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荣公祠（三）

三槐堂

　　一夜之间，当年的辉煌栋宇，灰飞烟灭。八面山王氏家族劫后余生的子孙后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此刻，他们唯有身上裹着的破衣烂被，除此之外，一无所有。他们家家都成了片瓦不留，颗粮无存的赤贫户，其状况令人唏嘘，倒退何止300年！所幸，人民政府伸出救援之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衣食住，一应解决。如果火灾发生在民国时期，灾民只有讨囗叫化，四处流浪，或者客死他乡了！

有关掌墨师的传说，带有明显的迷信色彩，不足为信。但是，这传说却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一是，好心一定要让别人知道，不要让人产生误会。假如，当初主人家将留下鸡郡肝的好心告诉掌墨师，掌墨师就不会产生误会，就不会有那个恶毒的封正，相反，干活的效率和质量一定会更高；二是，不能得罪人，特别是与你有利害关系的人，你得罪了他，他会设法报复你的！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真理！

记忆中的宪荣公祠

　　“宪荣公祠”是族人的称呼。修建祠堂的人，是宪荣公的子孙后代，为纪念先祖，因而取此名。宪荣公名字叫王昌联，因而，“宪荣公祠”又名“联公祠”。外人称八面山王家老祠堂，村里人习惯称“祠堂”。祠堂在我家老屋的上手边，与我家老屋仅一墙之隔。当年的那场火灾，全村六座庭院式老屋，无一幸免，全都化为了灰烬和瓦砾，唯有祠堂确完好无损，真是令人费解。

传说，当晚的大火，村子上手是从左至右熊熊燃烧，噼里啪啦，势不可挡。当大火正燃烧到我家老屋与祠堂交界处时，突然，祠堂屋顶出现了一个光着身子，扎燕儿髻束红腰带的浓眉大眼白胖胖的小男孩。只见他取下红腰带，朝向大火，只轻轻一舞手中的红腰带，大火霎时熄灭。由此，祠堂得以保全！村子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说，这是神灵在护祐祠堂，否则，祠堂也定会荡然无存！

祠堂坐东朝西，占地面积约500平米。主体建筑与我家老屋大同小异，都是上下两重堂屋，中间一个天井。站在高处鸟瞰祠堂，象一大写的口字。一色规整的小青瓦，屋脊处用小青瓦作游龙造型，左右两端尖角高高翘起。所不同的是，主体建筑的前面，有一处院坝，院坝正前方中间是大门，两边是围墙包围院坝并与主体建筑相衔接。

大门形如外八字，穿斗式门亭檐牙高啄，门亭可容十余人避雨。石板地面，石质门坎高尺许，石质门框宽约一米五，高约两米，无门扇，不能关拦。院坝面积约100平米，地面铺石板，条石弧形围墙围住整个院坝。围墙约两米高，最上面的条石设计成屋顶形，以便流下雨水。小时候，我曾经借助木梯，在围墙上晒红苕藤；在门亭的柱子上栓牛；在围墙内的缝隙处插进工具打牛绳子。院坝的作用，估计是族人拜祭先祖前列队和拜祭之后用歺的补充场所。

院坝尽头正中，上几级石梯，便是祠堂的大门。这里的建筑是全木穿斗结构。双扇木门，内有门栓。整木门坎尺许高。门的左右边是木板墙（村里称古壁板子墙），格子花窗，屋面四角飞檐翘角，屋檐下是石板地面。

进大门，是祠堂下厅。这里很宽敞，没有隔断，面积约150平米，可能是宗族会议之所。大跃进时期，这里曾是村里的幼儿园。我家小姑就是幼儿园老师，她带着我们在这里做游戏，有时，还发给我们几颗炒豌豆。火灾之后，留下中间过道进出祠堂上厅，两边筑泥墙隔成房间住了几家人。再往里，就是天井。天井左右各一面白色粉墙，一边墙上写着“披星戴月搞生产”，另一边墙上写着“犁云锄雨夺高产”，这应该是大跃进留下的痕迹！墙后边各有一间厢房。

过天井，拾级而上，就是祠堂正殿了。这里雕梁画栋，富丽堂皇，青石地板，彩画粉墙。正前方，是供奉祖先灵位的灵台。灵台起始阶离地面米许高。前面石板壁上阴文字，雕刻着修建祠堂捐款人名字及金额。从这些名字推测，这祠堂大约修建于道光末年或咸丰初年（即1840年前后），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大约已有140年左右历史。木质先祖灵牌,整齐肃穆地安放在阶梯灵台上。灵牌是一色的黑漆底色，镀金阴文，颜体楷书，造型肃穆。最上一阶正中，安放的一个灵牌最大，上书“国相老祖之灵”。据说，这是宪荣公之父，名字叫王国相。往下一台阶，在国相老祖灵牌正前下方稍左右，并排安放着两个稍小的灵牌，一个是“昌联先祖之灵”，一个是“昌瑞先祖之灵”。这是国相老祖的两个儿子，老大王昌瑞，老二王昌联。再往下一台阶，并排安放着七个灵牌，这是宪荣先祖的七个儿子，“仕”字辈，依序取名为：福、禄、禧、礼、禓、祀、祧。再下一级的台阶上，则是宪荣先祖孙子辈的二十余个灵牌。

大厅左右墙上，有几幅壁画，记得一幅是水浒故事“三打祝家庄”，一幅是“孔融让梨”，这是听年纪稍大一点的大哥说的，我并不知道画的内容。画中人物生动传神，颜色也还鲜明，绘画技艺高超。其余几幅画的内容，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了。

大厅左右，各有两间厢房。火灾之后，左右厢房都住了人。右边两间，住的生产队长一家四口，天井及下厅右边两间，住的副队长一家四口。我们一家三口，原先住在灾后援建的茅草房，后来，茅草房被大风掀翻了，就在祠堂下厅右边，找到了一处安身之所，与副队长一家比邻而居，中间筑泥墙隔断。我们家住的很狭窄，约十平米，只能安放一架床，床头一个柜子。除此之外，灶台是必不可少的。夏天，我则以柜子为床，躺在柜子盖面睡觉。稍大一点，就在屋外过道边靠近我家泥墙安架床，晚上把大门一关，安稳睡觉。

伙食团时期，祠堂下厅及天井左边的厢房，就用作队上的厨房。伙食团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记忆。听我妈妈说，伙食团的第一顿早歺，妈妈抱起我坐上凳子，我看到碗里的红苕稀饭与往常不一样（往常是用小碗在锅里跳饭，毎顿是一小碗白米干稀饭），就一声不吭，梭下桌子到外面的竹林坝去了。我还模糊记得，有人爬上一颗较高大的桑树，摘下桑叶，说是用来蒸玉米面馍。至于吃馍与否，确没有了印象。后来，我在祠堂下厅左边，见到了已经废弃的伙食团的灶台，它是一个高大的灶门，半米深的灰坑，灶台上前后纵向一排大锅，约有五六口，可同时煮饭炒菜，为百余人提供伙食。

有一年，生产队开始了种桑养蚕，祠堂大厅就成了最为理想的蚕房。蚕宝宝快要吐丝结茧前，晚上须有人守护喂食桑叶，不然会影响蚕茧质量。因为我们家就住在下厅右手边，生产队就将这任务安排给了我妈妈，我就成了我妈的帮手。一段时间，每天晚饭之后，我提上马灯，妈妈陪我到养蚕的大厅，教我翻桑叶，添桑叶。然后，我独自一人，睡在左厢房的一个房间。偌大一个蚕房，又有祖先灵牌，加上原来听说的鬼怪故事，心里难免恐惧，于是，用被子裹了头脸，不留一点缝隙，不听一点响动，惭入梦乡。一觉醒来，居然已是大亮，赶紧起床，与妈妈一起，急急忙忙将蚕宝宝从一个蚕床捧到另一个蚕床，添加桑叶。然后倒掉蚕粪，又换上另一批蚕宝宝，添加新桑叶。就这样，忙完了几十个蚕床，才回家吃早饭。

后来，在祠堂下厅左边的一隅，架起了一座火炉，办起了队上的企业，生产镰刀、锄头菜刀等日常用具，师傅是一个人称薛胡子的社员，除了打铁，他还擅长京戏和摆龙门阵。

四清运动期间，祠堂大厅成了生产队的会议室。晚上或雨天，一个刘姓的工作队干部，就在这里召开会议，开展以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为主要内容的四清工作。同时组织读报，学习文件，教社员唱歌等。我在这里，居然学会了好几首革命歌曲，比如“打靶归来”，又如“毛主席窗前一盏灯”，“不忘阶级苦”等。也是在这里，我第一次听说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名字。我印象中，每次会议，妇女们一个个都是一边听，一边纳鞋底，手里总是忙不停。

文化大革命期间，兴起大破“四旧”之风（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村里火灾之后，已无啥可破。生产队的造反派硬是不信邪，带着一帮小青年，把目光投向了祖先灵牌。他们爬上灵台，将祖先灵牌一个个摔到地上，搬出祠堂，付之一炬；还有人爬上房梁，敲下他们认为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装饰。这时，房梁上掉下来一块装饰木块，不偏不倚，落在一个活跃分子的头顶，顿时鲜血直流。私下里，人们议论，这是老祖先人在惩罚不肖子孙！后来，此人孤家寡人，无儿无女，景况凄凉。多年前，我们回乡祭祖，有人说，某人已不能行走，只能爬着出门。其景况，多么相似让人打折了腿的孔乙己啊！此人的悲剧，不能说是先祖惩罚的结果，我认为这恐怕是性格的悲剧。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为方便适龄儿童就近上学，翻身村小派出一薛姓老师，在祠堂里设教学点。附近的三个生产队的适龄儿童，就在这里读一年级。薛老师背个小黑板，顶寒风、冒酷暑，早来晚归，传授文化知识，其精神品格，着实感人！

祠堂，本是族人祭祀祖先的场所。后人们为它赋予的居住功能，会议功能，学习功能，养殖功能等，是先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幸好先祖们修了这祠堂！不然，后代子孙们何以安身，何以读书识字，何以养蚕读报......。这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一古语的又一例证！真诚地感谢，为修建祠堂出钱出力的王氏先祖们！

光阴荏苒，星移斗转。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生产队的解体，农田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八面山“宪荣公祠”也随之寿终正寝了。

起因是，解放后，祠堂、庙宇等宗族教会财产均收归国有，人民公社解体之后，这些财产归谁所有？是物归原主还给族人吗？不可能，同时也舍不得！据说，有高人出谋。于是，不久，就来了不少人，将“宪荣公祠”大卸八块。搬走了小青瓦，搬走了雕梁画栋，搬走了古壁墙和“三打祝家荘”，“孔融让梨”，就连瓦桷子，八字门和弧形围墙的石料，也让拖拉机给拉走了！诺大的富丽堂皇的宪荣公祠，它哪里仅仅是一座建筑，它分明是王氏先祖几代人的血汗！它是白花花的银子！它是能工巧匠的智慧！它是族人心中神圣的先祖！它是道德的灯塔！它是凝聚人心的精神支柱和传统文化，它是八面山王氏这棵枝繁叶茂大树的根！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都从族人的眼前消失了！可以预见，用不了许久，它将会从后辈们的心中消失掉！假如，建造者目睹此情此景，那是要和破坏者拼命的！又如建造者在天有灵，他们的心一定会滴血的！古人有言，“创业难，守成更难。”此乃至理！我曾经看到过被八国联军毁掉的圆明园，心痛不已！他激起了和我一样的炎皇子孙对帝国主义强盗的满腔仇恨！

据说，拆除宪荣公祠，并拉走财物的拖拉机手，后来连人带车滾下悬崖，摔了个粉身碎骨！这大概是因果报应吧！

大约二十年前的一天，有一位老者来到我办公室。此人面容清瘦，精神矍铄，身形骨感，我认识，这是老家的项老爷。项老爷叫王明项，年青时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识文断字，加上他辈分最高，年龄最大，在族人的心目中，他就是德高望重的族长。他说，老家准备重修祠堂，凡八面山王氏子孙，希望都能出钱出力。又说，你父亲已经捐了600元。于是，我也很爽快的答应捐款500元。

有一年清明节，我陪老父回家乡参加清明会。清明会的最重要仪式就是到祠堂参拜先祖。我随项老爷来到祠堂原址，目之所及，一片荒凉，野草丛生，瓦砾遍地。眼前的这景象，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将它和我记忆中的“宪荣公祠”联系起来！那是雕梁画栋，那是粉壁彩绘，那是飞檐翘角，那是肃穆威严！八字门，弧形围墙，小天井，下厅堂，正殿等等，已经没有了一丝痕迹，甚至连它们各自的具体位置也分辨不出来。旁边有一处砖混楼房，一楼一底，颜色陈旧，走廊上挂着蜘蛛网，好象许久未住人了。陪同的牛儿棒说：“那是四斤娃的房子，我们村里第一家砖混楼房！”。又说：“四斤娃在深圳庙里学和尚，挣了不少票子，回来修了洋房子。后来，四斤娃在外面有了女人，就把原配离了。原配改嫁了，这房子已空起好多年了。”。四斤娃是哪家的？我问。牛儿棒说，是王永德的儿子。于是，在我的记忆里，浮现出一个鼓眼睛，凹额头，人称“麻杆秧鸡”的黑瘦青年，他是生产队长立大爷的养子。他走路总是急匆匆的，爱把脑壳窜起。有一年，他农药中毒，在祠堂里停了三天三夜，人们以为他死了，第四天，他居然活过来了。我还记得，那年他结婚，全村人都在祠堂大厅吃九斗碗。我被大人劝了两杯酒，醉了，把干红苕叶裹成烟，叼在嘴上学大人抽叶子烟。后来，居然在我家灶台的灰坑边睡着了。

已近中午时分，时辰到了，祭祖仪式开始了。参加清明会的王氏子孙，依辈分高前低后，横排站立在祖先灵牌前面的一块较平的草地上，说是这里是原祠堂大厅的位置，我和我父亲等都被安排在前排就站。理由是我们是吃皇粮的公事人，为祖先争了脸面。族人们面向祖先灵牌，听王氏家训，听先祖优良传统，缅怀先祖业绩，向先祖行三鞠躬礼。礼毕，我才发现，立在灵台上的灵牌，已不是原来的造型考究的黑底镀金阴文颜体字牌子，而是短小而简陋的木片上，写上先祖姓名，白纸黑字。那字也是有失瞻观的。原先的雕梁画栋，取而代之的是几根原木，几张玻纤瓦搭蓬避雨。右边的半截土墙上，白纸黑字，写着重修祠堂的捐款名单，我和我父亲的名字也赫然在墙。墙下，斜放着几块石板，这是原灵台下的壁面石，上面刻有清朝道光年间捐款建祠堂的人名及银两。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我又想起了掌墨师“倒发300年”的封正，这真是“一语成谶”啊！

曾经栋宇輝煌的宪荣公祠，而今已是“祖宗灵牌阶上立，阶下野草漫厅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