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票据上的历史/杜月笙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汪海

　　杜月笙（杜镛）无疑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乃至民国最富传奇的人物。

　　由一个水果店的小伙计混到上海滩黑帮老大、上海皇帝，他狡猾奸诈，心狠手辣，却又文质彬彬，附庸风雅；他杀人如麻，为虎作伥，却又讲义气，有鲜明的爱国心；他出身贫民窟，却成为涉足娱乐、航运、工业、文化、教育、金融、新闻各业的财富大亨，善敛财，也会散财；他出去入黑白两道，长䄂善舞，纵横捭阖，游刃于华西、政商各界，一生可以说毁誉参半，做过很多坏事，也做过一些好事，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救亡，在民族大义面前毫不含糊。

　　我收藏有几份抗战期间杜月笙先生银行票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杜月笙为抗战所作的贡献，以及与重庆的一段情缘。

　　杜月笙（1888--1951），原名月生，后改名镛，号月笙。江苏川沙(今上海浦东新区)人。杜月笙幼时父母双亡，十四岁时孤身一人到上海闯荡，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已成为上海滩呼风唤雨的黑帮老大。抗战改写的杜月笙的“另类”人生，为其无数传奇中增添了几个正能量的故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杜月笙参与发起了“上海市抗日救国会”，并担任常任委员，积极组织抵制、查禁日货的工作。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和第十九路军的抗日热潮的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从事与抗战有关的慰劳、救济任务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和“上海市地方协会”。在淞沪抗战期间，他会同黄炎培等代表上海各界慰劳第十九路军。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1937年7月22日，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出面，杜月笙参与组织成立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并担任该会主席团成员及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他及众人的努力下，共筹得救国捐150余万元，认购救国公债7500万元，几乎占全部发行量的1/6。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淞沪会战中每当有国民党军队开到上海，杜月笙必定带上大批上海人民捐献的慰劳品，前去慰劳军队。此间，杜月笙也曾对共产党表示过合作的态度，将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10月，他领导的抗敌救援会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赠送了防毒面具1000套。

1937年，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1月迁居香港。12月初，他专程赶赴武汉面见蒋介石，被蒋委任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分管粤、桂、闽三省（称第九救济区）的救济工作事务。领命之后，杜月笙回到香港，成立了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自任主任。同时还在其香港九龙柯士甸道寓所挂出了中国红十字总会办事处的牌子，以此为掩护，办理大量抗战急需物资在海外及香港的采购、接收及转运内地工作，动员、组织、安排一批上海等沦陷区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士迁居香港，并负责沟通国民政府与上海等沦陷区的联系。

我收藏的关于杜月笙（杜镛）老票据中，有两张分别是民国29年（1940）11月2日和4日由振委会汇给到“香港九龙柯士甸道111号杜镛的两笔汇款。金额分别是法币66666.66元和16515.00元。

振委会全称振济委员会，是民国政府于1938年设立的掌理全国振济行政事务的机构，隶属行政院。将原先的振务委员会主管事项及内政部主管的振灾救贫及其他慈善事业，包括行政院难民救济总会所办事项并归办理。抗战期间振委会还负责接受海外华侨及相关机构为中国抗战捐款捐物，办理从香港采购、转运物资。杜月笙当年在香港利用其关系和影响，以及红十字会的招牌积极帮振委会运作，作了大量工作与贡献。据此推测，这两笔汇款应为振委会通过杜月笙在港办理相关事务的款项。两笔汇款只相隔两天，可见工作量之大。

　　杜月笙成名后热衷于慈善事业，曾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一职长达15年，为中国抗战救护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八一三”日军全面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抵抗。杜月笙联合各团体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成立救护队10队，急救队13队，临时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并特约公私医院16所，督促救护输送医疗等工作，救护受伤军民44398人。他还参与筹划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收治伤员。南京沦陷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工作人员大多撤退到汉口。杜月笙亲赴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会商救护方针，决定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组建救护总队部，设置医疗队37队，后因需要逐渐增加至178队，共有工作人员逾3000人。1938 年春，总会理事室迁至香港，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并设立香港总办事处，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资。据统计，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已达260万人。做出这样的成绩，与红十字会广大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但杜月笙在其中发挥了他人难以替代的作用。
　　同时，杜还负责与戴笠合作布置向沦陷区搜集情报及锄奸、策反工作，利用帮会组织建立了“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由其任主任，拥有一支有一万人参加的“别动队”，参加了与日军的战斗。据说，上海另一帮会头目张啸林投敌被暗杀，也与杜月笙有关。另外，轰动中外的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集团，并公布“汪伪密约”，也是杜月笙与戴笠共同策划的。

香港沦陷后，红十字会总会于1940年移设重庆，杜月笙也撤往重庆，主持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1942年，杜月笙筹建了重庆医院，当时有床位300张，各科设备齐全，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时后方医院，受到舆论的称赞。另外，杜月笙在搜购、抢运战略物资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我收藏另一张与杜月笙有关的票据，是1945年5月25日，由民生实业公司重庆总公司开给杜月笙的壹仟元中国银行现金支票。
　　杜月笙一生会作人，广交朋友，与重庆的卢作孚、刘航琛、范绍增等政、商、军界和帮会大佬素有交情。1935—1937年，杜月笙一直是民生公司的董事。杜来重庆后刘航琛、范绍增先后让出自已的别墅供其居住。杜除继续做一些对抗战有益的事外，也干了些不光彩的事，如在重庆建立恒社总社，向大后方发展势力，组织中华贸易信托公司、通济公司等，与沦陷区交换物资，借此中饱私囊等。

　　杜月笙无疑是民国最有影响，最受争议的黑帮大佬。他的身上有不少污点，但也有黑暗中闪烁的火花。一个人只要做了一点对民族、对人民有益的事，历史就应该记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