我回程注意安全，并要我代向他所认识的我的本科老师问好。于是，一位有风度又有温度的学者形像便在我的脑海初步生成。</p> <p class="ql-block"> 正式成为范先生的弟子之后，和他的接触自然也就多了起来。最多时候便是上他的课了。他授课的内容很广，既有俗文学，也有雅文学，既包括近现代，也涉及当代甚至当下。看得出，他是在用一种大的文学观发现和纠正中国现代文学史，用作品论、作家论和现象研究、思潮研究、流派研究等最根本的文学研究方法，帮我们夯基础、拓思路、树观念。所有课程都是他研究过或正在研究的，已经成文成书的他叫我们课下自己阅读，课堂上则把正在研究的作为重点，并将这些领域的前沿性问题抛给大家，让我们做出独立的思考。这使得我们眼界大开，并迅速有了高度。授课形式也很活泼，主讲、讨论、写文章兼而有之。先生和我们闲聊话较少，但讲起课来则滔滔不绝，且有着很强的感染力。讨论课时，他便听多说少，主要是激发和鼓励我们。印象最深的便是“陆文夫作品讨论会”了。会前，范先生只是出了个题目，让我们自己查找作品阅读；会中，认真听我们发言，没有半句插话；会后，他在归纳大家观点时，不是作出对与错的评判，而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些建设性的意见。我当时还没有读全读透陆文夫作品，说出了“陆文夫是名家不是大家”的看法。先生没有进行反驳，只是说名家和大家的标准有待讨论。事后，一个师弟告诉我，先生对陆文夫曾作过系统论述，我的看法和先生的观点正好相反，难免有“对立”的嫌疑。为此，我感到十分紧张与不安。</p><p class="ql-block"> 课下和范先生接触，主要是到家拜访。当时，先生在担任系主任，每天工作很忙，加上晚上还要做学术研究，我们只有利用晚饭时间到他家坐上一会儿。一般都是师兄弟和师妹结伴而去，最长时间都不会超过一小时，过了一小时，先生就会主动从椅子上站起来，说“好的，就这样”，开始下“逐客令”了。和其他导师相比，范先生的这种方式显得有点冷，但看到他白天忙碌的身影，想到他晚上要做学问到深夜，大家便欣然接受了。不仅如此，背后大家都敬佩地说，先生是做统帅的材，当个校长也会绰绰有余。</p> <p class="ql-block"> 转眼来到了第二学年下半学期，开始了学位论文的准备。四位导师对论文选题没有任何指定，只是强调要有个性和新意。我在反复斟酌之后，拟将“日本影视在中国新时期”作为题目。理由有三：1、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影视在中国的影响巨大，已经构成一种重要的文化艺术现象；2、自大学本科以来，我一直在学日语，已具备读日文资料和一般听说水平；3、此问题领域国内尚无人作专门研究。但顾虑始终伴随着，担心这一题目超出了中国近现代文学范围，不会为导师认可。特别是想到我曾有过“对立”范先生，更加叫我心里没底。为此，在正式开题前我下了一番功夫，让理由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并分别和四位导师作了汇报沟通。范先生听了我的汇报后，先是停顿了一下，然后说：“这个选题确实超出了当年招生所确定的专业范围，也离我们几位导师的研究领域相去很远”。“但很有价值，也相信你能很好完成，我支持”。“你好好准备好好写，答辩时我将我的老师贾植芳先生请来，他在此方面是有建树的”。先生的这番话，让我着实感动，数日的紧张和不安顿然而去。果然，范先生说到做到，在我们师兄弟的论文答辩会上，请来了大名鼎鼎的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先生，我的学位论文顺利通过。事后，其他系科同学们都说，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你的导师很了不起！</p> <p class="ql-block"> 我们这一届的毕业时间是1990年夏。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导师们为了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找到合适的工作，将我们的论文答辩时间提前了半年。于是，论文答辩会后，我们九名同学纷纷开始联系单位了。我因为研究题目曾和北京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研究中心）日本电影专家王秀媛先生有过接触，她在积极帮助我看电影资料的同时，还努力向单位推荐我去工作。得知这一消息后，范先生立刻找到了我，告诉我他有个校友在电影资料馆当副馆长，他已写好一封推荐信，让我去找她。同时，他还给电影资料馆写了封推荐信，说可能会需要，叫我一并带上。无疑，这两封信产生效果，电影资料馆经研究决定接受我去从事日本电影研究工作。意想不到的是，当年外地院校毕业生进京几近不能，我的调入报告未被上级批准。先生写给校友的信我递交本人了，写给单位的推荐信却因不舍而留存下来。先生过世后，我把它找了出来，那飞扬的字体，那厚重的情怀，那满满的爱，让我泪流满面</p><p class="ql-block"> ——该同志是我系1987级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由于在入学前有较长一段时间的社会实践经验和业务锤炼的积累，在政治表现和专业学习方面都显得很为成熟（政治方面另有专门鉴定）。平时能刻苦学习，成绩优秀，在同届同专业中，他是唯一获得香港朱敬文先生在我校设立的奖学金的学生。由于他有独立思考和探索研究问题的能力，已发表论文多篇，有的文章能以新的视角揳入，发前人所未发的见解。他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日本影视在中国新时期的文化传播与理论启示》，在教研室全体教师中作“开题报告”时，得到好评，认为是前期准备最充分，搜集资料也很扎实的论文提纲，一致同意他开题，事后他又利用暑假，求师请教，表现了勤恳踏实的学风。</p><p class="ql-block"> 该同志为人诚朴，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善于团结同志，也热心于公益劳动，深得师生信赖。他的人品是好的，就学习和研究的势头看，也显示他是一位有后劲的优等生。</p><p class="ql-block"> 范伯群 </p> <p class="ql-block"> 一般而言，学生在校时应帮助导师做些科研方面的事，范先生从未要求过我们，我没有做过；毕业后应尽力在专业上有所建树，以壮大师门的力量，拓展师门的影响，我因研究方向也变得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导师可以不写推荐信，也可以简简单单写封推荐信。可范先生却是主动、认真地为我写推荐信，且写得如此情深意切，字里行间浸透着宽厚与仁爱。</p><p class="ql-block"> 毕业后曾和先生有过四次见面，三次在苏州，一次在大连。在苏州有两次是到上海、杭州开会学习，专门去看望几位导师；一次是参加“多元共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术研讨会暨范伯群教授八十华诞”活动。在大连是先生来参加“2006中国现代文学年会”并领取“第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著作一等奖”。每次见面，都让我觉得先生精神饱满、风度如初，那爽朗的笑声，那自信的神态，那敏锐的思维，那谦和的举止，那温暖的情怀，都让我感到欣喜、振奋和感动。交谈中，他总要详细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叮嘱我“不要丢掉学术”。事实上，我因后来走上了管理岗位，加之环境和资料的限制，在从事日本戏剧影视研究一段时间以后，已基本停写学术文章了。先生则说，“专业可以因工作而变换，但学术思维不能停止”。“管理中也有学问，只要你保持一个良好的理论头脑，就会取得更好的工作成绩”。这句话，深刻烙在了我的心上，并成为我工作的指南。</p> <p class="ql-block"> 除了见面，和先生还有过多次书信和电话联系。书信联系多为先生有新著问世寄送予我，书的扉页总是很谦虚地写上“延平老弟指正”“延平老友惠存”“延平老友指正”，落款为“范伯群敬赠”，令我汗颜和崇敬。电话联系一般为逢年过节时候，我向先生表示问候和祝愿。2017年春节，当我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并邀请他再来大连时，他的声音忽然变得低弱，说自己老了，腰已弯，腿脚变得没力量，还拄上了手杖，怕是不成了。这些话让我听得有些心酸，简单安慰几句后，便匆匆放下了电话。没成想，这竟是我和先生的最后一次通话，等我再想给他打电话时，他已经不能开口，再见到他时，他已静静地躺在花丛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p><p class="ql-block"> 范先生，您是我们的榜样和骄傲，学生永远怀念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