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鱼的美篇

深海鱼

怀念父亲

　　一九六零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最艰难的岁月，粮食供应很有限，每人每月就是几斤白面和一些谷糠粗粮，我记忆中的人们都是黑瘦黑瘦的，我也是很少吃饱过，由于主食是谷糠，常常大便干结拉不下来。有一天父亲带我去市委机关食堂吃了一顿大米饭，哪真是太香太香了，让我终生都难忘，也就是这顿大米饭。父亲的模样在我脑海里第一次有了印象：瘦瘦的，高高的。哪年我五岁。

我喜欢唱歌，但很少唱关于赞美父亲的歌，这可能是歌词中的情节我几乎没有感受到过的缘故，因为在我还不怎么记事时，父亲就去了深山区的一个县城工作了，哪时交通极不方便，他一年极少回来.，大多是过年回家一次，要是过年大雪封山，就没有班车了，他也就不回了。因此在我的孩提时代，父亲没有给我过温暖，也从没有给过我一分零花钱，他偶尔回来，也不爱和我说话，我也有意识的躲着他。但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六十年代末的一年，我二姐查出腹腔内长了个瘤子，有五，六斤重，需要动手术，这在当时医疗技术来说，是相当重大的一个手术了。哪年代正值文革中期，好的医生有的下放，有的备受打击，医疗水平极受影响。但市医院对我二姐的病特别重视，调集了市里所有技术力量，进行摘除手术。家里给父亲拍了电报，催他速回。哪时正值寒冬腊月，一场大雪封了山，我的父亲接到电报，径直去了汽车站，当得知短时间内都不会有班车时，他就啥也没想，拔腿就走，一百多公里的山路，他用了两天两夜，硬是在漫天冰雪的深山里一步步走了出来。我清楚的记得哪天他穿着一件大衣，提着一个旧行李包回到家里，进门就叫我母亲赶紧去给他做碗热饭，我坐在床边，看着疲备的父亲讲着他是顶风踏雪艰难的走出大山时，我眼里的泪啪啪的掉。

一九五八年，三门峡大坝开建，父亲带全家来到三门峡，先在检察院工作，后又调到在一个有八千人的大单位，是主要领导之一。当时他还有一个警卫员，整天背个步枪跟着他，这个小警卫员后来入伍到西安当了空军，二十多年后退伍回来，和我们住一个家属院，还在一排房，见到己经离休的父亲，俩人真是激动万分。至于他为什么到了深山县城工作，父亲在晚年时给我讲了大概，在反右倾运动中，单位一个主要领导被打成右派，父亲为这位领导呜不平，结果受到牵连，被免了职降了级，调到市宣传部，成了一名普通干部。一九六一年，党提出支援山区的号召，父亲就极积报了名，这样父亲的级别可恢复成领导干部级别，工资收入可以适当提高。哪年代，我们姐妹兄弟五人，大姐出嫁了，母亲没有文化，也沒有工作，六口人的吃喝生活全靠父亲一人的工资。现在想想，父亲的压力应该是相当大的，不然的话，他也不一定会舍离家庭，去哪么远交通又极不方便的深山县城工作。在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母亲每月都会在父亲的汇款单要到的几天里念念叨叨的，邮递员要来的时间就在门口等着，盼着，这心境，我知道，也懂。父亲哪时每月工资九十五元左右，应该是较高的收入了。哪时工人工资一般每月也就是三四十元。父亲每月给我们六十元生活费，母亲勤俭持家，日子过得虽然紧紧巴巴，但也能过的去。偶然的一个月，父亲少汇了十元钱，母亲也会明显不高兴，嘴里嘟噜着：这老兔孙，为啥又少寄钱了。但是我父亲回来，母亲给他端吃端喝，从不大声说话，也沒听到她发牢骚。母亲虽然沒文化，但懂理，明白人。

至于父亲的历史和工作情况，我知道的甚少，但我从来没有主动问过。知道他一些支离碎片的经历，也是在他晚年生病住院时，陪护时他主动给我讲的，由于从小就没有过交流的机会，不习惯和他对话，所以是他讲他的，我听我的，一般不插话，更不追根咎底去问。

父亲小时家境不是很穷，爷爷让他在乡下读完了私孰小学，又送他进城学完了初中，这在那个年代算是个很有文化的人了。毕业回家后.爷爷就给他办了婚事，成了家。

一九三八年，日本军队大举进攻我中原，一腔热血的父亲瞒着家人加入了国军，随即参加了徐州会战，会战失败后，部队退守到长沙，不久就开始了两年多艰苦惨烈的长沙保卫战，在给予日本侵略者重击后，父亲所在部队也损失惨重，最后退到贵卅省进行守防休整。在这几年里，部队一直沒有再作战，可他们一起从北方过来的兵却因为水土不服遭了不少罪，经常得各种疾病。父亲回忆说：他有一年身上出了芥疮，奇痒无比，而且越引越多，全身布满了疮毒，反复流着黄脓，长时间都不好，受老罪了，后来他就光着身子跳到农家的稻田里，用泥浆和碎石使劲摩擦全身，过了一段时间竞然好了。父亲说，这芥疮折磨的难受啊，让人直想死了。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十月，父亲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军队，这个转化过程父亲没有给我讲。后来我翻到了他一个日记本，偶然发现有一段文字记录了这个转化过程。抗战胜利没有多少天，他们的部队就接到命令向北开拔，有一天夜里，部队在一个村庄驻营，不知和新四军一部为邻。半夜里听到喊话，意思是抗战胜利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想要回家的可以发路费回家，双方也没有开枪交火，军心却乱了，天亮了全连投诚了。很多兵领了路费高高兴兴回家了。父亲写道，他的思想也进行了反复思考，最后决定不回家了，直接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这一天他记录的曰子是：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参加的是陈毅的部队，后来的华东野战军。其实在日本投降后一个短时间内，国共两党还是表面合作时期，虽然磨擦不断，可没有撕破脸全面开战，但在明暗处各自较劲积极扩大实力。就是两军相遇，一般不会兵刃相向的，因为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也同是国军番号序列。本年十二月，父亲就光荣的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距他参军还不到两个月。我现在认为，父亲当时做为一个热血青年，在国家遭受侵略者欺辱时毅然投军报国，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报效国家，与侵略者浴血奋战了数年，这是一个壮举，这种爱国情怀值得我们后辈敬重和学习。而后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积极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父亲的胆略和胸怀，值得我们后辈敬仰。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国共两军全面开战，陕甘宁和山东是国民党重点进攻目标，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所有部队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解放战争也随之开启。四年的解放战争，父亲所在的华东野战军一直在山东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他对我说，由于他身材高大，就成了轻机枪手，因为机枪比其他的枪都重，部队南征北战，除了打仗就是行军，一天跑个四五十公里是经常的事，一挺机枪十几斤重，加上行李的重量，不是所有战士都能承受了的。至于机枪的威力，父亲说，打起仗来一挺机枪可以控制五十米宽的范围，正常情况下一个敌兵也过不来。在解放战争前两年，敌强我弱，部队战略转移和迂回比较多，为了掩护大部队，打阻击战占多数，阻击战特别艰苦，往往面对的是数倍的敌军轮番进攻，一场阻击战打下来能活着撤退出来的人很少，回去就被分编到其他连队了。所以父亲对我说，他就没有能记住的战友。山东一百多个县，他只有两个没有去过。电影《南征北战》就是他们当时的缩影，实际战争比电影演的更残烈。父亲只给我讲了两次阻击战：一次是孟良固战役，他们营在外围打阻击，经过三天三夜的战斗一个营打剩下不到一百人。另外一次是父亲参加的最后一次战斗，一九四八年初他们连在一个村庄打阻击，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后，完成了阻击任务，全连集中起来清点人数，只有十七个人了，父亲的腿膝盖在一次阵地移动中被子弹打碎了，受了重伤，战友们没有放弃他，把他抬了出来，他们刚刚出村，敌人就占领了村庄。父亲说他参军这么多年是第一次受伤，而且伤的特重，那时的伤员特别多，医疗条件也很差，腿伤一年多后才算基本好了，但膝盖上留有一个两公分深的弹孔。我小时候见到他这个伤洞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枪打的，就不往下说了。到他老了，才简单的给我讲了他受伤的过程。讲起往事时，父亲总爱说一句话：哪么多的战友都牺牲了，我能活着，满足了。直到今天我才深思透他这句话的含义，是这个理念让他养成了与世无争，坦荡无私的正直性格。我也常感叹:老爹的命真的够大的，参加过那么多死伤无数的战斗，又是机枪手，是敌方重点打击的目标，竞然能活着过来，这可能是上天赐予的大福大运吧。

父亲伤瘉后，就要求随部队南下，但上级知道他有文化，伤也没有好彻底，就调他到洛阳荣军学校任职，主要给在战斗中光荣负伤的荣誉军人讲课，学习文化知识。在这个学校他干了三年到退伍，历任连指导员，政治部副主任。在学校其间工作稳定了，父亲回到了离别了十年的老家。家人以为早就不在人世他突然回来了，又惊又喜。呆了些天，假期到了父亲要回单位，一家人扯着嚷着不让他走，要他留在家中，可父亲受党教育多年，是有组织的人，哪能这么做，坚定的回到工作单位。父亲说，在学校其间，他经常到陕县，渑池等地帮助地方进行土改运动，清剿镇压罪大恶极的土匪恶霸。

一九五三年，父亲接到通知，到北京政法学校学习。我和父亲一起时，父亲最开心的就是讲这一段经历。他参加的是第二期政法学校干部学习，校长是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父亲说第一期的校长是毛主席亲自兼任的。学习期间，生活待遇特别好，经常有中央领导来给他们讲课，我感觉他对这段历史特自豪，讲起来幸福感满满的。

学习毕业后，他分配到了河南省检察院工作，一切稳定后，一九五六年他回老家把母亲和孩子接到了郑州，包括当时不足一岁的我。当我一岁多时，一个事故差一点要了我的命。那时我刚会走，有一天我独自在床上玩，母亲打了一暖水瓶开水放在靠着床边的桌子上出去忙别的了，我一人爬到桌子边把暖水瓶扒倒了，一瓶开水顺着我的头浇了下去。我父亲说，当时我浑身烫成了一个泡，红亮红亮的，可吓人。送到省里的几个大医院，一看这我烫成这样，都说没救了，拒绝救治。父亲说他一夜之间头发都急白了，十分绝望。索性去理个发吧，在理发店里，我父亲就讲了我被烫伤无救的事，有一个理发员说他认识一个老大爷，会治烫伤，并立即把地址告诉了我父亲。父亲一听头都不理了，骑着自行车就找到了这个老大爷，这位大爷听了我烫伤的情况，安慰我父亲别着急，给他十块钱去买药，一会再给他送瓶香油，第二天早上来取药。我的天啊.父亲说老大爷配的药抹上去，一天一个样，三天后水泡全部软平结痂，又过了些天退痂后，竞然连疤痕都没有留，生生的把我的命捡了回来。感谢父亲，让我来到世间，感恩父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父亲对我说，在郑州工作时他多次去这个老大爷家里表示感谢，离开郑州几年后，出差去郑州，专门又去老大爷住的地方找，没有见到。父亲喃喃自语说道：要是他的药方传下来多好，能救多少人啊。

父亲在外地工作很少给我们关爱，但和他在少有的相聚时间，从不发脾气，也没有打骂训斥过我们。有一件事后，让我知道了其实他对孩子们还是很有情感的。那是我还在上初中的一个署假，父亲捎信说他有病住院了。我妈着急啦，就让我去看一下，坐了火车，又转长途车，乖呀，长途车竟然是南京嘎斯，拉货的车。前边和靠着两边车帮的人站着，中间的人随便坐着，好在是夏天，风虽大，却不冷，一百多公里跑了仨小时，下了车头都是蒙的，太受罪了，怪不得父亲很少回家。在医院病房见到了父亲，他看见我特别惊喜，那非常激动模样让我怀疑他就是我那威严的父亲吗。他告诉我，得的是慢性肾炎，已经住院快一个月了，我去的第二天他就出了院，在那几天里老带着我在县城遛哒，逢见熟人，就很开心指着我介绍：这是我大儿子.，那神情好像很自豪，让我也开心。那一段时间我感觉他对我特亲，总想表达些什么，这一经历也让我对父亲的认知有了改变。

父亲是个非常刚正的人。二姐手术后初中毕业，身体不好，写了申请没有上山下乡，在家闲了一段时间，母亲就找了父亲的老上级，我们家的老邻居，还是市里一个领导帮忙给我二姐安排了工作。过年时父亲回来，听说后却非常生气，说我二姐不听党和毛主席的话，不上山下乡，嘟嘟的没完沒了。真巧有天中午饭后这位老邻居领导来我家，我父亲当时见到他理都不理人家，枕着被子半躺着，动也没动，那神情，看着就让人生气。我参加工作时找他，想让他找个熟人帮帮忙，第二天我去问他情况，单位人说他出差了，明显是故意的。父亲一生刚正不阿，做事不爱求人，他用行动告诉了我，干什么事要靠自己努力，不要投机取巧，要正正当当的做人做事，他的这种性格，对我影响很大。

　　父亲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国家最初开始涨工资，他主动提出自己不占指标，让给工资低的同事。离休后他多次捐款给爱心工程，资助困难孩子上学。具体捐了多少我也不知道，但我见过一张收据条上面的数字是八千。都七十六七岁了，看到邻居老太太钥匙忘在屋里进不去家了，他慌里慌张的搬了櫈子，翻过快两米高的院墙打开院门。

父亲是一个心态超级好的人。他从来不对家里的闲杂事发表意见，有时我们为一些事情在屋里高一声低一声说个不停，父亲却躺在床上扯着呼噜，睡的很香.好象什么事都设有似的。父亲在省检察院就是副县级检察员，反右派时受牵连免职降级使用，文革时又饱受冲击，长期靠边站，父亲从来没有抱怨，发过牢骚，仍然以饱满的热情努力工作。离休了很多年后，父亲接到了一个文件通知：告诉父亲反右运动中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处理，是冤枉的，经研究决定给予平反，恢复副县级待遇，当时父亲看了看，我觉的他有点激动，说党和组织好，积在心里几十年的一个结总算解了。我看了以后说：你真是冤透了。父亲说.没啥冤的，和我一起从郑州一纸调令来三门峡报到的三个县级干部，哪两个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含冤自杀了，我这算啥。别说，父亲的心真宽。

父亲也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在家人面前不怎么说话，但我注意观察到他在外人面前，也时常是滔滔不绝的和人聊天，开心的时候和我一样，喜欢仰天大笑。

父亲是一个毅力很强的人。离休后在家练习毛笔字，从不间断。用他给我说的是，练的胳膊和腿几肿几消。我听后佩服的不得了。

父亲是对信仰十分忠诚的的人。他十分热爱中国共产党 ，什么时候 都说党英明正确，平时里给我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好好学习，听党的话，服从组织的安排。我们谁要工作有了成绩，政治有了进步，能看出来他非常高兴。他离休回家后，积极参加街道的政治活动，还义务当了十几年街道退休党员支部书记，负责传达信息，主要是收缴党费，说实在话，这个工作也很不好干，有时为收一个人的党费得跑上好几趟，街道也沒亏他，给他发过几个奖状以资鼓励。父亲离休看病住院是实报实销，但他绝对不允许家人以他的名义开药，他开的药也不能让任何人用，他对我们说：这是党给他个人的待遇。

父亲是一个十分节俭的人。平时里也不讲究穿戴，吃好吃赖也从不说什么。离休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几年都不愿意回来，一个人在山区县城生活。后来见到他一个同事对我说，你去把你们家的老革命接回来吧，他一人在那，经常就是白水煮挂面，太仔细啦。我这一听，就和弟弟一起到了县城，说了好多话，总算把他接了回来。才回来一些年，他不怎么管闲事，也不知啥时候起，木事也开始到附近的菜市场转了，经常买回一些乒乓球大小的土豆，和大拇指粗细的小红暑小红萝卜娃，还有布满虫眼蔫巴巴的青菜，不用说，极其便宜。这让我那已经十分仔细的老母亲都看不过眼了，对我们说:看他买的菜都没法收拾，说他经常傍晚就去菜市场转，卖菜的见他就说，快看，拾便宜菜的老头又来了，母亲说着，自己都笑了。我们有机会也说他，不要买那么瞎的菜，他却指责我们忘本了，买的菜咋啦。环保。我心里清楚.，父亲就是仔细，只有真正吃过苦受过难的人才会这样做。谁说父亲不喜欢吃好的，我们给他买烧鸡，做条鱼，他照样吃的嘎嘎香。

父亲的生死观更让我五腑投地。他快八十岁哪年，在医院做了个小手术，手术做的很成功，可住了几天院后，突然发起了高烧，而且连续几天退退烧烧，吃药输液没有一点效果。医生请了好几个科室的专家多次会诊，各种检查做了个遍，也没找到病因，一周下来，烧的他连地都下不来了，一天他给我说，医生给我输的是盐水，根夲不治病，出院回家，我死也要死到家里。没办法，我和我弟弟找了个架子车，抬他上车拉回了家。回到家两天仍是高烧不退，眼看着虚弱的非常严重了，这样下去，命就没啦。我想这也不是事啊，就和他商量去其他医院看看，他坚决不去。我也是急的没法，就跑到我单位的旁边的防疫站，给一个经常碰面的女医生说了父亲的病情，她听了后说，你把他在医院拍的片子拿来让我看看，她看了片子说，我估计是胸腔膈膜结核，你把你父亲送来，我再拍个片确诊以下，拍完片子洗出来她看了看，说沒问题，治这个病是我的专业，吃点药，今晚就不会烧了。真灵，父亲吃了药，果然没有再烧了。咳，得病不怕，怕的是找不到病根。后来医生让他连续吃了三个月的药，彻底好了。休养了一段时间，身体也恢复的很好，父亲开心的对我说，我要再活十年，争取活到九十。

父亲九十岁的那年的大年初一，我和往年一样回家吃团圆饭，我专门做了清蒸鲈鱼，中午吃饭时，我把一大块鱼放在一个碗里端在父亲面前，因为我知道平时他特别爱吃鱼肉。可他那天在饭桌上神情很不好，碗里的鱼始终没动，我对他说，鱼你怎么不吃啊？他回答我说，有刺，不想吃。坐了一会儿，就起身进屋上床休息了，我感觉有点反常，就去问他怎么啦，他说感冒了，有点不舒服，我说去医院看着吧，他摇摇头，不去。

给他买来药：不吃。

把医院的医生请到家，把液体配好，不输。

120救护车先后叫来了两次，医生对他说：你这病能治，治好了还能活十年。父亲竞说医生不是唯物主义者，活到一百不还是死吗？

那些天能来劝说他的人都来了，话都说尽了，没用。

他对我说：别折腾啦，活着没用啦，不再花党的钱啦。

就这样，最后肺部感染，十几天后硬是把自己熬走了。

整理他的遗物时，看到他把需要留下的东西整的有条有理的，生前的照片一张也找不到了，他有一个黑漆小木匣子，里面曾放有十几枚奖章和纪念章，也不见了，他平时老是锁着的一个木箱里面基本是空的，看来他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时间流逝，父亲离开我们十五年多了。每当想起他，我总是认为自己亏欠他太多太多了，我怨过他，冷对过他，真是太不应该了。

如今回忆起父亲，那一顿香喷喷的米饭，那深山大雪中走出的一步步脚印，那扛着机枪行军打仗的身影，那膝盖上深深的弹孔，我烫伤时他那焦虑的神情…那一幕幕难忘的记忆，让我写着写着止不住一次次涌出泪水。

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我希望和他下辈子再次相见，我一定会真心的报答他。

我最敬爱的父亲，小名：海。官名：李洲。写到最后，我就想对苍天大声呼喊：父亲，下辈子你一定要等我。

回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