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祭——源自插队老照片的记忆

沄八世

　　在陕北插队期间曾拍了四百来张照片，除了给插友和老乡照的，我自己还保留了近200张。在和王子冀编辑《守望记忆》时用过三四十张，本想有适当时机再整理出来，以什么形式发表一直没想好。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学基本上是伤痕文学，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像一缕清风吹散了知青文学沉闷伤感的氛围，他文章的视角是那里的山和水，是那里的信天游和古老方言，是那里的白老汉和他的牛不劳……似乎他伤痛的病体不足以让他悲伤，甚至他母亲给他办了病退所需的疾病证明都让他撕了，他的心魂一直和这块黄土地紧紧相连。同样，我的照片也记录下了知青和乡亲们水乳交融的点点滴滴，可能是自己性格的乐观，镜头下并没记录下多少苦难，但也要用这些照片和文字还原当年的真实场景。＂不堪回首，还要回首”，即使当年的插队生活不乏值得怀念的亮点，但也绝不能为歌颂苦难背书，对逝去的青春还是祭奠不是纪念。

1969年1月13日，我作为清华附中68届毕业生，离开北京去延安插队，年仅16岁。1975年10月底，因放宽知青政策，才从村里困退回京，插队近7年。在农村入团入党，当过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回城后被招到中央广播事业局（相当于广电部）发射台，78年上大学时已经26岁，中断学业整整10年！30岁毕业留校当大学教师，40岁已是副教授的我又扑到＂海里＂……总之我挤上了独木桥，搭上了末班车，是知青中的幸运儿，我无时不感恩命运对自己的眷顾。

　　从下面的照片中可以看出，除了生活上的缺吃少喝忍饥挨饿和高强度的艰苦劳动，我们似乎也活得还挺充实、快活。确实，我们这里没有浓烈的阶级斗争硝烟，干部正直朴实，老乡纯朴善良，比起去其他地方插队或去兵团，我们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我曾在多种场合说过：到陕北插队的知青是幸运的，一方面，我们接触到的是社会的最底层，而最底层的老乡有大善大爱，不会因为你出身不好而歧视你，评价的标准即能受苦就是好娃，到这里插队的知识青年在政治上是相对自由的；另一方面，封闭了几百年的黄土高原保存下来厚重的黄河传统文化，这里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可以追朔到古代上百年……我们正是在那时逐渐形成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如此说来何为＂不堪回首＂？从个人来说，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深深感到：国家在十年动乱中产生了无法弥补的文化科技断层，我们个人也在学习知识的最佳年龄段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这是一辈子弥补不了的损失！而且仔细想来，我们在农村又做了多少真正促进农村社会文化进步的事呢？在贫脊土地上的刨食还不够养活自己，更别说开荒种地破坏环境了，那些青春不也是在荒废吗？我们做的一点点好事和得到的一点点锻炼真能和被耽误十年的青春相提并论吗？非走这条路而不能建立起正确的三观吗？再想想那些不仅没有我们的幸运，且在下乡期间和后知青年代处于非常悲惨困境的绝大多数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更是不堪回首了。从反思的高度评价这场运动：它不过是一场以个人意志发动的反历史规律浩劫！也是一场＂农民、知青、家长三不满意＂的违背人性的人为悲剧！

　　我特别同意著名学者邓晓芒教授的看法：就我本人来说，我是上山下乡的"受惠者"，本应该高调宣扬"青春无悔"，但我觉得那是一种缺乏反思的心态，而且有些自私。

　　下乡期间的老照片不少，每一张都可写一段故事。这里谨作为老照片展示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插队的村子在延川县青平川里，右边隐约能看到史铁生（著名作家，《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作者）和孙立哲（当年全国知青模范，赤脚医生）插队的村子，我们是邻村。这张照片是12年回村时照的，退耕还林的黄土地已经披上绿装不那么苍凉。照片右侧原取水的沟口也盖起了新窑，我们刚下乡时，每天到这里担水上山到川对面村里最高处的窑里。

　　恐怕许多在延安插队知青都会在延河大桥和宝塔山照张标准照，一般都是专门花钱照的。

　　右边照片是1971年清华发小籍传恕来陕北看我们，我们陪他一路一百多里地走到了延安去坐回京的长途汽车。那时已经过了劳动关了。去趟公社来回走三十里，赶个集也要翻两架山，来回得走八十里。最长的一次是69年秋后，地里没有什么庄稼活了，知青们都想回家过春节。刚开始上边怕北京知青返城后不回村，不让车站卖给北京知青长途汽车票（后来控制不住放开了），我们太阳落山从村里溜出，向北走了一百二十来里路，到第二天中午走到没有知青插队的榆林地区清涧县，买到了回京的长途汽车票。

　　前排两个小孩从左到右是李子壮和我，后排是初二孙立哲、高一的藉传恕和高三的陈小悦。陈小悦当时在我们上川张家河村插队，后来成为国家会计学院院长。藉传恕没插队，分到北京木城涧煤矿当工人，当时煤矿工人的工资对插友看来可是大款，插友们回京总是吃他大户。我去过一次他们煤矿，老藉退去煤黑的脸惨白，大矿算是环保条件好的，但时间长了肺就完了，真不是人干的活儿。现在他美国大学教书。

　　刚插队时，县里派人给各村知青照了一张合影。许多知青也就这么一两张照片了，每人特意带上像章作为装饰。插队刚开始的一段日子农闲准备过春节，每天还相互监督坚持早请示晚汇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没多久开始送粪春耕了，每天累得孙子似的，自然没人提了。尽管现在看来似乎有点可笑，但更可笑的是一切似乎在重演！

　　我们村知青合影：从左到右，前排郭励强、杨锐、庞沄（我）、赖惠、李景红、庞荧（我姐）、陈红；后排张益锋、张允昶、李蕾、翟桂琪、朱之丽。

　　清华教授家有相机的不少，但舍得让孩子带下农村的不多。感谢父母开明，让我得以留下青春的足迹，也为知青插队的历史留下珍贵的图像资料。这些老照片，均来自我的上海582牌135胶卷相机。一开始先摆拍标准陕北老农照，老羊皮袄是拦羊老乡的。身后是牛棚，那里发生过老乡故意撺掇知青杀驴，然后突然撒手闹的笑话。

　　延安老镢头代代相传，开荒全凭它。想起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当年开荒还感到一种豪迈和理直气壮，其实是破坏生态使黄土高原更加贫瘠的根源，真是无知无畏。和革命的老镢头合影也是必须的，这时的装束已是标准的陕北汉子了，坎肩和鞋都是特意花钱让婆姨们做的。刚开始知青分散住老乡家，安置费下来后，给我们知青㧜了这三眼石窑。

　　当年在前村川对面拍的照片，前村有三四两个生产小队，因为川地多相对富足一些，能看到一些石窑。其实知青去之前，村里是不欢迎的，那地方太穷，觉得知青去了会多抢口粮。书记大队长都在前村，我们去之前队干部先开过会，结果却是把知青分在最穷的后村一队，美其名曰照顾一队，并许愿一队可以小片开荒（那时政府已经不让开荒了，而且早就没有大片荒地了）。

　　我们住在后村，除了川边看得见的这些窑洞，左边沟里进去还有几户人家。后村基本是土窑，土窑不坚实，许多老乡窑里用柳树粗枝弯成穹型支撑住开裂的窑顶，窑塌了砸死人的事时有发生。知青的三眼石窑盖在照片中我上方的那片枣林后边。

从左到右是郭励强、杨锐和我

　　蛮荒苍凉的黄土地，光秃秃的山头望不到边，永远难忘的是第一次爬上山头时印象，看得见＂乌蒙磅礴走泥丸＂的画面，却没有了壮怀激烈的革命豪情，更别提什么伟人气魄。一片泥丸的远山，偶尔矗立着的一棵树，好似影片中抗日时期的消息树，一片死寂没有人烟，不免心头掠过一丝凄凉，不知如何走出大山，不知家在何方……

　　人是忘性很大的动物，随着逐步适应了第二故乡的生活，就开始做起了改天换地、巡视大江南北的中国梦！

　　苦日子太难熬，劳动之余找点儿乐子。居然不约而同把珍藏的红领巾和红卫兵袖章都带来了。细想想，从小就被洗脑：做……主义接班人，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陕北受苦人？），就是乌托邦式空想，恐怕离人民的福祉南辕北辙呀……

　　又想起一件事，我们拍的《回首黄土地》电视剧也有遗憾，复课闹革命时各派红卫兵已经不带红袖章了，可电视剧里的知青们还带着红袖章下乡。我因为上班没去实地跟拍，服装道具上出现小漏洞。

　　劳动第一课，挑水、打柴、做饭。这一担水六十来斤，对高中生还行，对我们三个才十五六岁的小孩还真够呛。刚去时被分在最高处一户＂富农＂家的闲窑里，冬天雪地里到川对面池子担水，舀满两桶水一步三晃担上山，往往就剩了一半，偶而还人摔桶翻白跑一趟。刚去时农闲，还访贫问苦，和贫下中农一帮一一对红。一问才知道＂富农＂是假的，土改时摊派指标，当时觉得富裕是脸上有光的事。95年再回村，＂富农＂享受着退伍军人补助。

　　柴越打越少，甚至得冒生命危险去崖畔上砍柴，我们知青就主要靠买煤，老乡管煤叫碳。一开始是男生去担碳，烧不了多少日子又得去。后来队里总算有了排子车，但村里驴少，推磨还轮不过来，拉碳只有自己当牲口，来回四五十里路。这是张益锋、郭励强和我拉煤回来。

　　陕北有好煤，但我们那里的煤层薄，小煤窑几十米深的煤层还不到一米厚。帽子上挂个稠油灯坐牛皮包里用辘轳摇下去，掏煤的都是生活过不下去拼命挣俩钱的农民。掏煤只能躺下侧身挖，然后驮煤爬行到竖井下用辘轳摇上来。看到摇上来只露出眼睛的掏碳工，只感到比万恶的旧社会还旧社会。本想下去体验一把，终究没敢。中煤是好煤，500斤4元钱，用纸都能点着，火旺但不经烧。家境好的老乡也会买含些带石皮子的煤，便宜经烧。

　　转磨拉碾用驴得排队，往往还得人推。有人推一会儿就晕，奇怪驴怎么不晕？看了驴的眼罩明白了。我推磨从来不晕，后来发现到澳洲深海钓鱼也不晕，就像蚊虫咬不咬不知道一样，整个是个无感之人。自己箩面知道了头两碴筛下的就是富强粉，可我们饿得连老乡的糠饼子都要来解肌腹之饱，哪舍得这样吃？一点儿都舍不得浪费，筛过五六遍后才部分作为猪的饲料。那五六遍以后的老乡叫黑面，实际上是纯䄮子面，那老乡喂猪也舍不得。现在最健康的全麦面包就是从第一遍到三四遍的麦混在一起吧？我们那里全年分到的一点儿麦子也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而且是表面一层白面，里面全是黑面。捏成各种形状的馍上点画上植物色彩，花花绿绿十分好看。陕北人叫子槌（子推），相传是为纪念春秋晋国（山西介休）＂割股奉君＂的介子推。不过随着72年以后知青的逐渐离去，粮食都给没走的留下了，我们不再挨饿了。

　　用碾子将新下来的嫩玉米粒压碎烙成饼真好吃，少许小米加青黑豆压成饼熬的粥叫“钱钱饭”（老乡缺什么想什么）。若压小麻子出油，老远就能闻到香味。

　　上图是宝兰帮我姐磨面，下图这孔窑是女生刚到村里时住过的，院里住着一个80多岁老奶（nia），外庄妈在压小麻。

　　我们户知青的账本。钱是大伙儿凑的，统一管理。可看出当年的物价，一斤猪肉一元钱；36个鸡旦二元钱。有时我们个人也会买些鸡蛋、蜂蜜等农副产品充饥。、

　　家境好的知青户一般都有过报复性消费的比吃。我保持了我们村知青最高记录，一次性连着吃了12个鸡蛋，噎得说不出话来，打嗝都是鸡屎味儿。后来和铁生聊到此事，才知道他都吃了15个，上川知青陈小悦（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当年一次吃过20个鸡蛋，120个饺子！真是饿死鬼转世。还有一年下来总算分了点小麻油，知青早已没有油水的肚子再也经不住诱惑，也不管什么细水长流了，我们居然炸了油饼，还没滚热的小麻油闷倒一炕知青！

　　春耕开始了，经地、拿粪，点种，打土坷瘩填埋（平地往往是人站在牛拉的荆条木耙上抹平埋住刚撒的种子）。牲畜少，不大的牛也得两头拉一个犁干活儿。这活儿一干就一天，送饭的来了，刚抓过粪的手用土搓搓，衣服上蹭两下，拿起干粮就吃。不过牲口太少，很多地还要人掏。特别是大队特许的小片开荒都在陡峭的边边角角，牲口转不开。

　　女生也要学耕地，开了先河。我姐在学校是航海队及投掷手榴弹的，有劲。

　　贫穷的陕北，古老的梿枷竟然还是农作物脱粒的主要工具。打梿枷时把媳妇女子蹭上（驱赶上）是男青年释放荷尔蒙的表现机会。恐怕只有我知道两张照片中哪个是我了。

　　夏天的麦场和秋天的谷场中间歇息

　　扬场是个技术活儿，特别是风小的时候。这时有个鼓风机就好了。

　　我和三娃在扬场。

　　还有的用牲畜拉石磙子趟场，这是秋天套菽（高梁）脱粒。看我裤子上补丁落补丁的针线活儿还不错吧？那是我自己的手艺！

　　科技种田的谷穗确实好，又粗又壮。可惜能浇水的川地太少。

　　我和宋志荣（大队副书记）陪驻队干部齐世雄查看杂交谷子

　　秋收后分到的玉米先上架，晒干后再槌打脱粒，脱不干净的上手搓。老乡炕上还会有些炕干的玉米棒子，没事时老婆婆们就盘腿坐炕上用椎子捅出沟后，用两个玉米棒子摩擦脱粒。

　　＂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到了我们那会儿，变成一顿吃稀，一顿吃干。老乡那干的也是半䄮半糠，我们知青每人有45斤毛粮，不掺䄮子照样不够吃，还蹭吃老乡的豆渣饼糠窝窝。村里三天两头有讨饭的，一开始知青不给，觉得是不劳而获。后来才知道是榆林地区下来的，我们前村收留了一个榆林米脂下来的生产队长，据说连树皮都扒着吃光了，村里人都逃荒走了，他是最后一个离开村的。73年那年大旱，榆林地区整家人背井离乡逃荒，延安用卡车往回遣返，让我们体会到了什么叫水深火热。

晚上九点才收工回来喝上＂钱钱饭＂。菜就更没有了，队里给我们送来些头年的洋芋、胡萝卜，没有油，白水煮撒些大盐，没滋没味，也没吃多久。那时除了吃些乡亲们送来的一点腌萝卜丝，最好的下饭调味品就是辣椒。一碗面上如果没有红红一层的辣子，就不够味！

陕北插队七年村里一直没有电，一直到我离开时，知青窑前的沼气灯第一个点亮。家境好的老乡用煤油灯，许多生活困难的老乡去永坪油矿弄点废弃稠油点上，熏得满窑漆黑。郭励強的这张照片是我架在椅背上用B门拍的。

　　受苦人一年挣不下个钱，卖些鸡蛋喂头猪是仅有的收入来源了。头春上赶集抱个猪儿子回来，尽喂些野菜掺和少许糠熬成的稀汤。半死不活地养到秋，骨殖架子有了，稀汤里方能见到几粒套菽（高粮）粒，为的是到年前赶到集上卖个好价钱，还上头年跌（欠）下的饥荒、凑上来年的部分开销，年复一年。所以只有个别光景好一点的方能自己杀个猪，留下小半扇后拿到集上卖。知青下乡第一年吃公家粮，别说肉，简直没有一点儿油水。正长身体的我们个个像只饿狼，45斤的细粮还饿得撑不住，吃着乡亲们的糠饼饼那叫香。第二年有的知青不回来了，或者一住北京好几个月，粮食省下了，我们也开始养猪。头一次养猪也不知咋了，刚买的猪儿子没几天死了，照样刮毛去肚美餐了一顿。我们的猪待遇比老乡家的高得多，懒得挖野菜，平时就用麸子和糠掺点棒子面喂猪，喂得我们的猪不长个净长肉，看着就比老乡家的圆。长到三、四个月，我们就按捺不住馋涎欲滴的口水了。

　　听说岔口的知青杀猪折腾了一天，从大清早捉猪，十来个人追了一天，直追到太阳快下山，那猪方才跑不动一头栽到地上。我们的猪找老乡张应旺杀，喂食当中张应旺一把抄起后腿，我们一拥而上把猪按在架好的门板上，倒底是行家，一刀从咽喉直插心脏，利索！在灶房门上也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话，＂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以作提醒。吹猪是为了刮毛，先在后小腿上切一个口子，用烧火的铁捅条在皮和肉之间捅几个通道，一个人往里吹气，别人用棍敲着使进去的气均匀扩充到猪体的每一个部位，把整个猪吹得鼓涨起来。我是人家吹好并刮完毛才试了一把，满嘴的油腻，赚了。

　　陕北黄河边的大红枣是有名的，所谓"河畔枣"有两种。一种是"团枣"，大而圆，水多肉厚松脆，生吃极佳；另一种称为"芽枣"长圆形，核小肉多皮薄，做醉枣甚好。贫脊的黄土地由于干旱和日照时间长，种植出来的大红枣以糖份高、无虫咬闻名天下，满满一碗大红枣待客更是陕北高原代代相传特有的风情。

　　秋高气爽，枣树湾里一片绿荫点缀着星星般红色的果实，收获的季节到了。打枣那天像过节一样，全村男女老少圪蹴在枣堆旁一边等着分枣，一边尽情地享用着，这是以粮为纲的年代里唯一允许保留下来的果树了。

　　在老乡的帮助下，我们醉了满满一水缸枣。醉枣简直太容易了，首先挑没有打伤的枣洗净放入缸中，半人多高的水缸基本放得满满的，然后用一个小碗盛二两烧酒放在枣上，最后用泥把扣在缸上的盖帘一封就好了。一个月的工夫即可开缸了。当打开盖子时扑鼻而来的浓郁的枣香加酒香真能使人醉倒，碗里似乎还有酒，但已闻不到酒味。可这点烧酒竟能从上而下将满满一缸枣熏透真是不可思议。那醉好的枣明晃晃呈半透明状，表面渗出一层蜜一样的糖浆，里面也已经被糠化，咬一口咯吱吱像在吃白砂糖。哦，想起来唾液就往下淌！

　　我们干一年每个人分到手的钱。需要说明的是：

　　1、我照片上写的是分红，实际不应该叫分红，应该叫平粮钱。粮钱不包括其他副业收入（当然也没有），其他收入才叫分红。什么叫粮钱呢，就是把所有打下的粮食按国家收购价合计成钱，然后除以全体社员的全年工分，就可以得出工值。本来按劳取酬是应该按工分分粮，但为了保证劳力少人口多的家庭有基本口粮，各队根据打下粮食的多少决定按某个比例分粮食（如二八开、三七开、四六开）。所以平粮钱不过是人口多劳力少的给劳力多人口少的出钱，我们知青户全是劳力挣工分自然是得粮钱了。

　　2、我们知青的粮钱是207.17除以1194.5=0.173元/10分，既知青得钱的总数除以知青所挣的全部工分就是每个工应得的粮钱。因为知青每个人做饭的天数不同，为了公平起见，我们知青灶自己把做饭的工加进去又重新计算，所以0.15元/10分是我们户知青应得的粮钱。

3、工值应该是0.173元/10分加上知青分到的粮食除以人数和365天，因为我们每人平均一年分的粮食就200多斤，加上土豆白薯也不到400斤，所以每天只分不到1斤的口粮和1角多钱，这就是我们的工值。

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劳动一年得了二十多元，将够回一次北京的路费。实际上这点钱也没拿到，直接就入了知青户的集体账上用作平时开销！

　　知青当饲养员的不多，拦羊的更少。铁生因为腰坏了，后来当了队里的牛倌。知青当饲养员的好处是不偷料。拦羊的一般都是干不动活儿的老汉，哪有草哪草好门儿清，用羊铲铲土疙瘩轰羊也是门技术活儿。刚去那年拦羊老汉就从崖上摔死了，我们也第一次听到有曲调的哭坟：大大（父亲）吔，我那可怜的大大呀，死了连个窑也没挣下（因为没死在窑里）……

这张照片是杨锐在下工时假拦羊，肩上扛的是砍柴的镐。拦羊的一般用把子很长的拦羊铲，很远就能铲上一锨土准确地抛向跑偏的山羊，他们也时常带个镐或小镢顺便砍些柴回家。

　　打炮眼，放炮炸土打坝。炸下来的土用来在沟底建坝，下雨时冲下来的泥水在库内沉淀淤地，那都是山上肥力大的熟土，坝内又能留住水不旱，庄稼长得好。雷管是买的，炸药是自制的，用一定比例的硝酸和谷糠炒制而成。用时将炸药装进牛皮纸口袋，插上雷管和导火线后封上口塞进挖好的巴掌宽的窄洞里，用土塞住洞口并捣实，引线至二三十米以外点火即可。炸药的威力还是很大的，现在想想还真危险！

　　我的＂拜识＂兰庄就是在建坝时，被滚落的冻土砸断了腿。

　　打夯建坝。铺一层土，打一遍夯，从坝底到坝顶，小坝也得五六米高，沟口大坝就得十来米，最后在坝顶原山体上挖出一个溢洪槽。下雨坝里泥水沉淀后用虹吸原理将坝中清水吸出，以便晒干种地。有一次竟然在管子入口吸住一只王八！真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大补呀！不过稍有不填土坝就会在洪水中坍塌，就算没有漫坝，也容易在地基和与山体结合处出现微小裂缝，洪水袭来时出现管吸现象。这时千万不能逞能跳下水去堵，闹不好就吸进去溺亡了！

　　那些年开展农业学大寨，造坝修梯田成了硬指标。除了庄稼或好把式，基建队上基本都是老汉、半大小子和婆姨女子。知青在这里就算壮劳力了。基建队里的半大小子女子打夯唱起夯歌是调情的好机会，休息时打情骂俏和厮打摔跤更让知青瞠目结舌。那时男知青都抽上了旱烟，不仅学会了卷烟炮，甚至有的还置办了烟袋锅子。好友王新华曾在＂野草＂一文中写道：我天天都饿，想吃点东西，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卷陕北的小烟，猛抽几口，顶住难熬的饥饿。

　　队里不知从哪里请了个张木匠给我们的新窑做门窗。张木匠走南闯北很有见识，和我们知青聊得来。我们男知青都想和他学两手，既可以帮他打下手，又不会抢他生意，还可以拉话解闷何乐而不为。于是，我们每天收工了就来向他学木匠手艺。也了解了从砍伐原木到制作成家具的全过程。

大树先用锛子去除树皮和枝杈结疤后划线用大锯开方（锯成4、5厘米厚的木板），得用大绳绑在树上，再撬上木棍用篮子里装石头绞上劲。锯完一端再调头锯另一端。小树用中锯开方，架在长凳上就行了。锯成一块块的木板须垒起风干后再锯成木方或加工成更薄板材。

　　除了通常的锯、鉋子、凿子、平斧这些工具，还有锯各种形状的花锯和刨各种花边的花鉋，即使平鉋也有粗鉋、细鉋、长鉋、短鉋之分，凿子也有不同尺寸。总之，做木匠至少要有一套二十来件不同尺寸的家伙。

　　我给自己打了个木工箱，置办了除大锯和锛子大型工具外的全套工具。记得我自己用枣木做的鉋子，刃口角度计算合适，缝隙也非常窄很是得意。另外，我自己还用硬度很高的枣木心精雕细琢了一个墨斗，非常漂亮。可惜几年后回京都送给了老乡，没能留下来做个念想。

　　四队在盖新牛棚，能上手的都上手。

　　我们男生把炕扒了，每人做了一张木床，还有书桌、书架、木箱子。最盼下雨不出工，可以看书看报和娱乐。刚开始唱的吹的是＂二百首＂，后来吼的是信天游唱的是酸曲。

床上可以支蚊帐，真够奢侈的。那不是我的床，我这人什么都不咬，臭皮囊一个。不过身上的虱子是少不了的，还捉了一小瓶虱子带回家去。为了不给家里添麻烦，回京前三天，就往身上抹杀虫的六六六粉，别说，真管用！

　　我在自己的床头画了一个动画片里的兎脑。陕北老乡家的木柜一般都要画一下，其实传统图案就那么几种，我也学了几招。知青里给老乡画过箱子的有几个人，铁生給乡亲们画的箱子被担去集上卖，后来说是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十年前还真把这对箱子找到了，因铁生成了名人，只好花大价钱买了回来。

　　女生窑还是很简陋的，保持着原始的样子（毕竟男女生基本还是不大说话的）。炕横在一进门左手边，大箱子成了学习的桌子。倒底是女生，苦难之中也要展示美，摆上着盛开的山丹丹花。记得当初为了建村里广播站，我和杨锐自制了一个麦克风，悄悄地放在女生窑窗前测试效果，通过从家里买的三用唱机的扩音功能放大，女生窑里马蹄表的啼嗒声都听得一清二楚。老乡说，听洞房用上这可美了！

　　1971年后，中央给知青点支援了一些劳动工具，孙立哲他们村分到一台手扶拖拉机，我们村分到的是柴油机和水泵。这是我在发动柴油机将川里的河水泵上来浇地。

　　知识青年这个称号有点儿尴尬，特别是我这初一还没完的老68届，也就是小学水平吧。但几乎村村都有知青担任村里的小学教师，因为那时农村教育太落后了。

　　我姐当教师时间最长。

　　两个＂孩子王＂和她们的学生。这些当年的孩子有的走出了大山，是对知青感情最深的一部分老乡。

　　学生们在地头表演＂五个小八路＂，前排左边的小姑娘宝兰儿在我95年回村时特意赶回来，她后来也当了教师，还获得普遍话比赛第一名，一直念着知青的好，让我们在有了一点点苦难的同时，也有一点点光荣。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我们去之前，老乡都是刮或剪成的锅盖头。我们利用空余时间给老乡修脑（理发），捍毡似的乱发用坏了几把推子。好在我们走后老乡再也看不上那锅盖头了。

　　我们男知青窑门的字＂金书可涤胸怀磊，红史应激胆气扬＂，是高中生张益锋写的，我又描了一遍。94年回村时还能看见。报纸都是到公社顺的。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补丁上面叠补丁，即平展针脚又小，手艺赶上婆姨了。记得上面用石磙子趟场的照片吧？这就是正在补那条裤子的实证。

　　我们那都是山地，住在沟里或川里，按说是不缺吃喝的水，洗衣在河边，平常擦洗一下也方便。如今那清凉的河水已被满山采油的磕头机出来的废水污染，不得不从很远的沟里引水。当年只是上山干活一天叫水，尤其夏天得渴死，比饿还难熬。我麦收时节从来爱干送麦子的苦活儿，就为回去能喝口水。后来和铁生还说起自己一直琢磨当时为什么不带个军用水壶呢？铁生说："我后来想过这事，你说那么渴，一人拿一个水壶不就完了吗？其实（潜意识里）就是得和老乡一样，不能搞特殊化。没那意识，想都没想，连为什么不都想不起来！"

　　公社管理知青的干部高贵红，对知青工作认真负责，和知青关系不错，他很早就想把我抽调到县上去吃公家饭，可我除了回北京哪也不想去，一插就是七年。

　　70年北京派来了干部，以携助管理知青工作为名，下来的也大部分是单位里被边缘化的人。我村女干部陈竹寒（第二排左二）＂臭老九＂出身，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来了受苦关都不易过，还常被知青讥笑，哭了不少鼻子，怎么管理？想想也真够难为她的，好在两年多就撤了。

　　老付是我们公社北京干部的头，原来是北京王府井书店的党委书记。

　　插队时，我们户知青中传染了甲型肝炎，先后有6个知青感染。男生最早传染的是郭励强，无力、没胃口。特意给他做的鸡蛋面吃了两口不想吃，哪舍得扔？都让我吃了。我后来的反映只是眼白发黄大便成灰色的，无力和厌食的感觉一点儿都没有，当我和另一个男生拉排子车把病了的女生拉到40里外的油矿医院检查，结果她转氨酶400多，我转氨酶600多。后来所有的人都陆续回北京了，就剩下我一个人，白天也不干活了，只去各队领分给知青的粮食。家里三封电报也没回去，只好寄了些葡萄糖来，我天天胡萝卜大枣，一个月后自已就好了。这张照片是我得肝炎时期无聊踢键子。

　　老乡高儿在集上鼓动着与我合伙买辆二手自行车，当然是我出大头，记得我出了80元，他象征性地出了零头。他负责保管，因为他知道若我保管就谁都可以骑了。回城时车子当然就给了高儿了。前两年回村遇到高儿，他开玩笑说：咱俩再合伙儿买辆汽车？

　　这是我养的黑虎。知青养的狗都有一个共性，不管是哪个村的知青都是它的主人，从来不叫不咬。可即使本村的老乡来，它们照样从嗓子里低声吼着通知我们。一次回北京，天还没亮就得赶路，到四十里外的永坪镇坐长途车。我回头撵'黑虎’，它乖乖地站下了。可当我翻过山去，走在黑黑的山路时，突然发现后面跟着个黑乎乎的影子。我以为是狼，手电一照原来是'黑虎’！又赶它，它怏怏地往回走了。谁知道，它从此再也没回来。也不知它是偷偷跟我到了镇上，还是丢失在回家的路上。我到现在都深深地怀念着它！

　　更有神的是这条我们邻村齐家坪知青的狗，它的主人都走了，索性在我们这条川里逛开了。有意思的是它总能找到各村的知青窑，住上几天又到别的知青户去溜达去了。关家庄的知青原来以为来了一条野狗，本想杀了吃肉，可它逗着知青玩，让他们没忍心下手，住了几天没有了，过了几天又回来了。知青们说，这狗都成了仙了。

　　当年我们知青的消息还是满灵通的，主要是在山头听美国之音很清楚，另外清华附中又有不少高干子女。所以蒙古境内飞机坠毁的事没等下面一级一级传达知青早传遍了。很快由于和北方大国关系紧张，据说为防止从内蒙打过来，延安开始备战。各村成立民兵连及发枪的武装基干民兵，我们村一开始配了三条半自动步枪，每条枪三发子弹。我是民兵连指导员兼武装基干民兵班班长，训练民兵是知青的事，子弹不能随便用，也就是比划着解释如何三点一线地瞄准，比赛那天的实弹射击我们居然得了第一名。后来我们村回来一个退伍兵，在新疆当兵时管理弹药库，带回来了不少子弹，于是劳动之余打野味成了一大乐趣（那时可没有什么保护野生动物的概念）。

　　这是当年民兵的学习材料，一个后来当过坦克兵的知青说：还手榴弹打坦克？那玩意儿比汽车还快，跑都来不及！

　　抽烟袋锅的是我们小队的老队长，对知青真好，中庸、幽默，应付上面的政策透着农民的智慧。另外两个老汉是兄弟俩，典型的老实厚道型。我们从这些老人们身上不仅学会了各种农活儿，还了解了陕北的文化，农民的文化，可惜这一代人几乎都已经走了，再过一些年，知青到陕北也只是一个说书匠嘴里传说式的桥段，当然，那得是说书这一形式本身还在民间流传······

　　田间小憩的照片更自然。插队两年后知青成了香饽饽，各队抢着要，我们就代表各队参加劳动和分粮了，这是我和三队的乡亲们。

　　玉皇山原名寨子山，是我们村对面的一座山，可到山顶得走好几里路，那是周围最高的一座山，站在山顶上环视四周，连绵起伏的山峁和纵横交错的沟壑在脚下一望无际，真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老辈人说山上曾是驻扎明末李自成起义军的山寨，山顶上四面峭壁，只有一条路可进山寨，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也是寨子山名的由来。如今山寨早已荡然无存，尽管峭壁也已坍塌得四处可上，然而从那山顶上的一圈土楞仍可看出寨子的痕迹。再后来这荒废的山寨上盖起了玉皇庙，而关于这个庙又有个传说。据说当年玉皇庙盖在离村子不远的一座小山上，可刚立好玉皇大帝的牌位第二天就没有了，后来发现牌位在寨子山的山顶上，按乡亲们的说法，是狐仙把牌位叼到了寨子山上。于是乡亲们把玉皇庙迁到了寨子山顶上。从此，寨子山改名玉皇山……

71年，玉皇山上闹了一次王母娘娘的第九个女儿九仙女下凡的传奇事，让我们领教了一次农村的愚昧。

　　最希望更多地拍摄生活状态下的老乡，可这样的全家福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生活在赶集都要走40里路的山沟里，拍张老少几代的全家福是个不可能完成的奢望。这是紧邻我们知青窑的海儿一家。

从窑洞的类型可以看出海儿有个殷实之家，土窑洞箍了个石窑面。念过初中的海儿算是村里的文化人，不仅担任了大队会计，而且还参加过医疗培训，会扎个针治个头疼脑热的。海儿大（父亲）是个勤劳能干的庄稼人，腰里总别着个小鐝，受苦歇歇时不是搂点柴火就是掏点苜蓿小蒜。两个勤劳朴实的男人撑起了整个的家。

海儿大长得刀砍斧劈般雕塑型的质感，高高的鼻梁和深深的眼窝，典型的汉民族和鲜卑民族融合的结晶，这样的汉子在陕北比比皆是。海儿妈的经典在那三寸金莲的小脚，恐怕50年代出生的人未必都见过。我倒是从小就见过带我长大的保姆那一双小脚的写真，脚趾攒在一起变了形的三寸金莲更像一个肉粽子，中国女人真苦呀。这张照片距今已快半个世纪，如果只看海儿父母这身打扮，与一个世纪前没有变化，时间是太快了还是太慢了？其实我们和古人没有相距太远！

　　72年秋后开始大批招工了，这是乡亲们到路口送郭励强和张益锋去陕西汉中三线厂，搭乘的拖拉机是上川鸭巷的。

　　1971年的春节，头年风调雨顺遇上了难得的好年成，又开了不少片荒，对我们那往常工值只有一毛多钱的穷山沟真算是大丰收了。乡亲们说是托知青的福，（因为上边不让开荒，我们说毛主席还曾号召军民开荒大生产呢，其实是破坏了水土保持），就像鼓动我们带头开荒一样，乡亲们又开始转着弯地说服我们："哎呀，原本过年可红火哩！又转灯，又唱戏闹秧歌，可美了！啧，后来人家说是啥四旧已经好些年不让闹了！"说得我们心里痒痒的："这不能算四旧吧？咱们今年闹一下，咋样？悄悄介！""能行？""能行！有事就说我们知青让闹的。"没想到悄悄闹起的红火竟成了历史上绝无仅有最热闹的一次。

这是白天排练闹红火的节目。

　　二人场上扮演婆姨的李朋亮小时出天花一脸麻子，却是村里有名的伞头子，我的酸曲大多是从他那学来的。他扮起婆娘跳起来腰枝扭得可美！

　　搬旱船是北方民族共有的风俗，白天练习时旱船用门帘一围，其实正式表演时一圈花围挡很好看，船中女子的衣襟里伸出个人偶似的腿和小脚盘坐于船头，女子的脚被船的花围裆遮住根本看不到，小碎步倒得稳稳的，就像坐在船头在水中漂荡。

　　这是当年采风记下的民歌，都是闹红火时唱的，还特有典故，如：

天上的桫椤树什么人儿栽呀咳？地下的黄河儿什么人儿开？

什么人单把三关口呀咳？什么人出家无有回来么呀呼咳？

天上的桫椤树王母娘娘栽呀咳，地下的黄河儿老龙王开，

杨六郎单把三关口呀咳，韩相子出家无有回来么呀呼咳。

　　转灯是闹红火最重要也最有说法的内容。灯场是由406盏灯组成的365个方格阵，每个格子代表一年365天的一天。灯是用半个萝卜或洋芋（土豆）掏成碗状，里面倒上一点大麻子油做成的，把三根套菽（高粱）杆扎在一起，下端埋在地里，上端叉开放灯，每两个灯之间再用套树杆连接成宽两米左右的人行通道。整个灯场的布置令人称奇，乡亲们没有任何参照图纸，信手捆扎，从灯场入口到出口转了个遍也没一步重复路，要知道转一圈有一里多路呀！出于好奇，我走一步画一步，才绘制出这张迷宫般的路线图。乡亲们说，这还不是最大的灯场，只有4个"城池"，最多有9个"城池"的，故也叫转九曲，据说传自于古老战法＂黄河九曲阵＂，真不可想象那该怎样摆法。转灯时从入口开始一个城池一个城池地转，最后转到灯场的中心灯山。所谓灯山，其实就是桌子上扣个斗，斗上扣个升子，升子上扣个格子（10个格子的容积为1升）。每一层都摆满了萝卜洋芋灯，顶层的格子上是一盏最大的灯，远远望去，灯山矗立于灯场中央甚为壮观！按当地迷信说法，谁家有人难活（生病）了，哪个婆姨不生养（生育），就捍上个灯转到灯山和那最大的灯对着火，即可带来好运，这也就是转灯的含义。

　　转灯那天夜里，整个清平川都沸腾了，上川、下川、各村的秧歌队和乡亲们打着火把络绎不绝地拥到我们村，甚至还有几十里地翻山过来的，连公社的干部都来了！我们小小的河滩地、甚至干涸的河床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灯场的辉煌和人们手中的火把组成的壮丽场面至今历历在目。记得当时我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把相机架在一个椅子背上，用B门留下了这美好的瞬间。

　　从插友王克明处找到转灯时九个城池的摆法。

　　插队生活的最后一年，村里只剩下两个知青，开始感到孤独，大有兵败如山倒的感觉。这时公社来人问我是否想参加《整顿农村基层组织》工作队，这个工作队已有好几年了，以前我们村就有知青参加，因为有县里公社各级领导参加，而且高高在上不参加劳动，我看不上故从不想参加。这次有两个特例，一个是全由女干部组成工作队，一个是全由知青组成工作队。公社想让参加过几次工作队的回乡青年高卫东当队长，让我当副队长，再带两个回乡知青当队员。我一听挺高兴，让我在农村又多了一个生活经历。整队中，三个回乡青年让我整得够呛，几乎天天让我蹭上和乡亲们一起干活儿。

当年正赶上批资产阶级法权，在农村就是革资产阶级尾巴，抓私自开荒自留地，抓领导班子不团结。记得当时整了一个所谓不好好干活的二流子一刘黑，其实人家不过是私自去掏碳窑挣钱去了而已。领导班子的矛盾也没能很好彻底解决，提拔了一些有热情的年青人……总之，荒诞年代干的都是荒诞之事，不过和那山沟里的乡亲们处得真挺好。

整队结束后我就接到了困退回京的通知，到北京后高卫东来信说我们工作队被评为从不脱产的先进工作队，他要去延安参加经验交流会……

　　下面是我整队工作时画的调研图。这个村在一条沟底，没有川地，全靠打坝淤地，但我再一次感受到，越穷的地方人们越朴实、越勤劳，在那里的半年整队经历让我近七年的插队生涯有了一个美好的结束。

　　1994年在奔赴延安的火车专列上，CCTV随团采访的《难忘黄土地》专题组王桂华导演看到我随身携带当年的笔记、照片等"文物"，当下决定由她带队加派一个摄制组，一到延安就离开大部队提前跟拍我回村的过程，然后马上返回继续按原计划分组拍摄。

我刚进村时把比我还小的当年的"拜石"（结拜兄弟）长民认成了他大（爸）。

　　这部专题片很快也被北京电视台春节晚会导演组看中，96年的春晚，他们准备搞一个与分布在祖国东西南北中的北京人共度佳节的节目，而中部就选择了延安。导演组策划我作为回京的知青去探望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共度佳节这样一个情景，并准备在我们村拍摄闹灯场（也叫转九曲）的场面。那年就提出了"青春无悔"的主题口号，但我认为，留在延安的知青更多的是无奈的选择，如果和他们提"青春无悔"太残忍了，我将无法去面对他们。导演组同意了我的要求，不提"青春无悔"。后来到了延安才意识到，亏得没提＂青春无悔＂，因为留在延安的知青刚刚结束了因为下岗生活困难而在市委门口静坐几天的集体请愿。

这是1995年底摄制组跟我回村时的场面，因为这次要拍转灯得提前准备，所以不止是我们村，其他村也来了不少乡亲，还有县里和乡里的领导。村里还向县文化馆借了不少服装，排了许多节目欢迎我们一行。

　　晚上闹灯场时，北京台的当家主持赵宁在介绍洋芋灯。

　　我当上了伞头子，对起了秧歌：

什么下来一点红？什么下来像弯弓？

什么下来成双对？什么扎起黑个洞洞？ （一阵锣鼓声）

太阳下来一点红，月明下来像弯弓；

星宿下来成双对，乌云扎起黑个洞洞。（一阵锣鼓和叫好声）

　　记得八十年代留校任教时与美国宾州大学环境工程教授的一次谈话。他是一个犹太人，去过陕北专门研究各种窑洞与节能的关系，我对他大赞窑洞的节能效应一点儿都不奇怪，可对从一个外国人口中能说出“延安不能开放，否则那里仅存的古老文化就毁了”而倍感诧异。我惊诧他这么一个外国工程类教授竟然能那么敏感地扑捉到了流传了几千年封闭了几百年的陕北古老文明，也为那古朴民风给一个老外有那么强烈的亲切感而倍觉自豪，说明他不只是看到了表面上的贫穷落后，他更在意的是文化折射出来的人文情怀，而这种情怀是没有语言隔阂的，是世界性的。不幸的是我们没有逃过这一劫，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在急功近利开发的同时，我们得到了更高的物质生活，但失去的是内心的精神家园。

最后用邢仪的一段微信结束，"物质的村庄窑洞没了，精神家园何以存焉？整个中国物欲横流，怎让陕北独善其身？我们的记录就是追寻一种文明，提倡回归一种精神，不为哪个人，为这个民族，虽微不足道，但尽个人所能而已。"

庞沄

写于2018.6.28

改于2023.6.22